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共8篇）

1.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另外，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伦理》第二章，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载体的“新教徒”的证据，基本上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兰克林劝说富商的观点和新教徒信仰之间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时，主要依据英国十七世纪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观点。虽然他一再强调要从新教布道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他对这个命题的引文几乎都是从神学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录出来，而明显缺乏对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实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的准确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论证是有很大缺陷的。

2.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二

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 著述丰富, 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思·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一书最为著名。严格地讲, 学术界并没有将该书作为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 而是作为一部社会学精品。但我们认为这是固守传统的学术分类,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对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极具启发意义。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 这种因素是否为西方文化独有而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通过宗教社会学分析, 韦伯得出的结论是, 基督教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证明这个命题, 韦伯要界定“资本主义精神”的确切内涵。关于“资本主义精神”, 一般的看法如下: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性觉醒的产物, 是近代科学革命相伴随的理性主义, 是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 是一种数字可以量化的资本主义等。韦伯独树一帜, 明白无误地认为:“‘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 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这种汲汲营营……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苟有客观机会可以牟利, 则此一现象即可见诸‘各式各样的人士之间’。因此, 在文化史的初涉课程里, 我们就该断然放弃此种幼稚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 概念推断。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 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 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总之, 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 追求一再增长的利得, 也就是追求收益性。” (前言, P4-5)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至少有以下几层意思: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经营, 不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计划的经营, 不是靠投机、抢劫实现的;资本主义精神培育了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 而不只是这种组织的萌芽。在韦伯看来, 资本主义精神能成长起来, 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法律的约束, 而且需要参与经济社会的每一个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克制与经济伦理。否则, 在强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 种种非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和做法层出不穷, 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遥遥无期, 即使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也终将土崩瓦解。我们甚至可以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与否作为划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水岭, 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见一斑。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社会中人的自我克制和经济伦理息息相关, 那么这种“自我克制与经济伦理”从何而来?韦伯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近代的企业里, 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 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培训者, 全部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 (P9-10) 这个现象说明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在塑造人的行为和职业伦理方面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是, 传统的基督教是鄙视财富、反对牟利经营的;传统基督教在修道院完成修行, 而不是表现为现实的劳作;资本家积累起大量财富是否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被认为是人性的觉醒和追求现世的幸福, 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的大众为什么心甘情愿接受基督教新教“无休止的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律”、“忍受那种史无前例的清教的专制暴政”?解决这些貌似冲突问题的关键, 在于“最积极且最热情的崇信者身上所见的宗教救赎之感”。 (P80)

“宗教救赎”的理念, 在我们这些缺乏宗教体验的人看来, 是非常陌生甚至不可理喻的, 但“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永恒真理的吉光片羽, 其余一切, 包括我们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 全都隐藏在幽深的奥秘之中, 探究它既是不可能又是僭越”, “自亘古以来即按全然不可思议的旨命, 指派了个人的命运, 并支配了全宇宙的一切枝微末节”, “此一教说, 以如此悲壮的不近人情, 对于信奉这堂皇逻辑的那一代人, 必然造成重大的结果, 尤其是个人各自内在空前的孤独感。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 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 如今就此他只能独行其道, 去面对那自亘古以来即已确定的命运。” (P82-83)

“宗教救赎”理念, 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职业伦理。新教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获得作为自我确认的最佳手续, 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惑, 并且带给人心境平实的状态。

二是理性化。新教认为为了给救赎提供可靠的基础, 圣徒们此时的生活便彻底地被理性化, 判断行为的标准不是自利, 而是为了增加神的荣耀, 在不断反思的前提下, 去克服个人的自然状态, 摆脱非理性的冲动和对俗世的依赖。

三是崇尚克制。积极的自制不但是一种修行的目标, 更是实际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态度。它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 坚守并激活一贯的动机, 直至锻炼并培养一种“人格”。

四是抵制功利主义的泛滥。新教是超越性的, 判断经济行为的标准, 不是由功利主义主导, 即不是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把经济行为看作是宗教救赎, 是神意的安排。这种超越功利主义之上的评价标准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平衡。

五是提供了一种评判财富是否合理的标准。在新教看来, 经济社会领域不劳动、不生产财富是不合神意的, 劳动生产的财富主要用于个人享受也与新教禁欲的理念相违背。相反, 增加财富作为一种劳动、一种职业义务, 同时财富不是用于挥霍, 而是用于投资促进资本形成, 这些理念是遵从神的安排, 而甘于贫困却有损神的荣光。

韦伯的出发点并不是批判或重构经济学, 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带给我们全方位的启示:

第一, 提供了一种超越利己行为的经济个体模型。尽管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从个体经济分析开始, 但个体的内涵是空泛的 (效用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 , 只是为个体“类”的分析提供过渡, 经济个体本身被忽视, 而韦伯的“宗教救赎”理念下的个体是实实在在的, 它提供了一个经济分析的“支点”。

第二, 提供了批判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新视角。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哲学观、自利行为三维一体, 在主流经济思想中是不可分离的, 利他行为即使有, 也是或作为特例, 或认为“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韦伯却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超越功利主义的, 是符合神意安排而非听命于功利主义的羁绊的。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序 篇三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深博大，其著作名相迭出，以致艰涩难懂，加上又是帕森斯的转译，翻译起来自然比一般学术著作困难。上述两个版本的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专用名词错讹较多，因为“硬译”而造成的不通不懂之处也多，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大师的睿智与博学，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与明达，语言的机敏与灵秀，就这样被转译文字的粗疏与荒芜，掩盖得只剩下片段零碎的闪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这次重新翻译过程中，也颇能体会前辈当年劳心劳力的苦衷，只希望能在原来翻译基础上稍有进步，庶几不辜负近半年来的“苦行”。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足以当之者。本书处理的主题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上帝新的“言说”（天），后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潮变革，一次最大的思想范式转变（人）。天人之际，最为幽邈难测，探究其间关系，舍马克斯·韦伯这等天才其谁哉！

一切都起源于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公元1400～1600年间，特别是1520年之后，“传统基督教整个结构中的几乎每个部分，都受到了批评性的审查”。原来的信仰、实践机制，或者遭到彻底破坏，或者被打倒重建。于是出现了基督新教，一种新的信仰、实践机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是“我蒙恩得救了吗”，信教摧毁了原来的常规遵奉结构——含有神秘法术的仪式被取消，靠善事圣工得救的道路被堵死，甚至“忏悔”也被告知毫无用处……在这一片废墟之上，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突兀地站立在信仰的天空之下。“预定论”告诉了信徒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对于“我是否蒙恩得救”的问题，又什么答案也没有提供，“它是把信仰问题的全部责任，都转压在个体肩膀上了”，信徒必须自己找寻得救的证据与答案，“自己创造出自己已得到救赎的确证”。这就给人的世俗生活带来了两大变革。

一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转换。新教之前很多“神圣性”的东西，如神秘主义、隐修制度、独身主义等等，都变得不那么伟大崇高了，有的甚至遭到了唾弃，与此同时，原来很多“世俗化”的东西，如日常工作、婚姻、父母、政府等，都在信仰价值上得到了承认，具有了某些“神圣化”的因素。这是一种基督教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也是神圣价值向世俗价值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职业（the Calling）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圣徒就是履行其职责的人”，任何人在世俗行业中也能荣耀上帝，也能找到蒙恩的证明，例如1684年英国一位牧师宣称，“商人以其职业侍奉上帝，并要竭其所能去发展这一事业”。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甚至“清扫房间的工人也如同在遵行上帝的旨令，他须忠于职守，干好工作”。这样经过加尔文教义的置换，俗世中的职业变成了荣耀上帝的手段，发财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罪恶。但散发着神圣气息的“Calling”，始终是一种救赎的“召唤”，赚钱不是为了奢侈享受，而是要荣耀上帝。为了证明自己正受到上帝的恩宠，这些苦行的信徒，就会把剩余资本投入再生产领域，而自己的行为还是要时刻检点，以期符合圣徒的标准。这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制度、资产准备上，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则是开启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过程。新教之前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些浑浑噩噩的，其信仰也是随机成分居多。现在加尔文宗要信徒自己拿出“蒙恩”证明来，这就逼迫新教信徒在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保持警醒、自觉。加尔文宗取消了告解制度，其信徒的忏悔办法是自我反省，最好的工具则是日记。英国神学家比德尔1656年在监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把我们在一天中为上帝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把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记下来。”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加尔文教徒的共同心声。与比德尔几乎同时代的女伯爵沃里克，一生留下了四万页的祈祷、谢恩记录。巴喀斯特牧师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记里面，对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痛悔不已：“偷水果、读爱情小说” 等等。蒙田和卢梭的《忏悔录》风靡一时，也是有此种社会风气背景的。为了获得救赎蒙恩的证明，新教教徒就通过这种不断的反省、砥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归整为一个系统化、理性化的模式，这是一种“入世的苦行”。另外，蒙恩与否的选民观念，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由共同选民组成的团体逐渐具有了对事不对人的特性，这是现代社会组织或是企业组织的合理性格。

由“世俗神圣化”和“日常生活理性化”这两种转向，西方文化发展出一种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人生管理模式，表现在工商业上，便是如何能够有效率地去赚取利润。这便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再往后发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至上”的口号甚嚣尘上，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成为新的“天命”，终于造就现代文明的辉煌，追根溯源，还是从这两大转向处发轫的。

但历史的发展再次走向了反面，世俗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越往后发展，越形成其自身的“吊诡”。世俗的“神圣化”以“祛巫魅”始，逐渐走上了“祛神圣”之不归路，在一个神圣缺席的时代，一切原本用以完成神圣之目的手段，俨然谮越成为一个个头顶光环的“神圣目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这件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而原本用来履践“荣耀上帝”精神的“职业”，从“Calling”变成“Employment”、“Job”，正昭示着其内在神圣性的丧失，而逐渐变质为单纯谋生的手段，“完成职业责任，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职业中的枯燥、无聊、压抑，竟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病症之一。“理性化”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归整始，却日渐陷入疯狂与虚无的泥潭中无所适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以一种狂笑不止的妄自尊大作为美丽画皮的机械性僵化现象”。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种嘲讽。

翻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觉到马克斯·韦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焦虑与担忧，这应该是他著作此书的原初动机，即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成一家之言”的衷心，还是希望能对他那个时代文化上的种种弊端提供救疗的启示，起码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唤起治疗的注意来。

翻译完毕，有两个感想不期然涌上心头。第一，现代化问题终究是起源于西方的问题。从韦伯这本书可以看出，这是欧美文化已经演算了五百年的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而现在我们是被迫将这道数学题搬进自己的文化中，跟在人家后面一起演算。现代文明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决了诸多人类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其弊端，造成的精神、环境等危机也在所难免。在这道五百年的数学题中，西方自有其调节、化解这些弊端和危机的方法，韦伯的这本书便是一个证明。但对于跟着人家演算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找到、也很难使用这些调节、化解的方法。例如韦伯便可以回溯西方文明的本源，从中汲取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智慧，我们就不可以，不说别的，光那些教派名称就让人脑袋大。但当我们也试图回溯到自己祖先的智慧，去找寻可以医疗现代文明病的启示时，却发现在这道数学题中，很难兼容下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我们现在进退无据的尴尬。

所以，如何找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家屁股后头演算，可能成为我们现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与轨迹，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也可以遭遇外在环境变革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它不能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丧失掉自己的文化本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即使埋头“算”得再好，也不过成为一种二流的附庸、傀儡文化，且最大的可能是内部迷惘、混乱日剧，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第二，韦伯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模式，新教信徒的“入世苦行”便是。一方面有着高远而超越的理想，一方面积极入世而履践苦行，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文化发展，都是一种最佳态势，是取得成就的基础模式。两者互为依托，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理想而仅仅入世苦行，那么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必然会裹足不前，人的本能冲动，因为没有超越性理想的升华与克制，必然会升腾为享乐的欲望，物质财富聚而复散、散而复聚，聚散之间，消耗殆尽，更无法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基础与动力；而如果仅有某种高远的理想，却缺少踏踏实实的入世苦行精神，则难免蹈虚陷溺之弊。任何偏颇都会带来危害与弊端，观诸中西方文化发展历史可知大半矣。

最后还要对一个关键词的翻译做一点简要说明。

本书第二部分有一个词非常关键，即“Asceticism”。以前的翻译大都译成“禁欲主义”，我们这次改译为“苦行主义”，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从词源上看，“苦行”比“禁欲”更为准确；。据《新天主教百科全书》（2003年版）云，“Asceticism”一词来自希腊语“Askesis”，意为锻炼、身体训练，特别是指奥林匹克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戒除享乐而进行刻苦训练。早期基督徒借用该词，指为获得美德而进行的灵性训练。刻苦训练包括“禁欲”，但还有训练的意思，迥非“禁欲”所能包括。

二、比较两个词的语体色彩，“苦行”带有褒义，“禁欲”带有容易引人误解的贬义，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特定时代思想的反映。而且翻译成“禁欲主义”，词的外延较为狭窄，似乎只是“禁止欲望”，甚至更褊狭地理解为“禁止性欲”，然后又按照现代人的眼光判定为不人道。其实该词在本书中不仅仅有遮止意义上的“禁欲”之意，更有积极作为以求得拯救之确证的含义，例如积极做工、谦卑、服从、斋戒、恒切祷告等等，绝非“禁欲”所能涵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便是直接将“Asceticism”译成“苦行主义”，并有较长的解释，如云：“宗教上为了实行精神上的理想或目的而克制自己肉体或心理上的欲望的一种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宗教不具有苦行主义的痕迹和某些特征。”又云：“苦行主义源于人们企图达到种种最后目的或理想。……基督教中有多种类型的苦行主义。早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是主张苦行的，叙利亚的基督徒是极端的苦行主义者。天主教注重隐修院生活，耶稣会注重乞食为生，都是苦行主义的表现。尽管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不接受苦行主义，但在加尔文宗、清教派、虔信派中，还有某些形式的苦行主义。”在本书中另有一个词语专门用来表达“禁欲”的，即“Mortification”。所以我们认为，将“Asceticism”译为“苦行主义”，比“禁欲主义”更符合本文的语境。

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四

韦伯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其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 为了 考察这一问题，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部分之一是宗教社会学，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开始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究竟应归结于怎样的一些环境?以往人们仅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以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内涵。 由此，韦伯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新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他讲的新教主要是指加尔文教，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对，其新教伦理主要是讲加尔文教的伦理。加尔文教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其认为光凭信仰还不行，还要有善功，这个善功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购买恕罪券，或者是参加十字军东征、捐献财产给教会，而是你勤勤恳恳的劳动、发财致富，这就是善功。他认为上帝派你到世界上来，是让你创造这个世界的财富，把这个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国，你把这个世界建设的越好，越说明你忠实的履行了上帝派来的职责。但是要记住，你创造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不是为了个人的挥霍，而是增加人间的荣耀。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加尔文教在新教主流三大教派中世界影响最大的，尤其影响了美国，美国的主流精神就是加尔文教的清教精神，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教的一支。

他们认为创造了越多的财富，而且越是俭朴的对待你所创造的财富，就越有资格认定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人，这一种观点恰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种观点恰恰无形中客观鼓励了资产阶级的竞争。在竞争中胜利的、成功的、扩大财富、获得财富的人最有资格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他的意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使世俗的劳动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获得了宗教的意义。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加尔文这一套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需要合理性根据，现在加尔文教提供给你，告诉你拼命的发财、拼命的创造，恰恰说明你被上帝所拯救，反过来你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恰恰说明你可能是被上帝所抛弃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作品，它为人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新教伦理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立论视角，引起了社会学、宗教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启示人们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又必然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渊源。

5.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五

加尔文宗在其发展中为这一倾向添加了某种肯定性的东西,亦即增加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在世俗生活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由此便给更为广大的具有宗教倾向的人带来一种明确的实行禁欲主义的诱引。

“虔信派„„尽管没有发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员却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14]另外,“由于创造了一种诱发忏悔的方法,甚至获得神圣的恩宠实际上也变成了合乎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目的。”[15]

而浸礼宗则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发自内心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通过良知向上帝表白无条件的顺从,是惟一的毫无异议的重生标志。„„善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6]

按照新教伦理的准则,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第一,韦伯的研究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

他看来,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蒙恩、勤奋、劳动、守信、克制、俭省、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某一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独辟蹊径,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

第二,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

“用高利贷和

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利奥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义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18]

中古后期

教会对商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15世纪神学家枢机加耶坦(1469-1534)甚至认为,拥有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这是对其“美德”或成就的报偿。它一方面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也必须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等级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长官意志”等等。这些落后的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阻碍社会的进步,抑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

或许我们过去穷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许物质诱惑的力量太大,在我们身边,追逐利益的人犹如扑火的飞蛾,前赴后继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向堕落的陷阱涌去。总之,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政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城市的兴起、贸易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大、利益的驱动、观念的更新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酝酿着社会的巨大变革。

5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6、5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6、5古代犹太教6等都力图阐 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1889年他因经历了一次大的精神崩溃而中断了学术研究。1904年,他在美国被大都市生活的节奏和喧嚣以及土著人奇特的民主习惯深深吸引并获益匪浅，基督教禁欲主义从宗教伦理的领域开始有条理地向日常的市场生活渗透,要把它塑造成一种既不为今世所应有,也不为今世所应享的尘世生活。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其结果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繁荣。

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产生于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新教国家,正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影响,是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

基督教徒的完美生活包括一切诚实的劳动和人际交往

贪得无厌决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它包含了诚信与合法的因素

这个世俗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二是反对不诚信行为

厌恶非法的、政治的、殖民的、掠夺的、独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些类型的资本主义是基于君王与人的恩惠,而相反于日常的冷静、严密的合法性与有节制的理性动力。韦伯显然把新教伦理理想化了,同样也把资本的原始积累排斥在其伦理范畴之外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肇始于14世纪。到16世纪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在英国、法国等国家已经相当普遍,庄园经济迅速解体,社会结构重新整合,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异常活跃 路德的这一教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政治和精神自由发展的一个根源 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史学家托尼指出,16、17世纪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的发展是经济变革,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两国信奉加尔文教º

经验主义者则认为《新教伦理》是要“构建粗象的理念类型,而不是准确地描述事实”»。他们指出,从统计材料上看,天主教徒的职业抱负和成就并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低于新教徒,而且在某些加尔文教获得充分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如苏格兰和匈牙利,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却十分缓慢

韦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低估了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

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抑制人贪图享受的本能冲动,造就一种将劳动和事业当作目的本身的全新的工作态度。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

所谓心态是指一定历史时期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心理、习惯和态度。有的史学家将心态称 之为“集体的无意识”,因为这些东西已被当时人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于很少或丝毫未被察觉

没有人的现代化,即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欧洲历史上那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习俗改革运动,因此直至今日依赖思想、享乐主义、投机心理仍严重存在,日常生活中赌博打牌、大吃大喝、比阔斗富的不良现象比比皆是。这种传统主义的文化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读一读韦伯的《新教伦理》可以使我们对改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 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有两个最主要的分支———德国的马丁·路德改革和北欧的加尔文改革。在路德那里，他发展了职业是信徒的天职

加尔文教派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的禁欲主义，“预定论”是它最显著的特点。由此，在加尔文这里，职业劳动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增加上帝的荣耀。这样，加尔文就把人们是否得救与其在尘世中是否取得了成就奇妙地结合了起来，即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拼命地工作，它证明你获得了上帝的恩宠。

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篇六

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一本经典的著作，历经百年仍然经久不衰，这是因为韦伯对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地研究和探讨，给予世人启发和提示。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的禁欲精神就是让教徒更加注重来世、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赚钱但是并不乱花钱，他们把钱用去投资，所以慢慢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在西方的近代才产生，而在古代的东方就有出现，只是没有象西方这样发展得这么发达。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

因此西方在工业生产中运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东方没有将科技用于生产力中，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

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7.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七

关键词：信仰,理性,行为,会计职业精神

一、引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64-1920)1920年正式出版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韦伯认为弥漫于近代欧洲的一种叫做“经济合理性”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心理就是“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核心,而这种经济理性是通过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加上勤勉、节俭来实现的。促使其以精确的事前和事后的计算来克制感官欲求、勤勉的工作又不追求享受的动力源来自于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ling,vocation)观念。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管理这个世界;“天职观念”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只有努力工作积累财富的人才能成为“选民”得到救赎。世俗的职业成了“天职”,清教徒们为了荣耀上帝就要兢兢业业去工作,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清教徒的传统观念是“只要检查每个人的银行账户,就知道谁是上帝最眷顾的子民。”财富和理性道德的积累需要簿记进行精确地记录和计算。韦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理性——职业——会计”的逻辑关系来证明了这样的观点,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理性,会计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的实现方式。韦伯实际上是以会计的职业特性或者职业精神代表或象征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在韦伯那里,几乎所有新教徒而不仅是资本家和会计人员具有这种精于计算、理性、勤俭、不断积累财富的精神气质。这在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1719年写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也可以窥见端倪,整部小说几乎就是“典型的账簿语言”(李丹、贾庆军,2005)。事实上,笛福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各种金钱数目的账目,小到一便士、几先令,大到成千上万的英镑(高玮,2005)。马克思对鲁滨逊这个冒险家的算计理性看得非常透彻,他说“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鲁滨逊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依靠《圣经》、记账和乐此不疲的工作按照自己的算计在荒岛上创造出了属于他的世界。真正直接体现一个职业会计人员资本主义精神和会计职业精神的还是199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不同的季节》(Different Seasons)中收录的《丽塔﹒海华丝及肖申克监狱的救赎》。作品描述的是精通财会税收知识并喜欢地质和石雕技艺的银行家安迪·杜佛伦因妻子遇害被冤入狱,入狱后他很快面对现实,并反思自己,宽恕了妻子。影片分为明暗两条线:明的一方面,他在冒着生命危险争取到为狱警队长海利进行税务筹划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和狱友获得了片刻自由的时光;他通过利用自己的税收财务知识不断为预警提供税务筹划为自己争取到了比较宽松的囚禁环境;后来还借机会冒着严刑拷打和关禁闭的危险播放了意大利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片段《今夜无人人眠》,让自己和狱友们在精神上得到了善与美的救赎;他坚持12年每周给缅因州议会写信争取经费资助,扩建了监狱图书馆,购买了新书,并为狱友提供辅导使他们的心灵享受到了知识的滋养并拿到了高中文凭;后来为典狱长诺顿代理记账、转移账户洗钱、提出投资理财咨询,从而得到独处一室的待遇。暗的方面,他借口雕刻石子弄到了一把鹤嘴锄,他用这把鹤嘴锤做工具,用能够遮盖墙壁洞口的丽塔·海华丝或者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和能藏下鹤嘴锤的《圣经》做掩护,利用晚上的时间持久不懈地挖掘囚室的墙壁,利用放风的机会抖掉沾在裤腿、藏在暗兜里的挖掘废土,19年时间挖通了狱友瑞德认为需要600年才能挖通的墙壁。当他发现汤米遇害、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平反的时候,果敢决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钻出墙洞,爬下窄窄的夹层,借着雷声的掩护精确地用石头凿开污水管道,再爬出500码长的、臭气熏天的粪水管道来到小溪边,一直走到太平洋,重返自由世界。成功越狱后,他以帮典狱长洗钱时虚构的身份提走了诺顿账上的37万美元,按照自己的公义要求到墨西哥海边开起了小旅馆,还曝光了肖申克监狱里的腐败与残暴,使典狱长诺顿和狱警队长海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鲁宾逊漂流记》一样,在这部影片里,出现最多的还是《圣经》、记账理财以及艰苦执着而乐此不疲的工作,这些与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影片还宣扬了主人公的爱、宽容、希望、心灵的自由、平等以及公义等。由此,与其说银行家安迪靠上帝得救赎,倒不如说是靠着公义(尽管公义也是《圣经》所倡导的)和希望以及职业理性精神得到救赎。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会计职业精神的光辉。

二、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及其相互关系

(一)信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和职业观就是来自于清教徒对上帝的信仰。“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按照加尔文教派,理性是上帝赐予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工作,管理这个世界,荣耀上帝。“上帝给我们理性,为的是帮助我们在世上工作,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即使那最锐敏最有修养的智力和最清晰的理论,也不过是一种达到超理性的目的的工具和为行动而作的准备。”加尔文教派还明确地把信仰、理性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性是用来管束感官的,“重视赎罪和得救的来生,同时它又希望靠一种理性的管束制度来控制肉体和感官生活。”“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却全不是以勤劳所产生的为最后目的。这一伦理的,唯一的,主要的,有控制力的目的是在乎荣耀上帝,建立圣洁社会,并达到那在拣选中被认为目的的拯救。加尔文主义的其它一切形式上的特点,都是以这个观点为依归的。”同属于新教的灵修派认为“基督,内心之光,理性,绝对的自然律,这一切全是一件事”。理性来自于会计核算,劳动需要会计核算:“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所以,理性、职业、会计都可以归结为基督新教的信仰。这一点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几乎可以得到全面验证,鲁滨逊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账簿”的典型。他随时都在阅读《圣经》,并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感受上帝的恩典以及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圣经》几乎沦为道具,实际上是作为鹤嘴锤的藏身之所。虽然典狱长诺顿极力鼓吹让囚犯读《圣经》,但电影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主人公或其他角色读《圣经》的镜头,经常引用《圣经》语录的典狱长却是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圣经》所宣扬的爱和公义却不断得到表现,比如主人公安迪入狱后很快就宽恕了自己的妻子的偷情行为并不断自责,所以很快面对了身陷囹圄的现实,他爱这个世界,甚至爱这个监狱,他从没有把肖申克监狱当做禁闭身心的场所,他在放风的时候也像是在“自家客厅”旁若无人地散步。不仅如此,他还把希望不断地传递给狱友们,他冒着生命危险为狱友们争取到片刻的自由,十二年如一日地申请扩大图书馆的资金和书籍,为狱友们争取读书的机会,无私地为小偷汤米辅导帮助他获得高中文凭,最后还把瑞德救赎出来,他不断地把希望、自由和知识的光辉带给每个人,最终他越狱成功,诺顿自杀。他每次爱的行动也都为自己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自己保持着希望;他因为自己冷落妻子而自觉接受惩罚,但他只接受应该接受的惩罚,不接受不该自己承担的惩罚,冒死捍卫生命的尊严。他认为自己帮助诺顿洗黑钱、作假帐有罪而自愿坐够19年牢狱,最后因为无法洗清自己才毅然越狱。越狱成功后,他也仅从诺顿贪污的收入中拿回属于他自己应得补偿的那37万美元。不仅如此,他的诚实和信守诺言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安迪的救赎其实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救赎,暗合了《圣经》的要义,如同《圣经》所说:“因公义得蒙救赎”,但这种爱、公平正义、诚信的信条岂止《圣经》所独有,也决非基督教所唯一提倡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以及共产主义思想都有类似的伦理观念。所以,与其说是《圣经》对安迪进行了救赎,不如说是安迪对这些价值观的信念和坚守使之得到了救赎,如果说信仰也是对这些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二)理性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上)》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把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其中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的。韦伯根据是否引入计算和逻辑分析又提出了一对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形式理性就是指理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形式应当是计算的,计算有几个最基本的特点:“量化、符号化、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实质理性则注重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一种客观理性;实质理性具有价值性质,是一种主观理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倾向于把形式理性当做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气质。从个人心理角度,无论《鲁宾逊漂流记》还是《肖申克的救赎》首先提到的都是价值理性,鲁滨逊和安迪都面临极其严酷的环境,但是他们首先是对终极价值的坚守。尽管鲁滨逊也欺骗奴役土著人“星期五”,但是当他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人性光辉后,也会痛苦自责,之后与他并肩战斗,尤其是在面临自身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鲁滨逊也不忍心伤害他。在他得到里斯本船长的慷慨资助时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但仍然没有忘记合理地写下一张收据,并在其去世后仍然连本加息一并偿还给其子孙后代。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杜弗伦入狱后,无论面临多么艰苦的环境,他都一直相信人的平等、自由和生命的高贵,一直坚持仁爱、宽容、自责、公义、生命的尊严和信义,并依靠这些保持着内心的希望和自由。在这种信念下,他的自我救赎行动才有可能非常坚毅地走下去并最终成功。由此看来,他们的工具理性甚至形式理性得以保持的前提是价值理性,在这两部影片中,价值理性都被宣扬为来自于《圣经》教义,但是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这种色彩已经比较淡薄。所以说,价值理性可能来自于信仰也可能来自于对终极和普世价值的信念,而这又是工具理性乃至形式理性得以展开的前提。归根结底,形式理性之成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是由于人类对终极存在或者“客观”的信仰,在一切未知并且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下,鲁滨逊的理性生存和安迪的自救行为都是在此前提下才充满信心地展开的,但真正得到救赎还是通过理性计算和扎实细致地劳动才得以实现。

(三)会计

按照韦伯的说法,形式理性表现为精打细算,是一种计算理性和逻辑理性,会计是形式理性最重要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把会计或者簿记当做实现理性的唯一手段。在早期加尔文新教中的禁欲主义和天主教牧师生活的理性化形式都有对伦理行为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的形式就是“宗教记账簿”,账簿甚至成了道德记录的簿子。资本主义产生后,新教就把会计当做克制感性、发扬理性、积累财富以荣耀上帝的手段。韦伯把会计定义为资本会计制度,是对资本投资事前的计算决策和事后的计算考核,如前文所述,“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见前文)这非常符合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实际上,在韦伯文本中,会计就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就是会计,他们指的都是合理而精确的计算决策、精细的控制、精确的分析判断,这种通过计算进行的“决策———控制”观就是理性行为观,任何行为都应如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中,韦伯认为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者都应该对自己的要素付出与所得进行精确地计算。在《鲁宾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并非会计职业人员,但是他为了在荒岛上生存下去,就要在他的帐本上记载“他所有的各种实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最终认识到,安迪“是个讲求方法的怪胎”,他为了自救,不仅设法看到监狱的规划蓝图,精确地弄清了墙壁结构和外面的环境,利用自己的理财和会计知识为自己搞到了单独的囚室,还利用自己的地质知识准确地找到合适的工具,算计出了自己单独囚禁的时间,把如何遮掩挖掘的声音以及用裤脚和暗兜抖落废渣、如何用《圣经》隐蔽鹤嘴锤、用海报遮盖挖出的洞口都计算控制地非常精确;爬出墙外砸污水管井盖的声音与雷鸣声音的和谐一致也处理的严丝合缝,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事项比如他怎么知道那个管道尽头或中间就一定没有堵塞、管道各处宽窄度一定都能够容纳他的身体等只能由他的“上帝”来解释了;最后他还利用自己的会计知识合法地为自己弄到了一大笔钱,并且还通过替换账簿使监狱里的贪污犯和杀人犯得到应有的惩罚。结合其精湛的财务理财知识和对账目的精通,不能不说安迪把会计的理性职业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四)职业行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直接把“职业”称为神的召唤(calling),定义为“上帝安排的任务”,并认为这是基督新教独有的观念。在这里,职业就意味着充满喜乐地敬奉,意味着专注地劳作,目的是达到积累财富荣耀上帝的目标。毫无疑问,鲁滨逊就是靠着日复一日地劳动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并返回了英国。安迪也主要是靠着那种坚毅地挖掘才为自己打开了通向自由世界之门。在这些情节之中,那种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似乎那种劳作的确有着极大的“荣耀”,安迪雕刻棋子、纽扣、为了扩大图书馆不断坚持写信、辅导小偷汤米读书、为了狱警理财避税、为诺顿记账、擦鞋等活动的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和创造精神等等都似乎闪烁着“神性”的光芒。在现实中,德国、瑞士制造业的精益求精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等都是鲁滨逊和安迪成功的共同要素。但那种对上帝的信仰用在安迪身上其实更像一种植根于内心的价值观或者价值信念。本文并不打算总结他们的成功秘诀,而是要据此进一步探讨会计职业精神。

三、会计职业精神的信仰、理性和行为的层次观点

(一)现代会计精神

职业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通过职业或在职业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或精神气质,会计职业精神是会计职业或者整个会计职业界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整体精神气质,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精神气质要通过单个的会计人员所生成和表征,它可能内化成为会计者个人的人格以至于在非职业场合下也能表现出来。依据“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结合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会计是一种理性的经济管理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也表现为基于信仰或者信念的理性的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理性气质应该是最典型的精神气质,理性气质又与信仰密不可分并通过职业行为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前文对三文献所做的分析既可以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清教徒、资本主义社会公民个人如安迪、鲁滨逊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的分析说明,也可以用来作为对会计职业精神进行分析的框架。这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看来,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彼此分工协作,共同达成一项经济活动,实现预定经济目标。会计、决策、执行可以三权分立,也可以两两合一,还可以三者合一。事实上,鲁滨逊、安迪就是一身兼三任,尤其是鲁滨逊既是会计,又是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此处及下文使用该名词不是狭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一种开拓、勤俭、创新的运动)的精神当然也蕴含了“资本主义”会计的精神——或者说就是现代会计的精神。更何况,即使所谓“会计——决策——执行”三权分立的情况(如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与决策和执行也是密不可分的,会计必须提供决策信息,管理会计是一种决策参谋,会计人员参与生产经营决策;会计信息对执行层的偏差反馈应该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活动信息或者可以执行的信息,基层会计人员应该参与经济活动分析活动。所以,由于会计信息的渗透性,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也紧密相连或者互相渗透,会计职能对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渗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可以说综合“会计——决策——执行”职能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更集中地或者说更一般化地表现为现代会计的精神。

(二)现代会计精神的体现

作为会计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信仰气质,二是理智层面的理性气质,三是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这类似于心理学上对“灵性”、“理性”和“感性”的划分。本文的划分主要得益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

第一,精神层面的信仰(Belief)气质。人们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某种内在的信仰或信念——相信这种约束能够使人达到理想的彼岸或目标,即使会计人员的理性约束是针对他人(如企业会计),这种理性方法的长期使用也需要极大的信念支持,因为归根结底会计人员与被约束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会计职业者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信仰是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极度地相信和尊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人生指南,所以,是一种纯粹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同样作为精神现象或精神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与此密切相关。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科学、个人、制度、商品、财富等,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具有信仰自由。作为一个具备相当教育程度和担当相当社会责任的会计职业人员,应该奠定较高的人生境界,树立较高的人生追求,不应该沉溺于物欲、名利、权势、色欲等感官诉求,坚定对真理和人的自由、平等、幸福等价值观的追求和信念,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立足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而不是超验性追寻人生的最高价值,立足于人生存的现实而不是天国寻求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思考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真理与信仰统一起来。“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Chatfield,1977),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性的。所以,会计职业者独特的精神信仰主要指对具体经济活动本质、规律的信念,会计人员应该坚信并遵从客观、存在、本质和规律这些基本范畴,坚信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的;坚信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理想世界是可以实现的。没有对世界和生命的大爱和信心以及广阔的胸怀,很难真正产生胜任枯燥的理性工作的优秀会计人员,当然这种信仰在人的职业生涯中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只有这种广阔的视野和坚定的信念才能看透人类发展趋势,会计职业也才能成为一个在推动经济和社会繁荣发展方面担当重大社会责任的职业;也只有信仰对理性和实践的渗透以及对客观存在或者经济活动规律的不懈追索才能真正焕发出会计职业的本有的光彩。

第二,思维层面的理性气质。按照韦伯社会学的分类,会计属于工具理性中的形式理性。会计职业是经济理性精神的集中表现,是“理性经济人”心理特征形成的源泉,从而也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实现方式。会计人员必须具有理性气质,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意志处理会计职业中的若干问题,尊重并严格服从会计信息处理理论、程序和方法,按照会计法规办事,养成自觉遵守律法(Law and Rule)的意识;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事实和规律,客观公正(Objective and Fair),诚实守信(Honesty and Integrity),不掺杂任何脱离职业要求的主观(Subjective)意见。但是,会计人员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会计职业首先是一种社会职业、一种管理实践活动,所以,会计人员、会计职业理应把价值理性放在首位,并对实质理性施以应有的关注,全面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包括向内部外部全面披露各种有利无利的信息,挖掘企业和产业发展中的各种潜在资源,积极参与决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活动,会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企业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这种理性气质与淡泊宁静、弘毅远大的信仰气质密切联系。对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终极意义的关怀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责任感和公正意识,对客观规律的坚信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遵纪守法、客观诚信的理性气质。

第三,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抛开基督新教信仰,职业的确是人们服务社会、奉献人类、激发和感悟生命潜力的“天职”,是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人们在职业中精细、专注的工作会使人进一步发现工作对象的运动规律、在工作关系中发现人本身固有的善和劳动过程与结果的美,坚定对生命和宇宙的信仰、信心和信念,在工作中坚持诚信。所以,会计人员应该专注地投身于自己的职业,树立奉献精神。具体说,会计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敬业(Respect)、胜任(Competence)、专注(Devotion)、谨慎(Carefulness)、创新(Innovation)。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在操作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职业精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会计人员应该敬奉、尊重自己的职业,无论从内心还是言行上不贬低会计职业,无论多么琐细的账目都应该认真对待;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精湛的会计理论、实践知识和技能,具有对会计职业及其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洞察,融会贯通;不断保持、提高自己的能力;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应该勤勉尽责,精神专注,全面、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应该谨慎、认真、细致,账目清晰明了;会计人员还应该善于发现新问题发现新理论采取新方法设计新流程适应新环境。

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真挚、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人们很容易陷入贪欲、浮躁和虚伪,无法真正具备会计职业要求的责任心、客观、诚信、公正、律法精神等理性气质,同样也无法具备会计职业所要求的敬业、胜任、专注、谨慎、创新等行为气质。盯着名誉,职业之路注定不会走远;盯着权力,职业大门必将你排除在外。崇高才能扎实,扎实也才能崇高;信仰和理想就在地上,并通过职业实现。只有坚定的信念、清晰的理性、扎实的工作才能使会计职业者达到理想的人生Á和职业境界,为会计理论和实践、为企业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最后,会计职业精神可以归纳如(图1)。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所言,精神是一个比较“玄乎”的概念。会计职业精神仅靠所谓严密科学的方法很难把握,需要运用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研究透彻,但是运用这些方法又不够清晰精确。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运用马科斯·韦伯社会学理论对经典电影形象进行分析,并建立逻辑模型,尝试揭开会计职业精神谜团。依然挂一漏万,捉襟见肘,显然这需要更丰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论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英〕笛福:《鲁宾逊漂流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美〕斯蒂芬·金著,傅月庵译:《肖申克的救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贵侠:《理性与理性化进程》,《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

8.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篇八

（1）资本主义精神不是“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它是一种伦理道德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它是履行宗教神圣的“天职”。“天职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宗教改革后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首先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第二,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第三,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的精神。

（2）韦伯阐述和分析了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四大新教派别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根据新教“救赎论”的“财富观念”和“时间观念”建立起来的“职业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包括四个方面：

1.劳动是人生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天职；2.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3.获取财富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享乐；4.反对非理性的奢侈消费。

（3）新教伦理作为一种本质上世俗化的伦理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其次，新教伦理强调合理限制消费的必要性，有利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再次，新教伦理缓和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劳动成为了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天职，社会分工是神意的体现。最后，新教伦理培养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