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会计理论的困境与范式改革论文

当代会计理论的困境与范式改革论文（共3篇）

1.当代会计理论的困境与范式改革论文 篇一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非理性投资行为与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行为经济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可以将其归为“行为范式”与“理论范式”，见表1。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若金融产品的价格偏离均衡价格，这时候对价格高者做空头并同时对价格低者做多头，就会套取无风险利润。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行为金融学派的质疑。行为金融学派虽然同样也认为当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出现时，毫无疑问这种机会将迅速被人发掘，但是行为金融学不认为理性交易者会立即抓住机会，使误价得到矫正，因为矫正误价的策略也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使得这种机会不再有吸引力，因此，误价很可能会长期地保持下去。行为金融学派认为没有“免费的午餐”，由于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套利行为(理性投资者的活动)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要享受“午餐”必须承担风险。“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的争议的核心是，对于所发现的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到底是基本假定的错误引起的还是只反映人们预期心理(如对风险评价)的变化。

如果某种学说在理论或在现实经济中其假设条件不成立，那么盲目地应用理论指导投资决策、资产定价，在理论上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在实践中脱离金融市场的实际进行投资活动，就会对金融产品价值的大小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重大的资金损失。究竟谁对谁错，目前没有定论。因此“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理性投资的系统结构与套利交易行为分析

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看，系统结构决定系统行为。那么金融系统结构是如何决定金融系统行为呢?本文认为，套利活动是这个复杂金融系统的其中一个子系统，该子系统行为是由市场价格、基本价值、理性投资者的多空头交易等要素组成的负反馈结构决定的(以下简记为子系统甲)。例如，当证券价格被高估时，证券价格高于其基本价值，理性投资者就会卖空证券(或增发证券)，通过多空头对冲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造成证券价格下降；当证券价格被低估时，理性投资者就会买入证券(或回购证券)，通过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造成证券价格上升。只要证券价格与其基本价值不相符，就存在套利机会。最终结果将会使证券价格达到均衡状态。

因此，套利力量将会推动市场重建均衡，结果推动市场走向均衡的供需力量一定会使它们的收益率变得相等。这一子系统的运行结果满足了“理论范式”，首先，一旦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即产生了误价，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也就产生了。其次，理性交易者会立即抓住机会，使误价得到矫正。市场效率越高，误价达到均衡状态的速度越快；反之，误价得到矫正的速度越慢。

可以看出，如果满足了“理论范式”的假设条件，那么其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从理论上来看，通过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正是其基本的假设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范式”的套利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两个方面：①无摩擦环境假设，是指不需要交易成本；企业的信息披露是公正的。②投资者理性的假设。即，第一，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因此投资者可以理性地评估资产价值。第二，即使有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他们的交易是随机产生的，交易互相抵消，不至于影响资产的价格；第三，即使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是具有相关性，他们在市场中将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会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套利是有风险的：即无摩擦环境风险暴露(如交易费用)、完全理性风险暴露。这样就会得出与“行为范式”相同的结论。在现实的经济中，其条件在许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脱离市场的实际进行套利活动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另外，如果存在履约成本，也会使套利活动受到限制。而且，在金融实践中，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始终保持理性，是令人怀疑的。更何况人们的想法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套利行为是否存在完全理性风险暴露，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从系统考虑，子系统甲的结构并不完整，是应修正和补充的。即使“理论范式”的假设条件成立，从实际情况来看，“理论范式”无法解释证券市场价格的过度异常波动，因此其理论存在局限性。

另外，“理论范式”也存在噪音交易者风险。噪音交易者风险，是1990年由de long提出、并由1997年shleifer和vishny发展的观点，指的是套利者为了利用误价反而在短期内加剧了误价的风险。原因在于很多现实中的套利者目光短浅，而并非目光远大。这是因为，很多进行套利的人(如专业的投资组合经理人)，并非经管他们自己的钱，而是替别人理财。用施莱夫和vishny的话(1997)来说，这是“智力和资本的分离”。这种代理的特性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缺乏评估套利者策略的价值的专业知识，投资者可能会简单地按照回报来评估套利者的价值。如果被套利者利用的某种误价在短期内加剧，并造成账面损失，投资者可能会断定套利者不能胜任，并抽回资金。从而套利者非但不能渡过短期损失的难关，而且套利者还不得不在投资的最佳时机过早地套现。债权人会加剧这种困难局面。经历短期的损失后，眼看着自己的财产被蚕食，债权人会要求套利者偿还贷款，这使得过早套现的窘境雪上加霜。

三、非理性投资的系统结构与非理性行为分析

金融市场参与者之中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可用非理性投资子系统表示，以下简记为子系统乙。该子系统行为是由非理性投资者个人能力、信息、情绪、认知、买卖投资、市场价格等要素组成的正反馈结构决定的。当市场价格处于低价时，非理性投资者受到个人能力、信息、情绪局限，根据经验、直觉或不对称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往往使他们对证券价格的真实价值的认知做出错误判断，认为证券价格偏高(实际上低于基本价值)，他们就会卖空证券(或非理性投资机构增发证券)，结果造成证券价格进一步下降，市场价格出现非理性偏差。这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反应过度或不足现象的原因。这一结论与行为经济学派是一致的。

实际上，非理性行为在金融领域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投资者行为常常与理性决策背道而驰。例如在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四川长虹”，由于有几年业绩突出，投资者对该股票的预期便脱离公司的基本情况，将其优良业绩外推到较远的将来，如把它“想象”为蓝筹股、长期绩优股，直到它的业绩连续数年变差，甚至急转直下才开始转变对它的看法，股票价格才逐步调整。欧汀1998年在《金融学报》发表的研究表明，普通个人投资者每年会把已赚钱股票中的14.8%卖掉，与此相比，只有9.8%的赔钱股票被卖出(样本包括1万个人投资者账户)，因此，愿意把已赚钱的股票抛售的程度是愿意把已赔钱股票抛售的1.5倍。那么，这种“赢则卖赔则留”的交易行为是否意味着更好的投资业绩呢?在这1万个股民的交易记录中，欧汀发现，他们卖掉的股票反而比留下没出售但已赔钱的股票的回报率更好，三个月后，被卖掉的股票平均回报率比留下的股票要多1.03%，一年内平均多3.41%。

四、金融市场的系统结构分析及实证研究

如果把子系统甲和子系统乙结合在一起，就可得到金融市场的基本系统结构。其共同作用会产生以下几种典型的结果。第一种结果，误价得到矫正。这是因为套利子系统成为主导负反馈作用的结果。第二种结果，市场价格出现过度波动。这是由于非理性投资子系统成为主导正反馈作用的结果。第三种结果，短期、中期市场价格出现过度波动，长期市场误价得到矫正。这是由于短期市场、中期市场非理性投资子系统成为主导正反馈作用。长期市场套利子系统成为主导负反馈作用的结果。第四种结果，非理性行为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但是此时的均衡价格往往会偏离套利者预期的均衡价格。行为金融理论相比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也就是说理性交易者的套利活动存在着局限性。

1907年，两家当时完全独立的公司――皇家荷兰与壳牌运输，同意按照60：40的比率合并它们的股权，但双方仍保留为单独的实体。皇家荷兰的股权最初在美国和荷兰交易，占两家公司总的现金流的60%，壳牌运输最初在英国交易，占现金流剩余的40%。如果价格等于基本价值，皇家荷兰的权益价值始终应该是壳牌权益价值的1.5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froot and dabora(1999)发现两者的股权价值之比严重偏离1.5，而且，皇家荷兰按平价有时35%被低估，有时15%被高估。

可见，“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均是局部思考，因而得出结论是不完全的。证券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理性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者的互动。证券价格的高低是由证券供求力量、套利力量、非理性力量此消彼长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系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如果不同的人(理性套利者、非理性投资者)在同一金融系统中都趋向于同一结果，这就不能从个别人、个别事去找原因，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结构，找到解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即结构上的原因。过度地强调一个方面(“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将会造成系统失衡，金融系统动荡，带来意想不到的投资损失，增加金融风险。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m200610037007)”、“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校计划项目”、“北京物资学院证券期货创新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2.当代会计理论的困境与范式改革论文 篇二

Gentzler (2004:2)首次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把翻译研究归纳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理论学派和解构主义学派五个方面。自此之后,翻译研究又有了长足进展,该领域似乎释放出蓄积已久的巨大能量,吸引了众多其他学科的目光和兴趣,翻译理论得以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短短二十年,翻译研究领域成果辈出,该学科不断向纵深处发展,与其他学科频频交叉,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在这种背景下,Pym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整理。他是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一位知名学者,近二十年来,他笔耕不辍,独立撰写以及与其他学者合作编著了十几部翻译理论著作。2010年,他的最新理论著作《翻译理论探索》(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由颇具权威的学术出版机构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综合性理论研究著作,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把自“等值”论产生以来的西方众多翻译理论建构为七大范式,对每一种范式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理论渊源做了形而上追溯。

二、《翻译理论探索》主要内容

在引言中,作者阐释了“理论”(theory)和“范式”(paradigm)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和区别,指出当一组不同的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共同出发点时就构成一类范式(Pym 2010:3)。在接下来各章中,作者依次讨论了他所归纳的翻译研究七大范式,即自然等值、方向等值、目的、描写、不确定、本地化和文化翻译等范式。

首先,作者对语言学翻译模式的核心概念“等值”进行了批判,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含糊不清,它实则涵盖两种:“自然等值”(natural equivalence)和“方向等值”(directional equivalence),但“由于两种等值经常被混用,以至于看上去属于同一范式,而且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两个不同范式没有人提出过疑义”(Pym 2010:28)。这是形同质异的两种“等值”范式。“自然等值”指原文的某个部分与译文的某个部分之间有一种“等值”关系(a relation of equal value),无论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还是从目标语言到源语言,这个值始终是不变的。如果说“自然等值”是双向等值,那么“方向等值”则是一种单向等值,实质上就是指一个原文可以有多个相似的译文。纳入“方向等值”范式的理论一般都允许译者在几种翻译策略之间进行选择,但多数理论家都倾向于把这些策略简化为两种:要么靠近原文形式,要么远离原文形式。作者认为“等值”概念的提出是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看来,不同语言以不同方式把世界包裹起来,离开了自身的语言系统没有哪一个词能被完全翻译过来。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翻译不可能,为什么从古至今都存在着翻译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理论家试图用“等值”概念解答当时的语言学理论不能或不愿回答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等值”理论发展起来。尤其是“方向等值”赋予译者更多自由和选择,从而瓦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不可能”的论断,并且提供了多种达到“等值”的途径。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目的”和“描写”两个范式,认为前者虽然在反对“等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给予译者相当大的自由和选择权力,但如果翻译目的本身就是传达原文功能,那么原文功能和译文功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等值”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目的”范式与“等值”范式在许多方面是兼容的,只不过缩小了等值范围。而后者却恰恰扩大了“等值”范围,因为“描写”范式认为“等值”是所有译文的特征,即不管译文的语言质量和美学质量如何,都被假定为译文。该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也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分析,这个观点被来自“布拉格”(Prague)和“特拉维夫”(Tel Aviv)学派的学者采纳并用于翻译文学研究。事实上,描写翻译理论家们一直致力于建立翻译学科并积极探求翻译的普遍原则和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们(包括描写理论的开拓者Toury:2001)总结了一些原则和规律,但并不能肯定这些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也无法穷尽翻译规律,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普遍原则”还是“规律”都依赖于语境,语境是多元的和不可消减的,到最后就变成没有什么简单原则和规律可循。由于研究者寻找原则和规律的兴趣减弱,“描写”理论发展滞缓。

对于翻译中的“不确定”论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肯定原文的确定意义,而怀疑译文的确定意义;另一种是对译文和原文的确定意义都持怀疑的态度。作者把两者都归之为“不确定”(uncertainty)范式。作者追溯了翻译“不确定”论的哲学渊源。从柏拉图的对话篇《克拉底鲁》(Cratylus)开始追溯苏格拉底如何借克拉底鲁之口证明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指出克拉底鲁的“事物本质决定事物名称”的论断恰恰使得“等值”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因为它说明希腊词语只能在希腊语言系统中得以理解,超越这个系统,完全的理解变得不可能。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正暗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因而翻译的“不确定”范式应该贴上克拉底鲁标签。Benjamin(2000)对语言意义与翻译的独特洞察从翻译本质上揭示了语言的差异,正是译文自身创造并传递着这个差异。这种洞察直接启发了后来的解构主义大师Derrida (1973),让他创造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这个重要概念,并得出“翻译是一种变形”(translation is transformation)的论断。

在后现代社会各种反本质主义思潮中,语言乃至文化都被标上“不确定性”特征,等值难以确定,那么就需要创造比较稳定的人工语言和文化,从而使相对确定性变得可能。这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范式的由来,但这种解决方法何以被称作“本地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传统的翻译是从原文到译文,“本地化”翻译是从原文到一个中间媒介,这个中间媒介的生产过程就是“国际化”,产品就是“国际化”版本。从这个版本再被快速翻译成任何一种目标语言。

“本地化”范式也许可以看成是对“等值”范式的部分回归,因为它是一种采用固定词汇以及“去语境化”的翻译。“本地化”范式给当今翻译领域增加了什么新元素呢?那就是“国际化”这个中间过程,与“方向等值”从一个原文到多个译文的“一到多”(one-to-many)模式不同,“本地化”的“一到多”却意味着从一个“国际化”版本到多个目标语文本。这个“一到多”的生产过程使得“本地化”模式满足了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与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紧密联系起来。而一系列的新技术又强化了这一生产过程,这些新技术对我们生产、使用和翻译文本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做纵向选择而非横向组合。在许多方面,“本地化”理论真正产生的文化后果会是什么?作者认为还将拭目以待。

“本地化”范式植根于全球化产业,融入了“等值”范式的一些元素。而几乎同时,另一些重要的理论却朝着相反方向发展。这些理论可以归入“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范式。“文化翻译”理论家使用“翻译”一词,不是把翻译看成有限的文本活动,而是文化群体之间的一般交际活动。作者从印度文化理论家Bhabha (1994)的后殖民理论入手勾勒出“文化翻译”的面貌。Bhabha深受Benjamin和Derrida“不可译”观念的影响,在他看来,翻译的这种“不可译”其实标志着一种抵抗,是对完全融人异文化的一种否定,揭示了移民主体性中体现的那种生存意志。这正是翻译作为一种隐喻或思维方式对于Bhabha乃至整个文化研究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文化翻译”可以理解为没有原文通常也没有固定译文的一个过程,重点在于文化过程而非文化产品,“文化翻译”的主要原因是人的移动而非文本的移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翻译是一种没有实体的翻译”(nonsubstantive translation)(Pym 2010:146)。在当今世界,大量的人口移动(移民)显然已经瓦解了单一社会、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单一国家等这样一些曾经稳定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翻译”何以成为一个有别于其他范式的新范式,作者认为有以下几点:“文化翻译”强调译者的地位、文化的混杂、物质的移动、边界的跨越等。“文化翻译”更注重文化过程而非确定的语言文本,可以说是“没有译本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s)(Pym 2010:148)。最后,对于“文化翻译”这个没有实体、没有译本的范式,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进入翻译领域的话,可能是由于人口迁移和交流方式的改变,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区分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限,“等值”翻译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文化翻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思考今天翻译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做的事情(Pym 2010:162)。

三、简评

虽然“范式”这个术语无论在翻译研究领域抑或其他学科研究领域都不是新名词,但对“等值”论产生以来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整体范式建构,Pym却是第一个。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作者对近二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和梳理,有助于我们总体把握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理路与发展趋势。总的来看,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首先,本书的理论涉及面广、研究视域开阔。作者广泛涉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指出自然等值和方向等值是两个不同范式,提出了翻译“本地化”这一相当新颖的范式,该范式的重要性在当今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凸现出来。此外,作者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研究意识。本书不仅涉及众多的翻译理论观点,而且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也被作者广泛引用,极大地开阔读者的视野,让我们真正意识到文化的翻译转向,甚至是人文学科的翻译转向不再是一句夸大之词。正如Bhabha(1994:224)所言,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不仅重新界定了文化被建构的种种方式以及文化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也重新界定了文化概念本身,即目前文化常常被理解为翻译的一种形式。此外,翻译被用于构建比较文学学科、语言政策对殖民化的影响、女性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都已经显示出翻译正在成为人文学科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有甚者,翻译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使专家学者们不仅提出了人文科学中的“翻译转向”,而且实际上把人文科学干脆就称之为“翻译研究”(Bachmann-Medick2009:11)。

其次,本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以及与西方哲学的渊源关系。从体现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翻译观,即“意义存在于语言之外或之上”的“等值”理论(Arrojo 2010:248),到对“等值”理论进行修正的“目的”理论和“描写”理论,再到否定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不确定”理论,最后到翻译理论发展的两个新方向:部分回归等值的“本地化”理论与完全脱离传统翻译范畴的“文化翻译”理论,让我们看到短短50年里西方翻译理论跳跃式发展进程:研究领域快速扩展,理论概念层出不穷,理论范式频频转变,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联姻以及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融汇等等。此外,本书不是在做理论概念的排列组合,而是带给读者一段“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翻译理论哲学旅程。作者对许多翻译理论概念追溯至其形而上源头,柏拉图、索绪尔、海德格尔(Heidegger)、德里达(Derrida)、洪堡特以及乔姆斯基等哲学或语言学大师对语言或翻译的观点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作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哲学渊源和历史沿革驾轻就熟,比较轻易就能完成翻译与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勾连。

最后,作者通过构建“本地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范式,追踪了近些年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果,涉及当今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翻译理论带来的强烈冲击,以及西方文化研究对翻译领域的渗透并颠覆传统翻译概念。尤其是Bhabha的文化翻译概念已经脱离传统翻译的范畴,使得翻译研究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折流并与其交融,让我们看到翻译学科极大包容性的同时,也不无担心地看到翻译正日益丧失其本体性的危险,蜕变成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论,更有甚者成了谈论或管理这个世界的方式,“后现代社会在文化上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以至于翻译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交流和确保社会管理得以进行的最好方式”(Renn2006:193)。如果说解构主义消弭了翻译可能性的基石——语言意义的确定性,让我们感受到那难以捕捉的语言意义带给我们的无奈和惆怅,那么文化翻译则带给我们一种深切的担忧:一旦翻译成了既没有实体也没有译本的文化群体交际活动,其风险就像一艘失去风帆的小舟,摇摇摆摆,不知道哪里才是方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的笔触很广,但对于一些给翻译研究领域带来强烈冲击的理论概念介绍不足,如在“描写”范式下只简单提到James Holmes译诗的四种选择,对于他构建的翻译学科体系却只字未提。另外,对于20世纪90年代在翻译的文化转向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批学者如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等着墨甚少,对于翻译研究学派与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详细阐释,只是简单地把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纳入描写范式的框架中。但瑕不掩瑜,该书渗透了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所倾注的心血,对于任何一个想深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

参考文献

Arrojo,R.2010.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 [C]//Gambier,Y.& Doorslaer,L.V.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Vol.1.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47-251.

Bhabha,H.K.1994.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Benjamin,W.2000.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C].Zohn,H.trans.//Venuti,L.Thetranslation studies sead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5-22.

Bachmann-Medick,D.2009.Introduction: the translational turn[J].Translation Studies, 2(1):2-16.

Derrida,J.1973.Differance[C]// Derrida,J. Allison,D.B.trans.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 s theory of sign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29-160.

Gentzler,E.2004.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Rev.2nd 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Renn,J.2006.Indirect access:complex setting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governance[C]// Parada,A.& Fouces, O.D.Sociology of translation.Vigo: Universidade de Vigo:193-210.

3.当代会计理论的困境与范式改革论文 篇三

关键词：现实主义；均势安全；集体安全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56-03

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依存，不断加长的国际机构名单，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不断增长的相互信任和不断深入与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又相互猜忌，频繁更换外交伙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危机和间歇性的战争时有发生，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是中外所有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在自由主义那里，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随着当代安全领域问题的层出不穷和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人站在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融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观点进行折中，针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容。

一、现实主义

1948年，《国家间的政治》一书的出版，使现实主义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书中核心的观点是，权力争夺是无所不至的，从家庭到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都是如此。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在这种不稳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是软弱无力的，所以确保国家间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在世界各国家中，各国应该达成一定的谅解。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是一种霸权安全。

在其基础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现实主义眼里，如果一个国家以不合理性的方式挑战现有安全模式，将会受到惩罚。它看中的是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经这种理论所诠释的均势安全是国家追求安全的一种传统模式。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是这些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论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成为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卷”[1]。对此，基辛格有一句精辟恰当的评价，“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2]，然而，均势安全或均势论在历经历史检验后，也显现出它的另一面。因为均势往往孕育着超级强国的优势和霸权欲望。国家对其安全的关注与担忧总不会以均势为满足，各国对自己的安全总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各方不断谋求对于对手的优势，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在这种安全模式下，小国往往会成为均势下的牺牲品，如朝鲜半岛的分裂，波兰的三次被瓜分，就是大国玩弄均势外交的例证。同时，历史上对大国追求霸权的反应也并非总是伴随着制横的出现。霸权及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便利，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去制横。此霸权及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武力征服，也可以依靠文化和经济影响来包容和束缚他国。同时，一国应该具有的制衡能力和意愿在国内众多问题的侵扰下会增添制衡困难，甚至促使一国专注于国内事务而根本不做任何制衡的努力。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不像传统的理想主义那样，他们不认为国际组织能够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也不像现实主义认为的，国际组织只是体现大国利益的场所，他们确信国际组织对协调一国内外政策及建立各层次国际组织联系方面将产生重大的作用[3]。但同时，这样一个经过国际组织协调、利益复杂交合的国际社会并非一定会变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复杂性的增加和等级结构的日益衰弱，可能还会导致在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失去有效的领导，他们看到，在这样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旧的霸权必然会衰落，在不同领域会出现多重领导的状况，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局面，因而，建立多元安全制度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4]。

如果说均势理论是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集体安全模式就可以认为基本是和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在由一定国家构成的诸如同盟、条约组织、国际组织等的一定的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国为了保护或者获得所想要的经济利益，承诺共同行动，援助受到侵犯的成员国，必要时敌人施以军事打击制裁或打击。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原则，到维也纳会议确定欧洲协调，其中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联合国，国际组织构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形式，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不管它的功效如何，至少在普遍性上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它确实为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法”[5]。

然而，这种理论也有问题。在民族国家依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经济因素还远未强大到让民族国家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完全放下手中的武器，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并未因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而销声匿迹。当各国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恐惧时，让他们保持行为中立、协商签约并建立互信合作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即使在发展合作关系的制度渠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会是如此，很难想象在彼此恐惧怀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成功[5]。很显然，这种安全模式掺进了太多的道德伦理因素，这明显违背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

三、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很强调利益在指导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利益被认为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各国掌权者会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理论或者事实将之证伪。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与其把国际争端说成与客观不变的利益有关，不如说与各国在相互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致认同有关。换言之，国家和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定位他人。

可是，如何定位是充满主观判断的。当前的美国政府在多种场合传达了对叙利亚动武的信息，因他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与正面临着因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相比，前者显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迫切，原因在于，在美国与叙利亚的长期交往中，美国认为叙利亚伊斯兰政权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美国的行为是誓将敌人除去而后快的观念使然。“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结实能力的权力和利益”[6]。

按照这种理论的阐释，当今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对话，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就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和争夺权力，而是要通过这种不断地接触和沟通，创建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北朝鲜开始积极接触以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相互敌意，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现实主义或许会将之看成是双方利益调整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南北双方继续敌视而不反思对方，继续将对方视为民族的罪人而不加以重新定位，对抗将重新取代何谈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当前半岛形势说明了这一点。

身份确认有助于理清各自的利益，反过来，理清后的利益也会形成认同，但新的认同的形成是否会导致一个稳定的世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体察。一种新的定位和认同的产生是以以往的定位或认同的趋弱为前提的。事实证明这在当代世界是困难的。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会将来自他国或民族的伤害和威胁，在短时期彻底忘却，更何况，不是每一个给他国带来痛苦经历的国家都能像勃兰特和科尔那样，对过去加诸他人的伤害以跪谢罪。因此说，国家民族之间的重新定位是艰巨的，其中需要没完没了的对话和行动，需要双方对过去的事实甚至是伤害有真诚的彻底的认识。认同一经形成将会有很大的稳定性，短期内很难改变。危机和对抗会导致相互敌对的认同，这种认同一经形成将很难化解，于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日两国的现状就是明证。

四、我国的战略选择

持续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提升加速，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与各国间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国力的强势提升引出了多重的反应，周边关系向强势大国的结构转变，这与过去的弱势中国下的关系特点不同。强势中国下这样的关系，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逐渐形成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即中国对本身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增强了，所有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弱势情况下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强势情况下就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很自然。再一个趋势是应对强势中国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一种共识，就是如何适应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区域内大国，心态更加复杂，这就会催生现实主义所说的复杂的“准结盟”应对力量。虽然这种结盟是行动力较弱的松散的联盟。过去是我们应对别人，现在是别人应对我们。当前的南海和钓鱼岛领土争端正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的帝国，都希望中国会成为另一类型的崛起大国。而避免成为众人心中的西式帝国也是中国的必要选择。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纵深依赖，而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影响力。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现实的选择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专注于经济发展。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靠的是经济力量及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靠的也是经济实力，而非军事恫吓。中国复兴最根本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本身可以促使各个相关国家走向同一“跑道”，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总要好于军事竞争。同时，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国际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量。解决国际事务时，谨慎决策，不受诱惑，避免替美国担当，过度将自己卷入。

第二，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避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降低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嫌弃外在世界太麻烦，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是，封闭就要挨打，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也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如果一时头脑发热选择另组体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势必将会使得那些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而不单纯是小国的合众连横。届时，中国必然面临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巨大的国际社会联合体很可能会让立志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遭受致命打击。

第三，走和平发展国家道路。当前的局势和未来国家利益的维护需要进行军事现代化，需要将坚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基点，但要将之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防御性质之内。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不可持续。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四，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积极对话。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和各大国的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的接触和沟通，让对方对我们的政策和原则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消除各行为体观念中因误解而产生的不满，创造机会让他们从多层次了解中国，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看到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平衡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方面是加强在国际舞台的交往和合作，更积极参与制定各种国际规则，更加广泛地开展首脑外交、民间外交和各种非政府外交等，大力扩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王逸舟.论综合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14）.

[2]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36.

[3]梁艳菊.关于国际安全的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4）.

[4]谢青.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理念[J].世界经济与论坛，2000，（4）.

[5][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时殷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371-375，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