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精选8篇）

1.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篇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这是卡尔·马克思在1895年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做的序言，马克思以其极为缜密的思维，向我们著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生活条件，言辞犀利，直切要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在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性活动，并将其以压迫、剥削人民为主的生产方式予以批判，极具哲学思想，意蕴绵长。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以前，进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由此才制定了经济学说原理，十多年的研究取得的成就对于人类来说意义重大。在此，我们必须向这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引领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前，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仅仅是人类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美好理想。如此虚幻而又遥不可及。但在此之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但直到他们去世，经过后来者对其主义精神的不断补充与阐发，才形成这一现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由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体系。

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

存冲突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在这一文中，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如下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反之，“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这生产关系是客观的，这是政治经济学说中毋庸置疑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原理最基础，最真实的政治经济理论。

同时，马克思用这一关系剖析了社会革命的由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社会制度等生产关系必然要跟上生产，这可以参考用马克思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论来解释矛盾双方漫长艰辛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革命之时各类先进人士的奉献牺牲，才有历史发展前进中的曲曲折折。

马克思在序言中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代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也是当代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这两种划分对应关系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由此，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目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世界各国难以逃脱这一基本存在方式，必然中国也不例外。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的确出现了特殊形式。封建社会没落之后，中国没有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中，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完全有理由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向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迈进创造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任务。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共存于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既对抗又传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虽然错综复杂，但两者的共存占现实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都是现实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贫富差别是目前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还不可能上升到现实主导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逐渐的取代资本主义。并且，人类社会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几代、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甚至是流血牺牲。

在序言中，马克思还提到，在考察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区别开来。他说：“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即是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值上升时期，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并没有成熟。豹窥一斑，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自己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他在序言中多次提到“自己弄清问题”。真正做学问的人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再否定，而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汲汲于发了多少论文等形式主义。现下社会过于浮躁，马克思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序言》一共四页，其中马克思对自己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研究经过作了一页的叙述。他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么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因而，我想推及自身，学知识，做学问，必须做好经历炼狱的准备，我们做不了哥白尼、马克思，我们可

以做个真正的读书人。

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待思考问题，凡事多问几个问什么，深究其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多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因而我们可以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与思考这个世界。

以上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给我带来的感受。

2.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篇二

当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个突出弊端就是批判功能的缺位。在思想政治课上我们听到的大都是为社会现实歌功颂德的“同一首歌”, 而很难听到质疑、批判的声音, 更难听到改良和变革的建议, 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犹如丢掉讽刺意味的相声, 虽能博人一笑, 却不能让人回味和反思。思想政治教育批判功能的缺失, 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为何批判

1. 人存在的两重性

人的存在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是消极适应世界, 而人不仅适应世界, 更通过自身实践活动积极地改造世界。“人之所以成了人, 从这点上来说, 就是因为人没有完全顺从大自然对人的安排。人又从来不安于既有的生存现状, 始终对未来怀着憧憬期望, 因而总是在那里追寻自己的‘家园’。这种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也是人的本性, 而且应该说还是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更为根本的规定。”可见, 人既是一种“适应性”存在, 也是一种“超越性”存在, 是“是我所是”和“非我所是”的统一体。在“适应”与“超越”双重性生存样态之中, “自我超越”乃是人之本质属性, “人的未定型与寻求意义的努力是人的伟大之处”。 (尼采)

2. 教育的使命

人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具有向生活无限敞开的可能性, “教育的存在, 它的使命就在提升人的自觉, 把人从自在的生活中引领出来, 使人的超越本性得到释放。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是以形成人的超越性生活理念为旨趣的教育。教育不仅要使人把握现实的生活是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要使人去探寻理想的生活可能是什么。帮助人树立起生活是可以更加美好的信念, 形成人改变生活、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教育所期待的超越性的人, 必须对现存的生活作出反思和批判。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不经审慎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人只有通过自觉反思与批判才能发现生活中的困境和问题, 才会懂得并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从而达到对现实生活较为全面的理解, 以实现对现存的超越。

3. 思想政治课课程性质的要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 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 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 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 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 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思想政治课课程性质要求“领悟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而辩证唯物主义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将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看成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和充满矛盾运动的过程,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否定观, 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不仅要培养学生参与和适应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能力, 更要培养学生发现和改造社会生活缺憾与丑恶的能力。正如鲁洁指出:“承认教育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实际之中, 教育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却并不意味着把教育的功能理解为将一个现存社会复制、再生产出来。教育要培养出改造世界、改造现存社会的人, 以此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变化与发展。”

三、批判什么

1. 不合理的社会存在

高中思想政治课必修课程《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全面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及相关理论和认识。但总体来说肯定有余, 否定不足。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直面和回应不合理的社会存在, 引领学生客观全面的认识社会, 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现代公民。掩盖矛盾和问题只能让学生踏入社会后产生上当受骗的不适感。对此, 苏霍姆林斯基有一段名言值得我们借鉴:“不应当把学校看成是能人为地产生思想免疫力的环境。少年们的周围蓬勃地发展着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生活:他们经常处于各种思想影响的十字路口。不要把少年与外面的思想影响隔绝开来, 要让他们去接触这些思想, 促使他们去深入思考、独立分析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情况。为了使知识‘变为’信念, 形象地说, 就需要把少年带到湍急的河流中去, 教会他游泳, 并和他一起急流勇进。当他登上坚实的河岸时, 这个少年公民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2. 不适宜的学校生活

在高考竞争越演越烈的今天, 现代学校已很少拥有上世纪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那份宁静致远, 也很少有前苏联帕夫雷什中学的蓬勃生机, 更不可能像泰戈尔所描绘的阿什拉姆学校那样诗情画意。在功利主义思想驱动下, 现代学校生活呈现出许多不良倾向, 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告诉我们, 过什么生活就是受什么教育, 不良的学校生活对学生成长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

然而作为学校生活主体的学生却不一定能够觉察和分辨。正如许茨所言:沉浸于日常生活的人普遍持“自然态度”, 即接受日常生活的给定性和“如是性”, 不去探究“为什么是这样”。 (许茨《社会实在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德育课程, 要结合课程内容引导学生观照和反思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提高其道德辨别能力和道德素养, 要鼓励学生以苏格拉底式的“牛虻”精神叮咬生活中的假恶丑, 引领学生追求走向幸福的可能生活。

4. 不完善的思想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贯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认为, 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无限发展的过程。真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此,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也要以审慎的态度批判继承, 吸取精华, 剔除和修正不符合时代的内容。例如,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对物资生产领域的分析基础之上, 认为只有物资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服务业已是主导产业, 其产值占整个社会总产值的70%以上, 服务业的劳动也能够创造价值。因此, 思想政治课要激励学生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 引导学生献计献策,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批判对待马克思主义, 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四、如何批判

1. 把握批判的限度

批判不是全盘否定, 要全面把握现实, 区分主次。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 社会整体是在进步的。因此, 批判要掌握好分寸和尺度, 引导学生把握主流, 防止以偏概全。中学生思想较激进, 容易走极端, 批判不当会造成学生灰色阴暗心理, 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

2. 批判与建设相结合

批判不是破坏, 不是推翻, 更不是颠覆, 批判的目的在于改进、完善和建设。“生活的本意在于创造幸福生活。”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批判社会现实中引领学生树立“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信念和“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激励学生为创造幸福人生和美好社会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高清海.序:人类生存活动的“张力网” (载) .贺来.现实生活世界.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2]鲁洁.超越性的存在兼论病态适应的教育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7 (4) .

[3]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6 (2) .

3.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篇三

关键词：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46-01

众所周知，鲍德里亚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领军性人物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许多理论以其创造性、破坏性和现实批判性，正被越来越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本文通过对鲍德里亚早期的文本（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物体系》、《消费社会》、《生产之镜》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表）进行深入分析、梳理和阐释，以彰显其当代价值。

一、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及现代价值。对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审视与理解。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吸收其批判的合理之处，从而启迪我们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多个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同时，鲍德里亚从文化、消费、符号、象征等维度来考察现代经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起到了补给性的作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使得消费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略显被动。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逐渐需要与时俱进，逐渐需要增添新的养分。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了生产力不足的境况后，消费社会才得以如此丰盛。也正是这种丰盛，才引发了鲍德里亚思考维度——商品的琳娘满目来自于符号的无限编码，符号的无限编码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引导操控，于此同时，消费者大众一再为资本家积极主动地去参与构建新型经济社会。不仅在生产理论上扩充了经济社会中消费的内涵和意义， 而且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做了文化控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补充。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有助于深化对鲍德里亚哲学理论的理解。鲍德里亚以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为理论武器，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现象、媒介技术、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符号价值、符号消费进行了无情地披露。同时，鲍德里亚从生产理论、消费理论的的分析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获取了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心，从马克思的“生产之镜”中走出来，揭露当下经济社会的运演逻辑和本质异化。且不论其批判的路径和出发点是否准确、恰当，他的视角确是崭新的。

其三、有助于扩展文化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转向总体性的人类生存层面的寻求，致力于构建一套新的文化形而上学的话语系统和哲学言说方式。通过对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的思想来源进行梳理，其思想主要借鉴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以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这其中，其老师列斐伏尔对他的影响极大，鲍德里亚的博士论文《物体系》就是在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的，《物体系》也作为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思想的开端之作。同时，鲍德里亚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论将对经济社会中的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侧重点之一，由上述可知，鲍氏的政治经济批判思想，是从日常生活中来，并最终指向人化的过程。对于鲍德里亚的研究，也是对文化哲学深入经济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

二、现实意义

其一，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提供理论参照。凭借鲍德里亚的思想，对鲍德里亚构建的符号学体系和政治经济批判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阐述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理论来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行走足迹，，以及厘清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的基本脉络。这对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规律有很大帮助。以符号学为中心线索去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能更加透彻的看到隐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表象背后的本质问题。

其二，为分析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提供参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引导下，才越来越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指引下，中国重视生产力、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人才教育等等，从而创造了当下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局面。但是，在物质摆脱匮乏之后的中国，需要重新梳理生产、消费、交换的关系。这显然就是中国 “扩大内需”决策的理论依据。有需求才有消费。然而这种“需求”是否是“被需求”呢？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慎重思考的。但另一项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收入分配公平，则显示出了中国对不平衡发展作出的努力，以期获得需求和消费之间较为良性地循环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批判武器，但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依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中衍生出来的消费异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滋生。因而要把握生产力的根本地位，同时考察中国的实际国情，通过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需求和消费之间良性结合。在实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实现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的优越和全面发展。

4.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篇四

读书报告

姓名：范宇新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书报告 范宇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谓是家喻户晓，马克思不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家。他的理论影响了也还在继续影响着全世界，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以及“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实至名归。我在读大学之前，只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名人轶事和美谈佳话，对马克思的思想没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今终于有机会试着去走近马克思主义，更是怀着谦卑崇敬之心。

这次阅读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于1857年8月，是马克思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此前的十几年里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问题，计划写一本以新世界观为指导的经济学著作。这段时间里，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虽然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却也在革命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登上了历史舞台；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实质，同时也为了批判当时国民经济学的一些错误观点而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也成为马克思留下的唯一 一篇系统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文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唯物主义史观出发，指出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相互割裂的，马克思论述了他们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还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要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共分为四节，分别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第一节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指出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或者是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生产，或者是某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生产。第二节马克思责备了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些联系着的东西割裂了，提出了他们的统一关系。他指出生产和消费，不仅互相直接就是对方，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依存、互为手段。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的结构，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的结构和产品的分配；交换是生产的要素，交换的性质和方式也是由生产决定的。从而得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各个环节。第三节马克思指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研究包括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两个阶段，而叙述方法它略去了由具体到抽象这一步。第四节是一个写作提纲，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仍然想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对他在1857年至1858年间写好的手稿重新进行修改整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出版时写下的序言。发表于1859年1月。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讲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经过和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己研究经济学的一些情况和写作计划，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最后提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态度。

马克思的这两篇著作中有很多重要思想、深刻言论和经典论断。《<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生产的首要性和生产的决定作用。没有生产的发展是分配、交换、消费的基础，这种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对这一矛盾的认识，才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巨大成就。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阐明了生产了分配的统一关系，就是告诉我们既要重视生产也要重视分配，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且这样的分配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分配结果也有一些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过大，贫困人口还占有相当大比重等，因此我们仍要深化制度改革，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除此之外，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力。我国很多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都体现着这一思想。国家鼓励老百姓消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虽然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导致了部分产品质量较差的结果，但中国的经济腾飞确实十分引人瞩目。

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指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依存。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包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这些观点简明扼要而科学地概括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从这两篇著作中，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理论作用，而且对现在和今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深刻的、直接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开端，初步地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并分析了经济学基本范畴及其互相关系，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许多重要思想，为 1859 年出 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也对于马克思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突出的意义。

这两篇著作中体现的思想为我们科学地全面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们让我们认识到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等诸多奇迹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5.《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书笔记 篇五

在马原课布置下这片读书笔记之后，我便上网下载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电子版，我的专业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学，不过在加深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创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具体过程的了解的同时，能从中找到对自己的学习生活有所启示的东西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仅仅这样一篇“序言“就让我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一遍下来，一头雾水，什么也没看明白；于是一连几天每天读上几句，并在网上找相关的术语解释才真正了解了马克思在书中描述的中心思想。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出发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单个的孤立个人作为出发点以及抽象地谈论“一般生产”的观点。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强调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思维的具体性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起点。还论证了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以及各种艺术形式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着重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辩证关系的原理，马克思这样描述自己的研究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反之，“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这生产关系是客观的，这是政治经济学说中毋庸置疑的部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最基础，最真实的政治经济理论。

就我对于政治经济学浅薄的知识储备，我只能对文章进行表面上的理解，并没有能力去深入研究思想背后的价值与意义，所以在这里，我只能放弃去讨论抽象的哲学思想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已经给出具体定义的辩证关系谈谈我看到并理解了的东西，要凭自己的能力去读透这篇文章，真的需要我再学上一年半载的了„„

从题目上便可以知道，我主要想说的问题就是关于文中马克思提到的，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也就必须研究这四个环节的关系。马克思分别从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消费与分配的辩证关系以及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三个方面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现实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1.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

对于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提出了两方面的观点：

第一，消费与生产直接统一：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说明消费与生产是同时发生的，在过程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同步性。这里的“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是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耗费原料、燃料等自然资源和能源，另一方面也要消耗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等人力资源；“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是指通过个人消费，使得个人身体生长、脑力和体力得以恢复的过程，即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第二，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马克思认为，“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所谓“生产媒介着消费”，是指生产创造出消费品，为消费的提供条件和对象，没有生产，消费便没有了条件，没有了对象，消费也就无从谈起了；所谓“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是指消费为生产提供目的、需求和动力，为产品创造主体，使生产在消费中得以完成，没有了消费主体、没有了消费，产片就无法称之为产品，生产也就不能称之为生产。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依存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互不可缺，但又相对独立。

2.消费与分配的辩证关系

关于消费与分配的关系。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所占有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消费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分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消费，而消费作为分配的最终实现也反作用于分配。生产决定消费，但它同时又需经过分配及交换这个中间环节而对消费起作用，同理，消费也需通过交换和分配反作用于生产。马克思认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的成果，分配的结构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的形式决定于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根据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与利息和利润、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生产决定分配的结论，他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分配包括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生产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生产的结构并决定产品的分配，但生产要素的分配本身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决定于生产方式。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马克思批判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和分配看作同样重要的观点，认为这是最庸俗不过的。他主要批判了经济学家李嘉图把现代生产的本题当作分配而不是生产了理论。李嘉图的这一理论从表面上看和现实生产情况十分相同，因为生产资料、利润以及产品等的分配确实可以体现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生产的背后隐藏着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等，而在分配这一环节上能充分反映出这一点，这也是有些如李嘉图的经济学家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颠倒过来的理由所在。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是表面现象，他认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有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所以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后，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

3.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上阐明了两个方面的原理： 第一，交换的内容和形式：

马克思分析的交换的内容有四个方面：①劳动者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②生产资料的交换，即“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的产品相交换。③生产经营管理者之间以及生产经营管理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即“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④生活资料的交换，即“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

交换的形式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交换。二是间接交换，即通过货币的交换。通过货币的交换就是流通，它是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是交换的一种形式，所以马克思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而不是交换的唯一形式。随着交换的不断发展，流通也就越来越成为普遍的交换形式，主要的、基本的交换形式。在政治经济学中讲的交换形式，主要是指流通。所以，马克思说，流通“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第二：交换是由生产决定的：

马克思所分析的前三方面内容的交换，都是“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马克思说，劳动者之间的能力与活动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生产资料的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生活资料的交换，是在生产和分配同生活资料的消费之间的“中介要素”，“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这种交换实际上仍然“是由生产决定’’的。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资料可供交换。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生产决定交换：①交换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产物，没有分工也就没有交换。②“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就是说交换的性质是由生产的性质决定的。③“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

4.结论

6.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篇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周尚君1，陈志勇2(1.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2.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云南 昆明650221)

摘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演进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关键词：资本;政治经济学;法哲学;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BO - O/F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723X(2010)05 -0007 -06

引言：一场重大的转变

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14世纪以前的经济事务从未被认为是国家事务，古代政论家甚至很少有人提到它，遑论关于经济事务治理之学的经济学。尽管古希腊著名史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 354年)曾作为“家政管理”提到过经济事务，但他也很怀疑其对国家(城邦)是否有益。而哲学家柏拉图则更是将经济问题完全涤除于城邦之外。但是，从14世纪开始至17世纪，无论是政教层面还是观念层面，西方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变(a great transformation)，商业主义全面兴起，市场开始发达，海上冒险冲破教会体系下的封建桎梏和传统权力格局。而17世纪末，尤其是18世纪以后，不仅经济(尤其是被誉为人类的“第二次重生”的海洋经济)成为欧洲各国政治的重心，而且经济力量的累积甚至成为民族国家强弱的根据和标准。以至于后来现代宪政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也是以商业利益与税收改制的对立为突破的契机。因此，休谟( 1711 - 1776)认为，两大海上强国(指西班牙和英国)的富裕、豪华和军事上的伟大成就指明了扩展商业的极端重要性;达成经济鼎沸局面的动因被休谟归结为海权的扩展和海洋利益内容的不断充实。

当然，真正指明了海洋问题的经济学逻辑，并发现掩藏在该逻辑之下喷薄欲出的巨大政治力量的，乃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1723- 1790)。他明智地指出，造成上述局面的真正原因并非单纯的探险或自由信仰，而是一种来源于政治经济学内在觉醒的无穷动力，重商主义者们都仍将研究视野局限于一般流通领域，以为新时代的来临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交易的机会，而政治经济学的重心在于生产的运作规律、资本积累与运用、国民财富与国家收入的性质等政治与法哲学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公与私

政治经济学①，在德国常称作“国民经济学”或“国家学”②，其最初的涵义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由亚当・斯密建构起来的，大卫・李嘉图(1772 -1823)以劳动价值论为起点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了社会化的顶峰，另外还有马尔萨斯(1766 -1834)、萨伊(1767 - 1832)等共同营造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18世纪的“黄金时代”，为古典自由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被赋予了两项重要使命：其一，富民;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强国。“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然而，这样一门政治家或立法者“强国富民”的学问原本是史学、国家哲学的研究专长，缘何会突然闯入了经济学领域?这一项看似“私”的事业进入“公”的国家领域其本身意味着什么?

可以回溯到卢梭。在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撰写“政治经济学”的条目时，卢梭曾对经济学进行过“公”与“私”研究，他说：“我所要谈的公共经济已经和私人经济学确切的区别开来了。国家与家庭，除了它们的首长都有为其成员谋幸福的义务以外，毫无共同之处;没有对两者都适用的行为规律。”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InstallDir_ChannelDir]由“国家治理”，后者等同古代所谓的“家政管理”。

经济学( 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家”和“法”两个词，本来涵义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福利”，后来词义扩展到了国家治理上。卢梭认为，公共经济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行政”，与之相应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即主权;前者有执行权，后者有立法权。公共经济的基本准则是：行政必须与法律相一致，这是第一准则;协调好一切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关系，使美德居于统治地位，这是第二准则。梭认为，个别意志的“家庭经济学”与公共意志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必须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如果以私的意志来管理公的事务，其危害非常很明显。卢梭说，在公益和法律没有获得本质力量，而不断被统治者和成员们的私利和感情所侵袭的每个社会中，流弊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因此，卢梭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研究政体的公共经济及其意志的学问，其内容包括公共意志、财产权、赋税制度等。他认为，“经济学”与其说是取得人们所无之物的方法，不如说是对人们已有之物的深谋远虑的管理方法。斯密的经济学则对这种“管理方法”的来源与过程(劳动、分工、地租等)、目的与用途(利润、国家收入、公共收入)及其限度(道德情操论)进行了全面阐释与法理重建。

斯密以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又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世人所瞩目。现代世界有一个公设的前提：资本主义是斯密原理的化身。也就是说，对斯密原理的解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自由开明的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依赖于“竞争”与“自由市场”双重观念。

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一套独特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是由苏格兰启蒙学派首先建立起来的，这套包含了政体论、规则论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性论的全新理论体系，强调了现代政体的制度安排、法律规则的历史传统与市场的自由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和政治大厦得以较为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二、从苏格兰启蒙学派出发

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鼻祖是大卫・休谟，尽管他被指控为“运用启蒙运动创造的武器来反对启蒙运动”，并“运用理性试验的方法来削弱那些对理性的诉求”，但休谟对于苏格兰启蒙学派有关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的养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休谟为学界所知是作为一位哲学的怀疑论者，但同时，他其实更是一位法律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为前两者提供了系统的社会与政治理论，这包括他的正义规则理论(包括财产权和人为正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野、市民社会理论、古典经济学与道德学)以及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等。

休谟提出了对于市民社会中重建正义规则具有根本性价值的三个因素，即财产权必须确立与稳定、财产权基于同意的转让以及许诺的诚实履行休谟所面对的强大对手是一帮唯理主义者。而且，17世纪对于英吉利海峡两岸来说，都是一个由这种建构论的唯理主义所支配。培根、霍布斯和笛卡尔、莱布尼兹一样都是这种唯理主义的大力倡导者――甚至连约翰?洛克都不能完全不受这种唯理主义的影响。当然，一些英格兰普通法学家，如科克爵士( Edward Coke)和黑尔( Matthew Hale)等，却始终反对培根和霍布斯，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把一种有关制度发展的进化论理解传播给后人，这套理论后来被哈耶克称之为“累积性”发展产物以及“自生自发”的秩序。休谟引领苏格兰的伟大学者对唯理主义的独断论展开了怀疑主义的全面攻势，从知识论的二分到人性论的一般学问，休谟建立起了反唯理主义的道德理论(anti - rational theory of mor-als)，这套理论包括了哲学、经济、道德和法律的最基本问题：人类习惯中的适者生存(a doctrine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mong human conven-tions)。当然，休谟的适者生存并非达尔文所谓的生物界弱肉强食的规律，而是指在市民社会中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实际上，这一理论类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资本实力说”。因此，当代有学者指出：“休谟的道德准则和正义规则都是所谓的‘人为产品’( artifacts);它们既非神授，又非人的本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非纯粹理性所能发掘。它们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果，在漫漫历史实践检验过程中，唯一考虑的就是每一项道德准则是否能为增进人类福利起到有益的功用。”

休谟给定了一个他自认为“确定的”命题：“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那些在人类心灵中的慈爱、怜悯和同情基础上构筑的正义观，不过是“一种无聊的虚构”。所以，第一，对公益的尊重，不是遵守正义规则的最初的、原始的动机;第二，正义感不是建立在理性上的，也不是建立在外部的永恒的、不变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某些观念关系的发现上面的。因为正义感会随着人类的性情和外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人类的慷慨和物资的匮乏条件甚至可以消灭正义观念。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经济只是一种家政学，或者说“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由此，休谟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下的事实与价值二分为经济利益争得了道德的“回避权”，或者说如麦金泰尔所谓的“英国化”①，为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提供了个人利益和经济框架基础上的法权观念。

通过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并确立起商业主义的权利正当性，斯密最终完成了休谟所倡导的法权观念。

斯密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的首部系统著作，影响达数世纪之久。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作为其延续的《国富论》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四阶段说：人类经历了渔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社会(如前述)。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商业社会，一般人在市民社会中，有能力自行解决生活所需的物质生产分配和交易等问题，力避政府的干预，商业的增进与市民阶级的自由互相影响。所以，斯密认为，法律制度应当保障市民社会的自由，为政治国家的介入设定限度。市民社会的形成完全是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利、政府少干预或者甚至不干预之下，自我调节形成的。斯密相信，直接的个人利益能够促进间接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在面对公共利益时，显得自主自立而中规中矩。因为从劳动分工到利润分配，市场本身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利益的走向。

三、黑格尔的逆向论证

黑格尔不仅汲取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市民社会理论资源，而且对斯密的历史进步学说(四阶段说)深感认同。有学者甚至认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和他的整个政治哲学都是以结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作为自己的前提的。只不过，黑格尔在论证理路上恰好“反其道而行”，他强调政治国家如何把个人的特殊利益化解和整合在政治国家的普遍利益之中。尽管相对苏格兰启蒙学派而言，黑格尔显然属于欧陆理性主义的保守代表，看上去似乎与经验主义传统“扦格难通”，但实际上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德国古典自由主义法哲学存在着文本语境和思维模式上的可通融性。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启了一条贯穿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与德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路径，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集合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之大成。

市民社会的法律体系从“需要”出发，依次阐述了需要及其满足的方式、劳动的方式、财富等问题，这与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域基本相同。其次论述司法(所有权或财产权)和警察(共同利益)等市民社会的法律保障等问题。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要晚于国家的产生，因为它为了巩固自我存在，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市民社会中，特殊个体以满足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当然，这个特殊个体要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就必须与其他个体或整体发生关系，这样，个体的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而取得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而统合特殊与普遍的任务实际上是由理念(最终由伦理国家)来完成的。黑格尔说：“理念在自己的这种分解中，赋予每个环节以独特的定在，它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而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基石特殊性的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黑格尔强调利己的目的，认为制度建立的基础恰好就是利己目的与它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来的，这与休谟和斯密所论述的人性论前提及其市民社会理论基本一致。

伦理国家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整体，只是达成利益的媒介和手段。但是，要实现个体的特殊性，又必须通过普遍方式(如立法)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使得作为私人的市民成为社会关系锁链中的一个环节。黑格尔称之为“把特殊性教养为主观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由教育来完成。其结果是，有教养的人首先能做别人做的事而不是首先表示自己的特异性;无教养的人正要表示这种特异性，因为他们的举止行动是不遵循事物的普遍特性的。

从斯密、萨伊以及李嘉图的著作中，黑格尔发现了从最初摆在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如何找出事物简单原理的方法，如何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黑格尔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大众关系和大众运动的质与量的规定性以及他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黑格尔说“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它不仅在目的和意见的领域找到了调和的因素，而且在需要的领域认识到了包含在事物中起作用的合理性。但是，黑格尔从休谟、斯密所开创的苏格兰思想氛围中出发，却并不意味着就此止步。他不仅在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中发现了普遍规律，而且在伦理国家体系中建构起了现代新型的国家法权体系。这一体系尽管认同市民社会的现实性，但将伦理国家的使命从保证和保护所有权与个人自由中抽出来，认为如果将个人利益看做是人的普遍结合的最终目标，那么成为国家成员就会成为一件任意的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客观精神，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四、马克思问题意识的发生

基于上述，马克思在他未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国家法权体系尤其是内部国家制度本身、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四个部分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且，马克思的批判并非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的客观精神领域再次回归国民经济学的人性(本网网 )与需求领域，有如上述苏格兰启蒙学派所启发的那样，而是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体系和国民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体系进行双重批判与超越。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的论述中已经告诉我们，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而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的国家，是个体实现自我客观性、真理性与伦理性的唯一通道。就如马克思说的，黑格尔的“具体的自由在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体系和(国家)普遍利益体系的同一性(应有的、双重的同一性)。”

伦理国家在黑格尔看来首先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法律和利益都从属并依存于国家。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又把国家作为自己的“内在目的”。马克思认为，如果这样，“当家庭和社会的‘法律’和‘利益’同国家的‘法律’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家庭和社会的‘法律’和‘利益’必须依从国家的‘法律’和‘利益’;它们是从属于国家的;它们的存在依存于国家的存在;或者还可以说，国家的意志和法律对家庭和社会的意志和法律来说是一种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将国家的目的和国家的各种权力神秘化了，具体而言是他的逻辑学观念在国家学说中的再现，“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马克思在批判中试图发掘黑格尔国家学说的主客倒置问题：黑格尔的国家本性不是存在于国家的人的社会特性之中，而在逻辑学所确定的绝对精神的观念之中。

黑格尔将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志而给出了规定性，“只有作为人，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主体，才无条件地具有真理性”，人就是一。也就是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法哲学应当是单个一的主体法哲学，是国家、法律为人而在的民主制法哲学。但马克思遗憾的发现黑格尔没有继续推进，反是转而认为：“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这就是“个人的意志”(正)与“现实的意志”(反)之间的辩证法，黑格尔将两者统合为“君主的意志”(合)。黑格尔说，“把君主的主权和人民的主权对立起来是一种混乱思想”，“如果没有自己的君主，没有那种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地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形的整体中的任何一个规定，就是说，没有主权，没有政府，没有法庭，没有官府，没有等级，什么都没有。”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君主意志是起点也是终点。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黑格尔逻辑学观念在政治制度中的再现，是“混乱思想”和“粗陋观念”。因为民主制才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不能从自身中得到理解，而民主制则可以从自身只能够得到理解。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在君主制中，则是部分决定整体的性质。”君主制使得国家的整个制度都必须去适应一个固定不动的点。“民主制是内容和形式，君主制似乎只是形式，然而它伪造内容。”总之，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法哲学)及其辩证法进程的批判，并非形式的批判，而实际上是本质的批判。为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提供了批判的一般前提：

其一，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其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the socialrelationship of“man to man”)成为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前提出发并超越这个前提，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整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黑格尔被指认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不是来源于外部历史，而是来源于哲学家的抽象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式――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这种异化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与哲学家的思维相对立。①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历史。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都只是一个运动的环节。而该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来源于绝对精神的存在。对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法哲学以及精神哲学体系，马克思遂于1858年1 1月至1859年1月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如下经典表述：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其批判方法则是对整个旧世界的“法学与国家学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进行分解重构，并在此大前提下对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现代性进行系统梳理和重释，这项工作显示了马克思宏大的“整全”( the whole)眼界。②他似乎很少执著于制度的细小环节，而是希望通过对现代社会内在结构及其运行原理加以全面把握，并在此把握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总体性反思。

结论

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马克思称不上是第一个“革命派”。在马克思之前，卢梭曾经愤怒的声讨现代社会的堕落与放荡不羁，他甚至以一种“伽图式德性”的严峻语调对现代社会理性的堕落做出“判决”。他以古典的古代、同时又是以一种更为超前的现代的名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激情洋溢而强劲有力的攻击，被施特劳斯称作为“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就是全面展示这样一种危机：“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以及设想自然必需被披上作为单纯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之外衣”。马克思也深刻体察到了卢梭的问题背景，只不过他并未从古希腊城邦美德的“无望回归”中寻求知识资源，而是通过经济的运作规律去发现“文明产物之外衣”的资本链条，并试图将这些技术的问题再次回到它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本质当中进行严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因此，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之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中提示读者：第一，对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是分析和批判国家、法、道德以及市民生活的基础，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也即是说，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目的不在国民经济学本身，经济学批判不是批判的根本目的。第二，马克思提到，论述上述问题不仅包括魏特林、赫斯、恩格斯、费尔巴哈等一大批青年哲学家的卓越努力，还包括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现象学的“前提性”工作。黑格尔的意义不仅在哲学思想意识内部，更在于宗教、政治以及社会各层面的一般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巴黎手稿》中被分为三步：第一步，资本体现在工资的辩证关系中;第二步，资本有一种脱离人本身的权力，亦称作“资本立法”;第三步，资本吸纳权力。被资本所支配的权力并非本质意义上的权力，资本很大程度上异化了权力本身，亦称作资本吸纳权力。而此三步的基本进程也被安排在鸿篇巨制《资本论》当中。因此，从这一分析重新出发，将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一条重要的知识进路，它不仅带领我们真正“回到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而且为我们延续政治思想史中的“问题史”( history of question)，提供丁重要的文本和思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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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治经济学批判读后感 篇七

一、奇特的思想之树

《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的成书, 看得出,这不是先生突发奇想的偶兴之作,而是先生灵魂深处良久酝酿的结晶, 是先生在经济哲学领域这座富矿里开掘出来的又一块重金。也可说是他长期以来,超乎寻常的、奇特思维的产物。即将自然的理性之种,撒播于他那经济心灵的土壤之中,而生化出来的又一棵哲学灵感之苗。然后,再慢慢培育出了这棵经济哲学的思想之树。为何如此说呢?读读先生的这部巨著,你就会有同感。

从其立意构思的角度来看,先生是在熟读中西方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的时间和空间,并运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四组十二个哲学范畴,对自然经济要素,社会经济行为,人为经济结果进行的范式研究。这样,先生就为传统而僵化的经济学理论, 注入了哲学的智慧,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从其谋篇布局的角度来看,该书共分为三大部分。这三个部分先生都是以自然时间与空间作为背景和条件的,然后又是以经济的自然数量、质量、关系和模态作为范畴的。在此基础上,先生再行全面的范式研究。第一部分为经济认识论。即对自然人口、资源、环境和价值这四个基本经济要素,进行理性的确证;第二部分为经济方法论。即对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种基本经济行为,进行理性的论证;第三部分为经济目的论。 即对人类社会、国家、家庭和个人这四项经济结果,进行理性的实证。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说,先生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前进,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自然经济要素比作人类的经济之根,那么,我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就如吸取其根系养料,并供给枝叶营养的树干。当然,人类的经济生活实际现状,也就如其枝枝叶叶了。根深则干壮,干壮则叶茂。这一道理见之于经济哲学理论。显然,《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就是钟光荣先生在这片荒野上栽下的一棵树。不仅如此,我认为它还是一棵既完整,又符合自然道德理性,更合于自然法则和自然目的的充满经济哲学思想的一棵参天大树。

二、奇妙的理论之花

细读钟光荣先生的 《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会深受启发和开悟。因为,在他的经济哲学理论园地里,可以看到,他所撒播的自然博爱情怀,犹如晨曦中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照耀着沾满朝露的繁花绿树,光芒闪耀;也如晚间一轮清澈无瑕的明月,辉映着湛蓝夜空中的满天繁星,熠熠发光。可谓美不胜收,能让人激活智慧,明辨方向。

他在“经济认识论”中写道:“自然经济要素,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自然经济要素搞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非常好理解了”(见《经济范畴及其理性批判》 第11页)。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真正问题在于:对于社会人口符合自然生态比例的数量和方法,人口生存环境基本要素的指数和保障,资源利用和存量适应多少人口的数量和时间,财富分配最大公平与正义的依据和措施,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都没有找到答案。因此,对传统经济学加以理性批判,也就非常自然, 非常必要了。

他在“经济方法论”中写道:“人和其他物质一样,其需求与满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人在这个始终之间,突现了分配与交换两个环节”(同上,第185页)。因此,他又认为,等价交换,一方面只有在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在生活资料之间直接交换时才有可能。然而,当它一旦扩展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与生活资料进行交换时,也就必然会产生剥削和剥夺。因为,市场自由分配是“零和博弈”。等价交换无钱可赚,赚钱就是剥削或剥夺。所以,在不能实现生产资料人人平等使用的条件下,政府征收资本家的部分资源收益,再分配给资源丧失者,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既不是资本家的施舍,也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天赋人权”的自然平等返还。并且,这还要看是否做到了公平与正义的返还。

他在“经济目的论”中写道:“自然创造的经济结果,是一个最大的经济目的; 自然创造的万事万物的经济目的,也是顺其自然的随机目的。但人类的经济目的,则是在聪明与智慧灵动下的刻意目的”(同上,第321页)。由此,他认为,作为社会经济动机,则是达到经济全面繁荣目的;作为国家经济动机,则是达到国民财富共同增进目的;作为家庭经济动机,则是达到家庭收入最大增加目的;作为个人经济动机,则是达到个人消费最大满足目的。因此,经济目的的全部落脚点,始终都是在经济个人身上。所以,他认为,经济理性批判的全部意义、作用和目的,就在于将感性经济人,转变为理性经济人。

这就可以看出,钟光荣先生的全部经济理论,始终都是以自然经济事实与真理为根据,进而所做的科学探索。并且,他用自然公平与正义的道德理性来检验,而不以自利与偏私的功利意识来观照。所以,这才会使他产生神奇的灵感,在这棵奇特的经济哲学思想之树上, 绽放出奇妙的理论之花。这也正如他经常所说的:“真理不在主观个体里,而在客观全体中”。

三、奇异的智慧之果

钟光荣先生通过对自然经济要素, 社会经济行为,人的经济结果进行理性的批判,获得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紧密结合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一个是以社会经济与自然经济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模态与逻辑” 图式;另一个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原则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的产物”的结论。

他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模态与逻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合自然道德理性的真理认识论。即从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最终见之于实践真理;二是符合自然法则理性的科学方法论。即从民主政治到自由经济,再到法制社会,最终见之于行为科学;三是符合自然结果理性的和谐目的论。即从环境友好到资源节约,再到公正分配,最终见之于自然和谐。显然,他的这一高度哲学化的经济社会模态与逻辑,不仅是放之普遍而皆准的理性模式, 而且也是普遍用之有效的理性方式。无疑,这是先生对经济与社会持续与和谐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光荣先生在本书附录中所认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原则,就是马克思充分肯定商品价值的自然属性,只不过他将其交给历史学和商品学去研究而已。他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并不是笼统的“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文精神,则是他对广大无产者的人文关怀。在全面把握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先生则认为劳动价值学说的本质,是肯定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获取价值,但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这样,先生也就把劳动自身存在价值、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即获取自然价值,自然创造价值,作了严格的区分。然而,后世的经济学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误将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错误看成劳动创造价值,这是十分可悲的。

8.新中国第一次影坛政治大批判 篇八

“联影厂”的“文艺整风”，就是《武训传》等影片的创作者公开地自我批判大会，先由联影厂副厂长、书记叶以群致辞，宣读《人民日报》社论，由郑君里主持会议。参与批判会的除了孙瑜、赵丹外，还有联影厂全体导演和几位著名演员，自香港回来的齐闻韶、白沉和我也一起参加会议。

孙瑜是我平生最敬仰的导演。他自美国学电影回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导演了近20部优秀影片，特别是《大路》、《小玩意》等抗日影片，成为经典作品。不料，他刚跨进了新中国电影的门槛，新作《武训传》就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然而，那天批判会上，他风度依旧，衣冠整齐，神态严肃而脱俗，保持着诗人气质，只用简短而坦率的几段“检讨”词，表示了自己认识错误和改造思想的要求。

接着赵丹发言。赵丹与孙瑜完全不同，他身穿一件旧衣，头发蓬松，一副颓丧落拓的样子。一进门就与孙瑜并坐，始终低着头，愁眉苦脸，忧心忡忡。这位曾经为左翼文艺主演了近30部优秀影片（其中《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为经典之作）的艺术家，这几天，他一次次阅读批判《武训传》的社论和其他批判文章，也做了自我批评。然而在1951年5月5日，《文汇报》发表署名高畴的《不必要拍〈武训传〉》的文章，竟直指赵丹饰演的武训形象是“一个奇奇怪怪、疯疯癫癫，甚至为了要钱，不惜叩头屈膝，受打挨骂的可怜虫，这更没有任何我们劳动人民的气节了。那么在今天来表现，就只有坏影响了”。这段话对赵丹不啻是当头一棒。他一时六神无主，像一个罪人，坐在被告席上。轮到他在会上检讨时，他慢慢站起，弯腰屈背，一脸沮丧和悔恨，开头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扮演者——赵丹。”接着就双目含泪，继续检讨，但是谁也听不清他的检讨内容，只听到他在重复《文汇报》那篇文章的话：“奇怪、疯癫、叩头……”最后，说自己是反对劳动人民的可怜虫，是“封建制度的奴才”，作为检讨的结论。

孙瑜与赵丹两人的“检讨”完毕，要求大家批评。除了个别人读一下报上社论外，无人发言，会场上寂静无声。

休息后，会议继续，要求其他导演们自我检讨。郑君里首先批评由自己导演的《我们夫妇之间》，是丑化老区来的干部。石挥批评自己在《关连长》中丑化了解放军的高大形象和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佐临批评自己在《影迷传》中宣传了美国生活方式;应云卫、桑弧等也做了检讨，三言两语，草草完事。叶以群最后总结道：创作人员必须深入生活，转变立场，改造思想，才能为工农兵服务。

这一场在电影界展开的文艺整风，严重地挫伤了艺术家为新中国创作的政治热情，许多人抱着“不求艺术上有功、只求政治上无过”的想法工作。于是全国影片全是主题先行（先定主题是否革命），在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人物思想分左、中、右），演员表演无感情，观众看了乏味。而受到重伤的上影厂无编剧编制，剧本来源都是由夏衍和陈鲤庭主持的“剧本创作所”供应。该所编剧也在批判《武训传》后失去信心，所写剧本，七改八改，最后又否定，弄得联影厂导演天天等米下锅。从批判《武训传》后，所有创作人员都心灰意冷，受过严厉批判的赵丹更是终日忧闷自责，抬不起头来。

（摘自《上海滩》 本文作者：沈寂）（图片 孙瑜.jpg 赵丹.jpg 郑君里.jpg 石挥.jpg 应云卫.jpg 佐临.jpg 桑弧.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