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著名历史故事

元朝著名历史故事（共8篇）

1.元朝著名历史故事 篇一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灭亡金朝之后，又迫使朝鲜半岛称臣，志得意满之下定都于大都(北京)。他即位后很快开始进攻日本。

忽必烈对日本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第一，自唐代最后一代遣唐使之后，日本已经数百年未通中国，如果日本向忽必烈表示臣服，有助于增加元帝国的权威性，对忽必烈巩固权力颇为有利;第二，当时元帝国正在对南宋发动最后的进攻，而日本是南宋的重要贸易伙伴。从切断其外援的角度，获得日本的臣服颇为重要。第三，元军征服朝鲜半岛后，高丽“三别抄”军发动起义，曾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忽必烈感到了镰仓幕府对自己的威胁。

1275年，元军第一次进攻日本的战役打响了，元军选择的进攻地点是最近的北九州地区。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日本与朝鲜半岛间的门户对马岛。农历十月初三，元军从朝鲜半岛的合浦，即今镇海湾马山浦悄然出击，六日凌晨突然出现，成功登陆对马岛。元军全歼岛上日守军，攻占对马岛。接着，于十四日发动对壹岐岛的攻击，战火开始烧近日本本土。十六、十七两日，元军开始攻击日本本土，在九州松浦、平户等地进行多点袭扰性登陆。二十日，这次战役中两军最大的决战在博多湾发生。此一战，十万日军全军崩溃，放弃博多等地，逃往北九州的首府太宰府。

战争的转机在不经意间出现。元军在追击日军的时候有些得意忘形，实际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左副元帅刘复亨位置一度突出阵前。日军大将少贰资景是一名神箭手，见此情景返身一箭将其射伤。尽管进展顺利，但因为主帅受伤，元军决定停止追击，撤回船上休整，第二天再次进攻。对日军的战斗力元军没有看在眼里。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够回来。当天夜里，北九州正好受到了一次台风的袭击，心惊胆战的日军守候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惊讶地发现海面上连一条元军的船都不见了。第一次东征日本，元军因大风造成大批船只失事，据称溺毙、失踪一万三千余人，损失惨重，被迫中止。

感到双方矛盾无法调和的镰仓幕府态度十分强硬，在1275年和1279年两次将忽必烈的使臣杜世忠、周福等斩杀。蒙古贵族上层对此极为震怒，忽必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1281年第二次出兵讨伐日本。这一次，忽必烈出动兵力约15万人，是当时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大型舰队。然而，这次的作战进展比第一次要艰难得多。元军兵分两路，主力江南军约十万人因种种原因直到七月才抵达日本海岸，而东路军约5万人则循旧路再次登陆北九州。兵分力散的元军因为受到日本沿海防御工事的阻碍，寻找登陆点便花费很多时间。登陆后，又遭到早已有备、装备训练都得到很大提高的日军的截击。伤亡较大，加上疫病横行，元军前进速度十分缓慢。

农历七月三十日，在海上徘徊许久的元军再次遭遇台风，这一次的损失更为惨重，特别是迟迟方到的江南军因为仓促建造的战船质量低劣而几乎全军覆没，东路军损失也几乎达到七成。元朝的第二次对日征讨再次失败。以后，虽然忽必烈还计划过第三次征讨，但因形势所限，最终没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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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朝著名历史故事 篇二

一、严修教育思想的背景及内容

严修的祖父严加瑞是位享誉津门的盐商, 并有着“急人所难的任侠之风”, 同时严修还有着严格的家教, 他年幼时犯错, “祖父则大不悦”。他的父亲严克宽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 曾创办天津备济社以应对当时的灾荒, 同时他还维缮书院、庙宇等, 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严修曾回忆自己的父亲:“经商几十年, 遇事侃侃守正、无偏倚, 人无间言”, 从这些可以看出严修父亲为人的君子风范。平时, 严克宽还喜欢习读儒家著作及宋明理学, 并常以儒家伦理来教育子孙, 严修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家庭的美风培养了严修本人的反躬自省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及对传统的文化的不断追求。同时, 父辈的行善、重教理念深深印在严修的脑海中, 最终使其在成年后追求科举及入仕为官, 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改革之中。另外, 家庭条件的优越及社会地位的不同为其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与坚实基础。严修从最初的应试到进入仕途, 都与科举制度及传统的中国文化打交道, 在这几十年间, 他积累了丰富的国学功底, 同时, 封建儒士所崇尚的“治国平天下”理念也深入其内心, 激励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救国思想及从事其热爱的教育事业改革[1]。

与其他传统人士不同, 严修的学习除了包括那些圣贤经典以应付科举考试的著作之外, 还对其他的实用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 他从师好友陈风周于天文及算术。1884年, 严修为了应考求教于“清流”领袖张佩纶先生, 张佩纶先生的经世致用学说对严修有着极大的影响, 日后他便广泛地关注于西学, 开始研习《伤寒明理论》、《天文启蒙》、《数理精蕴》等数学、医学类书籍。在京城任职期间, 严修还接触了大量的几何图、四时、日月蚀图及考工记器图等, 所以, 此时的严修对西学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在治学方面也已经从经史书籍转向到了致用之道, 并将其扩展到传统文化及自然知识等方面。1902年, 严修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东渡日本求学考察, 他广泛接触东京、神户等地的大中小学, 并与当地的教师员工进行了交流, 与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商讨了小学教育方法及德育、智育的关系等问题, 三年后, 严修任职直隶省学校司督办, 期间与张伯苓先生又共渡日本, 对其教育制度进行了考察[2]。另外, 严修还专门从日本聘请了大量的教师来华任教以充实当时国内的师资。两次出国经历对严修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以后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贫弱, 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 这更加坚定了其兴办学习、改革教育的信念。

二、严修教育改革的内容及贡献

严修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 在甲午中日战争初期, 他在《驿马歌》中提到:“侧闻王师下辽海, 一饱便足供驰骋。”表达了他抗击日本侵略的强烈愿望, 并深感造成这方面的原因是“皆在上者教育为之也”。他认为, 要想拯救中国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 他曾断言“非兴教育才能自强自存”, 他还将可农、可商、可工的新式人才视为国家富强之基, 教育中最有现实收益的人。严修的教育救国思想还表现为他的新式人才观, 他曾对科举人才产生疑惑, 认为“科法之弊, 人才之衰”。他还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 在其致好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国民教育之义逐渐发明, 办学者应以普及为美谈, 以强迫为急务。”同时, 在教育的实践上, 严修于1898年开始, 便积极倡导中小学教育, 并在直隶省的州县内建立了新式的行政机关, 他还颁布了《直隶学务处各属劝学章程》以推广及讲习教育。严修认为, 兴办普通教育是教育普及的第一步, 但是小学教育又是各类教育的重要基础, 这与张之洞的“欲救危亡、莫急于学”有着相同的出发点。此后, 严修还将此教育制度推广至全国, 并为近代新式教育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3]。在捐资助学方面, 严修提倡应以个人的财力办教育, 这是他在贵州担任学政三年所总结出来的重要观点。同时, 他还主张应团结津门富商来捐资助学, 如1906年王益孙对北洋小学的捐资就是严修先生提出来的结果。

严修的教育改革, 特别是在兴办学校方面, 提出了公立、私立、民立的方式, 并取得了“庠序莘莘人艳说”的巨大成就。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如天津首批民立小学及南开学校的建立, 就是严修先生教育贡献的重要体现。同时, 严修还创建了劝学所制度, 这在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建立及晚晴教育普及的进程;另一方面, 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 改变了过去教育行政机关依附于礼部的传统, 保障了地方行政教育的独立性, 有效促进了中国近代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在严修的带动下, 1905年, 天津民立小学又增加了近20所, 与此同时, 他还广泛参与官立小学的筹建工作[4]。另外, 严修还为中学堂的兴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积极推广师范教育, 并首创天津幼儿师范教育, 在自己的家宅中创办了天津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严修还非常重视留学教育, 多次派遣中国学生出国门学习师范, 以提高师范生的质量, 如20世纪初天津学生的留学热潮就有严修的重要贡献。因此, 严修在中国的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为天津的师范教育奉献了大量的心血, 如他曾倾尽家产创办了南开学校体系, 南开学校成为了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化教育学府。

严修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与开拓者, 同时他还是中国近代私学的伟大先驱。在御辱图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关键时期, 严修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勇于向封建教育势力挑战, 这也是其强烈的爱国、救国思想的重要体现。严修虽是科举出身, 但他却认为该制度需要改革, 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富强, 必须要学习西方科技及培养创新人才。他认为, 中国不改弦更张就不可能发展与富强, 因此, 他坚决地投身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 对培养新式人才、创办新式学堂等有着重要的贡献。严修曾说过:“当今时势, 非人才不能自强, 非讲学不能育才。”这也是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1896年, 严修勇于将西方科学知识引入到中国传统的书院教学中, 成为了近代中国讲授西学的第一人。他始终关注着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实践, 强调教育环境的优化, 为新式学校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是严修对近代中国教育的重要贡献, 他积极推行社会教育并创办了系列的社会教育机构, 如半夜学堂、天津广智馆等, 这对开阔民众视野、发展民智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严修是近代中国锐志新学重要教育改革家, 特别是在封建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刻, 他提出了众多的中国教育改革的新举措, 并以此改变中国教育的水平, 最终实现其救国的思想。在其短短几十年人生征程中, 严修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物力及思想全都奉献给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 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姜瑞.严修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B].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3) .

[2]党宁.严修:锐意革新, 敢为人先的“私学”先驱[J].教育春秋, 2006 (10) .

[3]石继忠.严修: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 , 2002 (2) .

3.历史上那些著名庸官 篇三

模棱宰相苏味道

唐玄宗开元元年为宰相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他当官以后，尽管身份高贵，衣服、器物上都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得到的俸禄赐物，他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是个公认的好官、清官。

虽品行端正，廉洁无私，但卢怀慎政务上却毫无作为，是个典型的“无为”官员。任职期间，他自知与其同殿的名相姚崇相比，能力不在一个档次，因此，事务都推让给姚崇，自己则概不问事，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当时人讥笑其为“陪伴吃饭的宰相”。就是这个无作为的伴食宰相，竟然在宰相位上混了3年。

唐朝还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是一个特会打太极、踢皮球的圆滑宰相。据史料记载，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三度拜相，居相位9年。在中国的成语典故中，有两则成语与苏味道有关，一则是“火树银花”，一则是“模棱两可”。苏味道在处理政务时，善于向皇上陈奏，由于熟悉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只凭口头禀报，侃侃而谈。此人虽然才华横溢，能力也很了得，但出任宰相数年，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圆滑于君臣之间，屈从附和，取容于世而已。他常对人说：“做官处理事情，不要那么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必然后悔，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因此，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故此，人送称号“模棱宰相”。

三旨宰相王珪

宋朝宰相王珪幼年失怙，全靠叔叔王罕撫养成人。后来王珪官越当越大超过了王罕，王罕怕侄子膨胀，每次写信都嘱咐“以盛满为戒”。事后证明王珪很听话，谨慎得都有点过了，完全变成了不作为。

北宋神宗时，王珪居相位16年，这十几年间，政务得过且过，无所建树，每每遇到朝廷大事，也不动脑筋，不献策略，只起个上情下达的作用。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后跪接曰：“领圣旨”；出殿见人曰：“得圣旨”。总之，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世人称为“三旨宰相”。

浪子宰相李邦彦

北宋还有一位李邦彦，官至宰辅，是个富二代，人称“浪子宰相”。此人行为放荡，不理政事，只会享乐，一是喜欢踢球，其踢起球来，脚法细腻花样繁多，堪称大宋的“梅西”；二是喜欢写荤段子，但凡他写了新段子，就有老鸨来“买版权”，唱给客人听；三是喜欢交际，李邦彦喜欢呼朋引类到家里吃喝，同时，又乐善好施，每遇到有进京赶考的举子要接济，必出手大方，由于会搞人际关系，他官运亨通，进步飞快。成为朝廷重臣后，不干正事，专门研究关系学，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他成了投降派奸臣之首，加速了北宋灭亡。

棉花宰相刘吉

明朝的刘吉，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当时的明宪宗皇帝不问政事，内阁和六部都是在混日子，一度有“纸糊三阁老”（即刘吉、万安、陈文）和“泥塑六尚书”之称。他在位上，尸位素餐，奉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他的拿手好戏是颠倒是非，精于营私，但凡有意见与他相左者，必一棍子打死。由于他不理国事，无所建树，屡屡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位大员心理承受力超强，无论言官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凭着超级耐弹力，竟得以占据内阁18年，其中任内阁首辅15年，最后博得个“棉花宰相”之名。

六不巡抚叶铭琛

公元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战争开始后，巡抚叶铭琛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镇定。当英军3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铭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叶铭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断言15日无事。

叶铭琛的镇定，来自他的巫术活动。原来他在总督衙门里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其过15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

面对敌军，巡抚叶铭琛的应对之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称作“六不巡抚”。他不积极备战，却依靠迷信来退敌，最终广州失陷，叶铭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在囚禁中客死他乡。

古代如何治庸官？

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他的做法很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以对六部尚书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尚书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内阁留存；然后，各尚书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4.元朝历史人物故事 篇四

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另一大将兀良合台一起，南征云南，消灭了大理国。他将兀良合台留在云南镇守，自己班师回朝。不久以后，便在金莲川(今河北滦河上游)建立藩府，修筑宫室，继续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整顿地方行政，藩府势力不断壮大。这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和不满。蒙哥派人到关中来查核税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对忽必烈的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忽必烈当然知道哥哥来者不善。他听从手下谋士姚枢的主意，亲自把自己的家小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对蒙哥说：“如果我有二心，背叛朝廷，你就把我的家人都杀了吧!”

蒙哥听了此话，稍稍消除了疑虑。他停止了在关中的查核税赋工作，但是把忽必烈在那里设置的汉族模式的机构全部撤销了。

1258年，蒙哥派去西征波斯等地的旭烈兀送来了胜利的消息，蒙哥因而决定兵分三路伐宋，统一天下。他亲自领兵打四川，命宗王塔察儿打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打潭州。可南宋军队早有防备，蒙哥攻合州(今四川合州)钓鱼城攻了五个月也没攻下来，塔察儿也一直过不了长江，蒙哥只得命忽必烈去替换塔察儿。

忽必烈于1259年八月到达黄陂时，得到了蒙哥死于军中的消息。但他不愿无功而返，仍率部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忽必烈的进攻势头引起南宋朝廷的震动，那个玩蟋蟀出名，靠姐姐是宋理宗的贵妃才当了宰相的贾似道，只好奉命前来应战。

十一月，忽必烈接到妻子的密报，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正调兵遣将，准备继承汗位。这时，那个贪生怕死、贪权误国的贾似道却偷偷派人来向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以长江为分界，把长江北面的土地全割让给蒙古，另外每年进贡银帛各二十万。

忽必烈顺势答应，并迅速从鄂州撤兵。124月，他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及多伦一带)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北边即大汗位，占据了漠北，也在积极活动，两者互不相让。经过四年激战，忽必烈终于打败了阿里不哥，从而统一了内部。

然后，忽必烈大举南下。在攻打南宋时，他听从汉人官员姚枢、刘秉忠的劝告，严禁屠杀无辜百姓，他说：“贤明的君王出征，目的是在征服敌人，而不是屠杀老百姓。滥杀无辜只会伤了国家的元气!”

忽必烈在即大汗位时就在《即位诏》中宣布：“祖述(指祖宗的制度)变通，正在今日”。这表明，他想采用汉法，建立一个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政权。1263年，忽必烈将年号改为“至元”，并定都燕京(今北京)。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用汉族读书人负责;改变蒙古开国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遵循中原汉族的传统制度，大体奠定了元朝的政治体制规模。

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中都燕京的基础上，在城东北建造新的都城，四年后扩建工程结束，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并在次年将燕京升为大都。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使得统治者将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一定数额之内，并采取了一系列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5.元朝的历史小故事 篇五

1341年，脱脱上台，开始脱脱更化。主要内容有，恢复被伯颜废除的科举。大兴国子监。置宣文阁，开经筵。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平反冤狱。允许民间养马，减盐税。编辽史、金史、宋史。

伯颜倒台后，元顺帝下令减少宫廷开支，裁减宫女、宦官，至正五年(1345年)十一月书成《至正条格》。次年颁布，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派遣使臣在各地巡行，考察地方发展状况，查办地方官员违法犯罪行为。裁减僧尼。

至正新政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未触及社会矛盾的核心土地兼并问题，也没有解决财政困难。因此没有能拯救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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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元朝历史简史 篇六

元朝历史从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族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到洪武元年(1368年)秋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攻陷大都为止，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前后共计98年。 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大蒙古国。蒙古先后攻打西夏与金朝，并于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8月攻灭西夏，元太宗六年(1234年)3月攻灭金朝，完全领有华北。

在西方，蒙古先后发动三次西征，使蒙古帝国称霸欧亚大陆。元宪宗九年(1259年)元宪宗蒙哥于征伐宋战争去世后，领有汉地的四弟忽必烈与受漠北蒙古贵族拥护的七弟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而发生战争，最后于至元元年(1264年)由忽必烈获胜。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即元世祖。

这场战争让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脱离与大汗忽必烈的关系，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承认元帝为大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攻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结束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是元朝的鼎盛时期，军事上平定西北，但在征伐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战败。

元朝中期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上轨道。元顺帝晚期，由于怠于政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治理泛滥的黄河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元末民变。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徐达北伐攻陷大都。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建文四年(14)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威镇世界的三次大规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汗国。几大汗国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纳入游牧民族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15年，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灭南宋统一中国。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辞世。

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军节节败退，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营谈判宋军投降事宜，被扣留，后寻机逃脱。次年，文天祥的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南宋部队多为民兵武装，远不及元军骁勇，故一路溃败之势无法逆转，文妻亦被元军俘获。文天祥遂南逃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已经名存实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元军运用先进战术发起海、陆联合进攻，文天祥不敌，至五坡岭被元军抓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9个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正确，以及元军的能骑善射、灵活骁勇;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南宋人身形短小，善于弄文墨拙于肉搏。此外，元军在战争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后所采取野蛮的屠城政策，对于南宋军民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其实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其它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著名的“西域亲军”参加灭宋战争者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来自原先阿拉伯帝国的军士，许多人是研究、制造先进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当元军由于攻城不克调来采用阿拉伯与波斯技术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时，有的城防坚固的城池甚至来不及抵抗顷刻之间即遭沦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华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 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4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回回)与蒙古统治阶级。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虽然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在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元时中国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雍正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__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以及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2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5)、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地叙述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6)、文学艺术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是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与中外交往

元朝时期，不仅阿拉伯与波斯等中东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欧洲与中国出现了重要的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__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四、元朝的结束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元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崩溃以及等级制度，更成为农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反抗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尔逃往蒙古草原。

五、结束语

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自我。当我们面庞虚肿得必须要照镜子时，复习元朝的一段历史可以矫枉而不过正。

对于中国的历史，纯粹的文人教授已经“玩”儿的够多了。历史在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骄傲与自豪。

可是这种近乎封闭的崇拜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7.揭秘：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错字！ 篇七

天下第一错字——“避”

之所以说它是天下第一错字，因为它是由皇帝亲笔手书，且悬于国家重要场所的门前。

在承德避暑山庄正宫内午门上方，悬挂有一块匾额，匾的四周环绕鎏金铜龙浮雕，蓝色匾心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避暑山庄”。

可是一眼看去就会发现，“避”字右边的“辛”下部多写了一横。此错字是康熙亲笔御书，题写于康熙五十年。

康熙多写一横，臣僚应该当即看出来了，但皇帝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写错了，结果就造就了这天下第一错字。

在清代，承德避暑山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场所，皇家接待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如蒙古、西藏、新疆等，都是在避暑山庄，不知那些首领们看到这个错字会作何感想。

最有说法的错字——“鱼”

“花港观鱼”是西湖十景之一，那块“花港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碑上的繁体“焦”字下的四点变成了三点，少了一点。康熙不是不会写这个字，而是“有意写错”。

康熙信佛，有好生之德，题字时他想“鱼”字下面有四个点，四点代表“火”，鱼在火下烤，还能活吗？于是有意少写了一点，三点成“水”，这样鱼便能在湖中畅游，潇洒地活了。

最具哲理的错字——“流”

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匾额，出自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是为追念曾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

“风流宛在”这四字中有两个错字：“流”字少一点，而“在”字多一点。

原来，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时是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弄出了不少韵事。

刘坤一把“风流宛在”中的“流”有意少写一点，“在”字多一点，意思不言而喻，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极富哲理。

这样的字，错得恰到好处，所以至今也无人说三道四，反成一段佳话。

最令人叫绝的错字——“富”

山东曲阜孔府，可以说是天下最有文化的地方，但游人到孔府，未进大门便能看到特别明显的错字。

孔府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块蓝底金字“圣府”匾额，两侧有一副楹联是这样写：“与国成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上联中的“富”字少上面一点，宝盖头成了秃宝盖。再看看下联中，也有一个字写得极不规范：“章”字下面的一竖一直通到上面。

原来错字的妙处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的一竖出头，则表示“文章通天”。

两个错字，一下子就体现孔府这个非常门第的身份，不只没有人说它是错字，游人明白后反而连连叫绝。

（摘自历史那点事）

8.描写历史的作文:论元朝史 篇八

忽必烈统一天下后，根据刘秉忠的建议，用 “上哉乾元”一句中的“元”字做国号，自称元世祖。他仿照汉制在全国置中书省与11个行中书省 ，行中央集权制，让八思巴国师(罗古罗恩监藏)蒙古文字，恢复统治秩序，社会经济与国力变强。

二、文化交流-----马克的·波罗东游

因为水陆驿站的设立，使文化交流更便利，有数位欧商涌入中国 ，有的还来到了燕京(又称北平，现北京，元，明，清之都城)。

马克·波罗便是如此。马可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尼科洛·波罗与太奥·波罗途经中东，历时1275年 ，忽必烈已继位，宴请了他们。

来到中国以后，马可学会了蒙古语、汉语，且学的极快，得到了世祖的赏识，马可又在元朝任职。曾至中国十数个地方，数个国家，到过南洋。

因为思念故土，他们又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回了国。后来马可作为将领与一个叫热那亚的城邦打仗，后战败被俘，与鲁思梯谦同编《马可·波罗游记》。

三、元杂曲的作家们

元朝时，除了诗词外，又有了一种新的作文方式---元杂曲，最强的“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与白朴。

关汉卿 ，号己斋，亦作一斋，汉卿为字，生于1229-1241年(金末)，死于13前后 (元成宗大德初年)，有一座水星上环形山以其名命名。有《窦娥冤》、《西蜀梦》、《单刀会》等作。籍贯未知。

白朴 ，原名桓，字仁甫，后才改为名朴，字太素，号兰谷。隩州人(山西河曲)，生于1226年，至13在世，后不知行踪。其家族与元家为世交。有《斩白蛇》、《归庄》、《绝缨会》等作。

马致远，生于1250年，死于13，字千里，号东篱，大都(北京)人，有《岳阳楼》、《汉宫秋》、《陈抟高卧》、《任风子》等作。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山西襄汾)人，生卒不详，有《三战吕布》、《周公摄政》、《倩女离魂》等作。

杂曲在元朝已至鼎盛，但元政黑暗，元朝将亡啊!

作者|黄晨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