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道教思想产生原因(2篇)
1.李白道教思想产生原因 篇一
一、崇道的原因
明世宗之所以一心崇奉道教、一味痴迷道术, 大致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 家族影响。
明朝虽然对宗教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 但在政府限定的框架内, 统治者仍然允许宗教活动, 有时甚至还加以扶持。明太祖在开国前曾经征召术士, 任用道士;立国后则以儒教为治平之道, 对道教和佛教采取抑制的态度, 主三教合一之说, 但仍然重视道教之斋醮。明成祖之登基, 曾经得力于道士散布的谶语, 因而大力扶持和利用道教。嗣后的几任帝王, 多有崇道之举, 所以才有明孝宗 (弘治) 初年罢黜僧道方士政策的出台;但不数年之后, 明孝宗即重蹈其覆辙[1]。虽然尚难获得明世宗父亲兴王朱祐杬 (1476—1519, 明宪宗第四子) 信道的直接证据, 但颇可注意的是, 明世宗这一系确实出自明成祖, 因此可以推测:朱明家族的信道传统在明世宗身上确实发生了作用。
2. 近侍蛊惑。
嘉靖二年 (1523) , 太监崔文以祈祷之术诱惑明世宗, 于是明世宗广建斋醮于大内, 连日不绝。随后, 他又命内监十余人在宫中究习道经, 讲诵科仪, 并大加赏赐, 颇获宠待。对于这一点, 《明史》的说法至为明确, “ (明) 世宗嗣位, 惑内侍崔文等言, 好鬼神事, 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 不纳” (《明史·佞倖列传·邵元节传》) 。给事中张翀指斥崔文是“先朝罪人遗党”, 说他“挟邪术以尝试计, 愚弄陛下” (《明通鉴》卷五十) 。其说不无道理。
3. 追求长生。
追求“长生不老”, 希望“肉体成仙”, 一直是道教追求的目标;因而道教一向注重吸收古代医学和营养学的知识, 如导引、行气、辟谷、房中术以及炼丹等。但丹鼎派 (外丹) 过于注重“炼丹”, 过分夸大了“金丹”的作用。道教的修炼之法, 如果行之有道, 确实可以强身健体, 反之则为害无穷。明世宗最初信奉道教, 可能是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根据史料记载, 明世宗从小就体弱多病, 套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自幼爱病, 率五七日而解” (《世宗实录》卷一六八) ;直至十三岁登基之后, 也不时生病, 甚至一度达到不能视朝的程度, “朕以生长南方, 初政不懈, 遂致多疾。十三年病咳两月, 以后时不视事” (《世宗实录》卷二八○) 。适逢其时, 近侍援引先例 (比如何晏之服散) , 稍加鼓吹, 明世宗便不免心动, 初加试验, 果然有效, 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强身健体”的初衷堕入“长生不老”的末流。这一推测, 恐怕并不为过[2]。
二、崇道的表现
明世宗之崇奉道教,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道教方术, 身体力行。
明世宗最初信奉道术, 可能兼有“求子”的念头。因为在他即位的头十年里, 尚无一男半女出生;1533年以后, 一连有好几个孩子出生, 他把这些都归功于道教的祈祷之术。但明世宗骨子里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 一直妄想长生, 欲成不老的神仙;因此在他登基不久, 便在宫中日夜祈祷。从嘉靖十三年 (1534) 后, 明世宗便不再视朝。嘉靖二十一年 (1542) , 乾清宫发生宫婢之变, 明世宗险些被宫女勒死。自此以后, 明世宗便移居皇城西苑的永寿宫, 再也不入宫内, 越发醉心于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 明世宗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 并授孝烈皇后元君称号, 又追赠生父母道号 (《明史·陶仲文传》) 。明世宗尤其信奉道教的阴阳采补之说, 以为丹药、秘术可以祛病延年;道士们便投其所好, 大肆进献春方、媚药、房中术, 以供明世宗“宣淫”。《万历野获编》卷二一说:“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 其秘者不可知, 相传至今者, 若邵 (元节) 、陶 (仲文) 用红铅, 取童女初行月事, 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 (可学) 、盛 (端明) 则用之, 闻则立起, 不数旬, 上大渐。”道士们又说, 为了长生不老, 不但要取用处女的“红铅”, 而且还应多“御女”, 并且最好是处女。于是, 陶仲文建议明世宗多多征召年轻的民间女子进宫。1552年, 陶仲文为宫廷机构征选了300名民间女子, 年龄都在8至14岁之间;1555年, 又增选了160名民间女子进宫, 年龄都在10岁以下。如此大选民女入宫, 目的仅有一个, “供炼药用也” (《万历野获编·补遗》) 。晚年的明世宗, 求仙方灵药之心益发急迫。嘉靖四十一年 (1562) ,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于天下。嘉靖四十四年 (1565) , 他又派遣官吏四处招纳方士、求问仙药, 虽然屡受诈骗, 仍然对方士封官赐禄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
2. 佞道之人, 平步青云。
专心修道的明世宗, 对青词情有独钟。所谓青词, 又称“绿章”, 是写在青藤纸上的祷词, 用来焚化祭天。明世宗因行斋设醮无虚日, 故而奉迎青词便成为礼官之常务。凡进青词中意者, 便能入阁, 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凡辅臣必须力赞修道, 并且要善写青词, 才能得到信任, 否则休想升迁。以青词媚主得宠者, 始自顾鼎臣 (《明史》卷一九三) 。严嵩的发迹, 与他擅长撰写青词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招正合明世宗的胃口。于是, 严嵩青云直上, 1542年入阁, 两年后 (1544年) 便升为首辅。严嵩之后, 以青词入阁为宰辅的, 还有徐阶、李春芳、袁炜、严讷、郭朴、高拱等。有的大臣为了讨好明世宗, 刻意撰写青词, 甚至有因此而致病者, 严讷就是其中颇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据《明史》卷一九三记载, 严讷“暮宿直庐, 供奉青词, 小心谨畏, 至成疾, 久不愈”, 看来还真的病得不轻。
明世宗又独断自是, 拒谏护短, 因而敢于直言进谏者无所容身, 而阿谀奉承者平步青云。所以在明世宗一朝, 正直之臣日渐稀少, 而奸佞之徒日益增多。内阁之中互相倾轧, 首辅之间激烈斗争, 最终造成奸相执掌国家权柄。而最为臭名昭著者, 就是奸相严嵩。对于明世宗崇奉道教和服用丹药, 以致耽误了国家大事, 有些正直之臣也敢于善言劝谏, 但多没有好下场。终明世宗一朝, 因进谏止道而得罪皇上, 以致丢官弃爵, 甚至重责致死者, 前后有周瑯、郑一鹏、杨最、杨爵、海瑞等十数人。
三、崇道的后果
明世宗之迷信道教, 对于个人、朝廷和社会, 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个人而言, 由于长年累月地服食号称“长生不老药”的丹丸, 小剂量铅和砷的中毒作用慢慢表现出来了。这种中毒的症状, 早在明世宗六十岁前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 皮肤粗糙衰老, 肠胃功能退化, 无缘无故地发怒, 时不时出现痴呆和抑郁, 晚年又备受失眠的煎熬, 从生理到心理、从身体到意识, 都受到丹丸的伤害。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十二月, 明世宗因服丹中毒, 一命归天———可以称之为“仙逝”。其子朱载垕继位, 是为明穆宗。
就朝廷而言, 由于明世宗崇奉道教, 奸佞之人便投其所好, 因而嘉靖一朝正直之臣日渐稀少, 而奸佞之徒日益增多。兼之内阁之中互相倾轧, 首辅之间激烈斗争, 最终造成奸相执掌国家权柄 (如严嵩) 。以扶乩决定国家大事, 更是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因为以扶乩决断大事, 本已诬枉, 而行扶乩者又内外勾结, 共同愚弄明世宗;其中, 蓝道行便是典型之一 (《明史》卷三○七) 。其实, 事实还远远不止于此。据《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 明世宗自嘉靖二十一年“移跸西苑, 躬尚玄修”后, 便完全仰仗道术以行事, “自旱涝兵戎, 以至吉凶典礼, 先则叩玄坛, 后则谢玄恩, 若报捷又云仰伏玄威, 如此几三十年”。
就经济而言, 明世宗崇奉道教, 直接导致了国库的亏空。由于崇道, 便要营建宫观, 恩宠道士, 建斋设醮, 炼制丹药;加之当时吏治败坏, 官贪商奸, 层层盘剥、克扣、勒索, 大量的钱财耗费于“修真”之上。《明史》卷十八说明世宗“崇尚道教, 享祀弗经, 营建繁兴”, 最后出现了“府藏告匮”的局面, “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 因以渐替” (《明史·世宗纪二》“赞曰”) 。斋醮耗费之巨之大, 几乎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时每一举醮, 无论他费, 即赤金亦至数千两, 盖门坛扁对皆以金书, 屑金为泥凡数十碗” (《万历野获编》卷二) 。又费资无数搜求秘方秘书, 购求奇珍异草, “凡数十年, 糜金钱无算” (《稗说》卷四) 。明世宗到嘉靖末年, 国库业已亏空, 给嗣后的明朝皇帝留下了巨大的财政漏洞。《野史无文》说“神宗四十八年, 熹宗在位七年, 蓄积扫地无余”, 之所以如此, 可以追根溯源到明世宗一朝[3]。
就社会而言, 崇道使世风日下, 骄奢淫逸充斥朝野, 宗教迷信不绝于耳, 道德败坏不绝如缕。中国古有“上行下效” (上行曰风, 下效曰俗) 之语, 民间又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语, 说的都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引导作用。明世宗因崇道而奢靡, 直接导致了朝廷和社会的世风日下。帝王以下, 竞相仿效, 举凡王公、大臣、官吏、百姓, 无不堕入道教方术, “使民间信仰越加广泛与丰富, 祈祷与方术之留学也完全趋于社会化”, “致使宗教生活至明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明通鉴》卷五十五说嘉靖朝“民穷财竭, 士风渐漓”, 此语并不为过。
摘要:家族影响、近侍蛊惑、追求长生等因素, 使明世宗 (年号嘉靖)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崇奉道教的封建皇帝。他重用道士, 身体力行道教方术, 使佞道之人平步青云, 这对个人、朝廷和社会, 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明世宗,嘉靖,道教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彭华.陈寅恪的文化史观[J].史学理论研究, 1999 (4) .
2.浅析吴镇的道教美学思想 篇二
在《义门吴氏谱》中记载吴镇“生于至元十七年 (1280年) 庚辰七月十六日子时, 卒于至正月十四年 (1354年) 甲辰九月十五日子时”。出于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人生追求, 吴镇一生没有做官, 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因此, 对吴镇的评价很多人对他“隐逸”的一面都很侧重。比如明末清初的钱棻, 在《梅道人遗墨序言》中说吴镇“投渊洗耳, 疵俗激清, 类皆不得志于时, 或胸有所感奋, 然后托而逃焉”。可见, 吴镇对仕途采取的是归隐的态度。
对吴镇在隐逸方面还有其他的描写:“先生生于元季, 感时稠浊, 隐居不仕, 生平耽精易理, 垂篇卖卜”。对于吴镇的隐居不仕有了更加详细的记载。据说吴镇将他的房前屋后都载满了梅花, 清光绪年间重修的《嘉善县志》 (嘉善于明宣德五年建制, 县治设魏塘) 中记载:“吴镇, 字仲圭, 性高介, 少好剑术, 读易有悟, 乃一意韬晦, 效君平卖卜。既而厌之, 潜迹委巷, 绕屋植梅, 因自号梅花道人。工诗翰, 善画山水竹石, 每题诗其上, 当时称为‘三绝’, 有势力者求之不得, 惟贫士则慨赠之, 使取值焉”。从此段话中可以看出对吴镇在诗书画方面的精湛造诣高度评价, 也可以看出这种隐逸的情怀不仅是追求精神上的淡泊与宁静, 更是对回归自然的一种向往。
在元代的社会背景下, 道教的隐逸思想还体现在吴镇的生活和艺术作品中。他的很多作品多是描绘渔父泛舟水上、荡舟垂钓渔隐生活场景。如在一幅《渔父图》手卷上题词:“洞庭湖上晚风生, 风触湖心一叶横, 兰棹稳, 草衣轻, 只钓鲈鱼不钓名”。一句“只钓鲈鱼不钓名”就道出了他的这种超脱、隐逸、淡泊名利、逍遥自在、回归自然的怡然自得心境。“家住梅花村, 梦绕白云乡。弄翰自清逸, 诗歌更悠长。”在这首诗中吴镇“隐君”心境也可窥见一斑。
二、“一个轻舟寄此身”的逍遥心境
吴镇一生淡泊名利、远离尘世, 道教的隐逸思想在他的言行和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生活境界之一就是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渔隐的生活。这也是他隐逸生活的一部分, 在他的画作中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一叶轻舟上有位渔者一个人坐在船头静静的钓鱼, 或者已经抱着酒坛醉倒在那里, 或者直接的就在船上睡着了。这种逍遥自在, 远离尘世的心境是多么的让人感觉怡然自得。
在《渔父辞》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桃花水暖五湖春, 一个轻舟寄此身。时醉洒, 或垂纶, 江南江北适意人。”这种“一个轻舟寄此身”的旷达和画面中的阔远极具道教中的境相, 即飘逸、洒脱、惬意而又悠闲自得。此外, “一叶轻舟寄此身”的隐逸之意, 更是吴镇远隐江湖, 诗歌自娱的很好体现。
吴镇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他本身的精神向往是分不开的, 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人把他的作品中的“渔隐”用儒释道的精髓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他之所以对‘渔隐’题材情有独钟, 是与绝意仕宦、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相关;再则对佛教的信仰, 尤重‘心’象, 以超然出尘的态度观照万物。”这种来去自由、不得不失、归隐山林的向往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 如《溪山高隐图》 (故宫博物院藏) 、《秋江渔隐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渔父图》 (故宫博物院藏) 、《清江春晓图》、《双桧平远图》、《嘉禾八景图》、《松泉图》等。在这些作品中他都将这种“渔隐”的情怀发挥的是淋漓尽致。一方面是他本身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也揉合了儒释道的精髓。
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大家王伯敏在“仲圭水墨引述”一文中说:“我把画中的渔父, 都归属于吴镇自己, 是吴镇希望那样生活的自白。”这种渔人诗酒相伴, 独钓寒江的逍遥画面, 也正是吴镇的真实写照。这种道教中“逍遥”、“无待”的美学理想在吴镇刻画的渔父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回归自然、清逸脱俗的心性
元初, 在异族统治的社会背景下, 吴镇深受庄子“上与造物者游, 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深刻影响。毅然选择了超脱而归于自然, 逍遥于云水之间, 投身于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世界。吴镇未仕, 更不愿与权势者往来。相比较下他跟僧人和道士来往的会更多。因此, 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出超逸脱俗、放逸达观的意蕴。这也是庄子“至乐无乐”的至美感受, 更是道教中“道法自然”的“大美”追求。
吴镇的山水画多采景于身边的自然环境。他在《嘉禾八景图》题记中说:“嘉禾, 吾乡也, 岂独无可揽可采之景软”。他于平淡自然的景色中, 营造出一种氛围耐人寻味。《渔父图》所描写的是夜晚湖山景色。画中有高树、茅舍、湖畔、小径、渔船等元素。因此, 整个画面充满了宁静平淡的心境, 刻画出大自然的静谧。图上有吴氏自题七言古诗一首“西风潇潇下木叶, 江上青山愁可叠, 长年悠优乐竿线, 蓑笠几番风雨歇。渔童鼓泄忘西东, 放歌荡漾芦花风, 玉壶声长曲未终, 举头明月磨青铜。夜深船尾鱼拨刺, 云散天空烟水阔。”这种取景于自然、清逸脱俗的绘画风格体现在吴镇的作品和生活中。方薰在《山静居论画》称吴镇:“饱则读书, 饥则卖卜, 画石室竹, 饮梅花泉, 一切富贵利达, 摒而弃之与山水花鸟相狎, 宜其书画无一点烟火气。”这种远离尘俗, 在自然山水中, 自得其乐的逍遥自在更是对“道法自然”追求和诠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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