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共8篇)
1.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 篇一
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素娟
我有幸当这两个多月的班主任,我觉得很珍惜,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们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作为高段的班主任,感受最深的就是怎样与学生相处,关系融洽,效果好,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是一门深奥的人际关系学。现在面对的学生已经不再是我们读书时那么单纯了,老师的命令就像圣旨一般,从来没有想过老师会是错的,即使意识到老师有错,也不会不分场合,不顾时间,对老师指出,与老师进行辩论。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老师的形象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现在的学生在电子时代里长大,接触的是电视、广播、上网,知道自己的一些权利,民主意识很强,而且自我为中心的现象很严重。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老师工作方式也必须相应的发生改变,调整师生关系,把学生的位子摆正了,不然工作就会处处碰钉子。与学生相处得好,学生爱听老师的话,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与六(1)班学生相处的日子中,我得出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一、为人师表,率先垂范。
我认识到班主任不仅仅是一个班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更是一个班级的教育者。平时与学生相处的时间比其他老师要多得多,因此班主任的一举一动,都将对学生产生较大的影响。班主任应该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渊博的知识,做得正,行得直。使得自己在学生中树立威信,使得学生能尊重你、支持你,主动地聚集在你的周围。因为学生接受班主任的教育,不只听其言,还会观其行。班主任只有用行动做出榜样,使学生“耳濡”和“目染”。久而久之,才能产生影响学生的巨大效能。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老师的外在行为表现对学生具有一种榜样和示范的作用,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辨别能力、自控能力较差的低年级孩子,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在平时与学生相处的时时刻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要学生做到的,老师先要做到”。比如,教育学生讲文明懂礼貌,那么我也会主动跟学生问好,说谢谢你之类的礼貌用语,孩子也会自然地用礼貌用语来回答我。个别学生有随手扔纸团、纸片的不良习惯,我经常既不批评,也不言语,而是躬身--捡起废纸,送到垃圾桶里。从此后,教室地面开始清洁起来。正所谓“话说百遍,不如手做一遍”。
二、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相信学生.首先我相信学生在我的主导作用下能管好自己,所以我充分发挥班干部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创建和谐的班集体,班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于是,我着手对管理体制进行“放权”:通过几次班干部例会,要求班干部敢想,敢做,不仅要做实干家,更要做决策者,只要能发动同学们自觉参与班级管理,有利于同学们的学习和各种爱好的发展,什么想法和活动都可以讨论.这样一来发挥了班干部的主体性,调动了班干部的积极性,工作起来轻松许多,而且效果也较好,除了学校组织的活动外,在班内还开展各种活动,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这些活动由学生们自己,组织,总结,收到较好的效果.其次,要懂得去爱每一位学生。作为一名老师,爱学生会是基本要素。这个爱字可不要随口乱说。爱学生,就要随时随地了解学生的感受,善于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此时,你不仅是一位老师,还是学生的朋友。老师对学生的爱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净化学生的心灵,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首先重视班会,开好班会。重视班会,开好班会,为的是在班中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为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大环境,重视的是学生的共性。配合学校各项工作,我们班积极开展了许多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明事理、长见识。
开班会不一定要等一节完整的课,利用一些零碎的又不影响学科学习的时间开短小精干的班会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不必长篇大论,班主任把及时发现的不良思想的苗头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对事不对人,进行警示性的引导教育,往往能把一些影响班风、学风的不良思想消灭在萌芽阶段。
其次,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尊师守纪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怎样尊师见到老师问好,当然不错。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培养学生有正确的尊师观念,如:上课积极发言,开动脑筋;作业认真完成,不懂就问;格式正确,布局设计合理;关心班级卫生,爱护身边的财物等。这里包括了各方面的好习惯的培养。守纪也不是仅限于坐端正,而是能紧跟着上课的节奏,思路清晰,及时回答问题。我还喜欢学生爱问为什么,在适当的时候质疑也能收到预期效果。不随地丢东西,走楼梯注意文明,不大声喧哗,良好的行为规范,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这一些我都认为是尊师守纪的表现。
再次,重视与学生的思想交流,多与学生谈心,注重的是学生的个性和因材施教。我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促膝谈心,及时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
四、培养“特殊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阻碍其进步的心理因素。
1、苏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让每个学生都抬头来走路。”这就是要使每个人都看到自身的力量、价值、对未来都有希望,充满信心。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学生进步的动力,特殊生往往缺乏这种心理。如:犯过错误或经常受到批评的学生都有一种态心理,认为别人瞧不起自己,即使自己尽力做了好事,别人也不会说自己好,因而存在“破罐子破摔”的自卑心理。在学习上我就放低要求,只要他能尽力去完成就行了,对行为方面就要认真观察,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哪怕是一点苗头,就给予表扬,倍加爱抚和扶植,这样他们得到了老师的尊重、信任和支持,从而迸出改过自新、奋发向上的决心和力量。
2、发动群众,统一教育思想。各方面教育影响协调一致,并连续持久地坚持,就构成教育特殊生良好环境、促进他们转化的重要条件。具体方法:①教育全体同学关心帮助他们。例如:教学中建立“一加一”学习小组,把一个差生搭配给一个各方面较进步的中等生或优生,让他(她)帮助督促、检查、辅导学习。②班主任经常与科任老师联系,交换意见共同商量对策的方法;③与家庭互相配合,让他们处处有人管教,关心和帮助。这样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总之,班级的管理是一件既辛苦又充满乐趣的工作。工作方法有成千上万,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只要我们班主任讲究方法,从爱护他们的角度出发,采取学生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善诱,勤于管理,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定能水到渠成,让班级集体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 篇二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 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同志必须牢记,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王庭栋主任是践行以人为本的表率, 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在1958年由于把为农民说话的王庭栋主任打成“潘杨王”反党集团, 从而在河南首先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刮浮夸风, 进而蔓延到全国, 出现了1959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 全国发生饿死上千万人的悲剧。我到政协工作后接触河南政协的同志, 他们都非常怀念王庭栋主任。谈到1958年河南浮夸风饿死人的情况, 都十分痛心谈到如果吴芝圃不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三位省级领导打成“潘杨王”反党集团, 河南就不会有浮夸风, 也就没有信阳事件, 就不会有河南和全国的大饥荒。为了永远铭记河南当年浮夸风的教训, 我根据王庭栋主任的回忆和有关资料, 写了王庭栋主任1958年蒙冤经历, 以纪念他老人家。在我省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征程中, 更好地学习和发杨王庭栋主任亲民、爱民、为民精神, 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 有效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
一、潘、杨、王在农业合作化上同吴芝圃意见分歧
在1958年, 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 十多万人挨整, 20多万人受株连, 100多人致死。多年来, 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 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 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 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正好撤销平原省 (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 , 平原省委潘复生同志接替张玺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王庭栋同志随同潘复生到河南省任省委副秘书长, 1955年, 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 吴芝圃是第二书记, 吴是河南人。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 潘、杨、王认为不能太急、太快, 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 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 第二年实现30%, 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 后来下面发展很快, 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 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 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 太大了不易管理, 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 开始是百户社, 发展到千户社, 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 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 管理跟不上, 牲畜长癣, 掉毛, 生病, 死亡, 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 主张小槽喂养, 以保护牲畜, 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 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 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 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 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 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 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 工作过粗, 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 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 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 (年前主要是闹社, 年后主要是闹粮) 。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 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 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 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 有的农民要求退社, 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 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 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 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 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 潘复生因病休养, 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 主持工作。他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 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 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 涉及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 例如, 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 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 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 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 (即农业税) , 不计征购任务 (即向国家卖“余粮”) ;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 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 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 根据社员的要求, 可以分小一些等内容。《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 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 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宣传要点》, 并切实推行《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 根据这个文件, 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 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 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 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 并报告中央, 希望减少征购指标, 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 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 有的低头不语, 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 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 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 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 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 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 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 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 农民都实行工资制, 按月发工资 (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 。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 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 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 几个村办一个食堂, 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 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 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二、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 (扩大) 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 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 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 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 一种是右派反党, 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 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 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 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 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 从5月18日到20日, 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 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 (会议期间) , 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 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由吴芝圃代替。
三、“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 就给省委打电话, 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 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 否认阶级斗争, 否认两条道路斗争, 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 攻击合作化, 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 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三)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 向党猖狂进攻; (五)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 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六)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 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 (七)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 (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 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 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 (八) 结成反党宗派, 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 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 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 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 要斗透, 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 要反复斗争。”
四、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后, 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 (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 等省委领导人开会,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 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 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 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 一回到省里, 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 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 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 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 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 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到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 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 传达部署和讨论, 并且通过座谈会、算账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 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 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 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 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 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 都在批“潘、杨、王”, 都在“拔白旗”, 谁要有不同看法, 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 就成为“白旗”被“拔”掉, 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 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 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 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 是一个凶恶的人。据统计, 全省揪出“小潘杨王”10万多人, 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 摧残致死100多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 潘复生正患着病, 发高烧躺在家里, 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 不准他坐, 不让喝水, 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 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 潘复生拖着病体, 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 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 象征潘、杨、王三个人 (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 。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 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 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代、检查材料以外, 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 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 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 他们站在中间, 低着头, 批判的人辱骂他们, 有些人拳打脚踢, 往他们脸上吐口水, 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 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 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 省委领导多次逼她揭发杨珏, 冀雨没有揭发, 就一次一次地批斗, 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 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 被人认出, 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 有的被撤销了学生干部职务, 有的被摘掉红领巾, 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 并动员她离开杨家, 这位保姆说:“我走了, 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 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 在省里公开批斗后, 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 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五、浮夸风使河南人民吃尽苦头
1958年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 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 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 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 哲学的跃进》的长文, 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 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 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 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 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 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 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 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 《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 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958年4月, 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 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 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 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8年, 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 (这个数字也是偏大) , 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 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 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 河南则增加了56%, 达到99.79亿斤, 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 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 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 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 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 私分了粮食, 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挨户搜查, 拆屋掘地, 批斗干部, 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 河南容不得不同意见。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 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 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 材料转到北京, 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标语, 提出了不同意见, 也在河南挨了批判, 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 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 搞了一个《问题汇编》, 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 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把潘、杨、王打成反党集团, 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 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 比1958年下降8.9%, 粮食总产量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 粮食产量仅有177.38亿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 农村粮食储备告罄, 农民口粮告罄。全省农村水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 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后来统计, 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 。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 坚持不要救灾粮款, 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 公共食堂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 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 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 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 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水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 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水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59年1月20日, 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 在夏邑、虞城, 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 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 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 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 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 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 (16进位, 相当于10进位的3两) , 谁要说吃不饱, 就要被批判和挨打, 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 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 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春意浓”为题, 继续粉饰太平, 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 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 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 继续反右倾, 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 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 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 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 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 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 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 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 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 死人的事不断扩大, 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 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 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1/5, 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 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可以粗算一下, 信阳至少饿死100万, 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他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 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年底到1959年10月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 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 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 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 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 还揭露了河南省其他地区的饥荒问题, 如豫东问题, 密县问题, 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 开到后来, 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 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 说吴芝圃是阶级异己分子, 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 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 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 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 恶果很大, 教训惨痛”以外, 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 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 可以不给处分, 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 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 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 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 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 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 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 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 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 其实, 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 罪恶也大得很, 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 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 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分管文教工作后, 有一次, 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 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 说:“我有罪, 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六、王庭栋主任谈“潘杨王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王庭栋主任在他晚年曾专门谈了当年“潘杨王”在农业政策上同吴芝圃的分歧。吴芝圃坚持“自留地统管, 牲口集体饲养, 农业高级合作化越快越好”, 有的高级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了, 农民还不知道, 就成为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潘杨王不同意他的意见。
王庭栋主任回忆道, 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 把河南“左倾”蛮干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 这是造成河南百万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催命符。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 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 先批潘复生十多天, 后来又批斗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 以后又批斗我。杨珏和我同潘复生一起是党中央从原来的平原省调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 吴芝圃找我谈话, 吴说:“你年轻, 思想能力强, 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接送我, 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意思。但是, 过了十几天, 在批判我时, 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 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极右分子”, 中央未同意。他就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并说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 是一个“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 潘复生官大, 是中央委员, 被下放到国营西华农场任副场长, 生活条件好点, 能吃饱, 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 长驻公社。我官最小, 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 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由一位公安人员送我去, 把我交到生产队后, 他就回去了。安排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 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 地下是驴粪、草。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只有木头框架, 框架上有洞, 从洞中穿过绳子, 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在队里公共食堂。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被批斗半年后, 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批判斗争“潘杨王”之后, 河南干部不敢说真话了, 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 很冤枉, 从小干革命, 对党忠心耿耿, 我绝不能容忍这种污蔑。1962年平反时, 吴芝圃找我谈话, 我质问他:“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 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 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 不要让牲畜死亡, 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 算了, 当时戴帽子错了”。
王庭栋主任谈到他下放当社员劳改, 受到农民的保护时, 动情地说, 农民很实在, 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 知道了“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 是好人。”省委直接下放我到生产队劳改, 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 我吃队里的公共食堂, 每顿饭每人两大勺, 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 多盛一点也不敢, 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萝卜, 后来萝卜也吃不上, 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我下地劳动, 日夜连轴转, 干上一小时重活, 出汗多, 再尿上一泡, 肚子空了, 饿得站不起来。黑夜还得下地, 拉一条席子去, 轮流躺一会儿。我有手表, 估计公社干部快来检查了, 就把社员喊起来干一阵。我住的地方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不少小瓶瓶, 里面装着些盐腌的树头芽。社员说:“王秘书, 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 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 要保住身体!”调离河南30多年后, 他偶尔去河南参观, 遇上的干部和农民听说是“潘杨王”来了, 十分热情, 没有骂他们的。河南老百姓评价:“跟着吴芝圃, 受了三年苦”, “跟着潘复生, 粮食吃不清”。
对于河南“潘杨王”事件这段历史, 王庭栋主任认为有三点历史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一、以我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 正确对待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问题。河南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拥护的, 热情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对合作化违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的做法是不接受的, 这种表现当然不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时有些村庄发生闹社、退社现象, 经过调查研究,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不能作为对抗性矛盾看待和处理。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化。河南在左的政策下一意孤行的死官僚主义, 不顾农民兄弟的死活, 不惜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 尤其不能容忍。
二、“‘左’是方法问题, 右是立场问题”的习惯性说法。在党内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 认为“‘左’是方法问题, 右是立场问题”,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 党内有一些人, 包括有的领导人, 争当左派、极左派, 可以“假话说尽, 坏事做绝”, 在一个省为官一任, 竟然使老百姓达到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的程度, 而对于这种对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 最后仍然说成是“对党忠心耿耿”, 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对立起来。应该反思“‘左’是方法问题, 右是立场问题”的说法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给以实践的检验。
3.王大豪主任的处事风格 篇三
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来应聘。他~边嚼着泡泡糖,一边问:“请问你们有什么条件?”
王大豪主任:“我们的第一个条件是请你把泡泡糖吐掉后再跟我说话。”
那位青年一愣,赶紧将泡泡糖吐进桌边的废纸篓里。
2、允许迟到
王大豪管理员工一向纪律严明。一次,王大豪遭遇塞车不幸迟到,当他走进办公室,大家的目光默默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王大豪尴尬地在桌前坐下,沉默片刻后,他突然拍案而起“今后特许每个人迟到一次!”
3、事关前途
一次,小冯因为没有工具,只好站着看别人打扫卫生,王大豪主任见状斥责道“女人干活,男人怎么能袖手旁观?薄副主任在那里拖地,你却在一边看。去,你去拖地,让薄副主任休息。这么大的人了,连溜须拍马都不会,你这辈子还有什么前途!”
4、人性劣根
王大豪当了主任后,脾气见长。
一天,员工小张乘其心情愉悦,小心翼翼地对王大豪说:“你没当主任前好像没这么大的脾气。”
王大豪谆谆教诲:“知道人的劣根性了吧!”
5、很有口才
有一次开会,王大豪主任谈兴大发,从下午四点说到晚上九点依然兴致勃勃,意犹未尽。有的员工昏昏欲睡,有的员工焦躁不安,几乎精神失常。
王大豪对此却全然不知,最后还洋洋得意地感叹道:“我这辈子第一次连续讲这么长时间的话,真没想到我这么能说,看来我也很有口才啊!”。
6、领导就是真理
一次,因工作上的观点分歧,员工小张愤愤地对王大豪主任说:“你不要以为你是领导便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王大豪训斥道“你懂个狗屁,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记住——领导就是真理!”
7、都很听话
一次,有人问王大豪主任“有没有员工不听话?”
王大豪一怔,想了想:“没有——小听话的都走了。”
8、故意刁难
小沈来应聘,称自己有摄影的特长。她还随身带来一部进口高档相机,是她打工挣钱买的。
小沈基本符合聘用条件。王大豪主任决定再出最后一道题;“把你的相机借我几天可以吗?”
“不行!”小沈断然拒绝:“我从不把相机借给不太熟悉的人。”
“如果你借相机给我我就录用你。”王大豪面无表情:“否则,我就不录用你。”
小沈眼泪快流出来了:“如果是这样,我宁愿放弃在这里工作的机会!”
“我现在决定不借相机了。”王大豪微笑着:“明天你来上班吧!”
王大豪很欣赏她的个性。
9、风度失尽
中午下班后,员工小张(女):“王主任,中午请我吃饭吧,我的要求不高,吃碗揪片子就成。”
王大豪主任吝啬成性,推托道“改日吧,我今天没有钱!”
小张不由分说,硬拉王大豪走。
王大豪紧抱办公桌不放,高呼“来人啊,有人打劫啦!……”
10、符合要求
一天,王大豪主任为活跃团队文化生活,组织员工联欢。他请大家唱歌,但大家相互推托均表示“唱得不好”。出现冷场。
王大豪大为不满,强调指出:“今天唱歌有一个要求——谁都不许唱得好听,必须怎么雅听怎么唱,越难听越好!”
然后,王大豪指名张强首唱,张强不得不唱。
4.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 篇四
————班主任工作总结
紧张的一学期眨眼间就要结束了,回顾本学期的班级工作,感慨颇多。要当好一名班主任,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更要有一颗爱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在奉献、付出的同时,也会赢得家长和学生的尊重。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谁不爱学生,谁就不能教育好学生。”苏霍姆林斯基也强调,对于那些“异样”的学生,要以“朋友和志同道合者”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他,因为只有对学生发自内心真挚的爱,才能给他们以鼓舞,才能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温暖,才能点燃学生追求上进、成为优秀生的希望之火。教育实践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手段,教师情感可以温暖一颗冰冷的心。当学生体验到老师对自己的一片爱心和殷切期望时,他们就会变得“亲其师而信其道”。
作为一名教师,在生活、学习中关心优生并不难,只要稍加点拨,便会有起色。教师往往很容易贴近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班级里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学困生。这些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差,而且生活习惯、个人性格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某个问题,老师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但他们总是当作耳旁风,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样的学生,想让老师从心底里去喜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开学第一天,我就对全班同学特别是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说:既然进了四一班,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会一视同仁,学习差,老师不会嫌弃你,只要你每天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每天进步一点点,一学期下来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让学习差的孩子增强自信,鼓起勇气,不会感觉到老师对他们另眼相看。
我们班的乔康、李嘉豪、李谨婉、李泽康等同学,学习困难,调皮捣乱,作业不按时完成,也曾令我伤透了脑筋。我努力与他们打交道,并想方设法地去转化他们,一学期下来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其中令我最伤脑筋的是学困生李谨婉。她的父亲在外打工,很少回家,母亲刚刚去世,由姑姑代为照管。家庭的遭遇使她性格孤僻、自卑,平时穿着邋遢,不讲究个人卫生。她虽然很聪明,学习上一点就透,但上课不认真听讲,老是打扰其他同学,自身也很懒惰,书写速度很慢,还爱说话,每天没写完作业的老是她。帮助了、教育了、也批评了,怎么就改不了呢?她怎么学点习这么费劲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和以前带过李谨婉的一位老师闲聊,无意间说到了她,老师对我说:“那个孩子太可怜了,经常被她姑姑打,你应该对孩子好点。”听了老师的话我也开始进行了反思:是呀,如果我光批评她,那她什么时候才能燃起自信、有所改变呀?那她以后怎么办呢?想到这,我决心去改变她。但从哪下手呢?如果采取强硬的方法肯定不行,方式方法不得当也起不到教育的目的。终于在一次校内活动中让我找到了教育的契机。六一儿童节前夕,班级排练舞蹈,我专门把她选上,让她融入到集体里。刚开始,她不敢做动作。我就有意地表扬她:“李谨婉的舞蹈感觉非常好,再自信一点!”慢慢的她越跳越高兴,越自信。我还让她给别的同学做示范,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渐渐地,她的性格也开朗了,喜欢和同学在一块玩。
抓住学困生身上的闪光点,让她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促使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也有意的为她创造更多的机会。课堂上我让她朗读课文,与别人比赛,看谁读的好;与同学们进行写字比赛,把她的字贴在教室外的展板上,供其他学生学习。同时让她担任小组长,发放本子,做老师的小助手。在课间我经常和他聊天,问问家里的近况,她也很乐意的畅开心扉与我交流。
她的改变也让我找到了她身上的可爱之处,我问她爱不爱学习?她很认真地告诉我:爱。我又问她想不想把学习成绩提高下去?她又很认真地告诉我:想。于是我对她说:要想提高学习成绩,上课的时候就要认真听讲,写作业的时候不能一边玩一边写,而且要把写字的速度放快一些,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其它的知识。她又很认真地对我说:老师以后我肯定会的。我也很认真地对她说:老师相信你。
看到她的变化,我也欣慰的告诉自己,幸亏当时没有放弃她。我们不能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下子就给某个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随意地放弃,稍有一点希望能要去争取,一个也不能丢弃。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我们的教育才会达到它真正的目的。
学困生转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因势利导。相信只要给他们一个舞台,他们一定会还我们一片蓝天。
不让一个人掉队
——班主任工作总结
四年级(1)班
王小华
5.王主任综治维稳工作述职报告 篇五
排厦社区管委会主任 王硕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综治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按照省、市、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按照“预防为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认真开展排查、调解、帮教、严打,反邪教、平安建设等工作,努力实现 “建设平安旬邑”、“构建和谐排厦”的工作目标,为我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坚持体制机制建设,努力构建大平安的管理格局
我始终把综治维稳和平安建设工作作为全社区重点工作来抓,加强领导,统筹兼顾,树立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总责的思想,充实综治办成员,协调派出所、司法所等机构开展工作。各村委会成立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确立村党支部书记为主要责任人,保证了基层管理机构健全,领导人员落实到位。
1、领导组织机制进一步强化。每月主持一次联席会议,听取平安建设、综治维稳、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层层建立责任制,加强了人员配备和工作网络建设,形成了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
三、认真开展“六.五”普法,坚持学法用法
学法普法,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依法行政的基本保证。一年来,在带领社、村干部学法用法上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征订相关法律法规读本。二是加强各村两委会的法制教育。结合各村实际,采取召开专门会议、自学等形式,认真组织学习普法教材等相关法律知识读本。全年共组织学习各类普法教材、《反邪教法制教育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30次。通过学习,加深了社、村干部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不断强化维稳意识,认真做好信访工作
今年以来,在实施新农村建设、211国道沿线开发、老庄基复垦中矛盾纠纷不断出现,上访问题尤为突出。在处理矛盾纠纷上,我坚持以群众的利益为第一出发点,坚持不稳定因素排查周上报制度,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阶段。在全社区的信访工作中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好:
1、将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不等不靠亲自抓。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目标,极大地增强了社、村两级干部对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信访工作上有人问,中有人管,下有人办。
2、结合当前信访工作的特点,认真制定工作措施。一是积极推进“阳光工程”和民主监督等制度,提高群众对政务、村
上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制宣传深度广度还不够,一些群众法制意识不强,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意识不高。二是联防工作齐抓共管意识有待提高,工作合力有待加强。三是由于社村财力有限,综治维稳工作财力投入不足,工作难于正常有序的开展等。
六、来年工作打算
6.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 篇六
水北社区调研人口计生工作
2月27日上午,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率队莅临我街道水北社区调研“人口文化”创建活动,在副省长雷于蓝,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业斌,市长程奕威等陪同下深入我江北街道水北社区实地调研。市人口计生局局长杨慧红,区领导黄干强、周文高、程国强,区人口计生局局长钟秀云,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强、办事处主任程爱华等陪同了调研。
调研中,王侠主任实地察看了水北社区文体广场LED电子显示屏、人口文化广场、阳光计生宣传长廊、幼儿园、新家庭文化屋、计生协会会员之家、户外计生宣传牌、婚育学校、居民议事大厅和便民服务大厅等,并与村干部亲切交谈。王侠主任对我街道计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及高度赞扬,认为街道在开展“人口文化”创建活动中,搭建了集宣传平台、便民平台、讲学平台、服务平台和议事平台等“五位一体”的宣传载体,对有效转变居民群众的婚育新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个活动,做出了特色,突出了亮点,取得了实效,具有示范推广意义。
7.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 篇七
一、淡泊名利, 甘当“村级小官”
作为一名军人, 王挺军在大西北边远艰苦地区服役20多年。当他把自己放弃计划安置、选择自主择业的想法告诉家里人时, 家人和亲朋好友异口同声表示反对。母亲连续几天给他打电话, 反复说:“我们祖辈都是农民, 好不容易盼着你有出息了, 放着政府分配的铁饭碗不要, 自己去找工作干, 当平头百姓, 你这是走的啥路呀?”一向支持他工作的妻子也对他说:“你在部队好歹也是团级干部, 一转业啥也不是, 多没面子啊!还是安排个稳妥体面的工作好。”而他却想, 选择自主择业, 不仅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又有了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就业的机会, 何乐而不为呢?
2001年5月, 新乡市红旗区政府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2名社区居委会干部。王挺军主动去报名应聘。经过严格的政治理论考试、面试和答辩, 他从5000多人中脱颖而出, 面试、笔试综合成绩名列第2名, 被区委推荐为春夏社区居委会主任人选。同年7月, 办事处组织召开社区成员代表大会, 他全票通过!就这样, 王挺军从一个团级转业干部, 走上了自主择业、自我创业之路。
二、情系居民, 积极排忧解难
上任后, 他先后拜访了社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组长, 走遍了社区内76座居民楼和百余家商户, 为2300多户居民建立了家庭档案。经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成立了社区党支部, 建立了党小组, 保障了党员的正常组织生活。为了把党的温暖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王挺军始终把扶贫助困、解决群众疾苦放在首位。2001年10月, 他在走访群众时, 了解到80岁的王庆芝老太太, 因儿子突然死亡, 生活陷入了困境, 几个无固定工作的孙子都不愿赡养, 仅靠每月70元的补贴勉强度日。王挺军先拿出自己的钱安慰老人, 又专门召开支部会议, 决定在有关部门审批同意之前, 每月由社区为老人购买10斤米、10斤面、3斤油, 他本人还每月给老人20元零用钱, 同时为老人申报最低生活保障金。2002年6月, 老人的眼睛出了毛病, 王挺军立即护送她到医院医治, 用自己的工资为其交了300元医疗费, 并在病床前伺候了6天。老人出院后, 他又把她接到家照顾了一个多月。对此, 王大妈的亲属们非常感动, 她的孙子拿着保证书找王挺军承认错误, 并把老人接回家中赡养。社区居民刘泽根夫妇双双下岗, 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因交不齐学杂费, 辍学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后, 王挺军把准备购买家具的2000元钱拿出来帮他交齐了学费, 使其重返校园。几年来, 他共为贫困家庭垫资5000多元。
2002年大年初一, 王挺军到辉县老家过年, 全家人都很高兴, 因为他的老母亲终于可以实现盼望二十三年的团圆年梦了。可到了第二天, 他所在社区支部的老党员、离休干部夏国齐老人不幸病故, 考虑到夏国齐老家在湖北, 原单位在贵州, 爱人有病, 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 料理后事会有许多困难。大年初三一大早, 王挺军打出租车赶到夏老的家中和他儿子一起忙了五天, 直至后事办理妥当。
随着社区内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 帮助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和落实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成了王挺军的重点工作。经过协调和积极申报, 为100多户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申办了最低生活保障金, 解决了他们的暂时困难。为解决194名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他所在社区党支部一方面发动党员开展“为政府分忧, 为居民解难, 为党旗增辉”的“三为”活动, 号召党员和帮扶对象进行“一对一”帮扶;另一方面大力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 发展社区服务业、联办企业, 以王挺军为主进行内部消化吸收, 同时积极向驻社区单位推荐安置, 取得了显著效果。大部分“40、50”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当53岁的马洪祥拿到上岗通知书时, 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说:“王主任, 我已经有三年多没活干了, 是你帮助我找到了工作。都说共产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这下我真的信服了, 请从下个月开始把我的低保金停了吧。”目前, 社区内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100%, 率先实现了“完全就业型社区”。
三、开拓进取, 倾心社区建设
针对社区公用设施陈旧、居住环境差、文体活动单调等问题, 王挺军先后自费到上海、广州、郑州、洛阳等地考察, 学习外地社区建设经验, 制定了高起点建设社区、高质量服务居民的规划, 并主动向市、区领导、机关和居民代表汇报了自己建设文明社区的设想, 得到了肯定和支持。经多方协调, 筹集资金改造了部分老旧用水管道, 增设了4台变压器;集资修建了3000平方米的水泥路, 硬化和绿化了居民楼前楼后的空地;督促饭店改造了排烟排污设施;带领党员和低保人员成立了社区义务治安巡逻队;添置了室外健身器材, 建成了社区文体活动园。基本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用水用电难、出门行路难、治安状况差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使社区的面貌有了明显的改观, 社区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了, 群众参与建设文明社区的积极性更高了。
2003年7月, 社区建成了28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综合楼, 设置了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办公室、社区警务室、“一站式服务平台”, 添置了全套办公桌椅, 配备了电脑、触摸式显示屏, 设立了室内健身房、居民学校、阅览室、老年活动室, 还联合开办了家政服务公司、健康用品店、读书社、学习辅导站、洗衣房等, 及时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计生指导、家政服务、劳动保障、文化娱乐、健康生活用品、再就业服务等快捷优质服务。
2002年, 所在社区被评为“全国文化体育先进小区”, 2003年被评为“全国计生协会先进单位”, 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在王挺军的带动下, 2002年年底新乡市又有6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担任了社区居委会主任, 立志为社区建设做贡献。
8.班主任工作总结 王 篇八
王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们来辽宁考察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对海外华侨华人长期以来对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中央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动下,辽宁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目前,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沈阳经济区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辽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振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国内外客商来辽宁投资兴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他欢迎各位侨胞把握商机,与辽宁进一步扩大合作,并介绍更多的企业到辽宁投资发展,推动各住在国与辽宁开展更多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从5月12日开始,代表们将前往本溪、大连、丹东等地进行考察访问。带着赤子之情、爱国之心,代表们纷纷表示,希望能为家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繁荣做出贡献。(兰政大光)
第十八届全国外事服务系统协作会议在沈阳举行
第十八届全国外事服务系统协作会议5月18日在沈阳举行。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程亚军,辽宁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孙、大刚,以及来自外交部、中国对外友协、部分省市外办和各省市国际交流中心、服务中心、合作中心的领导共计一百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程亚军首先在会上讲话。他向与会者介绍了辽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全省外事服务系统发生的可喜变化,他祝愿通过本次会议进 步提高外事服务工作的水平。最后,他欢迎大家到辽宁多走走,多看看,多交流。外交部和中国对外友协的领导也存会上进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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