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教案

中国文化概论教案（精选7篇）

1.中国文化概论教案 篇一

1.结合你的个人感受或实际情况，谈谈学习《中国文化概论》意义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周易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学习和掌握了儒、道、释、易等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份的来源、产生与发展过程和主要思想内容，认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影响及其固有价值和现代意义，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国家的方面看：符合我国现代化人才培养目标——既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具有现代意识，又具备深厚民族文化素养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有助于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助于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从小的方面看：对于个人自我完善、发展，在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等方面有益于个人的现实人生。

这门课让我进一步了解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曰民族魂）和国民性格（或曰国民性）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就儒家文化传统而言，它既已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其精神价值必然活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再创造的生命之源。经过创造性转换，传统的儒家文化将构成新文化的要素之一，而与现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文化可以获得其定位。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将会对儒家文化有更平实的客观的理解。

作为身处21世纪剧变洪流中的现代中国人，要在挑战中去把握机遇，就更应当以处变不惊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去重新审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掘蕴藏其中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加以继承和创新，进而去开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2】从一个事例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影响

经过２０００余年的不断发展和补充，儒家文化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直到现在仍在深刻的影响者我们的思想，指导者我们的行动．

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诸如直面正道、贵和中庸、天人合一、民为邦本、重情轻理、平均主义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冲突，凝聚民众力量，注重自然环境，尊重生命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有诸多消极影响，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从中汲取、升华出前进的力量。

比如，儒家文化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不平等的意识已深刻印在每一个人的骨髓之中，在一个家庭中，当一个新生命一经诞生，家长在“为了子女的未来”的美丽谎言指导下，就开始按自己的意愿管教、雕塑自己的孩子，尽管有些家长自己就是文盲或流氓、恶棍或...等,儿童稍有不合大人的意愿,轻则吵骂,重则巴掌棍棒交加,大家熟知的板子就是最好的例证.稍长大,在学校里又受到老师的严厉教育和雕刻,在压抑的、扭曲的社会环境里,很多人形成了乖顺、胆怯、懦弱、自卑、内向甚至性格孤僻的不正常性格，当这些人走向社会失去管教后，压抑的人性开始喷发，有些人开始变得放荡不羁，反道德反社会反人类，常作出很多令人匪拟所思的事情。传统观念中本来有养儿防老的意愿，但遍观中国的农村社会，首先由儿不养老的官司经常出现，儿不养老和不愿养老的现象更成为普遍现象，传统的孝道在现实社会中几乎不存。

没有历史的延续，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没有文化的滋润，也就没有现实的文明。文化既是前人实践活动的结晶，也是后人从事活动的方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社会活动的背景

与条件，主要是靠文化的影响与传递。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3.结合“诚信知报”的传统美德，谈谈当今大学生诚信问题的现状

“诚信”，即诚实守信。在中国传统社会，“诚信”倡导忠诚、诚实、守诺、信任，被看作进德修业、立人、立政之本。当今，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状态，人们为传统的诚信道德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公平、公正、守信、互利，使之在今天的社会交往和公共关系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1、考试作弊

在大学，考试作弊屡见不鲜，一些成绩差的学生为了考试能及格，寄希望于作弊。他们认为“学不在精，作弊则灵；功不在深，会抄就行”。有些成绩好的学生，为了取得高分，为了得奖学金、评优、入党也进行作弊。还有部分学生看到别人作弊，怕自己吃亏，便随波逐流。

2、求职中不讲诚信

为了能在就业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不讲诚信、弄虚作假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伪造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及各种评优奖状，为自己安上“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的头衔，在履历中言过其实、极力渲染，编造各种在校的工作、实践经历。例如：山西某国有企业一次招聘了22名大学生，人事处处长发现担任过班、系、校学生干部的有15人，获各种奖励者21人。他暗中在这些学生的同学中作了调查，结果22人中，真正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仅为8人，获系以上奖励者仅为12人。

3、在助学贷款中不讲诚信

大学生在助学贷款中的不诚信，有些学生通过制造虚假证明来申请助学贷款，以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有些学生在毕业后拒绝向银行提供通讯方式和工作单位，恶意拖欠贷款。如甘肃省的国家助学贷款是从2000年开始发放的，据有关人士介绍，截至2003年9月底，全省高校获得贷款的大学生已接近1万名，贷款余额达5406.43万元。其中，不少学生已毕业进入还贷期，但实际情况非常令人遗憾。

三、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1、客观因素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客观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许多人把对物质和功利的追求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常常采取不正当甚至非法手段在社会各领域进行恶性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的现象司空见惯；在政治领域中，一些官员在金钱和权力的驱使下，得过且过，知法犯法、贪污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正之风对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建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学校的不诚信现象也成为大学生诚信缺失的重要因素。有些教师缺乏严谨治学的精神，上课应付、不求质量，在校外担任多项兼职；在学术上缺乏严谨的态度，抄袭论文，盗用他人研究成果。这使得教师在学生中的“典范”形象大打折扣，客观上助长了大学生诚信的缺失。

2、主观因素

大学生正处于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虽然对事情的是非对错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但自我控制和把握的能力较差，尤其是看到社会上不诚信的现象屡见不鲜，“老实人”常常吃亏，他们很难守住内心的道德防线。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将“诚信”美德抛到九霄云外，最终导致了大学生各种不诚信的行为。

【4】、谈谈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1、（1）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利用道教的威信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比如在唐朝时期李世民崇尚道教，称自己是老子的后代，道教也以此为契机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

2、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巨大贡献。当时的炼丹技术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相信有长生不老药，要求道士为自己进行炼制，虽然统治者别用用心的想长期统治社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炼丹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当时一些道教人士通过炼丹来修炼，以此希望可以通过炼丹这条道路来实现“羽化豋仙、延年益寿”，比如当时道教内部出现了“金丹派”。同时火药的出现也与炼丹有一定的关系。

3、对古代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现在的道观的神仙造像和壁画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当时的神仙传说和各种神话故事丰富了我国的古代文化，《西游记》、《哪吒传奇》动画片中也因为其中所表现的神仙世界和神仙形象也是受到许多人的青睐。

4、对当时医学的发展的贡献。道教和中医学又相互借鉴，共同推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如古代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在中医学方面都有极高深的造诣。其中这也是中国气功养生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一代武学宗师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创立的《太极拳》现在也是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喜欢的一项休闲活动。

此外，道教在其它文化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如天文、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民俗、民族关系和农民运动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5.简述中国近代文化论争的三种主要观点

[书上340—342]

6.联系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观谈谈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近些年多发的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已经超出一般的市场违法违规范畴，它也正暴露出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聚氰胺奶粉、甲醛奶糖、“地沟油”菜肴、“染色馒头”、“苏丹红”鸭蛋、“孔雀石绿”鱼虾、“瘦肉精”猪肉、“墨汁石蜡”红薯粉，以及其他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归结之一。“谋财害命”自古以来就为中国人所唾弃憎恨。而纵观当前的食品行业，道德伦理问题已处于危险境地。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法律和制度是刚性的，而道德的培养是根本的。”赵成根说，对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虽然目前来说法律制度很重要，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加强道德观念的培养，让从业者主观上不愿“唯利是图”。

无疑，多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是简单和孤立的，它是当前中国社会公共道德体系中一个令人焦虑和担忧的不良典型，与中共倡导的“以德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必须采取系统的部署、长远的规划加以彻底整治。

２００６年３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引导树立包括“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胡锦涛今年２月１９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

【7】谈谈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日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1、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带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而且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学术思想、修养方法、音乐美术、工艺建筑、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3、佛教为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例如，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

4、佛教对中国音乐、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

5、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8】民本思想的意义及其在今天的影响

1.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思想主题。它是以民为国家政治本体的一种思想体系。民贵君轻，民心向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主旨。从总体上说，民本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贯性，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民本思想仍有值得借签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容，产生的原因，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2.孔孟子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思想的一颗明星，它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重民思想、惠民思想、爱民思想与用民思想，对构建我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3.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内容。自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来，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一民本思想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应有的积极意义。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被后人传颂的清官、好官，就是身体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范。探讨儒家民本思想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有现实的重要意义的。

2.中国文化概论教案 篇二

然而, 不少高校将此课程作为任选课或讲座课, 忽视本课程的育人作用。由于国家目前无统一教学大纲和学时规定, 各校在执行中差异较大, 造成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一些高校开设或不开设;或全校任选或专业指选;或考试或考查;或高年级开或低年级开;或大班开讲座小班讲专题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未受到应有重视, 其教学实践缺乏必要定位, 教学体系尚未定型。“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不同于以文化历时性为主线的“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它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 难度大, 覆盖面广。目前对该课程的传统教学还停留在老师“满堂灌”、“一言堂”, 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层面上, 忽视实践环节和师生互动环节, 从而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本文意在探索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 具体来说:

第一, 建立模块教学模式。改革传统的, 平面的知识传授模式建立一个新型的、立体的综合培养模式。“中国文化概论”的内容体系要由三大块组成:一是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 二是中国文化的产生机制, 三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新型教学模式分为三个基本层次, 针对不同内容、不同特点, 采取不同教学方式。

其一, 基础性教学—基础层—以知识优化为主。讲授内容为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 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它以乡土化为立足, 以民族化为支柱, 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教学方式以学生自学为主辅以专题讲座;

其二, 互动式教学—中介层—以思维训练为主, 讲授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一切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东亚大河平原的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现代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 它要选择现代文化, 文化形态的差异源于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中既有地理环境亦有时代发展的差异。教学方式以讨论式教学为主, 设置开放式题目, 师生互动, 在知识优化的同时, 训练思维;

其三, 主体式教学—提高层—以能力培养为主。讲授内容为中国文化整体特征。纵观历史长河, 横看五洲四海, 方能找准历史坐标, 审视整体, 避免片面性, 方能通过全方位比较, 鉴其特征, 掌握规律性。中国文化的整体基调是积极入世, 追求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协调和谐。教学方式以教师教学为主辅之以专题讨论, 培养学生能力。

第二, 构成网式教学模式。在现行理论课的基础上,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和专题讲座与讨论课, 使三者构成一种网状的教学模式。即以理论教学为基点, 以实践教学为补充, 组织学生成立课外, 确定专门课题, 进行学术研究活动, 提高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专题研究, 有的学生找到“天下为公, 匹夫有责”“天下为公”和振兴中华的精神相融合。“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 “路漫漫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和市场经济竞争自强的意识相合, 诸如此类之例甚多。学生的知识结构趋于优化, 灵魂受到洗礼。

第三, 提高教学“速率”。增设专题讲座, 将过去面面俱到, 平均用力转化为关键处点拨、梳理。实行网状教学模式, 避免了简单知识的不必要重复, 增加知识信息的有效性。

第四, 完善教学手段。目前教学手段基本上还是一块黑板, 一支粉笔。“中国文化概论”信息量大, 许多知识学生陌生, 教师需要大量板书, 耗费相当多的课堂时间, 要提高教学“速率”, 就必须借助多媒体, 做到图文并茂, 既减少板书, 又提高效率。

第五, 培养学生素质。在基础性教学中, 重点讲授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 以培养学生审美直觉能力与分析能力, 将基础知识交给学生自学, 而对中国文化发生、发展, 嬗变的关键点列为若干专题, 以点带面, 以培养学生宏观概括能力。另外在互动式教学和主题式教学中, 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完善和深化学生的知识体系。

建立模块教学体系, 构成网状教学模式, 完善教学手段, 使“中国文化概论”教学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 以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综合素质, 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达到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刘中华.中西方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影响的比较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3 (4) .

[2]李慎, 刘东.谈文化对语言的影响[J].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3) .

[3]晏宗杰.浅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要素[J].社会科学战线, 2006 (5) .

3.中国文化概论教案 篇三

一、设置专题，力求深入

本科阶段，一些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概论》，往往受到学时、教材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在教学过程中容易走马观花，难以深入。就教材而言，大多依据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以及阴法鲁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等教材。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大多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渊源、经济基础、发展历程等入手，再分章节讨论中国文化之分流如宗法制度、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历代官制、天文历法、建筑风格等，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教材侧重于分章讨论，但内容显得驳杂浩瀚、难以精专；有些教材则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发展历程的揭示，分各个时段进行论述，脉络虽清晰，但宏观阐释不足。这些教材有助于学生对中国文化基本知识点的学习，但也易流于表面，讲授深度往往受到牵制。研究生阶段，如果再将这些教材的知识点复述一遍，将有悖于研究性教学的总体特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

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研究生教学要求，设置若干专题，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细微，旨在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及科研创新能力。笔者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共计36课时，大约每6个课时讨论一个专题，分“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先秦文化典籍精读”、“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历代制度史”、“中国美学通论”这六大专题对中国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在于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内在起承转合规律，探讨各阶段文化之总体特点。“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通过经典阅读，引导学生掌握先秦文化原典的思想精髓。具体选择《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礼记》、《诗经》等原典，采用现代比较规范的注本进行精读，追寻经典之本意，思考其中的现实参照意义。学术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侧重于探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士人道德操守及其中国文化之影响，分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进行集中探讨。“中国史学概论”在讲述中国史学史的基础上，通过精读《史记》文本，初步了解中国史学思想及文化影响。中国历代制度演变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因此“中国历代制度史”主要探讨某一时段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之兴衰演变，以求通过制度反思而关照当下。“中国美学通论”则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宗教等审美特质，揭示中国美学的独有内蕴。之所以如此划分专题，既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又涉及古代文化的经济、政治、学术、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将宏观和微观结合，力求深入浅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反响较好，大多觉得上课收获颇多。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史专题，他们既能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又能对一些文化史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讲论结合，互动交流

研究性教学重在引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转变其固有思维方式并提升其科研能力。因此，在授课方式上，不能采取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更要将授课、研读、讨论、互动相结合。笔者采取的讲授方式为：讲论结合，精读原典，分组讨论，课程作业。所谓讲论结合，是指每个专题先由教师讲解两个课时，或是总体论述该专题，或是论析某本典籍，或是对某个具体话题深入探讨，内容不拘，形式自由，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精读原典，主要让学生课后对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典籍及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阅读。具体六个专题各列出书目，如“中国文化发展历程”阅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阅读《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等书，“中国学术思想概论”阅读钱穆《国学概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中国史学概论”阅读王伯祥《史记选》，“中国历代制度史”阅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美学通论”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每个专题大约要精读一到两本书，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上，再让学生讨论则有话可谈，言之有物。

“学而不思则罔”，阅读经典之余，更要乐于思考、敏于答问。本课程在教师讲授以及课后阅读之后，也颇重视课堂讨论，对中国文化史诸多专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先秦思想文化中儒家与道家思想存在异同，在课堂讨论时，笔者将学生分为儒家、道家两方，分别阅读儒家和道家原典之后讨论儒家及道家关于“道”的理论，有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不太关注个体而重视群体性道统，当时就有学生反驳说儒家也重视个体的尊严、道德修养等。在激烈讨论之后，笔者对双方论点进行评析，指出先秦思想的复杂性，不可仅以儒家或道家笼统论之，即使儒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也有差异性。通过大胆质疑、相互切磋，学生的视野得以开阔，研究视角日趋新颖，为日后科研及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课堂讨论之后，笔者要求学生将各个专题以课件的形式展现给在座同学，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独立收集材料、开展研究的能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得学生自身讲课水平得到提高。如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这一练习过程中，有学生做出“情迷唐代”的精美课件，讲述唐代历史文化，并解读其热衷于唐代文化的原因，受到在座学生的好评。又如阅读《史记》时，一些同学详细分析《史记》中诸多不大出名的历史人物，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命运，解读中国历史的诸多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再如讲到“中国美学通论”时，有同学对汉服极为感兴趣，作出“儒雅的汉服”的学术报告，整个报告图文并茂、内涵丰富，让在座的同学皆感受到传统服饰之美。通过以上诸多授课方式，使得原本单调的课堂丰富多彩，对于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反应、积极思考等方面也作出了较高的要求，使学生得到极好的训练。

三、实地考察，经世致用

古语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典籍记载的传统文化往往不够形象可感，学习中国文化史也要重视实地考察，充分借助博物馆、历史遗迹等资源，通过实地探访，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借助课余时间，笔者组织学生参观了扬州的寺庙、博物馆等历史遗迹。通过实地考察，学生了解到佛寺的基本布局、佛像的宗教内涵、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等，使得原本颇有距离的宗教文化变得切实可感。在博物馆参观时，笔者侧重讲解“广陵潮”、“雕版印刷馆”等几个颇有特色的馆藏。学生进一步了解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历代扬州文化的发展等知识，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刻板及印刷也有了深刻认识。这些不仅使得书本知识落实到实处，也增加了学生的兴趣，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学习中国文化课程也当如此。在课堂上，笔者较为重视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情怀的培养，呼吁学生将传统文化学以致用。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平时的课堂讲授中，笔者有意识地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载道”等话题进行讨论，试图让学生建立起文化自尊感和历史责任感。通过阅读经典，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文化反思能力。与此同时，笔者还提醒学生要熟悉民族文化精髓，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充满底气。注重提升自身涵养及人生境界，不断自我完善与心态调整。通过学习文化经典，形成健全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实现社会价值及人生价值。诸如此类，皆是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照出发，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反思社会、传承文化、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些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的最终目标。

总之，笔者通过对教学内容的设置、课堂形式的改革、课外教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创新。通过诸多尝试，使本课程既能符合研究性教学的要求，又能增进学生学养，树立起良好的价值观念，为日后的工作及生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湖南：岳麓书社，2003.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4.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篇四

媒体与设计学院

艾孜买提 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 历史 进化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5.中国文化概论期末论文 篇五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期末论文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 学

号： 院

部： 专

业：

班 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摘要：在中国文化中，法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法家思想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仍旧对我国今天的法治思想与体制建设有深远意义和启示，这些成绩的创造少不了一个伟大人物-----商鞅。商鞅作为法家思想的真正实践者对法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应当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使之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部不朽的史诗。关键词： 商鞅 法家思想 法治 贡献

正文： 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 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摘要：在中国文化中，法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法家思想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仍旧对我国今天的法治思想与体制建设有深远意义和启示，这些成绩的创造少不了一个伟大人物-----商鞅。商鞅作为法家思想的真正实践者对法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应当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使之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部不朽的史诗。关键词： 商鞅 法家思想 法治 贡献 1.时势造英雄，商鞅变法应运而生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 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 “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纵观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他不仅把法家思想运用在变法实践中，还是通过实践对法家思想的完善者与开拓者，他通过法家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和民众乃至国家，还将法家思想融入到治国大计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他对法家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参考书目 [1]吕中国.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6.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篇六

-----------读《丑陋的的中国人》有感

中国文化传承数千年，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可计数，它的伟大是不容质疑和抹杀的。但是文化有其精华必有其糟粕，而又由于文化的传承的连续性，在精华的到发扬的同时，糟粕也随之深入人们的骨髓当中。

《丑陋的中国人》系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于20多年前所作。其实是一部他在各地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的演讲的合集。比鲁迅先生的杂文要来的深刻，但是没有鲁迅的犀利。二十年多前的书放到现在来写读后感，固然有些过时，毕竟沧海桑田，毕竟物是人非，书中的很多言论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现状，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毕竟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痼疾，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更何况，在这二十年中，又有许多新的陋习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所以，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丑陋的中国人》中提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这句话讲的是中国人不团结，中国人总是窝里斗。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团结的强调实在太少太少，至多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等寥寥几句话，而更多的则是强调了个人的重要。这种现象的形成应该与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关。从科举考试到中举为官都是自己的事，为了中举，为了得到高升，士子们不惜陷害同窗，陷害同僚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作为脊梁的士子们都没了骨头，又怎么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团结精神。

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劣性根显得更为明显，社会缺乏基本的信任，人人为己。有老人摔倒了，到底是去扶不去扶。去扶吧，好吧你可能碰上碰瓷的了，那还是不去扶了。于是便有了这种中国特有的现象：路上有人出事了，一群人围观，但是就每人上前帮一下。而在前段时间的“小悦悦事件”，这种中国特有的丑陋更被表现的“酣畅淋漓”。我想柏扬先生看见这个事件一定会后悔他当时写《丑陋的中国人》时言语太温和了。

中国人不懂团结，中国人不信任别人等等这些个现象的根本原因都是自私。凡事只为自己着想，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像一句话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受中国长期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多数人不能或者不愿将目光放到社会或者集体的层面上，而只是扫好自家门前雪，不去在乎他人，只要自己过好了就足够了。也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利可图，落井下石。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不仅是指人口和国土，同时也是文化和传承。还是那句话，一个民族的脊梁是知识分子。要让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在精神上崛起，知识分子是关键。知识分子会给整个社会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引领整个社会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占了总人口的很大一部份，所起到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7.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概论 篇七

一、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虽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的记述, 而且形成了延绵不断的传统, 不仅历代正史中有《食货志》、历代的会要和会典的相关项目也记载了有关经济财政的典章制度, 历代的类书相关项目则可视为有关经济史料的汇编;各地的地方志种亦有记述社会经济的内容;历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多有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散见于历代文集中;甚至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物和简牍文书也包含了大量古代经济发展的信息, 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史学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形态, 更不要说形成独立的学科。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是在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形成的。当时,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或影响下的研究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 即社会史的讨论, 这促使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同时直接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关于其方法论的讨论也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所以, 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史的特点, 在时人眼中, 社会史与经济史基本是能够通用互换的名词。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前, 参与方法论讨论的力量, 一派信从唯物史观, 是为“理论派”, 以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代表, 将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唯一正确方法;一派接近实验主义, 是为“材料派”, 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为代表, 将史料问题置于经济史研究首位, 是为实验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 则以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为主, 称为食货派, 他们通过《食货》杂志扭转了当时论战的不良风气, 使“理论派”和“材料派”能够求同存异、择善而从、良性互动, 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引入正途。[1]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和寻绎结论, 并强调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比照西方经济史[2]。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 仍有不少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 取得不少成果。

总体上, 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研究处于较为宏观和理论探索方面, 但是这一时期主张的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 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对以后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影响深远, 其方法论的论战也为以后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史方法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建国初到文革以前

这一时期, 属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期, 全国史学界曾就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这五个重大问题展开持久而热烈的讨论, 其中有四个属于经济史研究或者说与经济史研究有密切联系 (除最后一个) , 并且开始了以政府为组织的系统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

在研究方法论方面, 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深入影响, 以前文提到的经济史问题在史学界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经济史学著作, 同时也有一些重大的理论创新。如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体现出的比较史观, 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的理论创新。但也存在问题, 如在方法论上对苏联的马首是瞻, 而对其他西方国家的方法论盲目排斥, 使中国的经济史学游离于国际学术之外[3]。

三、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为中国经济史方法论研究的沉寂期。由于受历史原因影响,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一同受到影响, 关于其方法论的研究也一同陷入低谷, 故步自封, 不注意了解和吸收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同时学术的政治化, 导致经济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好在, 史学中的考古学仍然继续发展, 不少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简帛资料的发展, 为以后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四、改革开放以后至今

这一时期, 是中国经济史大繁荣期, 也是危机与机遇并存的一个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 促进了经济史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所以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的一个高潮期。

文革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中国经济史学开始走出“左”的思潮影响, 整个学科获得了极大发展, 研究内容突破了生产关系这一主要领域向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多个领域。部门经济史、专题经济史、民族经济史也逐渐展开。近代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学科。收集、发掘、整理史料的工作在此时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公布。

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史发展的繁荣期, 同时也是研究理论和方法得到创新、发展的时期, 因理论和方法的不同, 中国经济史学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学派, 即原先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新兴的社会史学派和经济史学派[4], 其中新兴的社会史学派和经济史学派都是由原先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演化而来的。新兴的社会史学派以傅衣凌为代表, 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新兴的经济学派则以吴承明为代表, “当我国经济史学界还在生产关系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 他已经着手研究市场以及其他与经济近代化有关的问题了[5]”。

然而, 20世纪末受到西方经济史学危机的影响, 中国经济史学也受到了冲击, 一些经济史学者转向其他领域, 经济史著作也有所减少。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但90年代以来陷入危机[6]。

也就是在这种危机下, 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就变得非常有必要, 中国经济史研究急需方法论的研究来指明发展的方向。因而在90年代以后, 关于中国经济史方法论的讨论变得非常活跃, 涌现出不少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和著作。其中, 有对过去的食货派研究方法的回顾总结和再认识, 如萧国亮、王文军;有对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如黄宗智;有对某一学派研究方法的评价, 如瞿商;更有李伯重、吴承明等对中国经济史的定义、理论、研究方法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 亦有学者通过主要期刊杂志发表的经济史类文章来研究当今经济史研究范式的, 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7]。

总体上说, 这一时期, 研究者和研究作品巨多, 质量也较高, 这些讨论对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和指引方向的作用。

面对21世纪的今天, 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经济史方法论的继续探索, 陈纪平就认为“经济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提供描述的概念体系和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8]。面对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又该持何种态度?我想吴承明先生的看法值得推崇:“就方法论而言, 有新老学派之分, 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 以致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 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 必须放弃”;“我以为, 在方法轮上不应抱有倾向性, 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 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 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 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9]。我相信, 在所有学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继往开来, 积极进取, 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摘要：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在我国初步形成到现在, 已走过了近八九十年历史, 在这期间, 关于其研究方法论的探索、讨论也一直伴随学科的发展, 成为该学科发展的一大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文献, 来梳理这一探索过程, 并总结已取得成绩和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四个阶段

参考文献

[1]邹进文.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 (3) :54-65.

[2]苏永明.“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探讨[J].史学史研究, 2007, (3) :82-88.

[3]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207-212.

[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