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8篇）

1.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篇一

1、工业革命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使用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了手工工场。

2、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3、工业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4、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城市人口膨胀，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弊端。

5、工业革命同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

6、从根本上说，后来出现的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工业革命的间接产物。

7、生产力飞跃

8、出现了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

2.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篇二

本文所选取的实践对象是山西省武乡县, 该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奇水秀, 人文景观、历史文物及革命遗址十分丰富, 是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县, 先后荣获“国家生态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等称号。抗日战争时期, 武乡是华北抗日的指挥中枢, 八路军总司令部、一二九师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等首脑机关曾在这里长期驻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长期生活和战斗, 可以说“山山埋忠骨, 岭岭皆丰碑, 村村住过八路军, 户户出过子弟兵”, 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人民军队在这块红色热土上不断壮大, 由进入太行时的三万余人发展到打响解放战争时的百万雄师出太行, 抗战胜利的号角从这里吹响, 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了胜利。武乡人民所孕育的伟大太行精神已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二、武乡县媒介化的现状

1. 媒介传播现状:积极开发红色文化产业资源

近年来,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武乡, 面临着脱贫攻坚步伐减缓,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对此, 武乡县选择了转型发展。根据我们的调研, 近年来, 武乡县倾全县之力投资近6亿元实施了八路军文化园、游击战体验园、《太行山》大型实景剧“两园一剧”等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并预计到2015年, 全县年接待游客将达到500万人次以上。同时在宣传上, 武乡县更是做足了功力。

就武乡而言, 其整体是被媒介化的。如八路军文化园中的“太行山实景演出”。演员阵容多达714个演员, 投入资金多达75 000元。可谓高投入、大制作。正是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资本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功能就是一种媒介功能、优化功能、组合功能和保障功能。而本质上, 则是一种行为和产业上的创新和自身媒介化的一种理念。据红星杨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表示, 他们还要将八路军文化园体验拍摄成微电影,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打造红色文化媒介的平台。作为媒介功能, 它反映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利益趋同性, 将武乡这种红色资源的开发与游客对旅游需要和旅游动机的满足连接起来, 通过对武乡旅游资源的筛选、主题的挖掘、产品的设计、景点的开发, 如“当一天八路军, 打一场游击战”等通过媒介化手段来实现其资源对于市场的吸引力。

武乡虽然被媒介化, 但其在整体上仍缺乏主动宣传和传播。这是由其本身的政治地位决定的。在王家裕做采访时, 有关领导表示, 这里本身并无专业宣传活动, 但却会经常接待一些省级以上的电视台与报社, 诸如党报、晚报等的采访。如何扩大其媒介传播途径变成为另外一大问题。

武乡在媒介化过程中不断被商业化和娱乐化。商业化不是产业化, 它指的是以生产某种产品为手段, 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所谓的商业化是相对艺术化而言的, 艺术可以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自由的表达个人情感的东西。而商业是有明确目的的表现被设计对象的主体的。在武乡我们看到了许多现代化的设施和场景, 如“cs”体验园等。商业化和娱乐化给武乡带来了一定的收益, 但另一面, 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是否受到侵犯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2. 传统文化作为媒介传播的内容开始走向社会

(1) 资本文化在武乡媒介传播中的作用。国内学者陈浩文曾经提出, 把资本融合作为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形态, 因为资本文化是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有实力的媒介集团在资本市场上完成其他媒介或组织之间的合并。在八路军文化园, 我们对山西红星扬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王总进行了采访, 八路军游击战纪念园是武乡打造八路军文化主题公园的重点工程之一。该项目位于“百团大战”总指挥部旧址砖壁村, 据最新数据统计该项目概算总投资9 866万元。每年接待游客达125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9亿元, 直接解决周边农村近2 000人的就业问题。不得不承认, 资本文化的确为武乡县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作为媒介研究人员, 我们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有关不同产业在社会上所起作用的种种观点, 但正如在其他产业一样。利润动机极大地决定了文化产业为什么会作出某些特定决策。大多数针对文化产业的研究, 不像学术研究, 并不以知识的增长为目标, 搜集信息也并不是为了深化任何理论, 绝大多数针对媒介和文化产业的研究是经营性的。正如王总所说, 利润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

(2) 现代文化在武乡媒介传播中的作用。八路军文化园内的项目充分利用了现代化的新媒体平台。文化园内由数字体验休闲区、多功能大厅和互动展览区三大部分组成, 通过高科技的数字互动技术, 展示八路军在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的结果, 同时互动展览区通过新闻、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印刷等六大空间来展示, 在听音室还可以进行查询。此外多功能大厅每天准时上演影视蒙太奇剧《太行游击队》将影视艺术和舞台艺术叙事转换。据采访了解到, 来到这里的游客从结构上看多以单位组团出游为主, 个人家庭, 自驾较少。因而传播者在宣传上主要倾向晚报、民生的报纸, 也有党报日报的宣传。并且宣传分为两条线, 一条是有一定倾向的政治背景的宣传, 如新闻的前后。另外则是具有广大群众背景的宣传, 如各大LED的显示屏, 高速公路上的跨线桥上的广告, 的士的后视LED以及火车站、机场、地铁、也已在山西、北京、河南、河北、山东、陕西进行宣传。诚然广告的宣传效应需走在实践的前列, 走一步恰到好处, 而过多过早的宣传更是其发展的巨大威胁。

(3) 社会文化在武乡媒介传播中的作用。社会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 媒介组织是处于社会文化包围之中的, 其改革和变动会引发社会文化的感应。特别传媒行业是一个自律性强的行业, 具有规范的行业组织和行业守则, 而社会公众对传媒业也抱有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期待, 因此社会文化对于媒介融合的反映值得关注。而社会文化又包含经济、政治等多层文化。就武乡而言, 经济发展成为媒介融合产生的一个毋庸置疑的动因。有了武乡红色旅游资源带来的经济发展, 才有了电视台、党报、日报的采访, 加大了宣传与推广, 才会有更大的经济效益。据了解, 政府投资7000余万元兴建的红星杨物流中心龙头商贸物流项目, 达产后可承担年交易量10万吨, 实现年交易额3亿元。规模经济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结果, 对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 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现实出来, 媒介融合市场的诱因, 其中就有规模化需求的产生。

从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说, 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推行的媒介与资源的融合。实际上, 这种融合也是中国媒介产业的大势所趋, 出于增强国力的表现, 政府在推行媒介产业和经济产业的改革中会表现出积极性。武乡更是极具政治意义的代表, 所以它是被政治媒介化的, 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政治地位, 使其无需过多的主动宣传, 政府便会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

三、对武乡媒介化发展的建议

1. 政府:主导作用应进一步强化

中国媒介产业由于具有喉舌功能, 因此在其产业化运作的过程当中, 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可以说我国媒介集团在发展过程中, 碰到的往往是政策性问题, 遇到的障碍也大多是体制性障碍。从区域结构来看, 不同地区的市场封锁是目前我国传媒业发展壮大的严重障碍, 也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武乡县自身问题, 不难发现, 武乡县缺乏主动宣传与传播, 通过采访与调查, 许多人表示知道红军、解放军、新四军的发源地。却不知道八路军的发源地武乡。因此, 政府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要进一步扫除影响其发展的体制性及执行障碍, 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界限, 省市多方跨域协调, 跨区合作。正如红星扬公司王总所说, 应当立足山西, 辐射周边, 影响全国。第二,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如修建高速公路等。据调查, 自2012年冬季以来, 由于气候、平榆高速施工、重型大货车故障等原因, 加之省道东长线损毁严重, 208国道武乡权店至祁县来远路段有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该路段2008年10月改造完成恢复通车以来, 车流量与日俱增, 日均流量达7000余辆, 其中六轴重型货车占到70%以上, 是该路段设计通行能力的两倍多。第三, 政府应给予扶持, 加大投资进行宣传。让八路军总部王家裕旧址通过电视、互联网和户外广告等方式积极宣传, 推广自身, 加大其知名度。对这些景区和景点, 应当按照规划加快建设。精心打造成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一张张旅游名片, 在省内外都产生宣传效应。如在烈士陵园附近或城中心修建规模较大、品位较高的红色文化广场, 每年清明节期间在此组织红歌演唱会等专题文艺活动, 日常组织激情广场大家唱等活动, 利用广场的视屏和雕塑、宣传栏宣传和弘扬红色文化。此外还可以组织开展对革命老区的慰问活动。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活动, 紧紧围绕繁荣先进文化, 建设和谐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 以努力丰富和活跃基层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祥和、文明的社会氛围为重点, 通过表演、展示、慰问等各种方式, 集中为节日期间的广大基层群众送去美好的精神食粮。

2. 传播者:提升素质进而提升传播水平

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 认同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影响。王总表示他即将推出微电影的体验产品, 即采用4个摄像机位, 追拍1~2个人, 参加完演出后, 提供给消费者一份自己参演完的影像资料, 届时可自行发布到网上。但是同样的, 在观看实景演出《反扫荡》时, 我们发现了其中日本军官脸谱化和丑化的问题。诚然从传播者的角度考虑, 首要目的是盈利, 他们认为观众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体验和轻松, 而不是受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媒介素养的议题中, 传播者不是例外者, 也不应因其工作是从事传播而不需要新时代的媒介素养, 相反, 传播者在进行传播的时候媒介素养的高低, 往往成为这个时代判别其称职与否的尺度之一。而这种媒介素养与其他群体的媒介素养相比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媒介素养应包括对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的教育, 传播人才和媒介从业人员的素养最终会影响受众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取向, 因此, 加强传者的媒介素养教育尤为重要。

此外, 应组织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到革命老区进行采访和采风, 许多典型事迹和突出成就应深入宣传、大力弘扬。对革命老区的史实进行了认真征集和整理, 撰写成书稿。同时, 还应组织区内的作家、摄影家、画家、音乐家到老区采风, 创作一批展示老区风采、激励人民斗志、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从而达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另外应大力宣传党史人物。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一批宣传地方党史人物的红色文化精品, 通过文学、音乐、舞蹈、摄影、绘画、雕塑、影视等艺术形式, 展示这些党史人物的光辉形象, 鼓舞当今人民的革命斗志。还可公开评选10~20名最有影响力的武乡党史人物, 开辟雕塑园, 把他们塑为栩栩如生的雕像供人们瞻仰。

3. 受众:提升媒介素质进而培强接受能力

观众在娱乐的同时更要理性的辨别, 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本次实践中我们发现, 一些商业性质的节目是符合历史本真的。比如在山西省拍摄的《亮剑》。调研时, 我们曾有幸采访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八路军, 他说当年在八路军出征打仗的场景与《亮剑》是如出一辙, 符合历史原型的。此外, 有一些其他娱乐性质的节目却越来越脱离了故事的真实性。为了满足艺术展现, 适当的夸张是有情可原的, 毕竟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但是把握尺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大众面对媒体也并非全然被动, 他们也有理性和判断力, 因此受众在接受大量信息的同时必然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何种信息是对自己有效的?何种是无用的垃圾。如武乡《反扫荡》的实景剧, 该剧将日本军官进行了丑化, 针对脸谱化问题, 诚然, 观众在观赏时会认为大快人心。但在另一方面, 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那么这样的夸张是否合适呢?战争戏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戏剧。顾名思义, 战争戏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要求历史上有其人其事。这就意味着战争戏不等同于古装戏, 历史戏是古装戏之一种, 与一般古装戏不同的是它的讲述不可任意为之。因此观众在务必理性的有选择性的辨别。笔者认为, 目前我国开展媒介教育可以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进行一种结构调整, 具体的说我们可以创办一种以媒介教育为内容的公共选修课, 面向全校大学生将有关大众媒介的基本知识, 作为现代人所备的一些基本技能。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电视的高度普及, 在电视上开设一些媒介教育的入门课程, 直接把大众媒介模式转换为媒介教育的工具。

参考文献

[1]蔡骐.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单晓红.媒介素养引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3]黄金.媒介融合的动因模式[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3.温州：开启一场智慧化的革命 篇三

温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商业是这里的关键词，温州商人世界闻名。勤劳耐苦、从商致富，似乎每个温州人都擅长做生意。敢想、敢试、敢为天下先，温州人打造了许多令人惊羡的第一；胆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岛、包油田……温州人占尽市场先机、屡屡得胜。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但在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温州制造已走上绝境，温州人究竟要何去何从？新的时代赋予了温州新的契机，也给当代的温州人提出了新的挑战。

智慧城市一同温州这片土地结合就立即迸发出了勃勃生机。智慧温州的建设很快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建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好，使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成本合理，社会管理先进，整个社会秩序良好，公共服务质量效率都能够提高。如温州的市民卡集看病、消费、借阅图书、借用公共自行车等功能于一身，就是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即将开通的4G网络，也为温州市市民的出行娱乐带来更多的便捷。

这还只是温州智慧城市建设的几个“落脚点”，温州市计划通过4年的努力，初步形成智慧城市基本框架。规划3年投资45亿元，打造“光城市”、“无线城市”，完成200万宽带用户光纤改造；推进4G商用试点；建成智慧环保、智慧交通、智慧医疗、一卡通、智慧城管、智能天网等系统。可以说，一场智慧化的革命正在温州轰轰烈烈上演。

城市可视可感可触摸

我们的城市“智慧”吗？可以这样看——你的汽车会自动避开拥堵路段，选择最便捷最快速的道路；你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孩子在学校上课的情况；你坐在家里就有“电子医生”望闻问切；更为重要的是，你将重新有机会拥抱蓝天白云，摆脱灰霾的阴影，因为智慧城市的运行将有效减少碳排放，重塑我们的生活环境。

这些，还仅仅是管中窥豹。在温州规划的智慧城市里，还将采用视觉采集和识别、各类传感器、无线定位系统、条码识别、视觉标签等顶尖技术，构建智能视觉物联网，对城市各类要素进行智能感知、自动数据采集，涵盖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文娱和交通、灯光照明、信息通信等方方面面，让管理者能够进行可视化的城市综合管理。

信息技术支撑未来生活。

4G试点城市的获批，将加快温州市建设“无线城市”、“智慧温州”的步伐。依托高速率的4G网络，电子商务、企业及工业园区信息化、物流信息化平台、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将得以推进。同时，这项新技术还将助推温州市立体化信息网络、云计算中心、应急指挥系统、数字城管系统以及“无线城市”门户网站等项目的建设。一旦以上平台、项目建设完成，智能交通民生工程、社会综治民安工程、智慧旅游、智慧社区、智能医疗等信息化项目工程与项目的推进将得到有力支撑。

“智慧温州的建设包括三个领域：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智慧建设与宜居领域；三是智慧管理与服务领域。”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温州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让信息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城市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取得明显进展，同时，使政务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更加高效，公众生活更加便捷，智慧产业保持快速发展。

在《温州创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实施方案》里，除了搭建新一代信息网络，使光纤到户率达到50%以上，4G移动通信网络基本建成投入商用等专业的基础性工作之外，最让人浮想联翩的，莫过于智慧建设与宜居领域。

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城管先行

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是以数字城管作为落脚点，让城管部门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转变了政府部门工作职能，提高了工作效率。“智慧城管”已经成为温州政府部门为老百姓打造宜居、和谐的智慧城市迈出的第一步。

温州市城管局应用了“智慧城管”信息系统，3个月来共采集有效城管信息4.5万条，群众投诉率逐步下降，大大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效率与效果，并提高了城管部门的执法形象。“智慧城管”让温州市将城市粗放型管理转变为精细化管理，变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让城管部门的职能向方便为民的“城市管家”转变。

城市大了，管理难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没有？经过几年的实践，温州已经陆续有一些城市通过信息化实践找到了缓解问题和矛盾的有效手段。

遇到小到路面井盖破损或丢失了、路灯不亮了、城市小广告、道路积水、乱倒垃圾，大到流动商贩、违章建筑、工地扰民等城市管理的顽疾，城管监督员只需拿出一台具有拍照、摄影、GPS定位功能、数据上报功能的“城管通”，将现场拍下，然后迅速将照片传回“数字城管”监督中心。然后，采集的信息会由监督中心受理、立案，由指挥中心根据区域派遣给相关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接到指挥中心的任务后，就会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相关责任单位会把处理结果上报，并由监督中心再回传给监督员，由监督员进行最后的核查确认，并再次回复给监督中心结案。这样才算是了结了一桩“案子”。

其实，“智慧城管”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政府全面地分忧解难，因此，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智慧城管”目前已经不仅仅为温州市政府提供核心软件和系统平台，而且能提供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一站式运营外包服务。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减少编制、降低人员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减少项目运营成本，并且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使政府卸下包袱、规避一边监督一边执法的矛盾。同时真正让“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有了“落点”，这也符合国家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和要求。

“智慧旅游”让生活更美好

去年，温州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不出家门，就可预订温州各条经典线路；游玩时，手机上会收到景区服务信息；景区信息亭内的互动触摸屏上，各类服务信息应有尽有……如今在温州，游客们已经能够体验到便利的“智慧旅游”。游客来到温州，点击智能手机、多媒体互动触屏，就如同打开了一张活地图，旅游咨询、景点概况、地图导航……吃、住、行、游、购能实时获取多种旅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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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带来了各种便利，在温州景区、酒店等公共服务平台，游客可以享受到多种终端平台提供的旅游信息服务。

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2011年3月与温州市旅游局签订了旅游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温州智慧旅游建设。目前，根据旅游信息化解决方案，已在视频监控系统、电子票务、景区智能门禁管理、无线热点覆盖、二维码应用等方面全面合作。温州电信导游助手（分销助手）软件开发广泛应用于温州海外、温州星远、温州国旅等本地大型旅行社；鹿城区4A级景区温州江心屿应用视频监控、电子票务、3D虚拟展示、智能“挥屏”等，初步显现智慧景区雏形；12301温州旅游商务网上线，目的地咨询、营销平台初见端倪。

今年温州电信与温州市旅游局将共同建设智慧旅游数据中心信息交换平台，为旅游行业各个群体的信息化应用提供信息资源、数据资源及决策分析等强大功能性应用；拟合作开发基于无线全球眼业务的天翼看景区软件；并进一步拓展5A级高层次的雁荡山智慧数字景区。

近来，智慧开发与应用在浙江各领域遍地开花，中国电信以智慧城市为切入点，建立了面向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产业三大领域，包括十五大主题、三十六项应用的智慧业务规范体系。目前，中国电信浙江公司已经先后与全省各地市签署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以智慧应用为主题，全面接应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快速驶入推进“智慧浙江”建设的轨道中。

手机应用贴近民生

足不出户即可挂号就医，行车中实时掌握前方路况，附近停车场剩余车位数了然于胸……“无线城市智慧温州”手机客户端，可以轻松帮你完成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今年3月20日，由温州移动打造的“无线城市智慧温州”手机客户端正式发布，该平台全方位整合生活娱乐、交通旅游、公共事业、工作学习、政务金融等十二大核心资源，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生活需求。市民可通过手机下载该客户端，随时随地登录查询交通路口视频、手机就医预约挂号、政策咨询、公积金查询、社保医保查询、交通违章查询、购买5折电子电影票、房产租售、求职应聘、享受手机市民卡消费优惠等。

据中国移动温州分公司政企数据部全业务ICT中心主任周幸介绍，“无线城市智慧温州”手机客户端汇集智慧旅游、智慧生活、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办公等主要板块，结合温州本地情况，打造温州本地的信息服务门户平台，目前该手机客户端只支持安卓系统客户，但在不久的将来，苹果手机的用户也能享受到这款应用锁带来的便利。

记者现场下载该手机客户端，亲身体验部分板块的应用服务。在智慧交通板块，记者随机选取想要查看的路面卡口的监控画面，哪里堵车、哪里通畅一目了然。哪里堵车、哪里通畅、显示地等均清清楚楚。该项目主要含市区30个路口的交通信号控制、30个路际卡口系统、32块交通诱导屏和瓯海大道东段智能交通监控系统。

周幸说：“该功能已经可以在电脑网络上实时呈现，市民可以随时查看，而目前他们正在开发的是将该功能移植到手机平台上。今后，例如鹿城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内，也会设置类似的传感功能，用于自行车调度，哪个点还有空位可供还车，租用的市民可以实时通过手机查看。”

智慧医疗板块，记者登录附一院预约挂号平台，短短两分钟轻松完成预约及取消。目前温州移动正积极与温医附一院联合打造医生远程诊疗平台，预约挂号、诊断、开药等流程，通过手机就能完成，患者无需到医院排队就诊。周幸解释道，“即便是拍CT片，也可以输进手机里生成数字化验单，通过手机平台传递给医生，从而做出诊断。”

此外，还有智慧旅游、智慧生活等多个版块的功能已经开发或者正在进行新功能的开发，用不了多久，“智慧温州”的这款手机应用将会真正成为温州市民出行的好帮手。

智慧温州 新时期的“温州精神”

提起温州，人们总是会想起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伴随着这股敢作敢为勇往无前的性子，“温州精神”已经传遍了海内外。如今，智慧城市的号角，已经吹响在了瓯江两岸。

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旅游，再到温州交通，温州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涉及到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细节入手，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了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便利。未来，温州的城市将会更为智能，新一代的4G网络将会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包括中国移动等一大批优秀的智慧城市建设企业也将会发挥自身最大的价值，创造更多的智慧应用。

新时期下，温州人必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温州精神”延伸至更高的层面。

4.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影响 篇四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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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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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5.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篇五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须与外交流。就是因为这种消极的政策，致使中国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以后就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在这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开始丧失主权，背负大量的外债。签订条约中规定的赔款使得人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同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遭受侵略。同时也打开了中国与外交流的大门。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自己实力的不足，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开始做出改善。这个改善行为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统治者为了保全地位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设备，建造了许多重工业制造厂。同时建立了四支海军队伍。在教育方面也派出大量的留学儿童外出学习。

6.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篇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业和贫穷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大灾难，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西欧和北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千百万人也深受这两大灾难之苦。

造成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应该说，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但可能最基本的力量就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对欧洲地区还是对非欧洲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普遍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要比第一次深刻得多，迅速得多。

在这里，通过了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可以进而发现它对全球各国经济造成的深刻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多项技术革命，其意义如此重大、如此深远，因此将它们归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1、核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爆炸标志了人类对核动力的利用。今天，核动力除了应用于军事目的外，已被应用于其它许多目的，如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核动力工厂。

2、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应用。在二战时期，英国使用的高射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用来替代劳力的使用。计算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计算机是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也逐步代替人，开始被用于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等工作。

3、航天科学。当德国人用他们的V-2型火箭轰炸伦敦时，就标志着航天时代的来临。由于在宇宙空间中具有多种独特的性质：失重、真空、超高温和超低温，这为在特定环境下生产和实验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4、基因工程。1953年，科学家发现：DNA是携带各种生物遗传密码的化学物质结构。经过持续不断的研究，科学家如今能够阅读基因密码，修改基因密码，并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这种基因工程为新的农业革命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创造出胰岛素、生长激素以及若干种新的疫苗。

5、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部分——积累信息和传播信息。今天，积累知识的速度是空前的、爆炸性的。同样，用计算机储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也是空前的、爆炸性的。特别是通讯卫星的应用，向全世界发送信息的速度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

6、新的农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百业凋零，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这是引起新农业革命的主要原因。农业革命的主要成果，是谷类的新的杂交品种的产生，以及连同灌溉、肥料和农药一起发挥作用，大大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是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指西欧和美国）的黄金时代，在这些年中，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5.6%和7.3%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一长期的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

 补偿战时损失的需要

   大战期间遭忽视的商品需求

大战期间被抑制的巨大劳务需求

对电子学、喷气式飞机运输等军事技术的民用转化 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以及冷战时代中的巨大军事购买力

在这段繁荣时期，一些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先锋。它们首次获得全球性运作所需的技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革新，其中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讯和计算机管理系统等新技术的应用，使中等规模水平的跨国公司就有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同时生产多种种产品的能力。

跨国公司不仅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制成品，而且还输出工厂；在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每日工资常常并不比跨国公司本国工人的每小时工资高。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时期，跨国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非跨国公司仅有4%。

这一全球性的繁荣渗透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层，他们实际收入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私人住宅、轿车等消费品的赊帐购置提供了足够的钱。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须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的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

但情况是否如他们所想的那么乐观呢？

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衰退

事实证明，这种乐观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繁荣没有得到持续，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发生了，形势令人窘迫。

发展到这个时期，大战时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大战期间被推迟的消费者需求已得到满足。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力得到又一次飞速发展，而这种发展中的工业生产力最终引起生产能力过剩，这种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出现剩余物质。但是令人尴尬的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繁荣时期带来的巨大好处，因为跨国公司的工厂支付给当地员工的低工资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结构弱点，这一繁荣依靠的是一体化全球生产，但却缺乏全球消费。

这种不平衡是由于两大原因造成的：

  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其价格的不成比例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所负担的沉重外债

这种不平衡由于这两大原因而不断趋于严重。到1986年时，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已接近1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付款占去了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为了应付利息付款，发展中各国政府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额。

但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所以发展中国家进口额的减少迅速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失业人数。

这些经济攻击驱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心和愉快感。过去经济学家认为终于摆脱了繁荣与不景气这一循环，但如今表示出困惑和担心。

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了二战后经济的繁荣，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引发了经济的衰退，这种衰退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各个方面。

经济衰退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上的衰退，对于许多已开始习惯富裕生活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抵消日渐上升的贸易逆差，鼓励农民增加对海外市场出口的农产品的生产，农民热情响应，新的农业革命使新的农业技术在农场得到了广泛使用，极大提高了农场的生产力，因此，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

后来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华盛顿禁止农产品对苏联出口；美元定价又过高，同时财政上受束缚的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各种农产品的进口，这些情况使美国的国外市场突然减小。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农业出口产品的物价水平下降了21%，出口量下降了20%。

美国农民发现自己一下子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尤其是那些为了扩大生产，扩大规模的农民，他们以高利率大量借款，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和设备，国外市场的突然减少使他们血本无归而破产。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式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680万这一高峰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

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生活在农场的人，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映在自杀率中，1984年，衣阿华州诸农业县的自杀率比全国平均自杀率高一倍。

经济衰退对工业城市的影响

由于工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工业城市也表现得同样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低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但许多工人仍认为自己现在更贫困。

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失业被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做这种推测，因为有以下几个理由：

 随着工厂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 们已开始习以为常的高工资；

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逐渐普及正在取代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以及工厂里的“蓝领工人”。

因此，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已从1970年1月的1000万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万。

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正在迅速增加。但是当时服务性行业的工资大大低于制造业中的工资，因此无法马上使经济得到振兴。

在一些统计调查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个调查除了采访那些挨饿的人外，还采访了州长、教师、部长和社会工作者等各方面人士。这些报告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贫民正在挨饿，其具体的含义就是，他们无法购买足够的日常食物，定期的]地完全耗尽食物。这说明，在当时，饥饿和营养不良在美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

连发达国家的状况尚且如此令人窘迫，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严重。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是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彻底失败相结合。政治上的胜利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后，并在帝国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到极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发挥了更大的生产力。但是这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好处，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能享受绿色革命带来的利益，他们往往不种国内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改种更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这类机器迫使已经就业不足的农民逃亡到城市贫民区。

这一模式在墨西哥显现得很清楚，在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可储藏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农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这种状况导致许许多多农民背井离乡，他们流浪到都市谋生。随着这种情况的加剧，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已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发展迅猛的都市化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进行，尽管如此，这些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至今却尚未出现伴随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他们靠像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瞪人力车这样的工作糊口度日，那种工作使他们免予绝对挨饿，但对国民经济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几十年后的今天，又一轮经济危机降临，尽管时间不同，有一些性质还是相同的，而且，中国也感到它的冲击。

新一轮经济危机对中国影响

20世纪70年代，还处于冷战时代，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的是自给自足的方式，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不大。

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已开始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自2008年以来，全球受到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但这与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都是由于国外需求减少，造成中国外贸企业的产能过剩，这样直接导致外贸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这是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国内储蓄率一直很高，百姓因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而不敢消费，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低以及国家背负沉重债务的情况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7.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 篇七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第二年2月, 清帝被迫下诏退位。辛亥革命获得巨大成功。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1644年, 清政府入主中原, 开始统治全国。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屈辱和灾难, 实行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政权, 现在终于被推翻了。革命党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的愿望实现了, 人心为之大快;套在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被打碎了, 人们备感轻松。

其次,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了近4000年的君主制度。公元前21世纪, “禹传子, 家天下”;君主制, 始建立。夏王世袭, 秦皇世袭, 清廷世袭, 各个朝代, 相继世袭。君权神授, 绝对皇权, 天经地义;子承父业, 王位世袭, 理所当然;四千年, 经久不衰, 形成传统。然而辛亥革命对这一传统发起了挑战, 并给了君主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皇帝被拉下了马, 人民获得了自由。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开始被人们接受, 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若有冒天下之大不韪, 胆敢以皇帝自居者, 终将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张勋复辟丑剧十二天便草草收场。民心不可违, 历史终向前, 辛亥革命使君主制度永绝于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4000年的君主时代, 开创了一个走向共和的新时期, 其影响非常深远。

再次, 辛亥革命有力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 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 鼓励人们兴办实业。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到来了。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 纷纷涌现, 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经济上的“实业救国”和政治上的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爱国思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短的几年内有了显著的增长, 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最后, 辛亥革命大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移风易俗。南京临时政府反复强调, 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 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这些措施促进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

然而, 长期的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各种恶风陋俗, 仍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中国走向现代化面临的重要任务, 就是对这些恶习陋俗的批判和洗涤。在这方面, 辛亥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封建陋俗的法令和政策, 如剪辫易服, 禁止缠足、赌博、蓄奴, 严禁种植、吸食鸦片, 禁止买卖人口, 废止跪拜礼, 革除“大人”、“老爷”的称呼, 提倡男女平等, 反对封建迷信。以上这些都具有触动封建专制、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作用, 是值得赞许的。这些改革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8.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篇八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孙中山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规定了明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的轨道。孙中山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定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的清朝，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那时的孙中山看来，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像中国历史上周边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从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政治短视，但从清朝的历史来说，汉人生发这样的想法确实很正常。因为正像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文化上的落差总是使这些周边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办法就是蓄意贬抑汉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将人群按照出身进行等级划分，有意无意地羞辱汉人。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边族群都难以避免的文化选择。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动荡不断发生时，汉人久已沉没的反满情绪不期然又重新出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背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对的，这对于唤醒民众起来革命，甚至对于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假如没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呼唤，没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排满革命，清廷即便会发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做过的那样。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压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后十年确实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满汉不平等方面，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后，也接受了中枢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慎重考虑怎样化解满汉分歧，消弭满汉畛域。更重要的是，当君主立宪成为一个必须追求的政治目标后，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由此才会发生皇族内阁那样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释，皇族内阁绝对不是清廷不愿分享权力，因为根据钦定宪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不存在了，哪里还有皇族内阁呢?清廷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内阁中那几个人的身份毕竟是皇族，这是无法辩解的，于是清廷的这个错误决定引发立宪党人坚决反对，这至少在关键时刻证明了孙中山十几年来批评清廷缺乏改革诚意是对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真的无法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立宪党人和汉人高官的不满，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全国大局的考虑，最终放弃了将满洲人驱逐出去的初衷，放弃或者说不再提“驱逐鞑虏”的口号。

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的口号，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恰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许多人都悲观估计革命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分裂，血流成河；满汉不两立，也必然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残殺。现在革命党人后退一步，不仅没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往大漠以北的旧戏码，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将先前的种族冲突转化为“五族共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度的政治妥协并没有使革命党人的声誉受损，革命党人的另一个政治目标也没有因为这个妥协受到影响。革命党人从一开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线就是推翻帝制，这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题和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清廷作出多大让步或妥协，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是寸步不让、分毫必争，即便后来愿意对清王室给予优待，但清廷必须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从这个层面说，辛亥革命不存在失败，而是一场完胜，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政治大变革。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是完胜，这是两千年中国巨大的政治变动，君主专制毕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此后谁再想当皇帝都注定要失败，没有丝毫可能性，民主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军阀，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意。

当然，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立场说，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具体地说就是到1928年重建统一前，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民国，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续。用鲁迅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催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成了奴隶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缺少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依然处在蒙昧状态。所以，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元年、二年短暂的胜利之后，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并未成功。

孙中山的意思是对的，毛泽东的分析也是对的，鲁迅的牢骚也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创建一个美利坚式的合众国。在政治步骤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具体设计，即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至于这三段的具体时间长度，以及怎样过渡，孙中山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设想毕竟是设想。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政治设想是空想，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自从1894年踏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后，就没有回过国，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多月。在这长达17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国内政治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立场看，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最合乎中国国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疑不是很清楚；他们即便知道国内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后的预备立宪，但由于他们一直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预备立宪，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对国内的政治进展建立一个起码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一直认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拖延时间、消弭革命。

一百年后反观清末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很容易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看法，主观猜测多于客观评估，义愤、激情替代了平和与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图与努力。

清廷宫廷政治改革的诚意我们暂且可以不去讨论，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所规划的路线图和最终目标究竟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有多远，差距何在?

假如我们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规划的政治民主路线图是一种全民政治的话，那么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所要走的路，所

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就是精英政治，是将政治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后，在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咨议局本身的运转，以及资政院的开院及其运行，其实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数，都是尽量按照不扰民不惊动地方为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我们无法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全民政治谁好谁坏，谁的进步更大些，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是两种政治样式。

在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相当层面其实就是在尝试孙中山的那一套设计，只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根本无法看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优点或问题。

南北妥协，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现在反观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设施、政治举措，不难感觉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政治举动，其实都是沿着晚清新政——预备立宪这条精英政治的路线往前走。中央层面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省级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巡抚先是变成都督，稍后正式定名为省长。这一切其实就是预备立宪的延续，只是剔除了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的君主而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政治设想往前走，这当然使革命党人心中不爽，特别是到了“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心中的愤怒更暴烈。此后，孙中山心中最大的别扭就是那个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虽说为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个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竟然没有丝毫地位。袁世凯和他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暗示他们的权利来源和合法性并不是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政府给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禅让，这在清帝退位诏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当明显的流露。

民国法统在今天看来已经可有可无，但在当年，不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后来的护国、护法，以及到了1920年代各方军阀的火并与重新组合，其实都是在争夺民国的法统，争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期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一训政一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因为即便在19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響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而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阔天空，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局面。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