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人文

科学和人文（共8篇）

1.科学和人文 篇一

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谈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看似与我们大学生无关，其实它与我们大学生息息相关。当今大学生，特别是工科大学，就以我们交大为例，学校重视科学，忽视人文精神的现象十分普遍，学生之间喜闻乐见、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学术、文学、艺术等活动开展的比较少，学生参与度比较底。理想的校园不仅是在科学研究上有着很出色的表现，还应该具有良好的校风、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术氛围、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说到这，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两个关键词：科学与人文。所谓科学精神就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及其成果的精神积淀，包括尊重科学、重视技术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严谨态度，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行为。从定义上看人文精神，就是反对把人当作一个“东西”来研究，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它要求尊重人的需要、情感，并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同时，它也提倡每个人在自由生活的同时承担不可推卸的对他人、社会、自然的责任。科学精神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对“事实”的“真”的追求，要求知识符合事实，解决“是与非”、回答“是不是真”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所说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敢于怀疑，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宗旨，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灵魂；科学精神失去人文精神就麻木不仁，人文精神离开科学精神就软弱无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辩证统一的。首先，科学精神是以严

格的规律为前提，考察着事物的客观面自然面，有着永恒的不可改变性；人文精神研究的是事物的社会性，社会性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体现为不同的状态。其次，无论自然精神还是社会精神，他们在一段时期内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都是正确客观的。同时，社会精神和自然精神也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和提高。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分离的。特别是当代高科技迅速发展，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后，这一分离现象表现的越加的突出。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涉及科学知识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涉及人的观念的变革；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科学技术中渗透着人文因素，人文因素中也渗透着科学技术，并在加速进行中，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文因素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高科技的发展不仅要征服无知，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化如此深刻，以致于能真正地进行一种人与自然的新的对话了。在这里，我们“不再是用那种以机械的世界观描绘出的被动呆钝的观点，而是用一种与自然的活性相关联的新的见解。”未来的新世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世界。

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互补的。只有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重视一方、贬低一方或强调一方、忽视一方都是十分有害的。要想真正地认识世界，必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用综合交汇的方法和视线，这样才能达到追求真理、讲究价值的完整。

2.科学和人文 篇二

1 不同医学模式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1.1 在我国古代, 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浑然天成

中医学自诞生之日起便集科学与人文于一身, 是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黄帝内经·素问》云“天覆地载, 万物悉备, 莫贵于人”“如临深渊, 手如握虎, 神无营于众物”, 即天地之间人最为贵重, 医生在治疗病人之时应全神贯注, 以人为本。《黄帝内经·灵枢》云“使百姓无病, 上下和亲, 德泽下流, 子孙无忧, 传于后世, 无有终时”, 即医生不仅有治疗疾病之功, 还应注重对病人的关爱, 营造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药王孙思邈在其鸿篇巨制《大医精诚》中视“精”与“诚”为医者两大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中“精”体现了医学的科学精神, “诚”则体现了医学的人文精神[1]。在我国古代, 医学充满了浓厚的哲学意蕴, 正是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引领古代医学保持了“济世救人、仁爱为怀”的传统, 并让中医学成为融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朴素科学。

1.2 医学人文精神随着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的兴起而衰落

生物医学模式以物本主义为理论基础, 重器轻道, 忽略了人性的本质。物本主义包括经济物本主义和技术物本主义。生物医学模式认为只有依靠理性科学技术才能战胜疾病, 进而形成了唯医学科学技术至上的观念[2]。工业社会以来, 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技术医学可谓功不可没[3]。然而, 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技术创新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医学技术化必然导致医学商业化以及资本主体化, 技术创新的本质是用技术的机械性来取代生命的有机性。

技术的本性是膨胀, 道德的本性却是约束。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胚胎移植虽然给不孕症病人带来了福音, 却导致传统性行为与生育联系的断裂;心、肝、肾、脑、肺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技术延长了病人生命, 却带来了生命与死亡标准的争议;整容技术的风行赋予人类美化自己的权利, 却与“身体发肤, 授之父母”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技术与器械越先进, 医疗成本就越高, 病人在被迫接受机器对自己身体损害的同时却要支付高额费用。马克思说:“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兴起使得医学科学精神大放异彩, 而医学人文精神却随之衰落。

1.3 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

20 世纪50 年代以后, 由于疾病谱与死因谱的根本性改变, 以及大量研究揭示“生活方式与行为、生活环境、卫生服务、生物遗传”是影响人类健康的四大因素, 医学的社会属性日益受到重视。1977 年,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恩格尔教授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自此, 医学逐渐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注重疾病本身, 更注重疾病的主体 (人) [4]。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 人具有物质与精神的二象性, 是物质实体和精神主体的统一。因此, 现代医学的完整建构既包括医学科学精神又包括医学人文精神, 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医学科学技术为疾病的痊愈提供物质保证, 而医学人文精神为病人的心身康复提供精神支持;只有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 才能消除技术主义和科学非人格化的严重影响, 并最终复归“医乃仁术”的本质。

2 医学模式的转变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以及中医的发展创造了契机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3 种医学模式:农业文明下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工业文明下的生物医学模式以及现代文明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传统中医属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近代西医属于生物医学模式。中医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 即人在生理、心理、病理上的统一性, 宣扬形神统一、天人合一、心身并治;西医在思维方式上注重微观局部, 倾向于运用工具研究事物本身的结构。中医强调“病的人”, 通过辨证确定病患类型, 并提供个体化的服务;而西医强调“人的病”, 重视对疾病本身的诊断。由于中医与西医遵循两种不同的医学模式, 因此中西医结合不可能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实现。既重视科学精神又重视人文精神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 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可能。中医强调的整体观和传统人文精神正是近代生物医学模式有失偏颇的地方, 而西医的医学科学精神又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工具支持。

中医重道轻器, 注重身心并养、调节心智的非药物辅助治疗。由于中医的非工具性以及近代西方科学强势话语地位的影响, 中医学曾面对落后和不科学的责难, 甚至出现了以余云帕为代表的“废医存药论”[5]。胡适曾言:“西医, 能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 虽然治不好, 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 能治好他的病, 就是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 所以中医不科学。”因此, 中西医结合既要做到中医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 又要重视医学的科学精神;以中为主、以西为辅, 即以中医为根本, 坚持中医的传统理论和思维、行为方式, 同时将西医的科学方法与先进器械作为印证中医科学性的辅助工具, 从而实现中西医学的协同创新, 并从根本上发展中医理论。

3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医学人文教学实践中的协调与合作

3.1 彰显医学在医学人文教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医学人文课程在西方国家普遍受到重视, 并成为三大支柱课程之一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医学人文课程共同组成医学院校的课程体系) 。医学人文教学又以人文和医学交叉课程为核心, 以实现医学与人文的相互渗透。从以上课程体系可以看出, 医学课程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仍然在医学教学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 即使是医学人文课程也非单纯讲授人文内容, 而是医学与人文的交叉。因此, 基于西方医学人文实践经验, 笔者认为我国医药院校在改革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时应坚持交叉性和实用性原则, 突出医学在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3.2 在医学人文教学与实践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 渗透医学服务理念

生物医学模式重病轻人, 即注重对疾病本身的治疗, 关注医学科学的发展而忽视心理、精神等因素对病人的负面影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人作为医学研究的对象, 将病与人、身与心、生物与社会统一起来, 以期摆脱生物医学模式下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二元论医学观。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在医学实践中注重医学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交融与渗透。一方面, 医生在实践中应精心钻研医术, 精益求精, 因为“医本活人, 学之不精, 反为夭折”“医学贵精, 不精则害人匪细”;另一方面, 医生不仅要精通医理, 而且要诚于医道, 不仅具有“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的尊重、敬畏生命的人文观, 具有“仁术济世”的社会责任感, 还应具有天赋人之生命权与健康权的人权意识。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医生除了需要具备医术精湛和品德高尚的特质外, 还要对病人充满人性的关怀[6]。1992 年, Boelenc博士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概念, 显示出医学向人性化、人本化、人文化回归的趋势。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是疾病和病人的仆人, 疾病和病人是医学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因此, 现代医学不仅以治愈病患、延长生命为目的, 而且应为减轻病人痛苦、提供心理安慰、维护和扶植机体自然力而努力。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写道:医学的职责不仅是治疗, 更多的是帮助和安慰。医生若具有把病人放在首位、处处为病人着想的医学人文精神, 定能获得“杏林春暖”的美誉。

3.3 重视复合型医学人文专业教师培养

医学人文专业教师应该既具有医学背景又通晓人文理论。然而, 传统教育缺乏对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 因此, 当下复合型医学人文专业教师非常缺乏[7]。医学院校的人文专业教师通常由以下两类人员构成:人文、管理学院的教师 (缺乏医学背景) ;临床医学院的教师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但缺乏人文学科的系统培训) 。一方面, 高等医药院校应重视复合型医学人文专业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 高等医药院校应对承担医学人文课程教学任务的人文、管理学院的教师进行定期培训, 使其获取、巩固医学知识, 更好地完成医学人文课程教学任务。此外, 开设医学人文讲座, 邀请临床经验丰富且医德高尚的医生为医学生讲解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应用。

4 结论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探索世界的两种观念、两种方法和两种价值体系。工业社会以来, 医学科学精神受到极大重视, 医学科学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与之相反, 医学人文精神却随着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的兴起而衰落。伴随着医学人文精神的衰落, 医患冲突、医学伦理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在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中, 应坚持交叉性和实用性原则, 以医学为核心, 融入人文理念, 并以医学生的未来实践需要为标准设置相应课程, 如医患沟通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等。同时, 医药院校还应重视复合型医学人文专业教师的培养。

摘要：医学模式的转变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创造契机, 医学人文课程是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通的重要工具。在医学人文教学实践中, 既要彰显医学在医学人文教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又要融入医学人文精神, 渗透医学服务理念, 同时重视复合型医学人文专业教师培养。

关键词：医学,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医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刘虹, 张宗明.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6, 23 (2) :28-31.

[2]林德宏.医学发展之道[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1, 32 (8) :1-3.

[3]张艳萍, 张宗明.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交融[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8 (3) :164-166.

[4]石云霞, 傅琛.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综述[J].卫生职业教育, 2015, 33 (4) :29-31.

[5]张方.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方法论[D].沈阳:沈阳药科大学, 2005.

[6]彭小燕, 邬贤斌, 王喜梅.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 2015, 33 (17) :9-10.

3.科学和人文 篇三

热词：杂志书 《读库》 科学人文 科学普及 选题策划

杂志书，又称“Mook”，是一个组合单词，即将杂志（Magazine）和书籍（Book）合在一起，成为独具魅力、合二为一的独特文化产品。这种介于图书与杂志之间的出版物形态，在选题内容方面，可以兼具图书的深度和杂志的连续性；在出版形式上，比图书更活泼，又挣脱了期刊对于出版时间的苛求。

但是，当下大部分杂志书都是文学出版范畴内的商业行为，甚至是一种群体性炒作。例如，无论是郭敬明的《最小说》、张悦然的《鲤》，还是韩寒的《独唱团》、安妮宝贝的《大方》，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和透支明星作家的知名度，为他们各自的粉丝群体办刊。而在这其中，有些杂志书的主编是挂名主编。总体上，主编的选题策划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导致了杂志书内容的同质化、形式杂志化的倾向。对于杂志书出版前景，出版业界普遍表达了消极的预期。

但是，本文认为，杂志书的选题策划和开发，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科学人文和科学普及领域，也许才刚刚开始。下面，将通过对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成功开拓出一片领地的《读库》的解读，进一步分析科学人文类和科学普及类杂志书的选题策划思路和开发前景。

《读库》的选题策划思路分析

在这泥沙俱下的商业偶像时代，能够真真正正沉下心来做一种文本上的探索，并保有精神坚持的，还要数张立宪的《读库》。以下是百度百科中的《读库》词条的部分内容：

《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圈内语）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读库》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

《读库》的编辑方针是“摆事实不讲道理”。其收入的作品从篇幅而言属于五千至五万字之间的中篇读本；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位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从中可知，在选题策划方面，《读库》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供我们借鉴：首先，编辑选题策划能力起了主导作用。在策划者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上，选题内容很有特色。可以看到，选题内容领域背后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社会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分支，研究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的性质与差异。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人群的社会组织，其中包含风俗、经济与政治组织，法律与冲突调解，消费、交换、亲属与家庭结构的模式等等。尽管“摆事实不讲道理”是《读库》的编辑方针。但是《读库》所摆的事实，正是社会人类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

《读库》以多元化和多样化的选题类别，适应了民众素质普遍提高后对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需求。即反映在提升阅读内容品质要求的同时，还要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可以各取所需，自己去选择玩味体会，甚至思考那些原本需要社会人类学者思考和解释的道理了。而且这个选题策划角度和适度的深度也正是当下中国出版所需要和相对缺乏的。当然，一个基础的条件是，策划编辑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在客观上保证出版的可行性。

其次，《读库》有更加明显的系列图书的形式。也就是说，《读库》案例反映出来的是系列图书的出版形式，可能更加适合杂志书，从而保证内容质量和适当的深度。

最后，虽然《读库》的内容特点更加偏向于图书，但是，杂志所具有的足够的广度和趣味性，比如直接反映在篇幅不超过5万字，以及高质量的文字和图片内容等，也是保证杂志书整体性的一个基本特点。

科学人文及科学普及类杂志书的策划思路

选题策划，是个高度个人化的工作。能否整体上把握社会阅读大趋势的能力十分重要。每个策划编辑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来决定选题策划的整体思路。

《读库》的选题策划经验，是抓住了读者普遍阅读素养提高之后，有了更高的阅读广度、深度和趣味性的需求这一大趋势。策划者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社会人类学基础，在跨度广泛的领域内，在文学艺术出版形式之间的跨界中找到了结合点。这对于其他种类的杂志书也同样适用。下面仅以科技类专著图书出版为基础，从选题策划资源和能力角度，尝试分析科技类杂志书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的选题领域和思路。

首先是模仿《读库》思路，尝试科学人文类杂志书。以理工科为专业的作者，尤其以院士为代表的老科学家群体，和新生代崛起的学跨中西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人生和社会经历，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体会和理解，都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杂志书小篇幅的组稿形式，可能也更适合于他们的表达。不过，这更像是一个科学人文版的《读库》。

其次是科学普及形式杂志书的思路。与国外的出版经验不同，科普书在中国一直是个比较冷门的出版领域。但是，从近十年中央电视台科学频道（CCTV 10）的收视率一直稳定保持在20名左右来看，阅读需求也应该是有并且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处于待开发的状态。2013年10月，三联书店推出新刊《新知》，虽然是刊，但是其内容形式总体上却更加接近杂志书。短小精悍、专业跨度比较大，反映新科学技术成果的科学小品文章占据了《新知》选题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对新生代读者对科技发展和新技术变革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阅读需求的集聚关注和开发尝试。

对于不同的读者群，无论是成人科普还是儿童科普出版，主要传统难题都是有能力和有时间的作者难觅。第一个思路中，杂志书内容形式的特点，可能会缓解原来传统科普图书出版形式对于作者的限制，而且也没有过多跨界的压力。更多高水平和有能力的作者可以以一个合适的篇幅，以更高的效率，参与到科普杂志书的出版中来。这种出版形式对作者资源的激活，可能为具备高质量作者资源的策划编辑带来新的选题机会，也为第二种思路的科普出版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最后，专业科学杂志书的出版思路。这个思路的产品，实际上基本和论文集类似。也就是说，专业类科学杂志书，并不需要作为一个新的类型单独讨论。

4.科学和人文 篇四

科学精神是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人文精神是以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民、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是辨证统一的。二者是融通互动、互动共生的。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真与善的关系,也是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关心的核心问题。

首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人类实践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也是适应未来时代要求的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品格。其次，我们倡导的学习和普及科学文化，既是科学化的人才，也是人文化的科学。再次，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这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奋斗、为人类的福祉和自由面努力，所体现的正是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实践必须坚持真理原则，必须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这一实践的根本要求促使人们形成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坚持真理原则的客观要求这种意识的精神升华。科学精神是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成功的实践还必须坚持价值原则，在实践中必须做到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为目标，实践的手段必须服务于促使这一目标在实践结果中得以全面的实现。实践的这一要求升华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以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民、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灵魂，是科学文化的生命，是推动科学文化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二者有机统一结合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源泉！

5.科学和人文 篇五

【摘要】现代医学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统一

医学人文精神集中体现在对病人的价值，即对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病人的权利和需求，人格和尊严的关心和关注。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做到①尊重病人的生命，这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或最根本的思想。②尊重病人的人格。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医务人员应尊重病人的人格与尊严。③尊重病人的医疗权利。人人都有平等的医疗权利，医务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病人”，“见死不救”，剥夺病人的医疗权利。④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

1中国自古就把医学定义为“仁术”,晋代名医杨泉在《论医》中写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也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仁爱救人”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崇尚的精髓,也是西方古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出的行医宗旨是“为病家谋幸福”;《迈蒙尼提斯祷文》写道,“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历史表明,不同时期的医学都将“救死扶伤”、“仁爱救人”的医学人文精神渗透到诊断、检查、治疗、护理等临床实践的各个环节之中。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人们在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却淡化了医学中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医学的科学精神是以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点,强调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医疗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规律、依循实证方法、遵循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医学科学精神的焦点是科学理性所揭示的客观规律。2在医学科学的视野中,人是客观存在的生物有机体,是一切机制都可以用科学的理性去加以剖析的。在探索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的工作中,医学工作者总是带着科学问题,不断地解决科学问题,并为人类健康创造新的知识与技术。医学工作不断的推陈出新,拓展人类认识疾病的深度、广度和真度。它借助于实践的、实验的、逻辑的种种手段去证伪或证实医学知识的真实性、合理性、科学性。医学科学通过确凿事实得出正确的理论对一些错误、愚昧、落后的伪医学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医学科学精神使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走出了蒙昧的状态,促使生物医学得以蓬勃发展现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医学科学精神是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得以确立并逐步深入人心的。医学的发展依赖于生物科学的成就,把人作为生物学的人去研究其健康与疾病问题,立足于生物科学基础之上,认为每种疾病都必须并且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可以测量的形态和化学改变,都可以确定出生物的和理化的特定原因。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对医学的重要意义,从而启用了生物医学这个术语,这种研究医学的方法和形式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是迄今为止获得巨大成功的医学模式,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生物医学模式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从事实出发来认识生命现象的真实原因,对人体形态、结构、生理、疾病的研究比较深入,对生物和理化致病因素的探讨较为深刻。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指导下,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抗菌药物三种方法,能有效地降低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取得了人类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的伟大胜利。生物医学模式是医学的最基本模式,因为医学所面对的是具有生物特性的人,医学研究的是人体内一系列生物学变化的机理。自然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最终都要在生物特性这一内因上起作用,这是医学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所以说生物医学模式是未来医学模式的基础。在近代以医学科学精神为主导,生物医学模式统治医学的较长历史时期内,认为医学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理性加以剖析,运用科学技术才能解决;只有依靠科学理性,解决科学问题,运用科学技术,人类才能达到战胜疾病的目的,以此为出发点在医学领域中形成了推崇医学科学精神的技术至上观念.医学人文精神对医学模式的影响。医学不是一门单纯的自然科学“, 它有着深刻而明显的人学标记”。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要考虑到人的特殊性和感情性,不象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涉及到的只是对象的事实。将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伦理的医学归结为单纯的技术,将复杂的具有生物、心理和社会属性的人,简单地归结为多个器官或系统的集合的还原论思维模式是不恰当的。正因为医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医学体系必然是多元化的,包括医学的目的、模式、手段均包含多重的价值趋向,有实证的、理性的,也有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1977 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恩格尔教授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应用》一书中指出了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片面性,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该模式认为对人群健康的综合性影响除了生物因素外,还有心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于人体,既有医治和预防疾病的作用,又有致病、导病作用。人的心理活动会作用于身体的生理、生化过程,对神经内分泌系统、遗传因素、免疫系统产生影响。社会因素也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之一,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四大类社会因素最易影响人的健康而导致心身疾病: ①激烈竞争导致工作和学习上不适当的长期紧张;②人际关系不协调;③生活中和社会上的突发事件;④环境因素。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与健康亦具有密切关系,如污染、吸烟、酗酒、滥用药物、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不良性行为等均给健康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恩格尔教授指出,生物医学模式逐渐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医学发展的必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他们的发展变化都受一定的背景和关系的影响,完全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人具有整体性、社会性的特点,生物医学模式忽视了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作用,它只注重人的生理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注重人的生理功能,忽视人的心理因素;注重生物理化的致病因素,忽视人的行为因素;只从局部的具体病史出发, 没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复杂的生命活动和疾病过程的本质,只注意人体的机械性,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和生物复杂性.对医学科学精神的推崇,使医务人员关注更多的是运用技术进行的观察、判断和治疗,而缺乏理性、全面地辩证思维和综合思考,难以用现代医学模式的整体医学的观点对病人的心理、精神、行为方式等方面予以关注。因此,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但是在实践中的转化是困难的。

现代医学不断的向微观渗透已经达到了分子水平,诊疗仪器和诊疗手段日新月异,医学工作者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大幅提高,可是,疾病并没有被消除,人的健康水平也没有得到与之相对应的改观。目前,随着疾病谱、死亡谱、病因谱、健康谱的改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势在必行。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强调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肯定医学人文精神对健康的意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为医疗活动中人的回归和人的价值

3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医学从来都不是与社会、文化无关的纯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是对人的关怀,我国历代医家也都奉行“医乃仁术”的思想。“医乃仁术”更是“人学”,就医学科学而言,从根本上来说,医学科学精神应从属于医学人文精神,二者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科学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实现对人的关怀,而医学和医疗技术作为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一门科学更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无论是心理、精神、行为习惯还是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单纯的科技手段都是远远不够的,人文关怀必不可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二者地位不同,凸现程度不同,但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当 瘟疫流行、传染病肆虐之时,施展医术,挽救生命,维系健康,既是医学科学精神的张扬,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临床实践证明,在医疗活动中,如果只重视医学的科学精神,忽略医学的人文本质特点,只注重对躯体疾病的诊治,忽略患者的心理需求与感受,其结果要么是直接影响临床疗效,甚或加重病情,加速死亡,要么引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因此,作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记住古希腊圣贤的一句格言:“知道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

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现代医学的完整建构。医疗科学技术为患者的疾患痊愈提供物质保证,医学人文精神为患者的心身康复提供精神支持;医学技术手段解决的是患者的生理痛苦,医学人文关怀安抚的是患者的心理冲突和社会调适;医学技术将患者从病魔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将活着的希望带给患者,使患者获得有限的具体的满足;医学人文关怀将患者从心灵的煎熬中解放出来,将生命的价值赋予患者,使患者获得无限的永恒的生活激情。医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医学人文中交织着医学科学技术的维度,医学科学中蕴涵着医学人文的精髓,二者形成张力,弥合分歧,互补共进,在“观念层次上相互启发,方法层次上相互借用,学科层次上共同整合,精神层次上相互交

4融”。医学工作者在追寻医学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将人文精神渗透到其当中去。牢牢把握医学的“人文”属性的医学科学精神才能实现其自身的发展与突破,只有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医学科学才能更好的造福人类。1

2廖继尧．大力弘扬医学科学精神[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2，18(9)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张艳萍，张宗明

6.人文社会科学院团工作总结和构想 篇六

人文社会科学院是人文精神与社会精神的结合，作为人文与社会的大家，一直走在思想的前沿，在团支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在学校党委团委的正确领导下，人文社会团总支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学校团委的中心工作，做好党联系青年的牢固桥梁和纽带，近期又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组织、策划、展开“吴孟超先进事迹”的学习，“贯彻领导讲话精神”的学习工作，不断提高我院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以开拓创新的工作理念，强化了组织制度建设，整合了我院的共青团工作体系，在稳扎稳打的工作中突出重点，在认真细心的教育中，稳中求进。团结带领我院团员，青年学生会全面发展，不断提高青年学生的凝聚力，把握重点，开拓创新，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11年3月，进行返校统计工作，由团总支代领，以各班级为单位进行返校学生统计，并掌握未及时返校学生的第一手资料。确保学生的顺利返校，积极配合响应各个系部举办的活动和号召，在“平安杯”男子女子篮球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增强的学生的自信心和团体意识。也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2011年4月，由我院团支部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座，使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领略国学之精髓，并加以发扬和传承，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最后心静如水的读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展现我国的悠久历史和博大进精深的文化底蕴，营造我院良好的爱国之风，丰富我院的校园文化。

2011年5月，我院积极配合，响应学校的号召，我院大

一、大

二、大三的各班同学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充分展现了我院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在所有工作人员，学生会人员，运动员的囧配合下，我院还喜了本届运动会的“体育道德风尚将”。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在团总支的领导下，我院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了安全教育活动，使学生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形态，做到“三要”、“三不准”，坚决杜绝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严禁学生参加不明真相的学生非法活动，同时学会自我保护。

2011年6月，以团总支为领导，以个班为单位，开展了“吴孟超先进事迹”的学习活动，并以“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要”为主题进行吴孟超先进事迹的学习工作；同时开展“贯彻领导讲话精神”学习活动，学生们受益匪浅，使青年学生学英雄，见行动，担使命，勇于、敢于扛起肩上的重担，也为青年学生打造自身优势，确立方位指明了人生的真谛，为青年立志图强展现了广阔前景，使青年一代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肩负的光荣使命，责任艰巨；同时开展以“”为主题的欢送毕业生文艺汇演，锻炼了

学生的配合能力，协调能力和动手能力。团总支组织填写就业登记表，开展毕业典礼，都做了精心安排，保障毕业生得以顺利离校。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人文社会科学院团总支和学生整体工作和学生整体工作中的组织和策划能力有待提高。

2.团总支和学生会各部门间的合作团结尚需进一步提高。

3.与其他院系部的团组织工作合作有待加强。

三、工作构想

1.积极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在清华大学上的100周年讲话的方针政策紧密相连，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积极服从院系部党委、团委在学生管理、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各项工作，努力提高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3.配合校团委的工作，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促进素质工作工作的建设。

4.健全团总支学生会、团支部的工作制度，明确分工制度等其他规章制度，实现各项工作有序可循、有章可依。保证我院学生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推动我院学风的好转。5.深入开展文化活动，弘扬国学及民族精神开展各项充

满活力的文化活动，同时以重大节日为契机，举办主题班会，青年文艺晚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和活跃青年文化活动。积极营造我院的健康文明的文化环境，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团日活动丰富学生的思想，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人文社会科学院团支部

7.科学和人文 篇七

1 人文教育与医学物理教学

1.1 物理学的发展史与人文教育

在物理教学中穿插物理学家的生平、贡献与卓越的物理思想以及物理学的发展无不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息息相关的史实, 使物理教学不仅见物, 而且见人, 还物理学人性化的本来面目。法拉第及其发现的电磁感应对物理学的发展乃至人类文明有着重大的影响, 而法拉第本人是通过科学的普及和讲座走上科学之路的。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 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能使让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的物理变得生动活泼, 近触可及。富兰克林是美国科学家, 他认为避雷针的顶端应做成尖形, 而英国的科学家认为应是圆端。我们知道富兰克林的想法是对的, 但这场争论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发生的以至受到政治的影响, 英王乔治三世却用王室的御令进行干预, 结果英国的避雷针的顶端做成圆球形, 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他违背自然法则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1.2 物理学家的人文情怀与人文教育

物理学教育本身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社会以及个体的可持续发展。物理学家们关注人类的生存、社会的文明、个体的命运, 而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实质与精髓。英国政府曾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领导研制用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毒气, 他断然拒绝了。爱因斯坦对美国在日本长岛使用原子弹强烈抗议, 他毅然加入到废除所有核武器的运动。爱迪生为了发明白炽灯而做了无数次失败的实验, 但他为了给人类的黑夜带来光明不懈努力, 最终他成功了。

1.3 物理学的科学美与人文教育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 追求真善美是人文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美是科学家长期进行科学实践活动的产物, 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许多科学家把对科学的强烈追求作为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科学美就是美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作用于人们并使其内心产生愉悦的情感反映的一种特殊心理现象, 在物理学中包含着物质运动形态 (或物理现象) 的感性美和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理性美。物理学中的科学美是感性美与理性美的统一体。物理学的科学实验有感性的美, 物理学的理论有理性的美。麦克斯韦方程组从理论上统一了电场与磁场相互作用的理论, 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理性美。在教学中要注意启发学生对物理学的感性美与理性美的认识。

在物理教学中, 结合物理学的物理学史、物理学家的人文情怀、科学美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不仅使学生增加了人文知识, 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使物理学具有良好的亲和力,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 科学方法论教育与医学物理教学

科学思维及研究方法与一般的科学知识不同。它所涉及的不是物质世界本身, 而是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途径和方式, 是高度抽象的。如果是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来进行教学, 学生也可从中学到一些科学方法, 但只是零星不连续的。若离开具体知识而讲授科学方法造成太抽象而不生动。医学物理学的发展史和知识恰融科学方法于其中, 教学中要把科学方法作为知识的内核与脉络。要做到这一点, 我在教学中采用如下方法:

2.1 经典物理与现代物理的结合

在以原经典物理学为框架的医学物理中, 多渗透近代及现代医学物理新进展, 赋予物理教学新的内涵及更高的高度, 把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在力学中, 从物体宏观低速运动规律讲到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再讲到爱因斯坦的适用于高速运动物体及粒子的相对论力学, 将二者相比较, 讲述相对论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的应用。爱因斯坦的贡献不仅在于突破经典物理学知识, 更在于他采用科学思维的方法——分析、批判性思维, 为近代及现代物理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分析、批判性思维是现代人才素质中创新能力的基础。

2.2 医学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

医学物理学作为交叉学科, 体现当代科技发展的相互交叉、融合、渗透。它本身的发展依赖于物理学与医学的共同进步。杨氏不仅是物理学家, 还曾在伦敦行医。他用弹性理论研究动脉血液中的流动, 用衍射方法测定细胞和纤维的直径, 用光学知识研究人眼的调节作用和散光。研究中他采用了联想、类比、推理及形象与抽象、逻辑与直觉相结合等科学思维方法, 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揭示出来, 学生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会加以应用。

2.3 采用PBL教学方式

结合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现代生物工程等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指定参考书, 让学生在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自觉体会科学方法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使学生深切感受到学会怎样学习比学会某一具体知识更重要。

3. 结论

医学物理乃至其他工农院校的基础物理教学要结合人文思想与科学思维方法的渗透。这种培养有增强学生适应能力, 开阔思路, 激发探索精神, 提高人才素质的作用。在医学物理学之中蕴涵的人文思想、科学思维方法是非常丰富的, 在教学中使学生增强人文素养、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摘要：在高等教育中加强人文和科学方法论教育是新时代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在物理教学中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方法教育的几点尝试写出来与同仁们交流探讨。

关键词：人文教育,科学方法论教育,医学物理教学

参考文献

[1]黄建军.新课程下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J].物理教学探讨.2006, 24 (2) :15-16.

[2]浩斯巴雅尔, 张建忠..物理学的美学价值及其教育功能[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7, 18 (11) :109-112.

8.科学和人文 篇八

“人文”和“科学”失衡及后果

最近看了菲利普 •科特勒的新著《营销革命3.0—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神》，虽然感到很多概念是新瓶装旧酒，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有一点给人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企业营销甚至企业的整体经营活动应如何体现人文精神，如何关注整体的、深深嵌入特定社会系统的‘人’”。

在当今“科技主导”或者说“科技理性主导”的时代，人文与科学和科技存在严重的失衡。明显的表现是，谈创新主要是讲“科技创新”，谈发展主要是讲经济发展，而且通常是指通过“硬件投入”带来的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科技越来越昌明，用GDP衡量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但由此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科技”和“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并不能保证社会福利的持续增长，昔日被奉为圭臬的“科技创新”、“自由经济制度”，也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法宝，更非引导人们迈向“幸福生活”的不二法门。

问题出在哪儿？对“科技”、“科学”和“理性”的过分崇拜，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科学和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科技”，确实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当“科学”和“科学理性”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尤其是成为“决策者”或多数人生活的主宰时，反而会限制人的视野，使之做出与其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选择。以美国食品消费为例，农业科技和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使得美国人能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食品，美国人只需拿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9%用于购买食品—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低。然而，由于补贴和农业科技投入更多地集中于大宗农产品，食品加工业和饲料行业也不断开发出新方法使用这些廉价的农产品，结果是，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消费过度加工的高糖高脂食品及肉蛋奶，较少消费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据说，这是造成美国肥胖症流行的重要原因。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支出的16%用于食品，9%用于医疗，今天这个比例基本上颠倒过来，9%用于食品，17%用于医疗。换句话说，过去50年，美国农业、医疗科技及食品体系的发展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看病吃药，但身体更加不健康，人均寿命更短（文佳筠，2011）。

我引述上面的例子，并非否认农业科技、医疗科技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也不是排斥科学和科技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是想表明，科学和科技会引发它们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里，人文知识所带来的智慧，会引发我们对问题的新的思考和全新认识。

在营销学术界，一直存在营销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争论。这一争论或许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营销学者，采用逻辑实证或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营销现象与营销问题，试图使营销越来越“科学”，或更多地带有“科学”色彩。这种尝试的确在营销领域产生了很多新知识，丰富了营销这一学科。然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从目前所理解的狭隘的类似“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的视角来研究营销现象，营销研究的未来之路可能会越走越窄。因为，营销关注的中心点是人，对人的研究不同于对物的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只是研究人的行为的一种视角，虽然有益，但不能取代其他视角。

另一方面，在营销实践领域，大多数营销管理者主要是运用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决策，或者简单地模仿其他企业，这样做的后果是，营销的艺术性成分被不断地夸大和强化，而其科学性、规范性则很难确立。以至现在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营销是一种经验性工作，仅凭天赋和经验就足以胜任。

因此，在营销领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失衡现象。一是在实践领域，是人文、艺术思维的主导，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在这里，存在着“科学”的空间被压缩，人文思维和“非科学”方法过于膨胀的趋势。二是在研究领域，存在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占主导，人文知识和人文研究方法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两种类型的趋势与失衡，对营销学科的发展，对营销实践和营销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是十分不利的。

营销实践：需要大力强化科学思维与科学决策

作为一种组织职能，营销是联系企业和市场的桥梁，它将企业资源引向最能满足用户需要的地方。营销的上述职能，在现代，需要人、系统和技术的共同协同才能完成。

在乡村手工业时代，产品的生产者和用户直接见面，彼此了解，产品既可以融入加工者或生产者的“技艺”，也可以反映用户个性化需要。此时的交易系统比较简单，交易双方不是仅仅因为“交易”才产生关系，而是有很多“非交易”之外的联系。整个交易系统或营销系统，通常没有中间商的介入，也不依赖现代意义上的物流和通讯技术，信任来源于相互认识和了解，交易行为受“熟人社会”的规则所支配。在这个系统里，“科学”和“科技”的成分不是主流，其作用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相反，“人文”要素，如邻里的“生意”照顾，交易双方的“亲疏远近”，“生产者”及其家庭的口碑、亲和力等等成为达成交易的重要考量。

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现代的大规模生产系统和大规模营销系统。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介入了很多层次的“中间商”，传统的熟人社会之间的直接交易系统被“陌生人社会”的“层层代理”为特征的现代营销系统所替代。不仅如此，生产企业和营销组织的“拟人化”使顾客信息在流向生产者的过程中被“扭曲”、被误解，而且，伴随生产企业的“部门化”、“层级化”，“顾客需要”信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并转化到产品、服务的设计与交付过程的时间被拉长。加上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变化和消费需求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对需求的“认知鸿沟”日益扩大。结果是，如何使企业快速对市场做出反应，为市场提供为最终用户所认可的“价值”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和中心。

在此过程中，如果仍然采用适用“手工业时代”或“农业经济时代”的经验思维模式和问题解决方式，必定会造成营销系统效率的低下和营销职能的“缺位”或“缺失”。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它的产品很普通，不属于高科技行列，替代品也很多，但它的品牌价值排行多年居于翘楚地位。是什么造就了它的辉煌？可以说，“人文”和“科技”的结合功不可没。作为美国文化的象征，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随需而变”的营销策略，集中体现了它对人文的深刻认识、理解。当看到可口可乐在中国大量运用本土代言人和“中国元素”来推广其产品时，我们会感到和它的“亲近”，甚至会暂时“淡忘”它的美国出身。在这里，“人文”的力量得到彰显。然而，可口可乐成功的背后同样凝聚着“科学”和“科技”的成果，体现着“科学”与“科技”的威力。可口可乐大量购买AC尼尔森、央视-索福瑞等调查公司关于消费行为的数据，然后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并据此制定其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可口可乐在北京就有上千人的销售队伍，这些销售人员利用手持终端设备，进店采集并向系统输入每个店面一周内公司各种产品的销售数据。这样，地区经理能及时了解到各个终端销售点的销售信息，据此做出库存、补货等决策，并引导公司生产和提供适合市场特点的产品。它的销售人员的组织、管理都运用了不同学科提供的“科学知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口可乐公司规范的管理和强大的终端掌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文”和“科技”双重支撑的基础上。

日本711连锁店提供了“人文”和“科学”结合而获得成功的另一个例子。711的前身是美国德州的南方公司，成立于1927年，最初是卖冰激凌、牛奶等产品的路边店，因其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因此， 1946年，公司改名为711连锁店。日本伊藤洋华堂的社长铃木敏文在1973年将711的连锁经营模式引进到日本，并根据日本的特点进行改造，反而比美国711更为成功，并在1991年购买了美国711的大部分股权。如今，711连锁集团是世界第4大零售集团，在连锁方便店经营上则居于全球第一。它在日本有超过1万家店铺，在全球则有3万多家。

在北大光华的一次演讲中，铃木敏文在介绍日本711经营经验时，谈到了日本人在运用零售终端数据预测未来产品销售时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不同。在美国人手里，终端销售数据被运用于外推分析，用以预测某种或某类产品未来的需求，这样的需求预测被普遍认为比靠单纯的经验预测要更“科学”，更可靠。然而，日本人并不这样来运用他们手中的数据。日本人也依赖这些数据，但他们做了两个重要的调整或改变。首先，他们不是由专家根据数据对单店每种或每类产品做预测，而是将这一“预测”任务交给普通店员，甚至是交给非全日制的店员。其次，终端销售数据不是用来预测未来，而是用来发展和验证“假设”。因为“未来”不是现在和过去的重复，在零售领域，这一点尤为突出。711的店员会根据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或可能变动的“参数”，如天气、附近是否有某些特别活动等等，假设某类产品明天的需求会是多少，然后运用“今天”的销售数据验证昨天的假设，并反思造成“结果与假设”吻合与否的原因。据说，根据这种“假设检验”理论订货，不仅店员能很快掌握，而且比其他需求预测方法更为可靠。显然，美国人和日本人都运用了“科学理论”和客观数据，但产生的效果却迥然有别。这里，不是哪种理论更为强大或更为“科学”，而是在理论背后的“假设”有重要的不同，而这种“假设”的建立并非靠科学本身获得，更多地依赖对社会背景或“人文”因素的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和人文相融合，会产生单纯依赖“科学”或单纯依赖“人文知识”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在中国的营销实践界，科技和科学理论的运用目前仍处于被动和启蒙的阶段，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有很大的距离。笔者曾到福建泉州采访过一些中小企业，发现绝大多数被访企业，主要是通过观察和模仿周遭其他比较成功的企业来开展自己的企业活动。“广告+明星”成为很多企业采用的模式，终端开店成为较为普遍的渠道策略。至于这些模式和策略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适用条件是什么，是否适合本企业的特点，则很少有企业从逻辑和理性层面进行深层次探究。自然，这些企业付出的“学习”成本，代价高昂。虽然从实践中学习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但如果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或者不将经验事实再做“科学性”理解和分析，那么，学习者可能永远停留在经验层面，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这些经验知识可能会捉襟见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和我国营销教育和营销研究与现实的脱节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比较短，规范的决策流程在很多企业尚未建立。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老板的权威地位很难受到挑战，结果是，决策不是在充分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做出，或者虽然有论证，这种论证只是为老板的既定决策提高支持和说明。科学的质疑，往往建立在决策参与者相互平等对待的基础上，而这样一种环境在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存在。另外，中国人重整体联系，轻局部分析的思维模式，从另一方面限制了科学决策在企业中的推广与运用。

在营销领域，科学和科技的运用应当说有非常大的潜力。首先，营销决策者需要培养用数据、事实、逻辑和理论框架来进行决策的能力。营销决策者虽然不是一个“科学家”，但需要学会用科学家的思路来对面临的问题、可能的选择进行审视，这是使决策更趋科学的重要条件。如果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这样一种视角，那么决策很容易滑到完全依赖经验和直觉的方向。其次，系统地获得关于市场和行业的客观信息，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在这方面，我国企业也亟需加强。再次，不论是营销领域还是其他学科的理论，毕竟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概括和抽象，当运用于企业的具体实践中，需要与企业的特定营销环境相结合，不加甄别地简单套用，只会产生与预期适得其反的结果。在这方面，无疑也需要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指引，因为科学关注的是抽象、普遍、秩序化和条理化，而“人文”关注的是具体、个别、多样性和独特性。

营销研究：防止人文精神和人文研究方法的边缘化

在营销研究领域，最初中国的学者完全采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结果发现两个很尴尬的问题：一是很难与西方同行对话；二是知识的积累出现问题和困难。学界有很多新的概念、观点和意见，甚至提出各式各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多是之前观点的花样翻新，且没有经过严密的验证。自然，它们大多因其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而昙花一现和不被重视。 如何使营销研究具有“科学性”很快被提上日程。随着越来越多的营销学者走出国门和接触西方营销理论和营销研究成果，我国营销学界顿感中国营销研究的落后性。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一批具有境外学术背景的年轻学者加入到我国营销教学和研究的行列，我国的营销研究开始与西方接轨，传统意义上的“定性研究”被认为是非学术性研究而受到轻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一批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上与西方营销研究“形似”的研究成果被生产出来，其中一些还发表在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客观地讲，这给我国的营销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营销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点燃了希望。

当营销学者以“科学家”的身份来从事研究活动，一方面他或她在内心深处会“自我高大”起来，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社会的人，她或他需要以“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取声誉和资源。由于当今最权威、最有影响的营销学术刊物都掌握在西方学者手里，而且国内顶级商学院对营销学者成就的衡量也日益以是否在国际刊物以及在何种等级的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为依归，结果是中国营销学术研究包括营销学术人才的培养，被逐步纳入西方尤其是美国营销学界所主导的模式或“范式”中。

如果西方研究“模式”或“范式”只是我国营销学术界推崇或追随的“模式”之一，那倒不值得有丝毫的担忧，甚至是值得大加提倡和鼓励的。问题是，如果学术界把采用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方法的研究作为唯一“科学”的研究，或者其他“范式”的研究完全被这一“主流”研究范式所淹没的话，则需要引起高度警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在这里呼吁应当给运用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所做的营销研究以应有的地位，尤其是要防止在“科学”的名义下，将其完全边缘化。

姑且不论从方法论上逻辑实证或经验实证方法是否能产生真正科学的知识（波塞尔，2002）。在营销研究领域，如果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如人文科学领域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诠释学方法、访谈法等等，至少我们对营销现象的认识会缺乏深度和广度。事实上，单纯的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研究即使在西方也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诟病：研究资源被导向细小、容易验证的问题；研究缺乏对现实的影响；没有重大理论的产生，等等（Saren，2000）。

应当看到，营销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而不是像自然科学所强调的控制。对消费者和市场的理解是企业制定营销战略和营销策略的基础。只有更好理解、认识消费者，才能在此基础上去适用消费者、影响消费者。为此，任何有助于理解的研究和方法，都不应当被排斥。

为什么营销研究不能排斥甚至要鼓励“实证研究”之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呢？这首先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营销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及其行为。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会发展自己认为“合适”的理论来应对外部的变化。个体或消费者发展的理论在学术界被称为“民间理论”或“内隐论”（赵志裕等，2008），这种理论不一定像科学理论那样脉络清晰和富有逻辑，它甚至允许“模糊不清”甚至“彼此矛盾”，但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或通过观察来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理论。“民间理论”虽然不一定科学，但它给个体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稳定感”，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它比较管用，因此成为指导个体行为的重要甚至主要依据。另外，个体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甚至不是主要依赖理性进行思考，习惯、经验、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常常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在处理夫妻、子女关系，甚至很多商业关系时，单纯用“说理”的方式，并不必然有效，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环境的开放性、“民间理论”、“非理性思维”使得营销的研究对象远不同于不会思考和不会发展理论的“物体”和“实验动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自然科学领域很有效的研究方法，不一定适合对人的研究。

虽然我们可以也应当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包括人的“非理性”因素，就像目前很多心理学家所做的那样。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即使在最适合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领域，如物理、天文学学领域，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并不能保证能够产生科学家所期望的“普遍知识”和反映“客观规律”的一般理论。人类所构造、并一再被验证的科学理论，可能并非绝对真理。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对此做了十分形象的比拟：意大利某地的一些地方议员，提议制定法律禁止将金鱼放置在球状的鱼缸里。理由是，这会使金鱼对外部世界产生“不真实感”和“虚幻感”，对金鱼太残酷。然而，霍金指出，如果金鱼能发展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并且能一再被它自己的“观察”所证实，尽管这种理论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但在金鱼看来，这种理论仍然是“科学理论”。科学家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提出的理论一定比金鱼在鱼缸里发展的理论更加“客观”和“真实”呢？

因此，霍金认为，或许科学的任务不一定是发展一种宏大的、普遍适应的一般性理论，而是发展很多理论，形成“理论族”（霍金、蒙洛迪诺，2011）。每一理论从一特定角度看，都有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或包含有“真理”的成分，只有这些理论汇聚在一起，我们才可能逐步逼近“真实”。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和知识的发展尚且如此，在属于社会科学的营销领域，我们更有理由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多样的方法来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人文精神和人文研究方法所倡导的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调，对人的个性化、多样性和人生意义的追问，恰恰从另外的、不同于“实证科学研究”的角度对人及其行为的理解打开了一扇扇窗户。也许，只有把在“人文”和“科学”视角下所“发现”的关于人的多种“图片”拼在一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人和认识人。

人文和科学的失衡，是当代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人文和科学的融合被不同学科的学者所倡导。科学关注的是普遍性、共性和规律，科学和技术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性化、秩序化和条理化的世界；人文学科则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人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个性。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类将被自然所蹂躏，而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引，人类所发明的科技成果有可能成为毁灭自身的利器。科学和人文如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则可共同服务于人性的丰富、完整和提升。

在我国营销实践领域，经验、直觉和主观意志支配着营销决策和营销管理，过分注重人文因素而忽视科学因素，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未来如何在营销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增强规范、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是我国企业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营销研究或营销学术领域，中国营销学界正隐隐显露过于重西方式实证研究，轻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识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在“科学”的旗帜下，以牺牲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多样性为代价，对我国营销学科的健康发展绝非幸事。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72012）资助） 责任编辑：高冬梅 gaodongmei@guanlixuej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