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道路（8篇）
1.现代化道路 篇一
易知堂
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意义（上）
段治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
下面我们讲第一章的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接下来我们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进行一个分析，我们想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就是渐进性改革；第二个特征就是以阶段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两个方面来谈谈中国改革道路的主要特征。
（一）渐进性改革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
在讲渐进性改革的道路的时候，我想跟俄罗斯进行比较，中俄改革道路的比较，中国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先行为，后立法的道路，俄所走的道路是先立法后行为的道路。我觉得在中俄改革道路的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先对俄罗斯的改革的历程做一个了解。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改革我觉得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最早1953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这个时期的改革总概括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或者讲他所以无法实质性的改革，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觉得他是不知道如何改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开始之后想改革，但是不知道怎么改革，其实我们前面讲话邓小平的改革过程当中面临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历史、评价前人的贡献？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成了能否推进改革形成历史合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首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也是一样，赫鲁晓夫当时如果说要改革的话，意味着前人是有错的，如果前人没有的话那就不需要改革，继续推进就行，如果前人有错了你要改，但是你怎么评价前人？所以当时赫鲁晓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觉得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样一种全盘否定斯大林做法，它导致的后果，他和邓小平相比，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是科学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这形成的后果就是统一的思想，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推进改革，但是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这首先导致支持斯大林的人就反对，所以你无法改革下去，导致思想混乱。
1956年2月24日深夜，这一天是苏共20大结束的一天，中央委员都还没有走，在这一天深夜，赫鲁晓夫把这些中央委员又重新招集起来，开了个秘密会议，做了秘密报告，在易知堂
这个秘密会议上面，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它导致的就是很多人思想混乱、精神崩溃，甚至有当场晕倒，还有猝死，这种做法其实是很不合时宜，我觉得赫鲁晓夫这个缺乏一中领袖的素养，也就是说如何尊重历史，他采取的做法就是否定历史，否定历史的做法，导致的后果是思想混乱、精神崩溃，很多人对斯大林是很敬仰的，他白天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结果到了深夜一无是处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导致的后果就是精神崩溃，波兰总书记当时晕倒第二天就没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不，我觉得赫鲁晓夫想改革，但是不知道如何改革，它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就是思想混乱。
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特别是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都是教老人政治，后来也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但是我们要讲苏联到俄罗斯的改革历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1953年以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做为第一个阶段。
然后这样就进入第二个阶段，1985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到1985年时候，苏联全社会可以说是社会上下都认为要改革，都觉得应该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他说改革就改革，他也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对苏联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清楚的情况下说改革就改革，于是导致的内部三大派形成极力的争论，戈尔巴乔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你真是新官的话，新官上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面三把火，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缺乏调查研究、把握国情的这么一个阶段，直接就三把火，所以这个时候说改革就改革，导致内部极力的争论，形成三大派：
第一派就是传统派，传统派以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为代表，利加乔夫这一派改革的主张实际上延续了前面赫鲁晓夫以来的这一派，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仍然忠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你只要忠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很难改，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照搬马克思本本才导致的苏联模式，所以这个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与传统派截然不同的一派就是激进民主派，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叶利钦的改革主张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激进，一个是民主，非常激进。
叶利钦的改革主张概括起来讲，首先根本放弃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在西方的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所以他这里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激进，根本放弃休克疗法，然后根本的经济改革，所以很激进，但前提是民主，首先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叶利钦的改革主张就是这样一种激进民主派。
第三派就是主流派，戈尔巴乔夫为代表。戈尔巴乔夫这一派的改革主张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也有点相似，他的主张就是保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共产党执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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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在这个前提下面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精华，这个改革主张其实跟中国还是有些相似的。但是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问题空间在哪里，以及对苏联阻力很大的这种状况他是准备不足，所以要内部三派激烈争论的过程当中，最后戈尔巴乔夫就从他原来的改革主张退了，退到哪里去？退到叶利钦那里去了，三派激烈争论叶利钦取得了胜利。
激进民主派叶利钦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同，就是得到戈尔巴乔夫这一派的认同，第二个原因就是得到社会下层的认同，所谓得到社会下层的认同，那是因为叶利钦可以说在当时他非常清楚苏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很不满，传统的高度集权、高度计划、搞等级制度、搞特权这种状况已经很不满，没有了公正，所以叶利钦的切入点就是从民主保证公正这个角度出发，这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叶利钦的改革主张深受广大民众的支持，他的演讲又很有煽动性，他说只要你们支持我搞民主，我就可以保证大家的公平、公正，只要大家支持我搞民主，我可以保证大家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能够保证大家明天空荡荡的货架上面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所以很有煽动性、很在诱惑力，所以最后广大民众都支持叶利钦，只要你讲民主，那时候就是这个倾向，整个潮流就是只要讲民主大家都支持，所以广大民众支持，然后叶利钦以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同，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的认同，尔巴乔夫为什么会认同到叶利钦那里去？我觉得就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遇到阻力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退了，退到受到广大民众所支持的叶利钦那里去了。
在1990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退了，1990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实行了三大举措，也就为自己的下台铺不平了道路，第一个举措是1990年2月份实行多党制，就开始党禁开放，放弃了共产党执政的领导，修改宪法，取消宪法当中的共产党执政的保障的条款，所以实行了多党制，多党制之后。紧接着又实行了总统制，然后多党制实行了，总统制实行了，于是就要开始选举，戈尔巴乔夫实行了第三大举措，就是直接的差额选举，就是大家一人一票，直接的差额选举，所以就为叶利钦走进克里姆林宫铺平了道路，这样最后叶利钦取得胜利，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到最后苏联社会主义苏联被告改没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叶利钦，没有戈尔巴乔夫实行这三大举措他叶利钦不可能走进克里姆林宫，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到最后改到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到俄罗斯的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1992年1月2号叶利钦开始的改革。叶利钦实行的改革就是休克疗法，激进民主，他这种做法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我觉得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样的错误，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否定历史的话，戈尔巴乔夫就是漠视历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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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历史和国情，他是漠视历史；叶利钦则是更极端，就是放弃历史。休克疗法，所以叶利钦采取的是根本放弃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民主制度，然后实行完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月2号先立法后行为，叶利钦的改革几乎是一天时候就完成了，1月1号是元旦，所以他规定从1月2号开始三大改革举措。
第一，贸易自由化，从这一天开始，完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开始。第二，价格自由化，从这一天开始，国家再也不来插手、不来定价，定任何价格都可以，只要卖的出去，所以价格自由化一天时间开始。第三，快速私有化，也是1992年1月2号一天时候就完成了，也就是规定凡是1992年1月2号已经出生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到政府去领10000卢布的国有资产认购券，然后你拿着这10000卢布的国有资产认购券可以认购任何国有资产，一天时间就解决了，至于你领没有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反正1月3号出生的是没有的，快速私有化，一天时候就完成了，一开始的时候广大民众非常支持叶利钦的改革主张，是叶利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很公正，每人10000卢布。但事实上叶利钦三大改革几乎是同一天就带来了三大危机，第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第二，投资萎缩、经济衰退；第三，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开始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表面上看起来每人10000卢布，可以认购任何国有资产，看起来很公正，但是在高度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老百姓一生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更不要说10000卢布了，从此开始工人没有工资、教师没有工资，70%的人开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一下子导致这么个结果，而另外30%的人里面又出现了大量的富翁，而这些富翁不是别人，正是原来那些高级的官僚，利用手中的职权在这样一种极速的变化过程当中攫取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迅速成为俄罗斯的富翁，所以这样两极分化就开始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开始了。当时有很多书的材料都描写，当时俄罗斯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的富翁，在世界上那个别墅里面都可以看到俄罗斯商人的影子，他们出手大方，让西方那些大老板简直想不通，社会主义苏联怎么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富翁？那么有钱，出手大方。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整个俄罗斯的改革到最后走向了两极分化，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30%的人里面又出现了大量的富翁，这样的社会肯定是要动荡，所以先立法后行为激进性的俄罗斯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之后无法控制，一开始的时候叶利钦想重新集权，但是叶利钦要重新集权人们是不答应，因为叶利钦曾经是打着民主、公正的旗号，大家选举他上来是要你搞民主、公正的，那么你要走总统集权的道路大家是不答应，但是俄罗斯很清楚，这个时候需要强权，社会要稳定，但是叶利钦是无法承担起这么一个使命，所以大家呼唤权威、寻找权威，后来据说找到了，就是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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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2000年一上台我就讲，我认为这个人注定是要有所作为的，因为俄罗斯需要他，这个时代需要他，普京后来怎么做？我觉得后来的做法跟我们邓小平的做法还是很相似的，他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后来普京的复苏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两手？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一个基本的含义，要抓稳定，像中国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了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在社会的稳定前提下面才能够发展，所以发展的前提是稳定，邓小平经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普京之后实际上也是一样，抓发展，抓稳定，但是普京要抓稳定这是很难的，因为叶利钦搞了多党制，一夜之间产生了几十个政党，四五十个政党，这个时候他要抓稳定就是抓强权，要抓强权，要抓自己的权威必须要整顿党派，普京在这个问题上面后来把整顿做的非常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四五十个政党现在整顿成为四五个。俄罗斯的事情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同时还抓民族问题，俄罗斯的事情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存在，如果了解历史的人都会清楚，中国历史上面从来就没有过民族危机，任何民族来统治中国都可以融汇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面，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几千年延续不衰，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所以中华文化里面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际上是很强的，只不过现在没有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体现出来，我们今天一些民族问题也严重，台独、蒙独、藏独、疆独这些问题也很多，但这些问题的背后不是中国的问题，可能还主要是西方势力支持的问题，只在西方势力不支持它就没有气候。
所以普京要抓稳定就要抓民族问题，还有抓车臣问题，普京甚至自己亲自驾驶飞机去攻打车臣，所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在这个过程当中，普京的做法应该说是稳定抓住了，最后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稳定，达了5-6%的发展速度，所以普京的时候才复苏。
前面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的改革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总结一下，我觉得跟中国的比较有这么两点，总的来讲俄罗斯是走了一条政治浪漫主义的“模仿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我觉得这里我提出两个词，一个“是政治浪漫主义”，一个是“模仿制度变革”，这两个词用在这里还是很合适的，政治是不能浪漫的，浪漫就是做的很极端，让人家出其不意、印象深刻，很感性，缺乏理性，但是政治是极其理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赫鲁晓夫很浪漫，说否定斯大林一夜之间就否定了，戈尔巴乔夫也很浪漫，一上台说改革就改革，叶利钦就更浪漫，改革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所以这个充满着政治浪漫主义的做法最后只能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根本放弃传统的制度之后，只好模仿制度变革，就是照搬西方，我觉得从赫鲁晓夫的否定历史到戈尔巴乔夫漠视历史，再到叶利钦的放弃历史，缺乏的就是政治的理性态度，科学的、理性的历史发展的观念。
易知堂
中国是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中国的这条道路我觉得就是创新的道路，中国行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创新的道路，这上创新的道路源于哪里？源于从历史国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国情，你只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你就是创新，因为人家的国情跟你不一样，所以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评价的问题，1956年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全盘否定了之后，其实我们毛主席是最紧张的，毛主席当时就在想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后来怀疑刘少奇、怀疑邓小平，但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绝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了两年的时间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毛泽东，并且坚定地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走的路就是“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如果做一个比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走是这样一条政治浪漫主义的、照搬人家的“模仿制度变革型”的改革道路中国就走了一条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制度变革型”改革道路，这个是从总体上面来讲。
具体实际上就是说俄罗斯走的是先立法后行为的激进型改革道路，中国是渐进型改革道路，所谓激进型和渐进型具体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处理好立法和行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立法和行为的关系上在表现不同，渐进型改革就是先行为后立法，我们有一句话收作“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渐进型改革一个具体的体现，首先你要摸石头，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石头，怎么摸？以及摸着石头怎么过河？这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去探索，先去做然后再来规范、来立法，那么俄罗斯走的道路就是先立法后行为的激进型改革道路，改革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所以叶利钦采取了休克疗法，先立法后行为，那么这个先立法后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俄罗斯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中国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稳定，仅此一点我们就要肯定中国的渐进型改革道路是对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当然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其实这里面有理论跟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理论上讲，我们先立法后行为可能是对的，不能够先行为后立法，也就是说先有游戏规则再有游戏这是对的，但是在实践里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先立法后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不符合国情，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所以我们先行为后立法，有理论上讲我们先有游戏再有游戏规则可能会导致游戏左右规则，但是从总体上面来讲它符合国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要肯定中国的渐进型改革道路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些就觉得渐进性改革道路没问题，我觉得我们首先承认渐进型改革道路是对的前提下面，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先行为后立法的渐进型改革存在着很多的弊端，这些弊端虽然是在第一个阶段或者在改革开放开始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这样做，只能这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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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是要先立法后行为，要避免这些弊端，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
先行为后立法的渐进型改革的弊端首先表现在哪里？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法律的尊严难以确立，也就是说其实在先行为后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就是鼓励大家违法，为什么？因为新的法律还没确立，而旧的法律还没有改，这个时候要改革、要发展必须要违反旧的法律，导致的后果就是法律的尊严难以确立，可能受到的很大的影响就是法律的意识受到冲击。比如说买卖土地，我们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1978到1984年主要还是农村改革，到1984年开始我们进入城市改革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招商引资，招商引资那就要外商来投资、来办厂，来投资、来办厂就需要用土地，我们《中华人民共各国宪法》明确规定我们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免费让人家使用，外商来投资了，要使用土地了，要办厂了，我们不能够免费让人家使用，怎么办？先行为，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了买卖土地，但是我们的《宪法》一直到1991年才改为我们的土地可以有偿转让使用，这样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做了一件违反《宪法》的大事情，而且是中央领导先干的，《宪法》可以随意违背，还有什么法律的尊严？实际上先行为后立法第一个弊端就是法律受到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它弥补起来，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推进改革，今天我们思想已经统一、社会已经稳定、改革已经无法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要先立法后行为，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个法治社会，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个后果去否定前面，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这是第一点，法律的尊严难以确立。
第二个弊端就是人与人之间享受权利不公正。为什么？先行为后立法至少立法之后的人们享受不到立法之前人们那么多的权利，立法之前人们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甚至享受到了违法的权利，也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法，但是旧的法律有的，旧的法律又没有改，但是又鼓励大家去改革、去创新，这个时候实际上立法之前鼓励人们违法，比如说《公司法》。《公司法》出来之前，我们曾经在80年代末中央就有文件说个人可以注册公司了，于是就出现了下海热，只要下海都赚钱，事实上我觉得不是中国人都懂得市场经济，下海都会游泳，但是为什么下海都赚钱？办公司都赚钱？主要的原因就因为没有法律。我们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那上时候脑体倒挂，老师一点没地位，所以他们在下海热中也下海了，他们讲了一句话叫作我要做有学问当中最有钱有的，所以下海都做到了，注册资金都是100万、几百万、几千万，我很清楚，他们一分钱都没有，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先行为的时候是没有法律的，所以倒来倒去都赚钱，这个时候人们享受到了很多的权利，后来《公司法》出台了，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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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下经济发展的过程你会看到《公司法》出台了之后，出现了一个上岸热，很多人发现没有那么容易赚钱了，原来已经赚够了钱的人总觉得天下就是我的，现在没那么好赚钱了，就纷纷地上岸了，严格的法律限制，比如说注册资金，要验资，注册资金1000万一分钱也不能少，还有银行贷款，税收等等越来越严格，《公司法》出台了之后，很多就发现没有那么好赚钱了，所以纷纷地上岸了，包括我们身边有些老师也是那个时候上岸了，因为他们还有专业，舍不得专业的丢弃，甚至他们还讲了句话，我要做有钱人当中最有学问的，所以一上岸又做到了。
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先行为后立法虽然稳定了社会、推进了改革，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公正缺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享受到了权利，甚至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
邓小平在南方划个圈，这个是对的，推进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就从这个设立特区开始，但是那个时候你设在哪里？你挤进去了就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如果当时深圳没有挤进去那可能今天还是个落后的小鱼村，就是因为挤进去了享受到了无限的权利，这个时候就有了人与人之间享受权利不公正的问题，靠政策导向。
第三个，权力寻租，腐败盛行。因为先行为后立法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政策大于法律，先行为后立法，行为的时候是可以去做的，为什么可以去做？因为有政策，但是没有法律，只要有政策我们就可以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政策大于法律，政策大于法律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大于法，权大于法直接后果就是腐败，所以这样一种先行为后立法导致的间接性改革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这个积压的很深厚，权力寻租，也就是说你办一件事情不是看你是否符合法律，因为没有法律，而是看你是否符合政策，看你是否符合政策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掌握了政策的这个人这里来审批的，中国特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就产生了，当然我们今天行政审批还有，但是我们越来越走向服务性政府了，服务性政府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行政审批已经不再交钱了，已经不断的砍了很多交钱的项目，曾经所谓的行政审批那就是寻租、就我掌握了政策就掌握了权利，我掌握了权利，但是我没有钱，我就要寻找人们来租我的权利，我要最大限度地把我的权利出租出去，这就是长盛不衰的寻租现象，寻租就是腐败，为什么要权力寻租？就是因为先行为后立法导致的政策大于法律，政策先行，这个时候你掌握了政策的这个人就有权利，有了权利就有了金钱，导致权力寻租，腐败，当然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些问题，看到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能够因为有这些问题我们就去否定前面的改革，我的前提就是首先承认间接性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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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先行为后立法的的弊端我还可以增加一点。第四点就是可能会导致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我们的先行为后立法目的是想快一点，但是由于没有立法、没有规范，所以导致最后就混乱，混乱了之后我们就来个急刹车，来个急刹车就再开始整顿，再整顿之后再规范，再重新实行，这可能会更慢，可能以后我们还不如先立法后行为。先有游戏规则再有游戏，这样就极公正，而且可能还更规范、更快，我们一现在的先行为后立法目的是想快一点，摸着石头过河目的是在当时我们为了摆脱贫困、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们确实可以那么做，先行为后立法要快一点，但实际上到今天我们还是要走先立法后行为的道路，这样可能更规范、更快，可能法律的意识更能够得到保护，因为我们先行为后立法想快的过程当中，当时讲的叫作效率优先。效率优先我们导致的后果就是牺牲了公平，公平没有了、法律意识如果没有了，社会可能就动荡、社会可能就不稳定，今天我们社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我们今天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要针对这些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社会上的这些缺乏法制的现象及其影响，我们从原来最早的效率优先，效率优先虽然没有讲牺牲公平但实际上已经把公平牺牲了，因为你要快，快的时候就没有法制，没有了法制，公平就得不到保证，后来我们这种意识在逐步的改变，比如后来提出来在初次分配当中讲究效率，在再分配当中讲究公平，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十七大之后我们是强调的又好又快，所谓又好又快，好就是要保证公正、保证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社会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自然的和谐，减少代价，我们原来先行为后立法主要目的为了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推进改革，但我们可能牺牲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当中我要把这些东西弥补起来，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主要内容。
2.现代化道路 篇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道路运输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瞩目的成就, 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道路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 其中道路客运业在体制和机制的转型创新方面一直处于艰难探索中。由于内部顽疾未除, 外部竞争升级, 道路客运企业的运营风险日益加大。在严峻的形势面前, 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方式, 企业家如何正确驾驭道路运输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全行业如何推进现代化进程?本次会议我们以道路客运企业的现代化为主题, 旨在挖掘和发挥顶尖运输企业家的智慧宝库,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力促行业现代化。
人们常说, 认清形势才能更好地发展。近年来, 作为旅客运输市场的主力军, 道路客运承载了全社会90%以上的旅客运输任务。客运市场的持续上量也催生了一批有实力的道路客运企业, 具备一级资质的道路客运企业已从最初的13家发展到现在的90家, 基本形成了各省区都有一到几家龙头客运企业引领本区域道路客运业发展的态势。虽然大型企业从数量上看比较客观, 但从整体上看, 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能引领行业发展的明星级企业还是不多, 而且, 基本上是区域性龙头企业各自为战, 全行业却“群龙无首”, 在与其它运输方式协调发展中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 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 既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 也有市场环境的原因, 但是我认为其中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道路运输行业企业目前欠缺有思想、有远见、有水平、有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培育一批在行业内具有领袖气质和领导水平的企业家成了当前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那么怎样才能培育出现代化的客运企业和明星级的客运企业家呢?
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 从五个方面推进道路客运企业的现代化, 进而在行业内培养出一支坚强的企业家队伍。
一、企业价值观的现代化
企业价值观既是决策者对企业性质、目标愿景、经营方式的取向, 也是为属下员工所能接受的共同观念。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思想僵化, 满足现状, 没有行业危机意识, 创新活力缺失, 那么整个企业价值观的现代化就会打很大的折扣。新国线运输集团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道路客运第一品牌”, 始终倡导“坚持诚信、渴望创新、科学经营、注重业绩”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这种信念贯穿于新国线的10年发展历程, 也是新国线企业文化的核心、新国线精神的灵魂, 我们力争使这一价值观影响到每一位新国线员工的实际行动上。可以说, 这种现代化的价值观是新国线提升企业凝聚力、激发员工创造力、塑造卓越企业形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企业制度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道路客运企业必须构建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体系, 这是企业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 是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保障。作为企业的掌门人, 必须在思想上对企业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有积极主动的姿态, 在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方面有果断的行动, 在督促落实上有坚强的意志, 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制度体系的健全。新国线一直重视企业的制度建设, 在法人治理结构、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制定了覆盖全面、易于判断、便于执行的制度体系。它紧紧围绕资源、资本、品牌三大战略要素, 明晰产权、明确权责、捋顺管理机制, 不断向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网络化目标迈进。
三、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包括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的现代化、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以及人才队伍的现代化。有志于打造明星级道路客运企业的企业家应该顺应市场经济形势, 建立科学完备的组织管理机构, 整合各种优势, 优化资源配置, 严把服务质量关, 发挥决策的最大效能。从新国线集团的管理模式看, 我们把集团总部作为决策、投资和管理的中心, 重点把握总体方向, 确定发展战略, 致力于重点项目开发, 制定管理标准, 规范管理行为;各分、子公司则具体贯彻落实集团总部的战略规划和工作部署。集团总部与各分、子公司的这种联系与互动通过扁平化、网络型的管理沟通方法来实现。
四、企业技术装备的现代化
这是道路客运企业现代化的外在标志, 也是上述三个现代化的有形体现。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载运工具的技术性能、运力调配的科学性、网络化运营的实现效果等方面。从全行业看, 今天的道路客运企业更加重视运输科技的应用, 特别是在大力倡导“绿色环保, 低碳生活”的大背景下, 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显得更加重要。在这方面, 企业家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有强烈的求新、求变、求学的意识, 如果因循守旧, 拒绝一切新生事物, 那么他领导下的企业必将为市场所淘汰。
五、服务方式的现代化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关心旅客的高质量出行, 关注他们能否做到安全出行、便捷出行、舒适出行和经济出行应该成为客运企业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一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对“以人为本”理解十分深刻的企业家, 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是错位发展的, 企业家的胸怀决定着企业发展的方向。随着综合运输体系各种运输方式间市场争夺的愈演愈烈, 旅客运输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道路客运的发展若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就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出行需求, 通过开展便捷的接驳服务、门到门的直达服务等个性化措施力拼班车客运和旅游客运市场, 通过联营、小规模投入新运力等多种方法灵活推进和培育农村客运市场。
各位领导, 各位企业家朋友, 行业的发展需要一种主流的思想, 需要一个能代表行业话语权的有影响力的组织, 需要一个能发出行业主流声音的有效平台。在交通运输部和各级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 新国线愿意和大家一道, 继续以创新探索的精神, 以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 为道路客运行业的现代化、为行业企业家的现代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现代化道路之澄明 篇三
太炎先生为了推进革命，复兴民族，十分重视道德问题。他指出：“戊戌变法，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见《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407页)而增进道德之手段，他认为是推广改革了的佛教。这提议虽然还有模仿痕迹，所提倡的内容毕竟“中国化”了。
然而，他的提议能否有效却是令人生疑的。且不说无人响应证明了他的寂寞，假令应者如云，就会生效么？在中国，佛教早已盛行了十几个世纪，实际传布的佛教也是中国化了的。中国民众信佛的越多、佛教变质的程度就越深。佛、菩萨本来是信者精神境界达到相当高度的标帜，在民众心目中却成了法力高度的标帜。“救苦救难”之本意是要信徒提高自己的觉悟，在民众那里却变成跪拜法力无边的佛祖祈求消灾降福的暗示。赚足黑心钱的富翁交上一份丰厚的贿赂，便心安理得地回家睡安稳觉去了。穷人则企望用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讨好佛祖，作为投资，换取日后或后代“不意之中”获取的大福分。佛寺日益兴盛，民众日益懦弱和失去自主能力。
西方道德的核心内容是禁欲主义，这是基督教培养的风气。佛教也提倡禁欲主义。从绝大多数国民倾向于借别人奉行禁欲主义求得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之满足看，中国人并不接受禁欲主义。西方道德近代以来强调自律，既自觉。自觉到自己作为人是世间最高贵的，也自觉到他人与自己同等高贵，从而时时处处遵守道德、法律、纪律。佛教增进中国国民道德却一向依靠地狱的惨酷之威吓。佛教本来以增进觉悟为主旨，变质(即“中国化”)如此，岂不证明面对的民众不实行自律，只有他律么？
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中世纪”(即炼狱阶段)。关于“走出中世纪”的说法，其实质不过是希图西方化而又跳过中世纪。中世纪的哲学意义是“存天理，去人欲”。程朱理学仅仅为中国进入中世纪作准备而已，刚露端倪，就被骂得狗血喷头。太平天国(冯友兰先生近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认为其意在建立中世纪神权政治，所论极是——由此可推论中国未经历过中世纪)也失败了。中国人极力抗拒中世纪化，其实质就是抗拒西方化。中国人要成为西方人很不轻松，不是飘洋过海穿上西装坐上汽车就能实现的。文化本性的变更不经过炼狱之火的考验是不可能的。
章太炎借用佛教增进国民道德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其实是空想。他企望的内容是西方化，尽管形式是中国的。倡工具理性、摒价值理性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没有道德的人不配称作人。因此，首要问题是必须讲道德。第二个问题是讲什么样的道德——西方道德还是中国道德。中国人面临的危机实质上是要什么样的道德。这里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人在道德上西方化不能说全无可能。可能性是有的，朱熹思想中就有这种成分。可是要实现这种可能极为艰难，因为中国人不情愿。可见中国人只有采取传统道德一条路可走。危机在于，由于不了解西方化必须首先在道德上西方化，也不了解道德西方化成功机会极小，于是陷入迷乱，或者欲引进西方的社会成就如经济、政治、法律制度而摒斥其道德，或者顾及西方道德而失败因此大肆挞伐传统道德，或者视一切道德为累赘而赤裸裸地鼓吹钱和性，引导民众向禽兽化进军。中国人面临的危机是道德危机。太炎先生的主张是中国人迷乱之表现——佛教尽管已中国化，其根底所传达的终究是外来的道德。但他的迷乱是积极寻找出路的探索中的迷乱。问题太难，不是一代宗师所能解决的，也还须历史作出鉴定。先生的努力向我们后学提出了问题，这已是伟大的德业。我们票重视的是问题，而不仅仅是答案。前贤的答案不容忽视，，也不应照搬，而须参照历史重审。章太炎先生为见识高卓的先驱，不亦宜乎！
章炳麟，以及早于他成名的康有为、严复，早年或变法图新，或提倡西学，或鼓吹革命，晚节皆落伍倒退、顽固保守——已成定论。这个结论的内涵很清楚：凡尊国粹者即为反动派。几位原来倾向大相径庭的大师居然殊途同归——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以性情怪僻、落落寡合、政治失意说明大师的思想转向，似嫌鄙陋。以美人迟暮说明，也于理不合——为何不说“文章老更成”？大师们总不会一律老而糊涂且糊涂得趋向一致罢？
宋朝的大儒张载、二程、朱熹，明朝的大儒王守仁，都有一段时期沉溺于佛老之中，而后才归于宗儒，成为大思想家。后儒有批评他们(主要是程朱)排佛不彻底的，却没有由排佛而指斥他们落伍、保守的。为什么近代、现代思想家西方化才算进步，转而维持、阐释传统就算倒退，反动？西方思想史上的大家往往批评自己的前人，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多半回护前人，寻找印证，和合会通。做法不同，各自围绕阐发自身传统则一。为什么西方思想家固守自身文化不算反动，中国思想家维护自身传统就算反动？岂不是把西方文化看得在价值上高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估价太高了吗？我们今天正在受用的种种苦果，不正是迷恋西方化带来的吗？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有一个误会：想打倒的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朱熹解释的孔子——其实要打倒的是朱熹。也不是朱熹之全体，而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说起来，孔夫子真是冤枉：他老人家从来不曾鼓吹过禁欲主义。孔子之所以到今天还常被抬出来尊崇，归根到底，在于他的学说阐发中国传统最为透。禁欲主义不合乎中国传统，它来源于佛教和西方哲学(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康德)，当然不能归为孔子思想。如果想打倒禁欲主义，那么，不应该反孔，倒应该尊孔。
禁欲主义的根本思想有两条：一是把理、欲看作两个可以割裂开来的事物，并且把它们对立起来，水火不相容；二是把情欲看作卑污的，看作罪恶的根源。孔子却未曾把情欲看作卑污，恰恰相反，他认为那是最根本的：“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学有主张“良知即是天理”，“心即理也”。孔子思想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中庸》、《礼运》)禁欲主义是西方思想之正统：“男不近女倒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国传统则把男女交合生育看作宇宙人伦的根本原理：“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为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国传统顺人情，把男女交媾看作最自然、最正当的，因而人伦以夫妇始。西方传统递人情，男不近女才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人们应当一心事奉上帝，夫妇乃不得已而退一步的办法。
按孔子思想，全然不可把理、欲分裂成两物，因而谈不上二者之对立。明末清初的大儒陈确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极合孔子思想。中国传统反对禁欲主义，不等于“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纵欲主义。《中庸》说“过犹不及”。禁欲不对，纵欲当然也不对，要的是“节欲”——不是节省，而是节制。靠什么节制？靠礼。“礼之用，和为贵”——并非心平气和。敌人骂我们，甚至打了进来，难道能不发怒？要点在于发怒恰到好处：(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禮记》《中庸》)。礼之要义在于分寸把握得好，故而不是死守条文，须因时变通。这与西方思想强调“绝对命令”(康德)成为鲜明对照。绝对命令来自纯理性，不论情况如何，情欲必须服从它，它与情欲的关系是分裂面对立，压迫、遏制情欲。中国思想则强调既要懂得通常的法则，又要懂得权变，目的是满足人民的要求——遂天下之欲。所谓天理正是满足人民的要求到恰好处。
这就是“国粹”、传统。太炎先生倡国粹、并没有错，不该批评。若要批评，至多批评他提倡的国学还不够纯粹精当。中国人能接受和实行的道德是中庸，章氏借佛教增进国民道德的主张显然不合国情。比较下来，倡国粹还算是进步。
发扬真正的中国传统，合乎现代潮流，真正适合于现代化之要求。
西方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新潮流。费尔巴哈为男女之爱“平反”，揭开了反对西方禁欲主义正统思想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受他启发，为衣、食、住、行这些“人欲”“平反”，在西方思想史上成为转折性人物。马、恩批评旧唯物主义“敌视人”：“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因此，他们不但反对抽象的唯灵论，而且反对抽象的唯物论——要害在于反对精神与物质之抽象的割裂与对立。这与清朝大儒戴震批评朱熹把理与气分成两物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要义正在这里。它与真正的中国传统相合。这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文化上的深层原因。近几年猖獗的纵欲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禁欲主义的惩罚、报复和反动。纠正纵欲主义是当务之急。纠正之道，是必须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就是发扬真正的中国传统。
马克思开启的反对西方古典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潮流，在二十世纪蔚为大观。尽管西方思潮中各种流派五花八门、此起彼伏、绕过来转过去，终究离不开马克思指出的方向。这方向有时鲜明，有时晦黯，各种流派有的偏得远些，有的离得近些，总潮流顺着这方向发展着，则是确定无疑的。现代潮流如此，发扬中国传统就有着世界意义。现代化事业正遭受工具理性增长之危害——纵欲主义是它的伴生物。倡价值理性或许会有补救作用。然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分为二的理性主义属于抽象的形而上学传统。价值理性——且不谈它难免遭冷遇——无疑会助长禁欲主义抬头：后者是它的伴生物。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统一不是出路。保持二者分离、对立的统一，其结果不过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从而损害现代化之顺利进行。根本出路在于二者分裂之消解。这正是现代潮流之趋向。它不是不要道德。不要的只是抽象理性主义的道德，即禁欲主义。现代潮流呼唤着新的道德——它是古代道德之复兴(《老子》又名《道德经》，可借以领悟“道德”二字之古代意義)。所谓道德复兴指传统实现为适合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形态——这种形态(即制度和境界)就是现代化之道路。它是中国的，可能还是世界的。这决不是复古，而是从自身传统中开掘出新的生机，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现代化。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已经这样做了，如海德格尔(他反对被加上“生存主义”这个“恶溢”)。向着现代化道路之澄明努力——是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章炳麟留下的遗产。它是中华民族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若轻轻抛置一边，难免再付出代价，甚至是更大的代价。
4.现代化道路 篇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经验
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道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版，第15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就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出发，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基本国情为基石。国情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一体化发展，即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始终根据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目标要求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来考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
以民族历史为根脉。现代化普遍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扬弃。但是，历史是一条不能中断的河流。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直接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但它上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接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救国、建国、强国探索，下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奋斗，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脉。
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版，第31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确保现代化的过程由人民参与、现代化的成效由人民评判、现代化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激发人民的创造力、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同时，也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和内在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自我完善，为现代化建设注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全方位开放则使中国的现代化摆脱了封闭半封闭状态的束缚，与世界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有利于中国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展现中国智慧
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越成熟，前途越光明。一直以来，现代化理论主要以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标准，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者“全盘西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既保留自身文明特色，又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创新现代化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展现了具有批判性、建设性、价值性和战略性的中国智慧。
以科学的理论进行批判。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两对与生俱来的对抗性矛盾，一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阶级压迫;二是为抢夺资源和势力范围而发起的战争。有了这样的对立存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以及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对抗性，又在理念和实践上批判地借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
以理论的创新实现超越。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保证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即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
以理想的追求传播价值。中国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意味着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作为现代化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现代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升级。
以目标的动态调整战略。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科学合理地设计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四个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断扩展，战略步骤也随之不断调整，经历了“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和新“两步走”的历史演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呈现中国方案
制度保障实践。制度越先进，保障越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战略设计和成功探索，为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创建先进社会制度提供了参考方案。以内容而论，这一方案主要包括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方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方案、以文化自信建设为核心的文化现代化方案、以美丽中国建设为核心的生态现代化方案、以和谐社会建设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方案等。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中国方案的总关键，因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
坚持民主制度的本土化发展。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以创新为动力，以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为核心，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底子薄、基础弱，一方面急切地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往往难以规避“发展”与“稳定”的两难。而不顾国情地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仅未能帮助他们跳出这种两难境地，反而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衰败，致使国家失去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调控的能力，现代化进程随之被中断。中国共产党没有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而是立足基本国情，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坚持先进政治力量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开现代化的发展陷阱，就是因为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拥有近9000万名党员，经过严密的组织建设，形成了一个步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革命力和战斗力。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优势在于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服务人民办好事，提高效率办成事。正是因为具有这些优势，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根本经验。
【思想宣传范文】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了深刻阐述。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要求、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组织实施等6个方面作出规定。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举措表明，我们党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也标志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飞跃。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政党是集中代表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政党以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为己任，并围绕着该政治目标建构自己的政治纲领、组织机构、运行规则、纪律要求。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讲政治是政党的天然本性和内在需要，任何政党都必须加强自身政治建设，否则就失去其固有本性和存在价值。但不同性质的政党，区别在于讲什么样的政治、讲什么人的政治、为什么人讲政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等方面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使命。讲政治，既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传家法宝，又是我们党的突出特点和本质特征。因此，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不渝加强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攸关马克思主义政党安身立命的首要问题。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重视自身政治建设与否，结局不同。今天，越南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依然保持着蓬勃生机并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二者始终重视自身政治建设。越南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党章、党的各项决议、指示”;古巴共产党也明确要求“每位党员必须在政治上与党的最高机构和组织保持一致，接受党章规定，履行党的决议和规定”。相反，不重视自身政治建设，则可能导致危机，甚至灭顶之灾。客观说，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但致命的是苏共的政治建设长期遭到破坏。苏共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轰然倒塌，教训深刻。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纵观近百年的党史，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和突出优势。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五大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要求党员必须接受政治纪律约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推进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建设密切联系的论断。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要求“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主张把政治建设放在核心地位，旗帜鲜明讲政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实现了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化解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功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重大风险考验，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主基调总要求，严字当头、一以贯之，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内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化解。如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央和上级决策贯彻落实不到位，搞阳奉阴违;有的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口无遮拦，妄议中央;有的在大是大非和各种社会思潮面前缺乏政治警觉性和政治辨别力，政治立场不稳;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和好人主义滋生蔓延，等等。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都属于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而这些政治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破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常抓不懈。
【思想宣传范文】三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赵乐际同志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团结一致，保证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实现，是纪检监察机关最重要、最根本的使命和责任。”近期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两个维护”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保证。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党风政风监督工作要始终坚守并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时”与“势”的变化，把牢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定位和党的政治机关属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按照“三个一以贯之”要求，忠诚履职，持续深化“三转”，精准监督执纪问责，力求工作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强化践行“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党风政风监督工作必须要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将其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职能职责、结合正在做的事情反复学习，确保入脑入心、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要紧紧围绕“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把握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为综合协调监督检查贯彻执行情况筑牢思想根基。要重点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时刻对标对表，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使命、党员个人许党报国的初心使命。要学以致用，结合工作实际和面临的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通过深入学习，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真信笃行，不断强化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坚定性。
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带头扛起“两个维护”根本政治责任
党风政风监督工作要立足职责定位，持续深化“三转”，稳中求进，注意研究新情况、新特点，提出新举措，充分发挥综合协调、监督的再监督作用，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确保“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做到令行禁止。
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坚守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定位，促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全面覆盖，通过完善约谈、述责述廉等方式，推动“两个责任”贯通协调、形成合力，督促完善保障“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要加强分类指导、跟踪问效，夯实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研判分析新动向，纠正突出问题。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协调推动做实做细监督第一职责。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对“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就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及巡视反馈、组织约谈函询等问题作说明或检查工作。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落实“两个维护”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自觉与各种“低级红”“高级黑”作斗争，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搞两面派、搞“伪忠诚”。要严肃查处“七个有之”问题，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要加强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把“两个维护”落在实际行动上。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破解。要督促各级党组织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查摆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重点整治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工作要求事事留痕，工作拖沓敷衍、空泛表态、应景造势、出工不出力，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不担当不负责等问题，纠正简单机械、“一刀切”、层层加码式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行为。要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紧盯县级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严查发生在三大攻坚战、扫黑除恶等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从坚持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的高度，系统分析、综合施治，深化整治成果。
整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党风问题，盯紧违规吃喝老问题，深挖细查隐形变异问题，深入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要盯紧重要节点，严查顶风违规违纪行为，密切关注规避重要节点、“错峰违纪”的问题苗头。要坚持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党的十九大后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从严处理，具有主观故意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依规依纪依法加重处理，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锲而不舍、持续发力，保持高压态势，确保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不断巩固拓展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推动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顽瘴痼疾，力求防松懈、防变通、防反弹，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
强化精准问责。要充分发挥问责利器作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贯通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加强对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不力、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等问题的问责。要聚焦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文化遗产保护等重点领域的责任追究，加大督查督办和通报曝光力度。要深刻把握“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要求，坚持依规依纪依法，推动精准问责，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示一片的效果。
大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深化践行“两个维护”
党风政风监督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评判，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推动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正风肃纪的成效和变化。
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要大力整治脱贫攻坚政治责任落实不到位，特别是“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关注和查处影响产业项目扶贫、对口帮扶以及扶贫工程推进等问题;推动整治扶贫社会组织腐败和作风问题。要聚焦“三区三州”，围绕相关政策落地、责任落实、项目推进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治。要加强对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情况的督导检查，及时督办典型问题线索，持续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层层传导压力。
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要强化问题导向，分类逐项推进，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问题。要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督促有关部门重点整治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要坚持群众身边问题靠身边党组织解决，加强日常监督与巡察，严肃查处基层干部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优亲厚友等行为，坚决整治城市社区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肃查处“村霸”、宗族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坚决清除黑恶势力“保护伞”;完善与政法机关协同办案，对重大、复杂案件同步立案、同步调查。要推动各级党组织把扫黑除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战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推进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推动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堵塞管理漏洞。
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努力打造践行“两个维护”的铁军
党风政风监督部门要把牢党的政治机关属性，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意见及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意见，服务中心、建好队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提高政治能力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政治定力、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增强履职尽责本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执行政策水平、执纪执法水平、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和信息化工作水平。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传家宝”、作为基本功抓紧抓实，接地气、通下情，做到“身入心至”，切实把问题本质和规律分析透、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准。要增强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重大斗争一线学真本领、练真功夫。要严守纪律要求，自觉接受监督，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打造自觉践行“两个维护”的铁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思想宣传范文】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推进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周边地区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统筹擘画下，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关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
我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地缘环境最复杂的大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地区形势及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新变化，进一步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时俱进完善周边外交战略布局，更加积极主动地稳定、经略和塑造周边，在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周边外交政策理念。
服务民族复兴是中心任务。在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与周边地区密切相连。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好周边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有利于拓展深化对外合作，为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坚实依托。
构建命运共同体是美好愿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峰会等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周边同我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利益相连，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优先方向。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美好发展愿景联结起来，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利于地区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还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牢固基础。
和平发展是根本路径。发展起来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周边国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这些宣示传递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睦邻友好的重要信息，赢得国际社会及周边国家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些重要思想开辟了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境界，为周边外交战略提供了全面和有力的理论支撑。
亲诚惠容是基本理念。不断巩固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长期坚持的宗旨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进行升华，提出要在此基础上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远亲不如近邻”、“好邻居金不换”、“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些古语俗谚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周边国家、阐述周边外交理念时被多次引用，充分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胸襟和亲仁善邻的情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鲜明风格。
“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新时代呼唤合作新理念，新发展需要合作新平台。20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访哈萨克斯坦、南赴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从周边起步，联结亚欧非大陆，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打造更加密切的产业链体系，为区域一体化进程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成为广受周边国家认同的合作理念。
亚洲安全观是维稳之道。没有稳定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平发展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在20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亚洲安全观，对区域安全治理理念进行了深刻系统阐释，强调应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周边地区大国竞争与地缘矛盾复杂，历史问题与现实摩擦交织，各方安全利益多元，主张莫衷一是。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反映了地区安全现状和普遍诉求，为各国维护共同安全、化解矛盾风险、构建区域安全架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继承我国长期主张的安全理念精髓，吸纳国际普遍认同的安全概念，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我国对国际安全观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周边外交中的实践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周边工作提出和实施一系列重大倡议和重要举措，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发展，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创了周边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身体力行，元首外交引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践行中国同周边国家“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的承诺，不断丰富元首外交形式和内涵。一是突出周边首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党的十九大后又将首访定在越南、老挝两个社会主义邻国。二是拓展高层交往广度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出访足迹遍布周边20余国，同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战略沟通，引领双边关系战略方向。三是创新高层交往形式。开启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同朝鲜最高领导人一年内多次会面，对周边数国进行“点穴式”访问，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高效。四是拓展周边外交舞台。利用我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亚信峰会等重要会议之机，推动周边国家成为参与我国主场外交最积极、同我国合作成果最丰富的群体。
统筹布局，塑造伙伴关系网络。中俄两国“背靠背”战略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罗斯成为我国北部周边稳定的战略依托。在维护正当权益基础上着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保持双方在亚太总体良性互动局面。调动日本对华政策积极性，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加强中印高层战略沟通和互信，引领中印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形势下，中国同东北亚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东南亚国家政治互信与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同南亚国家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加快拓展，同中亚各国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全覆盖，周边环境出现全面向好的积极势头。
聚焦合作，绘就“一带一路”图卷。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周边先行先试，初步形成战略对接引领、互联互通驱动、产能合作支撑的基本布局。我国同周边21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境外全要素进展最快的项目，中蒙俄、孟中印缅、中缅经济走廊前景可期。中泰、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建设进展积极，中哈陆海联运通道、“欧洲西部—中国西部”公路网建成通车。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皎漂港项目稳步推进，中俄原油管道及复线、中缅油气管道开通运营。一批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周边陆续落地。“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项目进展迅猛，中日、中新等第三方市场合作新平台成效初显。中方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启动运营。20，我国同周边28国进出口贸易额逾15284亿美元，比增长25%，超过我国同美、欧贸易额的总和。“一带一路”对我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带动效应更加明显。
维权维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问题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同时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管控分歧，维护周边大局稳定。在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推动日本同我方就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有理有据回击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坚持通过直接当事方对话谈判解决具体争议，同东盟国家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启动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反恐等执法安全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建立较为完善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捍卫国家安全和统一。
劝和促谈，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之锚。我们坚持不懈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先后提出“双暂停”倡议以及“双轨并进”思路，积极开展维稳防乱、劝和促谈工作，为推动半岛形势缓和、将半岛问题重新纳入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积极支持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促成缅北地区停火、有关方转入对话谈判，努力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安宁。提出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三阶段思路，同缅孟两国举行多次三方非正式会晤，推动缅孟就避乱民众遣返工作达成原则共识。在阿富汗问题上奔走斡旋，推动和谈和解进程，开创中阿巴三方对话机制。
高举旗帜，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遇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背景下，中国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旗帜，维护区域一体化势头。我们成功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创性地推动各领域合作，引导该组织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发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主席国作用，积极倡导亚洲安全观，加大引领地区安全议程。做强博鳌亚洲论坛平台，宣示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推动中国—东盟合作提质升级，制定双方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提出“中日韩+X”倡议，为三国合作注入新动力。发起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打造新型次区域合作，开创了令人瞩目的“澜湄模式”。引导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健康发展。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积极倡导亚太自贸区建设，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成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维护者和引领者。
春风化雨，提升亲和力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同周边国家领导人交往、出席重要国际会议时，以多种形式精辟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与和平发展理念，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在周边10多个国家翻译成当地语言出版发行，成为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案头书。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和指导下，我们积极推进对外援助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援外重心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普通民众。在周边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及时伸出援手，彰显同邻居守望相助的精神。我们大力支持周边人文交流，广泛开展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地方、媒体、青年等各领域合作，架起一座座民心相通的桥梁。
三、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的重大调整，亚洲成为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中国是推动周边形势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要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抓住周边战略态势积极变化的重要机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大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筹，巩固强化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力使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为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构筑更加坚实的战略依托。
加强高层战略引领，实现周边伙伴关系新发展。在70年周边外交光辉历程基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与周边国家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提高双边关系水平，打造更加紧密的周边伙伴关系网络。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绘就“一带一路”大写意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周边重点项目，精雕细琢。开展好第三方市场合作，精心打造“一带一路”周边合作平台。推动各领域合作向提质升级、持久发展阶段迈进，更好服务国内发展，造福各国民众，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在周边行稳致远。
推动亚洲安全观进一步落地，开辟地区和平稳定新前景。积极推进双多边防务与执法安全合作，不断积累安全互信。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争议。继续在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长治久安的中国方案，体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国责任。
促进民心相通相亲，书写人文交流新 篇章。进一步加大设计和投入，推动周边人文交流更加频密、更加多元，进一步向基层和青年倾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友好民意基础。办好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交流互鉴，凝聚更多共识，使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更加深入人心。
百年变局，首看周边;大国之路，始于周边。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砥砺奋进、深耕细作、攻坚克难、主动有为，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思想宣传范文】五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课题，到新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彰显了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使之落地生根的重大战略部署。《意见》明确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目的，概括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提出了强化组织实施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要求。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既十分重要，又非常必要。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而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效果和方向。政治建设抓好了，党的建设就有了根本和灵魂。没有政治建设做保证，党在新时代就没有资格和能力做到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特别是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如果做不到政治过硬，就无法做到本领高强，就会遭遇政治风险和执政危险。一句话，党的政治建设攸关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党的政治建设的问题导向看，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似乎一讲政治，一讲革命精神，就是要搞极“左”那一套，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这种现象还影响到党内政治生活，少数人随着政治意识的淡漠，逐步从政治上的模糊变成政治上的糊涂，在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诱惑面前开始把政治操守扔在脑后。也有个别党组织和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严重退化，面对各种否定党的领导、歪曲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错误言论，面对各种丑化“解构”国家英雄的行为，不仅不坚持原则敢于亮剑，反而跟风附和。久而久之，党的整个政治生态就会被破坏，党的肌体中各种病菌细菌就会越来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厉批评的“七个有之”问题就是集中的体现。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后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极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此前，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全党痛心疾首的怪象乱象，恰是多年来在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到位、能力不到位所积累的结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能养成风清气正、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能带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能让全国人民对党和国家越来越充满希望和自信，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大力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成果。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旗帜鲜明讲好政治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就会失去灵魂和迷失方向，就会丧失政治免疫力和自我革命的勇气，就会弊端丛生、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分崩离析，就会亡党亡国。我们是一个大党大国，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艘巨轮，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一定要讲政治，绝对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的基本属性，这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必须要讲政治。一个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高度重视政治、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运作政治，才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其后果都相当严重。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一定最终被人民抛弃。因此，所谓讲政治，就是讲政治科学，就是自觉遵循人心向背的政治规律，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规律去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善于在领导和执政实践中算政治账，要求任何改革、发展和治理的决策都要有政治的考量，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使“讲政治”与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联系起来，成为我们党强身健骨、始终保持战斗力的看家法宝。从古田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到延安整风时期建立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到改革开放之初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颁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中，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凝聚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意见》的出台，就是要切实保障新时代党的这一政治优势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提高政治领导本领是关键。政治领导本领是全党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为政之要。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指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尽管毛泽东讲的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新时代如何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提升全党赢得民心的政治领导本领，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和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科学。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生命力和战斗力，根本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体现在党员质量的优越、制定政策的正确、全党的模范工作和对人民群众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党的领导是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领导。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赢得民心的能力是我们党和党的干部最大的政治能力、最重要的看家本领，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功夫和巨大优势。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把大局、看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坚持政治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谋求改革发展的主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守道德底线、严守纪律高压线，远离法律红线。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要执行好党在新时代的组织路线。在选人用人中，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要树立鲜明的用人政治导向;重用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干部;重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干部;重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干部;重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干部;重用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重用始终把民心视为最大政治、对人民群众有真感情的好干部。
5.现代道路设计理论与方法 篇五
现代道路设计理论与方法
随着计算机、航空摄影技术及遥感技术的发展,道路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得到快速的发展.本文从路线设计、纵断面设计、横断面设计、综合应用以及数字地面模型的应用等五个方面介绍了一些道路设计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特点,结合道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说明了这些技术的优越性.
作 者：梁兴胜 作者单位：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7刊 名：中国新技术新产品英文刊名：CHINA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年，卷(期)：“”(7)分类号：U4关键词：道路设计 计算机 航空摄影
6.现代化道路 篇六
道路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城乡客货运输需求、方便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截至2011年底，全省营运车辆发展到114.8万辆，从业人员238万人，等级客、货运站分别达到1364个和504个，道路客、货运量占社会总运输量的比重分别达到95.3%和88.6%，道路运输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和“兜底”作用有效增强，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3月8日至9日在济南召开的全省运管工作会议提出，全省道路运输工作要强化行业管理、产业管理、安全管理、社会管理和队伍管理“五大管理”，用四化管理的理念强化行政管理，用科学发展的理念抓好产业管理，用本质安全的理念强化安全管理，用“两保两树”的理念提升社会管理，用构建运管文化的理念推进队伍管理，不断提升道路运输“三个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建设现代道路运输业。
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将推招投标制
去年以来，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成了我省交通运输信访的突出问题。原有的许可方式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且面临廉政风险。
“推进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改革，引入招投标制度，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负责人表示，国家、省和交通运输部已对客运班线经营许可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同一客运班线有三个以上申请人的，应当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实施客运班线经营许可。从江苏、浙江等外省市的经验看，他们实行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招投标制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今年，我省将稳步推进班线客运和包车客运经营许可方式改革，推行服务质量招投标。目前，已制定出台《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权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组织了考察、调研，为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改革打下了基础。
除了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改革，我省还积极推进道路运输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和完善。今年，将贯彻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人本化“四化管理”理念，制定出台加强道路客运融资承包车辆安全管理及推进集约化经营的意见和驾驶培训教练车管理办法、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管理办法、包车客运管理规定、汽车租赁业管理办法、道路运输辅助业备案管理办法、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实施细则等七个规范性文件，以及城乡道路客运燃油消耗统计管理办法、道路运输科技创新研究计划管理办法等两项内部管理制度。
同时，积极探索道路运输网上许可受理和审批事项限时办结，对涉及行政许可的事项坚持事前公示制度，增强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山东交运、荣庆集团搭上“航空母舰”
我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将把行业管理与产业管理的职责有机结合起来，既从管理的角度加强行业监管，也从发展的角度强化产业培育。管好运输市场是手段，做大做强运输产业才是目的。
经过多年发展，我省已涌现出山东交运集团、荣庆集团等运输骨干企业。但数量还太少，与国际、国内知名运输企业相比，仍不够大、不够强。
去年以来，我省在这方面取得两项重要突破。荣庆集团与国际最大的冷链物流企业合资，引进3亿元投资打造高端冷链物流园；山东交运集团与韩国现代商船株式会社组建合资企业，携手拓展陆海综合货运物流业务。与行业顶尖企业、世界500强企业的合资合作，使我省运输企业绑到了产业发展的“航空母舰”上，成为“航母”的一部分。此举不但为合作各方发展运输业提供了广阔前景，而且对我省道路运输企业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省提出，做大做强道路运输业，核心在于支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要把支持产业发展的着力点放到骨干龙头企业上，坚持政策扶持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引导优势资源向骨干龙头企业集中，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外部环境问题，激发企业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继续大力推动客运集约化和货运公司化经营，鼓励兼并重组，不断提高运输市场集中度。发挥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组织成立甩挂运输联盟，鼓励企业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加强战略合作和强强联合。力争经过3-5年的努力，培植几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能引领行业发展的大型龙头运输企业。
1.25万辆客车将安装北斗和GPS双模终端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7·22”事故发生后，我省组织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集中整顿，围绕整治10个方面的薄弱环节、建立6个方面的长效机制，全力开展工作。目前，我省已全面完成营运卧铺客车改造和具有拍照回传功能卫星定位装置安装任务。出台了停批2000公里以上客运线路和卧铺客车，新增客运班线实行集约化经营，大力推行安全告知制度、投诉举报制度和驾驶员安全承诺制度等办法措施。制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两客一危”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安装入网工作的通知》和《山东省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系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在营运车辆GPS监控管理方面，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顺了关系，明确了职责。截至目前，全省已安装卫星定位装置45951辆，其中通过省技术服务平台接入全国联网联控系统的车辆已占总数的79.23%。交通运输部将我省列为首批北斗工程示范省份，承担了12500台双模终端的安装任务，将进一步提升动态监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安全是压倒一切的重大责任。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运管机构在行业安全监管方面的职责得到明确，即“三关一监督”：严把运输经营者市场准入关，在进行经营资质等级评定工作中，严格资质条件，把运输经营者的安全生产条件作为市场准入和确定经营范围的重要依据；严把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关，严格执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加强营运车辆定期维护和综合性能检测，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减少因车辆机械故障原因造成的事故；严把营运车辆驾驶员从业资格关，在公安部门对驾驶员操作技术考试合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营运驾驶员进行职业道德、安全意识教育和运输法规、业务等知识的培训、考核，确保营运驾驶员素质符合要求；搞好汽车客运站的安全监督，督促汽车客运站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严禁旅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上车，不放超员车辆、带病车辆出站。
质量信誉考核成行业管理新抓手
潍坊大业化工有限公司欲在青岛寻找一家运输企业进行合作，看到青岛广汇燃气运输有
限公司的考核“优秀”公示结果后，公司负责人主动打电话表示要与之建立合作关系。“与考核优秀的企业合作，我们放心！”这位负责人表示。
青岛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把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作为加强行业管理的重要抓手，从2007年开始，首先在客运出租和机动车维修行业实施了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1年，将货运、客运和驾培行业纳入考核，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在整个道路运输行业全面展开。
道路运输是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窗口行业，承载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责。特别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行业管理部门失去了审批收费的抓手后，怎样加强行业管理、维护行业稳定、提升服务水平，成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青岛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实施的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转变了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创新了管理模式；加强了行业监管，规范了企业管理；加快了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了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推进了行业廉政建设，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
目前，我省道路运输系统把质量信誉考核作为提升服务质量、树立优良行风的关键性抓手，在各个重点子行业制定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建立长效考核机制。下一步，将扩大考核的社会影响，让社会各界参与、监督考核工作，通过新闻媒体公布考核结果，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
7.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征 篇七
1 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本形式的农业经营制度,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突出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农业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又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特定生产力要素及其特定国情结合在一起,成为长期支撑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到目前,我国还有近2.5亿农户,农户数量多、规模小,且结构、行为相似,仍然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基本的生活单位,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充分认识和肯定我国小农经济和农村家庭生产方式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是改造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农业实行家庭经营还与农业自身的特殊规律有关。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动植物本身的特定要求和自然界中的光、温、水、气等农业生产条件的多变性,要求其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和农业环境的变化情况及其对农业的影响,以便于快速、准确地作出决策。家庭经营这一形式最能适应农业的这一特殊要求,也就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现实选择。纵观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既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农业现代化不但可以在“大农场”中实现,而且也可以在小规模家庭经营中实现,这一点已经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中得到了证明。所以,农业适宜于家庭经营,这是由农业自身特有规律决定的。只要农业生产的基本属性不变,它自有的规律也就不会改变,就不宜改变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而且必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经营形式,进而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把农业劳动者的主动性、责任心与其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既充分适应了我国小规模家庭经济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了我国农村固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既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又发挥了家庭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潜力,是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尊重规律的理想选择。实践证明,这一经营形式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这一农业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发挥了承包土地对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激发出了农业发展的活力,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也创造出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
值得肯定的是,随着家庭经营自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家庭经营外部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自身也发生着改变,它既改变了以往传统农业中的“落后的因素”,又融入了现代的、先进的经济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在某些方面,它既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又能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要求,还能适应现阶段农业发展的新要求。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再与社会化服务等其它环节相配套,这一经营形式必将在较长时间内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种经营体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一定要长期坚持,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2 以保障农产品供给为立足点,突出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发展多要素密集型集约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因此,保障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不断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很难再靠增加自然资源的投入来达到。这些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同时,必须实现从粗放经营向现代集约经营转变,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都经历了一个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发展过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地实行了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化。而且,由于各国条件不同,在实行集约化的过程中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广泛地使用机械和电力,有的侧重于选用良种、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并实施新的农艺技术。前者以提高(活)劳动生产率为主,后者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
中国农业集约经营出现较早,传统农业中就有一些集约经营的特点,只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最初的农业集约经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其特点是在有限的土地上,采用精耕细作的方法,增加活劳动的投放,单位面积农产品产出有所增加。这种单纯劳动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很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很有限。随后虽逐渐转向在土地上增加化肥、农药、农业机械、优良品种等生产资料的投放,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活劳动的密集投放仍然是中国农业集约经营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和鼓励农民致富的政策,农民对土地的投入逐渐增大,农业集约经营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在扩大并保证农产品供应,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农业生产转向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档次,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来。加之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农业中资金、技术投入进一步增加,我国开始由劳动集约型向资金、技术集约型转化,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了较快的增长。近期,我国又以发展现代农业经营集约为方向,不断提高农业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从多个环节、多个方面增加投入,农业集约经营和农业生产总体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在这上面,我国也形成了一些具有我国特点的具体作法。
2.1 把改善传统集约经营与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现代物质设备的投入统一起来
在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改善传统集约经营的基础上,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现代化的精耕细作,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运用现代工业技术、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并增加农业物质装备、资源基础、科技创新与应用、人力资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使农业生产手段朝现代化方向发展,提高了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率,提高了农业的收益和竞争力。
2.2 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之路
重视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把科技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以技术和劳动力密集结合为核心,使劳动力、科学技术、物质技术装备等生产力要素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并逐步把体力劳动的集约型农业转变为知识集约型的农业,使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的配置及其发展模式向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特征的内涵型增长转变,进一步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集约经营。
2.3 因地制宜,发展不同模式的集约农业
根据各地实际,把发挥地区优势、增加投入与特定集约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集约经营模式,如立体农业,充分利用生物时间和生长空间,间作套种,由平面生产向立体生产扩展;精细农业,投入较多的技术和人力,精细经营;设施农业,在有限的面积上,通过建立特定设施,控制生长环境,缩短动植物生长周期,提高产量;密集农业,在一定的生产空间中,大量投入生产要素,形成生产要素的有序聚集等,有效地推进了农业集约化。
2.4 把农业生产循环和相关环节纳入集约经营之中
开拓农业的多种功能,拉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并开发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的农业生产系统,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逐步建立起一个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经营管理的农业综合体系,从而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从上述可以看到,我国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既不是一味地扩大经营规模,也不是单纯增加农业机械等硬件设备,而是根据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和国情要求,更加注重农产品的产出和保障供给,更加注重提高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由此形成了中国农业集约化的特色。
3 统筹兼顾农民富裕、劳动力流动和农村人口的逐步转移,渐进式地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基于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分工分业趋势和我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在农民自觉选择外出务工,并把获取劳务收入作为重要谋生手段的前提下,制定了相应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向外有序分流,既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又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大量地向非农部门转移,加之外出务工人员谋生手段的提高,一部分农民定居于城市,成为能够自食其力,获得收入的市民,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第二、三产业的从业者,促进了城市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人口转移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在这样一个良性运行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循序渐进,逐渐把大量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把农民转变为市民。
在农村人口逐渐减少的同时,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与发展多种经营结合起来,把发展特色农业与逐步专业化结合起来,把增加农业物质投入、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壮大和发展农业家庭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生产能力,进而转变传统农业和小农自然经济的发展方式,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协调农工关系,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专业化生产相配套,根据我国正在加速工业化这一实际,在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较大增长的前提下,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加强和保护农业,在全国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实行了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和发放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了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制定了对粮食主产区和财政困难县实行奖励补助的激励政策,强化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政策等等。农业在相关政策的有效保护下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农工互补、城乡互济以及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协调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并正在逐步形成农村经济发展和传统农业转变的长效机制。
我国的这种以家庭经济自我演变为形式的渐进型的转变方式,不是简单地消灭小农经济,也不是固守传统自然经济,而是把农业发展与家庭经营自我完善、自主转移结合起来,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转变,并逐步形成农民就地拓展与外出转移相结合的就业创业机制。既避免了重走“计划型集体经济”的老路,又避免了剥夺农民,造成市场型的两极分化情形。而且,采取这种逐步转变的方式,虽然使中国传统农业的转变呈现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是,这种渐进性的量变和农业生产中经济要素的不断改进,确保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加,确保了生产发展和农产品稳定供给,确保了社会安定,是我国不得不为之的,也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构成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又一个特征。
4 把转变经营方式与完善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市场体系统一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由小农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农业作为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产业和环节,由孤立的、封闭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分工细密、协作广泛、开放型的生产方式,农业系统也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系统,这一过程就是农业社会化,它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①经营主体自身的转变。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家庭经营方式的转变,就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适应市场需要,发展商品化生产,为市场提供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时,通过市场交换,引入农业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实现资源配置、要素投入的市场化。在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使整个农业生产活动、生产交换及其相关经济活动走向市场化、社会化。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这一转变表现为隐性变化,既不表现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明显改变,也不表现为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而是仍然保持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特征,但家庭经营已经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初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地说,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虽然遇到许多问题,但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已经脱胎于小农自然经济,这也是不容置疑的。②完善经营主体对外联系及其经济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农业与其外部的交换日益频繁,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从农业外部大量引入,农产品也要向外销售,从而形成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商品流的双向流动,使农业融入到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之中。
由于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均较低,加之家庭经营自身的局限性,使它难以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突出表现为家庭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克服这种局限性,除转变家庭经营生产方式以外,还必须完善经营主体对外联系及其经济运行机制,加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4.1 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主要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转变各级政府机构和有关事业单位职能,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向农民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服务,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引导和宏观调控。近年来,我国对农业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多予、少取、放活”为基本框架的政策,对农民走向市场,向市场农业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4.2 发展各种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
形成了一些专门为农业服务的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如农业生产资料生产、采购和供应的组织,农产品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组织,向农业提供技术、资金、信息服务的组织,等等,其服务的范围和领域还处于迅速扩大之中。由于这些组织大多属于专业化经营机构,具有较强的社会服务功能,由他们对农业生产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对农民进行技术普及与指导、教育培训、法律援助等服务,能够解决一些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问题,提高效率。
4.3 完善家庭经营与外部的经济联系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农业对现代工业和其他与之相关的社会部门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且其他部门对农业的依赖性也同时加深,使农业与这些部门联系日益紧密。适应这一要求,我国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关联体,逐步形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向产业经营一体化转变。
从这些转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自给性质的农业正在转变为市场交换性质的现代农业产业,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对外关联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革,使农业和农村融入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并形成有机的联系,从而使我国农业系统的总体功能和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大大增强,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业转变方式和农村经济运行方式。
5 农业现代化模式和实现形式上,显现出多样化特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状况,在农业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在实现过程和先后次序上不搞教条主义,因地制宜,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发展方式,农业现代化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
(1)从地域上看,由于我国地域差别较大,农业基础条件有别,不同地区发展的模式也不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侧重点、实现形式、实现过程和道路也不尽相同。例如东部地区人多地少,以土地资源约束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人地关系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短缺是最大制约因素;从地理区划特征来看,多山地区对农业机械化的选择与平原地区也有很大不同。同时,各地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经营形式。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扬长避短,而不是强调一致、整齐划一,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2)从时序上看,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相当大,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上有一定差异。如在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企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其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快快,针对此,我国提出了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对比较分散、边远落后地区来说,其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业现代化比较滞后,实现过程可能较长,不强求形式上的“现代化”,使这些地区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6 实现了传统有机农业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有机统一
我国农业自然资源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又由于增加了化肥、农药等投入,使农业内生污染日益严重。加之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长,生产生活消费废弃物不断增加,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也越来越明显,保护农业环境成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从起点上就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有机农业为前提,把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可持续农业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使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呈现出资源节约,生产集约高效,呵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特征。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先建设,后治理,在发展起高消耗、高污染的无机农业以后,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1)中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强调发展生态农业,重视发挥传统有机农业的作用,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良性循环。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将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使生态与经济达到良性循环,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同时,从当地资源与生态环境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力,使生物与环境之间得到最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和增殖农业自然资源。
(2)把农业现代化与建设生态工程联系起来,突出各产业的有机联系,尤其是重视各产业之间的能量转化和物质连接。通过生态农业区划和农业生态系统工程优化设计,把农、林、牧、副、渔各业及其生产、加工、销售衔接起来,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并对其进行多层次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形成合理的农业生态联系和生态结构,使农业的功能不断得到拓宽。
(3)与时俱进,引入环境保护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产品理念,并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准则,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把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重农业资源的节约使用,把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使农业现代化同其资源、环境及相关产业相协调。把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防治农业污染统一起来,与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实现无污染的清洁生产结合起来,既避免了农业现代化以破坏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又避免了单纯强调保护而阻碍农业现代化。
摘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六个显著特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本形式的农业经营制度;农业生产上的多要素密集型集约经营;渐进式地逐步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多样化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和实现形式;传统有机农业与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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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人案研究 篇八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起步已十多年了。然而迄今为止，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还基本停留在理论阐述上，个案分析相当少。这在现代化研究的初期阶段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人们对“现代化”是什么还不甚了了时，不谈现代化的理论就无法往下谈。在这十多年中，学者们把现代化的理论梳理了一遍，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由于这项工作，现代化的理论至少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已经比较普及了，人们不会对现代化的一般学说感到陌生。很多专谈现代化理论的书(包括翻译作品)相继问世；其他一些著作，虽不专做现代化研究，却也有意无意地运用了现代化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选取了现代化的研究角度。
尽管如此，个案研究的作品还是太少了。国际学术界已经非常重视个案分析，其中有些作品还相当出色。但这些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并不多，而中国人自己做的则更少。一般来说，现代化的理论从宏观上看似乎并不错，但一放到具体国家的经历中去，就立刻碰到各种问题。理论的抽象本来应来自实践的总结，理论的认定和修改也来自对具体实例的分析。所以，现代化研究发展到现在只谈理论就不行了，应离开泛泛而谈的理论，进入具体的个案分析。
我们这套书就是对英联邦国家做个案分析。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经历。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但是从发展道路方面说，英联邦国家又都有相似之处。所有英联邦国家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经历过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英国的统治在英联邦国家历史上留下印痕，对它们独立后的发展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所有英联邦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殖民主义入侵的刺激下才开始的，因此，它们都是被迫进入现代化过程。这样两个共同点就决定了它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相似之处，即英国式的发展道路在英联邦国家留下了遗产。对许多英联邦国家来说，发展是渐进的，暴力冲突不常见。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独立过程是平稳完成的，这使殖民时期的制度在独立后仍然被保留下许多。制度方面的延续性使独立后的发展也基本上沿着和平的方向前进，断裂突变的现象很少发生。这样，对多数英联邦国家来说，尽管其现代化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它们发展的道路又比较相似，有其共通之处。多数英联邦国家走的是英国式道路，动荡比较少，政局比较稳定，有利于国家发展。
但在共性之下，每一个国家又有其个性，在现代化道路上，都碰到过各自独特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个国家都有特别的历史经历，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要实行现代化，就要解决这些特殊的困难。这就造成了现代化过程的个性问题。要排解这些问题，需要靠每一个国家自身的智慧。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国家进展顺利，有些国家路途曲折，有些国家成功较多，有些国家失败不绝。既如此，成功和失败是如何产生的?顺利和曲折又是怎么形成的?历史文化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现代化的执行过程有时也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的成熟与否往往就会表现在这里，表现在它是否能跨越现代化过程所面临的障碍，以及跨越障碍在多大程度上是比较顺利进行的。
作为英国过去的殖民地，英联邦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英国过去的移民殖民地，其人口由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构成。这些殖民地与英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殖民地建立之初，现代化过程就已经开始，其进展程度几乎与英国同步。独立后，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欧洲文明的本土化问题，现代化如何移植于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第二类是有较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殖民者入侵之前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不像第一种类型那样可以顺利地移植，欧洲文明进入之时，就出现两种文明的冲突，因此其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调解这些冲突，调解失败就意味着现代化过程受挫——殖民时期的遗产既可是一堵高墙，也可是一座桥梁。第三种类型是原有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在成为殖民地时尚属于部落社会或其他类型的社会。殖民统治给这些地区强加了一部现代国家的机器，一旦殖民主义撤离，这些国家能否维持这部机器运转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总之，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有各自的难题，而在解决这些难题时，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于是结果就不同了，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