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风格

余秋雨散文风格（通用8篇）

1.余秋雨散文风格 篇一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还是金字塔。

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座最大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墓，现代有不少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这种思路很有趣味，如果有可能，那么金字塔就属于“另类文明”。其实，不说建造目的，光看那种无法企及的建造手段，也已关及“另类文明”。我本人并不倾心一度相当流行的所谓金字塔是外星人所造的说法，比较主张它们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种也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惟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像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作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世上其他景物大多是自然构划整体，人力雕琢细部，金字塔正好相反，磨琢细部的是自然，构划整体的是人类。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

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不小心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2.余秋雨散文风格 篇二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散文,失意文人

一.流放文人

余秋雨把他的目光与感情更多的投向了那些政治上失意的落难者。我觉得这些流放文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情怀, 试想一下, 那是怎样一个场景:前一刻还是锦衣玉食, 斯文儒雅, 后一刻却因为讲错了哪句话或者是连自己也搞不清案情的“文字狱”而成为犯人。余秋雨在文中说的好:“灾难, 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 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时, 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 更痛苦, 更缺少应付的能耐”。然而, 这个时候我们的文人没有让整个民族失望。当这个关口度过之后, 他们没有选择被文化所流放, 而是更深刻的去探索人生与文化的内涵,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 仍然没有忘记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他们用自己平生所学, 把文明洒向了荒凉而原始的土地, 可以这样说, 流放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原本“政治意义上的流放者, 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占领者”。余秋雨清楚地知道强权暴力对手无寸铁的文人施行了什么样的肉体攻击, 但这些流放文人却以一种刚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与之对抗。“天下之大勇者, 猝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在中国古代, 知识分子从来被公众认为是只会舞文弄墨的懦弱者, 英雄不属于文人, 文人只有写英雄的份。而余秋雨《流放者土地》却终于以其沧桑悲愤的笔调, 将历史上真正的文人精神、文化精神表现地淋漓尽致。

二.贬官文人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为“贬官文化”, 贬官文化的造就来自一大批贬官文人。同时, 中国文学的高峰也多在贬官的过程中产生, 屈原的放逐有了《离骚》, 柳宗元被贬永州, 有了著名的《永州八记》,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白居易的《琵琶行》都是产生于被贬途中, 而我们现在很多的文化遗迹也就是这些落魄文人的贬官行迹。这些文化现象被余秋雨发现, 于是他再也不吝啬自己的笔墨, 在余秋雨笔下, 不仅贬官文人数量多, 而且其对文人们的心理分析也很到位。在众多文人中, 余秋雨重点选取了柳宗元和苏轼。这些被贬文人是痛苦的, 他们充溢着伤痛和失望, 但却不绝望, 他们期盼着高高在上的君主的一纸诏书, 希望朝廷能有人出言相谏, 但所谓“九五之尊”, 他做出的决定又岂容别人来加以干涉和改动。于是所有的希望都成了失望, 剩下的就只有反省和思考。这个时候, 文人们将心情和精力转以关注自我, 而文学精品也就在这样的自我关注中产生了。

三.隐逸文人

中国文人对于隐逸有着某种特殊的情结, 失意是导致隐逸的重要原因。在余秋雨的散文中, 他对隐逸文人有着自己的分类, 所持态度截然不同。他所肯定的是这样一种隐逸, 因为失意, 不得不逃离这样一个政治场合, 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所追求的理想, 只不过依着自己的性情和才华到文学艺术的天地去寻找一种理想的实现, 比如李白。李白身上具有中国文人倾羡的浪漫主义情怀, 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使他变得沉闷, 相反这让他带着一腔诗情与残山剩水为伴, 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这给其文化人格注入了不少积极的因素。对于这种隐逸者, 余秋雨看重的并不是隐逸本身, 而是隐逸背后旺盛的生命力。与之相对照的是那些在逍遥中寻求安逸的隐逸文人, 余秋雨对此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余秋雨对于文人有着较高的要求, 他把这样的隐逸看作是对文化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在《西湖梦》中, 余秋雨对于这个不知被古今多少文人称颂的地方却怎么也提不起赞叹之情, 因为这秀丽的山水埋葬了过多的才子、隐士。

3.试论余秋雨散文表现的人文精神 篇三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余秋雨散文人文关怀的表现，其深刻之处在于皆以当前人文精神观察历史文物，名胜古迹，民间生活，尤其传统文化结构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巨大裂变和某些民风、民俗及传统生活观念方式的消解。

余秋雨散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浸润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特别关注人的精神文化存在，并在文化层面上思索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文化胜地、旅游景点和文物掌故。作家在作品中以人物建构的话语重新解释了自然山水，即“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9]并于抒写人文山水之中展示了文化人格的深度，凸显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价值，这是余秋雨散文作品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余秋雨是一位戏剧理论家，在中西方悲剧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惟其如此，他对悲情山水和废墟中的悲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的散文充盈着对人的苦难和痛苦的深切同情，充盈着对悲剧人物和个体生命痛苦和欢乐的真挚关切。从《文化苦旅》中，我们读出了中国文人性情中的感时伤怀，读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悲哀和凄惨，读出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而《文化苦旅》带给读者的是作家对文人命运的深入思考。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选材十分典型，作家通过写承德山庄评说清朝的盛衰，通过写“宁古塔”写人对灾难所持的态度，从《脆弱的都城》看到生命的脆弱，由苏东坡想到人在苦难中的成熟与收获。《山居笔记》大多写人的悲剧命运，写文人、名人遭受的苦难。作家从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造成文人、名人悲剧命运和现世苦难的原因又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中的悲剧底蕴，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余秋雨文化散文中凝结成的悲剧灵魂，给我们以人格上的深切感动；余秋雨文化散文中贯注的对人类的悲悯情怀，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颤。

注 释

[1][2][4][5][6][7]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1日出版

[3]《余秋雨散文集》浙江文化艺术出版中心2000年版，引自《阳关雪》。

4.谈余秋雨散文 篇四

当代文坛谈到历史文化散文，就不能不说余秋雨。余秋雨当年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十分畅销的散文集成为文化散文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像的新天地。”It然而，我们在为余氏散文“范式”出现叫好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其部分历史文化散文中却有着“为文而造情”的虚假的“滥情”倾向。他创作中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主观情绪的过量投入使得文章结构和行文出现混乱，小说、戏剧成分的大量引入带来虚幻的文化感伤，抒情话语复杂化和陌生化及其修辞方式的不当使用给人以故作高深、极不自然的感受。显示着他的一种媚俗之态和“滥情”。

抒情是文章打动读者、感染读者的重要手段，“情动于衷”方能“形于言”，杰出的抒情往往能表现出深刻的人格和哲理底蕴。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的情感抒发的真实。余秋雨散文抒发情感的方式主要是把他对文化的多情和昂扬的生命激情这两者交融在其散文之中。他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我应该尝试用生命和各种各样我的祖先的文化和陌生的外国文化进行对话，进行周旋。”“那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拥抱，生命和生命的冲撞，生命和生命的周旋。”以这种状态写出来的散文带有激情，固然能让人怦然心动，但某些“滥情”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

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余秋雨的大部分散文从标题上看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景观、名胜，他让我们读到的不是外在的景物，而是这些山水背后的人文和历史。然而，看过许多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读者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余秋雨每走过一个地方，记录一个地方，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褒誉之辞，似乎这些地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都那么令人依恋。也许是作者写作题材选择的刻意(基本取材于文化风景胜地和旅游景点)，也许是商业炒作的必要，总之，余秋雨的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写法让读者感到了一种阿谀奉承之意，真的每一个地方都那么值得写、值得赞美，还是他为商业目的而“滥情”?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作者的这种“喟叹”使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是否真是某种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令人警醒的长啸，还是一种过于“滥情”的表现?作者感情十分细腻，爱憎分明，本以理性见长，但却在某些文章中把握不住情绪，往往极力渲染感情的幅度，渗入某种感情的夸饰，以至抒写一些“不必要的”感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而文中的“诗化”倾向又使这一情绪过于浓重而走向泛滥。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塞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低回与感伤。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多处怀着深幸之感提及27年前在文革大串联时，偶然踏进长沙“岳麓书院”所产生的一种“受用终身”的神秘感。多年以后，他提到这事还是念念不忘：“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个匆忙踏人的庭院，也不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竟然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关键’。”“这项事业的全部辛苦、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人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作者在此对自己早慧形象进行了刻意“张贴”，使自己上升到定高点来俯视，行文中过量投入了主观情绪，似乎不是深切的悟道而是刻意渲染，是通过“滥情”来得到读者的认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散文打动人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点便是情感的抒发。但在情感“量”上的不加节制乃至夸饰却会适得其反，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感情的真挚，而是一种情的泛滥。

5.余秋雨短篇散文 篇五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朝的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x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移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篆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一百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篆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内容来自dedecms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的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本文来自织梦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入，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6.余秋雨散文赏析 篇六

哪里来的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鲁伦河畔的宫帐里召见一个人。

这个人住在北京，赶到这里要整整三个月。出居庸关，经大同，转武川，越阴山，穿沙漠，从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头一看，山川壮丽，军容整齐，叹一声“千古之盛，未尝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已经十二年。这十二年，一直在打仗，主要是与西夏和金朝作战。三年前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不仅攻占了金朝的中都(即北京)，还分兵占领了大小城邑八百多个。中都的一批金朝官员，投降了蒙古军。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契丹人的辽朝。金朝后来确实打败了辽朝，却没有想到蒙古人后来居上，又把它打败了。

长年的征战，复杂的外交，庞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摊子越铺越大。每天都有内内外外的大量问题要面对，成吉思汗急于寻找有智慧、有学问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员，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莽将。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文化。

他到处打听，得知四年前攻占金朝中都时，有一位投降过来的金朝官员很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这个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作出判断，此人应该是契丹族，辽朝的后裔。耶律家族是辽朝显赫的王族，后来由于金朝灭辽，也就一起“归顺”了金朝。这应该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辈的事，到耶律楚材父亲一辈，已经成了金朝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这个家族在内心对金朝还是不服的，企盼着哪一天能够报仇复国。早在蒙古统一之前，当时还没有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曾经遇见过作为金朝使节派到蒙古部落来的耶律阿海，两人暗中结交，还立下过共同灭金的志愿。

想到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族，被金所灭而降金，金被蒙军打败后又降蒙，如此两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终保持着复兴契丹之梦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分别从契丹和蒙古的立场，一前一后一起笑骂曾经那么得意的金朝。

随着一声通报，成吉思汗抬起头来，眼睛一亮。出现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岁光景，高个子，风度翩翩，声音宏亮，还留着很漂亮的长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礼。

成吉思汗高兴地叫了一声：“吾图撒合里!”

这是蒙古语，意思是长胡子。

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习惯称呼。

寒暄了几句，成吉思汗便说：“你们家族是辽朝的皇族。尽管你做过金朝的官，但我知道辽和金是世仇。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了!”

这话说得很有大丈夫气概。接下来，理应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谢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让成吉思汗大吃一惊。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早就在金朝任职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怀二心，仇视金朝君主呢?”

这话听起来好像在反驳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对成吉思汗的敌人金朝君主的正面态度，说出来实在是非常冒险。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感动了。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成吉思汗看着耶律楚材点了点头，当即向左右表示：这个人的话要重视，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边，随时以备咨询。

这在后来的《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记为：“上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

二

这是公元12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方向，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据记载，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剌子模进行贸易。不料刚刚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边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队里有一个印度人是这座城市一位长官的老熟人，两人一见面他就直呼其名，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而且还当场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那个长官很生气，下令拘捕商队，并报告了国王摩诃末。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关系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竟下令杀死所有商人、没收全部财产。

成吉思汗从一个逃出来的骆驼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便强忍怒火，派出使者质问事件真相。结果，使者被杀。成吉思汗泪流满面，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冠冕，跪在地上绝食祈祷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说：“战乱不是我挑起的，请佑助我，赐我复仇的力量!”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征服战，开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边。他会占卜，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还精通天文历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提供天气预报，成吉思汗离不开他。

他是积极支持成吉思汗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这从他一路上用汉语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

关山险僻重复重，

西门雪耻须豪雄。

定远奇功正今日，

车书混一华夷通。

阴山千里横东西，

秋声浩浩鸣秋溪。

猿猱鸿鹄不能过，

天兵百万驰霜蹄。

这些诗句表明，他认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耻”，因此是正义的，他还认为这场西征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华夷通”的大一统理想。这个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得更明确：“而今四海归王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看得出来，他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点性理由“雪耻”和终点性理由“王化”。有了这两个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个理性逻辑，跨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显得理直气壮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个感性原因，是他对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朝任职，看够了那个朝廷的外强中干、腐败无效、沮丧无望。现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见千钧霹雳，万丈豪情，一切目标都指日可待，一切计划都马到成功。不仅如此，耶律楚材又强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个敌国俘虏的尊重、理解和关爱。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彻底溶化了，无条件地服从和赞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动。

第二个感性原因，是他作为契丹皇族后裔的本能兴奋。这毕竟是一个生来就骑在马背上纵横驰骋的民族，眼前的世界辽阔无垠，心中的激情没有边界。更何况，作为几代皇族，骨子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基因，有一种睥睨群伦的征服欲望。尽管这一切由于辽国的败落而长久荒废，但现在被成吉思汗如风如雷的马蹄声又敲醒了。这种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回归感和舒适感。因此，参加西征，颂扬西征，有一半出于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一种无法节制的残酷逻辑。

例如，这次以“雪耻”、“复仇”为动因的战争，必然会直指花剌子模国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须剿灭;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为基地，因此这些城邑又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终于打到了首都，国王摩诃末当然已经逃走，因此又必须去追赶;花剌子模国领土辽阔，国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须长驱千里;追赶是刻不容缓的事，不能为了局部的占领而滞留，自己的军队又分不出力量来守卫和管理已经占领的城市，因此毁城、屠城的方式越来越残忍;被追的国王终于在里海的一个岛上病死了，但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因为国王的继位者扎兰丁还在逃，而且逃得很远，路线又不确定，因此又必须继续追赶……

这就是由无数“必须”和“必然”组成的战争逻辑。这种逻辑显得那样严密和客观，简直无法改变。

在这种客观逻辑之中，又包藏着另一种主观逻辑，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战争中越来越懂得打仗。军队组织越来越精良，战略战术越来越高明，谍报系统越来越周全，这使战争变成了一种节节攀高的自我竞赛，一种急迫地期待着下一场结果的心理博弈。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无法终止的动力。

鉴于这些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战争只能越打越遥远，越打越血腥，在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失控行为。

这就是说，种种逻辑组合成了一种非逻辑。

战争，看起来只是运动在大地之间，实际上在大地之上的天际，还浮悬着一个不受人力操纵的魔鬼，使地面间的残杀沿着它的狞笑变得漫无边际。它，就是战神。

在人类历史上，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十字军，都遇到过这个战神。现在轮到成吉思汗了，事情变得更大，超过前面所说的任何战争。

于是，骑在马背上的耶律楚材不能不皱眉了。

他的诗句中开始出现一些叹息——

寂寞河中府，

声名昔日闻。

城隍连畎亩，

市井半丘坟，

这里所说的“河中府”，就是花剌子模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东部。这么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城市，经过这场战争，已经“市井半丘坟”了，可见杀戮之重。对此，耶律楚材不能接受，因此深深一叹。他的好些诗都以“寂寞”两字开头，既说明战争留给一座座城市的景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一个曾经为万马奔腾的征战场面兴奋不已的人，突然在马蹄间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寞，这个转变意味深长。

三

西征开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据身边一个叫刘仲禄的汉族制箭官的推荐，下诏邀请远在山东莱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长春真人)来到军中，讲述养生之道和治国之道。丘处机已经七十多岁，历尽艰辛来到撒马尔罕。当时成吉思汗已经继续向西越过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暂且在撒马尔罕陪丘处机。

这期间，两人在一起写了不少诗。耶律楚材在诗中，已经明显地表示出自己想摆脱西征而东归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国息战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楼边三两声，

东天回首望归程。

天兵几日归东阙?

万国欢声贺太平。

甚至，他对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种怀疑：

四海从来皆弟兄，

西行谁复叹行程?

西行万余里，

谁谓乃良图?

后来，丘处机终于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鲁弯行宫见到了成吉思汗。丘处机一共向成吉思汗讲了三次道，根据相关资料总结，有三个要点：一，长生之道，节欲清心;二，一统天下，不乱杀人;三，为政首要，敬天爱民。

成吉思汗听进去了，后来多次下令善待丘处机和他的教派。

丘处机的讲道，与耶律楚材经常在身边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对成吉思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报告说游泳时见到一头会说话的怪兽，要蒙古军及早撤军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听就明白这是士兵们因厌战而想出来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厌战，就告诉成吉思汗说：“这是祥瑞之兽，热衷保护生命，反对随手屠杀，希望陛下听从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终于听从了这个“天命”。

当然成吉思汗收兵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例如，毕竟大仇已报，花剌子模的国王摩诃末已死，辽阔的土地都被征服，而军中又发生了瘟疫。

于是，正如耶律楚材诗中所写，“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昇平”了。

——我在叙述以上历史时，许多读者一定会觉得奇怪：耶律楚材怎么会写一手不错的汉诗呢?

确实不错。我们不妨再读他的一首词：

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想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 横翠嶂，架寒烟。野春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这当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难想像竟出于古代少数民族官员之手。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人士能把汉诗汉词写好的，第一是纳兰性德，第二是萨都剌，第三就是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为喜欢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请丘处机西行的第二诏书，中间有些句子，深得汉文化的精髓。如“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州途之虽阔，瞻几杖似非遥”等句，实在是颇具功力。

我深信，丘处机能下决心衰年远行，与诏书文句间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迷人气息有关。文化的微妙之处，最有惊人的诱惑力。

这就需要谈谈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可以远远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几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虽然经常与汉族作战，却一直把汉文化作为提升自己、教育后代的课本。后来到了女真族的金朝，也是同样。耶律楚材从小学习汉文化，从十三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到十七岁已经博览群书，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儒生。后来在中都(北京)，他又开始学佛，成了佛学大师万松老人的门生。学佛又未弃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达之士。

那位丘处机是道家宗师，耶律楚材与他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儒、佛、道齐全的中国文化精粹结构，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这个精粹结构对成吉思汗那么尊敬，但又天天不断地散发出息战、戒杀、尊生、节制、敬天、爱民的绵绵信息，终于使成吉思汗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元史》的《太祖记》记载，成吉思汗在临死前一个月对群臣公开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

多么珍贵的“不杀掠”这三个字啊!尽管仍然处于战争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时还无法做到，但既然已经作为一个重大的许诺布告中外，已经让人惊喜不已了。

此外，据《元史》和《新元史》载，成吉思汗还嘱咐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耶律楚材这个人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必须委以重任。他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这两份遗嘱，使历史的温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着特别的心情，远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亚战争废墟间徘徊的两个背影。一个高大的长胡子中年人，搀扶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年人。他们走得很慢，静静地说着话，优雅的风范，与身边的`断垣荒坟很不相称。他们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经蔓延了小半个世界的战火，随时找机会把它控制住。

他们两人，后来因为佛、道之间的一些宗教龃龉产生隔阂。但我们还是要说，再大的龃龉也是小事，因为他们已经做过了一件真正的大事。

废墟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做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7.浅谈英语散文风格 篇七

关键词：英语散文,风格,修辞

一、散文风格的定义

风格一词适用于各种艺术形式, 是指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而文学风格则是结合了文学与语言学的特点, 广义而言代表一类文学作品的特点, 狭义而言则体现为不同作家使用语言的特征。英语是一种形合的语言, 句子有完整的结构形式, 句子的各个成分要用外在的语言形式手段连接起来。缺少显性机制, 语篇就会不完整。因此, 英语散文语言形式上的特征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说来, 散文的风格体现在文章的词汇、句法和修辞性语言中。

二、美感在散文风格中的体现

对于一篇优秀的散文, 它抒发真情实感, 引起读者的共鸣, 同时也依靠文体展示了英语语言文字之美。文体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工具。在字里行间中读者能体会到作者的个性, 并获得审美的享受。下面我们就在实例中分析散文的美感是如何通过文体风格传递的。

常有人认为, 要写出好的散文, 一定要使用很长的看似很高级的词语, 再将其揉进复杂冗长的句型里, 仿佛这样才能凸显出作者的深奥和文章的深度。然而这样精心雕琢出的散文就如同给一个清新纯朴的小姑娘硬是披上贵妇人的奢华外套, 其效果往往不是作者所期。真正有创意的人不考虑如何“标新立异”, 他能摒弃矫揉造作, 把率真、自然的文风呈现在读者面前, 而往往真挚的散文能够表达强烈的情感。在安妮.迪勒德的经典散文《像黄鼠狼一样活着》 (Living Like Weasels) 中, 通篇使用非正式的语气, 用第一人称的口吻, 如一篇私人日记般的将事件娓娓道来。文章多使用短句, 形式也多采用简单句, 节奏明快却直奔主题。比如开篇第一句“A weasel is wild.”, 接着用生动的行为动词描绘黄鼠狼如何与猎物搏斗, “bite his prey at the neck”, “split the jugular vein at the throat”, “crunch the brain at the base of the skull”, “he does not let go”等, 开篇便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笔下的描述, 绝不拖泥带水, 铿锵有力的印上读者心头, 勾勒出黄鼠狼所代表的大自然和作者所代表的人类世界之间的对立, 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界动物生存方式的赞赏, 点明主题, 也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作者观点新颖, 且字据有理。

词汇是文章的工具, 如果词汇选择使用不当, 会影响文章的质量。一篇好的文章在于它完美的段落, 而段落的好坏在于句子, 句子则取决于正确的用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在文章中应尽量避免使用不必要的词语。用词的简洁和准确涉及到名词和动词的使用, 许多成熟的作家擅长对名词和动词的把握。格雷特尔.艾儿里奇在散文《关于男人》 (About Men) 中, 用了简洁却栩栩如生的词语刻画出美国西部牛仔的鲜明形象。如“Instead of the macho, trigger-happy man our culture has perversely wanted him to be, the cowboy is more apt to be convivial, quirky, and softhearted.”等等。类似这样的用词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许多。作者选取的词汇简洁、生动、准确, 读者读上去朗朗上口且印象深刻。作者仿佛在做一副素描画, 寥寥几笔, 一个活脱脱、真实的牛仔形象跃然纸上。

写作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语言的单调, 缺少活力。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产生, 作家需要运用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在写作中的运用要显得自然且不能滥用。两个普遍使用的修辞方法是明喻和暗喻。它们可以加强散文的力度, 有助于作者更清楚地表达含义, 还能够显示作者的智慧, 幽默和个性。例如, 同样是在《像黄鼠狼一样活着》 (Living Like Weasels) 中, 作者大量使用暗喻来表明主题。在描写都市郊区环境的时候, “Under every bush is a muskrat hole or a beer can.The far end is an alternating series of fields and wood, fields and woods, threaded everywhere with motorcycle tracks——in whose bare clay wild turtles lay eggs.”在这个描述中, 读者既能找到地鼠洞, 又能看见啤酒罐;既能踏上机车驶过的印迹, 又能发现野生乌龟下的蛋。读上去妙趣横生, 仔细一想, 两类事物的对比不正代表着野生世界和人类文明吗?

对于叙事体散文而言, 轻描淡写的叙述好过浓墨重彩的写法。在理查德.瑟尔的散文《蒙面奇人最后的脚趾》 (The Masked Marvel’s Last Toehold) 中, 作者将本该描述得心酸、惨痛的截肢场景轻描淡写:Then I think of Uncle Max yelling, “Tear off a leg.Throw it up here.”在这样的描写中, 作者甚至没有透露自己内心的感受, 也没有描写Masked Marvel的痛苦情形, 作者仿佛只是用摄像机将其所见呈现给读者, 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读者有了无限大的空间去同情Masked Marvel的悲惨遭遇, 去哀悼这个悲剧的故事。但其实要做到刻意的轻描淡写并不容易, 作者需要有很强的张力, 能放能收, 将创作激情与自制力很好的结合起来。

虽然在本文开始的时候, 笔者认为应摒弃“俗气的”标新立异, 但是如果这个“立异”能立得巧立得妙, 定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如E.M.福斯特的《我们在伽里波立的坟墓》 (Our Graves in Gallipoli) ,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全文是两个坟墓的对话:

First Grave:We are important again upon earth.Each morning men mention us.

Second Grave:Yes, after seven years’silence.

显然, 坟墓代表着战死沙场的士兵。作者的主旨是反战, 他从死去的战士的角度行文, 又赋予其两座坟墓且能说话的外壳, 使得文章主旨不仅能流畅、深刻的表达, 更能给文章增添趣味性, 让读者印象深刻, 尤其是文章采用对话形式, 语言较为口语化, 这样的形式反而使严肃的主旨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该文不失为一篇反战文学作品的佳作。

三、小结

综上所述分析了优秀散文包含的几个方面, 以及在这些文体风格中文章的美感如何传递。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散文的风格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语、句法、修辞的巧妙运用。而这些方面绝不是孤立的, 优秀的散文会很好的将这些方面融合起来, 给文章锦上添花。无论是描写、说明、议论、记叙, 散文写作都应将作者的意图, 即内容和表现手法有机结合起来, 自然、率真、真挚的表达情感和主旨, 使读者透过朴实无华的文字体会到真情实感, 获得审美愉悦。

参考文献

[1]张江华.把握原文风格[J].中国西部科技:2009年2月 (下旬) 第08卷第06期

8.浅析曾巩散文风格 篇八

曾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而向衰落转化的十一世纪中叶。表面上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已经掩盖不住那明显显现的衰败症兆。面对这种时代的总趋势，有抱负的政治家和希望有所作为的开明君主，力图通过政治改革来扭转局面，但毕竟走不出时代的局限性。在每一场革新与守旧的抗争中，一大批文坛新人迎潮崛起，革新文学样式，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巩就是其中一位卓有建树的大家，他不断地从事有关政治利弊和改革措施的探讨，立足于儒家经典，发展经世致用之学。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一度显赫于宋代文坛，并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元丰类稿》五十卷，其中绝大部分是散文。他的散文具有雍容典雅、古奥精密的艺术个性。这种风格以平易为基础，并继承了唐朝韩愈、柳宗元散文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摒弃了韩愈那种冲飙激荡的奔放气势，也不似柳宗元那种俊杰风发的笔力。曾巩的散文始终立足于自然和平易。也正是这一特点，使他成为了以平易为本色的宋文的代表。

最能衬托出曾巩风格特点的，还是欧阳修和王安石。《宋史》曾巩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曾巩深受欧、王的影响。这里就着重探讨一下他们之间异同之处。

曾巩师从于欧阳修，所以他们之间会有较多的共同点。他们散文的共同特点是自然简朴。这种自然简朴的艺术特点几乎可以说贯穿在他们二人的一切散文作品中，无论是叙事议论，还是写景抒情，完全是真实自然流露的声音。但是欧、曾散文又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欧的散文总是饱含着一种主观的炽热情感，字里行间透出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曾巩的散文却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理智公正地评价某一事物，冷静从容地诉说。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与曾巩的《墨池记》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醉翁亭记》中作者以醉翁为主角，通过自己的眼光来描绘那些景色，而且作者不重议论，用大量的笔墨去描绘景物，情感也在此刻显露出来。曾巩的《墨池记》和《醉翁亭记》属于同一体裁，但他对墨池的描写却极为简单，略略介绍几句景点之后，便开始进行长篇议论。首先指出，王羲之书法学有成就并非天成，而是他长期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结果。接着论述如果想要达成一番成就，就要刻苦努力。一方面，他能理智公正地评价某一事物；另一方面，他的散文又往往有点脱离现实而陷入到一种说教迂阔的状态。

再说王安石。王安石首先是一个大政治家、大改革家，所以他的大部分是政论文。他的文章精辟、泼辣、犀利，常常冲破传统的束缚，发前人之未发，闪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光芒。王安石也曾批评过韩愈的“尚奇”，但他只是批评而未排斥。他认为尽管其“尚奇”是“力去陈词夸未俗”，结果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正由于他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批评“尚奇”，所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使他的散文文辞奇峭、推理入深，往往露出一股力透纸背的精悍之气，有着高度的概括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显示出他刚毅果敢的政治家风度。而曾巩又如何呢？首先，曾巩的散文最缺乏的就是王安石的那种斗争精神。因为曾巩从小就为儒学所浸染， 以“家传”而论，他全盘接受了其父曾易占的“治天下必先以名教”、“治道之本先定，其未亦从而举”的思想。所以他的政治观念也是传统的儒学观。《宋史》说他“政事不如文章”说的也正是这一点。但和王安石的散文相比较，曾文又显出了另外一个艺术特点，那就是字字有法度，句句讲布局。因此，他的文章显得干净沉着，层次极为清楚，段落分外分明，一目了然，使人更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