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理念（8篇）
1.企业慈善理念 篇一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不仅是给予不图回报,而且反而是施者向受者感恩,是捐赠者感谢贫困者为捐赠者提供了实现爱心的机会。
现代慈善不可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从而将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
□王振耀
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进入现代慈善时代。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及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成立,2010年的捐赠超过700亿元等,具有多方面的标志性意义。支撑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一定要有现代的慈善理念。在我国慈善理念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处于高速转型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明确以下十个较为基本的现代慈善理念。
一、施者感恩受者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现代的给予还要更进一步,不仅是给予不图回报,而且反而是施者向受者感恩,是捐赠者感谢贫困者为捐赠者提供了实现爱心的机会。因此,做好企业还不是慈善,更不可能是最大的慈善,而只有实施捐赠才属于慈善的范畴,两者泾渭分明,不能混淆。慈善给予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现代捐赠往往有股权、有价证券以及建筑物等多种类型的捐赠。这种捐赠,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所有权的让渡,即从一人一家所有转化为社会所有,但这种社会所有不是国家和政府所有,是基金会代表社会管理财产但不是捐赠给政府。这种所有制,不国不家,不公不私,对于长期习惯于非国即家、非公即私传统的我国社会还相当陌生,按照我国的传统观念,这种捐赠可能是“换汤不换药”,我国的文化传统是只有国家才能代表社会,社会不能代表自身。
二、对捐赠者宽容
宽容而不是苛责,是慈善界的主流行为方式。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产生虚伪或者暴力。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道德杀人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严重的。而以善促善,则是现代慈善的一种基本态度。许多人行善,往往会犯一定错误,特别是在行善之初,因为缺乏经验,往往有较多的不足,也有的慈善家抱有不同的想法。现代慈善认为,做慈善总比不做慈善好,只要没有犯法犯罪,社会还是对其给以宽容和鼓励。现代慈善的许多理念来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有关宽容理念有一个故事可以体现:当人们都要抛掷石头砸死一个人的时候,耶稣的基本态度是自己真正没有一点过错的人才可以去投石块,结果大家都停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不能宽容别人也就不能宽容自己。
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不可能发生我国社会常见的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欧美社会也很少用到“诈捐门”这种词。
三、高调慈善
高调个性而不是低调倡导。一百多年前的卡内基进入慈善界就是高调,当然他是身体力行,还提出了捐赠的重点领域。许多慈善家都是公开宣扬自身的慈善行为,并且还要把家庭的慈善传承理论化而广为宣传。而以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建筑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当普遍。
现代慈善十分个性化,这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压抑个性崇尚低调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四、来自民间的慈善压力
善意压力而不是依赖自发。最突出的表现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给予富豪们的压力过大,明确要人家承诺将来要捐赠一半财产,还要计算有多少人给出了承诺,简直是要对美国最为富有的人进行宣战。
在香港,在节假日往往有相当广泛的旗帜义卖活动,在活动期,走在大街上,如果你没有已经买旗的标志,就会十分尴尬。
英国则是每年都要举办将士阵亡日义卖罂粟花的活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期间之所以一定要佩带罂粟花的标志,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此,即使中国的代表团当时在英国访问,你不带罂粟花的标志也不好意思,因为其主旨就是慈善,没有其他政治含义。欧美的劝募活动也相当深入,有的甚至敲门劝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善意的压力,不是政府的活动,而完全来自民间。
五、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
既要彰显个性,又不是个体单干,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现代西方往往成立众多的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组织化的家庭,家庭基金会有许多。美国的十多万基金会中,有90％以上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各国建立基金会的门槛相当低,特别鼓励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会以实现捐赠意愿。
因为有了如此众多的基金会,就产生了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社会需求。西方社会为什么不把公开透明当作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而给予关注?一方面,当然与他们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治系统有关,另一方面,关键是他们的捐赠往往是组织化了的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捐赠者往往参与管理,或者就是自己退休后把自己的积蓄捐赠出来成立基金会,自己管理自己开发项目,这些人怎么会埋怨公开性不够呢? 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基金会过少,只有二千来个,而我国基金会的门槛又过高,大众捐赠的组织化进程还相当复杂,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捐赠没有渠道顺畅实现,因此出现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基金会与政府行政机构等量齐观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基金会简单模仿行政行为的现象,公众也免不了按照政府的行为标准来评价慈善组织。
六、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
免税政策,成为近百年来现代慈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会不会由于捐赠而受益?答案是肯定的。企业捐款有一定的免税额度,个人捐款有着更高的免税额度。通过税收的优惠,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客观上都得到了一定回报。人们通常认为,社会和政府实际上通过社会捐赠得到了更多的回报。
在西方一些国家,还通过配比的额度来鼓励慈善组织积极募捐,如果一个组织得到一定的捐款,政府还要给予一半甚至一比一的资金配额奖励。行善不吃亏,行善能够得到较多的社会回报,善有善报,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机制。
七、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
现代社会不鼓励将财富全部遗传给子孙,为缩小贫富差距,遗产税是其重要手段,有的国家甚至征收高达50％以上遗产税。这种重税政策,导致了富豪们往往愿意将大量资金捐赠建立由自己家族参与管理的基金会从而规避税收。现代社会并不是对富人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当然西方文化也没有指责人们文化素质高低的传统,他们更多地强调利益问题,从利益的角度来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参与慈善,并且达成巨额捐赠。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国际标准,给不给予社会捐赠,成了判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志之一。
八、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
现代慈善,透明中又有不透明。慈善家的宴会,往往不放记者参加,这在巴比晚宴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项目的决定权主要在捐赠人。捐赠人尊严十分重要。资中筠教授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中写道:“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如老卡内基、老洛克菲勒之流有„强盗爵爷‟的绰号；而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对于这样的矛盾现象,美国社会给予了慈善家以明确的支持,他们没有进一步揭露这些慈善家的隐私和过去。立地成佛,似乎是慈善界的基本法则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公共权力侵犯公民隐私的事情不断发生。文化大革命借助于批判资产阶级而基本消灭了人们的私生活。即使是现在,审判法庭的公开摄影报道,对妓女游街示众,人们已习以为常,而这在发达国家则是严格禁止的。
公权与私权之间有严格界限,为了保证私人权利不受侵犯,美国宪法修正案甚至规定个人可以拥有枪支。这样的传统,同样带入了慈善领域。人们不可能追问慈善家的动机,更不可能运用媒体骚扰慈善家的正常生活甚至对其个人的私生活和小时候的不良行为进行报道。如果媒体这样报道,可能会遇到较大的法律麻烦。现代慈善在公权与私权方面的界线划分得相当清晰。现代慈善不可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从而将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
九、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捐赠者可以不公开、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品格,而受捐助者则往往比捐赠者受到更多的监督。
我国社会由于体制不健全,实现较大额度的捐赠往往十分困难,因此,我国的有关法律对于捐赠人的权益也给予了多方面的保护。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对捐赠者本人特别是对名人的捐赠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形成了一种越捐赠得多、越受监督而不捐赠则安全的畸形现象,而项目的进展、组织行为的规范和受捐者的状况往往被人们忘掉了；这种现象,与现代慈善格格不入。
十、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
现代慈善特别鼓励大众参与,广开参与之门。对每年不到一万美元或英镑的社区类的小型基金会,就没有太多监管行为,主要是给大众参与提供方便；当然,西方视教会为慈善组织,教会的活动又相当普及,捐赠行为甚至每周都要发生,客观上也是能够实现经常捐赠的一个平台。而且,现代慈善还大开志愿服务渠道,有的国家20％甚至50％以上的人口都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使大量的社会问题能够及时地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
正因为慈善深入到基层的多项活动之中,从而能实现社会和谐,不断地促进道德和文明建设。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公益报道应注意的十个理念
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媒体公益培训班中，院长王振耀提出了当前环境下，媒体在进行公益报道时，应当注意的10个理念。1给予而不是索取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现代慈善不仅是不图回报，施者还要向受者感恩，感谢贫困者为捐赠者提供了实现爱心的机会。因此做好企业不是慈善，只有实施捐赠才是慈善，二者泾渭分明，捐赠的形式丰富多样，但一定是所有权的让渡，由基金会代表社会管理财产。2宽容而不是苛责
宽容应是慈善界的主流行为方式。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产生虚伪或者暴力。以善促善，则是现代慈善的一种基本态度。现代慈善认为，做慈善总比不做慈善好，只要没有违法犯罪，社会还是对其给予宽容和鼓励。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不可能发生我国社会常见的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欧美社会很少用到“诈捐门”这种词。
3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
现代慈善，透明中又有不透明。慈善家的宴会，往往不放记者参加，这在巴比晚宴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项目的决定权主要在捐赠人。捐赠人尊严十分重要，不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这会使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应该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4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捐赠者可以不公开、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品格，而受赠方则往往比捐赠者受到更多的监督。
我国有关法律对于捐赠人的权益也给予多方面的保护。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对捐赠者本人特别是对名人的捐赠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形成了一种捐赠的越多越受监督，而不捐赠则安全的畸形现象，而项目的进展、组织行为的规范和受捐者的状况往往被人们忽略。
5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
现代慈善特别鼓励大众参与，广开参与之门。对每年不到一万美元或英镑的社区类的小型基金会，没有太多监管行为，主要是给大众参与提供方便；当然，西方视教会为慈善组织，教会的活动又相当普及，捐赠行为甚至每周都要发生，客观上也是能够实现经常捐赠的一个平台。现代慈善还大开志愿服务渠道，有的国家20%甚至50%以上的人口都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使大量的社会问题能够及时地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6高调个性而不是低调倡导
现代慈善十分个性化，一百多年前，卡内基进入慈善界就很高调，当然他是身体力行，还提出了捐赠的重点领域。许多慈善家都是公开宣扬自身的慈善行为，并且还要把家庭的慈善传承理论化而广为宣传。而以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建筑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当普遍。
7善意压力而不是依赖自发 最突出的表现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给予富豪们的压力过大，明确要人家承诺将来要捐赠一半财产，还要计算有多少人给出了承诺，简直是向美国最为富有的人宣战。这些善意的压力，不是政府的活动，而完全来自民间。8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
既要彰显个性，又不是个体单干，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现代西方往往成立众多的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组织化的家庭，家庭基金会有许多。美国的十多万基金会中，有90%以上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各国建立基金会的门槛相当低，特别鼓励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会以实现捐赠意愿。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基金会过少，只有两千来个，而我国基金会的门槛又过高，大众捐赠的组织化进程还相当复杂，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捐赠没有渠道顺畅实现，因此出现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基金会与政府行政机构等量齐观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基金会简单模仿行政行为的现象，公众也免不了按照政府的行为标准来评价慈善组织。9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
免税政策，成为近百年来现代慈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肯定会因捐赠受益。企业捐款有一定的免税额度，个人捐款有着更高的免税额度。通过税收的优惠，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客观上都得到了一定回报。10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
现代社会不鼓励将财富全部遗传给子孙，为缩小贫富差距，遗产税是其重要手段，有的国家甚至征收高达50%以上遗产税。这种重税政策，导致富豪们往往愿意将大量资金捐赠建立由自己家族参与管理的基金会从而规避税收。现代社会并不是对富人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当然西方文化也没有指责人们文化素质高低的传统，他们更多地强调利益问题，从利益的角度来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参与慈善，并且达成巨额捐赠。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国际标准，给不给予社会捐赠，成了判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志之一。
2.企业慈善理念 篇二
(一) 中国古代以“仁”为核心的慈善理念
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发。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孟子提出“守望相助, 出入相支, 疾病相持”的主张。
东汉时期,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 中国的慈善理念逐渐与佛教的“济贫”思想结合起来。佛教寺院的出现, 使中国有了最早的民间慈善事业。到了唐宋年间, 随着佛教的迅猛发展, 佛教寺院的财产充盈起来, 民间的寺院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
宋代以降, 民间慈善与政府开始结合, 由封建朝廷主办的慈善机构开始出现, 成为当时政府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之一。如范仲淹宣传的“义田”, 朱熹从事的“社仓”等, 都是官方和民间慈善结合的产物。
以儒家“仁政”学说为主要思想基础的传统慈善事业的理念, 强调的是对诸如老幼鳏寡和贫病废疾等需要救助之人的“收养”。基于这种理念的慈善机构, 尽管类型众多, 数量庞大, 一般都以“收养”为举办宗旨[2]。这种只事“收养”的慈善理念和实践, 在清代末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 近现代“教养并重”的慈善理念
一是传统的慈善理念与民族救亡精神结合在一起, 呈现出鲜明的“救国”特征。面对民族危亡, 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慈善理念在宣传和动员全民族拯救国家的救亡斗争中,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是在动荡的环境下政府无能从事慈善事业, 使得民间慈善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 从而带来了慈善文化的大发展。根据1948年《中国年鉴》记载, 当时全国已有4 172个救济机构, 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1 969个, 占47%。而且此时的慈善机构内部发展趋向完善, 并且已经能举办一些大型的赈灾活动, 慈善理念的宣传得到加强, 宣传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三是传统慈善理念与西方慈善理念开始融合。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 西方文化向中国社会渗透, 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也受到西方带有民主色彩的慈善理念的冲击。不少先进思想家通过大量接触西方文化, 进行中西慈善事业的比较, 认识到西方国家“教养并重”的慈善理念的合理性, 一改抗拒心态, 主张向西方学习。
(三) 传统慈善理念的缺失
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 是平等互助的理念。深厚的慈善文化对社会良性运行、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的慈善文化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解放前的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 打着慈善的幌子, 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提供帮助, 使得“慈善”蒙垢, 产生了负面影响, “慈善”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曾一度声名狼藉。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明确地表现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上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中。报告把包括民间慈善事业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3], 并表示, 在新中国的福利救济事业中, 政府是主体, “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 这无形之中否定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
在随后的四十几年里, 只有政府救济, 没有民间慈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 曾经热闹一时的慈善事业立即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达四十余年之久”, “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 中国才有真正意义的慈善事业出现。”[3]由于政治导向的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冲击, 慈善的理念被淡化, 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在这漫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个“断层”。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慈善事业终于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并迅猛发展起来。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随之又出现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现象, 民众的慈善理念比较淡薄。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这种慈善理念缺失的背景下, 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慈善理念培育中政府作用的必要性
(一) 从慈善事业的社会作用来看
1. 慈善事业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弘扬慈善理念, 发展慈善事业, 可以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在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时候, 慈善事业以其有力而及时的救贫济困活动, 使弱势群体摆脱生存危机, 走上自立和发展的道路。慈善事业在减弱和消除社会动荡, 确保政治稳定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
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力图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涵括所有低收入人群, 保障的力度也比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大力弘扬传统慈善理念, 发展慈善公益事业, 可以起到补充社会保障制度不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4]。
2. 慈善事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首先, 慈善事业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支持效率优先原则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的实行起着巨大的辅助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激烈的竞争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必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育和引导先富人群培育慈善理念, 兴办慈善事业、扶贫济困, 可以让他们树立起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形象, 赢得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尊重和理解, 化解贫困群体的仇富心理, 减少不稳定因素。发展慈善事业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致性。慈善事业虽然无法改变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 但它却能在社会生活的各环节中缩小社会不公平现象。其次, 慈善事业通过救济活动, 使社会以比较低的生活标准保存了大批预备劳动力, 这些人成了劳动力蓄水池。一旦经济发展提速, 即可以充分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支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慈善事业通过从富有者手中筹集资金救助贫困者, 而这些被救助者立即将他们所得的救济用于购买他们急需的生活资料, 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市场需求, 反过来又刺激生产的增长, 从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二) 从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看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仍十分落后。几组数字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点:一是筹款方向与数量。“中华慈善总会在成立的最初七年中, 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 其中海外50%、港澳台10%多一点, 内地捐款只占30%。”[5]而这30%中企业、个人所占比例也不高。二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数量。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到2004年止共为395个, 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而且中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是“官办”的, 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动员资源能力。较之国外同类机构, 中国慈善机构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
三、政府在现代慈善理念培育中的职责
(一) 慈善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1. 加强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宣传。
根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的精神, 慈善文化建设要纳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和规划。传统的慈善理念强调人际间的互助和友爱, 所体现的精神, 在现代化建设中不但没有过时, 反而对今天的社会心理、道德和社会行为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我们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慈善文化资源, 宣传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中的精华,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提倡社会成员富裕后的乐善好施, 鼓励人们通过人道关怀体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树立全社会相互帮助和关怀的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使慈善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
2. 促进传统慈善文化与国际慈善文化的结合。
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到了需要中国慈善组织跨出国门的时候。从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事件的反应可以看出, 中国社会的公益活力与潜力还远没有激发出来, 需要政府给予民间慈善事业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 慈善政策法规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1. 加快慈善事业基本法的立法进程。
加强立法是发展慈善事业的依据和保证。中国至今尚没有专门调整公益事业的法律, 慈善事业无法可依的问题制约着慈善事业的发展, 难以实现慈善事业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新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应当对慈善组织的独力法人地位进行明确, 从法律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具体运作程序, 对其职能和管理进行规范。
2. 加强对慈善事业监督、约束的法规制度建设。
慈善事业要持续发展, 不仅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还必须推进制度创新, 为其构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包括加快建立从业人员的人事、保障、福利制度, 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地位, 增强对仁人志士投入慈善事业的吸引力;尽快建立慈善机构资格认证制度, 为推动慈善事业在健康轨道上向高水平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慈善事业发展初期, 可以凭着善心与热情进行工作, 当它逐步发展壮大, 成为许多人投入的一项事业时, 仅仅凭着热情是不够的, 还需要制度化的管理, 才能使慈善事业社会化、规范化, 并避免过多的内耗与浪费。制度化并不是要政府直接承担慈善事业, 也不是将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下属的部门直接管理, 而是指慈善事业要进行法制化管理。
只有法规政策不断完善, 才能为慈善理念的培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依据, 才能为慈善事业的美好明天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慈善政策法规建设领域中, 我们的政府任重而道远。
摘要：自古以来, 中国人民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守望相助、出入相携的传统美德, 这些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理念, 也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历经数千年的发展, 这些理念也经受了传承与断裂、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慈善理念是和谐社会内在的道德基础, 培育现代慈善理念, 应重视慈善文化建设与慈善政策法规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促进传统慈善文化与国际慈善文化的融合, 加快慈善事业基本法的立法进程。
关键词：慈善理念,慈善事业,政府职责
参考文献
[1]周秋光, 徐美辉.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J].道德与文明, 2006, (2) .
[2]许达琛.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 第1卷 (上)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232.
[3]郑功成.中华慈善事业[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46-81.
[4]王卫平, 黄鸿山.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2006, (3) .
3.近代“助人自助”慈善理念初探 篇三
中国古代“助人自助”理念
“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不是绝对的“舶来品”，虽然繁盛于近代，但若要追溯其起源，中国古代亦不乏前例。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栗，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使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悦乎游，民足乎食。”这便是以工代赈的起源，虽然当时的“以工代赈”还只是停留在帮助受助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救助的层面上，并没有考虑到通过一定的工程建设改变受助者的生存环境，使其获得更加长远的自助发展，但从中已经隐约可以看出“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萌芽。
齐桓公时，管子曾向百姓提供借贷的救助思想，即以通过向百姓借贷食物、种子、土地实现百姓的自助生产，管子曰：“民之无本，贷之圃疆”，亦曰：“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这种通过向受助者借贷必要的生产要素帮助受助者恢复生产的救助方式，后世被称之为“农赈”，为历代加以继承并不断发展。可见，“农赈”为受助者创造了一定的生产条件，使受助者拥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从而使受助者能够做到自力更生，这已明显带有“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宋代黄震改革慈幼之政时，做到了从长远考虑受助者日后的生计问题，并提出使其自立谋生的积极救济法，即使受助者学习一定的技艺，以便将来能够自养，据《黄氏日抄》记载：“今仰店铺有人欲收为使唤，或买卖有欲收为过买及恐有宗族亲旧自欲收录，或民间欲收养为子，并仰经坊长求四邻保明申上，本司当并此儿一年合支钱米作一项给付收录之家，使之早有归着。各自习学道业，求长久活路。”
虽然“助人自助”的思想在中国早有出现，但还只是停留在片面化和非系统化的初始阶段，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西方思想的不断传入“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开始逐渐成长起来。
近代“助人自助”理念的产生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列强的不断入侵、社会结构的变迁加之天灾人祸不断，以致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仅凭善心去从事慈善事业在数量上和水准上都不足以达到社会的要求；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帷幕，西方慈善事业的引入在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样，在中国社会内部要素和西方慈善事业“示范效应”的叠加下近代中国“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应运而生，开始了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进程。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冯桂芬避居至上海，使他得到了一段与西人接触和大量阅读了西方书籍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冯桂芬提出向西方学习，普及推广“义庄”和“善堂”，设立“严教室”，专收旧家不肖子弟，“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又设立“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学有所成者，三年保释”。通过介绍西方的慈善机构，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慈善思想，通过改造中国传统的“善堂”、“义庄”，冯桂芬提出了变消极的助人方式为积极的助人方式，变“输血”为“造血”。与此同时，冯桂芬和其次子冯芳植共同创建了苏州洗心局，将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付诸实践，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洗心局在翦金桥巷，国朝同治十年郡人冯芳植创建，旧家子弟不肖者送局管束，共建号舍若干间，严行禁锢。”不难看出，冯桂芬已明确提出了在救济贫民的同时教给其一定的技艺，使其能够做到自存慈善思想，即“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慈善活动之中。这既是对西方慈善事业的学习亦是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继承与更新，自此国人开启了慈善理念近代化的历程。
近代“助人自助”理念的发展
戊戌变法前后，列强的进一步入侵，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巨额的战争索赔，进一步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在这种痛苦的刺激下，中国人开始了进一步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进程。
这一时期，“助人自助”慈善理念下的救助对象的外延开始逐步扩大，由原有的“贫民游惰”开始扩展到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应有通过劳动糊口的能力与权利，应该充分发挥受助者的潜能，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受助者都能做到自力更生。近代中国“助人自助”除为受助者传授一定的职业技能外，其形式也产生了进一步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多种新形式的助人方式的产生。
没有任何恶习又能安分守己的贫民，想从事小本生意而又苦于没有原始资金，为了生计不得不陷入高利贷的盘剥，借钱局的设想因而得以产生。具体借款方式是“自八百文起自五千文止，每钱一千文，按日收回十文，令其自行送局，五日一送，以百日为满。但将原本收回，不取分文利息”。借钱局的出现不仅有效地抵制了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也具有“标本兼治”之利。虽借钱局最初为抵制“印子钱”而设立，但从其慈善理念和实际发挥的功用分析，借钱局侧重于给予受助者“小额贷款”，以帮助受助者增加自身获得财富的能力，使其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贫困，显然体现出近代“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近代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在灾荒连年的背景下，以工代赈这种赈济形式自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以工代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体现在灾后的临时救济上，更是体现在其着眼于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体的长远发展等方面。当时的工赈主要是：“设立实业学校或灾民工厂，组织极、次贫之妇女从事发网、草编、被褥及其他物品的制造，扶持农村手工业，帮助灾民‘自为工作以维持家计’；发动工矿农垦等各方面实业家，增加资本、招募灾民；植树造林，改善植被环境；兴工筑路，浚河修渠，改良灾区的水利设施和交通条件”。
可以看出近代大多的以工代赈将灾后的临时救济和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慈善救济单纯给予的救助模式，致力于改变受助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给受助者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这无疑已蕴含着近代“助人自助”的慈善理念。
“助人自助”慈善理念的升华
慈善教育事业在我国自古已有，早在东汉肃宗时期，杨仁就已创建免收学费的“义学”，据《后汉书》记载：“宽慧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道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供之朝。”但主要是为培养地方属吏和为朝廷培养人才，对于贫民的普及性教育相对较少，即使少数开展贫民教育的机构也多把重点放在技能的培训上，极少涉及精神激励层面。
至清末民初慈善教育事业得到广泛的发展，上海龙华孤儿院、狼山聋哑学校、香山慈幼院等众多慈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在探索慈善事业科学化的道路上，慈善家开始认识到了：“慈善救济主要是救人之身，而慈善教育则是救人之心，在国家腐败、政治堕落、军阀专横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身是救不胜救的，而欲真正使人得救，就必须先医治这个社会；而欲医治这个社会，就必须先医治人心”。因而近代众多慈善教育机构不仅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技能的培训，更多是把救济提高到精神的层面，从而把善理念从培训受助对象技能提升到给与受助对象精神上的激励，把救济扩展到精神的层面上。
其中以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最为典型。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熊希龄曾说：“社会有许多孤寡残废的军人，即使政府能一一收养，给与衣食，终不能宽其忧郁之心，平其怨愤之气。只有宗教才能感化和宽慰他们，使之‘乐其余年’。”由此可见熊希龄对精神救济的重视以及他先进的慈善理念。战争期间，熊希龄曾多次到慈幼院的孩子们中间演说，讲自己以前在战争中救人的经历，宣扬舍己救人的精神，鼓励孩子们在国家有难之时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通过熊希龄切身实地的宣传和教育，香山慈幼院的孩子们多次参与到了社会服务工作中，多数孩子被培养出了舍己为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从一个被别人救济的弱势群体变为了不仅能自食其力更能回报社会救助他人的人，从而将“助人自助”的理念进行了质的升华。本刊整理自《文史博览》
4.企业慈善事业竞争优势 篇四
公司慈善正在衰退。上年美国公司的慈善贡献下降了14.5%。公司慈善在盈利中得百分比下降50%。当谈到慈善活动时，企业高层主管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夹在评论家和投资者当中左右为难，前者要求自己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后者又不断施压，要求自己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管理者发现就底线利益来评判慈善支出是困难的。
这一境况使许多企业希望自己的慈善活动能够更有战略性。但是，当前所谓的“战略性慈善活动”其实一点也不具备真正的战略性，而且它们又常常不能达到慈善活动的特别效果。慈善活动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公关或广告的一种形式，而企业赞助某些备受瞩目的慈善事业的目的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形象。尽管战略慈善仍只代表公司所有慈善的一小部分，美国公司在善因营销上的花费由1990年的125百万涨到了2002年大概的828百万。艺术赞助也在增长，他们的数目达到589百万在2001年。然而，这些活动对值得的起因确实提供很多需要的支持，他们更多的增加公司的曝光率，提高员工的斗志，以此产生社会影响。例如，烟草大王，花费7.5亿在他的1999年慈善贡献中。然后，举办了一个耗资10亿的广告运动去宣传他们。不用惊奇，可能大家疑惑：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或只是引起公众对公司动机的讥笑抨击。
对企业慈善事业的认识目前仍不够明晰，因此，我们现在不妨探讨一下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企业是否应当涉足慈善事业？经济学家米而顿·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几十年前提出了这个问题，在1970年出版的一期<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他撰文主张: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在<资本主义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他又写道：“企业是其所有者-----股东的一种工具。如果企业进行捐赠，它就剥夺了股东个人自行处置其资金的权利。”费里德曼的结论是：即便要进行捐赠，捐赠人也应该是股东个人，或推而广之，是员工个人，而非整个企业。
现今大多数企业开展慈善活动的方式印证了费里德曼的观点。我们看到的企业捐赠项目大多散乱没有重点。他们常常是由无数笔数目不等的捐赠构成，用于帮助地方公益事业，或者为了高等院校、全国性慈善机构的运行提供支持，企业希望以此博得员工、客户和当地社区的好感。这些捐赠项目与其说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社会目的或者商业目的，倒不如说是企业高层主管或员工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的体现。事实上，一种最受欢迎的捐赠方式，“员工捐赠配合补助”(employee matching grants)----显然就是将慈善捐赠的选择权交给了员工个人。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士气，但把相应的捐赠金额加到员工的工资中，归在他们的名下，让他们来决定捐给哪项慈善事业并获得相应的税收抵扣，也可达到体现员工价值观的效果。应该说，企业现在的许多捐赠决定权如果交给员工，效果将会更好。那些至少在表面上与商业目标相关的项目，比如善因营销活动，其效果又如何呢？其实，即使有些项目做得很成功，也很难让人们相信他们是慈善活动。由于所有合理的企业支出都可以抵扣税负，所以企业在慈善活动上的开支一点也不会比用其他商业活动的开支更有税收优势。善因营销是一种营销推广手段，如果采用得当的话，它的营销支出本来就是可以抵扣税收的，并不会因为冠以慈善之名就能多抵扣一些.。但是,费里德曼的观点是否就是放逐四海而皆准呢?实际上，他的观点以两个隐含的假设为基础。第一个假设是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是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因此企业造福社会总是以牺牲其经济利润为代价的。第二个假设是企业捐赠者为社会福利作出的贡献不会比个人捐赠者大。
当企业捐赠是散乱的，没有重点的时候(当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上述假设是成立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从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性角度来思考企业的慈善活动。企业可以利用慈善活动来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所谓竞争环境是指企业经营所在地的商业环境的质量。利用慈善活动来改善竞争环境可以使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统一起来，并能使企业的长远业务前景得到改善---这就对费里德曼的第一个假设提出了反驳。此外，企业在改善竞争环境时，能够作的不只是捐几个钱而已，它们还能充分利用自身能力和关系来支持慈善事业；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超出个人捐赠者、基金会甚至政府所能提供。因此以改善竞争环境为着眼点的企业慈善活动对费里德曼的第二个假设也提出了反驳。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利用此类慈善活动来改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然而，要作到这点，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的方式必须有根本性的转变。它们必须重新考虑慈善活动从何着手，以及如何开展慈善活动。
慈善活动从何着手
的确，人们长期以来都把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甚至还常常把它们看成是相互竞争的。但用这种二分法看待问题是错误的。在如今开放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环境中，这种二分法可以说是越来越过时了，如果企业脱离了所处的社会环境它就不能运行。事实上，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营所在地的环境。譬如，提高教育水平通常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一家企业所在地区的劳动力大军的教育水平对企业的潜在竞争力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对一家公司的经营影响越大，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因此从长远来看，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本身并不冲突，实际上它们还是互相联系的。例如，现在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率，也就是公司使用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的效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安全状况和健康水平、住房条件，以及对机遇的把握能力等。又如，保护环境不仅对社会有利，对企业也有利。因为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污染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助于提高产品价值。另外，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状况不仅能为企业营造出更有效的经营场所，还能为企业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事实上，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往往是让企业行动起来，使之既造福社会，又使企业自身受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任何支出都会带来社会效益，也不意味着任何的社会效益都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大多数的企业支出只能为其自身带来利益，而与企业经营无关的慈善捐赠能产生的也只是社会效益。只有在企业的支出能同时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企业的慈善活动和股东的利益才能交汇在一起,企业的慈善活动才真正具有战略性。竞争环境对战略而言一直是相当重要的。能否招募到技能娴熟，工作积极的员工？当地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通信)的效率如何？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成熟度如何？政府管理制度如何？---诸如此类的种种环境变量一直影响着公司的竞争力。而当竞争从廉价的生产力要素的比拼转变为更高层次的生产力较量时，竞争环境就变得越发关键了。这是因为，一方面，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竞争更多地是取决于员工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越来越依赖与当地的合作关系了。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们把更多的工作外包给当地的供应商，与之开展协作，而不再倚重垂直结合；第二，它们与顾客更加贴近了；第三，它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来开展研发工作。最后，企业若想从竞争中胜出，必须在日渐复杂的当地政策法规中不迷失方向，以最短的时间让新项目，新产品获得批准。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发展趋势，才使得企业的成功与其所在地的各种组织及其他环境条件的联系愈加紧密。而生产和营销活动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不仅本土市场的竞争环境对企业非常重要，其他一些国家的竞争环境也很重要。
一个企业的竞争环境由其所处的经营环境中的4个相互关联的元素组成，它们决定着企业的潜在生产效率。这4个元素分别是：一，生产要素(factor conditions)，即所需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二，需求情况(demand conditions)；三，战略和竞争环境(context for strategy and rivalry)；四，相关和支持性产业(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如果这四个竞争环境元素中有一个较弱，其作为经营所在地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削弱。经营环境中的某些方面，比如道路系统，企业税率和企业法规，对所有行业都有影响。这些一般性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通过企业的慈善活动来改善这些条件便可以给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样具有决定性影响(虽然影响也许不是更大)的还有一些特定的群组(cluster)所特有的环境条件，这样的组群包括在同一地区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相关产业和专业化结构，比如德国的优质轿车组群或印度的软件组群。组群是在经营环境的所有4个元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们通常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割据的显著特征。组群的建设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组群中的个体或集体进行慈善投资对整个组群的竞争力和所有成员公司的绩效都将产生显著的影响。慈善活动往往是改善竞争环境最具成本效益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它使得公司不仅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而且还可以利用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工作成果和基础设施。
从改善竞争环境着手
通过仔细分析构成竞争环境的各元素，企业可以找到能同时实现企业价值与经济价值、既能提高自身竞争力又能提高其所在组群竞争力的慈善活动领域。下面我们来一一阐述竞争环境的四个元素，并考察企业如何通过那些改善其长远业务前景的慈善活动来对这些元素产生影响。
一、生产要素
高生产率的实现有赖于训练有素的员工、高质量的科研机构、完善的基础设施、透明而高效的行政管理程序(如公司注册或获准条件)以及充足的自然资源。所有这些领域都可能受到慈善活动的影响。加例子„„ 慈善活动还能提高企业所在地的生活质量，这对当地所有居民都有利，同时还能吸引到有特殊专长的移动人口。1996年，家庭清洁和存储用品生产商庄臣公司（Sc Johnson）推出了一项名为“拉辛市（Racine）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力争把自己所在的这座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城市变成更适宜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该公司通过与当地各类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居民通力合作，在该社区创建了一个旨在改善当地经济和环境的联盟，其中有个项目由4个政府机构共同参与，该项目通过协同治理排水系统，既减少了污染又为居民和企业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另一个项目是开设了该社区首家以问题学生为教育对象的特许学校。此外还有一些行动重振了当地经济：随和原污染地带得到改造，许多企业又回到了该地区，为当地居民提高提供了工作机会，拉辛市中心的商务楼空置率因而从46%降到了18%。
慈善活动也可以改善除劳动力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比如：提高当地研发机构的技术水平，提高诸如司法系统等行政管理机构的效率，改善基础设施质量，或者可持续地开发自然资源。
二、需求情况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需求条件包括当地的市场规模，产品标准的合理性和当地顾客的成熟度。成熟的顾客可以使企业了解不断形成的顾客需求并给企业造成创新压力，从而加强该地区的竞争力。慈善活动可以同时影响当地的市场规模和质量。
三、战略和竞争环境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约束竞争行为的各种规章制度、激励机制以及规范都会从根本上影响生产率。各种政策，如：鼓励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当地贸易市场、打破垄断、预防卡特尔（cartel,企业联盟）的形成以及打击腐败等方面的政策都会增强这一地区招商引资的能力。
慈善活动对营造一个更有效，更透明的竞争环境有很大的影响。例如，26家美国公司和38家其他国家的公司就联合起来支持“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全球范围内揭露和遏制腐败现象的工作。通过考察腐败程度以及吸引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该组织帮助营造了一个鼓励公平竞争、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环境。这在为各赞助公司进入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的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好处。加例子
四、相关和支持性产业
如果一家公司企业的周围有高水平的支持性产业和服务相辅助，其生产率也会大大提高。虽然从遥远的供应商那里外购产品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效率毕竟比不上就近利用当地能力相当的服务，零部件和机器的供应商。供应商靠企业越近，对企业的响应速度就越快，与企业的信息交流就越方便，供应商和企业就越有可能创新，而且企业的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下降得也越多。慈善活动可以促进企业所在组群的发展并巩固与企业相关的各种支持性产业。搭便车问题
一旦企业的慈善活动改善了竞争环境，同组群或同地区中的其他公司（包括竞争对手）往往会坐享其成。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他公司可以搭便车是否会使以改善环境为重点的慈善活动的战略价值不复存在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进行捐赠的企业可以获得的竞争利益仍然是巨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从改善环境中获益的主要是那些立足于特定地区经营的企业。因为并不是所有企业都立足于该特定地区，所以进行捐赠的企业仍能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竞争优势。
2.企业慈善活动采取集体合作方式的时机已然成熟。通过和同一组群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企业一起分担成本，捐赠企业可以大大减少搭便车问题的发生。
3.领先公司所处的位置最佳，最适于做出巨大的贡献，相应的也会获得最大份额的收益。例如，思科公司在网络设备行业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当市场扩大，加速发展时，它就会获益最大。
4.并不是任何环境优势对所有竞争者而言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企业的慈善活动与其自身独特的战略越是吻合，企业从环境改善中就越有可能获得超常收益。比如说，改进企业最为依赖的那些技能，技术或基础设施，或者在企业做的最好的那些专业化细分市场上激发需求。
5.在某一领域发起慈善活动的企业往往因其建立起了卓越的声誉以及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最有可能获得超常收益。例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非洲国家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疟疾防治运动，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还巩固了与当地政府及非营利机构的关系，从而向着它的目标-------力争成为最受欢迎的资源开发伙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6.即使一家企业为改善环境而做出的贡献泽及其竞争对手，它与竞争对手相比还是能够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Grand Circle 旅游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家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针对美国老年人的国际了旅游直销公司，其战略立足于为客户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教育体验。自1992年起，该公司的基金会就在其客户喜欢观光的地方，为古迹保护项目捐赠了1200多万美元，如土耳其的博物馆之友基金会和以弗废墟，以及波兰的博物馆。当然，其他一些开设同样线路的旅行公司也从Grand Circle 旅游公司的善举中获益不少。然而，Grand Circle 旅游公司通过这些慈善活动与这些古迹的现场维护单位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能为自己公司的游客提供一些参观和了解这些古迹的特殊待遇。由此，Grand Circle 旅游公司获得了其他旅游公司不可比拟的独特的竞争优势。慈善活动如何进行
了解慈善活动和竞争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确定自己的慈善捐赠应该以何处为重点。而了解慈善活动创造价值的途径可以使企业明确的看到如何通过自己的慈善捐赠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者两者是相互强化的。
“在慈善活动新纲领：创造价值”一文中，我们提出了慈善基金会可以通过4条途径来创造社会社会价值：选择最佳捐赠对象、向其他捐赠者发出信号、提高受赠方的绩效，以及增进该领域的知识并改进该领域的实践。这4项工作中的每一项都是建立在前一项工作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捐赠者从选择最佳捐赠对象一步步走到增进知识这一步，其创造的价值也在逐步增加。这套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企业捐赠，它为企业慈善活动如何能最有效的改善竞争环境指明了方向。将注意力集中于者4个原则还可以确保企业捐赠比同比规模的的个人捐赠产生更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逐一阐述这4个原则。
选择最佳捐赠对象
大多数慈善活动都会把钱捐给其他组织，由这些组织来落实社会效益的实现。因此，捐赠者所能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赠方的工作是否有成效。选择工作更有成效的捐赠对象或合作组织就可以使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但是，在某个领域中选出工作最有成效的捐赠对象并不容易。哪一家非营利机构筹到的钱最多，声望最高，或者发展的最好，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他们与捐赠对象能否很好的利用捐赠资金可能关系并不大。要选出那些能产生最大社会影响的捐赠对象，通常必须经过广泛而细微的研究。
然而，个人捐赠者很少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承担这样严谨的审慎调查工作，而基金会虽然比个人捐赠要专业得多，但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数量也是有限的。倒是企业非常适合承担此类研究工作，只要企业从事的慈善活动和自己的业务有关，只要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内部能力------尤其是自己员工在财务、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企业就能仔细的研究捐赠对象而作出最佳决策。不管是通过自己的经营网点，还是通过自己的供应商或客户的经营网点，企业经常会和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社区有接触。这使他们对这些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也因此能够基于第一手资料对非营利机构的经营情况作出分析和比较。
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在其业务覆盖到的许多区域推介和支持某个工作卓有成效的非营利机构或项目。例如：Grand Circle 旅游公司就利用自己的15个海外办事处来确定值得资助的古迹保护项目。
向其他捐赠者发出信号
捐赠者可以宣扬工作最有成效的非营利机构并向其他捐赠者推介，以此吸引更多资助，从而使整个慈善支出费用得到更有效的分配。
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独有的宝贵资源来完成上述任务。首先，企业良好的声誉总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这就使企业的推介成为捐赠对象信誉最好的保证。其次，企业往往能够影响其所在组群中的一大批成员，其中包括该企业的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因此企业捐赠比个人捐赠者甚至大多数非营利机构和基金会有更大的影响力。第三，企业捐赠者往往与传媒有许多接触，并且有专业的推广能力，因而可以更广、更快、更具说服力的将信息传递给其他捐赠者。
向其他捐赠者发出信号可以减少搭便车的问题，这对企业慈善活动尤为重要。组群成员集体向社会捐助可以为所有成员营造出一个最佳的经营环境，同时又能减少每位成员承担的成本。而企业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品牌形象发起社会公益项目并得到其他公司的共同赞助，能使自己的成本效益比随之提高。思科网络学院就不仅得到了思科公司所在组群中无数技术公司的鼎力相助，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许多教育系统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所有这些参与者都从该学院毕业生的成功中获益匪浅。美国运通公司的“旅行和旅游研习课程”也是依靠旅行业组群中750家合作伙伴的帮助来运作的，这些合作伙伴在承担部分成本的同时，也得到了部分利益。不同企业凭借其不同的特长会给一项特定的慈善活动做出了不同的贡献。通过利用每家企业的独特专长，集体向社会捐助就能产生远远大于单独任何一家企业捐赠所创造的效益。
提高受赠方的绩效
通过提高非营利机构的工作成效，企业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可以让花出去的每一元钱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选择合适的捐赠对象可以提高单笔捐赠的社会回报，向其他捐赠者发出信号会提高多笔捐赠的社会回报，而提高受赠方的绩效则可以增加受赠方的回报。
与其他诸多类型捐赠者不同的是，企业捐赠者能够和非营利机构及其他合作伙伴直接合作，帮助他们增进工作成效。企业捐赠者能够带来个人捐赠者和基金会所没有的独特的资源和专业知识，从而可以向受赠方提供各种非物质的帮助，而这种类型的资源和知识要比大多数受赠方自己能够购买的更便宜，更先进。由于企业一般会长期致力于所在社区的发展，所以他们与当地非营利机构紧密合作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而这一点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组织改进所必须的。另外，通过在多个地区经营，企业能够促进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知识转让和经验交流。由于特定行业或特定组群的经营环境中的问题在各个地区常常是相似的，因此，在多个地区经营的企业就能从每个地区学到更多，反过来也能为每个地区创造更多的价值。
通过将自己的慈善活动与自己的业务和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能够在提高受赠方绩效方面创造出比其他类型捐赠者更大的社会价值。因为，不管怎么说，在解决与其业务领域相关的问题时，企业拥有的专业资源和技术发挥出的作用是最大的。例如，梦工厂就是依靠自己的电影制作专长设计出了相应的教育课程，帮助洛杉矶内城区贫困学生在娱乐产业谋职，而思科网络学院也是充分利用了思科公司员工的专业知识。
FBF在推出其“社区复兴计划”时，同样也发挥了它的特长。认识到自己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东海岸的老城市，该银行就决定集中力量帮助内城区经济复兴，以此作为改善自己经营环境的最重要途径。它将慈善捐赠与自己金融服务的专长（如小企业服务、内城区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和风险资本等）结合了起来。该银行的慈善基金会确定了6个社区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和布法罗、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新泽西州的坎登和泽西。FBF之所以会选择这6个城市，是因为它在这些社区中设有营业处，这些社区的经济需求巨大，而且还有强大的社区组织可以作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该银行的慈善基金会向这6做城市各投入了72.5万美元，与当地社区、工商界和政府一起建立了联盟，共同着手解决当地社区实现经济复兴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该银行的工作人员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技术建议和小企业融资服务，另外还提供了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购买者教育课程。此外，该银行的慈善基金会还吸引了私人和当地政府的捐款共600万元，比自己的450万美元投资又增加了许多。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线，该公司在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通过与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它为各年级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度身定制了一个易于使用、免费的非商业性网站-----“美国在线网上学校”。该网站给全国几十万学生带来了新的课堂体验，因为它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工具，帮助他们获得与课程相关的补充和参考资料，还为教师们提供了教学计划和参考资料。美国在线所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捐款，通过这个项目，它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长，最终帮助美国中学提高了绩效，其速度之快、成本效益之高，其他组织实难望其项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线不仅增加了人们对其服务的长期需求，而且还储备了充足的人才以备日后提供这种服务。
增进知识与改进实践
创新不仅能推动商业领域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能推动非营利机构生产效率的提高。最大的进步其实并不是来自效率的逐步提高，而是来自工作方法的革新和改进。因此，创造社会价值最有力手段就是开辟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实践。
由企业带给慈善活动的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和广泛关系，能够帮助非营利机构创造出他们仅凭自身财力永远也无法成功开发的新解决方案。自1994年起，IBM总共投入了7000万美元实施其“教育改造项目”，该项目目前涉及的教师达6.5万名，学生600万名。在该项目中，IBM和许多城市学区、州教育部门以及示范学院合作，研究和开发了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来支持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战略。无论是师范学院海市学区都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和财力来自行开发这样的项目。这个基于网络的平台是一个共同的平台，师范学院的学生上课时会用到它，他们毕业后的第一年中也会用到它，这样一来，教师备课和课堂教学相互脱节的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而该项目为教师重新界定教学实践的初衷也因而如愿以偿。2001年有项独立评估发现，参与“教育改造项目”的教师教授的学生，其成绩有大幅度的提高。
辉瑞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成本低廉、疗效显著的沙眼防治方法。沙眼是发展中国家可预防性说明这一眼部疾病的罪魁祸首，除了捐赠这种防治沙眼的药品外，辉瑞公司还与Edna McConnell Clark 基金会以及世界上许多健康组织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将这种药品配送给那些以前很少接触过医疗保健更不用说是现代药品的人们手中。该项目的摩洛哥和坦桑尼亚开展仅1年，这两个国家目标人群中沙眼的发病率就下降了50%。自此，该项目有迅速扩大，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以及英国政府也加入了进来，其目标是要使全世界3000万的沙眼患者从中受益。在创造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辉瑞公司也因未建立了将来扩大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而是自己的业务前景更加光明。与创造新知识同样重要是在实践中应用新知识。而企业领导人的专业知识、影响力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遍布世界各地的机构正好编织了一张张威力无比的网，使得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创意能够迅速传播开来。其他大多数捐赠者都无法像企业捐赠者那样能够长袖善舞，推动知识在全球传播并协调社会慈善活动在多地区同时开展。一种全新的方式
当企业选准了想要支持的慈善事业，也选准了进行慈善事业的方式，即妥善解决了何处与如何的问题之后，它便开始进入了一个循环。通过集中精力改善对本行业和本企业战略最为重要的那些环境因素，企业将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能力来帮助捐助对象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通过提高自己的慈善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企业也使自己的竞争环境得到更大的改善。这样，企业及其支持的慈善事业都能受益匪浅。然而，以改善经营环境为着眼点的慈善活动与现今通行的慈善实践在立足点上是截然相反的。事实上，现在许多企业都意识到自己的慈善活动远离业务，以为这样做可以在当地社区博得更多的好感。没错，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力求使自己的捐赠活动更具“战略性”，但真正能将捐赠活动与提高本企业长期竞争潜力相结合的却屈指可数。而能系统运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将慈善活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企业总是迫不及待的大肆宣扬自己捐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目的是要表现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例如，雅芳公司最近就调派了40万名独立销售代表，大张旗鼓的挨家挨户募集了3200多万美元，作为乳腺癌防治基金。与乳腺癌抗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同时，它对于雅芳公司的目标市场------女性消费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它并不是雅芳公司竞争环境中的实质性因素，也不是雅芳公司拿手的专业领域。结果，虽然雅芳公司成功地募集到了很多捐款，增加了乳腺癌防治基金会的总额，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但是它却未能充分利用此次慈善活动的潜力来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雅芳公司做的已经不错了，但它本可以做的更好。如果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捐助的公关效应，还关注捐助引发的社会影响，那么它们就不会白白丧失创造社会价值的大好机会。
这并不是说企业就不能通过慈善活动来博得好感、提高商誉。但提高商誉还不是进行慈善活动的充分理由。鉴于公众对企业道德的怀疑态度，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将对社会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就会比那些除了一掷千金别无他长的企业赢得更多的信任。鉴定一家企业的慈善活动到底好不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那就是看该慈善活动产生的社会变革给该企业带来的利益是否足够大，大到在无人知晓该慈善活动的情况下该企业仍会坚持实施这一变革。例如，斯科公司因其善行益举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即使不能博得好感，它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来发展网络学院。
要想使慈善活动转而以改善环境为着眼点，企业就必须超越目前的通行做法，采用一种更为严谨的做法。这就意味着慈善活动的管理要和企业的其他各种活动紧密整合在一起。CEO不能将慈善活动完全丢给公关部门或公司基金会就了事，而是必须领导整个管理团队按照井然有序的流程来制定和实施重在改善环境的公司捐赠战略。另外，各业务单位在确定捐助领域时必须发挥核心的作用。新的慈善活动流程包括5个步骤： 分析企业每个重要经营地区的竞争环境。
企业在何处的社会投资有助于提高自身或所在组群的竞争潜力？有哪些关键因素会对生产率、增长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形成制约？企业应该对某些制约因素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它们通常会对那些与竞争对手相关的战略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对竞争环境中这些方面的改善最有可能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改善环境的行动越具体，企业就越有可能创造价值并实现自己的目标。雅芳公司希望能改善所有妇女的健康状况，它的善举也的确对一些员工或客户有所帮助，但因其目标太过广泛，所以最终也没有怎么改善竞争环境。相比之下，专注于某一目标活动，其影响力却未必就会减弱。像辉瑞公司的沙眼防治项目、IBM的教育改造项目和思科公司的网络学院，就能为数百万人带来利益，或者加强整个行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评估现有的各种慈善活动，看看他们是否符合这一新模式。目前的慈善项目可大致归为以下3类：
公共义务：支持地方公益机构、福利组织和教育组织，动机是希望成为好市民。
博取好感：捐助员工、客户或社区领导所青睐的慈善事业，经常是由于商业互惠和加强企业与各方关系的目的。
战略性捐赠：也就是本文概括的重在改善竞争环境的慈善活动。
大多数的企业捐赠都属于前两类。一定数量的此类慈善活动应该说是必要的可取的，但企业的目标还是应尽可能的将慈善活动转向第三类。至于善因营销，它本身就是营销活动，而非慈善活动，企业必须以其自身的价值来确定是否进行此类营销活动。
根据四种创造价值的形式来评估现有的和潜在的企业捐赠活动。企业如何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来选择最佳捐赠对象、向其他捐赠者发出信号、提高受赠方的绩效、增进知识与改善实践？根据自己的战略，企业在何处能以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捐赠方式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在组群中寻求共同行动的机会，同时寻求与其他各类组织合作的机会。当要改善环境和创造价值时，集体行动会比单个行动更有效，它可以分摊成本，减轻搭便车的问题。可是，今天很少有企业是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实现社会目标的。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大多不愿与竞争对手联手，但是组群中也包括了许多企业的管道合作伙伴和非直接竞争行业。不愿与竞争对手联手更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企业往往倾向把慈善活动看成是公关的一种形式，这就导致企业自行开展捐赠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冠以本企业标识，从而使其他企业没有兴趣加入。如果企业注重的是改善社会，而非公关效应，则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一旦企业发现了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的机会，并确定了增加自己独特的捐助方法，寻找合作伙伴的任务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它只需要弄清下列问题就可以了：除了自己，还有谁可以从此次竞争环境的改善中获利？谁具有与自己互补的特长和资源？或者倒过来说，其他企业的那些慈善活动值得自己加入？在那些地方自己能够创造价值，成为其他组织的好伙伴？ 严格追踪和评价效果
监控目标完成情况对于不断改进慈善策略及其实施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不断改进对于慈善活动而言，就像对企业的其他任何活动一样，能够使价值最大化。最成功的慈善项目不是一时之兴，而是长期不懈、逐步发展、逐步深化的承诺和投入。
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要使自己的慈善活动围绕改善环境这一重点，企业并没有现成，简单地招数可以拿来就用。不同的企业适合开展怎样的慈善活动以及在什么时间开展，都各不相同。在具体实施本文的观点时，各企业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慈善活动永远不会变成一门讲究精确的科学，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判断行为，是企业在对长期目标孜孜以求的过程中的一种信念。尽管如此，本文提出的观点和工具对于提高企业慈善活动的成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本文提出的方法能被广泛采纳的话，企业捐赠的模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捐赠的规模很有可能会提高，而创造出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更会急剧增加。企业对慈善活动的价值也会更具信心，也更愿长期投入。而且，他们能更有效的向所在社区传达自己的慈善战略。此外，他们选择捐助领域的理由也会一目了然，更易得到公众的理解，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捉摸不透。最后，捐赠企业和其他类型的捐赠人之间将会有更合理的分工，而企业则将在那些自己能够创造出独特价值的领域中承担一些工作。
慈善机构也会从中受益。他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更加稳定的公司资源流入非营利组织。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发展与企业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将有至于更好的利用营利组织的专长资源来实现社会目标。正如企业可以利用非营利组织的基础设施更具成本效益的实现其目标一样，非营利组织也可利用企业的商业基础设施获益。
对有些企业领导而言，这种新方式似乎过于利己了。他们可能会争论说，行善纯粹关乎良心，商业性的目标不应掺杂进来。在有些行业里，尤其是在那些容易引起公众争议的石化和医药行业里，这种观点根深蒂固，以致许多企业都建立了独立的慈善组织，完全把捐赠活动与商业活动分隔开来。然而，他们也因此放弃了为社会为自己创造更大价值的机会。以改善环境为己任的慈善活动并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变革来造福社会。毕竟，如果企业的慈善捐赠只关心自身利益，这些所谓的捐赠款就不应当归入“慈善性可抵扣税赋开支”之列，而且，这种慈善捐赠还可能会危及企业的声誉。
5.企业慈善捐款倡议书范本 篇五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无力去彻底改变他们的处境，我们无力去消除他们的贫穷。但是，作为充满爱心的人们，我们一定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点什么。也许我们的收入并不高，也许我们没有过多的存款，我们不能一次让所有的孩子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相比起那些慈善家，我们所能捐赠的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爱心却是一样的真诚。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冬至送温暖，捐衣献爱心”，您的爱将温暖远方的他们! 打开您的衣柜，看看有多少因款式欠佳、颜色不再鲜亮的衣服被您置于箱底不再穿着，却又弃之不舍。现在，它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来吧，用这些衣物，去温暖那寒风中一个个颤抖的身影!让我们行动起来，用我们的热情，让这个冬天充满温暖! 区区旧衣，仁爱不尽!或许您捐出的一件衣服，不足以让一户贫困人家，摆脱贫困的艰辛与无奈，但您弥足珍贵的爱心，一定能令那遥远身陷困境的一家人，感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带来的温暖与祝福;一定能感召身边的人，也像您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一定能激励我们更努力地凝聚社会上无数爱心人士的力量，共同构建一个爱心家园!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我们的温暖将通过它们传递，我们的真情将通过它们表达。在此，我们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捐一件衣物，献一片爱心!这个冬天，因为有爱，不再寒冷!我们真诚邀请充满爱心的您，与大家一同携手，给予韶关、揭阳、广西河池等贫困地区的群众一份关注、一份真情。让我们从捐赠衣物做起，捐赠一件衣服，奉献一份关爱。
6.企业慈善理念 篇六
——以福建永辉慈善超市为例
王伟 刘新玲1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 要：企业慈善超市的创办，突破了由政府或民间组织经营慈善超市的传统模式，在组织人力资源、物资来源、物品特点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在物资来源、市场化水平、物资变现能力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提出：通过构建相容性的慈善利益团体、拓展慈善物资来源渠道、优化制度环境、增强市场化运作水平等，不断促进企业慈善超市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慈善；永辉企业；永辉慈善超市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 Well），是由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它是“公益”与“市场”的结合物，其主要业务是接受、处理、销售市民们捐赠的旧物，用销售这些物资得到的善款为残疾人、失业者、新移民等兴办各种类型的福利工厂、职业培训机构和就业安置场所等[1]。因此，慈善超市的运作模式是借用“商业超市”的概念，为低收入家庭低价销售或免费发放捐赠物品的救助点。国内首家慈善超市于2003年在上海成立，是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办的“爱心慈善超市”。2004年，民政部先后两次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全国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希望通过这一捐助模式，加强对城市困难群众的经常性救助，并争取用一到两年时间，在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建立起布局合理、运作良好的“慈善超市”网络。如今，慈善超市基本上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起来。
一、国内慈善超市的现状简述
当前慈善超市作为社会救助的一类新型模式，在各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并基本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主要是各地民政局）或各地慈善总会、基金会、红十字会等为创办主体的慈善超市模式。而国内的多数慈善超市由于受到起步晚、发展不成熟、经营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约束，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共性的问题，如物资来源短缺、救助物资单
一、市场化运营不足、缺乏“造血”功能等[2]，这些困境已逐渐成为制约国内慈善超市发展的瓶颈。因此，当前国内慈善超市需要寻求有效的发展途径，探索多元化的运作模式。
本文认为，仅仅依靠政府部门和慈善组织主办或协办的慈善超市是不完善的，还需吸纳企业组织的参与，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企业成为慈善超市的经营主体，将是慈善超市发展模式的一大创新，因为这突破了由政府或慈善组织经营慈善超市的传统模式，开启了由企业经营慈善超市的新型模式。因此，本文将尝试分析一类企业主办并经营的慈善超市，即福建永辉慈善超市（国内首家由企业独立经营的慈善超市）。因此，希望通过探讨企业慈善超市的发展优势 作者简介：王伟，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研究生
刘新玲，福州大学人文社科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及其不足之处，为企业参与慈善提供一种思路，同时期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慈善超市的发展渠道和经营模式。
二、永辉慈善超市组织和运营特色
永辉慈善超市是由永辉集团（是一家以经营生鲜农产品为主，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为辅的民营商业零售企业集团）独立创办的慈善超市。2004年元旦，集团率先在鼓楼区兴办慈善连锁超市，慈善超市的定位是非营利性的。永辉慈善超市的创办，在组织人力资源、物资来源、物品特点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在物资来源、市场化水平、物资变现能力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永辉慈善超市的特色
作为国内首家由零售企业经营的慈善超市，它的创办和运作突破了由政府部门、民间机构主办或合办经营慈善超市的传统模式，开启了由企业经营慈善超市的新模式，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发展优势和特色。
1、从组织人力资源方面，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体、救助对象、功能特征等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经营主体方面，永辉慈善超市是由永辉企业发起主办的，它突破了由政府或慈善组织经营超市的传统模式，它的创办和运作开启了由企业经营慈善超市的新模式。国外的慈善超市，如“好意慈善事业组织”是由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其经营主体是没有政府参与的非政府组织。而国内的多数慈善超市的产生、起步以及发展也具有较强的政府色彩[3]。尽管上海的慈善超市是由上海慈善基金会这一民间组织，为探索慈善帮困之路而采取的新举措，但也是在当地政府、民政部门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从经营主体上与其他慈善超市的显著差异，是永辉慈善超市的一大特色。
第二，在救助对象方面，首先由福州市民政局向永辉企业提供城市低保户的名单，经过永辉集团的严格考察，核实后确定最终的救助户数。永辉慈善超市以发放爱心购物券的方式，让低收入群体凭借“永辉爱心卡”，直接到慈善超市领取超市提供的生活物品。每年向全市千余户特困户提供每户每月不低于50元额度的商品（春节、中秋节、国庆节所在月份另加50元购物券），仅2008年出资187.5万元救助2500户困难群体。其救助对象基本上是以鼓楼区为主，还有部分临近的县市的困难群体。
第三，在功能特征方面，永辉慈善超市具有以下的特点和功能:（1）它为贫困家庭提供了一种经常性的、人性化的互动救助平台，这比传统的、短暂性、单一性的被动慈善捐赠方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2）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调动社会的捐赠意识、培育社会慈善文化，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的优势;（3）它使慈善行为纳入到永辉企业的发展战略中，使企业慈善策略和经营发展的相互融合。
2、在物资来源方面，永辉慈善超市在企业独立维持超市运营的同时，也积极发动一些供应商为慈善超市提供商品，这是永辉慈善超市吸纳物资的显著特色。永辉企业鼓励供应商捐献商品或低价供应原料、商品，这些物资都会放到慈善超市来救助贫困家庭。虽然，几乎所有的供应商只在慈善超市开张之时象征性地捐献一些存货。但这毕竟是永辉吸纳物资来源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慈善超市“单打一”的尴尬局面。
3、在物品特点方面，与其他慈善超市广泛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获得社会物品不同，永辉慈善超市的物品，基本上是永辉百货公司自己加工生产的“轩辉” 牌产品。这与永辉百货公司的商品一样，但价格要相对低一点。而且这些物品也基本上都是生活必需品，如：米、面、油、水杯、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食物。这与其他慈善超市接受社会捐赠的“二手”、“闲置”的旧物品相比，标有“轩辉”牌产品，必然是永辉慈善超市的特色所在。
（二）永辉慈善超市发展的瓶颈
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永辉慈善超市，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差距集中体现在物资来源、市场化水平、物资变现能力等方面，这是永辉慈善超市发展的瓶颈所在。
首先，超市物资供应具有单一性特征，永辉慈善超市基本没有接受社会捐赠。虽然永辉加强了与社会接触，以此来吸纳社会的参与和捐助。如发动一些供应商企业捐献物品、建立永辉爱心捐助网站和热线。但社会上捐赠的人很少，其捐赠物品的义卖只有100多元。可见，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并不高、社会参与率非常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慈善捐赠网络。所以相比国内其他主体经营的慈善超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吸纳社会物资，永辉慈善超市基本是依靠企业独立支撑，物资来源具有单一性，这是永辉慈善超市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缺陷。
其次，在运作模式、市场化水平方面，永辉慈善超市的市场化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正处于直接的，一次性救助模式的阶段。而且只是对救助群体开放，不允许市民进去购物，根本没有“市场”的经营理念。尽管永辉慈善超市也把接受的捐增物品不定期的进行义卖，若没有用于义卖，则直接捐赠给受助者。但其救助方式基本上还只是让低收入群体凭借“永辉爱心卡”直接到超市领取生活物品。所以永辉慈善超市目前还只是一个类似于传统“救助站”的形式，这不但偏离国外慈善超市的发展流程，而且与国内发达地区的慈善超市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最后，永辉慈善超市缺乏自身“造血”功能，无法实现两次救助的目的。美国的“爱心超市”的目的是非赢利的，但它的经营过程却是严格按照赢利的模式去做，只不过将所有赢利的钱再回馈给社区困难家庭[5]。市场化运作模式可以实现两次救助：即让低收入者购买到超低价的生活必需品，变现的资金又能救助更困难的家庭[4]。但永辉慈善超市，由于面临物资捐赠的有限性，市场化水平低等社会现实，其救助模式基本上是单一性的直接救助模式。而永辉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似乎偏离了慈善与市场相结合的运作脉络，其发展进程也是难以实现“造血”和持久运营的终极目标。
三、应对措施
由于永辉慈善超市面临着物资来源单一性、市场化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永辉慈善超市，处于仅仅依靠企业独自支撑和维持运营的尴尬境地。如果这种困境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解决，必将造成运作模式低层次，加重企业的负担，甚至出现“关门”的局面。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其困境。
1、构建相容性的慈善利益团体、增强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挖掘社会资源，使慈善物资来源多元化。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把集体利益分为相容性的、排他性的。相容性的集体利益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利益主体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根据集体利益的两分法，奥尔森把各种各样的集团也相应的分为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团，他认为相容性的利益集团碰到的是“做蛋糕”的问题，要把“蛋糕”做大总是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6]。借用上述奥尔森的观点，我们认为，经营永辉慈善超市是造福于福建市民的，这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也要靠全社会的努力和积极参与，共同协助。慈善超市的利益主体应该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等等。要探索、发展以“政府引导，慈善组织或企业主导，社会团体，个人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的合作型模式。慈善超市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其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即需要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支撑，更需要构建相容性的慈善利益团体。因此，形成稳固而持久的慈善捐赠群体和社会力量是解决慈善物资短缺的有效方式。
2、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慈善制度环境，激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参与慈善事业，营造积极的慈善效应。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认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7]。目前我国在慈善方面优惠政策还没有达到国外的层次，还缺乏有效的慈善制度和慈善环境，而作为完善慈善制度的有效方式之——税收优惠政策，必然要首先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强化。去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计算在应纳税所得额内。这使公益捐赠免税比例从3%提高到12%，这在客观上为慈善超市的发展营造了积极的慈善效应。
3、遵循市场化运作模式，增强捐赠物资的变现能力，实现超市的自我“造血”功能。慈善超市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慈善事业的一种尝试。但永辉慈善超市整体水平是低层次的，在物品变现、“造血”功能上是严重缺乏的，要做好慈善超市的市场化，笔者建议应该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慈善超市本身也要讲究“成本—收益”的经营理念，要遵循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市场原则。如鼓励社会大众、团体组织的捐赠，使物资来源多元化以此来改变永辉企业“单打一”的局面，逐渐过渡到“前店后厂”模式；其次，慈善超市要对全体市民开放，允许市民充分购物，通过价格机制或政策引导与其他赢利超市平等竞争，以此来实现慈善超市的“变现”能力；再次，慈善超市要社区化运营,即把慈善超市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以社区为基础，把捐助者、社会中介组织与受益人结合成为一个慈善网络，最大限度地满足慈善超市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韩全永，2004，《如何经营管理“慈善超市”》，《社区》,2004年第6期 [2] 王先进.《当前我国慈善超市的特点与困境》，《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3] 高功敬，2006，《慈善超市的运作模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4] 刘柯，2005，《慈善超市悄然兴起》，《今日中国》2005第5期 [5] 谢卡佳，2004，《Thrift Shop—美国社区的“爱心超市” 》，《社区》2004第4-7期 [6] 李雪萍、陈伟东，2006，《社区慈善超市:慈善为本,市场为径》，《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7.美国企业家慈善之路 篇七
一场捐善革命
盖茨和巴菲特的目标, 是掀起一场捐善革命。根据最近的数字, 美国的捐善款项, 以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 在2007年达到3140亿美元, 创造了历史记录, 是当年美国GDP的2.3%。2008年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 善款大减, 但仍然超过了3076亿美元, 为当年GDP的2.2%.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 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更不用说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果盖茨和巴菲特的预定目标实现, 美国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有本质性的提高。
我们不妨把这一义举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过去50年 (截至到2008年) , 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50%, 美国的人均捐善则增加了190%, 超过人均GDP的增长。有统计显示, 70—80%的美国家庭从事捐善活动, 平均每个家庭的年捐善额超过1000美元。当然, 联邦政府对捐善有种种税收上的鼓励。每捐1000美元, 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联邦税。这虽然还远达不到捐款的数量, 但联邦为此每年的免税总额达到1424亿美元 (2002年的水平) 。不过, 联邦的数据还显示, 只有1/3的纳税人为了捐款而申请相应的免税。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 很少为捐款特别填报税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过12万美元的家庭, 也只有40%为此申请相应的免税。可见, 免税并非捐款的动机。
可见, 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 而是渗透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文化。这样的财富文化, 在西方传统中有两大来源。首先, 基督教中有着"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信条, 对财富不仅不信任, 而且经常谴责。在经历了中世纪商业革命的欧洲城市, 工商集团往往为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粟。于是, 把钱拿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 则成了必要的解脱之道。同时, 当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岛, 以共和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这种共和主义, 强调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公民社会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发达, 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 仅仅依靠家庭纽带远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 国家机器尚处于未熟状态, 许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教会、行会、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承担起社会管理之职。
在二十世纪开始时, 8%的美国家庭控制了全国3/4的财富。美国自建国起, 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会, 有着强烈的平等精神, 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比欧洲小得多, 其均富的程度曾让托克维尔赞叹不已。如此巨大的贫富不均, 自然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 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财富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财富是否还有正当性?
“卡耐基社会达尔文主义”
卡耐基也许是这代富人中最为典型的一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世界首富, 也不仅仅因为他生前把自己的财产全捐干净, 更在于他所总结的一整套财富的哲学。第一, 他认为他的所有财富都是自己从当童工起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没有任何亏心之处, 政府也没有理由打他的主意。
他所信奉的, 是被后人称为的“卡内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优胜劣汰的社会巨变中, 只有他这样的人能够把握住机会。他的胜出是必然的。与其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谴责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 不如多想想如何使用这些财富。第二, 正因为他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 他认为大家的起跑点越接近越好:没有人应该富裕地死去。这样死的人, 没有人会为之唱歌。富人应该在生前把财富捐干净, 为那些没有条件的人提供成功的条件。在他的捐助中, 大学和图书馆是最为优先的项目, 中间的是大会堂、音乐厅等等, 教堂则列在最后, 甚至还不如游泳池重要。
在卡耐基这一代人手上, 慈善和捐善开始被区分开来。查查英汉字典就知道, 这两个词的中译都是“慈善”, 很难看出什么区分。西谚说:“给一个人一条鱼, 你可以让他吃饱一天;教他捕鱼技术, 则会保证他一辈子的温饱。”慈善是给他一条鱼, 捐善则是教他怎么捕鱼。慈善与捐善之别, 使得一系列的基金会应运而生。这些基金会按照大企业的模式建立, 有职业经理、信托人委员会, 并按时制作年度报告, 并有政府的章程许可等等。一句话, 这些基金会都是瞄准具体的社会问题, 然后以企业式的效率来资助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 卡内基最后资助成立的“卡耐基纽约基金会”, 连卡内基的遗孀的请求也可以礼貌地拒绝。捐善不是心血来潮的施舍, 而成为一种庄严的公共信托, 在运营中并不能完全以财主的意志为转移。
即使如此, 这一代企业家和慈善家依然受到社会的攻击。有人称他们不过是在自己脑满肠肥后向穷人扔些面包渣而已。如果有公平的分配方式, 他们根本不可能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更有人说, 这些资本家不仅生产物质财富, 还生产意识形态。他们要通过这些基金会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 防卫过度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和文化。
在这种压力下, 捐善就越来越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 不断接受公共的监督。1915年, 由总统任命的特派小组走遍全国, 采访了数百名工人和包括洛克菲勒、摩根、卡耐基在内的大亨, 听取各方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见证。在此之前, 即1913年, 国会通过了第十六修正案, 容许联邦政府对人们的收入征税, 虽然一直到1932年之前, 联邦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引起了税收革命, 美国大部分人开始直接向联邦纳税。1950年, 国会对美国传统上免税的基金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到了1954年, 联邦的税政中对慈善组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并禁止这些组织参与政治活动。1969年的税务改革法案又对什么是慈善组织、什么是免税标准进行了更细致的规范。个人的慈善行为, 已经完全被公共领域的规则所制约。
盖茨和巴菲特们的捐善活动, 继承了卡耐基一代的精神, 但却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开的。他们比起卡耐基一代来, 显然有更多的后知之明。他们知道, 他们赶上了高科技革命的大时代。虽然他们象卡耐基那代人一样, 面对时代的挑战不辱使命, 但他们的财富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 而非英雄造时势之结果。坐在时代赠与的财富上, 自然有责任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回馈时代。更重要的是, 要使美国社会永远能够有效地回应时代的挑战, 永远能够造就他们这样的成功者, 就必须不断地把财富重新分配, 免于落入世袭社会的陷阱。对他们来说, 捐善已经不是一种私德, 而是一种公共责任。
8.企业慈善理念 篇八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屈服于西方武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受西方老师欺骗，其中包括为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笼统词句及其西方赋义所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是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多此类的幻想。”当代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接受《说服力》刊物记者采访，在谈及国家软实力问题时说：“政府能够通过某种宣传手段增进人们对其政治理想和文化的理解……此类活动能够增强软实力。但是政府无法宣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没能实现民主和人权等理想，仅仅通过无线电波推销它们是不够的。人们在做广告的时候，必须拥有可供出售的优质产品。”所以，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社会价值观生成的模式和实践。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及其价值观都离不开自身历史和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是举世皆知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唯一幸存至今的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体系，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实际特有的国情，与此同时，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从人们耳熟能详的观念中选择出来的，一共三个层面十二条范畴，其中国家层面价值取向的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价值取向的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条范畴价值取向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条都具足其它十一条。这样，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种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富强”价值取向列于十二条范畴价值取向之首，可见其重要性，因此值得首先谈谈。
“富强”，可以简要地解释为富足而强盛。从世界历史上看，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富强模式。“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明·佚名《增广贤文》）观察当代“富强”问题，应该以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欧洲国家如英、法、德等是怎样富强起来的呢？一句话，对内，榨取民众；对外，持起军力，掠夺弱国。以英国为例，“圈地运动”是资本积累的国内手段，这是“羊吃人运动”。这个运动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历时四百年之久。新贵族用暴力大规模掠夺农民土地，侵占公地，赶走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把掠夺所得的土地开辟为养羊的牧场，以适应英国呢绒工业的迅速发展之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又通过立法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迫使农民流离失所。19世纪上半叶，自耕农被最终消灭。对外，英国自18世纪末叶，开始侵略非洲大片土地，在亚洲侵略了印度、锡兰、缅甸等国家，也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资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法国等国也同英国一样竞相向外扩张。美利坚合众国独立不久即急不可耐地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掠夺。英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经是“日不落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富强国家”，傲视全球，然而国内贫富不均，对外争端不断。结果，“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最终衰落。
20世纪，美国自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持续多年。2001年美国发生轰动世界的丑闻，安然公司（曾被评为全球500强美国第七名金融公司）因欺诈丑闻被曝光，其股价从每股70美元最后跌到不足一美元。2007年初，美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表面上看是“次贷危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但其深层原因是道德危机，一些金融家见利忘义，无视道德责任，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美国被媒体称为当代最富强的国家。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但其消耗却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且浪费严重，大约27%的可消费食品被弃为垃圾。然而美国政府和居民靠借贷消费。2008年美国政府累计债务高达65.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多，并超过了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美国居民的高消费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换言之，都是寅吃卯粮。美国实行过度刺激消费的货币政策，用低利率货币来刺激消费，造成美国人的超前消费。美国政府和居民借债过日子，可见美国的“富强”是一种虚假富强。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市场经济。在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出现是源于社会分工。当代，市场经济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生存发展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物质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的自私自利性。曾记否，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第一次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注意供需平衡来做好资源分配。不久，他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指出，如果市场缺少道德，市场将会出现危机。道德是市场上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西方资本家只想疯狂赚钱，不要道德。这是舍本逐末，因此许多企业公司好景不长。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成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美国正是如此。美国的“富强”是畸形发展的富强。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学教授约翰·格瑞在他的《异教：反对进步及其他假象》一书中说：“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所谓的收益很多来自对人类产生更大害处而非益处的领域，例如美国永远有利可图的工业是军事防御、能源、产业化农业、加工食品和人工制药。”“公司的资产和影响控制了选举的过程、媒体的清廉、大学的课程表和事业的判断。同时，民主程序要为选举做广告，所以它小心谨慎地屈服于公司游说者的经济势力，诸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澳大利亚治疗器械管理局等权力机构越来越被视为富有实力的公司的殷勤奴仆。”他还指出，“公司为了私利，通过自己掌控的人力、经济、科学市场和政府的资源，动员了越来越大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沉迷于恶食品、恶医药，迷恋于掠夺性的商业过程，而忽视那些使自己陷于无知和损害自己健康的势力。”
作为美国“富强”代表的高科技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然而全球居民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昂贵的，不仅是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之类的困扰，还有诸如核技术和基因工程的不当使用、心脑等人体器官移植、网络安全、国际性犯罪、安乐死伦理等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科技不是万能，科技也有弊病，科技也留下很多严重的后遗症。高科技如果没有伦理、道德做基础，它是害多于利。高科技需要道德的驾驭和护航。美国文化是功利性的，美国人是以物为本，以发展工具为本，以斗为贵。以竞争出效益、求发展，能极大地刺激人们的自利劣根性，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道德滑坡。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文化误导下，普遍忽视了人文教育，忽视了伦理道德，过分地看重工商、科技、经济上的发展，以竞争、斗争出效益，导致对立、冲突不断。孟子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中国在明、清两代大多数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其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一。对外方面，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在将近30年的7次航海中没有建立殖民地，从未侵占他国一寸土地，而是帮助当地人民提升农业、工艺和各项技术，促进文化交流，给各国带去友谊和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曾保障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治久安。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思想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时发展的思想，即“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汉·王符《潜夫论·务本》）中国圣贤们反复强调民生的重要性，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以正学为基”就是以中国的圣贤教育为基础。有“本”有“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协调发展。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几项原则。第一，倡导节俭。“务本节用，财无极”（致力于根本，节约用度，财会无边）（《荀子·成相》），“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第二，主张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礼记·中庸》讲“义者，宜也”，《孟子·离娄上》讲“义，人之正路也”，朱熹注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指利益、功利。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孟子讲仁义，而反对谈利。他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大略》）“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只是应当“先义而后利”。（《荀子·王霸》）“以义制利”（《荀子·正论》）。他们之间观点虽有些微差别，但总的趋向是兼顾义利。重义，但不忽视利，关键是处理两者关系时，应以义制利。讲功利要有道德底线。译成现代话来说，“利”字本身是中性词，看是利己还是利他。利他或自利利他是仁义，只利己不利他是不仁义。人人都能自利利他，社会就和谐了。富强要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第三，重视德与财的关系。《大学》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性是根本，财富是枝末。倘若将根本当作外，将枝末当作内，民众就会互相争夺。因此，财富聚集在君主手中，百姓就会流散；财富疏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集在君主身边。）第四，谨严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大学》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增加财富有条重要原则：生产的商品多，增长速度快，比居民消费的要多。生产得多，消费得相对少一点。这样，经济增长速度快一点，但消费增长相对慢一点。这样财富就会永远充足了。有德行的人用财富去完善品行，没有德性的人用生命去积累财富。没有在上位的人好仁而在下位的人不去好义的。没有好义的人而完不成自己的事业的。）这里的道理是，消费不能超过生产的产品的增长，这是保证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能学美国那样借债过日子，寅吃卯粮，超前消费。与其同时，制度是由人来驾驭的，因此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是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首先要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从资本构成上讲，有国有资本、外资资本和私有资本等三种。这三类企业从资本运营上讲，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并为此展开竞争。民间私人企业的劳资是雇佣关系。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有一些民间企业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导，弘扬了儒商精神，特别是老板同员工一起学习和实践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企业办成和谐大家庭，老板和员工由雇佣关系转化为亲情关系。职务有高下，但职务不妨碍平等，平等也不妨碍职务，相互尊敬、合作。家是什么？是讲伦理的地方，讲付出的地方，讲仁爱、慈悲的地方。《大学》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所以君子首先要慎重修养好德性。有了德性才能拥有民众，有了民众才能拥有土地，有了土地才能拥有财富，有了财富才能利益大众。《大学》一书是二千五百年前所撰写，其时是农耕社会，土地是主要财富。）企业分配原则是实行按劳和按需相结合。按需是企业设立慈善救助基金，其救助对象包括员工本人及其父母妻儿。不少企业正在筹建养老院和子弟学校，使员工及其父母“老有所终”，使员工子女“幼有所长”。在企业的管理上，企业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以中国圣贤教诲为根本指导思想，有选择地采用西方的有益的方法手段，这样的结合是“道”与“术”的结合，又契理又契机。这些民间企业新模式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方向。这些企业家是先行者，他们会“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民间企业办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和谐大家庭，今后还需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比如善于接纳多元化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确立同现代人才团队相适应的员工持股机制、会员加盟机制、分配机制、创业机制、创新机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与其同时，更需要政府为新企业模式创造良性氛围，有国家的战略引导、完善法规等等。
西方和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是不同的。西方人着重功利，中国人注重道义。为什么中国人讲道义？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使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万物一体”，因此生发出胸怀宽阔、仁人爱物乃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善理念，即慈悲之善的理念。儒家的《论语·学而》讲“泛爱众，而亲仁”。“泛”是广泛的意思。“泛爱众”是爱护一切众生。“仁”是会意字，两个人，有我有他，我和他是一体，自他不二。不过，这一切众生是指一切人，并扩大到动物，爱人也爱动物。《孟子·梁惠王上》讲“今恩足以及禽兽”。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兼”字，古代是“总体”之意。儒家主张“泛爱”意为善遍地爱一切人；墨子主张“兼爱”意为首先要爱人类之总体。《庄子·齐物论》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存，万物和我合为一体），比儒家和墨家较为清晰地表述了人类与万物的一体观。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将“一体观”具体化，讲“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先秦诸子百家大多讲做人之道，教人爱人爱物。认识到人与人是一体，人类与万物一体，就懂得仁爱。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儒家提出了“忠恕”原则。《论语·里仁》讲，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孔子以“忠恕”作为达到“仁”的必由之路。“忠”这个字是“中”“心”，就是心要正、要中，不能有偏，不能有邪。忠心就是一心，是真诚、恭敬到极处。古人说“为臣尽忠，为子尽孝。”这是天理之常，人伦之本。忠孝不能分，“忠臣出于孝门”。孝是天理之常，人伦之本；忠是做人的大道理。《孟子·梁惠王上》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所谓“推己及人”，从而“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苟富贵，勿相忘”，中国人对“财”的看法是，财是用来帮助社会中苦难的人的。有道义的人，只取所需，自己生活节俭，多余的财富都帮助别人，自己“欲不可纵”。慈善家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懂得了尽忠尽孝的道理，怎样落实呢？儒家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的“格”是纠正，格除物欲。“致知”就是获求真实智慧。但是要“格物”，必须有反省自己的觉悟，《论语·颜渊》讲“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的弟子曾参每天从三个方面自我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反省就是放下自私自利，多想大众的利益，就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真正地仁人爱物。中国人的仁爱、慈悲的慈善理念和情怀是中国和谐进而中国富强的精神基石，再进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