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共9篇)
1.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篇一
试论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
概括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统一性和矛盾,分析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总结了一些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有效模式,包括政区合署模式、协调机构模式、保护与扶贫相结合模式、经济上双赢模式和公众参与模式.
作 者:吴小敏 徐海根 蒋明康 刘鲁君 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42刊 名:农村生态环境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RURAL ECO-ENVIRONMENT年,卷(期):18(2)分类号:X36 S759.9关键词:自然保护区 社区 协调发展 对策 有效模式
2.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篇二
关键词:超临界机组,AGC,自动发电控制,预测控制,协调控制
1. 引言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燃煤发电机组, 由于其没有汽包动态特性更为复杂, 在给水、汽温和负荷控制回路之间存在着很强的非线性耦合, 其被控对象具有多变量、强耦合、非线性、变参数的特点, 与亚临界汽包炉相比在协调控制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因此, 应对超临界机组的协调控制策略进行必要的研究, 这对机组的安全运行和节能降耗有着深远的意义。
2. 机组协调控制策略
单元机组协调控制系统 (简称CCS) 是指通过控制回路协调汽轮机和锅炉的工作状态, 同时对锅炉和汽轮机的自动控制系统发出指令, 以快速响应负荷的变化, 并尽可能发挥机组的调频调峰能力, 同时稳定运行参数。对于超临界机组来说, 其基本任务是:当机组负荷指令发生变化时, 协调汽轮机的进汽量、锅炉的燃料量、风量和给水流量, 使机组的发电功率能快速响应负荷指令的变化, 并使机组的主要运行参数保持稳定。目前, 火力发电厂的协调控制系统采用的控制策略主要运行方式包括:汽机跟随方式、锅炉跟随方式、以汽机跟随为基础的协调控制方式、以锅炉跟随为基础的协调控制方式。采用汽机跟随方式运行的机组, 机组汽压波动小, 但由于未利用锅炉蓄热, 功率变化大, 负荷的适应性较差;而采用锅炉跟随方式运行的机组, 能充分利用锅炉蓄热, 机组能较快地适应电网负荷要求, 但主汽压力波动较大。大多数超临界机组除部分因系统控制难度较大、为避免安全性问题而采用汽机跟随方式为基础的协同控制系统外, 大多数均采用以锅炉跟随方式为基础的协调控制系统。
锅炉主控控制方案大致分为基于锅炉热功率的多模型预测控制和自适应内模特性补偿部分。火电机组的协调控制系统主要以控制机前压力为目标, 一般采取保持机组运行参数的稳定作为控制目标, 其实质是维持锅炉燃烧所提供的能量与汽机耗能之间的平衡;但保持机组运行参数的稳定实质上是一种间接的能量平衡, 显然它的控制品质没有以直接维持能量平衡的控制方法好。图1采取直接基于单元机组锅炉与汽机之间能量平衡关系进行设计, 采用主蒸汽流量及主蒸汽焓值的函数NS=f (D, H) 作为表征锅炉做功能力的“热功率”信号, 并通过多台机组现场试验及物理计算, 建立了在机组负荷调整范围内高、中、低三个工况点上的锅炉“热功率”与风、水、煤及锅炉状态之间的实时非线性模型, 形成多模型预测控制器。当系统运行在某一工况点附近的时, 由于系统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系统仍能获得满意的控制品质。当系统工况发生较大变化时, 根据对当前运行工况的判断, 通过一定切换策略切换到相应的控制器, 使系统较快地恢复平衡, 以系统对动态响应的鲁棒性要求。采用自适应内模特性补偿技术, 对锅炉被控对象进行动态特性的补偿, 使补偿后的主汽压力等效被控对象具有较小的滞后和惯性, 从而使整个锅炉主控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快的动态响应, 这对大滞后对象控制是十分有利的。
3. 超临界机组协调控制被控过程特性试验和建模分析
对于超临界机组的协调控制, 往往是通过协调调整锅炉燃料量及给水流量共同维持锅炉主汽压力和中间点温度 (分离器入口温度或出口温度或其他点的温度, 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 , 目前的控制方案较好地协调了锅炉燃料量和给水流量之间的关系, 使超临界机组AGC的最大负荷升降速率达2.0%Pe/min左右, 主汽压力的最大动态偏差基本在0.8Mpa之内, 但仍有改进的余地, 如:对于常规的协调控制方案, 锅炉的负荷指令BM, 目前主要是依据主汽压力的反馈PID控制+功率指令的PD前馈控制获得, 可采用更加先进的控制策略如:预测控制策略等来进一步提升AGC的负荷升降速率并减小主汽压力的波动, 这也是本项目需要研究的内容。设计先进合理的超临界机组协调控制系统, 需要掌握协调控制系统被控对象的动态特性。
在580MW的负荷点上, 分别进行了燃料量、给水流量、汽机阀门开度 (DEH流量指令) 、的扰动试验, 根据试验数据拟合各扰动对负荷数学模型。燃料量先从213.35t/h逐步减少到201.55t/h, 负荷从584.07MW经过一定的延迟后逐步下降到554.96MW, 待负荷稳定后, 燃料量再增加到214.24t/h。给水流量从1750.66t/h逐步增加到1835.74t/h, 负荷从583.53MW经过一定的延迟后逐步上升到598.56MW, 待负荷稳定后, 给水流量再下降到1744.20t/h。汽机阀门开度从88.96%逐步减小到86.00%, 负荷从584.49MW迅速下降到567.94MW后逐步上升到584.49MW, 待负荷稳定后, 汽机阀门开度再开大到89.0%。
4. 先进AGC协调控制方案的实施及仿真
基于预测控制策略的AGC协调控制方案, 针对超临界机组采用独立于DCS系统的INFIT-300M优化控制装置, 它以SIE-MENS S7-300系列PLC为硬件载体, 与DCS间采用硬接线方式, 并作为一个扩充的分散处理单元融入到整个DCS系统中。并与华能太仓电厂超临界机组的动态模型构成闭环, 进行半实物 (控制器为真实, 对象为模型) 的仿真试验, 并与目前在DCS中实现的常规优化控制方案进行性能比较。
5. 结论
3.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篇三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协调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 S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18-77-2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东南部的金阳县境内,地处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是盆周边缘立地区与川西南山地立地区分界地段,保护区是以林麝及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区。成立于1999年,2000年经凉山州人民政府批准,晋升为州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1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1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边缘金阳县境内,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03°04′30″~103°26′06″,北纬27°48′28″~27°57′36″之间,总面积25597.4公顷。自然保护区最高海拔为4076.5米的狮子山,最低海拔为1350米,在金阳河与尼依达沟的交汇处,相对高差达2726.5米。保护区东邻金阳县高峰乡、谷德乡,南界金阳县红峰乡、尔觉西乡、执柯觉乡,西接金阳县依莫合乡、丝窝乡、丙底乡、依达乡,北与昭觉县、雷波县接壤,南北长达17公里,东西宽达35公里。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长江中上游重要水源涵养林区,林业用地面积为17830.0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3992.2公顷,疏林地面积376.1公顷,灌木林地6887.4公顷,未成林造林地334.2公顷,无林地6240.1公顷,蓄积量为299133立方米,非林业用地7767.4公顷。保护区内有乔木树种76科85属357种,有草本植物127科462属823种;有脊椎动物326种,其中两栖类2目8科17种,爬行动物2目7科16种,鸟类15目40科215种,兽类分属8目26科78种。保护区内有国家I级保护动物金雕、林麝等4种,有国家Ⅱ级保护动物30种。保护区内湿地总面积900公顷。
2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现状与措施
2.1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自保护区建立以来,保护区管理部门利用“爱鸟周”、“野生动物宣传月”、“三下乡”等活动,采取广播、电视、报刊、宣传碑、标语、宣传画册等多种方式,在全县,特别是保护区周边社区多次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增强了周边社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自然环境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让更多的人们积极参与和支持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护工作。
2.2 加强管理,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采取分工负责、分片承包、责任到人的方式,对保护区的多种资源进行全面保护和监督管理,保护了野生动植物资源,控制了水土流失,维持了生态平衡。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对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进行综合检查,极大地扼制了在保护区内毁林开荒、滥占林地、私自改变林地用途、随意挖沙、采石、取土等损毁行为的发生,有效地保护了资源。
2.3 强化日常巡护工作及病虫害防治
在保护区内坚持实行森林资源日常巡护、森林防火的巡查制度,并对核心区域采取重点防范,加强巡护力度,禁止一切破坏行为发生,在防火期内,对重点部位、路段实行死看死守,杜绝一切野外用火行为。同时,结合巡护工作,按照要求开展了森林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
2.4 严格执法,加强保护力度
保护区管理局成立了森林派出所,加强了执法和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通过宣传和及时查处违法案件,使保护区内乱砍滥伐、毁林开荒、采矿、狩猎、捕鱼、挖药等不法行为得到基本控制。
3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几年的努力,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也逐步走上了正轨,管理能力和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自然保护区的在保护野生动植物、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逐渐发挥出来。但是,自然保护区在保护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3.1 自然保护区基础建设薄弱,管理水平不高
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保护区内许多必需的基础设施无法开工建设,开展保护工作的设备也比较欠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普遍需要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由此,使得保护区开展保护和综合管理的能力还比较差。
3.2 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还存在矛盾,不利于社区共管和共同发展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居住的群众较多,又处于偏远贫穷的高寒山区,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都较差,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依靠程度较高,这就和保护区的保护政策相抵触,产生矛盾,给保护工作带来难以解决的困难。另外,保护区还有相当数量的林地、林木是集体所有,按《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禁止对区内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但又不能给予合理的补偿,现在又面临“林改”,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3.3 乡(镇)政府及村组社区的参与度不高
由于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开展保护区工作的投入严重不足,只保护而不能合理利用,对当地社会经济没有促进作用,使得当地政府、村组社区及村民对保护工作不关心、消极应付,甚至出难题,没有自觉参与的意识和主人公意识,保护工作仅靠保护区几十名职工的力量是远远不够。
4 对百草坡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保护区的设立和发展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增强保护区与社区共同发展的意识,努力促进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新局面。
4.1 加强宣传,强化管理endprint
继续加强保护区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抓好小学、中学及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并通过抓典型、树先进,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热爱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保护区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是直接造福于全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公益事业;要提高认识,把保护区建设纳入地方发展计划,真正把自然保护区当作是保护自然资源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来认识、来建设、来发展。
4.2 理顺社区关系,搞好协调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七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爱护自然保护区内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自然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控告。在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时,要妥善处理好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切实重视和加强社区共管工作,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帮助推广节能炉、灶及沼气池建设,使周边社区群众自愿参与到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之中来,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4.3 提供和推广科学技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应当根据社区村民生产、生活及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促进参与和利益共享,发展自然保护区产业,提高社区村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社区的经济发展了,居民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就会降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一过程中,保护区要利用自身掌握的林业等方面的科学技术,逐步改变社区村民落后的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生活习惯,一方面通过宣传发动、教育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引导和帮助社区村民走上发展产业、壮大经济之路;另一方面积极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争取优惠政策,予以拉动和扶持,为自然保护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如规模种植生态、经济兼用的优良树种,圈养家畜、家禽等。
4.4 增加投入,合理开发自然资源
保护区内有奇山秀景、宁静的蓝天白云、辽阔的湿地风光、神奇的燕子洞和10万亩索玛花海等自然景观。在今后的建设中不但要精心保护,更要加大投入,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健康有序地发展生态旅游业。当然要在不影响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保护对象的前提下进行,也可以招商引资与专业的旅游机构共同开发。还可以在实验及边缘区开展一些其他的经营活动,有利于缓和社区矛盾,带动社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为自然保护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
4.5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保护管理能力
为了全面、有效地搞好保护区的各项工作,提升保护区的形象,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修炼内功。一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保护区内的硬件设施按照总体规划,逐步开展建设,既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较为完备的条件,也为社区经济建设提供较好的发展环境;二是要购置开展保护工作所必需的装备、设备,以提高保护效率;三是要有计划地对保护区职工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保护队伍的综合保护管理能力;四是积极创造条件与上级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以本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考查和研究。同时,要在日常的工作中收集和积累大量的业务及专项资料数据,建立较为完整的保护区档案库。
4.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篇四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至少可得出两点启示:一是人类必须搞清楚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二是人类应该努力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成为可能。目前全球存在的人与自然的问题:人口问题(人类自身问题)、资源问题(自然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相当突出.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它们构成矛盾的统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由此构成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生态环境则是大自然的有机整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生态环境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又是构成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和发展枢纽。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继之而来的是粮食、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直接冲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破坏主要体现于物种灭绝、植物破坏、土地退化等自然破坏。九十年代初,一名著名专家经过考证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欧洲是先破坏,再保护;美国是破坏了一半,保护了一半;中国是正在破坏之外。因此,协调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售点问题。人与自然达到高度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导向。只有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才能围绕“以人为本”原则,促进良性的生态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形成,实现整体协调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世界性公害。由于自然资源非正常利用,异生型人工自然物的大量滋生,干扰了自然生态的正常演化,破坏了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其中:“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酸雨危害”,已成为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的三大突出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造成这一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四个方面不可忽视:一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有限;二是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不够;三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地区利益、集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代替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四是价值偏见。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只注意到眼前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自然永存的内在价值,为了满足眼前局部的利益,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以至危及人类的持续发展。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双方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由自然脱胎而来,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越来越密切。人与自然之间客观上形成的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必然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自觉地接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同样要自觉地接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促进自然与社会的稳定和同步进化,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对这两种“作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特别是自然对人的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极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失衡。此外,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然规律,恰当地把握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地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如果在对自然界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尚未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一定层次上的某种联系尚未把握住的情况下,改造自然,其结果要么自然内部的平衡被破坏,要么人类社会的平衡被破坏,要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因而受自然的报复也就在所难免。恩格斯曾就此告诫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还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沙漠为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5.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篇五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广东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东省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而,促进和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寻求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和谐广东的客观要求。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体系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应该包括四个层次。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发展目标,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目标群的集合,即是一个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发展观念上。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观念将得到彻底转变,城乡发展得到同样重视,由以往偏重城市的发展转向城市与农村并重,工业与农业并举,使城乡发展首先能够在发展观念上实现有机的融合和对接,不再区分谁主谁次、谁重谁轻。
工作机制上。系统梳理涉农部门面向农村的职能,对缺位的工作职能进行补充和延伸,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疏通职能延伸的工作渠道,健全职能延伸的工作体系。在城乡衔接、对接、融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上下工夫,建立健全和完善城乡无缝对接、有效衔接、相互融合的工作机制,逐渐打破城乡分割、城乡分立的工作体系,实现城市与农村工作的有机协调。财政投入上。转变以往的理财观念和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力度,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扩大涉农资金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强度。
主要发展指标上。例如,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社保水平、医保水平等指标基本向城市居民看齐,力争使城乡发展差距比保持在合理的空间,并不断向国际公认的1.5:1的水平看齐。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判断标准
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已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可以从经济发展、村镇建设、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四个方面来衡量。统筹城乡发展虽然是一个动态、长期的发展目标,但城乡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已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需要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或标志,这个标准或标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
经济发展。通过农民自身经营或参与产业化经营,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农村生产和经营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以工业化的理念组织农业生产,以商品化的理念经营农产品。
村镇建设。村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卫生建设有较大改观,力争使城乡规划全覆盖到各村镇,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在规划的指导下进行村镇科学、有序建设,大幅度提高村镇建设水平。
生活水平。虽然城市和农村作为不同的地域单元依然存在,但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农民家庭收支、居住条件、消费水平基本接近或向城市居民水平靠拢。
文明程度。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民素质有较大提升,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文明建设有极大提高的同时,努力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水平。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
统筹考虑城乡空间布局,形成分工明确、梯度有序、开放互通的城乡空间结构体系,使城市和农村在规划上实现“无缝对接”。
统筹城乡发展规划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城乡一体的规划理念和思想。勇于打破城乡分割、城乡分立的发展局面,使城市与农村有机地融合在规划理念的设计中,彼此不再区分谁主谁次、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从我省区域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统筹考虑城乡空间布局,形成分工明确、梯度有序、开放互通的城乡空间结构体系,使城市和农村在规划上实现“无缝对接”。以“全域广东”的理念强化规划的龙头地位和基础作用。整体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努力构建城市与农村和谐相融的新型城乡形态。致力于打破城乡界限,实行城乡一体的规划设计,从土地利用到产业布局,从社会事业发展到生态环境建设,都由城市延伸、拓展、细化到每个镇村,实现规划的全覆盖。
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实现园区互动。制定城乡一体的工业布局规划,重点整合镇、村分散的工业开发区,按照区域和园区性质,重新调整、归并为工业集中发展区,发挥园区的集约效应;为更好地发挥我省国家级开发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实现园区之间的互动,即国家级开发区因为土地和劳动力等因素要在异地扩大产能的话,最好在东西两翼或山区县的其他小工业开发区或集聚区内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以大开发区带动和促进中小工业集聚区的发展。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倡导和树立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以商业化的手段经营农产品。按照工业化大生产、大流通的思路来经营和组织农业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将传统农业改造、提升为现代农业。
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建设。坚持以水环境治理、污染治理、农田整理、村庄整治、农村绿化为重点,推进新一轮村庄整治建设;加强农村河涌整治,保护水体安全,把河涌建设成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景观带。加强农村新型
社区建设。遵循“因地制宜、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稳步推进”的原则,科学规划农村新型社区,引导农民尽量往中心镇、中心村集中;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流转补偿和有偿退出机制,通过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创新农村宅基地供应方式;因地制宜地分别采取拆迁新建、整理改建、环境整治、迁村移民等模式,整治旧宅基地。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推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把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来抓,努力缓解农村学校师资紧缺问题;建立城乡一体的教育体系,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城乡教师交流、城乡学校“结对子”工程。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合理确定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使城乡青少年得到质量比较均衡的基础教育;制定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任教的工资、职称评定、待遇等优惠政策;关心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进一步扩大低收入家庭子女免费就学的范围。
统筹城乡卫生服务进一步加大城市卫生支援农村镇村卫生的工作力度。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城市医院与农村镇村卫生院结成对子开展定点帮扶,以城市医院和镇卫生院签订协议的形式明确任务,突出技术帮扶为主,以派技术骨干挂职、定期派医疗队指导、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医疗行政管理等形式给予帮扶,不断增强镇村卫生院(站)的服务能力。加大投入,提高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和保健水平。加强镇村医院软硬件建设。
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全面完善农民就业服务体系。积极实施就业培训,把对农民就业管理与培训纳入劳动培训体系中,使农民获得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统一城乡就业登记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性规定,为促进农民就业创造良好条件。降低创业基金门槛,鼓励城市近郊农民兴办集体经济或观光农业、餐饮服务、文化休闲事业,利用地方山水特色,打造特色旅游。在鼓励农民兴办农家乐餐饮服务、文化休闲等产业中,政府要提供低息的小额贷款,支持农民创业。
6.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篇六
知识网络
采集渔猎时代:崇拜自然
人地关系的历史回顾农业文明时期:改造自然
工业文明时期:征服自然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
直面环境问题
获取物质和能量 排放废弃物
资源短缺
环境问题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
城市地区:环境污染严重 乡村地区:生态破坏较多
环境问题的表现发达国家:能源消耗多,废弃物排放多 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内涵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
公平性原则
遵循原则持续性原则
共同性原则 庞大的人口压力
面临的挑战严重的资源短缺
深刻的环境危机
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21世纪议程
工业生产:清洁生产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实践
7.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篇七
(1)人类传统的自然观指导下的实践造成的环境问题表明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从原始社会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的自然观念,逐渐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亦或自然灾难),面对种种危机,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自然观,开始探寻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由此又产生了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观。但它只是从泛伦理而非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抹杀了人与自然的主客分离的现实差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把某些破坏生态环境平衡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视为不道德的,不是因为这些行为侵害了自然的道德利益,而是这些行为侵害了其他人利益以及后代人享受良好生存环境的权利。面对人类发展中的种种困惑,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2)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然选择。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直以来都无视环境与自然保护问题,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之路,过度使用自然资源,造成自然生态自我补给失灵,导致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这都对人类世界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当前的发展还应当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应该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3)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不断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作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
2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正确的生态自然观。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时期面对如何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问题得出的科学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指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人与自然应当是和谐的可持续的。这一理论正确反映了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以学科发展观为指导,用辩证法的眼光去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对矛盾,只有承认其对立性,才能去发掘其中的统一性,进而构建和谐的自然观,人们在利用自然环境谋求发展之时,应认识和尊重环境和资源的价值,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环境,而不能超越自然的限度,把握好适度原则。(下转第50页)(上接第20页)
(2)正确处理好人类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与合理保护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盲目开发,就会造成自然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以及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把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要坚持资源利用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深化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向集约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就是要推进制度创新,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政府协调机制,统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区域性问题;是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节约资源、保护资源的意识,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加大政府的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市场和计划作为市场经济的两种重要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由于市场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国民环保理念的淡薄,很难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与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的偏差,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导致了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象日显。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为,加大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并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使全体国民逐渐形成良好的环保意识,以共同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4)加强环境立法、构建完善的环保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也离不开法治,通过环境立法对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标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尽管我国已进行了环境保护的系列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部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制定的,有些规定明显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能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相关环境立法的进程,尽快构建起比较完善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5)严格环境责任制度,建立新型环境保护机制。在法治理念下,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为都应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以保障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环境保护领域,亦应如此,针对严重的危害环境的行为,在立法时应注意进行适当的利益配置,加大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在环境保护的执法与司法领域,应突破现有的诉讼机制的限制,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社会任何个体成员,对重大环境违法行为以诉权,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素红.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实现途径.求索,2009(3).
[2]林红梅.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3]蔡守秋.深化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http://www.chinalaw edu.com/news/2005/3/ma882116133118350024864.html.2011-9-18.
8.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篇八
关键词:新理念;协调发展;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全国各地城镇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目前正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15年1月20日,中国经济网北京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即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当前,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能够更好地带动全方位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全国各地亟需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分析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探索新形势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一、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目前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从2013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城镇化率排名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城镇化率达到86.30%、88.02%,沿海地区的广东省、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67.76%、62.96%,而相当一部分省份城镇化率不到50%,区域间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状况,根据《福建统计年鉴2013》数据分析,在福州、泉州、漳州24县市城镇化率排行中,共有8个县市城镇化率超过50%,其中泉州占了6个,泉州的石狮市、晋江市城镇化率已达到75.9%、61.5%,福州的永泰县、闽清县仅有36%、35%。由于存在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不利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沿海地区与内地山区之间城镇化发展差距较大,城镇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大部分的城镇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城市数量不仅偏少,而且规模也普遍偏小,加上城市之间、城镇之间的互相联系不够,人才、信息和资金交流缺乏畅通的渠道,导致城镇体系缺乏集体合力,影响经济综合实力和城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
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问题的成因相当复杂,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协调等众多因素,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建立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推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造成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政策性因素。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后,地处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通过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的举措,加快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较快。地处山区的区域在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约束下,大多数农民主要在农村从事种养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大, 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三、以协调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9.中国的人力资本与地区协调发展 篇九
内容提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协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 地区协调发展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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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亦被称为人力资源,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是通过投资于卫生、教育等方面而形成的。在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实物资本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对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人力资本对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然后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影响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且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假以时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上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是在假设资本收益递减的前提下做出的。劳动者人均拥有资本量较少的国家,其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战后几十年来,人们看到的是不断扩大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1985~1995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0.4%,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9%。
为了说明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相关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均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所罗门・法布里坎特(Fabricant,Soloman)估计,1889~1957年,美国国内私人经济总产出年平均增长3.5%,而其全部投入年均仅增长1.7%,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1919~1957年,前者年均增长3.1%,后者年均仅增长1%,两者相差3.1个百分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导致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的原因,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二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舒尔茨估计,1929~1959年,教育收益占余值增长率(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国民资源(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3/10~1/2。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英、西北欧9国1950~1962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
1970年,麦迪逊(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在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基础上,“有效的”劳动供给(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1)就业增长;(2)劳动者素质的变化;(3)劳动者年龄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5%。1972年,纳德里(Nadiri)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123,P124)。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由生产中的专业化知识积累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溢出”效应;研究发展部门的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促进作用;正规教育开发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将产生“内生效应”。
经济快速增长是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基础。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落后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人力资本影响地区竞争优势的构造,因而影响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形成
根据传统的区际分工理论,区域分工决定于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的区际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一个地区,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则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自然资源丰富,则专注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若资本要素富裕,则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现实世界中,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了很多的区域分工现象。如一些劳动力充沛、劳动成本低的国家,成衣生产和电器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金属冶炼及压延产业比较发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区际分工现象越来越多。如一些缺少铁矿的国家,钢铁工业却很发达;一些原本缺少资本的国家,造船、汽车等行业却日渐壮大。
事实上,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区际分工日益决定于区域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在市场区隔、成本差异、产品差异、技术差异、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和产业成长环境等基础上形成的竞争能力。根据迈克尔・波特关于区域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理论,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如下4个条件:(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及支持性产业的表现;(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而政府对以上4个方面均可施加影响。在波特的理论中,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
显然,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人力资本是影响区际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1.人力资本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形成、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形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前提,但是仅有自然资源,而无相应的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各类人才,资源密集型产业便难以形成,即使在特定的背景下得以形成,也难以在逐步开放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2.人力资本影响产业运行的成本,从而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作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及其掌握生产技术的娴熟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的竞争力。在劳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素质越高,产业的竞争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3.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从而影响新产业的形成。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通常基于既有的生产要素构成和市场需求结构,但又不完全如此。一方面,生产要素构成可以改变,
如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结构也可以改变,如通过创新,在日益细化的产品市场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果一个地区有着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那么,这个地区便有可能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从而改变整个的区域分工格局。
(三)人力资本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贫困人口多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典型特征之一,而教育和健康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地说,贫穷国家是教育设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也是成人识字率有限的国家。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之外,1995年,男性成人文盲率达37%,女性成人文盲率达55%;而在高收入国家,成人文盲率不足5%;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教育支出只及发达国家水平的10%。(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61和P63~67)。
一般来说,贫穷国家也是人口营养和健康状况差的国家。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Dasgupta)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福利与贫困研究》中认为,低收入是营养不良的原因,而营养不良又是低收入的原因,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缺乏维生素A、碘和铁而导致的残废、死亡和生产率的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NP的5%。
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投资于教育、健康,将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结核病控制项目上投资2亿美元,那么,由于治疗病人成本的减少和生产率的增加,经济收益将达到7.5亿美元以上。(A・P・Thirwall,《增长与发展》(中文版),P74)。
(四)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急剧耗损和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行动纲领。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但并不否定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事实上,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必须以较快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然而,这种增长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无限制破坏为代价,其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惟如此,人力资本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意味着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或者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这无疑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二、中国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的差异及其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本涉及到劳动者数量、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诸多方面,鉴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文只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进行区际比较。这些方面包括劳动力资源总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等。
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区际差异。测量劳动力资源总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不同的年龄界限有不同的结果;在年龄界限既定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年龄界限之外的人口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少年打工和老年反聘)和年龄界限之内的人口不能参加劳动的情况(如学生、军人)。为简单起见,本文以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人口的年龄界限,认为界限之外的人口不参加劳动,界限之内的人口均可参加劳动。以此为标准,则东部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5198万,占全国的40.5%;中部为28931万,占32.3%;西部为24399万人,占27.2%。应该说,东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均很丰富。从劳动参与水平来看,各地区均有大量的劳动资源有待动员,但相对来说,西部地区可动员的空间要小一些。见表1。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劳动参与率超过80%的省区,西部有两个,中部也有两个,而东部没有。
要准确地反映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必须将劳动资源总量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考虑。因为,同样的劳动资源量,用于开发不同的资源时,将显现出不同的丰裕或紧缺程度。由于自然资源种类繁多,包括耕地、森林、矿脉、海洋、湖泊等,这些资源又性质各异,很难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测度,本文权且以耕地面积作为测度自然资源丰寡的代行指标。由此,本文构造了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它等于劳动力资源总量与耕地面积之比。东中西部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的比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劳动力相对丰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劳动相对丰裕程度为12.7人/公顷,而中西部地区不到8人/公顷,东部高于中西部60.8%。另外,数据显示,劳动相对富裕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其次为北京市和广东省;劳动相对丰裕程度最低的地区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表1 东中西部劳动力资源的比较
注:a劳动力资源为~64岁的人口量,耕地面积为1995年数字。在计算中假设年的耕地面积与1995年相同。
2.人力资本质量的区际比较。
人力资本质量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甚至劳动者的敬业精神等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选了若干反映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指标进行区际比较(见表2和表3)。在营养状况方面,本文选择了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作为代行指标,以比较区域间的差距。考虑到物价水平对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还计算了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价值量构成(由于数据方面原因,本文没有计算农民的食品消费价值量构成)(用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表示),以反映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差异。一般地说,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之比越低,居民的食品消费构成越具有营养价值,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粮食消费比重越高,肉、蛋、奶等副食类产品的消费比重越低,食物消费中的营养成份越低。
表2 东中西部人力资本质量的比较之一
表3 东中西部人力资本质量的比较之二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整体上说,东部的人力资本质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表现在:(1)西部的文盲率最高,高于东部2.8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2.91个百分点。在西部12个省区,有6个省区的文盲率超过10%。文盲率最高的省区为西藏,超过30%;(2)东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和高中及中专人口占人口的比重高于中部,更高于西部。东部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人口超过中部1110人,超
过西部1515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34.5%和53.8%;每10万人中高中及中专人口超过中部1713人,超过西部3783人,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15.5%和42.0%;(3)东部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均为最高,前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810.9元和614.8元,高出49.3%和33.4%;后者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252.2元和324.7元,高出63.5%和100.1%;东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和西部,分别低3.3和1.8个百分点。如果将中部与西部相比,则可以发现:(1)就城镇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差于西部,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中部,另一方面西部城镇居民粮食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之比低于中部;(2)就农村居民营养状况而言,中部好于西部。
3.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区际比较。
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医疗卫生设施、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等。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现阶段,东部的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又次之。从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来看,由于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又由于“科教兴国”战略正在全国实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别不是太大。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方面的差异,本文比较了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和床位数的地区差别。无疑,这些指标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表4 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比较
注:a为数。
从表4可以看出,东部人均教育经费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其差额分别为176元(与中部比)和191元(与西部比),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84.6%和99.0%。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外,全国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省区为东部的浙江省,达409元;人均教育经费最低的省区为西部的贵州省,为117元,浙江是贵州的3.5倍。东中西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比较接近,东部为17人,中部和西部均为16人;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东部略多于中部和西部,多于中部2张,多于西部4张。除京、津、沪外,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最多的是东部的辽宁省,为45张;最少的是贵州省,为17张;辽宁是贵州的2.6倍。
总的来说,东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别不甚明显。
(二)人力资本差异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1.影响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是地区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近代以来,中国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为平衡地区发展,对内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改革开放之初,地区之间的差别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根据相关的国际比较,中国的地区差距已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情况之一。
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中西部诸省区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东部省区。虽然,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投入,但是,与东部省区相比,中西部诸省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19、2000年和,中、西部各省区GDP平均增长速度均低于东部的平均水平。
表5 近年来东中西部的GDP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注:a全国平均GDP增长速度为各省区增长速度的平均值,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别。
如前所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决定于实物资本的投入,还决定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与实物资本投入差别有关,也与人力资本投入差别有关。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最高,但其GDP增长速度最低;2000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3.45个百分点,但其GDP投资增长率却低于东部1.76个百分点。东中西部GDP增长率的差别部分地可以由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低于东部来解释。
2.影响地区合理的产业布局的形成。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耕地、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8%;西部天然气资源储量占全国的60%,煤炭资源占76%,铁矿资源占52%,锰矿资源占93.3%,铜矿资源占60~73%。中西部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未必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国外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将会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对中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构成威胁。只有显著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才能保证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不至于丧失,也才能在保持既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中西部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牧业是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阶段,农牧业在中西部也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2000年,中西部地区尚由69.0%人口主要依赖于农牧业生存;这一水平比东部地区高15.1个百分点。显然,稳定、发展、繁荣中西部的农牧业对于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入世之后,中国的传统农业和畜牧业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现在国外廉价的农副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已经显现。改造传统农牧业,是提高中西部农牧业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根据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的观点,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而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说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那么,这种差距更多体现在农村人力资源投入的差别上。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将影响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改造。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一些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际资本也越来越关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外部资本的进入,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劳动成本低,2000年,中部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东部的64.0%,西部为东部的71.5%。中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对外部资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区域产业竞争力不仅决定于劳动成本,还决定于劳动生产率。低的劳动成本只有与高的生产率相结合,才能产生强的竞争力。因此,外部资本能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成本。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于东部地区,有可能降低中西
部地区引进外资的能力。
3.影响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改革初期,中国有农村贫困人口2.5亿。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3.4%。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等8省市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以下,基本上消灭了极端贫困。河北、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的贫困发生率在2%到5%之间,这12个省区基本上摆脱了贫困。另外11个省区的贫困发生率仍在5%以上,其中黑龙江、山西、内蒙、陕西、甘肃、云南、新疆在5%到10%之间,西藏、贵州、青海、宁夏在10%以上。导致贫困的因素有多种,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人力资本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国定贫困县的文盲率、半文盲率高达1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2个百分点;国定贫困县只有9.1%的劳动者参加过培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对国定贫困县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户主的学历为大专的农户比户主学历为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户成为非贫困户的可能性会增加12%到1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P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人力资本不足,一方面影响了当地资源有效与合理的开发,另一方面也阻断了贫困人口外出打工、挣钱糊口之路。
4.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目前,中国的生态问题已十分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其中西部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左右,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万平方公里。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已达135万平方公里,其中,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三化”面积已达90%。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在威胁着中国的长远发展。另外,中国也是自然资源颇为不丰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耕地只有44%,人均森林面积只有17%。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为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国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了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造林绿化;在广大西部地区,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将对中国的生态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必须解决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为那里的人民开创一条生存和发展之路。为此,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然而,资金投入必须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人力资源的不足不利于中西部地区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不利于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合理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人力资本的概念被泊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各地纷纷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区”的口号,加大了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然而,应该看到,目前,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深化。表现在:(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依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各地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工业项目,搞有望留名青史的“形象工程”。而由于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项目见效慢,且效益不易测度,各地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往往只停留在政策宣传的层面上。各地均制订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如教育规划、下岗职工培训计划等),然而由于投入不足,这些规划往往只能得到部分执行,有些规划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2)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地区往往只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在广大农村,改革前建立的合作医疗系统基本上荡然无存,传染病防疫体系也因为投入不足而陷于瘫痪状态。事实上,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3)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 恢厥痈呒度瞬诺呐嘌???蛔⒅厥视萌瞬诺呐嘌?恢恢厥悠胀教???蛔⒅刂耙到逃?恢恢厥诱?娼逃???恢厥痈髦中问降姆钦?娼逃?#?)在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视居民消费在拉动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视居民消费对于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居民的消费支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满足消费偏好而丝毫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一类是提高生产能力而丝毫不去满足消费偏好的支出,还有一类是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效果的支出。大多数有关的活动显然属于第三类支出。如,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更宽敞的住房便不仅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而且还是劳动力资源质量提高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根据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实在的(effective)和有效的(efficient)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达到2.79%。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1980~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平均为4.9%。其中,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发展中国家从3.8%上升至4.1%。
目前,人均GN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3年,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都应该继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
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财力也不尽相同,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发挥平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资源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中。2000年,东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1663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35元和617元,不足东部水平的1/2;东部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为319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44元和149元,也不足东部水平的1/2。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
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较多,影响了国民整体素
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保证每个公民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利用信贷手段,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价值,甚至具有更高的价值。遗憾的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情况更是如此。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中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还贷期限为8年,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而是因为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以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
(四)正确处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有限,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为有限。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有关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既缺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更缺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适用性人才,包括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
西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如青海80%的人才集中在西宁市,甘肃88%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集中在兰州市,四川成都的人才总量高出甘孜、阿坝、凉山3个州人才总量4倍多。在行业分布上,西部人才过于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其数量占西部人才总量的80%左右,而全国平均只有59.5%。在事业单位中,西部人才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西部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3%,而农业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8.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各省普遍需要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例如云南,大量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及职业技术资格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总需求的40%左右;对初级工的需求占20%左右;对高级工的需求达到29%以上。
无疑,中西部地区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应将进行大众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重视大众教育,不仅是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起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在发达地区就业。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国家层面上看,优化了劳动资源的配置;但是,若从区域层次上看,则无疑是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流失。对于教育资源本不富余的落后地区而言,发展大众教育,更符合实际需要,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效能。
(五)促进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创造宽松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大量的东部人才资源配置了到中西部广大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人才集聚地区,如西安、成都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力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和市场在其中作用的增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工资差别的扩大,和沿海地区的不断繁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停滞,中西部地区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
要改变“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趋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1)中央政府要制订切实可行的鼓励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献身落后地区发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又能受到社会的尊重。(2)地方政府既要为各类人才(包括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之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也要为各类人才的子女教育创造优良的条件,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3)从长远角度考虑,必须进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同档次人才的收入在地区之间达到大体上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东去”的问题。
落后地区一方面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的剩余劳动力。促进落后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地区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不仅能够增加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还可以通过劳动资源的再配置、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扩大人力资本总量。由于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种种障碍,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须尽快建立宽松的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以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六)适度开放教育市场,引进外部资金,增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教育是无比巨大的市场。据统计,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5000多万名教师,10亿多学生和成千上万个教育机构,公共教育经费逾1万亿美元;1995年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超过了270多亿美元,20估计为800多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教育与科技优势,意欲不断进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然而,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对之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教育市场开放的态度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承诺。除一些特殊领域(党校、军校、警校)和义务教育外,中国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均许可外方为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并承诺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
发达国家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输出教育产业的愿望比较强烈。中国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教育市场开发方面,步伐可以比东部快一些。
当然,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教育市场开放,不仅应是对国际资本的开放,而且也应是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民间资本也可成为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七)增加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中西部农村
的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据卫生部2000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1993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2000年,西部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仅为东部水平的2/3,中部地区的支出甚至不足东部的1/2,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九十年代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华夏出版社,1991年。
〔2〕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
〔3〕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中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4〕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
〔5〕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学习辅导讲座)》,人民出版社,2000年。
〔6〕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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