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弊端（通用8篇）
1.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篇一
中国的教育弊端
中国现在还没有作好崛起的准备zt
一、”要像爱中华民族那样爱大和民族”
据中文导报报道，今年8月21日到8月29日中国第二批247名高中生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他们被安排住在普通百姓家中，还参加了由日本外务省举办的“日中交流漫画展”等活动。在访日活动期间，日方一位人员曾经这样发问：“通过这次访日，有谁想上日本来留学？” 当时就有4名中国高中生登上了讲台。一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女同学说：“来到日本，我深深被大和民族的精神所吸引，今后要像热爱中华民族一样热爱大和民族。”当她说到这里时，引起在场的中国高中生的共鸣，场内响起一阵掌声。
教师节来临，本不想对我们可爱的教育工作者说点不中听的。可几天前的这个插曲让我感到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里我不想重提我们中华民族在与“日本”这个岛国所做过的惊心动魄的生死纠缠后是怎样脱离正常轨迹，沦落为落后国家的；也不想重提日本是怎样对中国预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最后才由“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一下子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也不想以南京大屠杀的特殊事例来解读日本民族性的本源；更不想以“烽火连绵起，仇杀未有期”来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毕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民族，不应该从别人的不足中去获取欣慰；也不该通过对别人弱点的指责而掩饰自己的不足；更不该因为某种不必要的虚荣而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现状的不合理性强作辩解！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强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不断地反省和改革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国家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只有在改革中，才能使腐朽尽荡而万物更新；兴廉反腐并激浊扬清；国法严明而天下归心，政通人和致使百废俱兴！童言无欺，中国高中生在日本的讲话宣告了一个某些人不愿正视的问题：中国教育彻底失败！
二、中国的教育投资让人脸红
众所周知，美国的强大自然得力于他对教育的极度重视，为弥补她在理科教育的不足，她不惜重金收留各国理科方面的杰出的人才。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腾飞，成为经济发达的强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非常重视教育，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投资的多寡是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根本体现，是这个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根本标志。正因为日本特别重视教育，因此也特别重视教育
投资。战后日本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是7.2%左右。这个比率，与美国不相上下，略低于英国的7.5%。
而中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只有 2%！加上国民收入本来就不很高，其绝对值实在让人脸红！
毋庸置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问题。以教育最成功的美国为例，80年代的一篇《国家处于危险中》的文章在美国大陆掀起了20世纪的第二次教育改革。针对自己教育体系中的重文轻理的问题，美国下上了大力气狠抓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从80年代中期开始增设了教育部，之后不定期地召开各州州长峰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可见教育是每一个强国的立国之本，兴亡之途。
教育不仅深刻地作用着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是否应该认真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如果说这批访日高中生所受到这样的一种教育实在是个人和民族的悲哀，那么在中国落后地区的几百万辍学者的命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国家浩浩荡荡的“希望工程”每年国家的拨款才一千万元，加上民间的筹款也不过一个亿，平均到每个中国人手里才只有几分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结果，真正受益的人只是他们中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
我们不妨和象牙宝塔之上的清华、北大的情况作一个比较，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尽管北大、清华所得到的资金已经高于一般院校了，国家还另外多增加三年累计拨款36亿的“外快”，尽管得到如此巨款的两校教师可以没完没了地公款旅游和大吃大喝；尽管校方可以一掷百万来聘请名不副实的外籍教授；尽管他们的出国学生数量还远远比不上一个不拿国家一分钱的民间学校“新东方”；尽管他们未的出国学生中的大多数也是流入了外企去“曲线救国”。。但北大校长许智宏还是宣扬：国家的这点钱对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还－远－远－不－够！是的，若要和政府部门公款吃喝的6000亿相比，清华、北大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贫穷的庄稼汉的大腿上仅仅拔掉了一根汗毛而已！
三、没有弱智的孩子，只有弱智的教育
相对于联邦政府将财政收入的4.4%、各州也有33.2%的税收用于教育的美国，中国的只有2%的财政用于教育也许只是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近来接二连三的中小学教课书事件更是让人一头雾水了。
我们知道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感情，是调整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柱。不管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还是雄心勃勃的日本一直重视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美国的爱国主义重点在培养美国精神、树立国民的自尊自信自豪感、培养好公民以及润物无声的渗透式教育方法最具时代特点。美国一直通过宗教信仰渗透、大众传媒渗透、节日庆典活动渗透、生活环境渗透等社会性爱国主义教育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重要的是，从幼儿园到第十二学年的家庭、州史、美国史、公民或世界文化、世界史、美国政治等课程内容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让美国精神及爱国理念随之沁人心脾。“历史科”是美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授美国精神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们美国人》向中学生讲述了美国的起源、发展和强大，增强中学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信心和使命感。
与修改和平宪法同一手法，日本教育部正开始检讨修改教育方针，要以灌输“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来恢复战前教育，培养孩童的爱国心。今年年初日本教育部特地增加了道德教育的教学费用。与此同时，日本教育部首次在各个小学，中学发布一本称为“心之教育”的国家规定教材。内容包含了灌输“精忠报国，以国为重”的思想。对于日本政府这个“强国”教育方针，一些有历史学者都忧心忡忡。他们指出：“这将是日本回复战前思想，主张提倡战前‘一亿人民一条心’的开始。”
无独有偶，中国上海也为中国学生改写了一本“忘掉过去，梦想未来”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J.P.摩根、比尔·盖兹、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美国太空船、日本子弹列车都出现在新版教材的显着位置，教材教材中甚至包括有一篇讨论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课文。这本新版的历史教材删去了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和南京大屠杀这些内容。更荒唐的是，教材还跳过了一些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秦始皇、改朝换代的著名起义、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一些解说旧风俗和服饰的无聊文章和某个人物的“三个代表”。最令人气愤的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毛泽东只是在解说降半旗的礼仪时才被提及！
身为新版教材的作者之一的周春生说，新历史课本“并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政治宣传”，而是为了反映教育思想上的改变。他说：“我们写课本并没有政治动机。是为了让历史研究更加主流化。”
一本中国的“爱国主义”教材不去进行培养中国精神，不去树立青少年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反而去迎合外国人的“主流化”？！可见中国没有弱智的孩子，只有弱智的教育！
四、人欲横流 物欲横流
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社会群体腐败，国家精神颓废，人欲横流，物欲横流。
“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在各种利益的熏陶下，各种狗屁不通的“首席专家”、“社会精英”粉墨登场，当代教师爷们不仅思想浅薄而且还人格匮乏，更可怕的是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一个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其父是企业老板，为了买通关节，请客和送礼达七万之巨。尤其那些不得志的教师，他们打学生的主意是那样的露骨和肉麻，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的居然主动相约遇上麻烦的学生上门“谈谈”，学生自然不能空手登门。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的导力下，中国的高等学历文凭令人堪忧，一些大学为了功利，乱送头衔，导致“博士、教授”严重泛滥和贬值；知识分子自然丧失了学术和学者应有的尊严。当今的硕士博士都是“关系户”居多，真正硬来硬的人寥寥无几，来点“感情投资”已成“导师作风”。
在积极响应“一切向钱看”市场的号召下，以及在“玩一把就死”哲学口号的倡导下，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同时对社会绑款族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而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能够随叫随到和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已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更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耳迪：中国大学园“众生相”）。
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正如男生常常抱怨那样：漂亮的嬲不上，嬲上的不漂亮。如此一来，男生的失落、不满、愤怒、叛逆就不足为奇了，时下常能看到的是他们半死不活地唱着：“我的心－－心太软－太软－太软。。”
医院为了提高收入就实行承包制，各科室都有硬性指标，完成有奖，否则严罚。各个科室为了完成指标，开大处方、收红包、吃回扣、增加各种隐性收入，乱收费就是这样来的！而医院往往每年都提高各个科室的经济指标，这样更进一步加剧各个科室的乱收费。而完成指标给医院领导和卫生局就很长面子。卫生局又从医院强行拿走医院大部分收入。这样，医院利润越高，卫生局就获得更大利益，而医院更大利润就只能是患者买单。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还有，许多领导干部门诊就诊、住院不要钱，医院拖欠的太多了，只能是老百姓买单。如今抱怨或声讨天使变魔鬼也只能一泄大伙心中的怒火，至于根本问题并不在这些“白衣魔鬼”们。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不解决，何谈崛起？！
五、结论
一个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的凝聚力，除领袖人物以身作则外，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 就是曾经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牧羊守节的苏武、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武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和民族的脊梁。正是有了他们和他们代表的民族精神，我中华民族才有“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才有我中华儿女雄赳赳气昂昂披挂出征，横扫美国为首的一十六国联合国军以云山、长津湖、平壤和汉城。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岂能为迎合“主流”而丢掉？！
一个国家能否强大就在于当政者能否雷厉风行、旗帜鲜明地顺从民意、改革弊端；以身作则、赏罚分明；废除特权、以民为天。新中国禁毒禁娼也就用了一夜的时间；日本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也就用了35年的时间；俄国彼得大帝从变法到成为强国也只用了21年的时间；在崛起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民族精神的爆发和激荡、经济的成倍增长、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并未有明显的以上征兆，看来中国并没有作好崛起的准备！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更不乏那些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的仁人志士。只要我们敢于拨乱反正、勇于改革，以民为重，官为轻；以责为重，以权为轻；以德为重，以名为轻；以国为重，以家为轻；克己奉公、甘于奉献，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民。卧薪尝胆、简政强军，就一定能重铸中华民族的鼎盛和辉煌，中国一定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
永不言败！
2.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篇二
关键词：水环境检测,问题,对策
我国水环境保护的标准自从创立到现在, 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水环境保护体系。这套体系主要是由水环境监测方法、质量标准、评价标准以及污水排放标准等组成。我国的水环境检测对于我国的水环境保护和治理起到的很大的作用,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 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改善和提高我国的水环境监测, 我们有必要分析其不足以求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
1 水环境监测问题
1.1 不满足环境预警相关要求
为了达到对水质的全自动检测, 我国主要是通过水环境监督预警系统以及高科的帮助下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科学预警是凭借环境的利用空间和承载能力, 就是水文和气象特征下影响的变化监测。要想达到这种目标就需要保障高效率的运行模式。目前我国的水环境检测其实相对国外来说是很不完善的, 而且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同时相关责任部门推诿各自的职责, 这就造成检测所得的信息不是特别的准确。因此, 对待水环境检测, 一定要选特定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污染状况, 这样有利于为预警带来有价值的数据。
1.2 无法适应监测分析形式以及水环境情况
目前, 水资源, 这也是它的监测标准分析方法并没有逐项废水监测的要求, 也没有达到标准化的监测和分析的最低要求的监测过程中。现在, 在它推出近百项目污染物控制排污和水环境质量的要求, 但是, 不支持目前的分析方法。我国的应急检测很难达到对污染事故的及时判断和准确分析, 主要是由于我国在重点控制八项水污染中, 不仅速度慢, 而且分析方法和模式也比较的单一。
1.3 不统一的监测体系管理
由于多个部门, 从而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 再加上特定区域范围内过分强调对水资源的管理, 缺乏考虑整个流域的利益, 没有充分的理解流域管理的概念。假如能够保障水资源的监管系统能够长期发展, 并且实现区域控制和流域控制的整合, 分河段、流域以及不同水利工程在经济中的影响程度的大小, 来统一管理的任务和权限, 从而使权利、利益、义务达到协调和统一。
1.4 较少的水环境评价和监测指标
水污染的排放标准和水环境的质量标准时水环境监测工作的两大依据, 它的标准限值和监测项目为水资源监测体系提供了导向和依据。地表水环境的质量标准有四项, 分别是饮用水水源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以及基本项目。事实上, 地表水环境的质量标准项目在全国渠道、水库、运河、湖泊等地表水域中都非常适用;以饮用水水源补充项目以及特定项目作为项目补充指标, 并用相应水资源的监测指标来评价水质很显然是不够充分的。
2 水环境监测问题解决对策
过去几年在我国相关部门努力工作下, 我国的水资源监测系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这种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依然是很明显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解决水资源环境在监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 这种方法同样能够提高水资源的质量。
2.1 加大水环境预测研究的力度
目前, 由于没有系统化的水资源预测和分析系统, 水环境监测能够采用的方法就是水质监测和水污染控制。自从水环境开始监测到现在,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当然其中的大部分数据都没有利用。分析水环境监测的数据以及实验的结果, 来预测水环境, 这种分析涵盖了不同流域和不同季节的变化给水资源带来影响的相关因素。水资源监测主要就是提供良好的水资源服务, 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对水利和水质监测的基础上来达到的。
2.2 实验室工作的推进
现阶段, 为了达到全国自行监测的目标。流域结构需要建立新的实验室, 或者流域结构与相关监测机构建立一个共同的实验室, 这样有利于扩大监测的范围。现阶段要建立一种分级的监测体系, 这种分级的划分要依据法规和责任。从而有利于加强各水域分区的监测任务。更有利于推动功能区的团结合作, 实现各部分之间的优势互补。使资源和技术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 重点监测重点区域水污染的源头, 从而保障水环境检测体系的贯彻和实施。
2.3 水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深化
水资源监测的目标就是监测水的质量, 水资源的管理的落实主要是依据准确而可靠的水质监测数据。水资源监测的重点是加强质量上的管理, , 监测组织质控系统的完善是基础, 监测体系基本的单元是质量控制体系要素, 体系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依据便是质量控制系统实现文件化, 依据它可以规范实验室中分析的工作, 同时评判人员的行为是否达标。职能人员的责任和分工不明确是影响环境监测不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因此, 首先要明确他们的职能和责任, 确保每人都能落实各自的责任。同时各个相关部门也要通力合作, 从而使得监测数据拥有公信力和科学性, 为水资源的预警、评价、监督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
3 结语
我国还有一些相对落后的城市还没有建立水资源监测系统, 而那些建立的城市也是系统不完善, 存在很大的漏洞。如果水资源问题解决不好, 将会给我国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扰。因此我国亟待建立和完善水资源监测体系。
参考文献
[1]张震南.试论我国环境监测技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2013, (22) :137.
[2]何大伟, 陈静生.我国水环境管理的现状与展望[J].1998.
3.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篇三
关键词：大众化 民办高校 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96-02
随着这些年来教育部门大力支持民办高校的治学，民办高校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诸多法案的陆续公布，民办高校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经济的进步也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1 现阶段民办高校管理的思想、目标和原则
1.1 管理的思想与目标
无论是实际教学亦或是理论研究当中，教育工作者都号召学生了解到自己才是教育的主人。一个学校的管理并不单纯地由教师进行，其中也要有学生的参与。由于新世纪的到来，教育机构想要更好地生存，只有更新自己的管理理念，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为了有效加强民办学校的管理，管理者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重点。首先，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应当是管理工作的基础，不仅要有法律作为后盾，还要制定好相关战略规划。其次，国家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政府应当予以民办教育更多的空间，更大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也要考虑民办机构发展的困难并予以帮助。最后，学校应当设立合理的目标，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改进自己的办学方式，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1.2 更加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原则
对于教育行政的管理细则，有关各方设定了详细的标准。首先要保证的是符合法律要求，教育人员有权利，更要为权利承担责任。其次要确保公平公正，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确保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增加教育机构的效益。学校要更好地开展管理，首先要确立准确的发展方针，无论是公版或是民办学校，都应当积极响应党的政策，并在不断与同类学校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办学质量[1]。其次要保持建校最初的公益目标，热心帮助上学困难学生解决学费问题。一个学校办学不仅要保证一定的经济效益，还要保证有社会效益。
2 现阶段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管理机制的问题
2.1 社会方面
由于民办高校的出现仅仅是近几年的时间内，社会群众对民办高校的了解还不够。因此，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宣传，因此也很少有群众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选择民办高校。并且社会上没有对民办高校办学的专项支持基金，大部分民办高校都是在破产与治学之间徘徊，只能通过提高学费等方法来保持运营。作为一个公司，民办高校也想要取得利润，而由于教育机构往往很难谋取过多的利润，因此，也鲜有人投资在民办高校的建设中。在西方国家，私立大学也能有机会授予学生各种学位，而在我国却没有这样的政策。大部分民办教育机构仍然在高职高专上举足不前。由于当前大学文凭已经成了一个人才的门槛，越来越少的人会录用手持专科文凭的学生。最后，社会舆论没有给私立学校帮助，法律层面也没有实现对民办学校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民办学校难以运营的原因之一。
2.2 学校自身方面
由于民办高校的产生时间不长，国家也对其缺乏资金投入，因此民办学校往往规模不大，并且软硬件条件欠缺。一般规模很小，甚至没有固定的校舍，学生上课都难以保证。民办学校想要开展科学研究也会面临各种困难。学校的教师队伍不正规，资金的短缺使得学校没有条件来建立起昂贵的科研实验室，这与公办学校有较大的差距。民办学校的管理往往较差，并且内部部门的数量较多，难以形成系统。校领导自身素质低下，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因此，民办学校的发展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2.3 高等教育扩招对民办教育的冲击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与家长开始关注普通高校，民办学校的招生工作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学生质量一届不如一届。并且普通高校还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扩招，好学生都流向了普通学校。学生进入的学校种类也将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自身条件优越，成绩较好的学生餐能进入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依次向下，直到最次的学生进入民办高校。由于普通学校的扩招，普通高校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并且积压了民办学校的招生，民办学校往往招收到的都是无法进入一般大学的学生，生源素质可想而知。正是如此，民办学校的治学也越来越难，在恶性循环中艰难求生存。
3 完善现阶段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管理机制的措施
3.1 构建起完善的管理系统
我国的教育制度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总的来说，民办教育仍然缺乏有效地运作方法作为基础，管理杂乱无章，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对于民办教育机构来说，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与公办机构有较大的差别，根据学校所处地区、省份的不同，其管理方式都会有一定的偏差。并且学校对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只安排数量较少的管理人员，并且没有设立专门的部门，常规管理部门要开展的招生、年检等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搁置了。一般在出现了问题之后学校才明白管理的重要性，但为时已晚[2]。
民办高校的盈利压力比起公办学校要大许多，由于财务管理层面压力巨大，不同的民办学校贯彻中央教育方案的力度也有较大差距。在中央提出教育改革的设想之后，由于民办学校的经费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对中央教育文件的执行也打了折扣。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就对民办学校的教学给與了专项资金的支持。对于那些收取了专项储备金的学校，勒令其退还这笔经费。并且民办学校的基本收费往往高于公办学校，过高的收费没有体现在过硬的教学质量上，而是当做给教师发放奖金的基础，这些问题都是教育部门需要重视的。
3.2 加强教学管理
由于教育市场竞争巨大，民办学校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取得更好地生源，就应当有相应的服务意识与态度。形成一个稳定，高质量的办学方式，并响应中央有关教育改革的号召。由于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判定工作没有准确的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客观地看待问题。因此，当下的民办教育首先要以社会需求作为办学基础，并适当关心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取得什么样工作岗位，只有这样教育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教育最终的目标仍然是为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与社会的实际需求是息息相关的。要想更好更快发展，就必须要规范自己的办学态度，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生源。因此学校的课程设置应当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针对社会上所需要的特定岗位需求来设定专业。
相关民办学校应当加强奖金的水平，并以此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契机。对学校开展的科研项目，学校应当以实际行动展开支持。例如设立专项的资金供奖学金使用，对于工作出色的教师也应当适当予以嘉奖，才能提高教师的工作热情。有条件的学校应当增加对有实力的教师的吸引力度，甚至破格录用，而对本校中绩效不高的教师予以警告处分，确保教师队伍能保持端正的工作态度，甚至可以开除工作不富有进取心的教师。一改以往死板的填鸭式教学，确保素质教育的号召得到相应[3]。经过了长期应试教育的压迫，学生们已经在繁重的学习生活中迷失了自己，上述操作能有效解放学生，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3.3 经济运行管理
在民办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只有让学校的教学更有自主性，并且更加灵活多变，才能主确保学校的教育质量。学校的制度需要改变，要丰富当前的学校管理制度，不能让学校处于单一体制的管理下。用多种资源的组合方式来改变当前教育格局，一个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良好地配置各种资源，就能提升全校的教学质量。民办学校的管理存在多种漏洞，同有关各方应当加强有关多种管理方式并存的研究，用更加先进的管理理念来推动素质教育改革的进程。
3.4 制定严格的执行制度
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学校的教学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而教育部门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设立完善的制度来缩小这样的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机构的发展较好，有建设良好的教学楼，软硬件条件都较为良好。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自身条件不够良好的学生往往进入民办教育机构进行学习，这部分机构的教学质量较差，软硬件条件都没有保证，学生若不是由于成绩原因无法选择公办学校，往往都不会选择这样的民办学校。学校由于经费短缺，无法提供足够的教学设备，教师水平也层次不齐，很难开展系统的教学。例如：2000年我国教育部开展的调查当中，在43所能独立发放文凭的民办教学机构当中，每个学校只收取了大约1500名学生[4]。学校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也无法提升其教学条件。教师队伍自身素质不高，大部分教师都徘徊在中级职称之下，只有少部分教师拥有高级职称。国家颁布了教育改革方针，但是没有细化下级改革方法。主要原因是相关机构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办教育发展方案，没有明文的法律依据，教育机构也难以执行。所以，国家应当重视拟定配套的法律，确保民办教育有法可依，才能确保教育质量。有关教育机构也要善于用法律做武器，用法律作为自己发展的准绳。
4 结语
时间进入21实际，人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没有情势对下一代的教育。我国的教育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程，有关各方要团结起来共同推动改革的进程。改变原有死板的教学模式，引导民营企业家、社会团体进入到教育的过程中。但是要记住，只有法律所允许的，才是教育机构可以尝试的，尝试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都应当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基石所在。
参考文献
[1]杨炜长.利益相关者视野中民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30（11）：8-12.
[2]方展画，BEY-FANANIE Fauzan Mulia.中国与印尼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5（5）：54-57.
[3]曹勇安.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3）：3-6.
4.浅析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篇四
现在的社会，可谓是：大人不明白小孩的想法，小孩不理解大人的心思。而这两者间的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就是在教育上的纷争。
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了，可在军事上我们强化了，但是中国现在的教育还停留在那个任人宰割的阶段！详看当今的教育事业，国家并不缺乏创新的理念，但是却缺乏实施的动力。举个例子吧，如今正是改革的时期，但是改革似乎只有书本，其教育方法一点也没有改变，真是所谓的“治标不治本”。
为什么如今拥有高学历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呢？归根究底地说，还是得“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教育。现在社会的标准是“以成绩证明一切”，可书面上的成绩又对社会的现状有何帮助？那一群群的“高学子”如今是遍捞一大把。虽然嘴上说改革创新，可大多数地方还是偏向于中国传统的“乖宝宝”教育方式。说得好听是“乖宝宝”，实际上那就是一群木头！古代有人“头悬梁，锥刺骨”，现代则有人效仿前人，殊不知那是迂腐的、是不可取的。
一代代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同学们，你们是否曾有过想干家务却被家长推去读书的经验？你们是否被永远读不完的书压得喘不过气来呢？你们的父母是否时刻以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来鞭策你们呢？如果是，那么你们是甘屈于传统现状或是创造更新的未来呢？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判断力与意志力去学习，去分析如何去学，什么才值得学？
5.中国监狱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弊端 篇五
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监狱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另人瞩目的进步。然而，由于观念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的监狱管理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
(一)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
新中国监狱初创时，出于政治安全及劳改生产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许多监狱建在远离城镇的边远地区，监狱一律由省级政府直属管理，实行条条管理。这种做法在当时对于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实现社会稳定和对反革命分子的有效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事异时移，当年有效的制度在今天却严重制约了监狱管理的发展。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监狱布局不合理，且基本独立于地方社会，许多监狱形成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监狱办企业，监狱办社会，社会负担很重。
中国监狱企业设立的出众同其他国家一样，是为了实现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但是，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由于监狱经费保障体制不顺，“生产经营几乎成了与罪犯改造并重的监狱工作任务，并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监狱经费的主要保障与来源”。在1994年《监狱法》颁布之后，虽然监狱警察的“皇粮”和囚犯的“囚粮”逐步由国家拨给，但是目前监狱建设发展的大量经费、监狱的管理教育经费、监管设施经费、工人工资、狱警工资的不足部分、罪犯生活费的缺额、监狱全部社会服务支出等仍由监狱企业负担。
监企社混合的多元体制在设计之初，设计者对它的期望是带来改造和生产的相互促进，实现社会效益与改造效益的双丰收。然而，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监企社混合的多元体制带来的是监狱工作的复杂和艰难。监企社合一使得生产经营活动过多的挤占了有限的刑罚资源，牵扯了太多的人员与精力，造成监狱警察角色的矛盾与错位，更严重的是，政府把企业作为监狱经费的主要来源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监狱经费没有稳定的可靠的保障。“当一个监狱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奋斗时，社会不能指望它高质量的完成执行刑罚改造罪犯的重任。”
(二)改造罪犯方式、手段落后
监狱管理制度始终都要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保证犯罪改造的质量。但仅有这个美好的愿望还不够，良好的改造质量需要先进合理的改造方式作保证。我国监狱目前的改造方式和手段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落后的改造手段不能保证理想的改造质量。
改造方式和手段落后的第一个表现是片面强调自由刑的运用，非监禁刑的运用很少。自由刑代替肉刑、生命刑是人类刑罚史的巨大进步，目前自由刑仍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刑罚种类。但是，自由刑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这在前文中已有论述。目前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限制自由刑的适用。限制自由刑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判决是就从源头上减少自由刑的判罚;另一个是对罪犯实施非监禁处遇，即以社会化的行刑措施替代自由刑。目前，社区矫正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以2000年的数据统计，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和俄罗斯较抵，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58%。而我国，由于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人们对犯罪和罪犯的看法往往披上了一层妖魔化色彩，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认为只有把犯罪分子紧紧地关到暗无天日的监狱(监狱也随之被妖魔化了)才足以改造犯罪分子。因此罪犯大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被严格限制在监狱那几乎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内进行“劳动改造”。
在这种封闭保守的“围墙”意识束缚下，监狱管理普遍的形成一种狭隘、封闭保守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据资料统计，目前中国有700多所监狱，大约47%地处县城甚至乡镇以下的行政区域，70%以上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的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对罪犯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填鸭式”思想教育和高强度的劳动实现。这种形式的改造其效果非常不理想。④
改造方式和手段落后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监狱管理中片面强调安全。我国目前的监狱管理工作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只要监狱里不出什么乱子，没有犯人越狱，监狱工作就做好了，就达到目的了。不可否认，安全是监狱工作是监狱管理中的首要问题，强调安全并没有错，但是，对犯人的矫正(改造)是监狱的首要职能，要正确认识安全和改造两者之间的关系：安全是改造的前提和基础，改造反过来也会影响安全，改造效果好可以消除监狱中的危险因素，营造安全的监管环境，安全和改造之间本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追本溯源，完成对犯人的矫正才是监狱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如果片面强调安全问题而忽略罪犯矫正，必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正如美国的尤金·米勒教授所指出的：“把安全防范放在首位肯定是没有错的，但当安全防范措施变成一种实质上排斥着监狱管理的其他方面的主要作用时，这座监狱与其说是一种矫正机构，还不如说是一种关人的仓库。”
(三)分级分类体制的不完善
对犯人的分级分类是监狱管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只有对入狱的犯人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真正体现刑罚个别化思想，才能有效地实施现代监狱制度中的最重要的制度——累进处遇制。监狱管理中的分级分类工作可以分为静态分类和动态分类两种，前者是指依照一定标准在入狱时对犯人的分类，后者是指在改造过程中根据犯人的改造表现对其进行的经常性的再分类。
在静态分类方面，目前我国大部分监狱将罪犯分为财产型、暴力型、淫欲型和其他类型，这种分类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1)分类标准不统一。例如财产型和淫欲型是以犯罪侵害的客体特征为标准，而暴力型则是以犯罪手段的特征为标准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犯罪行为可划入多个类型的情况。如强奸罪既依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特征而归入淫欲型，也可因犯罪手段的特征而归为暴力型。
2)分类标准不科学。目前运用的分类标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来确定的，然而实践中犯罪行为纷繁芜杂，现行分类标准很难体现这些差别。
3)分类标准的选择定位不准。传统的罪犯分类从犯罪学和刑罚学的角度出发，是以研究犯罪现象为着眼点的，罪犯以群体的形式成为其研究对象;而监狱对罪犯的分类管理则应从监狱学的角度出发，以改造罪犯为着眼点，以罪犯个体做为研究对象，以实现刑罚个别化。
中国监狱管理的分类分级体系不完善的另一个表现是只注意静态分类而忽视动态分类。如前文所述，这种动态分类是累进处遇制的实践基础，对累进处遇制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分级分类的缺失阻碍了我国监狱管理制度的先进化。
(四)监狱财政保障不足，罪犯劳动的经济化
罪犯劳动的经济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监狱生产的经济化，指的是监狱企业生产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悖离监狱企业生产服务于罪犯改造这一宗旨。
监狱企业生产的经济化是我国监企社合一的多元化体制的直接后果。在监企社合一的多元体制下，监狱经费没有可靠的保障，社会负担又重，生存压力很大，监狱企业的收入是监狱开支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下，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犯人进行生产，追求企业经济利益，努力实现企业营利，而改造罪犯这一监狱理应的唯一职能却被淡忘。
劳动，在监狱改造制度设计之初，是作为改造罪犯的手段，罪犯在监狱中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出狱之后更好的融入社会。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是监狱被迫把罪犯劳动、监狱企业生产作为经济手段，监狱管理人员和犯人每天都被迫为生产营利以保障监狱生存而疲于奔命，又怎么能要求监狱保证改造质量呢?目前中国监狱管理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一些改革。
三、全球化过程中改革中国监狱管理制度的构想
积极参与全球化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一起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新起点。而全球化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这往往会是一个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早已习惯了的各种观念、政策、体制和做法，借鉴其他国家相应的较我们先进的观念、制度，通过理念的嬗变带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而能够有效地、从容的参与全球化这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监狱制度是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国家刑罚权的顺利实现和刑罚目的的真正达到都有赖于科学、合理、先进的监狱制度的建立。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比较统一的反映世界刑罚文明发展方向的刑罚观念和监狱制度，另一方面是我国传统的、相对落后的刑罚观念和监狱制度。何去何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这个行动本身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怎样通过监狱管理理念的嬗变来推动监狱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经过当代外国先进监狱制度的介绍和我国目前监狱管理制度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些有益的、初步的探索：
(一)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
监企社合一是我国目前监狱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弊端。监狱与监狱企业、监狱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已经合体共生了几十年，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使得这一问题的改革和调整更显棘手。监企社合一的多元体制，监狱职能多元化的弊端在前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重复。改革是必然的，关键是怎样改。治病讲究的是对症下药，同样，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也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的现状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首先，没有树立罪犯改造是现代监狱的唯一职能这一观念。监企社混合的多元体制确立的原因是人们期望实现“改造与生产互相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从这个“善良”的愿望中可以看出来，人们认为监狱的职能不仅包括罪犯改造，还应包括生产创收，监狱除了要追求社会效益，还要追求经济效益。指导思想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制度设计的偏差。
其次，监狱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综观西方各国的监狱制度，虽然各国基本上都非常关注监狱生产，但监狱所需经费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拨款，监狱生产的目的仅限于使犯人出监后能更好的适应社会。从英国的监狱企业公司(Prison Enterprises)到西班牙的“监狱劳动和服务组织机构”(OATPP)都强调监狱企业的非营利性，其全部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拨给。
在我国，虽然1994《监狱法》颁布实施后，狱警的“皇粮”和囚犯的“”囚粮逐步由国家提供，但是监狱建设发展的大量经费、监狱的管理教育经费、监管设施经费、工人工资、狱警工资的不足部分、罪犯生活费的缺额、监狱全部社会服务支出等仍由监狱企业负担。监狱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只能把抓生产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没有精力和兴趣专心于罪犯改造。这是我国目前仍维持监企社合一、监狱职能多元化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实现监狱职能的单一化，笔者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下功夫：
1)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罪犯改造是监狱的唯一职能的观念，坚决摒弃“改造与生产互相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这种看似“善良”但却非常有害的观念。
2)保证监狱有充足、可靠的经费保障。监狱所需经费应全部由政府拨款，强调监狱企业生产的非营利性。监狱企业组织犯人生产的目的限于有利于犯人释放后的再社会化，而不应是为监狱创收。
(二)行刑社会化的推行
行刑社会化是当代西方刑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调动监狱外的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改造罪犯，并保证和巩固行刑效果。从具体制度来看，最能体现行刑社会化思想的是开放式处遇制度。
中国监狱目前普遍存在改造方式、手段单
一、落后的问题，片面强调自由刑的运用，以致于“监狱化”问题很严重，犯人出监后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现代刑罚的社会再适应功能在我国没有很好的体现。为此，在我国的监狱管理中应大力推行行刑社会化思想，明确监狱不应是隔离于大社会的“小社会”，而应与社会紧密联系。在具体制度上，一方面，借鉴英国做法，宜将自由刑分为社区刑罚和监禁刑罚两大类，在刑种建构中注意保留被判刑人与社会的联系。监禁刑罚的目的不应再以隔离罪犯于社会为能事，而是努力维护犯人与社会的联系，积极促进犯人重返社会。另一方面，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劳动赔偿”的方法，即让犯人无偿为社会服务一定时间，以此来替代部分自由刑。并可尝试引进“家庭监狱”制度，对一些轻犯不关进监狱，而是让其在家里服刑。
总之，行刑社会化的推行就是要求监禁刑的适当减少，给更多的犯人以非监禁处遇，通过开放式处遇制度，使犯人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避免“监狱化”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三)建立科学的分类分级体系
我国目前监狱管理中的分类分级体系存在诸多弊端，这在前一部分中已有论述，针对这些弊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改进静态分类制度。现行的静态分类制度(即入监时的分类)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不科学等问题，监狱管理者应对有不同人格倾向的罪犯的作案动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以罪犯的犯罪动机为标准进行静态分类，真正实现行刑个别化的分类目的。
第二，确立动态分类体系。动态分类，即犯人入监后在改造过程中根据其其改造表现的好坏对其进行的持续的再分类。这种分类是实行现代监狱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累进处遇制的基础性环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⑤ 设立了台阶式的处遇级差后，就可以根据犯人改造表现的好坏，给予其自由程度不同的级差待遇。如果改造表现持续良好，犯人可以获得自由度越来越高的处遇，并有望通过假释等途径最终重获自由，但若表现不好或时好时坏，处遇级别也会相应升降。在动态分类(设级)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分级要贯穿刑期的全过程，要根据行刑改造的基本运动规律来设级;
2)要注意各级之间的连贯性、统一性和衔接性，特别要注意升降级的环节，使服刑罪犯沿着级差阶梯动起来;
3)强调各级之间运动的灵活性，鼓励竞争，优胜劣汰，不搞僵化的“论资排辈”、“轮流坐庄”式的晋升。
(四)在监狱管理中体现人性化精神和落实人权保护
如果说前面的三个部分是属于具体制度方面的话，这部分则是贯穿于具体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过程中的精神或者说指导思想。行刑社会化、开放式处遇制度、累进处遇制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监狱制度发展趋势的思想和制度，无不体现着监狱制度中的人性化精神和人权保护的光芒。
由于历史上长期对“人性化”的批判，现代监狱管理所需的人性化被表达为“感性”以及“人道主义”，加之对“人性化”的认识还不到位、不充分，“人性化”精神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在改造罪犯中，“人性化”处于一种外力推动的格局，真正的、自然而然的机制尚未建立，又加之狱警队伍的素质问题，“人性化”往往表现为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使“人性化”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大打折扣。虽然在监狱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罪犯的基本权利，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落后制度的制约和相关人员素质的欠缺，罪犯的人权保护工作在我国的监狱管理中还是一个比较很有争议的问题。
要在监狱管理、罪犯改造中体现人性化精神，落实罪犯的人权保护，笔者认为应确保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监狱职能的单一化。目前监狱实际存在的办企业、办社会的状况造成了监狱很难有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放在罪犯改造上，更谈不上追求罪犯改造过程中的人性化和人权保护。
2)实现监狱制度的法制化。我国现行的监狱法律制度一是不完善，与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配套的法规仍未出台，一些有关具体操作的法律法规也还欠缺;二是比较落后，满足不了现代监狱制度发展的要求;三是没有体现人性化精神和对犯人的人权保护。应当按照人性化要求，对犯人权利进行专门立法。
3)监狱警察队伍素质的提高。监狱警察是监狱管理中人性化精神和人权保护的直接体现者和执行者。“监狱警察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应是现代制度的核心，是罪犯处遇人性化的核心。” 要全方位提高狱警队伍的素质，在监狱警察中普遍确立现代监狱理念，并实行监狱警察的分类管理，主要分成管教型、看守型、生产指导型、保障型，对不同类别提出不同的工作职责和岗位要求。
6.浅谈中国饮食文化的弊端 篇六
李宗华
浅谈中国饮食文化的弊端
05历史（1）班
200530870110
李宗华 摘要：饮食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民族文化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那么这种文化又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呢，又存在哪些弊端呢？本文即从这方面分析，探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产的弊端。关键词：饮食文化；弊端；中国
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食物的加工、消费和享受三个方面。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民者以食为天”，“食色，性也”。“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齐民要术》序）。古人将饮食文化视作上天，视作至急。
中国素以饮食独步天下，同四大发明并称于世，深为国人津津乐道。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总结：“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和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中华文明五千年，同时也积淀了五千年的饮食文化，确为国人所骄傲。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古文化曾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认为这也完全适合对待饮食文化。中国古代就把“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同视为“三凶”，称为饕餮；孟子说“食而不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蓄之也”，是强调饮食中要有敬爱和感情；《檀弓》中的不食“嗟来之食”，也是说饮食的尊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称道的是饮食的情谊、情境、氛围；„„这些无一不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之精华，对这些精华我们当然要发扬光大。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饮食文化的糟粕。或者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这种饮食习惯、饮食文化，会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某些性格，而这些性格对社会来说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呢？笔者总结了一番，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于形式，注重排场
由于饮食是等级的标志之一，它能表现人的日常身份，待客标准，因而人们为抬高地位，往往在交际，日常饮食中追求奢华，讲求排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是追求数量，造成浪费；二是追求奇特，导致珍贵动植物遭殃。
在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后半生》里，溥仪写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的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皱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类似的场景，在《红楼梦》中宴席场面的描写也是习以为常的。今天，普通中国人不论是酒店宴会还是家庭宴会都延续了古代贵族的奢侈之风。菜一定要足够，在客人吃完饭之后一定要剩下很多菜，才叫有面子。如果一桌菜被吃个精光，主人会觉得极没面子。
在追求奇特方面举一则笑话。有则笑话说的是，澳洲某国野兔成灾无计可施，一智者献计曰：“不妨引入中国人开为锅城，拭目以待，五年内定会成功。”另一人忧道：“五年之后恐更不堪设想。”中国善吃之闻名于世，可见一斑。于是爱吃熊掌，多少熊受了刖刑；爱吃鱼翅，多少鲨鱼丧了背鳍；爱吃燕窝，多少燕雀无巢可归；„„ 浅谈中国饮食文化的弊端
李宗华
这有什么负效应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一方面，在人们心中会形成一种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统治中国人几千年，使中国人养成一种奴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另一方面，饮食方面重形式，讲排场，可以说，对社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二、饮酒无度
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备受中国人的推崇。饮酒是件好事，据说有独特功效。白居易在《酒功赞》中提出：“麦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说明酒还有促进思维、产生灵感的积极作用。在酒意半酣的情况下，往往能造出许多名人佳作，这在文学史是不乏实例的，例如李白在饮酒后产生过许多千古名句，素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美誉；苏轼的名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正是酒后之作；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是酒中之作。
但是，饮酒无度，却是要不得的。酒以酒精和水为主要成分的一种烈性饮料，一位著名诗人曾形象地描述过它的特征：“它是可爱的，具有火的性格、水的外形”，“它是泼在火上的油”。爱酒者说：“人活不喝酒，白在世间走。”厌酒者说“酒能乱性”“酒后无德”。从司法实践看，酒精燃烧起的疯狂，确实使有些人丧失了理智人性，跌进犯罪的深渊，引发了不少伤害、强奸、杀人等暴力恶性案件。其实，饮酒过度不只是危害自己及身边的人，更为严重的是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法国的一家医疗机构曾对2550名患有各种疾病的儿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938名儿童父母经常饮酒，这些嗜酒父母生下的孩子，外国称之为“星期天儿童”。他们身材矮小智力低下，而且经常头痛头晕，食欲不振，有的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其它器官发育畸形等病症。
以上是论述了饮酒无度对人身方面的影响。其实，这种“酒文化”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现在许多以“酒文化”的名义进行应酬，不少都变了味，走了样，缺少真诚的情感轻松的氛围，相反，却增加了曲意逢迎、功利目的和万般无奈。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损耗了工作精力和身体健康，影响了干部形象。百姓出对此非常反感，编了个顺口溜：“喝坏了党风喝得四邻不安昧，喝得老婆背靠背，喝得孩子犯了罪”。
三、共食制
其实，针对中国共食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专家对共食制推崇备至，理由是：共食制会增进人的团结意识，大家可以“同甘共苦”，它又成为一种良风。但也有不少专家有相反的观点，推崇西方的分餐制，认为共餐制便于了疾病的传播。
中国的共食制有点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不错，共食制有利于增强团结意识，但同时这也腐化的温床。许多官员的腐化堕落就是从热衷于共食制下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应酬开始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桌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情便自然大于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豆腐渣工程，虚假数字通过了；一笔巨款划出去了，一个干部提拔上来了„„
虽然西方分餐制，也不见得西方人不团结，也不见得他们的效率不如咱们。西方人奉行AA制，可以说这可以杜绝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因为他们不会把人际关系搞得复杂，反而效率更高了。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我们的共食制，我只是想说，我们是否应该吸取外国的一些精华，来对我们的这种餐饮制进行一些改变。浅谈中国饮食文化的弊端
李宗华
四、美性饮食观
孔子在“善”与“仁”的前提下，讲究美食。他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理论，就是在切制与烹饪菜肴时力求精细，追求色、新、美。“色恶不食”（视觉不美不食）、“臭恶不食”（嗅之不香不食）、“割不正不食”（刀工不合规定不食）、“失饪不食”（技术不好不食）、“不时不食”（火候不到不食，不鲜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没有足够的调料不食）。孔子对饮食文化之美的追求反映了他作为具有感性血肉之躯的人的存在，对社会性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肯定。孔子在充分肯定美食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又要求美善统一，至美尽善,以饮食涵养人性,完善人性，充分体现出饮食文化的伦理性,也折射出孔子对人生、人性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是一种美性饮食观念。中国人一向崇尚“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的生活哲理，在饮食上主要讲究滋味，想尽一切办法，使尽一切手段，将食品的味道弄出名。这似乎过分强调感性和艺术性。中国饮食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西方人的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西方盛行的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讲究营养，保证每天摄取的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等等，更讲究营养搭配，注重菜的内在质量。从营养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国人是否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呢，改一下这种饮食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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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广翔.酒文化辉煌的背后到底是民族的幸事，还是民族的悲哀？[J].教师博览.1995（01）
7.现行科研评价体制的弊端分析 篇七
（一）资源配置上呈现出明显的功利化倾向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我国的科研事业确立了依靠和面向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引导下，科学发展中的实用主义日益明显，国家在科研资源的分配上呈现出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导致科研配置不科学，忽视了基础研究的价值。尤其是1998年以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基础研究的地位更加得不到重视，虽然国家对R&D (research and developm ent）的投入一直在增加，但是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例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使得本来就不充足的科研经费被大部分用于短期获利的研究项目上，这必然会造成基础研究经费的不足。由于科研经费的制约，使得需要资金支持的科研人员难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创新型的科研成果自然也会受到约束。
（二）科研评价体制中官本位思想影响民主性
从《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开始，我国的科研体系进入了改革时期，开始在科研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其目的是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那些有想法并能够实现的人，实现科研实力和科研资源的科学整合。然而，由于我国科研机制的行政性，使得科研人员一旦取得成就，相关部门领导就会给他们设定一定的职务和称号，仿佛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其价值。而这些人一旦以学术权威身份进入行政管理层的话，就会把偏见的学术观点和行政权力结合起来，形成绝对的权威，而国家科学资源分配又是听从这些权威的意见的，使得资源分配无法体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一方面，科研项目的制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忽视了科学发展的需求，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尊重。另一方面，在课题立项申请制度中，往往是有了一定的权利就能够获得充足的科研经费，使得有真才实学的人受到排挤。
（三）科研评价的共同体评价被行政化评价代替
科学评价的目的是鼓励创新，因此，评价工作必须遵从科学研究的规律，做到公平、公证，科学研究中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创新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学术界人员去评判，并通过学术批评和科研手段去解决，这就决定了评价主体只能是同行共同体，而非行政人员，否则会影响科研评价的公正性。然而在目前体制下，科研经费主要是国家和公共支出，政府部门把行政管理模式安排到科研项目中，追求量化效益，导致名目繁多的评价方式接踵而来，使科研人员不能集中注意力到研究工作中。量化评价机制忽视了科研成果的质量，促使多数人会比风险大、创新度高的工作，而把时间和精力放到简单和重复的研究中去，这样显然不能激发原始创新，只能把学术引向功利性，为学术腐败制造温床。
二、改革现行科研评价体制中弊端的建议
（一）完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
现在科研投入的渠道很多，一旦项目得到重视，其各方面开支就会受到支持，但是却没有人监管投入和产出是否成比例。往往导致真正的科研开发人员申请不到资金，而蒙混过关的人却资金充足，这种现象已经日渐明显。这些问题都充分说明我国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中存在问题。一方面，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公开、公平、公证性得不到保证，项目立项和评估时往往出现少数人做主的现象，管理人员的权利缺乏有效监督。另一方面，科研经费不用于科研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有时甚至还允许项目申请人从中提成，严重影响了科研的严肃性。让学术界拥有一个透明的环境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力保整个项目评审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约束机制，加强对项目评审的监督。
（二）科研评价机制要符合科研规律
科技创新的根本在于人才，但是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中仍然存在着量化的人才划定标准，以论文发表的多少来进行评定职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科研人员一边唾弃这种制度，一边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这种量化的评定标准严重制约了科研成果的研发和人才的能力发挥。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取得进展。有的学术人士指出：“简单量化的评价方法，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致使许多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乐于打‘短、平、快’，不愿搞‘高、静、尖’，甚至还催生了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这显然会断送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甚至导致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只能是一句空话。”鉴于此，国家应该改革科技奖励体制，明确奖励对象和方式，而且要注重对人才的奖励，建立不同领域的人才评价标准，提高人才评定的尺度，加强科研人员的诚信和道德建设。
（三）摒弃官本位在科研领域中的影响
小项目大评审，大项目小评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评价中的潜规则，也暴露出了官本位现象的存在，甚至有些项目就是由官员主观感情决定的，有时他们不考虑实际需要，只是一味要把科研项目做大，有时为了追求政绩，只做有保证的而不做创新性的项目。有些科研项目和成果还和负责人的行政职务和领导职位存在某种联系，如，有些科研领导并没有对项目做出贡献，但是在项目成果的排名上却要拍第一，这必然会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研领域中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公平、公证、公开的学术氛围的形成，必须进行改变。首先，要对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管理模式。其次，对于有潜力的人才，要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挖掘其自身的潜能，不要过早的让其承担行政职务，免受行政思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力, 王肖, 刘俊.高校社科成果量化评价利弊论[J].现代大学教育.2009-05-20
8.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 篇八
关键词：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弊端；韦伯
中图分类号：C93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106－04
在历史上，古典类型的官僚制始于封建社会。早在战国时代，诸候争雄促使文化精英们试图探寻一种万世不衰的国家管理方式。秦朝建立了传统官僚制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传统官僚制正式形成；隋唐开科取仕标志着中国传统官僚制走向成熟；随着清朝的覆灭，制度层面的传统官僚制宣告瓦解。古典类型的官僚制与大一统专制国家密不可分，它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例如，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罗马帝国的后期，古典类型的官僚制就发挥过重要作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西方国家相继产生了“现代官僚制”。
一、中国传统官僚制历史扫描
传统官僚制诞生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农业社会。在那个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量平民处于受剥削地位，这种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必然上传为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为了维持长久统治，古代帝王大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设三公、九卿。诸卿管理政务，三公督率百官，皇帝最终裁决。地方则在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这样，权威等级制应运而生。从此以后，官僚制度不断完善。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专制政体，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对官员选拔制度进行变革。例如，春秋以前的“世袭制”、战国时期的“客卿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直至隋朝创立的“科举制”。二是为了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历代皇帝都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西周的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汉初的郡国制到元朝的行省制等制度变迁都是皇帝集权的产物。三是为了解决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历代皇帝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调整。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三使制、元朝的中书省制、明朝的内阁制、清朝设立军机处等权力配置制度反映了皇权与朝权之间的矛盾。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传统官僚制。到了清朝，以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发展到了顶峰。
回眸历史，中国传统官僚制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治”、“老子”的“无为而治”、墨子的“兼爱”、商鞅的“法治”、韩非子的“法术势共治”等治国方式层出不穷。这些理论为政治家提供了治国理政的文化基础，更为官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烽火连绵的战争中群雄逐鹿、诸侯争霸。作为一种寄生、谋生和提供智力的营生，门客制度和食禄阶层逐渐产生。众多王国和列侯需要建设大量的公共工程，这为官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分析官僚制产生的原因时认为，中国古代的水利灌溉和建筑工程等公共建设促使古老的官僚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中国官僚制的存在， “从一开始就控制着战国时代的封建性质，并将士人阶层的思维一再纳入管理技术与功利主义的科层官僚制的轨道”。［1］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秦始皇天然地选择了中央集权式的官僚制。之后，汉袭秦制，西汉初年，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无为思想，道家理论居于政治支配地位。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此时，董仲舒于武帝建元年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得儒学从显学进一步发展到“官学”。加之汉朝皇帝采取了削弱王国势力、削弱丞相权力、实行察举制度、建立太学、创设八校尉、增设期门军和羽林军、设置刺史，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专制制度，也使汉朝的官僚制度得到了巨大发展。后来，以隋朝开创科举制为代表的官僚制度不断得到完善。最终，中国传统官僚制度走向成熟并成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官僚制——“家产官僚制”。在此，我们将这种具有专制化的政治体制、等级化的权力配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官本化的政治文化、工具化的天道观念、差序化的官场生态、形式化的官僚作风、人情化的政治关系、科举化的选官方式的官僚制称之为“中国传统官僚制”。
二、中国传统官僚制的特点
中国传统官僚制不仅影响到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也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毋庸置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官僚制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专制制度，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成熟的官僚制。“一个官僚组织变得越成熟，它就越不可能死亡。”［2］成熟的官僚制之所以不容易被推翻，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官僚制都具有庞大的规模，而所有的大型组织都有很高的生存率”。［3］25由于中国各个朝代都有组织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中国传统官僚制能够自秦至清延续了长达两千余年，这在客观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传承，也使中国历史没有中断。然而，愈是成熟的官僚制，对后世的影响也越大，留给后世的包袱也越重。只要省察一下传统官僚制的内在特点，这种“包袱”的沉重性就不言自明。
1.专制化的政治体制。在专制化的政治体制下，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官僚机构的设置都是以统治者大权独揽为目的。皇帝是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的大头目，是统治权力结构的中心和等级权势结构的顶点。皇帝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国家成为皇帝的私有财产，暴力机器和官僚机构成为其维持统治的工具。实行集权化的领导和专制化的决策，带有鲜明的人治色彩和家族化特征。
2.等级化的权力配置。传统官僚制组织拥有大批官员，他们权责明确，职位权力按等级依次排列。早在西周，统治者就曾制订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等级制度，元朝则有“一官二吏、九儒十商”之说，清朝更有等级鲜明的“九品十八制”。 在等级化的权力配置中，朝廷按品设官，依级定职、参等定酬、身份等级森严。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一级节制一级，级级对上负责，呈现出讲级别、论等差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
3.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时代，崇拜权威是全社会的理性选择，因为“农业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需要产生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3］因此，传统官僚制是典型的权力中心主义，其本质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设计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
4.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官僚制组织十分看重基于权力的强制性力量和权威性荣耀。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权威也越高。在下阶权力面前，上阶权力具有绝对权威性，下阶权力的权威和荣耀一概被上阶权力所覆盖。“惟官是尊”、“官官相护”、“当官发财”、“学而优则仕”、“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本位”高于“民本位”等社会认知，必然演变为恶俗的政治文化。
5.工具化的天道观念。自汉儒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逐渐演变为宗教化、神秘化的儒教。儒教把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与天地同寿的国教，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 ［4］这充分表现在“天命论”和“道统论”中。统治者“托之于天，假手于不可见、不可知的冥冥主宰” 。［5］“天道”神圣化了“天子”，“天子”高居万民之上，“天道观”自然成为历朝历代帝王的统治工具。
6.差序化的官场生态。为了便于统治，封建官僚阶层创设了诸如君臣、官民、夫妻、父子、老幼、上下等具体关系范畴。构建起明君、良相、贤臣和顺民的政治“和谐”关系，进而创设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的“礼治”。这些差序范畴后来演变为中国的人伦传统规范。立宗子、别嫡庶、定名位、正尊卑、辨等差、分贵贱、序世系和敬祖宗等封建血缘宗法等，充分反映了官场的等级生态和官僚制的差序特质。
7.形式化的官僚作风。等级差序的实质性存在，保证了统治阶层能够分配到应有的权力、资源和价值，而等级差序形式性的存在，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尊严、权威和名分等，所以，统治阶层会不遗余力地维护“礼治”的形式规范。但作为社会共同规范的“礼治”所具有的威慑力使任何人不敢轻易挑战“礼治”的既有规则。对“礼治”的厌恶，逐渐演变为形式上的“敷衍”、“糊弄”和“走过场”，“礼”繁琐的程序和异化的规范最后流变为一种形式主义。
8.人情化的政治关系。在官僚政治社会里，攀龙附凤，巴结皇亲国戚、依附诸侯将相、织结“关系网”成为封建士大夫们的必修功课。如此，众多依附权贵的“关系元”构成“关系圆”；众多“关系圆”形成“关系网”；众多“关系网”构造出一个异化了的“关系社会”。［6］在关系社会中，社会按照身份将人分开等次，在同一等次中，又是按照血缘、亲缘、地缘的“差序”来判断亲疏远近。这样，在权力运行中，必然出现“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等现象”。［7］
9.科举制的选拔方式。科举考试可以说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独有产物，是帝王祛除知识分子威胁统治的重要工具。自隋朝创设开科取士体制以来，一切人都须经过科举始得入仕，“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把仕途向百姓开放，消解了知识分子威胁皇权统治的可能性。这种考试历来百弊丛生，贻害无穷。在明清推出八股考试后，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和人生禁锢更加严重，它将知识分子牢牢禁锢在官僚体制的陷阱中。
历史地看，传统官僚制是适应农业社会和封建时代的完备而成熟的政治组织模式，正因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如此完备，所以才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中长时期优势地位。
三、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
现代官僚制是适合工业时代的一个“由天才设计而由白痴操作”的管理体制。它有六个特点：专业化、法规化、层级化、公务化、非人格化和理性化。对于现代官僚制，韦伯给予高度评价：“它乃是对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赖性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8］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国家组织形态不应是传统官僚制，而应是现代官僚制，但几千年传统官僚制积淀的落后观念仍然存在，导致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的现象。
1.专业化十分欠缺。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公职人员要照章办事，对自己的职位负责。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机构职能尚未充分分化，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不分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很多公务人员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化教育如MPA教育，各级公务员普遍缺乏行政管理知识和技能，根据经验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
2.法规化严重滞后。现代官僚制强调以服从组织规则和遵守法律为特征，以严格的法律和规则来指导人的行为。但是在我国，由于司法的独立性不够，法律的应有威慑力量不足，领导意志左右法律法规，执行结果因人而异也大量存在，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此，“守法者劣势”必然产生，守法者劣势必然造成公职人员不愿守法的恶果。
3.层级化基本走样。现代官僚制强调组织结构和官员职务的层级制，层级制强调要把不平等的人际权力关系转变为岗位关系，把特定的人际关系抽象为具体的工作关系。［9］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官僚制属于“世袭官僚制”或“家产官僚制”的范畴，这种官僚制建立在官本位、人治和专权基础上。现代官僚制的层级在我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等级，而不是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职位关系。
4.公务化流于形式。现代官僚制主张以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来规范官员的行为，公私界限分明，不循私情。 “职务机关的财富(以及资本)，与私人的财富完全分开；以及职务运作场所(办公室)，与住所完全分开的原则”。［10］但在中国，衡量官员的标准是伦理性的人文教养，这很容易使官员产生人身依附的官场人格。如此，规则和制度的约束很容易被突破。特别是，表达组织正式规范如法律的正当行为与表达社会非正式规范如关系的非正当行为在体制内部同时共存，公共权力的公共化使用和非公共化使用并存，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的规范经常交织在一起。
5.非人格化意蕴不够。在韦伯的设计中，官员被假定为是价值无涉的，他们在政治上是中立且大公无私的，能够为了公共利益而尽职尽责，执行政治家制订的决策。解决事务“就事不就人”，是根据可以预计的规则，排除一切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觉因素。但在我国，正如韦伯的观点，中国的统治权威“不是建立在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目的的服务责任和服从抽象的准则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恰恰相反，建立在严格个人的孝敬关系基础之上。”［11］即使在今天，公职人员的人格化倾向也是普遍存在的。
6.理性化严重缺失。理性是韦伯理论的建构基元，理性精神是现代官僚制的重要特征。但是在中国，理性的力量往往遭受到集体道德等非理性力量的讨伐，理性长期屈具于非理性的脚下。由此，家庭、社会、政府的统治始终无法摆脱伦理道德等非理性的内在辩护。即使在理性中，头颅高昂的价值理性总是蔑视工具理性的正当要求。特别是，中国官僚阶层对工业化时代的核心主导价值的认知依然不够，现代化进程中群体性的理性缺位十分严重。
现代官僚制是西方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法制精神和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普适性价值。这种普适性基于一个基本的道理：维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借助权威的支持，而在传统型、卡里斯玛型（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中，现代官僚制选择法理型权威作为其建立的合法依据。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以等级化、法规化、非人格化和专业分工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官僚制，被韦伯称之为是“法理型支配的最纯粹方式”。因为法理型支配的基础是法律规则，人们服从的并非是某个上级，而是服从非人格性的规则和秩序。反观中国传统官僚制，它的支配形式是传统型支配而非法理型支配，这种支配是建立在官吏对统治者个人忠诚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非人格性的职责观念与规则基础上，这种官僚制模式无法提供理性的经济活动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与行政管理制度。 ［12］因此，传统官僚制在本质上不属于韦伯所说的现代意义的官僚制，它不仅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基本理念，而且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文化表现出以下弊端：“家长制”的影响；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倾向；组织活动的非理性和缺乏效率；对组织与领导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公私不分明，公共职位的占有和依此实施的行政权威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谋取个人或团体利益的工具。［13］这充分表明，现代官僚制远远优于中国传统官僚制。为此，在中国提倡现代官僚制的价值并不过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应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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