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共8篇）

1.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篇一

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打造“阳光政府” ————浅谈如何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一个以前看起来很陌生的词语，现在正日益被广大群众所熟知，也正日益渗透到各级政府的服务型建设工作中来。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重要举措，政府信息公开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政府的需要，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电子政务的重要内容。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推广不仅是人民的诉求，同时也是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

以政府信息公开为抓手，紧紧围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打造“阳光政府”，进一步改善政府部门的形象，提升政府管理和决策的水平，为社会公众提供更高质优效的服务。但如何让政府信息公开真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在打造“阳光政府”的模式中立足呢？

一、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基础：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时代在进步，就要顺应时代要求，要亟须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的“职能转变”还需官员的“心态转换”，少点官气，少点官文，多点民味，在“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实现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管理不只是管制，服务型政

府并非取消管制，只是这种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严格约束，有固定的范围、程序和明确的责任机制，是为服务而管制，而非为管制而管制。有了“公仆意识”、“服务意识”、“顾客意识”，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根基才能打的坚实。

人才队伍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在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广泛开展信息公开基本规范的培训，特别增强信息化业务人才的培训，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提高对信息公开的领导能力，建立高效灵敏的发布机制。把握全局，掌控信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代表政府机关回应公众质疑，澄清虚假信息，阐释政府有关政策，确保政府信息及时准确传播，为政府信息报道和公开打下夯实的基础。

二、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保障：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机制

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保障措施必须跟上。要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有效保障；理顺工作体制，配设专门的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明确相关责任，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真执行到位。

积极探索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放到政务公开工作中统一部署，把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结合起来；要加强督查考核，定期组织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督促检查，编发政府信息公开简报，通报工作情况；要将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结

合起来，以强有力的督查考核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作用；从本机关的基本职能和具体业务出发，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如：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行政程序制、限时办结制和效能考评制等，以制度来规范、约束其行为；抓紧探索建立长效机制，逐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化、信息化、科学化、实用化和便民化。

三、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途径：明确公开范围、政府透明化

政府信息公开应坚守：“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的原则。即使是所谓的“例外”，也有极其严格的界定，只是指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信息。政府透明化应做到三个“公开”：政府组织公开、政府决策公开、政府管理公开。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政府审批都不能暗箱操作，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为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要明确公开范围：如政府服务项目、管理规章、办事事务、办理流程、办理时间、办理经过、办理结果等；如政府所拥有的经济信息、社会信息、科技信息、地理信息等一律公布于众。以“公开权力、公开程序、公开结果”为主要抓手，以“公开财权、公开事权、公开人权”为主要内容，突出公开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做到“一扩二增三延伸”，一扩：就是扩大公开的范围，二增：就是增加公开内容，三延伸：就是由一般公开向热点公开延伸，由结果公开向过程公开延伸，由单向公

开向互动交流延伸。

四、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平台：扩宽公开渠道、建设电子政府

政府公开信息通常有两个渠道，一方面是传统的公报、报纸、新闻媒体，另一方面就是迅速发展的政府门户网站，其中网站最为快速便捷，传播面广，并且便于查询，是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强有力的平台。

以政府门户网站体系建设为载体，以部门网站为支撑，投入一定资金来保障公开渠道的畅通。要现实四个“统一”：统一数据中心，统一交互中心，统一网络平台，统一安全保障体系，扎实建立起与群众互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加强对网站信息的维护和管理，优化结构，实现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和信息维护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用网络体系来完成电子政府的建设，这对宣传政府，树立政府形象，让群众了解政府，对外交流和促进发展都能发挥出其重要作用。

在畅通公开渠道的基础上，扩宽政民互动渠道，如：开设“网上直播”类栏目，根据政府的各项工作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图文直播，目的就是让区内的干部群众通过访问互联网，足不出户即可了解到整个政府会议的进程和内容，不仅能让会场外的每一位市民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现场氛围，而且还可以通过专门开设的实时论坛与直播栏目的现场会议主持人进行在线交流，通过互动参与到会议中来；还可以开设“网上建议”类栏目，群众可在此对城市建设、政府管理等各方面进行谏言献策，不但能给政府的决策方向提供意见，又能搭建一个

崭新的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五、政府信息公开发挥作用的突破口：创新服务体制、助推政府效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新生事物，必须注重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革故鼎新，用新思维指导新实践，用新实践创造新业绩，不断实现政务公开工作新突破，不断提升政务公开的层次和水平。创新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从信息发布向信息交互与事务处理拓展。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延伸到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公开、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推进基层政务事务公开，让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迈上新台阶。

围绕“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政民互动”三大核心内容，建立起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将政府工作中分散的部门、纷繁的管理、复杂的程序在政务服务体系里集中、汇合、梳理和规范，形成一站式服务，使政府服务效能在网络中得到提升。同时，要提高政府的在线服务能力，如开发“政务公开在线咨询系统”，可以实现政务公开咨询的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和外网反馈的智能化工作体系，所属各部门以协同办公的方式，迅速地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咨询问题。

虽然在实施过程中还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乃至阻力，虽然这一工作离完善离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政府信息打破神秘感，走向透明化，已是质的飞跃，是重大变革。推进政务公

开是一项复杂、系统、长期的社会工程，我们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契机，站在优化发展软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率先全面振兴的高度，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全面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打造群众最满意的“阳光政府”。

参考文献：

[1] 穆俊杰.浅谈新形势下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J].经营管理者，2010年03期.[2]王文华.新时期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措施研究

[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1期.

2.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篇二

高新民:智慧政府的主要特征——创新、整合、协同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高新民。智慧政府是智慧城市的组成部分, 智慧城府的发展需要依靠智慧城市的支撑。智慧政府的主要特征是创新、整合、协同, 而智慧城市上主要讲交通, 能源、电网等, 这是智慧政府的延伸。

在欧洲, 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及国家竞争的主要内容, 城市之间竞争的主要焦点在如何增加就业、促进产业发展、提升人口质量、改善生活质量、低碳绿色发展等。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可持续发展是主要驱动力, 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和完善是优先重点, 特别是交通和公用事业, 以整合跨部门信息为手段, 达到一个新的模式才是关键。

中国的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并不比欧美国家差, 目前中国的电子政务已经很成熟。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经历部门型、整合型与平和型三个阶段, 这也标志着信息化从单一机构的应用到跨部门协同、再到社会参与公共治理的转变, 这既是电子政务深化的规律、也是电子政务专行的趋势。

智慧型政府是电子政务的发展方向, 是部门型向整合型政府转变, 政务规划指导方针必须坚持把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杨冰之:智慧政府及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探讨

国脉互联董事长、首席研究员杨冰之。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目标, 智慧政府是核心。智慧城市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 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智慧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高级阶段, 是电子政务效率最大化, 是政府从服务型走向智慧型的必然产物, 也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它有助于解决电子政务发展中的问题。让政府的管理服务效能提升, 让群众感受到政务服务无处不在。

在线公共服务能力是检验当代服务型政府的主要指标。在线服务既将传统服务搬上网, 又基于网络进行创新。信息社会的服务型政府更多倾听网民的声音, 提供网络服务, 解决网民疾苦。政府网站办事率与政务微博回应度是当代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标。智慧而服务是当前政府转型的重要方向。智慧代表能力, 服务代表态度, 最终反映政府的竞争力。

姜奇平: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智慧政府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把智慧建立在有意义的数据基础上, 利用数据云建设平台型政府, 通过资源整合, 促进政府向扩展型、服务型政府转型, 大幅度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和创新力。开放数据是电子政务走向平台化的标志, 将大大提高政务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利用水平, 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多元化、创新型的服务, 扩展社会参与公共治理的规模和深度。

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引发城市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以智能化为发展方向, 从引领变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带动区域跨越发展的高度, 推进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推动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融合渗透, 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实现部门、行业、城乡和区域信息化的协调发展。

汪向东为2012中国智慧政府发展年会做总结发言

一是要结合政府网站建设的前景, 学习“十八大”精神, 在“十八大”背景下, 中国电子政务、政府转型、智慧政府在未来十年将会有新的飞速发展。二是在探索智慧城市发展时, 各市都推出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 而智慧城市热潮过后, 中国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做智慧政府规划时应考虑到城乡地区, 要将农村智慧化问题也放入其中。三是对智慧政府的思考。

政府面临转型的问题, 而转型离不开改革, 就电子政务本身来讲, 开放、平台化、聚焦流程、体制都是关键点, 这些关键点和改革转型都有关系, 政府的成功在于能不能转型成功。

郑爱军:政府在线服务能力构建及案例赏析

国脉互联总经理、首席规划师郑爱军。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人民需求日益的不断增长, 电子政务逐渐走向了智慧政务的发展道路, 政府服务模式、政府在线服务形式和电子政务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智慧政务就是在电子政务兼具管理、服务两大重要任务基础上, 增加适变和创新的两大重要使命,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成为包容的政府。

政府网站已经从“内容为王”到“服务为王”, 从供给方向需求方转变, 从有线向移动转变, 没有特点、没有服务内容的网站价值在淡化, 竞争力在弱化, 围绕政府的核心业务和独有资源, 做强做深服务, 获取网络存在的社会认同, 也是网络价值所在。因此, 政府2.0时代下政府门户网站需要重新定位, 政府网站应该以政务资源服务社会的主窗口、政务在线办理的主平台、政府沟通公众的主渠道、政府施政与宣传的阵地与喉舌、政府信息化培训的大学校和一个地域的资讯中心和互动协作中心作为定位。

郭永田: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门户网站

农业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永田。农业部门户网站紧紧围绕农业部职能和中心任务, 以用户为中心, 不断拓展服务功能, 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壮大。目前, 农业部网站已成为我国农业新闻宣传的重要阵地、国家农业电子政务重要窗口, 服务三农重要综合信息平台。

网站服务好三农, 并实现创新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网站定位,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的原则, 进行农业部门户网站顶层设计;二是强化政务功能, 建设透明机关, 打造网上农业部, 开展网上行政审批业务, 推进行政审批规范高效透明运行;三是强化资源整合, 突出共建共享。突出地方和行业特色, 深入推进信息资源纵向整合, 加强横向资源整合, 形成农业网站的统一入口;四是强化公共服务, 建设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网站新闻、网络视频宣传作用, 加强市场信息服务, 促进产销衔接。

张克平:政府网站群助推智慧政府建设

无锡市信电局局长张克平。“智慧政府”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高级形态, 政府网站建设是电子政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面。智慧政府的演进过程历经从80年代初提出“计算电子化”, 90年代初提出“办公自动化”到21世纪初提出“电子政府”, 最后到十二五初期提出“智慧政府”。

无锡政府网站群发展方向将以“提高政府信誉度、推动社会参与度、增强百姓幸福度”为目标, 进一步加快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务信息基础设施、业务信息系统协同、信息资源共享交换、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上的应用, 为无锡早日建成智慧政府而努力!

3.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篇三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型;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是广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核心就在于构建服务型的政府。在读了《创新发展模式——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研究》(以下简称《创新发展模式》)一书后,笔者对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方面的内容深有感触。政府转型的速度和水平,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广州作为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引领全省的国家中心城市,政府是广州城市发展和改革的领导者、谋划者和推动者,只有政府带头转型,才能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广州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更好地服务于和谐广州建设。

一、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创新发展模式》一书,立足广州的实践,以科学发展为指针,着力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培育自主创新、促进社会事业等方面一一论述,层层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广州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路与对策。书中最后一章以《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为题,点明了政府的职能所在和政府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现途径。可以看出,前面章节的论述是各种手段和方式,最后一章是关键和核心,一气呵成,画龙点睛。

书中对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概括为四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征概括为六个:1.有限政府。2.法治政府。3.责任政府。4.透明政府。5.廉洁政府。6.高效政府。这六个方面,相互联系而统一,既是促进政府转型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尺度。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政府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制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的。究其内涵,笔者认为也要把握三点:1.服务型政府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核心竞争力就是坚持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国家“软实力”的基本要素。2.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政府必须真正关注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要把公共财政和预算投到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命脉、关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方面上来,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3.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政府更多关注自身结构的优化和理政方略的完善,不再直接干预经济,而只是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为经济生活的良性发展提供服务。

二、广州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迫切性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中,广州做了大量的举措。《创新发展模式》一书罗列和引用了广州从2001年到2007年的大量经济统计数据和指标,论证了广州近年来所取得瞩目成绩:综合经济实力增强,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三,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取得了新的进步,民生福利不断得以改善。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批准实施,也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明确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要清醒地看到广州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迫切性,才能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广州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外来先进体制架构、价值工具、共性管理理念的全球扩散和融入,使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受到了冲击,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广州要创新发展,政府就必须解构旧的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对内外挑战,迎难前行。

(二)广州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迫切要求。目前广州政府的行政管理仍然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这种职能定位的无限性,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不自主或有意识地扛起了一些不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介入了一些不该介入的环节和领域,造成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公共产品短缺,社会秩序重建滞后等。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了改革突破的重要节点。

(三)广州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一方面,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广州人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政府必须接受法治、民主、公民社会的制约和监督。而另一方面,民生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服务对象的“被服务”意识也日益提高。政府如果解决不好民生问题,满足公众需求,就会失信于民,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三、服务型政府对广州发展模式转型的推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发展模式转型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对于如何推动广州发展模式转型,《创新发展模式》一书从转变发展观念,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节能减排和加强环保,增创体制改革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社会建设等六方面进行论证和阐述,并提出 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经济管理职能、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责任政府等四方面的对策。笔者认为,书中提到的观点和思路,对2010年的广州经济社会的把握和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说服力。把书中的观点理论和当前的发展实践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更好地从宏观大局上去整体领会书本的研究精髓,才能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先机。

2010年是亚运年,要确保实现城市环境“大变”目标,全力以赴办好亚运会,广州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广州提出了要全面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着眼强化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知识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四个中心功能,为广州未来确定了发展路径。同时,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了目前的存在问题:1.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2.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的任务十分紧迫;3.城市功能、公共服务、自主创新能力等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仍有不小差距;4.城乡和地区间发展还不平衡;5.保障和改善民生仍需作出更大努力;6.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不够高。可以看到,政府对当前形势的把握是很到位的,存在问题的6个方面,都可以归纳为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缺失问题。政府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关键就要带头转变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

(一)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统筹协调各方关系。要科学界定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协调好政府间的关系,为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架起桥梁。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服务,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控制和协调。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市场能干的政府不插手,只有市场干不好的政府才去弥补。凡是企业的事,就让企业去决策,政府只是积极回应企业的要求,为企业做好服务。凡是下一级政府或基层能处理的问题,就由下一级政府或基层去处理,凡是应该由本级政府办的事情,就应当切实负起责任。广州要转变发展模式,政府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营造广州创业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的责任,理顺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转变调节经济的方式,提高广州的核心竞争力。

(二)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拓展城市功能内涵。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了公共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包括了公共交通、通讯等公用设施,以及社会就业分配、保障福利等的公共制度建设。政府通过转变职能,构建惠及面广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调控社会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劳动就业,控制房价过快增长,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广州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办好改善民生的实事,制定出符合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中长期公共服务战略体系,提升城市的发展实力。

(三)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生产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根本基础。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培养财源,培育财政收入增长点,另一方面又要统一预算,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广州要按照强化公共服务和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改变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弊端,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劳动就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投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四)培养公共服务精神,塑造以民为本理念。服务型政府的公务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而是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者,必须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公共责任感,体现以民为本的服务本质。通过强化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服务伦理教育,提升公务员的思想觉悟,培养和树立“群众至上”的服务意识。通过加强培训和管理,提高公务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培养具有经济头脑、国际眼光、服务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公务员。广州要立足实际,以“集中攻坚促大变,全力以赴迎亚运”的中心大局为契机,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公务员择优竞争的选拔机制和流动机制,树立政府和公务员“以民为本”的公仆形象和东道主形象。

4.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篇四

服务型政府是党和国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所提出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中国特色政府管理新理念，并已经成为加快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所谓服务型政府，从经济层面上讲，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管，从而纠正市场失灵，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政府;从政治层面上讲，就是切实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确保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环境，从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有效治理的政府;从社会层面上讲，则是从社会长远发展出发，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调节贫富差距、打击违法犯罪等，确保社会健康发展的政府。即，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其实，这也是我国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服务型政府是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而公务员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是政府职能的具体执行者，在国家行政管理运行中起着决策、组织、协调、控制的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等。“人是行政之本，人力资源是政府能力中的前提性因素，也是主导性因素。人力资源包括量(公务员的数量)与质(公务员的体质、知识、技能、价值观、团队精神等)两个方面。与数量相比，对政府能力高低产生决定影响的是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一定的质量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而且是因为它直接影响政府能力的其他因素效能的发挥。”因此，公务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力军，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能力也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只有服务型的公务员才有服务型政府，服务型公务员是服务型政府的组织基础和力量基础，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的关键。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的:

1.政府服务理念的塑造应以公务员为主体

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提出，是我国政府治理理念的一次深刻变革。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而非自下而上的“自然生成型”而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其行政理念的转变自然是首当其冲。

(1)公务员对政府服务理念的认同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提。公务员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认识不足，观念的错误、消极的情绪等等都会阻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因此，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公务员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前提，这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还包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公务员只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才会在其日后的工作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前进，才能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顺利推进。

(2)加强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是政府服务理念塑造的保障。公务员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具有自利性的普通公民，又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管理主体。显然，一个人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与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职责会发生冲突碰撞，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的冲突，这也是公务员面临的伦理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究竟作何抉择，“在根本上取决于两种基本因素:公共管理者所受到的制度监督与控制，公共管理者自身的价值观”，换言之，在实施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公务员是将权力用于促进和实现公共利益，还是将权力用于谋取私利，既取决于宪政制度的安排，也取决于公务员的伦理道德水准。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公共权力不背离公共性。因此加强公共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来讲，“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的重塑。”我们的政府曾经存在着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政府是由那些德才兼备的内圣之人或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道德品质，大公无私。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现实社会中，官派作风，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因此，政

府服务理念的塑造在赢得公务员的认同的同时，还须加强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

2.政府服务规划的设计应以公务员为主体

如何设计政府服务规划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改进公共管理水平，而承担这一重要的职责的便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员。显然，公务员是政府服务规划设计的主体。公务员是一种社会精英层次的人力资源③形式，具有制定公共政策、维持法律执行、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的重要角色。他们能够在政府规划的设计中利用先进的理念和价值观，运用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手段，决定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从而影响着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人力资源的不断开发是政府综合管理能 力和绩效持续提高的源泉，因此，公务员设计合理的政府服务规划，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公务员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使他们成为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知力量、社会行动的先导者，能及时对政府服务规划进行前瞻与调整，以引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带动社会整体力量的选择。此外，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公务员在政府服务规划的主体地位将日益增强。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战略规划已不再仅被看作是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事，现在它常常涉及一个更大和更广泛的战略管理小组，包括整个组织的计划人员和运作管理者。这个战略管理小组沟通了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以及一线员工，打破了计划机构和运作机构之间的„官僚障碍‟，在其中，组织的运作管理者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或者参加了组织的战略计划和目标定位的构思，或者成为战略计划顾问”，①因此，当前政府服务规划不仅是少数专业计划人员的职责，更需要各层次、各领域公务员的共同智慧与努力。我国《公务员法》将公务员的范围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党委、人大、政协、审判、检察、民主党派七大机关工作人员，这也必将使其在政府规划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

3.政府服务能力的提升应以公务员为主体

政府效率和行政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集中体现。公务员履行公共权力、实施公共政策、承担公共责任的主体，强调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直接指向行政效率和行政能力，因此，公务员的能力得提升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得关键，公务员的服务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公务员的服务能力是由其思想品质、知识水平、业务素质、技能水平、工作方法等体现的。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公务员的品德素质、行为能力与行为规范构成了政府能力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和手段②，直接作用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其中，公务员的政治品德和道德良心关系到他是否按照目标的规定，兢兢业业地为公众服务，以其责任心客观、公正地执法，势必影响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而公务员的知识水平、业务素质、技能手段、工作方法，则关系到他是否有能力胜任政府的各项管理工作，能否高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是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的综合反映。另一方面，公务员对企业人力资源、科技人力资源也有着较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知识、能力和素质是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之中，通过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效益而整合、优化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创造整个社会的收益，推动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其价值增值的。这是公务员通过提高管理效益而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间接的人力资源形式，是和前面直接的作用力相互补充和配合的。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公务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的需求愿望;政府职能由过去的直接控制转变到监督服务中，要求公务员在知识、专业、能力素养上有较大提高。

4.政府服务绩效的改进要以公务员为主体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其构建必然伴随着提升政府绩效。所谓政府绩效，又称“公共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公共组织绩效”、“政府业绩”、“政府作为”等，它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业绩、效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和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职能实施其意志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①。很显然，政府的绩效是由人来创造的，政府绩效与创造绩效的主体—公务员的素质是紧密相关的。

(l)公务员的政绩观是政府绩效管理能力的体现。

在政府的实践运作过程中，“公务员的政绩观，即公务员对政府管理职责的理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构成政府管理的软约束。……公务员的政绩观越靠近公共利益，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就越强，政府管理的能力就越强”②，因而，在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绩效的改进必然会促使公务员树立合理的政绩观，以提升政府管理的能力，最终改进政府的绩效。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改进政府服务的绩效，公务员需要树立执政为民的政绩观。执政为民的绩观，简言之，就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和准则的政绩观。

(2)公务员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

对于政府来说，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政府整体绩效的改进与提升。而公务员作为政府绩效的创造的主体，其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整体绩效的提升。“政府绩效管理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位公务员的绩效支持所在政府机构的绩效，而每一个政府机构的绩效又支持上一级政府的绩效，最终确保中央政府的各项绩效能够达成。”③当前，“政府必须将公务员队伍以及公务员个人的绩效管理纳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中，强化他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使命和战略的贡献度;同时尽量基于客观的工作目标来考核公务员的个人绩效”，只有通过公务员个体及公务员队伍整体绩效的提升，才能最终实现政府绩效的改进与提升。

5.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 篇五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视角，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读。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发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二战之后，不少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状态，开始追求现代化，希望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两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跃进，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只有13个经济体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亚洲也只有日本与“四小龙”。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多达180多个，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历史地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始终是一国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的基础。如果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好后发优势，可以加速赶超、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二战后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发展理念泛滥，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高度强调政府在推进重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结果经济绩效非常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义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机更多甚至经济崩溃。

前面列举的几个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场、政府也积极有为。有效的市场必须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必须有竞争力，必须有比较优势。如何形成比较优势？企业家对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偏好，是自发的，需要有效的价格信号作为前提，只有在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之下才能形成，这也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进；此外，包括外部风险的平衡，不是个别企业家所能完成的，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

有为的政府，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这是由于，转型国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政府来促进就业、关注民生、稳定社会。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支持。所以，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推行的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比如双轨制，既让市场发挥作用，也让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倍的关键性因素。

往前看，要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决好一些领域的垄断、寻租甚至腐败，既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消除各种扭曲市场的保护、补贴、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势利导，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等改革开放中累积的矛盾。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就一定会延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6.转型升级地方政府会展项目瘦身 篇六

2014年以来，各地相继公布会展活动“瘦身”计划。于是，会展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边是多地关于2013年会展业“蒸蒸日上”的报道；一边是多个城市2014年为了会展“瘦身”而“大动干戈”。事实上，中国会展业既不会像2013年的数据看上去那么“风光”，也不会因2014年的大幅“瘦身”而出现危机。这是因为，被取消的会展活动多为政府主导型项目，这次“瘦身”，实则是让行业回归市场，将是否举办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第十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CEFCO2014）期间发布的《2013年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便指出，2013年，国内展览市场总量持续上升，展览市场专业化逐步加强，转型趋势日趋明显。政府对展会的帮扶方式已由扶持主导向规范管理和提供政策、公共服务等方向转变。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副司长吕继坚指出，当前，世界会展业重心正在逐步东移。商务部将继续推进会展市场化，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业管理。

北京：取消47项会展活动

近日，北京市清理和规范节庆论坛展会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47项节庆论坛展会活动被取消，保留61项。据悉，此次清理工作取消了各类活动47项，节约经费

6701万元。通知要求，凡未列入保留目录的节庆、论坛、展会活动，今后不得擅自举办，已经取消的活动严禁举办。保留的活动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名称、活动周期组织实施，从严控制规模和经费开支，提高活动质量，不能增加基层和企业负担。

通知要求，财政部门对未经批准的项目不予安排资金，要按照节俭办事的原则，严禁铺张浪费，严格压缩活动经费，经费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支出水平。同时，审计部门要把相关活动经费的使用情况纳入今年的审计范围，加强监管。对违反财经纪律、造成严重浪费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广西：121个节庆论坛展会被取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的消息，2013年，广西集中利用3个月时间开展节庆论坛展会摸底普查和规范工作，共登记节庆论坛展会260项，拟保留139项，取消121项，取消率达到46.5%。

据介绍，对拟保留的节庆论坛展会活动项目，有关管理部门要坚持严格把关，切实做到“三个不报”，即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不报、属于清理范围的不报、已清理过的不报。对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乱收费、摊派、拉赞助的行为坚决予以清理整治。

此外，凡不符合规定的节庆论坛展会，坚决予以取消。

广西方面特别提出，对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乱收费、摊派、拉赞助的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或违反有关经济工作纪律和财经制度的活动；企事业单位等利用党政机关名义举办的活动等，将坚决予以取消。

宁波：会展项目分类清理整合近日，在宁波举行的政府会展改革创新专题会议指出，宁波市将集中力量办好5个重点项目，推进10个项目逐步转向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介承办，停办4个项目。

据了解，为加快打造区域性国际会展之都，宁波市将保留一批效果好、前景佳的重点性会展项目，整合一批交叉性、重复性的一般性会展项目，调整一批发展慢、周期短的会展项目，转型一批作用小、效益低的会展项目，停办一批投入大、绩效差的会展项目。

根据宁波政府会展项目分类清理整合方案，宁波将分别对消博会和中东欧国家特色展，海洽会和浙洽会，人才科技周，宁波高交会和宁波高洽会等项目进行整合，推动新材料论坛、宁波旅游节和宁波购物节等10个项目逐步向市场化转型。

宁波将改进政府会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年度政府会展项目及资金安排计划。重点项目直接划拨相应的责任部门，其他项目可按照市场化运作要求进行资金统筹管理。同时，建立政府会展项目绩效评估制度，强化市场运作，奖优

罚劣。

商务部：建立展会长效机制

1月上旬，商务部召开的第11次部务会议指出，中央开展的清理和规范节庆论坛展会活动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举措，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必然要求。

会议强调，清理是基础，规范是重点。由商务部继续主办的论坛展会活动，要按照中央要求逐步去行政化，加强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同时，严格新主办的展会论坛活动审批制度，确保数量不反弹；修订出台《商务部举办展会管理办法》和《商务部部领导出席本部主办展会论坛活动的工作规范》，建立长效机制。

同时，今年以来，商务部先后向各地发出《关于做好赴境外招商引资活动监督指导工作的通知》，要求：第一，开幕式活动精简或取消。开幕、开馆仪式改为与主论坛、展会合并举行，精简整个流程。第二，招待酒会规模大幅度压缩。第三，精简展会活动。

7.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篇七

在1978年改革以前, 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都由政府决定, 政府不但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 直接控制交换过程, 而且包揽分配和消费的决策, 以计划指令取代市场需求、行政分配取代市场选择,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进行统一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在建国初期为推动工业化进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暴露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所以,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此我国进入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时期。

1.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职能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 政府管理突出的是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管制, 其职能概括起来就是制定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集中全国人力、财力、物力, 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 其显著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全国之力办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战略密切相关的大事要事。

但是, 这种单一的管理方式造成了政府管理官僚主义严重, 效率低下, 导致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它最大的弊端则是“泛公共化”, 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导致经济活力不足,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失去生产和销售的自主权, 沦为政府附属机构之一;其生产要素由政府统一调拨, 按计划分配;市场被取缔, 政府通过权证、票证等控制交换活动;在消费领域, 尽管政府不能直接控制, 但由于生产、交换、分配环节的被管制, 城乡居民消费的数量与质量等也受到了间接控制。企业失去价格信号的引导, 导致其经济功能缺失。

2.转型期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1978年到现在, 即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时期, 这一阶段的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是, 在完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具体表现有: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完善, 政府规模继续缩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政府对经济活动管理中的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减少;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政企行政性关系进一步脱钩;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直接干预基本被取消;政府运用管理经济的法律手段日趋完善。

“自由经济, 自由放任”只会导致“市场缺陷”更为严重, 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 就是最崇尚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承认“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 所以需要避开市场”。要让市场能最有效地为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而工作, 需要有一种能代表全社会的总利益, 外在而不是内生于市场的力量来“纠偏或矫正”市场的运行, 特别是能代替在“市场缺陷”面前束手无策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性而弥补其消极性, 这种力量就是政府,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总量与结构、增长与稳定”。

政府适时适度干预市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恢复经济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逐渐成为大多数市场经济先行国家政府的共识。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有条件的, 它必须建立在遵循市场本身的发展和运行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只能运用有限但有效的手段进行“适时适度干预”。具体地说, 一是政府干预的领域主要是市场无力自行调节和完善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政府的作用是对市场机制的“拾遗补缺”。在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领域, 政府就不宜介入, 而在市场缺陷存在的领域就需要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 进行适时的干预。这就要求政府在职能界定和履行时避免“越位”, 二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应是促使市场机制恢复功能, 而不是取代市场, 即政府不能“错位”;三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是比干预前的情况有所改善或好转, 否则, 就不宜干预。

二、市场经济与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1.公共物品界定及其特征

从公共物品的特点出发, 萨缪尔森 (P.A.Samuelson) 把公共物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的物品。在我国一般从政府职能角度把公共物品定义为:公共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和劳务的总称。

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 既包括国防、外交、司法、公共安全、经济调节等纯公共物品, 又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工程、资源与环境保护、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准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的消费, 在其性质上具有许多与私人物品 (商品) 截然不同的特征:

——非排他性。公共物品在技术上、经济利益上和所有权上具有不可分性。非排他性是指某人使用公共物品, 并不减少他人使用该公共物品的效用, 即不排斥其他受益者。

——非竞争性。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 当某种产品的消费者增加时, 其供给成本并不因此而增加 (边际成本为零) 。比如一条并不拥挤的公路, 不会因为增加一辆汽车行驶而相应增加筑路成本。

2.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

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发现, 市场不可能解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这些公共物品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而不可能把任何不付出代价的人排除在外的特性, 同时这些物品也不能分成若干单位, 从而像商品一样对个人或企业销售, 也不能为其定价, 市场供给自然就成为无效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西方各国公共物品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增长, 政府是否应当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公共物品日益成为各国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我国, 解决好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问题,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而有效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形态下, 社会公共需求的内容和程度是不相同的,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公共需要的满足程度, 一方面取决于公共财政的财力基础, 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

3.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现状

目前,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且发展不平衡。如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与城市成了强烈反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 1978—2006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是逐年递增的。

政府消费支出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 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因此以该指标衡量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量是合理的。

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值一直保持在13%—16%, 并且波动不大。大卫.琳姆 (David Lim) 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的“一般性政府消费:增长率与GDP的百分比”数据, 得到如下结论:发达 (高收入) 国家的公共部门的一般性的政府支出比发展中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要庞大得多 (1965年是22%对11%, 1989年是17%对11%) 。根据该描述, 我国这一比率反应的政府规模居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之间。

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和社会发展尚不发达, 因而在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度上不应与发达国家攀比, 但在供给范围上应当涵概公共物品的基本外延。特别是那些刚性很强的公共需求 (诸如教育、医疗、失业救济、就业扶助、养老保险、基本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 , 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强推动作用的公共物品 (诸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研究、某些基础设施、司法制度等) , 应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优先保障供给。

三、公共物品供给增长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理论依据

对公共支出增长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高度综合分析到公共选择的经济学家的微分析的一系列方法,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注重在社会框架之内的长期变化对公共支出增长的影响, 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则把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那些因素模型化。

最早试图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人是布若恩, 他在1974年提出了一个决定公共支出因素的高度综合公式, 该公式包含了合计收入、不同政策的税款价格、政客和官僚相互讨价还价的权力、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政治参与的代价、公民牢记政府在何时忽视他们的愿望并且最后反对政府公共政策的程度。布若恩模型包含了公共选择方向的许多要素。但是, 这些要素大部分是不可测量的, 即使能被测量, 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也需要模型的进一步深化。

1973年, 杰克逊开始构想一个基本的一体化模型。该模型也是阐述公共支出增长进程动力的复杂性的有效教学装置, 该模型经过重新修整用来更清晰地阐释公共支出效率是许多问题。

1973年, 杰克逊利用图1阐释了公共支出增长模型的目的及其过程。

在第一象限, 需求和供给曲线因许多公共服务 (例如, 教育、公共安全或医疗卫生) 而弯曲。根据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 需求曲线是中等选民的代表;供给曲线是公共部门的垄断。第二象限表明公共部门的产出功能 (OP) , 它把公共服务是输出转变为投入的一种动力, 这种投入在第三象限转变为公共支出 (OW) 。图中标出的点表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花费额。因此, E01是第一时间内提供Q0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支出。

2.模型的设定

如果对瓦格纳法则的测试是用公共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的价值来表示, 并且该测试是根据对公共支出收入弹性的价值估计来设计的, 那么一系列问题便存在了。实际收入的增长将会使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1, 输出从Q0到Q1, 但是同时发生的人口增长将会使生产函数移动, 降低公共输出的水平, 影响公共支出和收入的关系。然而就人口变化而言, 何时测试瓦格纳法则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共支出的表示问题, 而需观察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的程度, 人口增长可能会更糟。享受一定数量的竞争性公共服务的人数越多, 可供中层选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水平越低, 从如下公式可以看出。

G*=GN-d (1)

G是公共服务的支出;N是人口规模, G*是中等选民最终消费的公共服务, 即G*是进入中等选民效用函数的数量, 参数d表示公共服务在消费上的竞争程度, 如果G是单纯的公共物品, 那么d=0;如果d=1, 那么G是纯私人物品。大多数公共物品均有d值, 它位于0和表示它们密集度的单位元素之间。

假定以上为背景, 按照1972年保斯丁和第肯, 1973年博格斯汤姆和古德曼的研究, 中层选民对公共支出是需求函数可做如下表述:

G*=aTcYb (2)

G*是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量, T是中层选民的“税务价格”, Y是中层选民是收入水平, a、b和c都是参数。

既然中层选民并不能被直接确认, 那么, 必须做如下假设:中层选民收入被看作是收入分配的中等值;“税务价格”是通过每单位公共输出的价格和平均税相乘得来的。这一计算带来了许多难题, 因为公共输出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这一计算必须在公共支出是基础上进行。然而公共支出并非公共输出是线性转化, 首先是因为规模经济, 其次是因为公共物品密集。

公共支出函数E可被表述如下:

E=G*P*=a P* (tP*) cYb (3)

这里P*代表得到的单位公共服务的价格, t为中层选民的税务份额。注意G*和P*都是不可观察的, 但是它们的产品即公共支出是可观察的, 单元G*的价格P*是和PN相等的, 此处P是单元G的价格, 代入等式 (2) , 进行对数转换, 有

lnE=lna+ (1+c) lnP+clnt+d (1+c) lnN+blnY (4)

这里E代表公共支出 (G*P*) 。

把这些额外变量引入该等式, 可获悉社会经济对公共支出的影响。

3.模型回归及其结果分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1978-2006年的历史数据, 运用OLS回归法, 建立公共支出增长模型模型。利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做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为:lnE=C (1) +C (2) *lnP+C (3) *lnt+C (4) *lnN+C (5) *lnY +εi

其中E表示公共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指标代替。

T/n即t为中层选民的税务份额, T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各项税收代替 (由于回归方程中已经包含了解释变量人口规模n, 考虑到共线性问题, 回归时仅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各项税收, 而不是其人均水平) ;Y是中层选民的收入水平用人均收入代替;P是单位公共服务的价格用物价指数代替;N为人口规模。

根据回归结果, 可给出回归方程:

lnE=-23.26062-0.383473lnP-0.063641lnt+2.258361lnN+0.971528lnY

R2=0.998569, S.E. =0.050574, F=4884.034

从回归效果上看,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0.998569, 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说明在我国公共支出中, 有99.857%的变动是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变化引起的;人口规模、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较小, 均小于0.1, 说明人口规模、人均收入这两个解释变量作为个体对模型有较显著的解释能力。

从回归系数上看, 我国公共支出与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呈正相关, 与税务份额及物价指数呈负相关。而在以上各因素中, 人口规模这个因素对政府消费支出影响显著, 并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大, 可理解为其对公共支出的影响较大。其中人口规模N的回归系数最大, 为2.26, 说明在几个解释变量中, 人口规模对因变量我国公共支出的影响最大, 其弹性为2.26。

四、结论分析

通过本文第三部分“公共物品供给增长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利用1978年到2006年的历史数据, 以政府消费支出 (E) 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 其结果表明, 在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增长的几个解释变量中, 人口规模对我国公共支出的影响最大。且人口规模的增长与公共物品供给成正相关关系。

根据统计数据:从1998年开始的十年来, 我国人口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 十年内经历了人口数量从低于12.5亿到突破13亿的历程。当人口数量增加时, 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为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政府必须而且应该承担起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 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供给缺陷。这样, 政府就成为生产或组织生产公共物品并供给社会需求的唯一的或重要的担当者。

在转型经济过程中, 要改变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 一方面, 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 适当增加对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基础性公共物品的支出;另一方面, 要改变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 也就是要使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相适应。政府应将自己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主要职责定位为“掌舵” (决策、指挥、控制和监督) , 而不是“划桨” (直接生产)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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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8.转型中的服务型政府 篇八

摘 要：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各政府间的纵向、横向的不同部门间存在 “部门主义”现象，作为公共体育服务承接主体的体育社会组织在现实发展中偏离了其“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基本属性。在政府转型中，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跨域性、跨边界性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应运用整体政府理论，进行跨部门协同供给。

关键词：政府转型；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整体政府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5-0019-04

Abstract：In this paper，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 analysis and interview are employed to analyze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epartmental protectionism exists vertically and laterally in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main body to undertake public sports service， deviate its basic attributes of the non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shows strong needs to cross the regional and department bord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using Overall Government theory in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and discuss synergetic supply strategies of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Key words：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nergetic supply； Whole of Government

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起点，政府自身的转型成为转型的关键，这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政府转型的核心目标与战略重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1]。因此，公共服务的供给成为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战略任务。公共体育服务作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础，在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运用先进的理论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机制进行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提出运用整体政府理论探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供给问题，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

1 “整体政府理论”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政府开始了以政府职能市场化和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新公共管理运动[2]。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克服了传统行政的一些弊端，但是却因为忽视了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又带来了“机构裂化”“管理分割”等新的“碎片化”问题。西方各国继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又进行了以“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3]。整体政府就是针对分割和“碎片化”问题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是当代行政改革的新理念，是变革分割管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协作”的一场革命[4]。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从以政府为主逐渐转向公共、私人和非营利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公共体育服务的跨域性、跨边界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各组织间由于责任边界模糊，导致相互推诿，协调困难，最终不但无法发挥各自优势，而且额外增加了大量协调成本，使得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政府绩效低下。整体政府理论在这方面为我们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阈。

2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分析

2.1 举国体制下形成的竞技体育巨大的既得利益存量仍然占有着政府的巨大公共财政支出

我国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面临着权衡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两难困境。大量的公共支出流向竞技体育领域，在现实中偏离了群众体育参与的目标。尤其是在传统的以政府价值为主导的公共行政阶段，我国形成了保障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举国体制”，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到竞技体育中，群众体育资金投入很少。以国家体育总局财政支出为例，可以看出公共财政投入的竞技体育领域倾向。

2.2 不同层级政府和政府不同部门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职能界限不清，“职责同构”特征明显，部门主义现象仍存在，对公共服务责任的回应能力不足

所谓“职责同构”，是指在政府间关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5]。“职责同构”仍是当前中国纵向间政府职责配置的基本特点，每一级政府都在管理大体相同的事情，纠纷扯皮不断。对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职责分析发现，这一现象非常突出，各级政府间的职责的相似度90%以上。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本宗旨的政府转型，使得原有“事权”概念与新体制发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和理念上的碰撞。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建立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前提。比如：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当前的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缺乏相应的财政收入来源，没有足够能力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我国大型体育场馆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的体育场馆的闲置和使用不足，就是由于不同部门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清，很多问题出现了没有部门来解决。于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上演了“反公地悲剧”。由于寻租人追求的是大量的非生产性价值，因而在寻租过程中势必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或生产性资源利用不足。

2.3 我国体育事业单位执行职能未能从行政中分离出来，难以承载公共服务职能和职责

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作为公益机构本应作为公共服务的执行主体，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但是现行体制下它还是行政体制的附属[6]。我国体育事业单位存在着“行政商业化”的现象。行政体制下的体育事业单位，顺应市场化的浪潮，在经费不足或利益驱动下通过一定商业化的方式去收费经营，把本应是用于公共服务的资源用于组织的盈利。我国大量的挂靠在事业单位下的“公司”，就是所谓的体育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这种行政体制下的市场化实际上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了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还有的事业单位“不作为”现象，导致大量的公共体育资源闲置和浪费。

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荒废为菜地在媒体曝光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发了学界深层面的思考。近些年，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因缺乏维护、使用率不高等原因被废弃甚至拆除的事件屡有发生（见表2）。我国大规模的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成为解决人们体育需求和场地供给不足矛盾的催化剂，反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4 体育社会组织的在现实发展中偏离了其“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基本属性，而被“政府性”和“市场性”所掩盖

在原来体育体制下，形成了大量官办的体育社会组织，依赖于政府体制内，沦落为政府的附属组织或延伸组织。我国的很多体育协会挂靠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这是一个社会事实。许多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民间体育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被政府体系所吸纳，以获取资源供应和维系组织生存。体育社会组织寻求挂靠单位或者请政府人员担任组织内部职务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体育社会组织的政府性掩盖了其社会性，在价值上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工具主义价值。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体育社会组织不是出于公共性和公共利益，而是看到了政府职能转变中释放出来的“经济利益”，以“非营利组织”为名，大搞盈利性活动。

3 整体政府理论下的公共体育服务“跨部门“协同供给策略分析

合作的“跨界性”是整体政府的核心特征。跨界合作在实践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协同”；同级政府之间、同一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政府公共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内外协同”[7]。整体政府的特征和整体政府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模式，学者们进行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见图1。依据这一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策略。

3.1 不同层级政府体育部门间的协同策略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建立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前提。比如：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当前的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缺乏相应的财政收入来源，没有足够能力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不同层级政府体育部门可以通过建立 “政府间协议”“地方政府协会”“市自治团体协会”“社区体育协会”之类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机构，联合制定区域规划，共同解决。

《体育、政策、政治：比较分析》（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一书对五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英国和北美）的体育政策决策过程和体育行政架构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央或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他们在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责任不同，责任的回应也各不相同。

3.2 跨部门协同的方式可以采用联合发文、部际联席会议、专项任务小组方式

3.2.1 政府不同部门通过联合发文可以实现跨部门协同

为了解决一些公共服务中的难题，多部门联合发文成为我国政府跨部门协同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常见方式。联合发文可以说是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部门协同，更重要的是理念上和价值取向的一致和协同。可以通过共同制定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决定和解决共同关注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开始了一些实践探索。

3.2.2 以自愿、平等、共识为标志的横向协同，应成为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的新机制，横向协同的主要组织载体是“部际委员会”或者是“部际联席会议”

按照澳大利亚官方的界定，部际委员会具有几个特点：官员以各自部门代表的身份正式参与会议；他们被授权代表部门发言，阐明部门在所涉问题上的立场；成员构成和业务范围有明确界定，而且受到相关权威的首肯；决策以共识为基础。简言之， “代表性”和 “共识决策”是部际委员会最鲜明的特征。目前多称跨部门任务小组或工作小组。“部际委员会”是协同的一种组织载体。

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为了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建立了各司其职的联席会议机制，并推动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健全和完善相关协同机制，丰富和深化体育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格局。

我国“部际联席会议”则更多是一种工作机制，既不是一个领导岗位，也不是一个实体组织，而且是临时性设立的。我们可以根据面临的公共体育问题灵活采取协同机制。国外相关委员会召开协调会时强调“最懂行”（best informed）的人员参与，而我国实践中参加部际联席会议的人更看重行政级别。

3.2.3 打造基于专项任务或项目的共同小组或联盟，也是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的有效途径

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娱乐和园林机构，与法律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结成了联盟，以应对公众提出的日益紧迫的问题，这些联合体已经开始运作。例如：由“加州体育活动中兴”和“加州健康促进协会”两组织创建了一个“共同小组”解决一些公民健康问题。政府娱乐和园林部门和疾病控制中心成为一个合作高效的机构，开展一些“有益于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

上海市为了推进全民健身工程的纵深发展，提出“园林体育化，体育园林化”的项目工程。决定在公共绿地、公园等场所内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建设小型运动场地。体育部门与各区县、街道以及园林、绿化等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协商，出谋划策，推动了这项工程的顺利开展。

3.3 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通过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存量改造和增量改革”的双轮驱动，来实现政府部门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目前的主要形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体育服务。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培育和扶持体育社会组织。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在购买方面的公共服务应该形成一个跨部门协同治理与平等对话的局面。

我们主张在地方层次将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社区与志愿部门等不同部门联结起来， 促进更和谐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在这一方面已经进行实践的探索。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协同供给中培育、培育基础上的深度协同”的模式来进行协同供给的实践。2013年，为了调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常州市财政局会同体育局联合制定出台《常州市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施办法（暂行）》，并积极探索了体育社会组织培育的“3+2”模式，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主动承接体育部门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存在的最大困境是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不足，一方面要通过对官办的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事业单位的改革盘活现有体育社会组织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民间体育组织扩大社会组织资源的增量。通过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和体制外的增量发展的“双轮驱动”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大发展。

Green and Hou lihan讨论了公共领域内针对现代体育治理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利益相关者（俱乐部、会员、志愿者、官员、培训机构、区域协会等）的，倾向于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和商业赞助者的责任模式的深刻转换（Green and Hou lihan2006； Green 2007）。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借鉴的模式。

4 结论

政府转型背景下研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政府理论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着“部门主义”和“碎片化”的困境，也面临着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培育的双重逻辑。把整体政府理论的核心“跨部门”协同供给机制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治理之道。

参考文献：

[1]厚金. 我国政府转型中的公共服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2]Christensen T， Lgreid P.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整体政府[J]. 中国行政管理，2006（9）：1.

[3]张丽娜， 袁何俊.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整体政府[J]. 中国行政管理， 2006 （9）： 83-90.

[4]曾维和. “整体政府”——西方政府改革的新趋向[J]. 学术界， 2008 （3）： 285-290.

[5]朱光磊， 张志红. “职责同构” 批判[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2（1）： 101-112.

[6]迟福林. 政府转型与事业单位改革应同步推进 [J]. 人民论坛， 2010（29）：104.

[7]周志忍， 蒋敏娟. 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 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6）：28-33.

3.3 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通过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存量改造和增量改革”的双轮驱动，来实现政府部门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目前的主要形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体育服务。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培育和扶持体育社会组织。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在购买方面的公共服务应该形成一个跨部门协同治理与平等对话的局面。

我们主张在地方层次将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社区与志愿部门等不同部门联结起来， 促进更和谐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在这一方面已经进行实践的探索。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协同供给中培育、培育基础上的深度协同”的模式来进行协同供给的实践。2013年，为了调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常州市财政局会同体育局联合制定出台《常州市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施办法（暂行）》，并积极探索了体育社会组织培育的“3+2”模式，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主动承接体育部门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存在的最大困境是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不足，一方面要通过对官办的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事业单位的改革盘活现有体育社会组织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民间体育组织扩大社会组织资源的增量。通过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和体制外的增量发展的“双轮驱动”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大发展。

Green and Hou lihan讨论了公共领域内针对现代体育治理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利益相关者（俱乐部、会员、志愿者、官员、培训机构、区域协会等）的，倾向于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和商业赞助者的责任模式的深刻转换（Green and Hou lihan2006； Green 2007）。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借鉴的模式。

4 结论

政府转型背景下研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政府理论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着“部门主义”和“碎片化”的困境，也面临着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培育的双重逻辑。把整体政府理论的核心“跨部门”协同供给机制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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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志忍， 蒋敏娟. 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 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6）：28-33.

3.3 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通过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存量改造和增量改革”的双轮驱动，来实现政府部门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协同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目前的主要形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体育服务。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培育和扶持体育社会组织。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在购买方面的公共服务应该形成一个跨部门协同治理与平等对话的局面。

我们主张在地方层次将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社区与志愿部门等不同部门联结起来， 促进更和谐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在这一方面已经进行实践的探索。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协同供给中培育、培育基础上的深度协同”的模式来进行协同供给的实践。2013年，为了调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常州市财政局会同体育局联合制定出台《常州市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施办法（暂行）》，并积极探索了体育社会组织培育的“3+2”模式，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主动承接体育部门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购买中存在的最大困境是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不足，一方面要通过对官办的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事业单位的改革盘活现有体育社会组织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民间体育组织扩大社会组织资源的增量。通过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和体制外的增量发展的“双轮驱动”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大发展。

Green and Hou lihan讨论了公共领域内针对现代体育治理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利益相关者（俱乐部、会员、志愿者、官员、培训机构、区域协会等）的，倾向于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和商业赞助者的责任模式的深刻转换（Green and Hou lihan2006； Green 2007）。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借鉴的模式。

4 结论

政府转型背景下研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政府理论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着“部门主义”和“碎片化”的困境，也面临着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培育的双重逻辑。把整体政府理论的核心“跨部门”协同供给机制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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