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村规划

历史文化名村规划（共8篇）

1.历史文化名村规划 篇一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通常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起公布。

第一批，2003年10月8日公布，共12个； 第二批，2005年9月16日公布，共24个； 第三批，2007年5月31日公布，共36个； 第四批，2008年10月14日公布，共36个； 第五批，2010年7月22日公布，共61个。评选条件与标准

评选条件和评定标准依据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2003年10月8日发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或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选办法，主要内容：

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现存有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

原状保存程度：村内历史传统建筑群、建筑物及其建筑细部乃至周边环境基本上原貌保存完好；或因年代久远，原建筑群、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虽曾倒塌破坏，但已按原貌整修恢复；或原建筑群及其周边环境虽部分倒塌破坏，但“骨架”尚存，部分建筑细部亦保存完好，依据保存实物的结构、构造和样式可以整体修复原貌。

现状具有一定规模：村的总现存历史传统建筑的建筑面积须在5000平方米以上。已编制了科学合理的村镇总体规划；设置了有效的管理机构，配备了专业人员，有专门的保护资金。

列表

北京市

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1)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2)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3)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5)天津市

蓟县渔阳镇西井峪村(5)河北省

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2)井陉县于家乡于家村(3)清苑县冉庄镇冉庄村(3)邢台县路罗镇英谈村(3)涉县偏城镇偏城村(4)蔚县涌泉庄乡北方城村(4)井陉县南障城镇大梁江村(5)山西省

临县碛口镇西湾村(1)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2)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2)沁水县土沃乡西文兴村(2)平遥县岳壁乡梁村(3)高平市原村乡良户村(3)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3)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3)汾西县僧念镇师家沟村(4)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4)灵石县夏门镇夏门村(4)沁水县嘉峰镇窦庄村(4)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4)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店头村(5)阳泉市义井镇大阳泉村(5)泽州县北义城镇西黄石村(5)高平市河西镇苏庄村(5)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5)宁武县涔山乡王化沟村(5)太谷县北洸镇北洸村(5)灵石县两渡镇冷泉村(5)万荣县高村乡阎景村(5)新绛县泽掌镇光村(5)内蒙古自治区

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美岱召村(2)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五当召村(3)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3)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明月湾村(3)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礼社村(5)浙江省

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1)武义县武阳镇郭洞村(1)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3)永康市前仓镇厚吴村(3)龙游县石佛乡三门源村(4)建德市大慈岩镇新叶村(5)永嘉县岩坦镇屿北村(5)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山头下村(5)仙居县白塔镇高迁村(5)庆元县松源镇大济村(5)乐清市仙溪镇南阁村(5)宁海县茶院乡许家山村(5)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寺平村(5)绍兴县稽东镇冢斜村(5)安徽省

黟县西递镇西递村(1)黟县宏村镇宏村(1)歙县徽城镇渔梁村(2)旌德县白地镇江村(2)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3)歙县许村镇棠樾村(3)黟县宏村镇屏山村(3)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4)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4)黟县碧阳镇南屏村(4)休宁县商山乡黄村(5)黟县碧阳镇关麓村(5)福建省

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1)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2)武夷山市武夷街道下梅村(2)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3)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3)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3)福安市溪潭镇廉村(4)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4)清流县赖坊乡赖坊村(4)长汀县三洲乡三洲村(5)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中心村(5)屏南县棠口乡漈头村(5)连城县庙前镇芷溪村(5)长乐市航城街道琴江村(5)泰宁县新桥乡大源村(5)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5)江西省

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1)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2)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2)高安市新街镇贾家村(3)吉水县金滩镇燕坊村(3)婺源县江湾镇汪口村(3)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4)浮梁县江村乡严台村(4)赣县白鹭乡白鹭村(4)吉安市富田镇陂下村(4)婺源县思口镇延村(4)宜丰县天宝乡天宝村(4)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5)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5)龙南县关西镇关西村(5)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5)浮梁县勒功乡沧溪村(5)山东省

章丘县官庄乡朱家峪村(2)荣成市宁津街道东楮岛村(3)即墨市丰城镇雄崖所村(4)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李家疃村(5)河南省

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村）郏县李口乡张店村(4)

(2)湖北省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大余湾村(2)恩施市崔家坝镇滚龙坝村(3)宣恩县沙道沟镇两河口村(4)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5)宣恩县椒园镇庆阳坝村(5)湖南省

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1)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3)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3)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干岩头村(3)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5)祁阳县潘市镇龙溪村(5)永兴县高亭乡板梁村(5)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五宝田村(5)广东省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1)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1)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2)开平市塘口镇自力村(2)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村(2)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3)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3)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3)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4)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岗古排村(4)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4)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5)梅县水车镇茶山村(5)佛冈县龙山镇上岳古围村(5)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5)广西壮族自治区

灵山县佛子镇大芦村(3)玉林市玉州区城北街道高山村(3)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4)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扬美村(5)海南省

三亚市崖城镇保平村(5)文昌市会文镇十八行村(5)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5)四川省

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2)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2)汉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4)阆中市天宫乡天宫院村(5)贵州省

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云山屯村(2)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村(3)黎平县肇兴乡肇兴寨村(3)赤水市丙安乡丙安村(4)从江县往洞乡增冲村(4)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马头村(4)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4)三都县都江镇怎雷村(5)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屯村(5)雷山县郎德镇上郎德村(5)务川县大坪镇龙潭村(5)云南省

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2)云龙县诺邓镇诺邓村(3)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4)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4)祥云县云南驿镇云南驿村(5)陕西省

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1)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2)青海省

同仁县年都乎乡郭麻日村(3)玉树县仲达乡电达村(5)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香山乡南长滩村(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2)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4)哈密市五堡乡博斯坦村(5)特克斯县喀拉达拉乡琼库什台村(5)

2.历史文化名村规划 篇二

关键词：耦合,方顶村,防御,民居,商道

曾经大规模的拆村并点,已经使很多农村成为记忆中的故园。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历史文化名村的文化特色在提升区域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利用,不仅有助于保存、传承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改善村落的生活环境,也能提升村民对身份的认同感。而在保护中如何凸显历史文化名村的特色则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1 研究背景

1986 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涉及到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提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够较完整地体现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予以保护,可以根据他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核定公布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着重保护整体风貌、特色。

1999 年,ICOMOS通过《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认为乡土建筑、建筑群和村落的保护应尊重尊重建筑及群落的文化价值与传统特色,乡土遗产很少由单一的建筑物来代表,其乡土性的保护则要通过维持和保存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村落来实现。

2006 年,在第六批国保单位公布之后,清华大学吕舟先生提出“在对村落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作中,保护村落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保护村落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保护其价值重要的措施”的观点。

2008 年,单霁翔院长在《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一书中指出,“整体地保护一座历史文化村镇,除了保护其中各种类型的乡土建筑以外,还要保护它内部和外部一定范围内原有的生活设施、生产设施和其它公用设施”。

2014 年,农业部发布了中国“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归纳出了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渔业开发型、草原牧场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高效农业型。

以上各时期关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重要言论中可以看出,保护重点都从点扩展到面,强调对村落整体的保护。而2014 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更加强调的是对村落特色的发掘,认为应结合村落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特点等,采用相应的活态发展策略,使得村落可持续发展,发挥其在提升区域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历史文化名村作为某一时期或者多个时期叠合的乡村文化载体,文化展示和传承的潜力大,适合于文化传承型的村落创建模式。通过对文化最直观的物质载体的保护,达到对文化的保护、传承的目的。

2 耦合理论在历史文化村镇特色保护中的应用模式

1986 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提及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此后关于历史文化村镇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探讨历史文化名村时空分布成因,《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李亚娟)等。保护方法的研究,《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研究》(赵勇)等。旅游开发的研究,《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研究》(车震宇)等。评价体系的建立,《翠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实施评价研究》(李婧)等。价值或保护管理策略的定量评价研究,《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政策评价标准的建立及应用研究——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马晶)等。

纵观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研究,成果已经很系统全面。但是即使是对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也只是很多要素孤立地各自成体系进行保护。欠缺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对村落要素与所在系统内在协调机制的研究。各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决定着在达到系统临界值时,系统将走向何种结构。脱离系统保护特色要素,会导致系统整体关联性的降低,因此片面突出对某些要素的保护,甚至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很多情况下,我们认识到特色要素的价值,却没有在保护中真正体现出它在整个村落系统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时,强调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耦合理论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之间通过多种形式相互作用、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联动现象。耦合作为名词,在通信工程、软件工程、机械工程等相关领域都有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中,耦合理论强调的是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将耦合理论分为三个层次:耦合模式、耦合过程、耦合功能。其中模式是耦合现象的外在表现,过程是耦合现象的内在机制,功能是耦合模式和过程的结果。1)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耦合理论框架(图1)。从耦合理论的视角出发,形成基于耦合理论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体系。通过对村落特色价值要素的提取,研究其与所在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模式,在系统中探讨村落要素的保护,最终在实现对特色价值保护的同时,达到对整个系统的提升、保护。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3 方顶村特色要素提取

方顶村(图2)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图3),东临五云路,北面、西面被G310 环绕,南望五云山,西邻汜水河,辖顶门、程湾两个自然村,地形险要,环境优美。

方顶村历史悠久(图4),已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痕迹。元代末年,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战争,造成人口大量逃亡,土地荒芜。明代初期洪武年间,一支方姓族人从山西洪洞县经过长途跋涉,到今天的方顶村筑寨定居下来,历史已600 余年。在明代中晚期,方顶古商道经商活动开始,至解放后商道开始没落。

图片来源:知新营造机构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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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村落防御体系

方氏族人刚迁来时,为防兵乱依山势环村建寨,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居住,设十三座寨门,以自然地形和宅院房屋为寨墙,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形成方顶村的防御体系(图5)。十三座寨门中,西望华山和西望瑶池在同一位置,是上下两个不同朝向的寨门,形成“门上门”的奇景。寨门现都被毁,但从少量遗迹可以看出,寨门多为砖石结构,上为券顶,屋顶是带瓦的坡屋顶,中间是8cm厚的板门,用碗口粗的横木栓柱。

石寨墙(图6)是方顶村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寨墙修筑于明清时期,在高台地的侧壁上,不仅可以加固土层,而且有很强的观赏作用。长约二百多米,高七米左右。长长的石寨墙全是用红顽石砌成,现存状况较好,但有部分损毁,且有多处涂鸦的痕迹。

3.2 村落民居类型

洪洞县位于晋南地区,自古地狭人多,因此建房很节约用地。“晋南地区单进院落也十分狭长,宽长比在1 ∶ 3 左右”,“由于晋中、晋南院落皆狭长,因此,素有‘窄院’之称”2)。方顶村年代较为久远的民居院落也大都呈现出窄院的形态,新建房屋则大部分是装有太阳能的砖砌平房,院落形态与中原地区同化。本文以传统院落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窑洞,分为窑院民居和合院民居。且村内有一座地坑窑院,合院民居中,部分院落有两层的民居,类型丰富。

3.2.1 窑院民居

窑洞在山西全境都分布广泛,方氏先人来到方顶村后,最先采用的居住方式也是窑洞。大多是靠崖窑,也有以砖石砌筑的锢窑。窑洞冬暖夏凉,但相对较为潮湿,且光线不太好,通常会在左右两侧砌筑厢房,组成窑院。

窑院民居有二合院、三合院与四合院(图7)。二合院、三合院分布较为分散,四合窑院多分布在临街的位置。二合窑院仅有正房和厢房,由靠崖窑或锢窑组成,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窑院内正房或者厢房可能是砖砌平房。若厢房为窑洞,则一般是锢窑,若正房为窑洞,则一般是靠崖窑,窑院内靠崖窑多由多孔窑洞组成。三合窑院、四合窑院的组成类似于二合窑院,但方顶村三合窑院与四合窑院的正房基本上都是靠崖窑。三合院与四合院的区别在于三合院没有倒座,而仅在院落入口处有门楼,四合窑院多分布在临街处,在靠近街道的地方有临街房。

3.2.2 合院民居

合院民居院落平面布局与窑院相似,包含有二合院、三合院、四合院,部分三合院与四合院中的正房是两层。村落不同的区域结合所处地形,有不同的院落组合格局,如院落前后连接、两院间隔平行布置(图8)。院落前后连接,即前排建筑的正房后墙即为后排建筑的前院墙,此种类型的院落道路多在两侧设置,院落根据需要,往往设大门、二门两重门,另设两侧厢房和正房。两院间隔平行布置,即院落进深一致,院落间有小巷分割,整排院落前有公共道路。

3.3 商道现状

方顶村是曾经因商业活动而兴起的村落,商道在村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中晚期沿着防御体系开始的商业活动,使得原本坚实的村落防御体系成为交通最为繁忙的地方。到清代康乾时期达到鼎盛,至解放后,实施集体经济,村民经商不成后放弃,至此商道开始没落。建国以前,有三条古商道经过方顶村,堪称融通巩县(今巩义市)、荥阳、汜水通商的“丝绸之路”。三条古道(图9)联系着方顶村的兴衰, 连接着方顶村的一些重要的民居,是方顶村重要的文化载体。

现在仅一条从村中穿过的商道(图6)仍有部分原位置保留,但当时的条石材质的路面已经不复存在,是现代铺砌的水泥路面。村内主要的公共活动节点都依托商道建设,且大部分名人故居都临着商道分布,都体现着商道在村落中的重要性。

4 村落价值判断

方顶村历史悠久,村落的选址和布局体现了传统中国对自然充分尊重的理念,符合藏风聚气、负阴抱阳的风水理论,与周围的地形地貌和山水自然风光取得和谐统一,是目前郑州市域范围内发现的保存较为完整,距离市区最近的一处乡土建筑群,对研究中原地区明清时期乡土聚落环境营造、建筑风格、社会民俗和地方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实证研究价值。其独特的村落防御体系、悠远的商道文化历史,历史建筑规模之大,建筑类型多样性和和保存的完整性,都是郑州地区不可多见的。

5 方顶村耦合保护策略研究

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中,耦合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加强特色要素与系统中其他元素的关系分析,在保护特色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整个系统的提升。这种耦合作为一种现象有着共生性、适应性的特点。历史文化名村有着久远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发展,村落中内含的各种系统形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是适合当地的形式。这种适应性是系统在持续的演进中,保持系统趋向于定向演化的内在动力的外化显现,各种物质形态结构是这种外化显现呈现的结果。在方顶村的保护规划中,通过耦合理论的介入,以求在保护中保持各个系统的共生性、适应性。

5.1 防御体系与浅山丘陵地貌的耦合保护

对村落的防御体系进行保护,则应对其原有寨门进行复原,恢复其原有风貌。村落的防御体系独特性在于并无实际建造的寨墙,而是以一座座寨门结合地形及民居院墙形成其现有格局。这种格局与浅山丘陵的地貌有着强烈的共生关系(图10)。

方顶村是由移民因素而形成的村落,山西省洪洞县丘陵地貌所占比重最大,当移民进入中原地区,定居地的选址属于浅山丘陵地貌,与洪洞县有相似之处也属必然。根据GIS对地形进行分析(图10),得出村落地势高程的变化,呈现出多级台地的地貌。整个区域外围较高,中间低。冲沟的南侧,台地与冲沟的走向大致相同,以带状沿着冲沟展开,相对高差最大的约为10m;北侧地形较为复杂,每级台地的相对高差约2m,最大高差约为12m。村子的西侧相对平坦,大片的农田和民居都聚集在此。

图片来源:知新营造机构项目组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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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新营造机构项目组

对地形地貌进行保护,应严禁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任何破坏地貌的建设活动,且村域范围内的冲沟作为生态养育区进行保护。方顶村的地形地貌是村落丰富空间层次的重要基础,对村落文化景观的层次性、建筑群的层次性、建筑的营造都有很大的影响。且在村落北侧形成的冲沟,在雨季能作为排水设施,对村落的景观也起到活化的作用。在冲沟附近,形成了具有风水含义的高地:龙东咀和东咀。只有不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才能保持这些不同村落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5.2 民居与山林田宅历史环境的耦合保护(图11)

以村落的浅山丘陵地貌为依托,其上杂糅地分布着林地、田地、民居群,构成“山林田宅”(图12)的村落居住形态,形成中原地区富有特色的村落景观层次。

5.2.1“宅”与山、林、田的耦合关系

(1)宅与“山”。山,即浅山丘陵地貌。基于这种复杂的地形,民居形成了高低错落的景象,比平原村落多了一个维度的空间变化。保护浅山丘陵的地貌特征,即同时保护了民居的多维度景观。

(2)宅与“林”。村民种植的树木种类较为单一,主要为杨树、槐树、桐树等乡土树种。村落的植被景观由地被、灌木、小乔木形成三层绿化体系,极大地丰富了村落景观层次。在方氏族人刚迁来时,虽有地形这种天然屏障,但林地的分布则使得民居更加隐蔽。除去这种兵乱时期的防护作用,林地是村落完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使民居有了赖以存在的良好环境基础。对“林”的保护则要保持乡土植被种类,保持乡土特色,并避免外来树种对原有生态格局的影响。

(3)宅与“田”。大量的农田是乡村聚落区别于城市的独特标志,农业生产也是村落主导产业,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民居总是临着田地分布,以方便对田地的管理。山地上农田的分布较为分散,民居也随之散落各处,但主要分布在两个片区。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田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因此禁止任何建设活动侵占基本农田。

5.2.2“宅”的耦合保护

拉普卜特在《住屋形式与文化》中谈到,“住宅更是将住宅、聚落、地景以及仪式建筑的整个系统连贯至生活方式上的重要途径”。住宅虽是聚落中最大量、最普遍的存在,却是一切生活方式的出发点。对方顶古村落保护范围内的民居进行分类评估保护,他们的耦合体现出时间上的延续性的特点,对各类民居都要进行保护以保留村落长期的历史积淀。规划划定保护建筑(优秀古民居)、古民居、传统民居(与历史风貌协调)、现代民居(与历史风貌不协调)共四大类(表1)。

历史建筑(优秀古民居):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丰富的建筑细节,保存完整,能够体现方顶村建筑艺术和时代特征的历史建筑。建议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等。

古民居:具有较好的建筑质量,保存完整,能够体现方顶村村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建筑。建议维修保护。

传统民居:建筑形式、材料等大多施工措施按传统做法实施的,但建造年代相对较晚的建筑。建议维修保留。

现代民居:体量形式或立面材质与村落传统风貌差异较大的现代建筑。在核心保护区内对村落历史风貌影响较大的建筑,建议采用拆除或者拆迁的方式。部分质量较好的建筑可进行整治后保留。

村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建筑是各时期历史审美、建筑技术特点的直观体现物。通过对这些建筑进行整治,形成各时期建筑共存的局面,以保护这些直接体现村落生长性的物质要素,而非只保留某一时期的民居。

5.3 商道与一线两片多点村落格局的耦合保护(图13)

由于村落地形的特殊性,山林田宅的分布均较为分散,而商道作为纽带,将相对集中分布的两片民居及礼制性建筑串联起来,形成一线两片多点(图14)的村落格局。古商道的出现,形成了村落“以线带片”的格局,每片都有多点,且大都沿着古商道分布,各点作为村落的一个个核心,增强着村落的凝聚力。多处重要的古民居及礼制性建筑沿着古商道分布,而使得古商道的存在意义更加重大。

(1)一线。村内古商道主要采用石板铺砌,古朴自然,与传统建筑共同构成统一的空间风貌。具体保护措施为:保持石板组成的铺装材质、保持古朴自然的拼接形式、禁止整齐严谨和图案化的拼接形式、清理维护现有石板路,并在整个村落内形成和谐统一的古街巷路面铺装形式。

(2)两片。对两片相对集中分布的民居群风貌进行整治,已经残损或被破坏的民居进行复原。对商道沿线的民居,部分置换为商业功能,恢复商道沿线的商业氛围。但应同时对两片集中保护的民居之外,但在商道沿线的民居进行保护,改善其建筑现状,确保村落空间结构的连续性。避免两片民居单独保护,出现空间上的割裂。

(3)多点。礼制性建筑现在仅有方氏宗祠保存状况较好,但西厢房也已缺失,土地庙仅存部分墙体,关帝庙仅有基址残留。据记载,原本每个自然村中均各有一座土地庙和火神庙,底沟还多个白奶奶庙,对这些庙宇进行复原,恢复其原有结构。这些庙宇的复原,则进一步加强商道的公共性。

6 结语

首先,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整体均好会丢失村落的特色,而只重视最有特色的部分,则可能失去整个系统的平衡,片面强调任何一点都不可取。历史文化名村的耦合理论,关注的是整个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力求在对村落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凸显其特色价值。

其次,特色要素在其所处的系统中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也取决于整个系统的相互支撑。将其纳入整个系统中进行保护,相关要素的同时提升,则可以使特色要素发挥更好的功效。耦合理论的介入是平衡整体保护和特色凸显的关键点。

3.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燕坊 篇三

有着800多年悠久历史的燕坊古村,坐落在赣江边的一块台地上,面朝赣江,背倚后龙山,山环水抱,古村的选址深合传统风水原理。燕坊的先民们充分利用紧靠赣江之便利,乘舟而下,经长江至四川、湖广、江浙等地进行商业贸易。他们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守信,创建了诸多名噪一时的商号,同时也赚取了丰厚的财富。他们带着经商积累的财富回到家乡,延请各地有名的工匠,起屋造舍,精雕细刻,造出了一栋栋形式各异的建筑。燕坊现保存有明清建筑102处,以民居为主,宗祠、书院、门坊、古井、照壁、池塘错落其中,堪称内涵丰富的庐陵民居博物馆。中国民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浩对燕坊民居的独特风格赞赏不已。他说,燕坊的民居既不属于北方四合院,也不属于江南天井式类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独立体系。这种民居的个体内部不设天井,而是把天井推到外面,成为天井院形式。

村中最有气势的建筑要数20栋大院。20栋民居分3排横式排列,整个大院长120米,宽65米,总面积7800平方米。院内巷道纵横交错,大院只设三个出口,俨然一个自成体系的城堡,彰显出村中望族的人丁兴盛和威严。

燕坊建筑中做得最精美的当属司马第、大夫第、资政第等官宅府第。这些建筑既坚固实用,又精致美观。它们一般在中轴线上开设大门,进大门为大开间厅堂,厅堂上部为宝壁,大门上方设藻井,藻井前方设天眼,大厅两侧为厢房,厢房前设隔扇或屏风。屋内外到处可见精美的木雕、石雕和砖雕,以及富有艺术气息的楹联。燕坊人讲究一年做房,三年雕刻。看过燕坊雕刻的人,一定会觉得此话不虚。雕刻的图案有人物花鸟、四季风光、传说故事,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楹联的内容大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家风端自守;天命不言欺”“礼以明心乐可照德;治能用事仁足爱心”等。楹联的书法也是诸体兼备,各具特色。更可贵的是,许多屋内还保存了成套的古家具,有香案、茶几、太师椅、长寿床、衣橱等。

门坊是燕坊建筑中的一大亮点。“字水潆洄”门坊位于“麟凤院”左侧,依水而建,寄托着屋主人期望子孙繁衍、后代兴旺的美好愿望。“水木清华”门坊上的字体和北京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四个字如出一辙。“青阳绚彩”门坊,砖石结构,雕刻和彩绘十分精美。

燕坊的古建筑很讲究风水,屋前大都建有照壁。其中位于王氏宗祠前的照壁,长22米,高9米,掩映在高大的古樟中,气势威严,被称为“江南第一照壁”。

4.历史文化名村申报材料（推荐） 篇四

一、石佛村概况

（一）地理位置

石佛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义马市常村镇东部，义马市东部15公里处，三面分别于渑池、新安，宜阳三县交界，东径111 58北纬34 42距洛阳50公里，位于西安与洛阳两大文明古都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

（二）历史沿革 石佛村古称“轼谷”1949年解放后更名为石佛。村中绝大多数居民为李氏，间为焦氏等杂姓，据《李氏家谱》记载“传为元末避乱，始祖从善公从母潘氏，弟从德公、堂弟从道公自亳州亳县顺河湾八里集迁至河南府渑池县治东轼谷村”，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纽带兴起的村落。隋朝以前属新安县管辖，公元605年始划入渑池县管辖，民国31年（1942年）石佛村归属常村乡，1956年，渑池县撤区并乡，石佛村划归渑池县洪阳中心乡，1970年7月，归义马矿区管理，198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义马市成立，石佛村归义马市常村乡管辖至今。

（三）环境条件

1、气候石佛村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2.4度，无霜期118—276天，年均降雨量666.9毫米，年差较大。

2、水文

石佛村属新安水文地质单元，主要河流为涧河，涧河最大流量154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0.024立方米/秒。地下水水质比较好，没有受到严重污染，有第四系松散岩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

3、地形地貌

石佛村属于浅山丘陵地带，位于秦岭余脉崤山延伸带，总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四）规模

石佛村现有居民526户，1998人，辖12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70亩，林地面积1200亩。

（五）交通及通讯

历史上石佛村位于崤函古道上，陆路交通十分便利。现在陇海铁路穿村而过，东距火车站6公里，北依310国道，连霍高速公路，常盐线，霍石线等县乡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捷。石佛村通讯方便，建有移动联通通讯基站3个，现有实现有线电视，电话村村通。

（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石佛村为传统的农业村，全村人均耕地面积1.1亩，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为主，近年来村民普遍种植中药材、朝天椒等经济作物，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部分村民利用农闲时节就近务工，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4200元。

二、历史文化资源

(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鸿庆寺石窟

1、石窟

鸿庆寺石窟群位于石佛村白鹿山南侧山崖，坐西朝南。石窟开创的确凿年代无法考证。据窟龛形制，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和有关资料考察，应是始建于北景明年间，唐代续凿。据现存碑刻记载：“鸿庆寺由来久矣，考之金石，创始于六朝间，迨唐景龙五年，□□□□华龛六，虽古式不全而遗迹犹有存者，斯地也。”“昔公输子游我韶阳，登此山峰„„.称曰白鹿山乃佛游之地也，闭山门偷修数龛„”。石窟群现存洞窟5座，佛像120余尊，飞天12个，佛教故事4幅。鸿庆寺石窟具有总体上规制严整，布局适当，设计精巧的特点。其中第一窟当属窟群中的精品。西壁两侧有天幕龛，正中的大型高浮雕“降魔变”更是精华，北壁的“出城娱乐图”乃是研究中国古典建设筑难得的历史资料。其它几窟亦不乏精工之作，第二窟逼真自然的衣饰，第四窟惟妙惟肖的思维菩萨及供养人等，巧妙地将主题、形式与装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出娴熟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想像力，堪称北魏晚期雕刻艺术之杰作。文革期间，石窟遭到严重破坏。1956年，政府两次拔款开始对石窟进行维修，1963年首次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正处崤函古道，居历代交通之要冲，对于研究我国北朝晚期有、特别是北魏阶段佛教文化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石窟的艺术美也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情趣，更是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激发爱国，爱乡意识的重要场所，也为当地乃至周边地区的信教群众提供了一个礼拜祭祀的场所。

2、文物建筑---鸿庆寺西厢房 据史料记载，鸿庆寺原名三圣庙，“后周圣历元年，（公无698年）圣主御驾亲临，观此佛境，改名鸿庆寺，历代赐修数次，不记年矣。”金元时期，寺院仍占有耕地数百亩，纺车，侧轮水磨等生产生活资料一应俱全，每年向村民收取稞子。明清两代，寺内仍屡次修葺佛龛，佛殿，观音殿等建筑。寺内殿宇曾多次损毁重建，现石佛村年长村民还记得陇海铁路之南的鸿庆寺山门。鸿庆寺内建筑破坏比较严重，现只有当初寺院的西厢房保存相对完整，依然香火旺盛，寺院山门及大雄宝殿都已不复存在，东厢房只剩下残垣断壁。1982年建了保护围墙，1994年进行了清理修补。

3、白鹿山佛塔

佛塔位于石窟北侧的白鹿山上，原塔现已完全损毁。

（二）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家大院

李家大院位于义马市区东南15公里常村镇石佛村，鸿庆寺石窟东侧。李家大院建筑群创建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距今已有150余年。李家大院由五套四合院组成，村民俗称“五过庭”（由东而西命之一号院至五号院）。其中一号、二号院为石佛村李氏九代李一元所建，李一元“敕赠儒林郎布政司经历，盐运司知事”。三号院至五号院为其子李景阳所建，李景阳，安心葵，号太召，生于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卒于同治元年（1862年），享年75岁，史料记载“邑庠生，议叙武信骑尉，晋封儒林郎布政司经历”，“性简易，虽素处蓄厚，无骄矜气”，“虽俭朴，而事涉义举无不乐为„„..施义塜，里人立石，舍桥梁，近村树碑，他如修理佛殿(鸿庆寺)、建议奎楼、赈贷亲邻，种种善行，难以枚举”。石佛村南洼坟茔现存有“敕赠”墓碑一通。三、四、五号宅院主人依次为：长兄李鸣鹤（贡生）、掌门李景阳、四弟李鸣盛（武略骑尉）。自李景阳而后三代间，历仕武信骑尉、武德骑尉、布政司理问、太学生等数人，家业累聚，有地400余顷，传有“从义到铁门不踩二家地”之称。至十三世以后逐渐衰落，至解放前夕家业颓败，现除个别房屋土改时调整给其它村民居住之外，大部仍有李氏后裔居用，至今十七代。篇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表 附件1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表 篇三：十大文化名村申报材料 报 告

门村是天涯镇一个纯黎族聚居的地区，位于天涯镇北5公里处，交通便利，下辖13个自然村，22个村民小组，1080户，5275人。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耕地水田2740亩，旱地1120亩。该村历史悠久、古树参天，生态环境良好，家家户户都种有槟榔、椰子等热带经济作物，目前共有槟榔树20多万株，椰子树约10万棵。文门村先后荣获：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海南省生态文明示范村、海南省村民自治示范村等荣誉。当今的文门村，在天涯镇委、镇政府的领导下，紧紧抓住三亚发展的历史机遇，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争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发挥天涯镇独特的地理优势、旅游资源优势以及三亚旅游的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天涯文化、黎族文化、海洋渔村文化、热带生态文化，把新农村建设与旅游相结合，打造农家乐乡村旅游示范区，努力使天涯镇由“农业小镇”建设成为“中国旅游强镇”，使文门村成为文化名村。

一、文门村传统文化集中，保存完好，具有突出的历史 文化价值。

（一）以古远的历史与历史名人遗事

据史志资料和民间传说，相传南朝、隋初洗太夫人抚定海南千余黎峒，委白虎将军南来文门寨立坛，会一方黎首歃血盟誓。隋文帝特赐临振县（今三亚市）为洗太夫人汤沐邑（封地）。由此可以推悉，文门村史至少有一千四百年以上，而且这个村庄在冼太夫人的功勋史册中有位臵。

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钦差大臣苗、曹、汤等三人奉御命来海南，巡视至文门，但见：四围青山怀抱，左右蟠龙向海，得水藏风，祥云紫光泛起。他们认定此地为福地，决定驻节其中，并定“文门”为村名，以敷扬文教。古与今，山与海、黎与汉，封闭与开放，蛮荒与文明，都要通过这座“门”来吐纳、转化。文门村名象征意义极强，是具有历史地理的实感的、诗意化了的地名。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程哲来守崖州，又骑马从崖州府（今崖城镇）出发，再循着苗、曹、汤 钦差的足迹来到文门，重申保护芒果林的禁令，并鸠工把它修整成可以游憩的风景园林，同时建一山居，取名为“程公庐”，程哲随风化俗居此庐中。后又沿着天涯古道到“海判南天”石刻处，在一块巨石上镌“天涯”二大字。清光绪末年，发生山林雷火，文门芒果林被击坏一部分。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崖州太守范云梯从崖州启程，同样循天涯古道到文门，再从文门沿踪到“天涯”刻“南天一柱”。在文门期间，他见芒果园林遭雷火之灾，深怕朝廷追问责任，故召集黎民补植一些林木。现在，这块园地中的果木，树龄长短不一。这种差别的形成，据说是由于钦差立禁封园之后，再经过两任太守相继保护更新所产生的结果。由于有地方史志资料作依据，再加上世世代代民间传说的史话，上辈村民一般都称这块古老果林为“钦差林，太守园”，也有人叫“贡果林”的。新中国成立后，文门村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上世纪九十年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先后莅临视察，留下一个伟大时代的足印。二十一世纪起，文门村成为三亚市建设文明生态村的先行点，被誉为“天涯第一村”。现在，该村文化活动中心陈列这许多照片，记录着许多珍贵的镜头，对后代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二）连结天涯海角的石刻与古迹

文门村现存的石刻、古迹，有石门子、天涯古道、“惊天石”、“钦差读书石”、“熊石”、“闺妹石”、“钦差林”等。这与天涯海角的“海判南天”、“天涯”、“南天一柱”等著名石刻，在文史脉络上有直接关连。它们或为同一历史名人所题刻，或镌载着同一重要的历史大事，它们一头靠山，一头滨海，互为补充，互作应证，相成相辅，连作一体，都是天涯石文化的代表。透过它们的历史影迹，人们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段山道，每一座山崖后面，都蕴藏着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具有巨大的研究开发价值。

二、文门村独一无二的生态保护村史

从古至今，文门村民悉心保护着村庄周边的1000多亩古林。其中700亩在山上，300亩在山下，山下的300亩即前人传说的“钦差林”，今人辟建成生态园。园中有很多名树，如乌墨、木棉、非洲桃花心木、芒果、酸豆、山荔枝等。树龄最长的有300年，一般也有近一百年，最大的树高18米，胸径538厘米，树冠15米，这片古老的果木林，自从清代钦差苗曹汤封园示禁至今垂300年，村民们自觉地保护更新，禁绝任何破坏行为，相约不在此地砍树、割草、垦殖、创土、葬坟。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年代，毁林开荒。烧炭炼铁，伐木建房的狂热中，也无人敢破例越轨。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良好民风村风，已经形成历史传统，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门村特殊的政治优势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锦涛、江泽民、朱镕基、贾庆林、吴官正等中央领导先后来文门村视察过，使文门村几乎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海南时必到的黎族村庄。省领导及外国考察团也经常踏访，对文门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给予了充分肯定。凸显在文门这个黎族村响应党中央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而建设好文门新农村、文明旅游生态村，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全国性示范效应。

三、古朴而灿烂的黎族文化和风情习俗 文门村是一个纯黎族村庄，文门的黎民百姓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船形屋”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住宅建筑，这种草顶、高架于空中形似船篷的房屋，作为山区旅游客舍，使人感到新鲜好奇。黎族妇女精于纺织，纺、织、染、绣四项工艺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她们用简单的“踞织机”织出有美丽图案花纹的筒裙、花带、花包等是很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品。黎族人民性格开朗，豪放自由，人人能歌善舞，歌词情意绵绵，歌声优美动听。上山劳动、婚礼宴席、家族盛典和节日聚会都要引吭高歌，抒发情怀，特别是黎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三月三”盛会，男女青年聚会于山林旷野，以歌声来表达情意，寻找伴侣。黎族的舞蹈更加丰富多彩，如“打柴舞”、“舂米舞”、“钱铃双刀舞”、“打鼓舞”、“竹竿舞”等都是全国优秀的舞蹈。参观黎村、观赏民族歌舞、选购民族工艺品等，是项十分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动，民俗学家及民间艺术家在这里发现和搜集整理很多黎舞、黎歌、黎服、黎锦，以及传统的黎族民间体育、黎族酿酒技艺、黎族婚丧礼仪等丰富多彩，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化艺术价值，是天涯文化遗产一笔重要的财富。

四、旅游特色鲜明

（一）休闲乡村游

文门村毗邻著名的旅游胜地——天涯海角风景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纯黎族村庄，人文历史悠久，是海南著名的“千年古寨”。在这里启动集休闲、度假、旅游为一体的农家乐乡村旅游项目，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为了提升农村价值、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而推出的一项新农村建设举措，也是改变传统单一的农业模式，向“农业+旅游”多样化模式转型的一次探索。开发休闲乡村游，文门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和奇特的异景奇石。山上山下，村里村外，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绿荫如盖的林木与肖形状物的奇石。同时，文门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闻名全国。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大种果木，尤其是椰子、槟榔等热带经济作物，家家如园林，户户花果香。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贾庆林、吴官正等先后到文门村视察，对文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庭院经济给予充分肯定。

1、叹为观止的石头世界

文门村处于小盆地中部，四面“崇山峻岭如桶形”，通过石门子，形态各异的奇石、美石、顽石、灵石扑面而来，仿佛臵身于石头的世界中，它们点缀着文门的青山绿水，成为文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惊天石，文门石族之王，鼎峙在文门村天涯古道旁一个秃露的山岗上。其高约11米，周长约85米，石身后部约三分之一处被雷火震裂，形成约2m×11m的长方形大裂口。裂口两壁平直如刀切，从西面向东眺望大石，可以透见裂口衔着背面一幅青山，状如一屏画幕，镶挂在石头上。旁有狮子石，此石酷似一头狮子，日日夜夜依在惊天石旁，看护着文门美丽如画的田园和村寨。

阵石，土龙湖边小山包上的石头，最为集中，保护得很好。山顶左侧大石为“双桅帆”，右侧石似“海豚”，海豚在为双桅帆下水远航喝采。它们之下，一群黑黝黝的巨石错乱堆垒，仿佛一群水牛争先恐后奔下土龙湖。

钦差读书石，传说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钦差大臣苗曹汤巡边到崖州，在马岭海滨巨石上摩刻“海判南天”几个大字，后在天涯古道旁忽见此巨石奇特，有石床二张，便在石上休憩。钦差大人看见山峦环抱，田野秀美，一片明媚，不禁生出读书人的那份雅趣，一边读书，一边养神，悠悠然自得其乐。后召来文门黎家儿童，倚石教书，传授知识。钦差大臣的雅兴与风范，在古时蛮荒的崖州，着实让这奇石披上几道光环。

官帽石，传说北宋时期，一位官员因上书变法新政而触怒宋神宗，最终遭贬海南岛。贬谪路苦。路前方，是无尽的落寞；身后方，是天下苍生。一日，他踽踽独步到天涯海角，路过“官帽石”，发现该石高大雄壮，巍峨耸立，犹如一顶威严的官帽。于是，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石头。突然，一道亮光从石缝中闪出，飘向北方，很快消失。没多久，朝廷一道圣谕让该人官复原职。从此，“官帽石”披上一道神奇的霞光，由此得名。

2、褪却浮华的生态园

5.山东历史文化名村淄川上端士村 篇五

山东历史文化名村淄川上端士村

淄川区上端士村位于淄川区东南部。上端士村以瑰丽的自然风光、神奇的人文景观、丰富的民间传说著称，已被命名为全国绘画摄影艺术创作基地，被全国今百所美术院校定为写生基地。相传北宋时期王安石曾在这里的古街上漫步，并写下了《独卧》这首著名的古街赋。上端士村有鲁中首屈一指的千年古林，还有千年古街、传统民居、正义祠、关帝庙、云峰观（李继清纪念祠）、武举楼、李氏祖茔碑刻、石安峪古楼、石骏马、云明山十八盘、云明古城（齐郡古城）、天街、文峰亭、卧龙桥、卧龙槐、摩崖洞、圣水泉等人文和自然景观。其中千年古街已被山东省定为古建筑群保护区。

6.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篇六

——以浙江省郭洞村为例的考察

韩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北京100089）

【内容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过程中，历史文化名村是一类独特的存在，其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二难困境，以及深藏在表面困局之后的管理体制、权责关系等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本文以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为例，考察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揭示困局的复杂性及其纽结点所在。【关 键 词】郭洞 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 开发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会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总体目标，各地农村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造势宣传，一大批新农村建设典型得以树立起来。然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由旧换新的“一刀切”工程，除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因素以外，还有一类农村因村落性质的特殊，这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之复杂性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所谓村容整治方面更需多方斟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类特殊的存在。

“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确立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主要指的是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历史文化名村负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问题有其共同性。而依此类似性，由省市县各级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位于农村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亦应列入我们的考察范围。这里以笔者对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所作的调研为例，尝试揭示历史文化名村（含农村地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发展困境与转型难题，分析困境成因及问题纽结点，以促进对新农村建设复杂性的思考。

一．郭洞遭遇的发展困局

郭洞是坐落于浙江省武义县城南十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村落，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因村东西各有龙山、虎山夹峙，“山环如郭，幽邃如洞”，故有“郭洞”村名。又因宝泉、漳泉双泉汇注合一成龙溪穿村而过，遂有“双泉古里”之雅号。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郭洞虽不大而形制丰富、完整，至今村内仍保存有明、清、民国古建筑六十余幢，古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村中人口主要由聚居的何姓家族构成[2]，整个村落建筑的布局以一祠（何氏宗祠）四厅（内厅、中厅等四厅）为骨干，依血缘房派关系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物化证据。何氏家族崇文重教，明清两代曾考取过百余名秀才以上所谓“有功名”的人才（包括两名举人），这些都显示了村落深远的人文历史。可以说，郭洞是一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佳的所在。现在的郭洞，身披六大光环，分别是县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7年）、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省级风景名胜区（1997年）、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3年）。郭洞声名鹊起，与之相伴随的是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带来了村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兴旺的旅游业带来的是村落内、外更为深刻的矛盾。“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为郭洞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但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特性又仿佛为村落的现代转型、村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设置了障碍。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

（1）郭洞获得的一系列名誉，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省、县两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称号，使得对村落原始风貌的保护居于首要地位，这与村民发展经济、建设新住宅形成了矛盾。一方面按照《文物保护法》（2002年）、《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1999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法规，历史文化名村内无法进行大规模新的住宅及商业性建筑建设，以维护古村的原真性与整体性。而另一方面，根据2006年6月的一份调查统计，近年村内盖过新屋的已达57户，现急需盖新屋的有52户左右，想住新房的有60余户，想结婚而没有住房的又有20余户；同时，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又势必要求建设一些商业性建筑（如饭店、宾馆）。可见，法律要求的保护村落古风貌确与村民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改善居住条件）、发展生产的愿望形成了某种紧张关系。现有的情况是，旅游开发十年来，村落内外已建起了大量与村落风貌严重不符的新房子，特别是村口处由文化旅游局建设的新售票房和大停车场直接破坏了村口风貌，“洞天福地”的村落肌理已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以至于重返故地的古建专家为此伤心落泪。

（2）在当前有利条件下，郭洞抓住机遇发展旅游业以增加政府和村民收入是正当的要求。但是，按照古建专家的意见，郭洞应限制游客数量，并把旅游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古建筑的维修与村落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渴望致富的基层政府和村民看来，尽快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和好处是最重要最迫切的。而在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及民间人士看来，村落内的一系列情形是触目惊心的，整治变得刻不容缓：村内62幢古建中急需修理的达35幢，成为危房而面临倒塌的达20余幢，有95%的古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村内的街路石板、石子巷道、排水设施都有较严重的破损。而事实上，村落旅游收入用于古建维护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少之又少。

（3）优美的古生态系统是郭洞成为历史文化名村和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条件，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的生态系统遭到了较大破坏。现在小小的郭洞每年有十万游客，双休日及“五一”、“十一”长假每天有两、三千人进村参观、吃饭，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是触目惊心的：村里的两道名菜是炖土鸡、竹筒饭，村边的龙溪（由宝泉、漳泉及大湾水库的水合流而成）过去是村民洗衣、洗菜，儿童玩耍游乐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村口众多饭店宰洗土鸡的场所；而做竹筒饭需要消耗大量毛竹，这还在其次，要紧的是做竹筒饭需要用炭火烧烤半个多小时，由此造成的炊烟既污染了古村的空气，炊烟的熏染又殃及了近在咫尺的古树[3]，已有多棵几百年树龄的古树受此影响而生病、枯萎；尽管村内设立了多个垃圾箱，但游人制造的垃圾仍有一些堆放在路边（郭洞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场），而饭店产生的大量污水，直接通过地面沟排进溪河，亦对河道下游造成污染。相对来说，因为村集体经济不发达，村落在整治污染方面并没有得力措施。

（4）伴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村民的精神生态也有恶化趋势，集中表现为：村民的旅游业收益严重不均，由此影响了山村民众淳朴的家族性格，导致民心不顺、人心涣散；“风物是秦馀”的乡风已然不再。据调查，从旅游开发中直接获利的只占村民的10%，主要是开饭店、宾馆的几户，但他们制造了大量垃圾，却不交卫生费、停车费，其他村民对此意见颇多。而有的村干部只顾开店赚钱，“带头”建造违章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村两委形同虚设，已在村民中丧失了公信力。另外，旅游开发中受益的主要是郭下村，同属何氏家族的郭上村却无利可图，两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经常产生纠纷，两村在历史上已有矛盾，现在矛盾进一步加剧。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因保护不力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批准机关应当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予以公布，并责成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完善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工作”。考虑到郭洞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断送祖宗丰厚遗产的问题，而更扩及威胁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历史文物保护等根本问题了。最早带队考察郭洞建筑并在郭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誉申请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清华大学楼庆西教授，2006年4月重返郭洞，发出了“救救古村”的吁请；而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2007年4月第三次到郭洞时，更为郭洞遭受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禁不住潸然泪下„„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以后，郭洞村所在的武义县2005年在全县开展了“十村示范，百村整治”的农村建设工程，其细化标准是“外墙粉刷、拆除‘三房’、道路硬化、卫生洁化、水体净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公园和广场建设等”。而对历史文化特色村，则主要采取保护修建的办法实施整治，政策有所倾斜，相应补助款也多于一般农村[4]。2006年4月武义县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新农村建设任务，强调“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做好规划，而且规划应因地制宜，“要突出不同地方的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形成类型多样、特征鲜明、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的新农村”。应该说，这些政策还是充分顾及了历史文化名村的独特要求的。郭洞属“百村整治”之列，村里为了保护古村风貌，提出“外墙粉刷”只把红砖和水泥墙刷白，而把村里少量老房的泥土外墙保持原状并不刷白；“道路硬化”也不用水泥路代替村内原有石板路和卵石路；“卫生洁化”要求的铺设污水管道也不能破坏原有路面„„[5]但郭洞在各方面离县里的整治要求仍有很大距离，例如村里除少数饭店自己打深井用水外，大部分村民仍需到分布在村内的七口古井或溪河中打水用水；而全村铺设污水管道并在村外建设污水处理场，以及建设全村统一垃圾处理站，在经济上都是村里暂时无法承受的。

事实上，郭洞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据笔者了解，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并公布的7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其他省市县级历史文化名村中，郭洞遭遇到的问题有其代表性。在这些村中，往往是名誉一来，旅游开发迅速跟进，继而大量棘手问题纷纷涌现。某些问题陈陈相因，解决起来更是困难重重。

二．现有问题的根本症结 表面看来，旅游开发是促生历史文化名村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但在实际上，旅游开发并非造成困难现状的充分条件。问题的形成有更深的理念、制度、管理等层面的原因。

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改等政策的实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传统建筑、生态赖以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隔断了；“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破坏了大量文物，在今天如果脱离经济刺激而单纯保护文物、维持古村风貌，只会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大潮引发了多次建设大潮，部分农民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导致旧房更新，这也使得自然旧民居的面貌难以为继。

除了时代大背景这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些微观因素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时代潮流难以改变的话，那么这些微观因素的形成则往往是人为的，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改善的。这些微观因素主要有：

（1）理念上的认识误差。

误差之一：历史文化名村走向旅游名村是必然的趋势（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特色村落申请“历史文化名村”称号时即立意先扬名再发展旅游，最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但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赚钱或吃历史的老本，而更重要也更恰当的目的应在于，将保留至今的历史物证提供给世人，以作为认识传统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场所。也就是说，以长久的眼光来看，发展和参与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宗旨首先应是感受的、认识的，而不是像官方所看重的“拉动内需”或平民百姓留意的休闲玩乐。只要历史文物存在一天，就有体验、认识真实历史、完整历史之可能。特别是，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的是传统人们，尤其是古代农民生产、生活的真相和生命智慧，而不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少数历史人物的生活情境。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文化上的苍白尚不能认识历史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和真实性价值，而“文化上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必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历史文化修养的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才可逐步提高”[6]。

误差之二：村落获得的一些称号，按其本义是以“保护”为首要任务的[7]，但在一般主事者及大部分村民心目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却与开发旅游直接相关联，增加旅游收入成了当地人民的“粗壮”神经，而“保护”则落入第二义。打开“天窗”的当地农民发觉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落后，自然期望通过增加收入过上现代生活，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和文物方面我们一直缺乏足够认识，也缺乏实际经验，广大农民的相关意识比较薄弱。“轻保重用”的观念甚至也蔓延到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中间，例如2007年6月9日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就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位副所长宣称：目前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之所以保护不力，“主要是因为我们重保轻用”[8]。

（2）制度层面仍不完善，以致实践中无章可循，有章难循。

首先，2002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至今仍是历史文化名村各项工作的最重要依凭，其确立的“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亦应指出，这部法律多的是原则性规定，而缺乏清晰具体的界定和利于操作的细化措施。例如，《文物保护法》未对各种违规行为作出详细规定，也没有说明违规行为发生后的执法一方，并且没有可行的处分及补偿措施，这样法律条文就显得形同虚设。尤其是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一般仍是居民区，大量人口聚居于内，与单体的保护性建筑很不同，具体实践中会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相关法规的制定要么滞后（如长期酝酿的专门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迟至2008年4月29日才正式公布，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以至于无法可依，要么缺乏操作性，有法难依。

其次，《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郭洞所在的浙江省也在1999年7月30日公布施行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中规定：“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保护委员会，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论证，提出意见，并协调、监督保护规划的实施。各级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和规划、文物、建设、计划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与这些法律条文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既无具备资质的、可行的保护规划，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规划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当然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以至于这些问题陈陈相因，到最后乱作一团麻。即如郭洞，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这还在其次，关键之处在于郭洞旅游开发十年来仍没有合理、合法的保护规划[9]，无此法规性文件作为保护、建设、旅游的依据，各种问题随之纷至沓来。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批准公布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应当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批准公布之日起1年内编制完成”，而现在距郭洞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过去了接近六年！

（3）管理混乱，权责不清。

已有多位专家、学者指出，郭洞现在遭遇的发展困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管理体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引起的。按照相关法规的约定（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但郭洞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却是武义县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10]。旅游局首先是一个旅游开发和旅游经营单位，关注的是让历史文化名村吸引以及容纳更多的游客，而非保护村落历史风貌和各类文物。由文化旅游局来管理郭洞，可以想象各项政策和措施肯定是“重用轻保”的；事实上，前述由文化旅游局牵头为郭洞编制的第二次、第三次旅游规划就是“重用轻保”的规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破坏性的“用”，而非保护性规划。同时，文化旅游局为“包装”郭洞以事招徕，将大量以假乱真的信息附会到郭洞身上[11]，这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但不能帮助游人正确认识历史，反而起到了混淆历史真面目的反作用。而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则被“悬置”起来了。

应该说，文化旅游局在接管郭洞景区以后，在景区宣传、旅游促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洞旅游业能够迅猛发展，文化旅游局功不可没。但是，文化旅游局的经营在郭洞却几乎是丧失民心的，村民对旅游局的经营存在强烈不满，从2004年以来多次联名“上书”，要求将郭洞景区的经营权还给郭下村。村民的不满主要有：

其一，《文物保护法》第24条规定，国家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用来经营谋利，而村民认为，文化旅游局把郭洞作为景区来经营，却不怎么关心文物和古生态保护，已带来严重后果。例如，村内重要燕翼堂（明代古建筑）多年失修，行将倒塌，2000年“6．23”洪灾时郭洞回龙桥坝和护坎被冲坏，文物旅游局皆不管不问；景区管理处违章建设了有碍历史风貌的票房和停车场，之后不听文物和古建专家“票房应该移走”的建议，相反在2003年10月票房被大火烧毁后扩建了新票房，而且不赔偿在大火中被烧伤的古棵珍贵古树。村民认为景区管理处未按合同约定投入较多资金进行景区建设，而只是吃郭洞老本，有违村民意愿和初衷。更严重的是：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申请编报2006－2010年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要求各地发改委、建设局、文物局联合上报申请材料，郭洞村的材料却仍由文化旅游局申请；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申报材料中提供的仍然是由浙江省建设厅退回的不合格的“保护规划”，而且竟将迁建旅游饭店、商店、游人服务中心的预算1500万作为“历史建筑修缮”项目；将建造“生态旅游停车场”、新桥、集散广场等的300万预算作为“历史街区环境整治”项目。这份申请报告未通过县建设局和文物部门而是由县发改局经县政府上报北京，这种从程序到内容都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当然被建设部否定[12]。

其二，村民在旅游收益分配问题上与景区管理处产生严重分歧。1999年双方订立最初合同时，合同规定管理处每年支付郭下村4万元，以后每年以10%递增，有效期为十年。但郭洞旅游门票收入增长迅速，到2003年已达100多万，而村里只得到其中6万元，双方分歧渐深。经县政府调解，景区管理处本着“让利不让权”的前提于2004年9月与郭下村签订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补充协议》，重新决定收益分配为固定数额，每年由文化旅游局给郭下村65万，其中一半为郭下直接收益，另一半为景区建设费用于景区建设及管理，这“另一半”仍由景区管理处掌握使用（事实上几乎没有投放于景区保护；与之相对，村里还要负责安全、环境卫生、商业管理等事务）。2005年票价上浮后，旅游收入达到200万元，2006年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处依村民和专家学者的估算；景区管理处声称2006年收入不足200万元），但村里的实际收益还是32．5万元，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村民要求归还管理权的呼声又一次高涨。尽管村民认为新合同仍是“霸王条款”，但新的协议签至2009年，且依新合同约定，2009年协议期满后，仍将由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经营管理郭下旅游区。

总之，在景区管理中，文化旅游局的有权不管、建设局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无权难管这一管理错位，共同造就了郭洞文物保护工作的严重缺位。旅游局与村民之间的经济矛盾，事实上也是文化旅游局这一政府部门违背新农村建设“多予、少取、放活”精神，违背农民意愿，与民争利的表现，理应得到纠正。

管理层面的问题还包括郭洞村两委基层管理的办事不力，拈轻怕重，难孚众望，两委班子建设未见起色。且某些村干部见钱眼开，只顾个人好处，不管集体利益、不为百姓谋福。由此造成村集体收入微薄，集体经济发展十分滞后。村民中旅游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也成为对乡风民俗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

三．路见何方？ 郭洞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然而在众多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中，郭洞的问题是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在改造、新建之风冲荡之下，完整而有特色的古村落正在华夏大地上迅速减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提出后，部分主事者简单地认为乡村建设就是拆旧房盖新房，并拿有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村庄的“排排坐”村落布局当作“村容整洁”的模板，到处帮农民找贷款拉赞助，以多快好省地建成新农村。古建专家们早已提出，历史文化名村是先人们创造的完整物质生活环境，全面记载着我国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古代历史的物化见证；它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乡土建筑、文物古迹、街巷空间、聚落形态、田园景观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宗教礼法、民俗民风、传统技艺、名人轶事等）一经破坏，就无法再生。破旧立新的思维在面对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时无疑是错误的，以这种思维统领新农村建设，只会使旧村改造变成一种“建设性破坏”。很多地方一方面在义无反顾地推倒老房，建设“排排坐”的新房，制造着“千村一面”的新农村建设“奇迹”，另一方面又斥巨资建起一条条仿古街道，拿这些文脉不通的“假古董”来吸引眼球；一方面是对既有古村落保护不力，另一方面又在新建古村古宅„„这些举措实在既让人扼腕叹息，又让人皱眉侧目。

那么，历史文化名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发展？笔者以为，除了要对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建筑、街巷、文物、环境做必要的维修和整葺（而且必须修旧如旧）外，村落的整体风貌应该保持原真性。历史文化名村的存在，本身就是以古色古香的原始风貌参与现代性进程：它以深刻的历史性品格和丰瞻的人文性内涵，点示传统文化的真实，同时以物化的传统智慧（生态的、人文的）启迪现代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是对历史上曾有的人的生存、生活的尊重，也是对当下人生存、生活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不尊重历史，也就无法尊重当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成熟，古村落的珍贵价值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尊重。我们近来从各种媒体看到、听到的保护历史文化的报道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一光荣事业中来。关于郭洞，笔者最近也听到一则让人稍感安慰的新闻：在古建专家的呼吁和有识之士的奔走下，武义县2007年6月19日召开了郭洞景区拆违动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郭洞景区环境整治活动的通告》，将派由街道和县国土、城建、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景区开展工作，集中一个月对郭洞景区的非法建筑、违章搭建和广告牌等进行专项整治拆除。亡羊补牢，其未晚乎？

然而，如果整治只是停留在拆违，那么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时之举。只有在完善各项法规的前提下严格执法，真正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尽快为历史文化名村编制出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划[13]；理顺管理关系，合理分配旅游收益，依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尊重农民意愿，在保证古村保护投入的前提下，多予农民实惠，让全部村民都能从古村旅游合理开发中获得好处。只有这样，“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才能切实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富有多样性的新农村发展局面才能最终形成。

[1] 至笔者撰文时为止，“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公布了三批，凡72处，分别是2003年10月8日公布的包括郭洞村在内的第一批12处、2005年9月16日公布的第二批24处、2007年6月9日公布的第三批36处。

[2] 郭洞在元代以前仍是十余个姓杂居的村落。元代至正年间，清源何氏后裔何寿之始迁居到郭洞，其后人蕃衍兴旺，而村内其他姓氏则相继衰没，最终形成了何氏家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局面。

[3] 郭洞东西两面分别为龙山、虎山，两山植被繁茂，树种丰富。尤其是东面的龙山，山体下半部有各种乔木和灌木计42科101个品种，其中乔木约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数是常绿乔木。许多古树的树龄在四、五百年以上，村内亦常见直径一米以上的苦槠、甜槠、红枫、樟树、罗汉松、红皮树、虎皮楠、红豆杉等，其中红豆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是国家一类保护树种。龙山是千百年来天然自生的原始古木林，具备原始生态特性。大量古树保存至今，何氏族规发挥了重要作用，族规对保护龙山树林作出了严厉规定：“上山拾柴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立誓永不再犯。”丰富的植被使得龙山古林中空气特别新鲜，且富含负氧离子，也对调节郭洞的气候产生了巨大作用。

[4] 《武义县农村“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实施细则》（2005）。

[5] 这些是郭洞村根据自身特色提出的措施，因为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措施还没有推行到实践层面。此一小节的撰写，部分参考了楼庆西教授的调查报告《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2006年5月5日），特此致谢。

[6]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

[7]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是由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本来与文化旅游部门无关。

[8]《文化遗产遭遇CBD街区》，见光明网2007年6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06-18/***8s.shtml。

[9] 事实上，郭洞已制定过三次规划但都中途“流产”。第一次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组2000年7月免费为郭洞做了一次保护规划，并于2000年10月30日在武义县政府举行的论证会上获得通过，但此次规划因故未上报浙江省建设厅批准，因而没有公布施行。第二次是2002年浙江省建设厅下拨专款要求郭洞做好保护规划上报审批，武义县文化旅游局请国家林业局华东勘察设计院为郭洞做了整体规划及水口入口区详细规划，此次规划虽亦获得武义县政府通过，但因对规划单位的资质存在疑问，另外此项规划偏重于旅游角度而含有多项“破坏性”内容（主要是不考虑建筑肌理与文脉，把城市规划方法直接搬到郭洞这样的古村落中），引起部分专家强烈反对，所以此项规划最终也没有报请浙江省建设厅通过。第三次是2004年文化旅游局请华东勘察设计院重新修订了郭洞的保护规划，在武义县通过后报到省建设厅但并未获得通过，省建设厅专门下文指出“制订郭洞保护规划的单位无资质”，“必须请有此项规划资质的单位重新制订并上报审批”。

[10] 1997年郭洞开始自力更生开发旅游，1998年7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7月20日旅游局就要求把郭洞景区经营管理权交给他们，双方僵持了一年多。因为郭洞开发旅游所需的经费无法自足，故双方最终在1999年3月签署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协议》，正式把郭洞的旅游经营权承包给旅游局下属的武义县温泉旅游度假区景区管理处。

[11] 例如，文化旅游局在旅游包装中宣称郭洞现有的村庄生态格局是郭洞何氏先祖寿之公仿《内经图》建造的，鼓吹郭洞是“江南第一风水村”。这些说法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12] 关于申请材料等情况，此处参考了楼庆西教授《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特此说明。

7.历史文化名村规划 篇七

目前, 宁波市有国家大遗址2处, 国保单位31处, 省保单位59处, 市县级文保单位430处, 文保点1042处, 数量位居计划单列市首位。6月22日,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中国大运河出海口, 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 宁波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另据悉, 宁波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个、名村2个, 省历史文化名城1个、名镇5个、名村2个, 市历史文化名村27个。

此前, 6月26日, 《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草案) 》提交宁波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其中, 条例草案明确了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中的主导责任, 明确了设立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委员会, 负责研究保护与监管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组织、协调和推动保护工作;明确了规划、文化和其它相关部门的保护职责, 并对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因保护不力或决策失误、不履行监管责任、失职渎职造成的后果规定了法律责任。

8.历史文化名村规划 篇八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修缮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9-01

一、当前历史文化名村保护面临严重的挑战

（一）建设性破坏日趋加剧。在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部分干部、村民没有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意识，因此村落虽保留着原有空间格局，但是村内插建了一些现代建筑，与历史形成的村容村貌很不协调。极大的破坏了历史文化名村的整体协调性。究其原因在于金鸡历史文化名村中的许多建筑年代已非常久远，居住环境普遍比较落后，排水、供电、卫生、抗震能力等已无法满足现代居民的生活需求，许多建筑已濒临倒塌无法居住，但修缮成本又远高于拆旧建新，于是不少村民选择弃旧建新或直接拆旧建新。因此导致多年来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区内现代建筑物陆续拔地而起，古村落传统风貌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给各级党委政府保护发展历史文化名村的战略举措带来极大的挑战。

（二）历史文化名村的整体环境亟待改善。由于金鸡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传统建筑年久失修，为保存其完整性带来了困难；名村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陈旧简陋，远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给改善和整治环境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还是以四方街为例，这里共有住户80余户，所居住房屋属土木结构，各户之间隔墙均为木板，多数房屋已开始倾斜，木材早已蛀虫，但一间房屋的修缮涉及乡邻几户，难以统一。再加上四方街的集镇功能和整体形象缺失，没有给排水系统，供电线路老化，消防设施不健全，没有公厕，整体建筑面貌破烂不堪，地面高低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飞溅。

二、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措施的建议

（一）重视制度建设，加强规范管理。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区乡两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组建由农业、住建、文化、宣传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工作，建立歷史文化名村保护信息系统，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状况和保护规划进行动态监测。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条例》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尽快制定《金鸡乡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区农户住房拆旧建新管理规定》，其中要特别强调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农户住房不得拆旧建新，只能修缮，且按照修旧如故、古色古香标准进行。新建房屋必须符合金鸡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及金鸡乡旅游特色小镇规划，房屋体量、围墙、门、窗、屋顶等必须按照规划编制部门提供的户型、建筑风格建盖。同时要求农户必须与社区签订不乱堆乱放保证书及修旧如故保证书。积极管理好每间房屋的一砖一瓦一根木头。积极争取资金，加大投入，努力与农户一道建设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的金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二）关注系统和灵魂，注重原真性保护。金鸡乡历史悠久，3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并留下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西汉武帝时开西南夷，迁徙秦相吕不韦后裔至此，置不韦县（公元前109年），曾与哀牢国长期共存。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归汉，在此设永昌郡。在中原汉文化与哀牢夷文化长期的碰撞和交融中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永昌文化悠久的历史给金鸡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著名的有古戏台、文昌宫（“保山军民抗敌的动员大会”会址）、四方街、张家祖庙（“4.15”武装起义遗址）、老澡塘、插戟石、吕公祠、点将台、新石器遗址、不韦城遗址等；悠久的历史还造就了不少名人韵士，著名的有吕凯、杜文秀、廖鹤、兰馥、张鸿翼、孟循时等，加上一些独有的民俗传统，这些珍贵的历史积淀都是不可再生、无法替代的文化资源。其价值在于它的活态性和系统性。因此，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不能只关注古建筑、古桥、古井、古树等实物，也应关注农业生产、乡村生活、原生态文化，原生态生活方式的有效传承。

（三）加大投入，在开发利用中保护。四方街位于集镇中部，是金鸡村的地理中心，古今依然。四方街的开发建设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修复古戏台并适当扩大台下街门，将四方街、文昌宫、古戏台、季平街、点将台（北侧有新石器遗址、不韦城遗址）等历史、文化单元有机地联系起来。金鸡早有滇剧窝子之称，恢复古戏台后，可进行戏曲表演，使其名副其实。第二块重建文昌宫，修建供奉孔子的大殿及魁阁，一、二殿辟为图书室等文化活动场所，三殿恢复孔子塑像供人瞻仰。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之日，举行敬文祭孔盛会。第三块为修复文庙街、武庙街，将路心青石板、鹅卵石重新铺就，两侧居民住户门窗统一仿古重修。二是建设老区文化园。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将金鸡建设成为隆阳区乃至保山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拟投资在小坟山下建设老区文化园。园区分为三大块，第一块为“4.15”武装起义纪念馆，集中展示“4.15”武装起义图片、曾使用过的装备，在馆旁空地上矗立“4.15”武装起义纪念碑，镌刻浮雕，保护好张家祖庙及烈士墓。第二块在小坟山半圆剖面上书写“金鸡革命老区”大字，将“4.15”历史浮雕在剖面上，再建两块巨大的活动场地，建吕凯、廖鹤、兰馥、张鸿翼、孟循时等著名人物陈列馆。第三块为金碧赤宫，建于金鸡寺金鸡窝附近。宫内为古建筑风格，内部展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滇西抗战时期的金鸡；第二部分为不韦县历史；第三部分为建国后金鸡的发展。宫外河边立牌坊一座，书写“金碧赤宫”。

具体操作中，要与四方街沿街住户签订《四方街保护协议》，并要求四方街沿街住户必须做到“五严禁一注意”（严禁大拆大建、严禁改头换面、严禁乱泼乱洒、严禁乱搭乱拉、严禁堆放杂物、注意防火）。特别要做好防火工作，尽快对四方街住户进行一次消防培训，并由专业电工对整个电力线路进行一次检修，破损电线及时更换；协商住户10户左右，按比例给予一定资金补助，要求按规划部门所设计图纸对房屋进行修缮，开好一个头，起好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市财政资金扶持，用三年时间对整个四方街进行一次全面修缮，对四方街的电线管道入地，电力、排水系统等进行一次全面改造。通过上述措施，一个古色古香的四方街将展现出来。

总之，通过一定的保护、发展和打造，未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必将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