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精选8篇）

1.“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篇一

李涌平.1995.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5)

梁文达.1980.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观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人口研究，(3)

梁中堂.1986.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太原：山西人口出版社

林富德，陆杰华.1995.十二亿人口的人口学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2)

刘洪康.1983.两论两种生产.人口研究，(2)

刘铮.1980.我国人口的就业问题.人口研究，(1)

刘铮.1982.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4)

刘铮，段成荣.1989.人口投资与人口素质.人口研究，(6)

陆杰华，于学军.1995.中国工商人口学的兴起及发展前景.市场与人口分析，(2)

陆杰华.1999.人力资源开发与缓解贫困.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马淑鸾，张建山.1986.人口产业结构类型及其变化规律.人口研究，(1)

曲海波.1985.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看到的几个社会、经济问题.人口学刊，(1)

任峻垠.1979.试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2)

荣志刚，郝福庆.1991.人力资源开发浅析.人口与经济，(5)

宋则行.1981.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人口经济，(1)

田雪原，陈玉光.1981.经济发展和理想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3)

田雪原.1982新时期人口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田雪原.1991.田雪原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市场与人口分析，(1)

涂平.1999.中国的人口环境及其市场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1)

王秀银等.1993.人口控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邬沧萍.1980.衡量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人口研究，(1)

吴忠，詹长智，曾毅.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忠.1994.市场经济与工商人口学.中国人口科学，(1)

许涤新.1983.论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研究，(2)

许涤新.1984.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人口研究，(5)

许金声.1991.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人口研究，(4)

叶文振.1983.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于旺.1981.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教育的关系.人口研究，(2)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口研究，(4)

俞金顺.1979.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经济研究，(3)

翟振武.1991.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人口研究，(4)

张纯元.1983.人口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1.脱贫致富的人口对策(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6.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纯元，曾毅主编.1996.市场人口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1996.浅析人口是市场的主体.市场与人口分析，(2)

张世晴.1994.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世晴.1992.中国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国人口科学，(4)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人口研究，(6)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5)

章理.1982.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综述.人口研究，(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中国国情国力，(4)

周天勇.1994.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宝树.1991.我国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关系区域模式初探.人口学刊，(5)

朱宝树.1993.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探讨.中国人口科学，(6)

朱国宏.1994.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篇二

1 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

(1) 要素投入高, 生产效率低。从1992年到2005年, 中国旅游业产值年均增长11.90%, 其中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分别为11.86%和63.69%, 要素投入贡献度总计高达75.55%[1], 另有研究认为, 从1996年到2005年, 旅游业资本投入速度较快, 对旅游业增长贡献约为8%, 劳动投入对旅游业增长率贡献较高, 达到约40%, 全要素平均年增长率不到2%, 只有劳动效率增长率为正, 其他技术、管理和资本效率因子均为负增长[2]。这说明中国旅游业增长主要不是靠效率而是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

(2) 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企业营销手段落后。旅游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几乎所有核心领域, 都存在“多、散、小、差”问题, 重复建设、粗放经营突出, 未能达到规模化、集团化、专业化经营的水平。许多旅行社靠找关系拉客源, 靠恶性削价吸引客源;导游、司机同货物供应商串通一气拿回扣, “一锤子买卖”意识浓厚;旅游汽车公司划分势力范围, 依靠垄断维持经营;旅游宾馆名不副实, 以“相当于”、“准”字过关;餐饮业高标低做, 靠压低饭菜质量盈利;对参观项目夸大宣传, 误导消费者, 引诱购物。

(3) 产品质量差, 效益低。一方面旅游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和特色, 旅行社随意减少参观景点或旅游时间, 降低接待标准, 擅自转团、拼团;接待单位强制收费、变相收费, 在服务方面大打折扣;宾馆、饭店和景点服务员工表情淡漠、缺乏耐心, 接待漏洞百出。另一方面, 旅游饭店出租率不高, 旅行社微利或亏损运营。旅游接待人数不少, 但人均消费偏低。入境旅游人次平均消费增长缓慢, 过夜旅游者所占比例一直在41%左右的平均水平徘徊, 入境旅游者在境内停留天数维持在6天左右, 并且有缩短的迹象。[3]

(4) 资源浪费严重, 旅游环境恶化。许多地方对旅游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 产品趋同, 重复建设, 造成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当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污染严重, 水体污浊, 空气质量下降, 噪音过大, 草木死亡, 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游客随意刻划、触摸、攀爬、照相, 旅游资源受到损害;旅游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 区内垃圾随意抛洒堆积, 污水、污物随处可见;一些热点旅游区超规模接待游客, 旅游区人满为患, 拥挤不堪, 旅游气氛丧失;一些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与旅游区整体环境不协调, 没有科学设计就大兴土木, 破坏了整体风貌和原有格调。

2 制约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

(1) 经济体制的制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 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一方面, 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正处于转型过程中, 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尚不完善。另一方面, 在局部利益驱动下, 一些地方政府还习惯于对地方市场、企业进行干预保护, 忽视资源和环境破坏问题。计划体制的力量和现有管理体制的制约, 是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2) 思想观念的制约。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造成人们的思想相对闭塞, 发展观念相对落后。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数量的扩大上, 却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 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3) 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旅游企业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 但经营者整体素质不高, 法制观念淡薄, 创新能力不足, 经营决策和管理水平低的状况始终存在。企业的组织形式落后, 制度缺乏创新, 仍然依靠经验和习惯行事, 缺乏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 没有真正树立现代营销观念。

(4)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一个产业的发展方式是与社会经济和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我国旅游产业虽然发展迅速, 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如旅游产业要素少, 产业链条短, 统一、开放、完善的旅游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 完善合理的产品体系还没有形成, 核心竞争力差, 高层次旅游人才极度缺乏等。这些问题的存在, 自然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 加快转变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

(1)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 为转变旅游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一要制定一系列与旅游相关的政策和制度, 维护旅游市场的法制环境, 维护旅游者、旅游企业的合法权益。二要以经营城市的理念, 调动有效资源, 大力推广所属整个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三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经济文化环境, 有利于旅游者安全舒适旅行的社会文化环境。四要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市场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规划和指标体系。[4]五要完善旅游行业管理手段和功能, 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发展, 提高行业管理水平和行业自律能力。

(2) 创新发展模式, 树立科学的旅游发展观。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 千方百计地加快旅游业的发展, 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旅游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旅游业的基本要求。在大力推进城市旅游发展的同时, 更加重视发展农村旅游;在开发本地旅游资源的同时, 更加重视推动区域旅游联合;在充分发挥旅游业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 更加重视弘扬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在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同时, 更加重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积极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 规范发展出境旅游, 更加重视发展入境旅游[5]。

(3) 加快培育现代旅游企业,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努力培育完善的旅游市场主体,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鼓励旅游企业走集团发展的道路。要加强旅游企业创新能力建设,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旅游市场营销、咨询服务、项目开发、企业管理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积极推动旅游装备研发和生产, 不断提高科技含量。要加快旅游人才, 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的培养和教育, 真正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营销观念。要善于运用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资源, 积极开展事件营销、公益活动营销、危机公关等活动形式, 大力实施名牌战略, 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4) 大力拓展旅游产业空间。要促进旅游产业要素的扩张和裂变, 通过拉长产业链建立与相关产业的密切关系, 使之成为旅游业的紧密层伙伴。旅游业的投资者、开发者、经营者应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 建立分工合理的市场利益共享关系。上下游的旅游企业之间、相关企业之间、同类企业之间, 应实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集团化、网络化、协作化。要加快进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制定鼓励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土地政策、投资政策、财税政策和消费政策, 形成有利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旅游消费环境[6]。

参考文献

[1]左冰, 保继刚.1992～2005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省际差异[J].地理学报, 2008, (04) :417～427.

[2]李仲广, 宋慧林.中国旅游业增长的要素贡献率[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2008, (02) :138～140.

[3]刘致良.论我国国际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变[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7, (03) :46～47.

[4]徐海亮, 周菲.中国旅游市场现状及出路[OL].全球品牌网, 2007-07-02.

[5]王怀臣.实现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 2004-3-29: (8) .

3.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篇三

一个大国的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更准确地说是从长期封闭走向开放后，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同中国、印度、苏联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冷战，两者是互不来往的，中国等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即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万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很少，这样一来，人家要比我们高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降；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像样，到后来慢慢像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工人的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90%。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而且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前进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

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出现了三个“海平面”，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那就是：越南、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跟过去15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并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5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度，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和当年发达国家同样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闹到农村去，在全国闹10万个淘宝村，并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讲的就是密度，即一平方公里有多少人，能否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对他们不公，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中国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元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来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从别的国家弄货，然后卖给中国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前进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任正非最新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这个标准再看未来5年，我看苹果手机够呛。小米手机现在有一些东西也做得很好，学习同仁堂这个400年老店专注品质。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还不够多。

华为现在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品质是不够好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还破坏环境。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之所以不够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却还保持着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需要高速度，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好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工作，我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进行改革，我们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运动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你看苏格兰，那真叫穷山恶水，17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颗脑袋改变了它。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

當时爱丁堡有5万人，整个苏格兰有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重庆市还要小，却产生了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和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发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取款机、指纹识别都来自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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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以后，很受触动。我们有如此辽阔的土地，有很多的7.7万平方公里，但为什么不能形成创新的发源地？让好的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应对好这个挑战，我们的人才问题就解决了。

第四个问题：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对这一波反腐，老百姓有很好的评价。可是，要真正解决腐败这个问题靠的不是抓人，而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形成一种文化，这谈何容易。

现在一个官员出了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然后又带出了一批问题官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也不是没有做过一些好事情，是体制错了、文化错了、氛围错了、风气错了，从而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栽了进去。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但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其实是一个东西。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应该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太弱的话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它的，市场就垮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如果太强，又有谁能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政府在市场里面临的大麻烦。如何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大，但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呢？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好，总在两头摇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能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能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高？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产品上、技术上和市场上，而是放在了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把精力放在这上头，你的对手就会放，你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输掉。这是场“每个人都不想去，但每个人都会陷进去”的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再向前一步？国家权力既要有效，又要受到监督和制衡，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要有规矩、有法治，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日常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上就有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在全球如何定位？发展了20年，开放了20年，全球的“海平面”由两个变成了三个，我们该如何定位，才能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有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及其背后“支持产品質量的想法”的产生，创新科学等问题。我们跟欧洲一样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缺少了三样东西：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近代启蒙运动，所以就落后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追捧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学家。

第四，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能好好解决，有可能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讲讲“新常态”。

我仔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投资银行家首先提出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也就是零左右的增长。但这个预测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不错，这是为什么？是由于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如果有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得一塌糊涂。习总书记讲的“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整过来。那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是：（新常态）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而取决于行为，即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所以，今天做什么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从前景看，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 主编：胡舒立 ）

4.“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篇四

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1982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解放时期家庭经营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形变为显性，劳动力剩余率高达30%―50%，这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创造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1982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为8.97元，集体外单位职工工资收入4.56元，生产性劳务收入12.57元，三项合计工资性收入为26.1元;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农业收入为203.65元，占纯收入的85.87%。可见当时劳务经济才刚刚起步，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

(二)1983―1993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波浪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矛盾从短缺走向过剩时期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开始向居民倾斜，被长期抑制的消费欲望开始变成有效需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劳务经济发展阶段。

此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194.51元，增长2.4倍;占纯收入比重从18.57%略微提高到21.11%。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678.48元，增长2.0倍，占纯收入比重在73.5%左右波动。可以说劳务经济和家庭经营并驾齐驱。这一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从11.92元增加到67.62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3%提高到34.76%，是乡镇集体企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收入从22.87元增加到96.51元，其比重则从38.24%提高到49.62%;农民在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25元增加到30.38元，比重从41.83%降到15.62%。可见在此期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出从其他企业和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

(三)1994年以来的农村劳务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1994―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84.5%，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1.9%。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72.23%降低到的65.53%。特别是家庭经营纯收入、19分别减少0.46%和1.2%，出现绝对减少的局面。而在此同时，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01元，占纯收入比重则从21.11%提高到31.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165.8%。家庭经营地位的下降和劳务经济地位的提升，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正在从通过自营产品的间接交换向通过契约雇佣的直接交换的转变。

二、从乡镇企业到劳务输出

(一)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成为制度性安排。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然而，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同构及其竞争中，虽然具有灵活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往往成为被规制的对象，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许多乡镇企业职工又被迫返回土地。而在此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部发达地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内地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跨地区大流动的民工潮开始引人注目。1992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全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1984―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5565万人，以1985年为峰值，当年转移2430万人，劳动力转移速度6.56%。这种超常规的转移是体制转型以后积聚20多年的非农就业需求的突然释放。第二高潮是在1992―1995年间，其间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两个转移高潮9年间合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9365万人，占1978―20累计转移人数1.3亿人的72%。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粗放经营的空间逐步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农民在整体经营能力上开始不能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将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雇工行列。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30.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吸纳职工1.27亿人，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然而，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紧缩的时候，首当其冲往往是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个别还存在假冒伪劣等外部性，无论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是目前的经济紧缩时期，都是政策规制的主要对象。―1999年间，我国乡镇企业个数减少265万，职工人数减少804万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两极分化，部分集体企业破产倒闭;乡村政府也逐渐失去了组织经济资源的优势，经过产权改革以后，开始被迫放弃集体企业所有权，造成了集体企业发展滑坡的局面。

(二)劳务输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隐藏在农村集体经营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显现，直接劳动交换逐步明晰化，并且内容和区域逐步扩大，形成了多层次的劳务市场。起初农民主要进行临时性、季节性的劳务商品交换，如今劳务经济的范围和规模已经越来越大。劳务产品在家庭经营与劳务市场间的取舍，决定于彼此的经济预期。劳务经济对农民的吸引力，一是较高的经济收入，二是技术和经验的获得，三是充分利用闲置的劳动时间，四是不必直接承担经营风险，五是优越的社会地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主要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

全国农民人均从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96.51元增加到1999年的347.27元，占工资性收入比重从49.62%提高到55.1%;从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30.38元增加到138.88元，比重从15.62%提高到22.04%。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加，以及农业经济长期低迷，外出打工现象逐渐突出。年我国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是240元，增长了15.6%;其他劳动报酬113元，增长4.6%;从非企业组织得到的收入是140元，略增0.8%;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为240元，增长了18.2%。外出打工收入对工资性收入增量的贡献为52%;而工资性收入又占纯收入增长额的187%。可以说，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支持了工资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又支撑了纯收入增长(盛来运，)。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劳动力有着完全的供给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就业概率略有下降，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具有特定的行业结构，城乡劳动力在城镇就业市场相互替代的概率较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虽然有所降低，但是绝对人数

保持增加趋势。农民工只要找到短期的工作，就能获得高于务农的收入水平。另外，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急剧减少，而农业税费的刚性增加加大了经营农业的风险，说明家庭经营也有较高的制度成本。加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使得劳动力转移几乎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十分低下，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雇佣制度，“雇佣制度”之所以在计划经济的农业领域最终失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领域赢得成功，一是市场经济自发引导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二是工业领域比农业领域具有更高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济效益。农村经济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劳务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也相应提高了农民收入。

三、从地区差距到阶层分化

(一)地区差距1980―2000年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倍、10.5倍和8.3倍，全国平均为10.8倍。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受宏观经济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是产业结构不同所受影响也略有不同。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4―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带;受经济紧缩的影响，19以来中西部地带农民收入的跌幅最大;以西部为参照物，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比例从1980年1.27：1.05：1.00扩大到1995年的2.01：1.32：1.00，又缩小到2000年的1.92：1.30：1.00，1995―1999年间，按西部大开发口径划分的我国西部12省农民平均工资性收入从149.37元增加到332.89元，占纯收入比重从13.4%提高到19.2%，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30%;东部10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从713.34元增加到1240.59元，比重则从31.9%提高到46.5%，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123%。可见，近年来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是以东部地带为高。

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农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东部地带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223.04元，占纯收入比重39.93%，比中部、西部高13.22和15.52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纯收入差距的67.8%和56.7%。据农调总队(阎芳，2000)测算：1999年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锡尔系数中，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占总体差异的17.1%，三个地带各自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为东部36.06%、中部24.9%、西部21.94%，省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差异(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高达39.33%，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33.59%，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18.77%，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中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入结构基本一致，2000年两者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57.7%，而东部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仅占37.4%。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与中西部差别不大，主要是东部地带在本地企业劳动得到、在非企业组织中得到、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转移性收入较高主要是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引起。外出打工收入是近期农民收入的一个增长点，但从绝对额来说，东部地带最高;从比重来说，中部地带略高，至少中西部农民打工收入仍然没有成为其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

如果我们考察农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市与最低的省份(除西藏外)贵州省，则会发现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量的差异，更是生产方式质的差别。2000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97.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309.89元，比重是77%;家庭经营纯收入933.74元，比重仅占16.7%，第一产业纯收入仅有789.09元。而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仅274.9元，比重是20%;家庭经营纯收入1029.46元，比重高达74.9%，第一产业纯收入884.68元，比上海略高，但比重却高达64.4%。劳务收入已经成为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00年上海农民家庭规模3.3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3，62.9%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工业劳动力比例高达37.1%;所在村平均有乡镇企业3.8个，25.8%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48.7%;85.5%的劳动力在乡内就业;劳动力年内从业时间的59.1%从事非农产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0.92亩，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37.1%。贵州农民家庭规模是4.5人;劳动力负担系数为1.6;84.7%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从事工业的仅占5.9%;所在村乡镇企业仅仅0.4个，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占0.34%;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占71.6%;劳动力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61%。上海农民以不到四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了与贵州省85%的劳动力大致相同的农业收入，而以六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的非农收入是贵州农民非农收入的10.6倍。可见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二)阶层分化我国农村劳务经济主要以兼业化方式发展。我们根据纯收入来源占纯收入总额大于或等于50%为标志，将我国农村居民划分为六种类型，分析表明，2000年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为主的农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3.5%，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25.73%，各种类型收入来源均低于50%的狭义兼业户占11.42%，家庭经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户占5.61%，第二产业户占2%;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食利户占1.74%。即目前我国农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户大约各占一半，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1/4。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劳务户比例越高，这可以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来间接考察。2000年上海、北京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61%，而经济落后地区西藏、贵州分别为17%、12%。部分农业主产区由于农业经济发达，收入相对稳定，规模经营效率较高，劳动力相对短缺，反而抑制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如新疆、黑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15.7%。宁夏经济发达的川区农业户比重高达70%，比贫困山区高5个百分点;川区劳务户仅占8.8%，比山区低9.3个百分点。贫困地区由于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劳务输出的概率高于非贫困区，特别是农业主产区。

农民主营行业对收入影响较大。在各类农民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食利户，其次是工业户，然后是服务业户，劳务户和兼业户比全国平均数略高，低于平均数的只有农业户众数阶层。非农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将农村六类农户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利户、工业户和服务业户，他们往往已经在当地占有地利、人和以及优越的资源，其发展的方向是本地工业化。另一类是农业户、兼业户和劳务户，其中农业户正在两极分化，少部分农业专业户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农户在当地处于劣势，逐步经过兼业向外地发展。2000年全国劳务户人均收入2693.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

.85元，占74.18%;农业纯收入512.97元，仅占19.05%。劳务户户主一般以青年为主，联产承包时他们还没有成家，成家以后一个人的土地养活全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27亩，比全国平均低35.9%。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各类农户中最低，仅837.63元，而且68.8%是农业固定资产。有一半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初中，相对较高。农业收入较少迫使他们外出打工。户均劳动力2.79人，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业人员0.22人，主要从业地区在乡以外累计六个月的劳动力为0.66人，分别比全国高63.6%和35%。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就业人数占8.6%、5.7%和6.4%，分别比全国高3.5、2.1和1.3个百分点。外出打工时间占劳动时间的15.5%，比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劳务户收入水平低于就地转移的农户。

表12000年全国三个地带农民收入构成

项目 东部 中部 西部

收入 收入 收入

(元/人)构成(%) (元/人)构成(%)(元/人)构成(%)

纯收入 3063.04 100.00 2077.07 100.00 1592.66 100.00

一、工资性 1223.04 39.93 554.75 26.71 388.77 24.41

收入

1、在非企业 256.27 8.37 94.77 4.56 80.04 5.03

组织中得到

2、在本地企 483.53 15.79 97.84 4.71 67.60 4.24

业中得到

其中：在本 315.37 10.30 53.08 2.56 41.39 2.60

地乡镇得到

3、常住人口 323.91 10.57 265.72 12.79 168.83 10.60

外出从业得到

二、家庭经营 1652.68 53.95 1439.61 69.31 1113.22 69.90

纯收入

1、第一产业 1145.59 37.40 1198.55 57.70 918.18 57.65

2、第二产业 158.64 5.18 72.52 3.94 49.56 3.11

3、第三产业 348.45 11.38 168.56 8.12 145.48 9.13

三、财产性 70.19 2.29 27.49 1.32 34.15 2.14

收入

四、转移性 185.67 6.06 55.22 2.66 56.52 3.55

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分组资料整理

我国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增长速度近期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9年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6.3%和15.1%，家庭经营在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是小摊、小点、小作坊，难以对农民收入整体起到主要作用。

四、迎接更加开放更加广阔的劳务经济发展新阶段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我国加入WTO，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新一代青年农民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逐步会分离出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家庭经营土地是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承包土地具有一定的成本，家庭经营制度赋予国家和集体收取税费的权利，而且由于“三提五统”费用的膨胀，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已无多大效益可言。农民一方面通过撂荒边缘地、减少活劳动和物质投入来避免亏损，一方面扩大劳务输出力度来增加额外收入。农民普遍有“既不愿意种地，也不想轻易放弃土地”的心态，土地使用权的“转包”现象也日益增多，农民最希望以土地入股分红和换取社会保障等形式转让所承包的土地。兼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家庭经营面临分化的局面。中央应该尽快出台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与措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和大户参与农业开发，通过置换、兼并、收购、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集中经营步伐，逐步发展规模经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

(二)县城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变了宏观经济分配格局，使得国家通过计划经济对城镇各项建设的投资相对减少，县级工业和商业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县城国有经济比重较小且日益凋弊，部分县级财政长期出现赤字，而新生的市场经济还根本不能承担起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运行成本的重任。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控制是其特权的重要部分，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为了避免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被迫在县城之外兴建小城镇等“农民城”。由于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模式缺乏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制约了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城市化水

5.中国水资源的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 篇五

陈韶君

1．缺水的北方

我国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立方米，但是南北方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其中北方5358亿立方米，占全国年水资源总量的19％；南方为22766亿立方米，占全国的81％。我国水资源总量虽然位于世界第六，但是人均为世界平均值的1/4。北方人均水资源量更少仅为南方的1/3。我国的北方地区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地区，大多数地区的多年平均降水量在400-600毫米，新疆地区多在200 毫米以下。从水资源分布上看，北方是水资源属于较少的地区。

水资源是否短缺，主要看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是否协调。经济上，北方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45％，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5.3％。从人均水资源量、亩均水资源量来看，水量最小地区是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全国人均水资源量2313立方米，北方地区人均水量约944立方米，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721立方米、492立方米、339立方米，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北方的平均水平。事实上，这些水中再除去汛期的弃水及一部分不易利用开发的水资源，实际可利用的部分远远达不到上述的水量。1997年，黄、淮、海流域的人均用水量已经分别达到391、336、349立方米，其中海河流域人均用水已经超过人均水资源量。全国亩均水资源量为1900立方米，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亩均水资源量分别为259立方米、400立方米、437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值的1/4~1/8。从人均水资源量看，还是从人均水资源量与人均用水量比较看，也还是从亩均水资源量分析，北方地区，尤其黄淮海地区水资源的短缺程度是较严重的。

北方地区的耕地面积较大、复种指数也较高、人口密度较高，该地区的GDP的比重也很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的提高，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对水的需求量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对节水认识的提高，水的重复利用不断加强，节水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用水量的增加是较缓慢的。目前供水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对水的需求，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到干旱年份缺水问题会更突出。

北方地区的缺水，尤其是黄、淮、海地区。对于黄、淮海地区的缺水有目共睹的。目前，由于各行各业对缺水形势的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节约用水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尤其工业节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北京市的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由70年代末的73％，现在提高到88％左右。全国的一般工业的万元产值用水量比过

去下降了许多，由1980年的620立方米下降的1997年的192立方米；黄、淮、海流域分别由1980年的802立方米、711立方米、707立方米下降到1997年的184立方米、119立方米、96立方米。农业节水也有极大的发展，我国的节水面积已经发展到2.3亿亩，其中绝大部分在我国的北方缺水地区。黄、淮、海流域1993年的亩均用水量与1980年的对比，亩均用水量的下降幅度是很大的，分别由1980年的540、467、362立方米，下降到1997年的456、358、301立方米，下降幅度在10％-26％。这些反映了节水在北方缺水地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通过节水，农业发展的用水不会增加，基本控制在目前的用水总量上，节约下水来，可以减少地下水超采；工业节水能减缓工业需水的增长速度。

我国尚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需要尽快发展，GDP的增长率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保持在7％以上，人口增长在2030-2050年间，将达到最高峰约16-16.5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的压力，对水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到21世纪中叶，北方地区人口要增长，生活水平要提高，生活需水会较快增长；环境用水也会由于人们对环境的重视而有所增长；工业和生活的污水和废水的处理回用，一方面多数用于农业，另一方面用于环境和工业，对需水的增长速度得以抑制，但是从总体来看需水是要增长的，水资源的短缺将是21世纪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北方地区现有的水资源显然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对水的需求，供需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仅靠节水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尤其干旱年份和连续干旱年份。内陆河和内陆湖泊的干涸（例如罗布泊的干涸、塔里木河与博斯腾湖的萎缩），海河、黄河甚至淮河的断流，华北地区大面积的地下水超采等种种现象说明，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的确不堪负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该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会更加尖锐，因而“南水北调”势在必行。但是，节水应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措施，否则，南水北调只是杯水车薪。南水北调对解决北方地区水危机能起较大的作用尚待时间检验，但节约用水才是根本，不加大节水的力度，只靠南水北调，那只是杯水车薪，黄淮海地区的缺水问题是无法解决的。2.水资源的主要问题

(1)供水总量增长缓慢，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1980-1993年期间年平均供水增加量为61亿立方米，年增长率为1.27％；同时期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增长速度为9.53％，供水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为0.133，明显低于国际上同发展阶段的0.20-0.30。这一事实一方面体现了过去13 年间北方地区的节水成效，但也突出说明了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总供水量增长缓慢，使我国的缺水形势在总体未得到改善，原来缺水地区虽增加了一定的关键工程，使局部缺水情况有所缓解，但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总的缺水形势仍十分严重。沿海开放地区，工业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出现了新的缺水情况，局部地区已经呈现较为严重的缺水局

面。南方地区近十几年供水量虽有较大的增加，但供水保证偏低，部分重点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受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缺水情况也亦然存在。此外，全国仍有2亿多人口和1 亿多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2)生活与工业供水增长迅速，挤占农业和生态环境用水。近十几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增长了600多亿，由于供水不足，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只能依靠挖掘现有工程设施的潜力、挤占农业用水和减少生态环境用水来维持。使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农业生产的抗旱能力明显下降，只能依靠老天爷帮忙，一旦全国出现较大范围的干旱情况，粮食产量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3)供水工程老化失修严重，不能充分发挥工程的供水效益。我国的供水工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已经逐步进入老化阶段，由于长期以来工程维修费用不足，供水工程老化失修情况严重，目前现有工程普遍达不到原有设计能力，严重影响了工程供水效益的发挥。(4)缺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基准年供需分析结果，现状我国共缺水218亿立方米，北方地区缺水近180立方米。对现状情况下因供水不足，造成工业停产和减产的缺水量，据城建和水利等部门分析，城市现状缺水量约为60亿立方米左右。除此以外，在现有的供水中尚有近10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超采量及一部分超标污水直接灌溉。因此，实际的总缺水量至少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缺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额损失。一般认为，由于缺水造成工业产值损失近2000亿元人民币，农业灌溉缺水每立方米也要损失人民币1元左右。相应的产值损失必然要导致应收的利税损失。

(5)水污染情况加剧，地下水超采引起环境生态恶化。根据本次汇总资料分析，目前我国工业和城镇生活的废污水排放量已经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超标污水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约有300多亿立方米，引起大范围水污染现象，造成水环境恶化。地下水超采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地面沉降加速，生态系统退化，沙漠化趋势加重。同时，由于水污染迫使供水工程不断改变其取水口位置，地下水超采使原有的井群报废，增加了供水工程新建改造的压力。(6)用水浪费和缺水情况并存，节水意识仍需不断加强。在水资源紧缺的同时存在着用水浪费现象，各流域片中农业灌溉渠系利用系数过低，全国平均仍只有0.45左右。部分地区灌溉单位需水量偏高，北方地区通过节水大部分地区有较大的改进，南方有的地区水田达到了1500立方米/亩以上，大水漫灌现象仍比较严重；工业行业中重复利用率偏低，相同行业的工业万元产值单位用水量在各地之间相差很大，北方缺水严重的一些城市节水工作比较好工业万元产值单位用水量比较低，例如北京市已经达到49立方米/万元，但是与行业标准及节水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情况相比，许多地区工业单位需水量指标仍偏高。这一方面说明，整个社会的节水意识仍需不

断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节水还有较大的潜力。

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水资源管理的改革迫在眉睫。要加强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的统一管理，合理利用和分配水资源，有关国家部门应实行对水资源的统一领导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部门和行业的利益，水资源工作取得较大的实效。各城市应逐步成立水务局，使多龙治理水变成由水管理部门统一治理水。对跨省市区的水问题，应强化流域水管理的权限。这样对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治理水污染，以求获得较大的综合效益。流域管理和水务局管理机制愈健全，这些特点和优点就发挥得愈充分。

6.“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篇六

一．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一）发展历程

1、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2003年

该阶段，私募参与房地产市场多以项目开发合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时期到2008年，我国私募的活动主体是外资主导的。它们通过与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进行住宅和商业地产的投资开发。双方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达到优势互补，实现双赢互惠。

2、第二阶段：2004-2006年

这一阶段外资投资方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除去原有的合作投资之外，还加强了收购。收购的目标多锁定在一线城市最成熟的物业，收购形态以单栋为主，成交量小，规模有限。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2005年基金投资和收购的重点开始转变。2004年主要目标是高档住宅，如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与复地合作投资复地雅园；2005年开始收购酒店式公寓、甲级写字楼和商业地产等，而这股热潮一直延伸到了2008年。

3、第三阶段：2006-2008年

这一阶段的投资的主要特点转向大规模收购，2006年约有150支地产基金登陆中国内地，如中东的地产基金Gateway Capital；全球排名前两位的工业地产商Prologis和AMB，全球排名第一的商业地产商Simon，美国地产开发巨头Hans公司，GE Capital地产投资部等；此阶段，收购物业的体量更大、范围更广；更多以资产包的形式来收购，而非单栋的物业；同时投资范围由原来的高档住宅、甲级写字楼和商业，拓展到工业地产，延伸至中介代理领域。

（二）发展现状

从2006年7月至今，我国的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迎来了一个较快速的发展时期。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外资跟本土私募房地产基金数量以及融资量比重来看，近两年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行业格局，在行业进入突破性发展阶段，也已经悄然间完成了转变。2006年7月，建设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同年8月，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外令”使得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改变了直接收购投资的路线，转向参股房地产企业或参股房地产项目的股权投资策略。然而，有研究认为，“限外令”对控制外资投资我国房地产的作用有限。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才是影响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调整的关键所在。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房地产私募的融资额锐减，外资迅速离场，纷纷抛售持有的项目，内资趁机接盘。随后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下，2009 至2010 年上半年，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又借势反弹。2010 年更被誉为是国内房地产基金元年。据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资料显示，2010 年全国房地产基金公司已达100 余家。2011年，房地产市场遭遇严厉调控，房企常规的融资渠道受限。在此背景下，许多房地产开发公司、信托公司、PE 公司都纷纷设立房地产基金，私募房地产基金迎来了一波发展高峰。截至目前，国内房地产基金有近500 家。

通过对房地产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不难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其一，房地产私募在我国发展的初期，外资基金是重要的背后推手。外资利用其自身在资金运作方面的优势，结合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多元化投资方式，展现出了成熟投资者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但以规模衡量的介入程度不高，与我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其二，金融危机后，行业结构的转变，从侧面反映出调控背景下内地房企在资金面上面临的巨大压力。原有的融资渠道已不能够满足房企的资金需求，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短时间内被极度放大。房地产私募在近两年的快速发展，是房企“另谋出路”，而非“主动求变”的结果。在之前的很多年里，拓宽融资渠道的呼声一直不弱，但从整个行业来看，迟迟没有大的动作，企业自身在创新上的惰性可见一斑。而这种惰性的背后，是整个金融体系被银行业垄断的局面。房地产眼下的困境，其实折射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康、不健全。

（三）发展趋势

从目前国内的环境来看，未来3-5年，私募股权房地产基金都将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增长势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支持。首先，从需求的角度看，民间财富的积累客观上要求有新的投资渠道来满足投资者多样的投资需求。根据央行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35万亿元。伴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投资需求也再不断积累，这一点从近几年理财产品市场的迅猛增长可以看出端倪。第二，从供给的角度出发，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水平高。目前国内房地产私募基金的目标收益率一般在20-25%。稳定的、持续的高水平收益率能够吸引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投资需求的关注，对于帮助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后，从市场的外部环境来看，政府目前对房地产行业在资金端的控制十分严厉，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创新已经刻不容缓。房地产企业在优化资金来源结构的过程中，必定会见证房地产私募基金的进一步发展。

二、面临的问题

在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制度和法制基础不健全、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一相对新颖的投资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正日渐暴露出来，在参与的各方、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

（一）、参与者的局限性 1.1机构投资者参与受限

现阶段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的募集对象分散，可募集的资金规模十分有限。国外成熟市场的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诸如保险公司、企业年金、社保基金等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提供与私募基金的特点匹配的长线资金。同时，除上述所提及的机构投资者外，房地产私募的募集对象还包括养老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以及银行和家族基金等，不一而足。广阔的资金来源，为其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在国内，虽然近几年来机构投资者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与成熟市场相比，还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还存在诸多政策性限制。新《保险法》第10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可以投资于不动产”，但同时《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不得投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不得投资设立或参股投资机构。”这些都限制了金融资本进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

机构投资者不能参与，直接导致私募基金把资金募集的集中对象转移到高净值人群上，而高净值人群虽然在风险承受能力上相对较强，但与机构投资者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一方面，高净值人群在投资目标的选择上空间大，房地产私募基金20%左右的收益率，对其不能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加上地产行业的形势还未见明朗，高净值人群在资产配置上表现的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从投资理性来说，高净值人群不能够与机构投资者相提并论，二者对风险与回报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资多为长线投资，投资体量大、时间长，唯追求稳定的长期收益的资金可以与其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高净值人群并不能够提供充足的长线资金，无法担当“战略投资者”的角色。

以稳盛为例，其所募集的人民币基金中，资金的40%来自于机构，60%来自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更倾向于存续期短，还本期短的项目，目前的这种投资者结构直接左右了投资目标的选择，进而造成我国房地产私募基金偏离本质的现象。名义上，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应以股权投资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多做的是债权投资、过桥贷款。这种“明股暗债”的方式从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房地产私募基金必将回归其本质。1.2过分依赖外部融资平台

由于融资渠道狭窄，以及基金募集的法律限制，房地产私募基金依托外部渠道，如商业银行的私人理财部、理财机构和信托公司等平台完成募资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途径。但是，这些平台自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房地产私募基金做大规模的可能。以信托为例，目前募资对象从地域上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其他个别地区富有区域的私营企业业主。同时，法律上对集合信托计划在人数、信托合同数量上的限制，基本消除了扩大融资规模的可能性。融资渠道的匮乏并不难理解。在私募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非常明确地确认之前，私募做大规模的可能性极小。同时，我国金融业由银行垄断的格局在未来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实现融资方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仍需时日。1.3基金管理人专业程度不高、基金治理结构混乱

毋庸赘言，管理人在基金运作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投资项目的选择，相关文件的监督核对，到项目投资的督查等等。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职业素养和操守，直接关系到现实投资人的利益，因此对管理人行为的规范化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问题。但是现阶段国内还没有形成一套对管理人的管理、评估系统。具体表现在国内非常缺乏专业程度高的优秀的独立管理人，很多私募的商业计划书都经不起推敲；另一方面，我国诚信体系缺失，投资者与管理人很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托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工作不放心、不认可，在投资之后，仍要参与自身财产的管理以及基金的运作，正因为如此，国内基金在募集上的近亲特征很明显，总是在熟人之间运作，很少有人能放心与完全陌生的机构或个人建立合作关系。此外，有的管理人以放弃某些管理权力为代价，进而获得更多的资金。这种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在治理结构上混乱的状况，会导致管理人在行使管理权限时产生懈怠，加大了基金的操作风险。

从国外经验来看，外资的私募基金一般不会参与管理，即便是绝对控股，它们也会把项目交给一线的房地产企业，表现出对专业的尊重。反观我国，每个发起单位都想参与管理，以便日后在资源控制上形成话语权，服务于自身的目的。例如，开发商在完全获得项目的管理权时，极有可能将基金募得资金用于解决自身一些有融资问题项目的困境，而将好的项目雪藏。结果是开发商从中获利，而投资者却没有得到好的投资收益。治理结构上的混乱，不利于基金长期的发展。

（二）退出机制不够健全

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长期经营，而是要通过转让所投资企业的权益为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这就必然要求市场提供退出机制。有效的退出能够使私募房基变现其投资，同时被投资房地产企业也可因为新的购买者而引入新的资金和新的战略方向。常见的退出方式有以下几种：

（1）在资本市场出售股票：这种方式针对基金对拟上市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国外的房地产私募托通过这种方式退出；

（2）房地产投资项目清算：以股东身份参与投资某房地产项目，项目建成销售后，基金根据投资比例收回投资成本并分配利润；（3）原股东承诺回购：基金在投资之初即和原股东签订协议，确定回购方式（譬如回购时间和回购价格）；

（4）企业间兼并收购：在有收购意向的第三方和被投资企业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基金实现退出；

（5）通过以上两种或多种方式组合的形式退出：譬如, 在约定期限内能够上市，则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期限内不能上市，则由原股东按照每年约定回报对基金所持有的股权进行回购。

然而，有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私募与国外IPO 为主流退出模式不同。目前，国内基金主要是投资于项目，退出形式主要是物业出售和股权转让。具体来说，有直接买地、通过自己的开发队伍或与其他开发商合作，建成后出售退出的；有以较低价格收购物业，通过对其进行重新包装，再以较高价格出售获利的；最后一种是上文提及的以股权或债权形式提供过桥融资，帮助资金短缺的房地产企业完成土地收购和提供建设资金，达到一定条件以合作方股权回购或向第三方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这与我国目前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够、企业市场门槛高、产权交易不活跃等因素有很大的关联。

（三）配套法律体系不健全

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还属于较新兴的投资方式。虽然修订后的公司法给私募基金的存在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无论是《证券法》、《信托法》还是《证券投资基金法》等，都没能确立私募基金明确的合法地位，没有从法律层面界定清楚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投资失利，投资者的权益在法律上的是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的，只能归入普通的民事经济纠纷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解释私募的高回报率。从普通合伙人的角度看，为了吸引投资者，私募管理人承诺高回报率，甚而约定保底条款。而为了兑现保底承诺，私募管理人参与内幕交易、非法炒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给市场秩序的稳定增添了隐患。从有限合伙人的角度看，私募没有明确的法律体系实际上增加了投资者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因而投资者会要求额外的风险溢价来做为承担风险的补偿。

（四）监管混乱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没有一个确定的主管部门，也缺乏明确完善的监管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监管责任不明确。私募触及面广，涉及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外管局、税务总局、工商管理总局等各个部门，各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采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相关政策时造成协调和统一的难度；

（2）监管思路不开阔。目前针对创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政策法规较多，但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涌入中国后大多集中在大额并购和Pre-IPO等高利润领域，与我国促进高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监管理念不符，且持续引发社会公众对于外资基金介入国家命脉行业的担心，相应的监管方式考虑不足；

（3）监管措施不系统。实践中，我国对于私募基金采取功能监管的方式，即工商行政部门负责私募基金的成立注册，涉及外资的私募基金监管由商务部门负责，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私募基金的由相应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审批。现有私募基金的规范，基本上是由各监管部门针对各自管辖的功能分别制定的，在募集方式、资金托管、信息披露等方面均没有统一的规定，各部门监管规则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而且监管标准宽严有别，导致私募基金监管混乱，不利于私募基金的长远发展。

三、我国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基金发展的出路

本轮调控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意味着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的终结。唯向上游拓展房地产金融，多元化融资渠道；向下游丰富产品线，优化产品结构，房地产企业才能适应未来的生存环境，谋得更长远的发展。诚然，私募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在现阶段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未来其必将成为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趋势不容质疑。针对上文中提及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现阶段加强对私募基金参与者的管理

从投资者角度看，应加快放宽机构投资者的准入限制。事实上，机构投资者更广泛的参与市场活动，获益者将并不囿于私募基金。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可以引导市场理性，并且在稳定金融市场，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增强金融创新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对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稳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在维持金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者的准入，强化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同时利用外资带来的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外部资金的溢出效应。对参与私募基金的高净值人群，应强化管理，确保其资金来源与投向的合法性；加强投资教育，引导其投资需求合理化。

从基金管理人的角度看，应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查制度。股权投资基金是高度依赖于基金管理人的经验、眼光、判断等个人素质的行业，目前我国本土基金管理人在发现价值与创造价值的能力上尚显稚嫩，包括识别优秀企业管理者和商业概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组企业价值链等方面的竞争力，可考虑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查制度，对其投资经验、相关专业资格学历进行审查，并根据其背景确立可以承接的业务性质和允许管理的资产规模。

（二）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

首先，要构建与退出机制相关的法律制度，应尽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产权交易法》。在规范现有的地区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主板市场发展的需要，并在上柜交易的资格、条件、监管等方面，体现场外交易市场的运作特点，并成立相关的交易资格认定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应尽快制定《兼并收购法》，为私募股权基金以并购方式退出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加以约束和规范。其次，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等二板市场，但由于发展时间短，诸多的不完善使得私募退出的困难依然存在，完善的多层级的资本市场，是私募股权基金实现顺利退出的重要前提。再次，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鉴于中介服务机构在私募基金退出中的重要作用，应大力培育多种私募股权投资服务公司、咨询顾问公司、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为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提供市场信息、决策咨询和代理谈判等服务。(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即便2007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私募创造了生存空间，现阶段房地产私募乃至整个私募行业面临困境的深层原因都源自私募基金合法地位的缺失。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完善配套法律的体系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通过界定各方参与者的权责关系，为私募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给予法律上的解决途径，以保障各方的利益。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证券法律制度最先进。2010年7月美国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明确规定将私募基金纳入到法律监管范畴。同时法案第四部分专门针对私募基金规定了若干具体监管规则，并首次对私募基金进行了定义。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立法模式，将私募基金纳入投资基金法的监管范畴，将私募基金的地位通过法律明确，从投资人资格、数量，私募基金发行渠道、销售宣传方式等几方面具体界定私募基金。

（四）完善监管体系

构建一个完善的私募基金监管体系，首先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并界定它的权限范围。同时要兼顾私募基金自身的运作特点，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如，由于私募基金的募集、设立、运行、退出等都和证监会的职能密切相关，因而由证监会作为主要的监管部门对私募基金进行日常监管；同时赋予财政部、人民银行、商务部等行政部门可以围绕证监会，辅助协助完成监管职能。其次，鉴于我国的基金交易市场还不够完善，许多投资者还不够理性，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可能给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带来影响的私募基金，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引导与监督，建立私募基金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待市场成熟完善后给予放松。

7.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篇七

(一) 产业链不完善

美国、日本和韩国非常注重动漫形象的塑造, 其刻画出来的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 被广大观众喜爱且具有很好的口碑。而中国至今为止耳熟能详且受好评的动漫形象几乎没有, 动漫形象的缺失在产业链中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现在所谓的“动漫制作”主要还是承接国外的一些来料加工。虽然这在我国动漫发展初期能培养大量人才, 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中国动漫的可持续发展的, 因为一味地接受国外的来料加工, 势必会影响中国的原创能力及发展后劲。中国动漫人才面临数量短缺质量亟待提高的问题, 虽然各大高校都纷纷设立动漫专业, 但培养出来的人不及现在动漫的发展速度。现在最缺的是动漫制作的综合性人才, 中期绘制加工的人才正在迅速膨胀, 但既有原创能力又懂绘制技术的人才却很少, 这就影响到动漫的质量, 懂技术的人若不能很好地理解脚本就很难绘制出维美传神的画面。现在虽然提倡让民营资金进入动漫市场, 但一方面高门槛把民营资本拒之门外, 另一方面由于动漫高风险使得民营资本不敢进入, 很多企业都持观望态度。动漫市场的正常商业运作是制作人制作、代理商销售、影视系统播放、企业购买产品形象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而目前中国动漫却尚未进入投资与回报的良性循环轨道, 特别是在动漫播出后, 相应的动漫图书和音像制品市场及衍生产品并没有及时跟上, 出现断裂和缺失现象严重。动漫产业中真正盈利的环节就在衍生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上, 衍生产品的得当开发不仅能延长盈利时间, 而且对于动漫的进一步创作和制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实现产业链的良性循环。中国在动漫衍生品的开发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开发的衍生品往往如昙花一现, 没有什么生命力。

(二) 动漫产业人才严重缺乏

在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途中, 最为急缺的是人才。按目前动漫产业的发展趋势, 我国市场的容纳量可能要超过600亿元。一个600亿元的产业规模, 至少需要60万的动漫从业人员。其中90%以上必须是经营动漫产业结构的人员, 经营者缺失造成了市场的脱节, 国内有许多单项做得好的出版社、漫画家, 却没有衔接成链, 使得销售平台缺乏, 动漫经营者的缺乏就是滞后国内动漫市场的症结。另外, 制作动漫的人才也是严重不足, 尤其是兼具艺术与技术的复合型动画人才的不足, 也制约了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动画从业人员仅为8000人左右, 而国内每年动画片的需求量大约是26万分钟, 很明显, 光靠8000人的创作队伍是无法满足的。因此, 越来越多的国外动画片打入中国市场, 包括很多劣质的、盗版的片子, 观众越来越觉得国外的动画片好看, 这对于发展中国的动漫产业无疑是不利的。

(三) 原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的动画正处在重新起步阶段, 而此时国内的劳动力价格相对国外要经济得多, 动画制作公司主要的业务是以代外加工为主。不可否认, 在代外加工的过程中, 动画公司培养了一大批的动画制作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电脑新技术的应用, 打破了传统的一桢一桢的赛璐片拍摄过程, 直接使用电脑拍摄录入、电脑上色、电脑合成、电脑渲染等等, 大大加速了动画制作的速度。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国的动画工作者逐渐成长起来, 他们在思考我国动画的现状, 越来越为我国动画产业远远落后日、美等而感到焦虑, 在探索我国动画的发展和前途命运的振兴之路。目前我国动漫创作队伍整体水平不高是不争的事实, 原创作品存在形象缺乏新鲜感和冲击力、故事不吸引人等问题, 造成了传播受限。而作品创作过程中对产品要素的淡漠, 又直接导致了产品开发困难。还有, 我国动画的创作仍然停留在对传统神话传说和故事的改编上, 对古典文学著作的演义上, 或者是无厘头的搞笑上, 反映出动画编剧在选题上缺少创新, 普遍存在着“吃起老祖宗没完没了”的现象。

(四) 文化资源的驾驭能力缺乏竞争力

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主要以历史文献、文物遗存、民间传说等形式流传, 这都是动漫业资源开发可利用的基本素材。但中国在利用这些传统文化时, 只是单纯地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做成古装的、历史的动画, 而文化精髓却丝毫没有融入其中。相反, 国外的动漫大国却能利用中国的历史文化并结合自己的民族精神创造出大量的优秀作品, 美国和日本的一部分动漫和游戏作品取材于中国文化, 如美国迪士尼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木兰诗》为基础推出的动画大片《花木兰》, 日本根据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改编的《三国志》都风靡全球。很多起源于中国的文化经外国艺术家的挖掘和包装后重获生机, 散发异彩光芒。围棋是中国古老的艺术, 棋道更是蕴涵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日本却能用中国的文化艺术锻造出《棋魂》这样激励人心的动漫着实让人叹服。现在中国的很多动漫作品都竞相模仿美国、日本的一些因素, 但若真想获得发展, 中国动漫必须挖掘自己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色。中国并不缺文化资源, 缺少的是对文化资源的驾驭能力。同样是中国的文化资源, 美国能在动漫作品中体现出美国的那种乐观向上、幽默、英雄主义、温情脉脉等特点, 日本则能在作品中贯穿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精神, 而中国却什么都体现不了。

二、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对策

(一) 政府规范、国家扶持

一方面, 动漫产业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这一点, 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 韩国的动漫事业飞速发展, 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政府当初为支持本国动漫产业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扶持政策。1998年以前, 韩国的动漫产业遭到近邻日本的挤压, 处境与今日的中国十分相似。针对这种情况, 韩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旨在振兴本国动漫产业的机构, 并积极在各大高校设立相关专业, 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外来动漫产品。事实上, 不仅韩国, 日本在发展初期也曾杜绝欧美产品。由此可见, 动漫产品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的。另一方面, 动漫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政府的规范。2004年以来, 我国连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并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动漫产业基地,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动漫产业的积极发展。但是, 由于我国动漫产业尚处在初级阶段, 种种原因导致动漫产业的过热、泡沫化以及不规范, 亟需政府在扶持的基础上给予监督和指导, 使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尽快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 扩大影视动画的播映平台

影视播映本是一种最广泛最有效的广告宣传, 播映阶段在动画产业链条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它将作品对观众的影响力推到顶峰。没有这轮影响力的营造, 后续的延伸开发就难以达到理想的目的。因此首先要通过各级电视播出网络和电影院线, 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动画片播映体系。特别是要扩大动画片在电视系统的播出量。这个体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开办动画上星频道, 如上海的炫动卡通频道;二是省级电视台和副省级城市电视台开办的少儿频道应该适当增加动画片的播出数量;三是省级电视台、省会城市电视台、计划单列市电视台都应积极开办动画专栏, 开辟动画时段, 扩大动画片的播出。

(三) 完善产业链, 实行地区错位发展

完善产业链是指实现前期创造, 中期制作和后期营销的连贯发展, 在现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寻求跨行业合作, 打造一条由低到高的有序合理的生产流水线, 尽量整合行政资源, 打破条块割文的“动漫分级”, 对市场充分调研, 着力塑造一两个具有广泛接受度的动漫形象并通过漫画连载的方式将其再次置身于市场之中接受检验。在产业链中实现“产官学研”相互融合, 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 学术和研究机构提供信息支持, 企业和研究机构通力合作, 谋求经营动漫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渠道的发展。对于主要盈利环境的衍生产品开发生产中, 强化其商业化运作, 从人们对动漫产品的消费需求出发, 制作和传播适合于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泛年龄层次偏好的动漫作品, 开发包括服装、文具、游戏、玩具在内的动漫衍生产品。通过实施外包战略等多种方式, 努力提高动漫产业链下游的周边衍生产品的生产能力。动漫产业的原创、研发、制作成本较高, 对大市场有更强依赖程度, 加强区域协作使商品、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互动, 形成利益共享的共生型运行机制。

(四) 鼓励外资进入国产动漫产业

首先, 与境外动漫产业的广泛合作, 可以吸引人才, 吸纳资金, 开阔眼界, 更新观念, 培养队伍, 拓宽市场。而且, 外资进入国产动画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补充国内动画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不足。同时, 也可以直接接触和了解国外动画制作模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为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一个便捷渠道。因此, 尽管我国动漫产业目前还存在一些困难, 在政府对动漫产业的高度重视以及政策支持, 国家不断增长的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 动漫市场环境不断改善, 市场机制进一步成熟, 那么, 动漫产业必将在我国繁荣发展。

(五) 加大资金投入, 提倡民间资本进入

对于尚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动漫产业而言, 要真正实现其“跨越式”发展, 仅仅凭借自身发展或是政策支持, 显然是不够的, 必须有资金的支持。就我国目前而言, 较为可行的做法是政府引致投资、社会多元化控股, 积极吸收民营资本、境外资本和金融资本介入, 让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参与, 跨行业、跨地区地整合我国动漫产业资源, 从而形成以资本为主线的动漫产业链。中国的民间资本在制造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凸现, 相信在动漫产业中也能产生同样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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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芳, 刘磊珂.对中国动漫产业发的几点思考[J].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2006 (3) .

8.中国经济增长提质：问题与对策 篇八

如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今年3月，法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说明，人类发展遇到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旧有的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存在严重缺陷。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四大提升

关于增长质量，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就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关注。从那时以后，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也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增长质量的报告。但是，关于增长质量并没有统一的、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根据我们的研究，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增长质量的内涵：一是增长的集约性，反映的是各类资源要素是否得到了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二是增长的资源环境友好性，反映的是增长是否与保护环境、维护良好生态状况的要求相适应。三是增长的平稳性，反映的是增长是否避免了大起大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四是增长的公平性，反映的是增长是否普遍惠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及群体。

按照这种认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规模显著扩大，而且质量也有明显提升。我想，至少以下四点体现了增长质量的提升：

首先，经济效率大幅提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要素更加自由流动，对外开放扩大了资源配置空间，使得各类资源在地区和部门间的配置得到了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显著改进了经济的微观效率。近年来，国际国内对于中国生产率的研究很多，大多数研究表明，过去30多年，中国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PWT）测算的结果，1980—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超过3%。

其次，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程度明显提高。这方面中国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1978—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如果没有效率的改进，中国2013年的国内总产出需要多消耗112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接近于当年能源消耗总量的3倍。

再次，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伏频繁，波动较大。1978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1.7%，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GDP增长率连续快速下滑，1981年跌至5.2%。之后，经济增速迅速回升，到1984年攀升至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15.2%。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显著提高，排除遭受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相邻年份间的差异都在1.6个百分点之内。

最后，经济增长的惠及面不断扩大。1981—2010年，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评价）贫困标准，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超过6.7亿，对这一时期全球减贫的贡献超过93%。在这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城镇常住人口从1.3亿增加到7.1亿。城镇化使中国数亿农村人口分享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物质和文化成果。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突出问题

然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质量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增长的集约性还不够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单位GDP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还比较多。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从部门和地区间的生产率差异来看，中国还存在较大的要素配置效率优化空间。目前，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4.6倍；东部江苏省的劳动生产率是西部云南省的3.2倍。另外，我们在微观经济领域也可以看到不少生产要素粗放利用的现象。

二是增长的资源环境友好性尚待增强。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是高收入国家的2.9倍，是美国的2.6倍。巨大的资源消耗往往伴随着巨量的污染排放。清新的空气成了京津冀等地区民众的奢侈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蓝天被称为“APEC蓝”。这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

三是经济增长平稳性的基础还不牢固。通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准确把握和顺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能力还不够强，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前瞻性认识能力须进一步提高，在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时，往往习惯性借助一些传统的行政手段来稳定经济增长。这虽然在短期内使经济运行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也可能加剧产能过剩等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积累财政、金融等领域的风险。

四是增长的公平性亟待提高。从宏观层面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合理，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过少。2011年，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47%，而美国、法国的比重都在62%以上。中国与它们的差距超过15个百分点。从微观层面上看，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出现了缓慢下降的态势，但目前仍处于0.473的高位，明显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所要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在这一正确认识的指导下，中国业已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改革，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健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体制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增长更加集约、更加友好、更加平稳和更加公平。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召开的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举措，有相当一部分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关。

具体来说，我们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我们还通过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将上海自贸区取得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尽快开花结果。

二、明显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去年和今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中国提出，计划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

三、创新宏观管理方式。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我们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更加注重采取差别化、精准化的调控方式调节经济运行。这种方式既避免了过度的行政干预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又避免了过去那种“一刀切”的调控方式所带来的政策有失公平的弊端。

四、加快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将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扭转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降的趋势，并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这个领域，针对社会广泛议论的中央企业管理层薪酬过高的问题，我们制定出台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为促进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我们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以下三点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至关重要：一是坚持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新格局，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二是坚持把创新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动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创新的同时，集中力量突破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技术瓶颈。三是强化法治建设，把法治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保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以法律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法律来保证市场经济规范、高效和公平的运行。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日益紧迫。中国要在各种挑战和制约中实现增长质量的实质性提高，不仅要依靠自身努力，还要借鉴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