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精选8篇）

1.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篇一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就集中而言，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以党专政多党合作、人民民主代表大会等方式施行。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组织形式要适应政治任务的需要而改变。建国以来三十年中，党的领导制度虽有小的变更，但未能适应新的情况进行应有的改革，造成很多弊病，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这些弊病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这方面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其基本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二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方针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夕，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把我们党和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 “左”的思想影响 “两个凡是”思想给我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并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系统总结三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建设一起抓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改革开放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更加全面。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阶段。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了十二条原则，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提出了清晰的基本框架和实现的总体规划，不仅使我们有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邓小平关于经济的理论，概括起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主张恢复市场的功能。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同时统购统销的方法不是按照需求，而往往是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常重要的上游资源产品的价格总是被压低，以便使下游产业获取利润，而在市场定价下面，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观。邓小平认为为了完善体制，需要做到党政分开。

1992年，江泽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胡锦涛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在自身建设中不断改革创新。全党同志一定要紧密联系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实际，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宗旨和性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着力改进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方式，着力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更加自觉、更有成效地把党建设好，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只有切实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党的创新活力，才能广泛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使改革创新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使改革创新的决策更科学、实践更丰富、成效更显著，形成全党齐心协力推进党的建设、做好党的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提高党内民主建设质量和水平，促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容、途径、方法。要继续加大制度建设和创新力度，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及时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的制度机制。各级党委要把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开拓创新能力作为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来抓，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加强领导班子制度建设，完善选人用人机制，营造创新氛围。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各级组织部门和广大组工干部要一如既往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开拓进取的作风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抓好各项决策和部署的落实。要根据新情况新变化，加快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切实把民主集中制更好地落实到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要抓住党的建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抓住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最期待解决、党的建设最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集中力量攻坚，努力在主要方面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带动整个党内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科学管用的党内制度体系。

2.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篇二

一、必须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既是一脉相承, 又是相互联系的。邓小平在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状况进行科学分析中认为, 在新的时期仍然要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第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 我们党明确提出, 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但是, 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 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并且, 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邓小平同志认为, 在新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他反复强调, 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来消灭阶级斗争。邓小平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虽然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 但它却是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 不应该缩小, 也不应夸大。实践证明, 无论缩小或者夸大, 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245这种阶级斗争不同于以往历史的阶级斗争, 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既没有扩大, 也没有熄灭, 这是客观的事实, 我们不能否认, 否则也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 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决不能掉以轻心。”[2]379这表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长期性。

第二, 人民民主专政是立国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四项基本原则中, 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159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性质, 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政体, 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与其他三条基本原则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 并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是其他三项基本原则的保证。这四各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依存,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毛泽东是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建国之本, 而邓小平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 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立国之本。

第三,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国现阶段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 都是人民的敌人。”[3]毛泽东这一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标准一直到现在都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形势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广泛性, 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 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 作出积极的贡献。”[1]168邓小平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形势划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标准。在解决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主张,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采用了专政和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来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

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邓小平始终把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关系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长期任务, 看作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证我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性议题。邓小平认为, 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 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 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4]邓小平从我国实际出发, 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它不仅仅是方法和手段, 更重要的是目的, 是我们的目标。

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才能更好的搞好经济发展,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从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反,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能从根本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三、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统一结合

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是毛泽东已经阐明过的问题。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 同时也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认识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

人民民主专政不仅适合我国国情, 而且体现了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 掌握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才能是我们从理论上准确的认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所在。邓小平说过, 对人民实行民主, 对敌人实行专政,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民主和专政是有明确的区别的, 他强调, 一定要把人民和敌人区分开来, 一旦敌我不分, 把人民当敌人, 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是敌我矛盾就必定是犯错误。邓小平指出, 不能对人民实行专政, 对敌人的破坏行为也不能用民主来解决, 不能将两者相互混淆。同时, 也不能离开民主讲专政, 不能离开专政讲民主, 要高度强调把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者相互结合起来, 以对敌人专政来保卫人民民主, 以发展人民民主来加强专政的力量。邓小平指出:“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 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 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1]373邓小平对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作出了精确的回答, 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要发扬和保证党内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不能只讲民主不讲专政, 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只讲民主不讲专政是不行的, 没有专政, 民主就得不到保障, 因此, 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工作的时候, 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这样, 我们的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就不会遭到危害。邓小平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两方面同时要加强。

邓小平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不仅是对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继承, 而且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为指导,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国情出发, 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从根本上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 防止了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的扩大,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要：邓小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关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理论体系, 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经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键词：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毛译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对邓小平发展观的多维审视 篇三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观；多维审视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46—02

一、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以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使发展目标更趋完整，由原来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扩展到政治制度层面和文化精神层面的现代化。1979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时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一种新概括。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党在新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规定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里，把“四个现代化”同“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并提，给“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注入了新的内容。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新目标就成功转型为“富强、民主、文明”。

富强是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对中国这样一个穷国来说，其意义更为深远。邓小平把脱贫致富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基础，“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就好办了。”[2]民主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建立和健全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文明是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健康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发展战略——三步走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从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跨世纪发展的高度，设计了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个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70年，这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同时从它的目标和步骤的规定来看，又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恢弘气势和循序渐进的求实精神。

萌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1979年），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新中国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成熟的科学发展战略。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正式确定：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O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已经胜利实现了前两步)让亿万中国人确确实实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是构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充分显示了一个大战略家立足社会现实又超越历史时空的非凡韬略和雄伟气魄。

三、发展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步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指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都不能获得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他特有的胆略，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破天荒地把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10多年（1979—1992）顽强坚持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他把现代市场经济的“基因”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躯体”之中，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不仅适宜且能推动其更快发展的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因而，邓小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艰辛播种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与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更具开放性，更有生机和活力。目前它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经济驱动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十全十美，毫无瑕疵。我们所要做的是用其长，避其短。同时，把计划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克服和克制市场经济之短的有益的和管用的东西坚持下去。这样，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较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更加完善、更加管用、更有效率，也更有生机和活力。

第一次巧妙地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两大实践有机融为一体，并总结了两大实践的成功经验，最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集合，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要求，是全面性的，又是一个动态性的发展过程，它既包括经济的现代化，即物质文明—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政治现代化—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政治文明；即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既包括人民经济生活的现代化，也包括人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总之，现代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又是一个长远的发展过程，呈现着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长达70年，就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这也充分说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确实是非常清醒的，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看得简单和容易。对此点的最好说明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而邓小平所规划的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70年）与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不过前者更侧重于社会的发达程度，而后者则更侧重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

四、发展动力——改革开放

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出发，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生长点和立足点，是检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许多过时的，不切合实际的理论观点，否定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摒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邓小平说：“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6]又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7]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关于改革开放的动力作用论述最多、也最精彩。

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发展道路的重建，它成功地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就是“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转折，从消极排外被动挨打到积极主动发展的转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发展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上复兴昌盛之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五、发展价值——共同富裕

邓小平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治家，将为广大中国人民谋取两翼和幸福视为其一生的不懈追求。他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9]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内涵，从而为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目的与意义。如果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功能性要求，那么“共同富裕”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这是它与资本主义相根本区别的特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0]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能够实现多数人富裕的必由之路。而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邓小平没有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而是提出了由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

参考文献：

[1][3][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208.

[2][5][6][7][8][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73.

4.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制度 篇四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实行土地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为他构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1947年12月25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新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四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完善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多成分性的思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里，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到了1952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的“三改”任务，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观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注重通过革命改变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第二、毛泽东赞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流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抵触，因而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的理论观点，代表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强调变革所有制，强调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根据列宁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理解，把这个问题同分配制度（工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理解为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一定要破除”，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实现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认为，对于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

“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从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论上，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批判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观。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5.对毛泽东的评价一 篇五

对毛泽东的评价

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发生了多少血泪故事，产生过多少风云人物。然而当全世界蓦然回首，回眸历史，真正的传奇，仍非毛泽东莫属。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朽传奇伟人，是巨人中的巨人，古今中外无人能比、无人能及的旷世奇才！从一教书匠到革命家，从农民领袖到军事天才，从“占山为王”到席卷神州、执掌国柄直至步上“神坛”、又“堕入凡尘”„„毛泽东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负荷，对他的评价，自然也伴随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顶礼膜拜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主张遗忘者有之、极力毁损者有之„„ 实际上，要消除争论，有一个比较省事的办法。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作为同时代人，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又会怎样？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不会有“官”民亲如一家的红色苏维埃，更不会有“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豪迈气概；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不会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惊世之举，更不会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盖世绝唱;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来自窑洞的战胜强敌的持久战略，不会有为民族大义、孤身犯难的“挥手之间”，更不会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果敢论断;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天安门城楼上的醒世宣言，不会有北抗南援、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敢于说“不”的壮举，更不会有“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的雄浑气魄。

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人心离散、被列强用经济直至军事手段肆意蹂躏的中国。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有原子弹、氢弹守卫国门，有卫星傲视着世界，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凝聚力，屹立在世界舞台。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持续了近百年的混乱，至少还要继续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当然，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或许就不会有“文革”、“右派”这些令中国人心悸的名词儿，或许也不会有文物的大破坏、知识分子的大乱离。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 年间，也就是被一些人给予很低评价的20年，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算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仍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或许这些成就也迟早会取得。然而，我们或许却没有机会欣赏到他深邃锐利的哲学思想、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欣赏不到他过人的凝聚力和伟大品格的感染力，欣赏不到他作为“世界级”伟人的超人魅力。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这样称颂毛泽东,“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则如是感叹：“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历史之流如黄河、长江，注定要东流入海。然而，没有了三峡的长江、不见壶口瀑布的黄河，又会失去多少壮丽，减少多少奔放？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智慧也是集体的结晶然而，许多思想火花、精神火炬却是毛泽东独有的，正如三峡之于长江、飞瀑之于黄河！因此，历史要感谢毛泽东，他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气概，推动了历史的激流。

毛泽东也要感谢历史。因为后来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飞溅的思想波浪才被导入流动不息而又平静的河段，更有效率地浇灌着两岸的沃土，也使静流中的人们，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回忆、欣赏那激流勇进、浪花飞溅的激情岁月，洞察那里蕴藏着的不安、躁动甚至残酷，同时也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中国的历史成就了毛泽东，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不管后来者怎样评价毛泽东，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巨人，他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二．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期发展（1921年-1927年）有重要的贡献；遵义会议以后他是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直至最后在大陆获得胜利（1927年-1949年）这段时期的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推翻国民政府，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击败党内外的政治对手和反对者，以他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被写入1954年后历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毛泽东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受争议的已故国家领导人之一。支持者认为他领导抗日战争的敌后游击战，最终与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一起取得抗日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了在中国大陆进行腐败统治的国民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并缔造了一个相对廉洁的政府；在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斗争中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反对者认为他是旧式封建帝王的翻版，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意识，他主政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很多弯路，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大陆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而其主导的某些政治运动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导致社会倒退1976年6月13日，毛泽东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无论如何，毛泽东个人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中国共产党官方评价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出版。正面评价

有观点认为二战的远东大陆战场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军产生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对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起到了战略策应的效果，对国民政府内部的投降倾向通过敌后战场的胜利予以遏制，并发表一系列关于抗战策略的著作，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很多支持者肯定他前半生指导中国大陆的革命消灭800万国民党军队和腐败的国民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建立起一个以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政府,并统一了中国大陆，将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推行到此前的国民政府不能有 效治理的中国部分地区（如新疆、西藏）。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和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决裂，拒绝美国、苏联等国家操控中国内政，被支持者认为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彻底摆脱任何外来大国的干涉，实现了真正民族独立。毛泽东主政期间在中国大陆普遍建立起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消灭了1949年以前肆虐中国多年传染病和地方病，提高了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6年的65岁）。

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工人农民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妇女获得解放，社会地位与1949年以前相比大幅度提高，破除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中国走上了平民化的发展道路。1949年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在苏联的援助下，使中国从一穷 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工业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农业国。许多农民认为毛泽东主政时期推行合作化，通过发动集体劳动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水利，开垦荒，取得了在单干的情形下很难取得的成就。在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轰炸机轰炸中国境城市丹东，美军将领主张越过鸭绿江情况下，毛泽东坚持主张派遣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阻击美国的进攻，并取得了恢复北朝鲜原有领土的胜利，有力地屏蔽了中国当时的重要东北工业区，为后来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

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老年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很少。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小学入学率从民国时期的23%升至1952年的 49.2%。在他晚年，小学入学率也由1963年的57%大幅度提升到1976年的96%（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他取消了职业中学，并让普通初中和高中的招生数分别从1963年的263.5万和43.3万，提升到1976年的2344.3万和861.1万。因此他对基础教育的普及还是有贡献的。负面评价

多数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毛主政时期多年“左”倾政策尤其是文革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中国文化和教育遭到破坏：大跃进和反右打压了知识界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些社科学科被取消；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国家领导人、干部、知识分子等以及平民遭到了各种程度的迫害，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一代中国人无法正常接受高等教育，造成了知识断层，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发展。在毛泽东主政期间，中国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彻底决裂，反对者认为这是导致苏 联停止支持中国的原因。毛泽东所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一方面断绝了美苏两大集团可能的支持，同时却在左倾的外交思想指导下不顾本国实际国力去援助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给中国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有观点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毛主导政策下的人祸。

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作法和不顾实际盲目赶超，打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破坏了1950年代前期的良好发展势头。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经济政策极不稳定，经济发展常常被政治运动干扰，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匮乏，落后于日本，1970年代后落后于亚洲四小龙。

一些反对者认为他是20世纪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三大独裁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专政”，也有人批评毛泽东是“一人专政”。由此，一些自由派人士认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一个社会退步。许多人认为毛泽东虽然主持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却缺乏宪政观念，封建帝王思想浓厚，阻碍了中国大陆社会的法制建设和民主改革，这是他晚年一系列错误的根源，也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失去控制，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人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同时也是旧帝王式的人物，没有推进宪政让中国彻底摆脱封建政治的影响，对民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不进行权力分立制衡，始终保持着权力的高度集中。有批评者认为毛泽东为维护跟苏联的关系，在法理上承认外蒙古的事实独立，承认苏联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且认为在1929年的中苏突中（国民政府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站在苏联人一边。同时也有人认为他领导的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并不大，认为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主力。毛泽东坚持主张参与朝鲜战争，反对者认为当时形势并没他猜测的那么危险，美国并无意军事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评价

邓小平评价:“三分过，七分功”，“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时间有时不但不能使历史恢复真相，却往往会随着强势舆论的建立而逐渐扭曲往日的现实。我在法国常驻二十多年，最大的体验，便是看着历史如何一步步被谎言所悄悄替换。比如在涉及到中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主席的问题上即为如此。

历史上毛泽东对法国现代史其实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法国历史具有重要作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派”。他举着“人民事业”在巴黎街头叫卖的照片引导了法国一代左翼青年。但近年来法国却出版了多种反毛著作，其中有翻译的，也有法国“汉学家”撰写的。其特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用今天的标准进行道德审判。道德审判历史人物是最荒诞的做法：“民主的”美国国父华盛顿还是一个著名的奴隶主呢！事实上今天很多法国人已经忘了，他们的先贤曾经是如何高度评价这位东方伟人的。

对毛泽东主席做出最高评价的，是法国前总统瓦勒利·吉斯卡尔—德斯坦。毛泽东逝世时他发给中国的唁电中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的去世，使人类的一座思想灯塔熄灭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并非一时冲动而写下这句话的。他卸任总统一职以后，一直活跃在法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他不仅从来没有否认过他的这句话，而且在1993年透露，这份唁电是他“亲笔撰写的”，因此完全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

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毛泽东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他曾说，“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2003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不朽的人”（因院士是终身的）。

应该承认，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与戴高乐将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将军已经从总统职位上退了下来。这一天他与将前往中国担任外交官的姪女玛丽—戴蕾丝·戴高碧比谈到中国。当时戴高乐说：“惟有毛具有在中国实现巨大变革的权威，而且只有他领导的政权才能使中国走出目前的这种不发达和无政府状态。”戴高乐将军并不是一个左翼政治家。他坦承，他会告诉毛泽东，尽管他非常“欣赏毛政权实现的种种变革”，但他“太尊重个人”而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会晤。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会晤”。戴高乐甚至已经私下确立了访华的日子：1971年6月18日。这正是他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著名的“自由法国”演说31周年纪念的日子。令人遗憾的是，正好两个月后，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将军与世长逝。将会震撼历史的毛泽东—戴高乐之晤终于没有发生。

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戴高乐是占据着特殊地位的，是一位“遥远的朋友”。1965年8月毛泽东在与马尔罗在人民大会堂长谈之后送他出来，两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挥手告别。马尔罗写道：“„„在列宁之后，还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撼动历史„„中国的时代开始了。”但马尔罗感觉到了伟人的孤独。他写道：“毛说，‘我是孤独的。’接着他笑了，‘但我总算还有几位遥远的朋友：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致敬。’„„”

毛泽东与戴高乐未能会晤成为历史的憾事。人们多么想知道两个同样坚持民族独立的人会如何交谈。人们多么想知道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将会迸出何等样的火花。历史就是这样。但这次没有发生的会晤，却“淹没”了另一次真正发生的见面，同样也是在两位国家元首之间，只是其中一位当时还未当选。那就是1961年春法国未来的左翼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中国的访问，和他与毛泽东的交谈。三十多年后，密特朗在爱丽舍宫宴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说，我其实比戴高乐将军还要早就认识到，法国应该承认人民中国。

密特朗在会晤毛泽东并访华后写了一本书：《中国面临挑战》。他在书中是这样评价毛主席的。他写道：“毛不是一个独裁者„„毛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三十年来，这位人道主义者正在领导着一场征服中国的革命运动„„他接受作为一名战士的任务，他服从纪律，从不循规蹈矩。甚至在中国，他也代表着新型的人类。智慧、文化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就是行动„„”

6.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 篇六

当前，在东方红太阳陨落33个年头的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亿万人民流血牺牲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要么把毛泽东神化，完全肯定；要么把毛泽东妖魔化，完全否定。客观地说，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如何理解我国的近现代史，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这个国家的性质重要问题。因此，正确评价毛泽东，还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诚然，毛泽东作为一个史诗英雄般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必然会对他所处的时代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沉淀，达至永恒！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最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作为天才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书法家，他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时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而且属于未来！

对毛泽东的评价，历来是历史学的一个大难题。在毛泽东生前的那个时代，由于权力的光环的笼罩，毛泽东在人民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被人们神化，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是人们心目中无所不能，毫无瑕疵的神！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部分人仍然坚持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不落的红太阳，肯定毛泽东在领导国家和民族独立斗争，在实现中国工业化，甚至在建设廉洁政府，最大程度地争取人民的平等权利方面的贡献；而另一部分人则扩大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把毛泽东视为中国专制传统的继续，甚至质疑毛泽东个人品德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把毛泽东视为“暴君”、“帝王”、“玩弄权术者”。

不可否认，不同身份背景经历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个人和事的评价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然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叫遵守某种道德底线。第一个原则是总体评价。最典型的例子是邓小平对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邓小平并没有抓住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放，而是历史地、整体地看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尤其是创造性地定义了毛泽东思想，这对客观公正地认识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创举！第二个原则是历史原则。伟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的。在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国际环境极其险恶。中国人只有也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有可能在那样危机重重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毛泽东之所以被世界许多政要所赞誉，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国的领袖，而是因为他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带领中国人民制造出了原子弹，实现卫星上天，尤其重要的是，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今天有人用当前的经济管理水平和技术条件为标准，批评毛泽东时代经济体制的僵化，技术水平的落后。这种脱离历史语境的评判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正如关公战秦琼一样无聊。第三个原则是尊重原则。伟人也是人，也有人作为人的一切弱点。因此对于伟人的评价，要尽量保持一种尊敬的态度。就像我们尊敬老人、尊敬父母一样。一个人评价自己的父亲，不会说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如何风流，对他如何专制。即使他没有任何建树，他也会说我的父亲为我，为我们这个家庭劳碌一生，很是辛苦。评价伟人要抛开个人恩怨，因为伟人的决策是立足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得失来决定对伟人的毁誉。古人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毛泽东绝对是大人，绝对是圣人！我们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应该怀着一点敬畏之心。基辛格那么伟大，他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说：“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而我们在自己的民族英雄面前为什么要这么自负，这么不可一世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心理承受底线，我们的学者为什么要这么执著，非要挑战中华民族的心理底线呢？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到：“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7.毛泽东邓小平土地思想及当代启示 篇七

一、毛泽东土地思想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 而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 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从1927年到1953年,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中, 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提出彻底摧毁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使中国的农业得到空前发展。

1、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 要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 即通过发动农民阶级的革命夺取地主阶级土地的思想。这种革命思想的来源, 一方面是他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认识, 另一方面是他对前人土地思想的认识, 如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他也对马列主义土地国有化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一直存在着封建土地所有制, 1911年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土地集中的现象和集中的趋势仍继续着。农民由于缺乏土地, 被迫将自己劳动收获物一半以上缴纳地租和各种捐税, 中国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 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 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曾指出:人人都有手脚, 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 他们却缺衣少吃, 地主有手不劳动, 有脚还坐轿子, 却吃大鱼大肉, 穿绫罗绸缎。毛泽东参加革命活动和农村调查后, 对农民的土地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1926年1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 不法地主阶级, 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2]因此, 主张开展农村土地革命,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 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3]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等思想, 但由于主张改良方式而非革命方式, 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革。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4]毛泽东支持农民运动, 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列宁曾说:“农民希望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 加以平分, 这不是乌托邦, 而是革命, 完全符合革命这个词的最严格最科学的含义。”[5]毛泽东认为:中国耕地的70%—80%为仅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所有, 中农人口占20%, 土地也只有15%, 而占人口70%的广大贫雇农则只有5%—10%左右的土地。1929年4月, 毛泽东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 根据中共六大的精神, 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出四种分配土地的办法: (1) 按照人口平分; (2) 按照劳动力状况分配; (3) 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 (4) 按照土地肥瘦分配。施行结果, 80%的地方, 通通按照人口数目, 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 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来分配。1947年, 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土地制度的改革,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 是依靠贫农, 团结中农,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发展农业生产。”“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 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 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6]

综上所述, 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革命手段而非改良手段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 (2) 无偿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 而不是有偿赎买; (3) 没收地主阶级和富农多余的土二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 (4) 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并归农民私有, 而不是归乡政府或国家所有, 农民不仅有土地的使用权, 还有土地的所有权; (5) 既支持农民平分土地, 又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发动农民, 武装农民, 开展武装斗争, 实行土地革命, 推翻地主政权, 建立工农政权, 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 数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 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仅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土地改革中, 就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生产资料, 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 是农民生存、发展乃至农村全部经济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毛泽东领导的土地制度变革,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消灭了地租, 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占有的需要, 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直接推动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

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成结论, 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将马克思主义灵活地运用于中国, 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土地国有本来是最进步、最彻底的土地政策,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论土地国有化》等文章中指出, 无论大土地所有者制度, 还是小土地所有者制度, 最终都必须实行国有化, 这是历史的必然。但中国人多地少, 农民长期为土地而斗争, 总希望把土地拿到自己手里才放心。因此,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改土地国有为“土地农有”是完全正确的, 也是对列宁思想的丰富、发展。

2、农民土地所有权极端重要

将土地公有或国有改变为归农民所有, 是完全符合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实际的。土地所有权的解决,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革命的胜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1934年1月, 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两年, 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 加以我们提倡生产, 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 生产便有了恢复的形势了。”[7]农民地权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发展。1945年, 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又说:“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 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 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 从而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8]毛泽东还指出, “耕者有其田”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 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非常正确的。

马克思说:“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 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9]“私有财产如果没有独占性就不成其为私有财产。[10]根据上述马克思的论述, 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是“排他性”和“独占性”。分配的土地属农民所有, 即地权有“排他性”和“独占性”。毛泽东主张的“地权农有”在实际运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即不是真正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统一。在毛泽东制定或签发的土地法中, 都写有地权农民私有条文, 但又规定了农民群众要求重分时, 土地即可重新分配。1947年9月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则规定:“农民不要求重分时”, 才“可以不重分”。也就是说, 如多数农民要求重分, 就可以再分。并规定, 土地的出租与买卖也必须有特殊情况方可进行。这样, 所谓的“土地农有”, 实际上只是有限的土地使用权, 实际规定的还只是农民在民主革命期间的土地占有权。

二、邓小平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和农业发展的思想

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 农为邦本, 食为政首。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当年, 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新式农民运动而建立了人民政权, 带来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 但是翻身之后接踵而至的致富使命, 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完成。历史把它留给了邓小平这位20世纪中国的伟人。邓小平通过实行改革开放, 成功地为中国农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富裕之路。

1、中国的农民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支持农村包产到户, 启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理论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实践, 并在这一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回顾中国改革的历史, 广大农民创造性地实行家庭承包制, 突破“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格局, 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1978年我国农村开始尝试性地进行土地承包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革, 这一重大变革拉开了我国改革的序幕, 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因而被称为“启动历史的变革”。从那时起,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迄今已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柜架。在资源配置中, 计划越来越多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市场日益成为主导手段。此种从计划到市场的根本性转变, 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国家实力的迅速提高, 并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版图。

但是, 这场改革当初的发轫和推行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甚至充满了斗争与艰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由于受历史谱系和意识的束缚, 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 这场革命很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中国的历史也将被改写——改写的结果是难以想像的。

其实, 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在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中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962年, 在我国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邓小平就在总结各地农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黄猫, 黑猫, 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观点。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应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1]他还指出:“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2]当然, 在“左”倾思想盛极一时和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 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不仅得不到推行, 还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70年代末,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 安幑、四川等地农民的大胆实践, 为邓小平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和开展改革的伟大试验提供了契机破口。当时, 安幑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向人民公社体制发起了挑战, 他们悲怆地对天盟誓, 立下了那份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一纸契约,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了“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已的”大包干。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攒成者有之, 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其中, 甘肃省的一位干部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公开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安微搞包产到组, 斥之为“破坏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原则, 是三级半所有, 要坚决纠正”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搞得人心惶惶, 如临大敌。不仅如此, 这一做法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可以说, 在此关键时刻, 长期贫穷的中国农村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 历史性地摆在了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面前。

面对各方面的疑惑和分歧, 邓小平挺身而出, 积极支持这项改革。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 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效果很好, 变化很好。安幑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 也是一年翻身, 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 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3]这一讲话对消除一些人的疑虑, 统一认识,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后在中央文件上把这项改革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发展。可以说, 尽管正如邓小平本人所说的那样, “农村搞家庭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14], 但是, 面对来自“左”倾势力和“文化大革命”贻害的影响, 而且在人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方式的时背景下,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力支持,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有可能胎死腹中, 或者被大大推迟, 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 因而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时, 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形式。同时, 人们对大包干有不同的认识也是很自然的。对此, 邓小平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 允许观望, 经过实践用事实来说话。1987年6月他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中指出:“坦率地说, 在没有改革以前, 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 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 给农民自主权, 给基层自主权, 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面貌就改变了...当然, 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 一个是四川省, 那是我家乡;一个是安微省, 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 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 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 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 让事实教育他们。”[15]这机改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 在事实的教育下, 迅速在全国得到了推广普及。后来, 中央根据各地的实践经验, 把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 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下来,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营体制。

这项改革使僵化和沉寂的中国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它不仅带来了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 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而且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启示, 为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为此后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 从此走上了不可转的改革之路。

2、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邓小来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 多年来一惯对农业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多次强调农业是根本和战略重点的思想。1962年, 他在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指出:“农业搞不好, 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6]1963年, 在一次研究工业发展的会议上, 他强调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 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 在一定时期内, 我们工作的重点, 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17]80年代初期, 他在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指出:“战略重点, 一是农业, 二是能源和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学”。[18]他还一再告戒各级领导:“农业是根本, 不要忘掉”[19]1986年, 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的经济工作报告汇报时说:“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 三五年转不过来。”[20]1990年, 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 农村富起来容易, 贫困下去也容易, 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21]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 所以要高度重视农业,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的:一、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三年困难时期, 他在总结国内建设的教训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 要吃、穿、用压力很大。”[22]1982年, 他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 只要人民吃饱肚子, 一切就好办了。”[23]二、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24]“工业的发展, 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 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25]“工业越发展, 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26]三、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1984年6月,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 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 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7]“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8]由此可见, 对农业的重要论述和分析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来的。

三、土地思想的现代启示

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思想, 指导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 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们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土地思想理论,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1、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邓小平土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为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土地市场奠定了政治前提。毛泽东保障农民的土地思想为新形势下保障农民土地利益积累了经验,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邓小平既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可能性基础, 也促使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现实, 还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启示。

2、为解决“三农”问题积累了经验

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思想为当代土地政策的完善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就是要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3、现代农业土地政策的发展设定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毛泽东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得到了补充、完善及创造性发展。当前, 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政策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稳定家庭承包制度, 这里面有一条是明确的, 农民出去打工, 不能随意收回土地承包制度, 没有人种地了, 可以进行转让;二是提高土地征用的标准, 做好安置工作, 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

8.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篇八

关键词：“南方谈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12-02

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这次谈话奠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勾勒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规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规划了构建社会主义的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人民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平等社会关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

生产力是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和性质，并且推动一定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实现社会进步的经济根源。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也是一样的。如何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好与坏，这就要看它对生产力的作用，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邓小平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衡量一个政党政策好坏的标准的观点，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并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64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这里。

那么如何消灭贫穷，完成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呢？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等等。到“南方谈话”时，邓小的改革观已经达到了毋庸置疑的高度，他批评当时那种“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的畏难思想，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定要胆子大，不能畏首畏尾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我们才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基础上，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之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始终把公有制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他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落脚点。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要到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给出的时间表是“在本世界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4现在的中国已经建成了小康社会，在生产总量上有了一个很大程度的提高，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和途径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不是同时同等程度的富裕而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体制是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缺乏动力，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长久以来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把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都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破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但在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为了停止争论，整合资源进行经济建设，邓小平凭借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邓小平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解读了市场和计划的社会属性，我们只要一提到市场就一定会想到资本主义，这其实是错误的，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方法而已，并没有性质上的定义，只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这个石破天惊的理论突破为后来解决姓“资”姓“社”问题破除了坚冰。姓“资”姓“社”问题的解决，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大跨步的改革，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在的统一关系，市场经济具有公平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客观上要求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此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成熟的民主法制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证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既是邓小平政治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论述为当下中国民主法制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模式参考。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削弱都不行。”[2]189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突显出邓小平对于民主法制的重视。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界定：“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的权利。”[2]322他认为民主分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多次提出要把过去民主的传统“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并把民主看做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表达了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他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实现民主的方式，“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作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1]257他还提出了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2]144他还要求正确处理好“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关系，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2]249。“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2]276基于民主和法制的内在统一关系，他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邓小平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关于党和法的关系，他反对“以党治国”，主张依法治国，党的活动必须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党大于法”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党员犯了法也要依法处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围绕着民主和法制来进行的。

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治本之策，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开辟一条依靠制度建设而不是依靠“人治”和“搞运动”的形式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才能提高我国民主的生命力和作用力。

邓小平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完善的需要角度出发，呼吁政治体制改的展开。“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164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铺垫，经济体制改革将寸步难行。邓小平给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外，邓小平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任务、原则、性质、途径等作了论述，丰富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宝库。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内涵与形式。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各种政治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稳定。成就是辉煌的，但也要看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依旧不可小觑，比如说政府执政的有效性问题，权力制约问题，党政关系规范化问题等等。这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