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供给

政策供给（通用8篇）

1.政策供给 篇一

面向中小企业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政策供给探究

作者：唐琴芳 覃娅娟

作者单位：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国内许多地方将汽车零部件产业当作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形成了很多地域性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这些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国家在行业发展、融资、销售、研发方面提供特有的扶持性和支持性的政策。

关键词：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小企业政策供给

一、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

汽车作为我国支柱型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项目之一。随着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2013年，中国汽车产销突破2000万辆，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上，消费者能关注到是是众多的国际汽车品牌，整车企业，但整车的发展正是来源于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零部件产业规模已居世界前列，其中具有外资背景的零部件企业占据了中高端市场，而内资零部件企业主要占领低端市场。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走进汽车产业内部，就需要有更强大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对于零部件汽车和整车企业的合作和互动更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是指集中于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以及和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主要以汽车零配件生产加工、汽车维修设备生产、零配件研发与物流为主，他们之间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二、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国内许多地方将汽车零部件产业当作当地经济发展的重点。现在，发展产业集群已被国家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全国各地都兴起了一股零部件产业集群建设热潮。由其他产业的发展经验可知，产业集群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汽车零部件业也正在步入产业集群时代。

在组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这些企业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家庭式的加工作坊开始，随着业务的开张，逐渐发展成企业。由于业务的互相渗透，组成了一个产业集群。这些中小企业在我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这些产业集群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它们不仅是当地的纳税主体和支柱产业，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也给当地居民带来稳定的收入。国家也一步步给这些企业提供发展的扶持性政策。但是这些中小企业规模不大，呈现简单的扎堆现象、产业化程度较低，品牌少，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产品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较弱、品牌意识淡薄，市场开拓能力不强。

在政府正常引导和支持方面，政策支撑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地方政

府和中介劳务机构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信息传递中介，可以有效地规范行业中的企业行为以及传递市场中的信息和技术，提高集群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由于湖北省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时间较短，很多产业集群缺乏相应的中介服务组织，社会化服务网络不健全，政府有关部门在政策引导和支持方面有待加强。

三、面向中小企业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政策供给。

通过研究现有的国家对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相关政策，结合我过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我认为，在今后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最需要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扶持和帮助。

（一）、关注中小企业，适当降低扶持门槛，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汽车作为国家重点扶持产业，得到了国家非常多的政策支持。但是，在外资企业掌握大量核心技术、国有企业又得到相当多政策倾斜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生存堪忧。所以，就存在中小企业大量生产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的零配件，同时，中小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从而制约了我国企业汽车零配件产业的发展。

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都有一定的门槛。调查显示，企业越小，得到国家政策性扶持和支助的可能性越低。这样就会导致，有些有创新能力的小微企业，得不到好的扶持政策而放弃对产品的开发。

从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的情况看，规模大的企业在享受扶持政策方面占有优势，尤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助计划。中小企业更多的是享受地方政府扶持政策，往往规模大的企业，才能更多的享受到中央财政资助计划。同时，即使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门槛高仍是一个主要问题，现有政策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小企业支持严重不足。

国家应建立有效的、覆盖面广的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鼓励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提高我国零部件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二）、协助发展电子商务，拓宽销售渠道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相结合的营销模式，有助于提高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知名度，打造品牌；有助于拓宽汽车零部件销售渠道，提升价格开拓市场。

如果政府能够协助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建立电子商务销售渠道，多加宣传，扩大产业集群的知名度，同时，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通过网络直销，扩大自己的销量，积累品牌知名度、提高自身实力，有利于摆脱汽车厂商的控制，让汽车厂商从主导地位，变成双方对等的地位。另外，如果配件在网络上能够明码标价，对汽车后市场的“鱼目混杂”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改变汽车配件“4S店太贵、汽配城太假”的现象。这对我国我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发展、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汽车后市场的发展都是一个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门槛

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在发展的初期，遇到的核心问题是资金的问题。研发资金、厂房建设资金、设备购买资金。但是，由于企业规模太小，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融资贷款。在获得政府资助前，企业越小，越难得获得银行短期和长期贷款，由于缺乏资金，就存在融资和销售信用问题、贷款难、市场开拓难、后续研发资金缺乏的问题。

政府在融资方面，对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可以适当采取贷款贴息、资本入股等方式，取代无偿资助。既帮助了中小企业，也适当减小了政府压力。另外，也可以吸引社会力量，以政府做担保的形式，引进资金，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四）、加强企业间联系，保持国家扶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和力度。

在我国的企业零部件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存在在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况。地方政府可以搭建信息平台，既协调沟通企业间关系，又规范行业内部市场秩序，避免行业内部无序竞争，开展行业价格自律、质量自律、品牌自律和行为自律。做到政府引导但是不干预竞争。这样能大大促进当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同时，国家扶持性政策要有一定的力度，能切实的让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获得切实有效的扶持。同时，政策要保持稳定性，这样有利于中小企业开展生产活动，同时，国家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让中小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增强信心，良性发展。不会出现为了获得国家政策扶持而形成的突击性行为。

四、结论

在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面向其中的中小企业，政府需要提供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协助发展电子商务，拓宽销售渠道，降低融资门槛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企业间联系，保持国家扶持政策的力度、稳定性和连贯性，帮助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促进我国汽车零配件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湖北省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研究 吴菊安 产业观察 2010年 第3期 公安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做大做强胡佑贵 当代经济2009年1月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唐琴芳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系教师邮箱

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喻家湖148号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唐琴芳收 430000 第二作者 覃娅娟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系教师

2.政策供给 篇二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讲, 美国经济在经历50-60年代的稳定增长后, 美国生产率增长缓慢、竞争力日渐低下的供给问题逐步显现。由于政府干预扰乱了经济内在稳定机制, 到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 美国经济陷入“滞胀”, 通胀与失业的相互替代关系消失了。而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类似问题。从国际方面看, 欧债危机和全球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造成一定冲击, 就国内方面而言, 我国本身的增长源泉受到挑战, 我国的劳动成本面临上升的局面, 对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冲击, 此时我国的政策方向也是解决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问题。

其次, 从中美两国的政策延续性和时效性看, 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美两国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重视到供给的结构性调整, 从而使供求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由于供给主体与供给结构调节的滞后使要素供给效率低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需求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够旺盛的原因。面对这种情况, 强调供给、主张采用供给方面政策的呼声又逐渐强大起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赞同供给学派的减税措施。

最后, 从中美两国同时面临的全球化角度来讲, 经济全球化使实行开放政策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其政策实施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而且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扩大, 它导致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不断提高。因此,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赖正的总供给冲击来保证。适应这一变化, 民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有所调整。

二、中国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差异性

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 加之中美两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别,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能照搬照抄, 而是要因地制宜, 具体地分析我国当前的宏微观经济形势, 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一方面, 就货币政策而言。总体来说, 美国80年代所面临的是由于石油危机所引起的负的供给冲击, 给企业生产成本带来了较大压力, 出口减少、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在美国, 里根政府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反观中国,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出口下降, 并进一步引发了实体经济的衰退, 投资和消费的下降导致人们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 从而大量的多于货币涌入资本市场, 加之国际热钱的流入, 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显示出流动性过剩, 这也加速激化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比如2012年10月份的香港恒生指数的暴涨、黄金白银价格大涨、糖高宗和蒜高宗的出现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增长。这样就会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背离的情形, 实体经济面临的是通货紧缩而虚拟经济则面临通货膨胀。面临此种情形, 单纯如里根政府一样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一, 投资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在中国国情下显得不是很适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 投资处于政府的计划调控范围之内, 是很少考虑利率的。改革开放后, 大型国企的流动性充裕, 进行投资时很少考虑利率因素, 而非国企却不能有效地融资, 对利率虽然敏感, 但是贷不到款也就无从说起了。换句话说, 在中国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接近于零。第二, 中国的自发型支出乘数可能很小,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况。以实际国情来看,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 城乡分割与地区发展失衡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其次, 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 导致家庭保障功能急剧弱化, 对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骤然提升。同时, 人口流动速率在加快,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要求。再次,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形式多样化, 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况且, 我国还将长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成熟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动态进程之中, 差距、流动、分化等将构成这一进程中的特有现象, 这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艰巨性。

另一方面, 就财政政策而言。由于美国的货币市场化体制比较健全, 货币政策的效应较为明显, 加上美联储有着良好的独立性, 所以美国的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偏向于货币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的宏观调控以财政政策为侧重点。究其原因大致分为以下三点。首先,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突出, 财政政策有利于调整结构, 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 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空间较大。截止2008年底, 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7%, 而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却高达72.4%。一般来说, 国债占GDP的比重在60%以内属于安全范围, 相比较而言, 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债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改善。最后, 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 通过发行国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

三、中美政府供给管理政策的比较评析

对比中美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方面, 美国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为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 我国在产业机构升级的今天, 以供给管理政策促进生产效率的全面提高是可行和必要的;在具体的政策适用性上, 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影响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因此, 我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上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做具体的调整, 使得供给管理政策能够适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现实。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供给侧改革的财政税收政策 篇三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济结构调整；财税政策；去库存一、供给侧改革的定义及理论基础

（一）定义

供给侧改革是以提高供给的质量为出发点，调整结构，重新定位要素资源的配置，扩大高质量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要素生产率，符合人民的真正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从生产端着力，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企业的创新与活力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理论基础

供给侧的理论主要来自供给学派，主要理论核心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理论。虽然供给学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做法，但是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无法刺激经济稳步增长后，供给侧刺激经济增长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

二、我国供给侧改革现状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风暴以来，世界经济仍处于增长乏力的后危机阴霾之中。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加之我国经济转型道路的坎坷，导致我国传统“三驾马车”增长乏力。2012 年以来，我国传统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出口均呈下行趋势。2012-2014 年，投资、消费增长速度分别回落4.9、2.4 个百分点，净出口对 GDP 增长连续 5 年负拉动。2015年，中央银行5次降息降准对国内需求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国内需求“疲弱”实际反映了经济供需结构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2000-2014 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4%，是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近三倍。而近年来我国无法通过粗放式发展保持高速增长。 2015 年 5 月，权威人士在“五问中国经济”中第一次提到“供给”，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 年年初，权威人士再次现身回答“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每一步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即以化解产能过剩为主要抓手，淘汰僵尸企业为具体形式，兼并重组为主要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因此，中国经济需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通过创新来提升核心竞争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三、我国供给过剩的财税原因

目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于制度和体制中存在不合理因素。财政税收结构政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政府的作用，各级政府政绩的好坏，人员的升职和重用都是以GDP和财税收入为判断评价指标。因此各地政府都想方设法招商引资、扩大企业规模，过分的干预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地方间形成了不良的恶性投资竞争。

第二，我国财税制度上的不合理导致产能过剩。我国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要税种，税款缴纳主要在生产环节，也就是说只要生产出来了就要缴纳税款，政府就会有税收收入。因此政府就会鼓励生产，估计企业扩大规模，增加产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太注重政绩和税收收入可能忽略了产品的真正需求，忽略了产品的质量，在政府的这种煽动下就会导致产能过剩。

第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平衡分配，因此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争取税源，导致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对本地企业的投资项目十分重视，但是对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则重视不够，这不仅加重了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也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第四，我国现行税收体制缺乏对产能过剩企业的退出机制的合理安排。我国政府大力鼓励投资，鼓励生产，但政府并没有考虑到企业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企业投资后持续亏损并且预计长远来看也没有很大的发展前途了，这样企业就想退出市场另寻他路，但上山容易下山难，政府宁愿扶持企业给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也不愿意其他退出市场，一旦多一个企业退出市场政府就会少一份税收收入。因此导致企业乏力产能过剩。

四、供给侧改革的财税对策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财税方向主要是既要保证财政税收收入又要稳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创新，让企业在轻松自由的经济环境下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产品质量，扩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因此我国财税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对策如下：

（一）完善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制度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责任制，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税收征收上的比例，合理分配归属于中央与地方的税种，要让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其财力形成配比，做到各自力所能及，效率最优，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二）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推进预算制度的改革，使一般公共预算中包括对政府性基金预算中未列入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收入项目，并统筹使用。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制度，提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制定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析指标体系，组织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的试点。建立包括各类国有资产的政府资产报告制度。完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体系，建立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制度。清理规范重点支出与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挂钩。制定重要公共资源有偿出让和使用经营收益管理办法。

（三）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现已全面推开营改增，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为企业减轻了税负，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但在营改增的初期要做好过渡性工作，有利于企业转型，结构性调整。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以加强对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继续推进消费税改革，使更多的奢侈品纳入消费税范围之内，控制高消费。逐步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减轻纳税人税负。

参考文献：

[1]滕泰：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世界经济研究，2013（12）.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R].北京：中国经济月报杂志社，2015.

[3]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5 年统计数据[R].北京：中国人民银行，2015.

[4]贾康.问道供给侧改革.上海证券报.2015-11-12.

4.农业供给侧改革 篇四

农业“供给侧”改什么？ ——破解资源错配增加有效供给

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关乎民生，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矛盾，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捋顺”思路，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从农业供给侧角度出发，为破解农业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开出了“药方”。

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农业改革到底是在改什么？从上述文件和官方多次表态来看，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的同时，农业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矛盾主要体现在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5月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此前指出，这种资源的错配已经成为现下农业供给侧最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有大量的缺口，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过剩。比如说大豆缺口是8000多万吨，需要大量进口，但棉花、玉米却有大量库存。”

改革进展如何？

——农业发展开局良好正重点推进多领域结构调整

今年以来，农业供给侧改革进展如何？余欣荣表示，今年农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目前农业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实现了今年农村工作、农业发展的良好开局。”

农业部表示现阶段正在重点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具体包括以玉米为重点推进种植结构调整；以生猪和草食畜牧业为重点来推进畜牧业结构调整；以保护资源和减量增收为重点推进渔业结构调整。

余欣荣称，农业部专门编制了《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对“十三五”时期主要作物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作了总体设计，其目的就是引导各地按照科学的、生态的和可持续的要求，按照功能区的布局，进行科学调整。

来自农业部的预测显示，“种植业改革开局良好”。农业部预计今年玉米意向种植面积调减2000万亩以上；大豆面积恢复性增加，预计今年可增加600多万亩。

“从改革重点来看，中央所布局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略有不同，农业改革重点包括‘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程国强称。

程国强解释称，“去库存”是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降成本”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价格提不上去、补贴无法增加的背景下，节约成本就是增效；“补短板”则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等农业薄弱环节的建设，增加市场紧缺产品的生产。

经营方式有何创新成效？

——新型经营主体已成粮食生产主力军

“近些年，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在上述发布会上直言。

在这方面，黑龙江省提出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社。黑龙江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总数达到1224家，总投入140.6亿元，配备大型先进农机装备5.2万台(套)，入社农民18.4万户，自主经营土地面积1160万亩。

发展合作社有啥好处？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局长郑联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合作社将分散农户和零散土地组织起来发展合作化生产，加快推动了农业经营由小机械生产向大机械作业、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经营、粗放生产向集约经营转变，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确保了农业增产增收增效。

早在2013年11月，官方就对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根据上述文件，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这些经营主体相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来说具有不少优点。

谈及现阶段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农业合作社的经营创新还需要不断加强”，现在是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多数还停留在农机合作上，应尽快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的规模经营。

不难看出，这些新型经营主体都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打破了此前个体农户的“单打独斗”，通过合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的目的。

能否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补贴政策将进一步完善

除了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农业供给侧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挑战性越来越大。

为此，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

保障农民增收要从哪些方面下手？一般来说，农民收入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家庭经营务农收入；外出务工收入；转移性支付，包括政府补贴和社保；财产性收入，比如土地出租、房屋出租等。

“未来这四方面收入增长都面临不小的挑战”，程国强直言，从农业经营收入来看，全球包括中国在内农产品价格均处在低迷状态，政策上又给价格设置了天花板，价格回升难度非常大；同时务工收入同样面临天花板，特别是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农民就业相对较难；再就是转移支付，包括政府给农民的各种补贴；而财产性收入和土地经营制度有关，如果不释放红利，继续增收很难。

“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也会显著地调整并进一步完善。”在李国祥看来，全国范围内归集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且归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可能性比较大，同时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能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一部分收益主体。

5.教育供给侧改革 篇五

供给侧改革旨在优化教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当前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仍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近年来，择校热问题较为突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高价学区房在各个城市渐次出现。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公众对教育的供给显然有了更高要求。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他们的教育问题，既不容忽视，解决难度也较大。

其实，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供给机制上。笔者以为，这就需要改革教育供给机制，而这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相呼应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笔者看来，竞争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尤为关键。

降低准入门槛，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各方资源投入办学。尽管保障和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经费，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直接来办学校。换句话说，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主动对社会开放，允许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存在，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如，近年来，民办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机制束缚着民办教育的发展。一是对现有民办学校的限制，比如像公办学校一样对民办学校的生源进行划片，这对民办学校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二是对成立民办教育机构的限制，与发起设立公司相比，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难度还比较高，尤其是在用地等方面。

可以通过推行学券，促进公办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学券制度的要害是学校拨款机制的改变。政府可以给每位适龄儿童颁发学券，学校凭借最终的入学人数——也就是学券的多少来向政府申请办学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学校就更有动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更多学生的认同。如果学生对学校不满意，可以转入其他学校。在这种机制下，学生有了选择权，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之间对学券的竞争，会在整体上推动教育水平的提升。

此外，可以通过教育集团化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在现有的体系中，优秀的教育机构很难跨区域提供服务——既无法跨区域招收学生，也很难跨区域开设分支机构。假如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像教育培训机构那样，通过“连锁经营”实现跨地域经营，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在推进教育集团化，但并不普遍。需要指出的是，集团化不是很多人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而是通过优质校管理水平的提升，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

人民对市场经济的满意，来自于市场竞争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相信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将给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能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相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会有很大改善。（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6.供给侧改革1 篇六

供给侧改革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以投资拉动为基础、创新驱动为主导、经济效益为归宿的增长方式；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臵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就是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经济，用知识密集型经济代替劳动密集型经济，用幸福经济代替GDP经济。

供给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首先就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关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化解产能过剩，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释义：

供给侧改革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以投资拉动为基础、创新驱动为主导、经济效益为归宿的增长方式；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臵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就是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经济，用知识密集型经济代替劳动密集型经济，用幸福经济代替GDP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自觉推动经济增 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臵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有历史的必然性；化解产能过剩，只是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偶然性。

供给侧改革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供给侧改革，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经济理性，把价值机制确立为市场的核心机制。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供给侧改革，习近平主席的原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话语变化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演变，消费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对供给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倒逼压力之下，“供给侧改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平稳落地。“经济结构性改革”分解为四个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本次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短期上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长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个“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

三、问题的实质：

“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20 世纪70-80 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四、提出背景：

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消化过剩产能提速。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当前多个行业、多个地区的产能过剩正引起各方的担忧，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

服务业黄金时代到来。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每增长 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 50万个左右。对政府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下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一方面国内抱怨声不断，另一方面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地到国外消费。究其缘由，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

五、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 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2015年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臵，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 “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 “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 “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生产能力的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提高效率（核心问题）。通过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A 的提升，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等，本质上都属于这类。

第二，调结构。调整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在不同部门间的相对价格，引导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间的重新配臵。本质上说，调结构不属于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但从政策手段上看这也属于供给侧管理的一种方式。

第三，改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质量。劳动人口占比上升可以提高人均产出，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的生产能力。

七、“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总书记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通俗易懂地布局了供给侧改革这一新举措。

1.加法

供给侧改革的“加法”是指补齐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加人口供给、提升全员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政策制度协调性，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关键是补齐短板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发展新动力新能量，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优化劳动力配臵。经济学家张茉楠认为，在要素投入上，要注意通过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来促进经济增加；在方针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历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历程，把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停提高的历程。一是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侧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举行大范围的全员培训，提高本领，注意人力资本的充分开发使用，以适合将来产业升级与经济布局调整的必要，即除经济增加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还要不断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来已久，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呼声也最为强烈。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

2.减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的“减法”主要是指，政府简政放权、企业清除过剩产能、社会为企业降低成本，给企业松绑，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简政放权，是政府层面的减法运算。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为经济松绑减负。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臵，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企业权力大起来，让市场活起来。以前，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侧管理，特别是政府对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 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降低企业成本是企业层面的减法运算。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其中一个重要财政手段是结构性减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减税措施，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一是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广义上的减税，有利于降低宏观税负）；二是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三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这些减税措施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供给侧，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在上升。制造业尤其受到成本的约束，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可以为它们减轻一部分负担，使制造业的投资和生产加速。而降低社会保险费，则能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将发挥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李克强总理要求，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

3.乘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乘法”是指以创新发展理念，挖掘经济发展新动力，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的“乘数因子”，以新产业的“几何式增长”推动经济发展。

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开展“双创”行动，以创新促改革，以创新谋发展。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 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时期，以前那种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待转向创新驱动，从供给端入手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乌镇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摒弃老路走新路，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用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以新空间发展新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以达到乘法效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促使要素从成熟的、老化的供给中，转移到新形成和正在扩张的供给中。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要加大新兴产业投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尽管有些行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就要求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它恢复青春，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培育新兴力量，逐步替代传统产业的衰减。“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创造一个新供给。”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七十七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当前互联网新时代的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的增加生产能力，而是增加消费端的基础设施供给，使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消费，新消费倒逼新产业的产生和变革。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在生产领域推进一系列改革，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互联网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发表主题演讲指出：“目前互联网还是集中于对需求侧产生影响，然而在 未来，互联网会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供给侧改革产生的需求会成为走向未来的源动力”。

4.除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除法”主要是指清除产能过剩、清除经济发展路上的“拦路虎”，为中国经济战车顺利前行扫清障碍。

淘汰过剩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的背景下，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工业领域呈通缩迹象，产能过剩问题具有普遍性，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绝对过剩。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必须有壮士断臂之精神，果断淘汰过剩产能。早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重大创新。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实施供给侧改革，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严重。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改善产业供给。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清除过剩产能的重要措施之一。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出：“化解房地产库存”，并强调：“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多年来，作为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最大的产业，房地产兼具了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房地产业的繁荣，不仅拉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产业的发展，也拉动了装修材料、电器、轻工等产业的繁荣，促进了相关服务业和金融业务的拓展。房地产去库存，不是鼓励房企不顾一切地建房，而是要房企为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采取降价等措施把房子卖出去。化解房地产库存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专家指出：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不能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为了当期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5.四则混合运算: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政府和市场协调与配合，同时做好四则混合运算。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协调政策制度为经济减负；市场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在11月18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在一内一外两个场合谈“供给”，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则混合运算”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指导，同步实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战略措施，大力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应。既要确保政策发挥效力，又要让要素市场改革同步推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臵，以拓展区域、产业的发展空间。既要创新需求，又要创新供给。

八、学界观点: 周天勇认为，当前宏观调控与以前不同，今年形势比较复杂。首先，我们看看宏观调控实践的理论基础。我们现在宏观调控的理论是 什么？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学才被逐步引入中国，但是总的来说，1997年以前实行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方面主要是保守的预算平衡模式，没有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财政、刺激经济的办法。而实际上，过去我们的经济扩张造成的经济波动主要是信贷方面的原因较多。1997年以后，亚洲经济危机时我们的经济比较低迷，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但是2003年的时候又进行了压缩，压缩到2008年年底。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实施财政赤字、信贷放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7%，在如此大的力度下，才取得这么高的增长。结合去年以及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今年面临着这么一些情况。

一是可能通胀率高、失业率高，经济面临滞胀危险。用两组数据来表达，一组数据是通货膨胀率，另一组数据是经济增长速度。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所以有胀没滞。但是从失业率来看，它是滞胀，因为高失业率、高通胀，就是一种滞胀的表现。

二是面临出口萎缩的风险。去年，大量的制造业萎缩、小微企业倒闭，可能导致无就业的增长。今年面临的情况是出口要萎缩，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进出口是双双负增长，其中出口下降0．5%，进口下降15．3%，我们原来预计全年出口可能增长10%，现在从1月份的情况来看是比较严峻的，当然1月份有春节因素，但是从全年来看，出口是不乐观的。原因就是欧债问题，因为欧元区要紧缩财政、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失业增加，这几项对出口需求影响比较明显。

7.政策供给 篇七

《意见》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快内贸流通改革创新, 优化供给结构, 扩大消费需求, 就开展加快内贸流通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消费专项行动 (以下简称:专项行动) 提出意见。

《意见》明确专项行动的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以发展现代流通为导向, 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工作主线, 以加快内贸流通创新为动力, 加快推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 降低流通成本, 提升流通效率, 调整供给结构, 挖掘需求潜力, 优化消费环境, 推动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全面升级。坚持结构调整, 促进供需有效衔接;坚持市场导向,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持创新驱动, 引领消费全面升级;坚持放管结合,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等四项基本原则。

《意见》强调专项行动的五项主要任务:强化创新驱动, 转换动力机制;深化流通改革, 释放企业活力;调整供给结构, 促进供需衔接;优化消费环境, 培育消费文化。

其中深化流通改革, 释放企业活力任务中, 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各地加快制订内贸流通行政管理权力清单、部门责任清单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建立适应大流通、大市场和新消费发展需要的新型流通管理体制。总结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商务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和商务诚信体系建设试点的成功经验, 逐步在全国推开。加快推进重要商品储备制度改革, 着力从供给侧优化储备结构, 提升储备的效率效能。

8.供给侧改革也是全球经济政策重点 篇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林卫基（Raphael Lam）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币被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得到增强，这进而将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这仍是全球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

2015：全球经济依然温和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年终岁末，请你回顾和总结一下2015年的中国及世界经济运行情况。

林卫基：IMF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可能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连续第五年放缓，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未来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增大。总之，全球经济增长在2015年依然处在温和状态。

2015年，欧元区温和复苏，日本经济回到正增长，这得益于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全球失业率在下降，但潜在生产率的增长依然疲弱，包括复苏更为稳固的美国。这加剧了人们对中期前景的担忧。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差异，但今年的增长普遍减弱。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而其中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危机遗留问题（如债务高企，投资低迷，以致金融系统薄弱）。再加上许多新兴市场在危机后信贷和投资高涨后正在进行调整，需求减弱而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中国增长放缓，大体上与我们当初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的预测一致。投资增长与上年相比放缓，同时进口收缩，但消费增长仍然稳定。虽然出口弱于预期，但比进口下降要少，净出口对增长为正贡献。中国当局的目标是使经济从出口和投资导向转为消费拉动的增长，实施改革，同时不使经济增长过度放缓。从近年来积累的风险中进行调整并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是复杂的，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比较艰难。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能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石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原因何在？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分别有哪些影响？

林卫基：最近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进一步下滑，对于净进口大宗商品的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这应起到支持其需求的作用；但对于出口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国家，价格变化既影响其产出，也影响产出预期。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属）的实际价格已从2011年达到的峰值下跌。这些变动相当剧烈，原因是供给强劲，以及全球需求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密集型投资和制造活动下滑导致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矿业投资高涨之后供给增加。中国目前是世界最重要的金属进口国，在直到2011年的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维持了极快的增长。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很多国家的总体通胀面临压力，并可能使核心通胀随经济不断复苏而回升的过程有所拖延。尽管核心通胀一直较为稳定，但总的来说仍大大低于中央银行的目标。今后的前景是，尽管失业率下降、中期潜在增长减弱，通胀仍将处于低水平。

对于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导致其货币大幅贬值。但更广泛而言，这些实行浮动汇率的货币之间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增长前景减弱、贸易价格调整的一部分。而其中风险依然偏于下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在石油进口国，石油价格的下跌缓解了价格压力和外部脆弱性，这会减轻货币政策负担。

人民币纳入SDR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里程碑

中国经济报告：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有何种变化？

林卫基：IMF执董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定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既是对中国当局在过去多年来在改革其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所获成就的认可，也对中国的持续改革进程起到确认和强化作用。这将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并会支持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使得IMF货币篮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货币，从而有助于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吸引力。随着这种融合过程继续推进并不断深化，并且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方面也取得进展，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将得到增强，这进而将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理解“从中长期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来支持一个总体宏观的、趋向于新常态的增长变化”？

林卫基：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在减少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积累方面取得了进展。IMF在2015年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币在过去一年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使得当前的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近期中国汇率体系的变化给更市场化的汇率建立了基础。更灵活的汇率对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是重要的。就汇率机制而言，我们期待中国当局在进一步扩大汇率灵活性方面加快步伐。对于像中国这样希望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和迅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国而言，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必要的。对汇率，需增大更大的灵活性，仅在需要避免非正常市场条件或过度波动的情况下才对其进行干预，这对于未来汇率不偏离均衡水平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改革目标应当是在未来2-3年内基本上实现浮动汇率。

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月份之前的过去12个月中升值约15%）。虽然近期发生贬值，我们当前的评估仍然是人民币大体上与中期基本面一致。

资本流动是中国放开资本账户和允许投资者投资于更广泛的资产必然出现的结果。只有当其导致汇率和更广泛的经济面出现无序状态时才应当成为担忧，但这样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出现。第一，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将能对冲大部分资本流出。第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无序波动提供缓冲。第三，相对于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中国的外债水平较低。重要的是，中国在继续朝着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向进行改革。

结构性改革因不同国家而异

中国经济报告：具体而言，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应如何开展结构性改革？

林卫基：实施结构性改革，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仍是全球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结构性改革议程因不同国家而异，但主要支柱是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程度和趋势性就业水平，促进劳动力市场调整，解决遗留的债务积压问题，以及降低进入产品市场的壁垒（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在美国，扩大所得税减免，更好的家庭福利（比如托儿服务），以及移民改革会更好地促进劳动力供给。在欧元区，政策优先项包括降低对就业的不良诱因，包括降低劳动税收差，以及更有目的性的培训项目，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政策等。营商环境方面，欧元经济体应降低进入产品市场的壁垒，改革阻碍调整的劳动力市场管制。进一步的措施还包括推进自由贸易协议，整合资本和能源市场。

在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最近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这要求进一步开放以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同时对新开放的市场和企业进行有效管理，营造国企与私人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林卫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实现更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关重要。中国近期许多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好的进展，但要成功转向新增长模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中国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包括利率市场化和引入存款保险机制。新预算法为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奠定了重要基础，期待在未来几年内全面充分实施。

目前，中国国企改革进程过于缓慢。重要的改革包括提高利润上缴比例、消除直接或间接对生产要素成本的补贴、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对国企破产和退出的更大容忍度等方面。成功的国企改革有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于提升潜在生产率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打破在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尽快启动该项改革进程，提高对违约和破产的接受程度。

前瞻2016中国经济及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2016年的中国经济政策，譬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何预期？

林卫基：中国经济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和转型，增长会趋于放缓。政策应当继续减少经济的脆弱性，即便这意味着增长可能放缓。经济增长放缓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但放缓是经济转型至更安全和更高质量增长的结果之一。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当局的宏观政策立场与其希望实现的2015年度的增长目标大体一致。如果增速大幅下降，财政政策可作为第一道防线，而这些措施应当反映在预算内，且应主要依赖那些可以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再平衡和与改革议程相一致的措施。

采用适当的宏观和结构性政策组合，中国应该能够在将来实现合适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当务之急是及时实施改革，包括金融、财政、国企改革以及外部改革。这些改革如果能成功实施，将降低过高的储蓄、减少投资并使投资更有效率并促进消费，从而使得中国可以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

林卫基：“十三五”规划强调了增长质量的重要性，这包含了向更平衡、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转型所必须的改革要素。该规划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譬如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升级，价格改革，以及通过进一步开放来改善商业环境。其他优先项包括通过绿色发展和节约能源实现环境保护。该规划还关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通过城市化、减少贫困以及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放弃一孩政策是应对长期人口问题挑战的一个关键步骤。其他补充性的结构改革，如改革户口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坚定执行“十三五”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林卫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