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供给习题

需求供给习题（精选7篇）

1.需求供给习题 篇一

一、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决定

(一)基本要求

1.熟悉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需求弹性的概念和分类、需求弹性的应用、供给弹性

2.掌握需求和供给的概念、影响需求量和供给量的因素、均衡价格概念和均衡价格的决定条件、均衡价格的变动、掌握均衡价格决定理论的运用

(二)考试内容

1.需求和供给

(1)需求(2)供给

2.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理论

(1)需求弹性(2)供给弹性

3.均衡价格决定理论及其运用

(1)均衡价格的决定

(2)均衡价格的变动――供求定理

(3)均衡价格理论的运用

二、生产和成本

(一)基本要求

1.熟悉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的分类、生产函数的概念和经济学含义、规模经济的含义、成本函数

2.掌握短期和长期成本的概念及划分标准、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规模报酬变动规律、机会成本的概念、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

(二)考试内容

1.生产函数与报酬规律

(1)生产函数

(2)短期产量变动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3)长期产量变动规律――规模经济与规模报酬

2.成产要素的最优组合

(1)等产量线

(2)等成本线

(3)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

3.成本函数

(1)经济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

(2)短期成本及其变动规律

(3)长期成本及其变动规律

三、企业组织与利润最大化

1.熟悉现代企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组织特征、经济利润的概念

2.掌握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二)考试内容

1.企业组织

(1)企业的性质与企业的组织形式(2)现代企业的组织特征

2.利润最大化原则

(1)经济利润的概念(2)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2.需求供给习题 篇二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 服务“三农”决不只是信贷资金投入, 需要融资与融智的有效结合。以现代农业、农村、农民为核心的新“三农”对金融服务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一是由原来单一的存款、贷款需求向存款、贷款、结算、理财、保险等多样化的需求转变;二是由原来传统小额贷款需求向扩大再生产、创业、住房等大额投资性资金需求转变;三是金融需求的主体由自耕型农民向出租型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从事非农的个体经济、私营业主转变。由此可知, 由原来单纯融资寻求向对金融知识、金融产品、市场信息、金融咨询、技术指导、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综合化信息需求转变;面对新时期“三农”的不同金融需求, 农信社如何从单纯的给予信贷支持到如今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如何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服务, 不仅是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也是传统银行拥抱“互联网+”适应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对照“三农”新需求自我审视, 农信社在支持“三农”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二、金融支持“三农”发展存在的问题

1. 贷款“三性”经营原则制约了“三农”的信贷支持。

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 以自担风险, 自负盈亏为经营方针。经营原则与经营方针都促使金融机构在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 实现效益最大化。为此, 农信社的信贷原则首先安全性, 其次是效益性, 至于流动性, 是最能衡量管理者水平的指标, 稳健型管理者倾向于资金的安全性, 为此, 资金的流动性就相对较差;倾向于效益性的管理者则发挥流动性的作用, 而“三农”的特点是农业抗灾害能力差、风险高而影响到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生产经营分散, 管理成本高而影响到信贷资金的效益性;生产周期长、周转缓慢影响到信贷资金的流动性。由此可以判断, 无论是稳健型的管理者, 还是效益型经营者都与支持“三农”对不上号, 支持“三农”只是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而非经营之道的首选。客观上, 金融经营的“三性”原则制约了“三农”的信贷资金支持。

2. 金融知识宣传不到位, 农村金融产品闲置。

当前, 金融新产品层出不穷, 与之相比, 农村金融消费者的金融常识、金融操作技能等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基本的金融工具不会正常使用。如:银行卡、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金融新产品的接受、使用等方面明显滞后, 突出表现在, 大多数公职人员仅了解银行卡的基本功能, 对其方便高效的辅助功能了解甚少。日常生活中, 对于从事的交易仍热衷于现金结算。如:银行、超市、医院排队就是因为现金使用偏好而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在农村, 各种农业补贴及低保的发放、收购季节的资金结算时, 农信社营业网点排起长队, 而与营业柜台一墙之隔的自助设备很少使用。

3. 农村贷款利率水平偏高。

农村金融机构信贷利率水平普遍偏高。农村信用社采用基准利率加点方式确定利率水平, 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一般执行的是10%~15%左右。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农户贷款利率执行在13%以上, 这两家机构的利率水平代表着农村信贷利率的主流方向。虽然农业的弱质性是导致农村信贷利率高的因素之一, 但竞争不充分是导致农村贷款利率高企的决定性原因。

4. 农村贷款结构性错位。

农民贷款需求主要为两个方面, 一是住房、上学等日常消费型贷款需求;二是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根据我们的调查, 农村用于一般性的种植业、春耕生产、秋收备播等小额贷款需求并不多, 仅占调查对象的不足10%。而农户需求的创业、经商、购买大型农用机具、养殖等大额贷款则不能有效满足。在期限结构上,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对信贷资金需求的时间上也存在多样性, 整体时间延长。根据调查, 林业贷款一般需求3年~5年, 养殖业贷款一般需求1年~3年, 农民住房、子女上学贷款一般需要4年以上,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需要的时间还要更长, 但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 通常定位于1年期以下短期贷款, 形成了期限错配。

三、提高服务“三农”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1. 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依托, 开展信用社区、信用企业、信用乡、信用户的评选活动。二是要在县域金融中形成有效的竞争, 在政策引导要在激活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基础上, 也要增加农村自助存、取款设备, 助农取款网点, 更要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三是要依法维护金融机构的债权, 打击信用欺诈和逃废金融债务行为。

2.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金融机构要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 因地制宜、因农而变。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大胆创新符合现代“三农”需求的贷款模式, 政府部门要推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创新的效能, 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动转的市场, 推动“两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扩大农户抵押担保物的种类范围, 着力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担保难的问题。

3. 发展普惠金融,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机构、网点和服务设施要下沉到农村、社区, 触角延伸到每个乡村角落;要盘活、用好现有的助农取款点、POS机等农村金融服务设施, 并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等便民设施。要积极引入新的金融服务理念, 把“互联网+”普惠金融作为创新的重要内容, 增加农村金融创新的科技内涵, 建立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池”, 让“池”中的客户通过平台取得融资。要立足农村实际, 找准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薄弱环节, 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大力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应用, 促进支付服务多元化发展。让广大农民真正体会到普惠金融带来的好处, 促进农村支付的快速推广。

四、关于营造农村金融服务环境的相关建议

1.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政策激励机制。

政府要通过财政、税务等部门在贴息、减免税、再贷款、准备金等方面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大力支持。按照支农资金扶持力度, 探索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的奖励政策, 激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扶持“三农”的能动性。在货币政策上, 扩大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力度, 放松对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标准, 根据不同机构涉农贷款比重设定不同存款准备金率, 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资金来源, 同时稳步推行农村利率市场化, 通过资金价格覆盖经营成本和风险, 允许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和资金紧张的地区适度提高农村存款利率, 促进资金留在农村。

2. 建立有效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推动建立和发展不同类型的担保机构, 特别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财政、担保公司、保险和金融机构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联保模式, 积极推广“集中担保, 分散使用”和“限额担保, 周转使用”等灵活有效的担保方式。尽快探索制度农村土地流转细则, 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不变的原则下, 允许农村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适度与所有权相分离, 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按市场原则合理流转, 按市场价值设定抵押, 将土地价值资产化, 有效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担保抵押品不足问题。此外, 还可以考虑组建以政策财政扶持资金为依托的农村金融担保公司, 为金融机构发放“三农”贷款提供保障。

3. 建立保险制度。

加快推进农村保险体系建设, 特别是要加快研究建立强制性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对商业性农村保险扩大补贴范围和补贴额度, 加快农村保险普及推广, 切实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合理分散和转移由此引发的农村信贷风险。探索信贷与保险结合的业务模式。对投保贷款保险的农户和农村企业, 在其保障额度内可按照信用贷款进行管理。

4. 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开展对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服务能力综合评价, 发挥监管政策对信贷资金的引导作用, 指导并督促农村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支农服务和防范风险的关系。鼓励和提倡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涉农金融产品的流程公开、价格公开制度, 加大社会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3.供给侧vs.需求侧 篇三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美国从1970年代后期到全球金融危机结束所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从很多方面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伤害：增长放缓、政府和贸易赤字增加、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不平等加剧……部分供给侧措施甚至直接导致了美国和世界在2008年遭受的经济危机。这种看法的落脚点在于，供给侧改革最大的负作用，就是不会提振需求，而需求才是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真正需要的。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本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承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和通缩压力。那么，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推行更强的需求侧措施，以平衡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短期负面作用？不同的答案将意味着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同：如果强调供给侧改革，就要坚定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如果强调需求侧问题，政策重点就会继续放在扩大政府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厘清中国的供给结构究竟存在哪些不合理之处。中国当前供需失衡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大量生产性资源被低效率的部门掌握，无效供给不断增加，导致内需不足。投资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经济运行主管部门在诸多领域的投资、价格和产量等方面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影响供给体系格局。

理论上，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供给侧能够自发根据需求侧的变化进行调整，恢复供需平衡。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中，供给侧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市场价格机制没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导致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平衡。同时，供给结构的不合理，也使得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遭遇挑战，政策对需求管理、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防范风险的边际效应递减。

因此，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无法自发实现均衡的情况下，要求政府通过供给侧改革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整。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帮助中国经济走出本轮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机制，确保未来的资源配置合理高效。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来说，考虑到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应当更加强调供给侧的强基固本，需求侧管理则主要是熨平周期性波动。所以，需求侧的政策应该是稳定的，对于短期波动应保持定力，只有在干扰了经济增长长期因素改善的前提下才进行调控。

再进一步，中国最需要哪些供给侧改革措施？

当前，有一种政策倾向是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核准手段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例如不予核准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项目。这种方式看起来似乎很有效，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扭曲来替代原有的扭曲，无法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供给侧措施应该是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促进竞争。以去产能为例，去产能的核心不在于政府出面压缩产能，而是要创造一个市场环境，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能退出。政府的政策还应注重重如何防止过度整合。从长期来看，过度整合是一种“不利的”供给侧改革措施。

因此，供给侧改革应侧重于以经济手段理顺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调节供需平衡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则应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而非寄希望于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人为的均衡，导致走向过度调控的极端。

总而言之，中国当前面临着需求不足和结构性改革两方面的挑战，实现政策平衡和找准政策发力点非常重要。一方面，要避免经济增速放缓和通缩互相强化，导致经济陷入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经济转型期盲目扩大刺激，因不恰当的宽松政策放大结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仍然是要推动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化的经济手段逐步替代以政府为主的刺激措施。

4.需求供给习题 篇四

徐浩

【论文分类】中学外语教与学

【论文网络来源】http:///G38

1【学刊期数】2009年02期

【论文期刊来源】《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版》(京)2008年9期第19～22页

【作者简介】徐浩，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 本研究从需求供给角度对初中英语教师培训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校本培训供给以及与教学直接相关的培训供给不能完全满足教师的需求；(2)教师的需求多着眼于解决现实教学问题，且教师充分肯定这些需求的短期效用；(3)有些培训供给并不能创造即时价值，但教师相信它们对自身专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关 键 词】教师培训/需求/供给

一、引言

在职教师培训被认为是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实施新课程以来，国家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教师培训的数量有所增加，培训质量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培训模式也不断多样化（李雁，2007）。有的学者提出应从教师培训的背景、教师身份和教师培训中的教学法三方面加强对教师培训的理论研究（朱益明，2006）。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但我们似乎忽视了教师自身的需求对培训的实效可能带来的影响（周小山、严先元，2002）。有的学者（于兰、孙启林，2007）甚至批评“教师培训”这一概念本身就将教师视为一个被动的角色。

笔者对北京市部分区县的初中英语教研员进行了访谈，询问了区一级教研活动的设计依据。结果发现，多数教研、培训规划都是基于以往的经验或相关的外语教师发展理论进行的。有些区县在设计教师培训活动前进行了一定的调研，但调研对象仅限于少数学校的教研组长，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教师的真正需求。

受训教师也具有学习者身份，应当被看做培训的主体。同时，教师的需求往往来自教学实践的需要，是教育教学过程中具体困难与障碍的最直接反映。教师的需求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当是培训规划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其需求的满足情况更应当是检验培训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本文拟从需求供给的角度，通过一项问卷调查，初步考察目前北京市初中英语教师培训需求、培训供给以及教师对培训长短期效用的主观感受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对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具体来说，本调查预计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教师的培训需求（以下简称“需求”）与教师实际参加的培训（以下简称“供给”）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这种差异呈现何种特征？

2.需求与教师对培训长、短期效用的判断之间是什么关系？

3.供给与教师对培训长、短期效用的判断之间是什么关系？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不记名问卷调查，旨在获取来自一线教师的真实情况。

1.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北京市城八区的49所中学，各区样本学校为4～7所。共有650名初中英语教师填写了问卷，其中有效调查对象为622人，调查对象流失率约为4.3%，在可接

受的范围内。有效调查对象中，男教师为60名，女教师为562名。按照职称分类，实习教师为43名，二级教师为185名，一级教师为292名，高级教师为102名。样本学校和调查对象的选取遵循便利原则，即根据调查时间、地点的可行性选取最便利的调查对象。非随机抽样或非分层抽样调查在样本代表性上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因本调查的调查对象人数较多，地区覆盖面比较广泛、均匀，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

2.调查时间和地点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07年3月至6月，跨度为4个月。调查利用各级教研活动（如教材分析、新教师培训、观摩课等）下发并当场回收问卷。每一个调查地点的调查中，在简要讲解问卷作答方法后，统一下发问卷，并在15分钟后统一回收。下发、回收问卷的工作主要由英语课程教学论的研究生完成。

3.调查问卷的编制

编制调查问卷前，笔者对6名区教研员以及同区域内的24名初中英语教研组长进行了访谈，目的是收集目前各区、各校普遍采用的校本培训和非校本培训（主要指区教研室统一安排的培训）的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培训仅包括与英语教育教学相关的培训，其他方面的培训（如班主任工作、师德、法规等）并不在考察之列。研究发现，校本培训的形式主要有“互相听课、评课”“教研组内的教材分析”“理论书籍、文献的阅读”“说课”“外请专家讲座”和“教研员／教研组长单独指导”六种；非校本培训则主要包括“集中组织的讲座”“各种形式的教学比赛”“公开课观摩与讲评”“教学、科研论文评比”和“集中组织的教材分析”五种。

这11种培训形式构成了本调查问卷的基本内容。问卷要求接受调查的教师对每一种形式进行四个方面的判断：(1)是否需要这种培训；(2)区里、学校是否组织这种培训；(3)认为这种培训的长期效用如何；(4)认为这种培训的短期效用如何。这四个维度以事实陈述的形式出现在问卷中，例如：“我需要这种培训”。问卷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即“1”代表“很不同意”，“5”代表“很同意”，“3”代表“一般”，“2”“4”介于“1”“3”“5”之间。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能给调查对象更清晰的度量感，以便获取更准确的数据。另外，考虑到(1)、(2)两个方面的设问顺序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导向性，问卷特意设置了A、B两个版本，A卷中先问需求再问供给，B卷相反。A、B两卷的发放总量相当，在每一个调查地点的发放数量也差异不大。

三、结果与讨论

回收问卷后，将数据录入SPSS 13.0进行统计。表1为培训需求与培训供给之间的差异以及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

表1 培训需求与培训供给之间的差异

注：M表示平均数，SD表示标准误差。

由表1可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异因培训形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校本培训中，“听课评课”“教材分析”和“组内说课”三种形式表现出需求显著(p＜0.001)大于供给的状况；非校本培训中，“观摩讲评”和“教材分析”两种形式也属于“供不应求”的范畴。除了“理论阅读”一种形式为“供大于求”外，剩下五种形式的供求关系基本是平衡的，其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p＞0.05)。

总体来看，校本培训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异较大，且多呈现需求大、供给少的态势。另外，从表面数字看，这三种“供不应求”形式的需求平均数都很高（分别为3.9、4.2和3.9），普遍大于非校本培训的形式。教师更喜欢基于本校真实教育教学环境的培训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可以为他们带来更为直接的行为指导。再者，校本培训可能还具有耗时耗力相对较少的优势。

“供不应求”的培训形式多具有具体、实践性强、能直接和教学相联系等特点。以“教材分析”为例，不论是教研组内进行的，还是区里统一组织的教材分析，教师都有较强的参与需要。“听课评课”“组内说课”和“观摩讲评”都是与课堂教学直接相关的培训活动。这再次说明了教师对教学研究、在职培训、教学方法等事物的态度具有相当的实用主义倾向（邱耀德、徐浩，2008）。这种倾向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

另外，除“理论阅读”外，没有一种培训形式是“供大于求”的。这表明教师对培训本身还是具有较大积极性的，尚不存在抵触情绪。

下面从整体角度（不区分具体培训形式）对培训需求、培训供给及教师对培训长期、短期效用的判断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培训需求、培训供给及教师对培训长期、短期效用的判断之间的关系

注：r为皮尔逊相关系数。

从表2可以看出，培训需求、培训供给与教师对培训长、短期效用的判断之间各方向均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p＜0.001)，但相关的强度各不相同。需求与短期效用之间具有强相关，即教师需求可能与其对短期效用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共变关系。也就是说，教师的培训需求很可能来自他／她对短期效用的判断，即近期他／她所需要的教学资源和外部支持。然而，需求与长期效用之间仅具有弱相关。这表明，教师似乎并不认为或无法确定那些能够满足眼前需要的培训会对长远的发展有什么好处。但供给却与长期效用之间存在中度相关，并与短期效用之间存在弱相关。这说明，教师基本认可目前的培训能够从长远角度使自己在专业发展中受益，只是它们似乎不能为解决眼前的问题提供思路。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如下几点认识：(1)初中英语教师的校本培训供给和直接针对教学、帮助改进教学的培训供给目前都不能完全满足教师的需求；(2)教师的培训需求多着眼于解决现实教学问题，而且他们充分肯定这些需求的短期效用；(3)当前的一些培训供给并不能创造即时价值，但教师理解并相信它们对自身的专业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针对以上结果，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供培训组织者和管理者参考。

1.培训规划过程应当引入需求分析的环节(Altshuld & Witkin, 2000)，尽可能广泛、准确地获取有关教师培训需求的信息，作为培训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信息往往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获得的，而是需要长期跟踪观察，切实掌握教师需求的发展变化与规律。时代在发展，学生、教师、教学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师的培训需求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2.培训决策还要考虑长、短期效用的平衡问题，既不能片面地强调长期效果，也不能一味地追求当前的效率，而是应当协调考虑“远”与“近”两个极端，找好支点，合理分配和使用现有培训资源，争取实现效用最大化。

四、结束语

本研究仅是对英语教师培训规划问题所进行的尝试性探索。调查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效度问题，如调查对象只包含了一线教师这一单一群体，而且问卷设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仅能作为管理者决策和研究者后续研究的参考。后续研究可以将重心放在校本培训模式的开发与扩展上，也可以从宏观角度进一步考察教师培训作为社会资源的供求问题。

注释：

①本研究为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立项重点项目“英语教师教育人才创新培养模式探究”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Altshuld,J.W.& Witkin,B.R.2000.From Needs Assessment to Action: Transforming Needs into Solution Strategies[M].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 李雁.2007.一主多元，一体多翼，开创职后培训的新天地[J].中小学教师培训，(8):10～12.[3] 邱耀德，徐浩.2008.高中英语教师对英语教学法的认知、运用和态度[J].课程·教材·教法，(8):39～43.[4] 于兰，孙启林.2007.解析外语教师发展[J].教育科学，(2):61～66.[5] 周小山，严先元.2002.新课程的师资培训与教师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11):91～96.[6] 朱益明.2006.必须重视教师培训的理论研究[J].中小学教师培训，(8):11～

13.^NU1DA20091028

5.需求供给习题 篇五

2015/4/21 HRoot

http://wx.hroot.com/detail_13347_CN.hr

（2015年4月21日，/HRoot.com/）继发布《2014年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之后，智联招聘启动2015年春季（第一季度）求职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白领供求分析，通过对发布在网站平台上的企业招聘数量和白领投递简历情况的分析，揭示春季求职期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白领供需状况，这一趋势将给中国雇主和白领在春季这一旺季的招聘和求职带来指导意义。

一、整体岗位与投递供需比

1、全国竞争指数：2015年春季平均26.1人竞争一个岗位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2015年春季，全国人才供需竞争指数（供需竞争指数=收到的简历投递量/发布的职位数量）为26.1，即从全国情况来看，平均一个职位收到26.1份简历（供需竞争指数通过单个职位收到的简历投递量，反映职位的竞争激烈程度。供需竞争指数越高，则职位竞争越激烈）。相比2014年春季求职期45.2的竞争指数，2015年春季求职期的竞争指数下降明显。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经济对人才的需求量整体上升，职位供给量大于求职者的职位需求量，从而导致竞争指数下降。

2、2015年春季各城市竞争指数排行榜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各城市竞争指数来看，成都以42.5的竞争指数高居榜首，其次是西安，竞争指数为41.4；沈阳以41.1的竞争指数位居第三。从总体来看，春季职位竞争指数位居前10位的城市主要分为三类：二线城市城市，如成都、西安、大连、苏州、南京；东北城市，如沈阳、长春、哈尔滨；一线城市，如深圳、北京。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职位竞争指数均未进入前三位，深圳位居第4位，北京位居第8位，上海和广州分别位居第12和第14位。在一线城市工作生活压力增大，生态环境恶化，限房限车等政策不断施压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白领选择离开“北上广深”，迁移至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发展空间大的二城市，如成都、西安、大连、苏州、南京。这也由此带来这些二城市职位竞争压力的上升。东北城市春季求职期的竞争指数也较高，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分别位居第3、5、7和第10位。这与东北经济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入带来职业构成的不断更新有一定关系。经济结构的转型势必造成某些传统职位数量的下降甚至消失，从事传统职业的白领不得不转移到其他职业谋求工作机会，从而造成职位竞争压力增大。

此外，宁波、福州和厦门地区的竞争指数较低，位居最后三位；其次是贵阳、南昌、烟台和佛山。竞争指数较低，说明当地职位竞争激烈程度较弱。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分析，竞争指数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相关，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求职者数量相应也低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当地职位收到的简历投递量较少，职位竞争不太激烈，如贵阳、南昌；另一方面，有些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职位数量较多，如宁波、福州、厦门、佛山，但白领求职者数量尚有限。虽然现在整体有“逃离北上广”的趋势，但这些城市相比发展强劲的二线城市尚有一定差距，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对有限。

3、2015年春季不同性质/规模企业竞争指数排行榜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不同性质企业的竞争指数情况来看，春季求职期外商独资企业竞争指数最高，为34.7，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事业单位（29.4），再次是国企，竞争指数为27.5。总体来看，这一现象与外企、事业单位和国企能够提供的职位数量有限，而外企、事业单位和国企职位对求职者吸引力较高有关，由此导致这些企业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民营企业竞争情况相对较弱，竞争指数最低，为24.8。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绝大部分的岗位，然而，由于民营企业的企业知名度、薪酬福利、企业文化等方面相对来说弱于国企、外企和上市公司，因此对求职者的吸引力较弱，竞争指数较低。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不同规模企业的供需情况来看，100-499人规模的中型规模企业的职位竞争指数位居首位，达到30.4，其次是是1000-9999人规模的企业，竞争指数为28.9；再次是20-99人规模的小型企业和500-999人规模的大型企业，竞争指数分别为28,1，25.5。而2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和10000人以上的超大型企业竞争指数最低。

总体来看，大中型企业一般知名度较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或者已进入成熟稳定期，能够提供较好的薪酬福利待遇和相对完善的培训体系，因此较受求职者欢迎，投递数量较多，从而竞争压力较大。2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因在知名度、稳定性等方面不及大中型企业，求职者投递较少，职位竞争压力相对较小。1000人以上规模的超大型企业一方面由于职位已经相当饱和，稳定性较高，竞争压力高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由于求职者担心应聘成功率低而放弃投递，从而造成竞争压力较小。智联招聘建议求职者在春季高峰期可考虑竞争不太激烈的微型企业。微型企业在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方面优势明显，对员工的束缚更少，发挥舞台更大，员工的发展更多由工作表现和成果来决定。在当前“创业潮”的时代背景下，微型企业非常适合希望做出一番事业的白领阶层。同时，微型企业在招聘时对员工的学历、工作经验等硬性要求相对宽松，有能力的求职者都有机会成功录取，不失为求职高峰期的一个好的选择。

二、行业供需情况 1、2015年春季全国需求最旺盛的十个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来看，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人才需求量最大，其次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业，再次是快速消费品行业。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与各行业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从各行业人才需求量排行榜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房地产、消费品、金融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脚步依然未曾放缓，对人才的需求量仍在不断攀升。而2015年开年，几枚重磅“炸弹”投向房地产业——央行降息、首套房降贷、二套房松绑„„使得房地产行业就业需求回暖。金融行业则继续在政策利好及牛市中继续发展，并逐步扩张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对人才的绝对需求量依然不可低估。2、2015年春季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十个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各行业的竞争指数来看，会计/审计行业竞争指数最高，达到63.0，其次是电气/电力/水利行业，竞争指数为46.8，再次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竞争指数为46.5。总体来看，与国企相关的行业占据了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前列，位居前三位的电气/电力/水利和石油/石化/化工行业因行业特性多数为国企或垄断行业。这些行业的特性使其能够为员工提供较高的收入水平，而其职业数量相对有限，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会计/审计类岗位因报酬优厚，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对求职者的吸引力也较大，导致职位竞争压力较大。3、2015年春季全国最冷门的十个行业

哪些行业是2015年春季最冷门的行业呢？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保险、中介服务、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行业位居最冷门行业前三位，竞争指数分别为8.6，12.0，15.3。中国职场一直以来对保险行业从业者所持有的负面刻板印象，导致求职者对该行业职位的求职意向低下，中介服务和医疗/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行业也面临同样的境况。4、2015年春季全国求职者投递最多的十个行业

2015年春季求职者最青睐的行业又是哪些呢？从智联招聘的在线数据来看，求职者投递量最高的行业分别是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互联网/电子商务、基金/证券/期货/投资。求职者简历投递量反映了在求职者心目中最受求职者欢迎的行业。对比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可以发现，求职者投递最多的行业同时也是人才需求量最大的行业，位居人才需求量榜单前四位的行业依次是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快速消费品、基金/证券/期货/投资。由此可见，求职者的求职选择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基本吻合。房地产行业在政策调整之后有所回暖，职位需求增加，求职者对房地产职位的热情未曾消减；金融行业发展重现利好时机，求职者对金融业职业发展机会仍保持较高信心；IT/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刺激了大量新兴职位的产生，如互联网金融等，求职者对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关注度和兴趣不断提升，促生大量投递。

三、职业供需情况 1、2015年春季全国需求最旺盛的十个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不同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来看，销售业务、行政/后勤/文秘、销售管理三大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最大。这些职位的人才需求量一直位居榜首，主要是由于销售类和行政/后勤/文秘类职位是几乎所有企业都不可或缺的岗位，需求量较高；同时这两类岗位流动性较高，人员更替速度快，不断需要提出新的人员需求，来满足空缺。因此导致这两类职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招聘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状态。2、2015年春季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十个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各职业的竞争情况来看，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是土木/建筑/装修/市政工程、财务/审计/税务、IT质量管理/测试/配置管理，这三个职业的竞争指数分别为94.8，88.0，60.8。土木/建筑/装修/市政工程类岗位竞争激烈源于房地产行业在政府放宽之下表现出的强劲市场需求，劳动力市场对房地产行业仍然投以较大兴趣，导致相关岗位竞争激烈。财务/审计/税务类职位的竞争激烈程度一直居高不下，是由于这类岗位的人员需求量较小，同时人员流动性较小，造成职位数量有限；同时由于财务/审计/税务类岗位报酬优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的投递，由此造成职位竞争激烈。3、2015年春季全国最冷门的十个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全国情况来看，最冷门的三大职业依次为：保健/美容/美发/健身、保险、社区/居民/家政服务，竞争指数分别为5.6，7.2，7.4。保险类岗位因职业地位相对较低，不受求职者青睐，职位竞争程度不大。保健/美容/美发/健身和社区/居民/家政服务类工作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稳定性不高，收入相对较低，相关福利保障缺乏，导致这些职业长期处于缺口状态。4、2015年春季全国求职者投递最多的十个职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求职者对各职业的青睐程度来看，财务/审计/税务、行政/后勤/文秘、销售业务三大职业的简历投递量最高。对比不同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可以发现，需求量最大的前四大职业（销售业务、行政/后勤/文秘、销售管理、财务/审计/税务）同时也是求职者投递最多的职业。求职者的求职需求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基本吻合。这三个职业中，财务/审计/税务同时也属于竞争指数高的职业，列居竞争指数排行榜的前三位。求职者对这一职位的青睐导致该职位收到的投递较多，加剧了职位的竞争激烈程度。行政/后勤/文秘和销售业务类职位因对从业者的要求不高，因此投递量较大。

四、薪酬 1、2015年春季各城市平均薪酬排行榜

春季作为劳动力市场旺季，企业一般会在春季旺季期实行全年战略部署而争夺人才，因此春季旺季期薪酬水平一般为全年中最高水平。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各城市的薪酬水平来看，上海以6774元的月薪高居中国各城市薪酬排行榜榜首，略领先于位居第二位的北京（6688元），深圳以6682元的月薪位居第三位。其后均为东部沿海城市，如杭州、广州、无锡、宁波等，均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辐射范围内。长春、沈阳、哈尔滨这三大东北城市位居榜单最末位，东北城市薪酬水平位居全国重点城市榜单末位，需引起社会对东北近年来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视。从不同级别城市薪酬的对比来看，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平均薪酬相差2000元左右，差距并不大。总体来看，中国各城市薪酬水平仍然呈现东部领先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中部城市的薪酬水平呈现出落后于西部重点城市（重庆、成都）的态势。2、2015年春季十大高薪行业/职业

从2015年春季智联招聘在线数据各行业的薪酬水平分布情况来看，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以8626元的月薪高居榜首，其次是中介服务业紧随其后，约7604元；再次是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平均月薪为7272元。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月薪的增长，得益于行业前景看好，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因此职位机会不断增加的现实。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行业以工作压力巨大但待遇优渥而闻名，此次的数据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中介服务行业虽然不受求职者青睐，位居最冷门行业排行榜的第二位，但其薪酬水平却高居行业榜单第二位。智联招聘专家认为，冷门行业并不意味着低回报，求职者在选择工作时应持理性态度，冷门职业往往竞争较弱，如回报较高，亦可适当考虑。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各职业的薪酬来看，高级管理这一职业的薪酬位居榜首，高达13555元，其次是IT管理/项目协调，月薪为9450元，再次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服务，平均月薪为8085元。高级管理、IT管理/项目协调和证券/期货/投资管理/服务这三大行业的共同特征在于对应聘者的专业技能要求非常高，因此相应地，职位的薪酬回报也处于高位。3、2015年春季不同性质/规模企业薪酬对比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不同性质企业的平均薪酬来看，上市公司薪酬最高，达到8827元，其次是合资企业，平均薪酬为6677元，再次是国企，平均薪酬为6194元。总体来看，薪酬高的企业仍然属于上市公司、国企和外企，而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薪酬相对处于劣势。智联招聘专家指出，职位薪酬高的原因在于工作压力较大，工作回报更多通过薪酬进行体现，因此薪酬水平较高。而工作的回报不光是薪酬，还有福利、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身体健康等，建议求职者综合评估自身对工作的期望和工作的投资回报来择业。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从2015年春季不同规模企业的平均薪酬来看，20人以下规模的微型企业和10000人以上规模的超大型企业薪酬最高，分别为8011和7014元，其次是500-9999人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平均薪酬分别为6292元和5855元，再次是20-499人规模的中小型企业，平均薪酬分别为5656元和5238元。总体来看，企业规模与薪酬水平呈现U形曲线关系，中间规模企业薪酬水平最低，超大型与微型企业最高。智联招聘专家指出，小微企业虽然知名度较低，但薪酬水平较高，同时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施展空间，对于亟待提高个人工作能力的求职者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6.需求供给习题 篇六

一、农村基层组织

温铁军:在农村, 基层公共组织已经变成了一种上级部门的执行机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们没有组织费用, 实际上不可能再是农民自己的自组织。为什么会变?把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相对比, 有很强的相似性, 就是一旦当这个组织不再是农民自组织的时候, 农民就不能因为他自己的需要而对这个组织提供必要的费用。我们曾经做过相当多的历史资料的整理, 以往在新中国成立前, 农村基层组织的费用一方面是靠捐赠, 一方面是靠地主。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在50年里已经三次把土地全部分到户了, 尤其是在1996年又明确规定, 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能超过5%。因此, 就不得不让承担上传下达的任务的社区公共组织——无论它以什么名义, 是社区合作组织还是村委会, 都得挨家挨户去敛钱。

例外的是, 只有在那些有条件发展农村工业的地方, 社区组织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有对社区资源资本化的权力, 行政村是最低一级的可以把土地资源变成工业或商业用地的组织。折晓叶写的《超级村庄的故事》很明确地突出了这一点。村这一级在广东叫做“管理区”, 具有明显的行政功能, 它重新介入社区事务, 却主要的不是对农业的介入, 而是对土地资本化的介入, 是参与土地收益分享的介入。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介入, 有了这块收益, 村社组织就开始有了它的power, 有了它的功能, 又开始活动起来了。

如果我们大体上概括一下乡村组织的分化, 其与旧中国社区自治 (精英自治) 最大的不同在于, 在国家退出的过程中集体也已经退出, 在农业生产中村社事实上不再和农民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出现什么情况呢?所谓“农业服务”, 如电力的服务、农机的服务、水利的服务、植保的服务, 还有农药、化肥、种子等方方面面的服务, 都变成政府部门的条条控制;上面有种子站、农机站、化肥站等, “七所八站”的体系都完整地放在乡一级, 而到了村这一级却没有对应的组织。综合到原来的大队亦即行政村这一级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但是因为它不再具有公共职能, 所以实际上这部分上级部门体系在社区基层就难以起作用。于是社区组织就变成了政府与农民中间的一个矛盾最集中的沟通渠道。在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条件下, 小农因为高度分散、剩余过少, 所以他需要的公共服务其实是有限的。除非是个现代国家, 其农业人口占很少比例, 才能够实现转移支付, 能够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一块财政补贴。中国目前大约9亿农业人口, 根本不可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某地农村, 墙上的小额贷款广告。对于西部中国大多数贫困农民来说, 由于各种现实原因, 由银行正规渠道发放的小额贷款与他们没多大关系;大多数时候, 他们往往选择民间借贷甚或高利贷。

所以, 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真的想要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 重新实现社区的自治, 必须得改的不是农民这一头, 而是政府这一头。我们已经很明确地知道, 90年代中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了, 他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非农收益来补农业收益的亏空。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生产其实仅仅是自给自足、保障生存的一种“活命”, 他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是合一的。因此, 在单纯的农业生产领域中已经不可能有条件再形成新的组织, 因为没有组织费用来源。而任何组织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政府真想让他们发育组织, 那么, 请你把涉农领域 (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 放开, 这些领域还有利润, 只有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原来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 通过农民合作起来的规模经营可以生成规模收益, 这个农民组织才能存在。

熊景明:温铁军一贯是从深层次来分析问题。接下来我们集中讨论一个问题, 现行的行政村组织和农民需求之间有什么样的错位?

黄平:我在农村做调查, 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村级组织在法理上的定位是农民的自治组织, 但其功能又是完成上级交派的任务, 这个时候, 农民应当有一个和上面的各种任务进行讨价还价的中间环节。村里的作为个体农户的农民, 他是有一些个人的利益和需求的, 这种情况下, 什么样的一个中间环节使他可能把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来, 村委会现在已经做到的是直选, 这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带, 它的实质合理性, 即村委会在完成上级征粮收款任务的同时, 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农民利益和需求的代言人、代表或者反映渠道。问题就在这里卡住了, 这是大包干以后 (除了温铁军提出的功能性层面以外) , 和社会利益发生关联的一个环节。

熊景明:我来补充一个意见。既然我们谈论农村组织, 比如说有人谈农村的财产, 为什么不可以把财产和组织连接上?如果把二者连接, 我们就会发现农民最大的财产是他们的土地, 而土地是放在自然村一级, 古代以来一直到现代, 几千年延续下去 (公社时期都还有一个“小队”) 。但是现在的组织却是放在行政村一级, 定到行政村和他们的财产权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总是在讨论土地的承包政策, 比如承包年限、“两田制”等, 但是如何最大效用地利用土地?因为土地和连带的提高土地生产效益的需求, 就要搞技术推广, 在行政村这一级可不可以做到呢?很多组织社区活动的功能, 农民是需要的, 比如是不是家家都要派人去看水、放牛、买化肥, 很多事情都需要社区有一个协调的机制。这些实际的需要, 特别是在福建、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区, 村委会都是做不到的。农民很多很多实际的需要, 现行的组织都满足不了。

二、农村金融

汪三贵:关于农村金融, 大家的批评很多, 这也是农民需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今天主要想介绍一下, 我们在贫困地区做的一个实体性研究。我们做了两轮, 第一轮结果已经出来了, 第二轮还在分析。首先要考虑的是, 贫困地区的农户借钱到底主要从什么地方来?或者说, 哪些农户需要钱, 哪些农户相对而言不需要钱?从我们的研究看, 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较的话, 西部的农户比较容易从金融机构拿到钱。因为东部地区的钱大部分都给乡镇企业了, 没有钱给农户;而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不发达, 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钱能够给农户。这个基本的判断, 无论从金融机构的数据还是从农村的数据, 都支持这一点。另外, 我们还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并且和很多以前的表面上的理解不一样。以前大家认为穷人是不能参加正规金融市场的,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们在六个省的调查, 不管是分别分析, 还是合拢来分析, 都能证明, 恰恰是穷人参与这个市场的比例最高, 越是高收入的这部分人, 在这个地区参与的比例越低。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问的问题是:如果有需求, 你最多能借到多少钱?这就是考察他们潜在的借贷能力。如果从借贷能力来看, 越是富人, 他的借贷能力越高, 但他的实际需求并不是这样。真正要到市场上借钱, 越是最穷的这组, 参与的比例越高。反映了什么问题?穷人需要的就是买化肥或者看病等最基本的需求, 这些日常的需求他都没有钱解决, 只有去借贷。而对于比较富裕的人, 这方面的钱他基本上能解决。这是和很多人一般的理解不一样的, 并且不论是在正规金融市场还是非正规金融市场都是这种状况。我们在河南的调查发现, 平均的高利贷利率是月息3%, 而在贵州的平均利率是5%, 越是穷的地方, 高利贷市场的利率越高。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 越是穷的地方, 资金的供给越不够, 所以他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来借钱。问题是, 为什么穷的地方还用这么高的利率来借钱?借钱的人有利可图吗?按照一般的理解, 他能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吗?高利贷市场的年息是60%!这里面的问题是, 你要理解农民是什么时候去借钱。比如我种了庄稼, 前期的劳动力、种子等都投入进去了, 现在就差几百块钱施化肥。我们在有些地方问到, 如果化肥不施, 产量会减一半。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几百块钱投资的边际效益是非常高的, 如果他不施的话, 就会有一半的损失, 所以即使借高利贷, 他也多少能赚一点——尽管赚的相当一部分给了高利贷者。为什么贫困地区能够发展小额信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崔晓黎: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不是这样, 当时的农业生产用不着买农机、化肥, 那时候的高利贷利率比现在的高利贷还高, 所以还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汪三贵:我要讲的第三点是, 尽管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户对信贷市场的参与度已经比较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信用社不需要抵押、担保, 就按现在的方式运营, 农户愿不愿意借钱?这样我们就从回答里分析潜在的需求, 他的需求什么时候受到限制。我们发现, 最穷的这一组还想进一步借钱的比例最高, 最富的这一组比例最低。最富的这一组, 觉得借钱对他没什么用处;而最穷的尽管参与程度比较高了, 还是需要借钱。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并且在所有的省都是这样的状况。在所有农户当中, 有50%的人现在的信贷需求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另外我们还问他, 如果没有资金的限制, 可以拿到更多钱的话, 你是不是想买更多的化肥?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 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这个比例越高, 而收入越高的这个比例越低。所以我们有个结论:贫困地区的信贷市场, 如果改善信贷的话, 对穷人帮助是最大的, 他们现在没有满足的需求比较多。

从供给方来看, 西部地区的信贷市场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政策性机构, 主要是信用社和农行。我们的调查发现, 政策性金融市场上, 80%~90%的钱是从信用社借的, 农行的比例是极少的。第二块也可以说是正规的, 它是中国的扶贫基金贷款, 现在每年的规模在100亿元以上,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第三块是非正规的, 就是亲戚朋友借贷、高利贷等, 包括所有这些从非正规信贷市场上借的钱。从贷款的比例看, 非正规的大概要占三分之二以上, 而正规的大概占到三分之一。在西部地区, 正规市场 (主要是信用社) 面临的问题是, 从他们的角度讲, “我们现在有钱, 但是找不到好的贷款对象”。而农户说:“我们现在需要钱, 但是有一部分得不到满足。”所以整个就错位了。在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下没有解决的办法, 因为它有自己的管理要求, 比如认定客户的程序、需要抵押, 而这些东西很多穷人是满足不了的。所以小额信贷机构利用非正式的安排其他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小额信贷在满足低收入农户的需求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 在其他国家有些很成功的经验。另外, 扶贫贷款主要针对的是穷人, 但是穷人很少得到这种贷款,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组织上的错位和缺位。现在有些贫困地区的县政府, 最大的问题不是扶贫问题, 而是财政问题。它和中央政府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它认为扶贫比财政问题要轻得多, 所动用的资源首先是要考虑对财政有利, 所以它把扶贫贷款尽量用在它认为对财政有好处的地方。我到台湾以后发现, 他们也有对农民的贴息贷款政策, 贷款是给农民的合作基金——他们的“农协”里有金融合作这一部分——资金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分配, 而是农户到合作基金去拿, 当然主要都用到农民身上。正是因为我们缺了这个组织, 就不能保证这么大的扶贫资金都能到穷人手上。从这个角度讲, 在农村地区的金融合作基层组织有待发展, 政府利用合作机构来传达它的信贷资金是非常必要的, 否则这种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温铁军:为什么越穷的农户越是要借高利贷?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 农民的金融需求确实是强烈的, 特别是小农经济, 因为它的生产、生活高度合一。小农经济的链条尽管是简单再生产链条, 但是一旦断裂, 就是小农户破产, 为了让它不断裂, 再高的利息他也得借。第二, 农户的消费弹性是降不下来的。它的数据表现是, 我们在去年的农民信用调查中, 发现农户超过一半以上的借贷是消费性借贷, 其中29%是“垄断消费”借贷,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提出的, 医疗 (你不能不看病吧?) 、教育 (你不能不送孩子上学吧?) , 这些价格都是畸高的, 因为它们是被垄断的。因为垄断消费下不来, 他的消费弹性就非常高, 越穷越要借。真正的农业生产性借贷, 在我所做的高利贷调查中, 只占11%, 也就是说农民借贷其实并不是为了农业生产, 而是为了非农的这块。

三、中间组织

崔晓黎:我们写过一个调研报告, 后来《经济日报》给我们发了。我们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做农村调研,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了。农产品出现全面过剩, 在内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到底什么原因?政府和学术研究界多数都是说农民的商品意识不强、小农经济、眼光比较短浅, 还说基层政府的人经常决策失误, 造成农民一会儿卖粮难, 一会儿卖菜难, 等等。我们下去调研就发现, 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我们觉得, 现在农民的生产 (包括粮食在内) 已经不再是社区性的。社区性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生产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联系, 面对面地在一个集贸市场上, 这样它的信息信号是很直接、很明确的。现在农民的生产已经扩大到很大的一个区域市场, 甚至是国家市场、国际市场, 这样要求农民对生产什么都很清楚, 要求农民对市场信号都能明白, 不要说农民, 包括基层政府, 哪怕是乡镇和县一级政府, 你让它去调控,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地出现的乡镇和县政府号召农民种什么, 失败的案例非常多, 我觉得也不奇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发育中国的商业中间组织。

根据我们的调查, 中间组织有好多类型, 比如现在讲的“公司加农户”模式, 公司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再有就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经纪人, 它在农产品从市场到生产环节中间, 起到流通市场在农村范围内起到的作用, 据我们调查, 现在全国大概出现了上万个这样的组织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样的经纪人, 每个县都有相当大量的农民从生产环节脱离出来, 专门搞这样的市场。如果我们能把市场的购销放开, 也许这批经纪人就能发展起来了, 而且他的费用极低, 一个人拿着手机就把这件事给办了。生猪的专业户我也跑了几户, 也是跟这个模式类似, 所以我们觉得农民非常需要一个组织, 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这两者之间,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中间组织, 不管它叫什么, “公司加农户”也好, 还是经纪人也好, 反正是要有这么一个中间组织来做“二传手”, 把农民的农产品真正地推向市场。如果没有这个组织, 要求农民直接到广东市场去, 根本就不可能;要是说到国际市场价格, 他更不可能了解;你跟他谈加入WTO以后农产品怎么样, 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更不清楚。农民确实有这个需求。在农产品的生产上, 农民到底应该种什么, 像这样的信息, 我觉得应该由中间组织来和农民直接挂钩, 中间组织去跟市场挂钩, 这样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四、农村教育

肖今:这里有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 我念给你们听。农村的小孩在学量词的时候, 老师教的是, “一杯牛奶、一片面包、一根香肠、一枝铅笔、一把尺子、一个卷笔刀、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艘轮船”。学完九年之后, 我们到农村的调查结果是, 我们去访问农户时问他, 最简单的农业科普教材里面最基本的一些农业词汇, 像水稻分蘖、玉米授粉那些, 他听不听得懂。他说不知道, 他还是用老词, 就是“发岔了”这样的词。技术员下来时, 跟农民说, 在水稻分蘖的时候应该施什么肥, 什么时候要配除草剂, 稀释多少倍, 他记不住也听不懂。即使有科技推广的话, 我们的科技人员跟农民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从语言上根本没有办法沟通。

一说到农村的这个问题——今天定的课题是“需求”——我就想起在美国研究社区组织的文献中看到, 美国人把需求分成了need and want, need是那些专家、学者和决策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 但是如果我们走到另外一个角度, 站在农民和社区的角度, 它就变成了“我想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再看一张图, 小孩做功课, 全是趴在原来祠堂里的花台上面做功课。还有的学校里面有一点点水泥地, 功课写在地上 (没有纸) , 旁边做了几张石桌子, 没有小孩做功课, 我一进去, 全趴在地上写, 拿老师剩下的粉笔头写在地上。这个就是他家里基本的生计状况。

关于科技推广, 我们的总设计师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到下面, 都说农民不懂科技。我们那个地方——平坝地区的海拔是1500米, 杂交玉米在1500米 (叫做“干热河谷”) 那儿去育种, 种子卖到的乡镇最高的是2300米。农户说, 种子到了那儿, 种出来后并没有增产。他在乡里买种子的时候, 推销的人对种子的性质和怎么去种完全不懂, 就把种子推销给他;种到最后, 他发现根本没有增产, 反而减产了。农民有问题, 完全找不到技术员去咨询。技术人员也就是在插秧的时候, 跟着县长、乡长下去一下, 然后到每个村走个几分钟就走掉了。科技在农村的推广几乎是没有的、见不到的。还有就是村子里的瘟疫, 像口蹄疫、5号病, 差不多隔两年就要犯一次。我们去的那个县, 村子里的鸡大部分得了鸡瘟, 六七个村子有三四年没有听到鸡叫了, 小孩没有鸡蛋吃。因为口蹄疫的出现, 使得养猪、养牛有了问题, 只有猪、牛生病的时候, 乡里才下来打一下针, 因为猪死了就会影响乡镇和县里的老百姓吃猪肉的问题, 牛死了就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资料, 县里要管了。但是鸡瘟县里就不管了, 只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关于知识信息的传播, 学校里面的不讲了, 有些农民有VCD和电视, 云南已经使所有的乡镇可以收看到电视, 但是农民说, 电视上没有农民的表演和讲话, 看不见滇戏和云南花灯, 农民想看的、跟他们有关的, 看不到。有一些农业推广的节目, 只有推广烟叶、优质水稻的, 但是农民告诉我, 他们看到的镜头都是已经拍好的, 一闪两秒钟, 他要是想看整个生长的过程, 什么时候施肥、打药, 根本都看不见, 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仅有的中央七台有一点教育节目, 经常是在白天, 农民下地去了, 晚上回来根本看不见。另外, 借的VCD好多都是香港、美国这些地方的武打、生活片。村子里的另外一个信息来源是“大广播”, 小组长按照乡政府的指令来告诉农民, 明天或者下个月要来收什么, 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到了下面, 我的感觉是, 农民的语言跟我们说的需求、沟通、中介、效益等完全是两个世界, 作为农民来说, 就是“我想要什么”。

很多农民经过9~12年的常年教育, 仅有的几个小孩被选拔到县高中之后, 县城里的孩子是相当苦的, 早上六点起床, 六点半就开始早读了, 校长跟我说, 晚上十一点关灯, 学生都不干, 自己又点蜡烛。他要是考上了能够出来, 考不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 回去以后, 他所有的东西到了农村根本不能用, 完全是为了另外一个社会价值体系 (城市里的价值体系) 而培养的。这些人每天见到农村的各种问题, 他已经变得熟视无睹了, 完全是想逃避、想出来, 他天天念的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 而不是“一头牛、一个鸡蛋”, 最后把小孩子的智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部抹杀掉了, 拿到的是为城市结构服务的智力。

经典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照片。在官方话语的主导下, “希望工程”已经成为城市扶助农村教育的一个话语标志;然而, 它或许也是一种需求与供给错位的明证:它只关心农村孩子能不能读书学习, 却少有追问他们为何而学、学什么。而“希望工程”的慈善和民间组织的性质, 则表明错位的存在不仅限于政府层面, 同时也有城市居民对农民需求的误解, 是城市的整体对于农村的自我想象产生的误解。

黄平:我想简单提几点。第一, 农村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多, 而且这些问题已经不止是孩子们有没有钱、能不能考上、教学的内容合不合适, 问题远远比这些更多更深。第二, 教育问题确实不只是教育系统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第三, 比较大一点, 不仅是观点问题, 而是客观上制度安排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农村的孩子存在学习的内容有没有适用性的问题, 我们城里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 城市里的教育就应该搞“一片面包、一架飞机”呢, 还是作为城里的孩子也应该学“一个玉米、一颗白菜”?现在的教育基本上是牺牲大众教育来满足精英教育, 教育的最基本的理念出了问题。今天的教育拨款大多数用于城市, 城市里的教育资金大量用于重点学校, 比如重点中小学, 再比如清华、北大。客观上说, 给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教育环境, 使他们能够完成现代教育达到的高水平, 成为什么“大家”的时候, 多数人不能实现办教育的最初的初衷。从技术意义上说, 我觉得教育有几个原委, 一是有些知识要趁早学;二是有些知识要连续学;三是有些知识要集中学。但是我们决不能只要求农村的孩子学红薯、农机技术, 然后北京、上海的孩子就可以学导弹, 就应该知道“一杯牛奶、一片面包”。整个社会需要的知识, 实用或“高级”的知识, 不管你是北京的孩子还是云南山区的孩子, 都应该学习。反过来说, 整个教育的目的, 最后是要培养人, 让他们把学的知识返还给社会。当然, 有些确实是通过高科技来返还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还有大量的是学了实用技术、应用技术, 通过改善医疗、改善教育或者改善整个社会的基础状况, 包括改善基本的社会福利, 来返还给社会。就此而论, 目前的教育与社会需求是脱节的, 特别是与农村的需求严重脱节。

五、农村医疗卫生

黄平:这些年农村的衰落, 除了因为制度安排上偏重城市、沿海之外, 还有就是文化意识形态上一个劲地讲现代生活、美好生活、成功的生活, 其标志从大哥大到西装领带, 反正就是这一套, 而且对它的想象已经不止是城市的孩子才有了。科技、电视、教育“三下乡”了, 农民的孩子甚至也不用看港台电视剧, 不用看商业广告, 一看新闻联播就可以看到上海、深圳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那么好的灯红酒绿, 他们就想出来。这些年我从云南的彝族地区一直做到南边 (包括藏族、傈僳族, 当然也是在高山上) , 一个疑问就是究竟农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和需要。我自己跟云南省的领导和国家的一些官员争论, 我说:“你们不要动不动什么现代化、强大、腾飞, 那么多的贫困山区农民, 他究竟在多大意义上能拿到投资、贷款、捐赠、慈善, 能得到阳光普照?”

我到西南山区的感觉是, 西南的人均收入、产值、利润率, 可以说提高得很快;反过来说, 随着产值、利税、收入的提高, 很多村民的身体素质在下降, 医疗环境在恶化。我最近在西南这边做调查, 发现那儿有几个问题。一个现象就是小病拖、大病扛, 小病也拖成大病, 最后抬到医院动辄就是几千块钱, 不一定救得过来, 还要欠几千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 所谓医疗是一个系统的, 包括防疫、保健、医、药, 我们先把“医”和“防”分开了。现在到了乡村这一级, 乡医院就都比防疫站好, 无论看房子也好, 看人的工资收入也好。当然, 整个“医”远不如教育, 教育还有“教育兴国”, 还明令规定“不准拖欠教师工资”;“医”就不行, 既没有“健康兴国”或者“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健康”之类的说法, 同时医疗人员有没有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也没人管过。“医”和“防”分开后, “防”垮得很厉害, 不是植根于防, 不是预防为主了。“医”和“药”方面, “药”为先, “医”为次。由于“药”商业化了, 以药养医, 医生和医院变成了药商、药贩子赚病人钱的中间环节, 而病人不知道这个体制安排, 他去骂医生, 说“医生没良心, 赚我的钱, 一感冒几百块”。实际上医生有个难言的苦衷, 就是制度上安排, 医疗系统的人员一次性地只拿了70%~80%的工资, 其余20%~30%要靠你自己去看病, 从病人身上赚回来, 而实际上药的利润主要是被药商、药贩子们拿走了。而在贫困地区、山区, 由于小病拖、大病扛, 所以医生的20%~30%的工资就找不回来。

农村篮球场。类似的运动/文化场所的存在, 可以减少酗酒、聚众赌博、邪教活动和农村犯罪的发生。

现在制度上要求——像学校为了规范要取消教学点和民办教师一样——村里的卫生所要陆续收上去, 因为驻在下面的投入很大。另外, 以前“以药养医”的时候“医”和“药”还没有截然分开, 现在改革, 要分开, 理由当然是因为前面“以药养医”出了很多问题, 但是对于西南特别是山区和贫困地区, 医、药一分开, 第一, 比如说德钦就买不到药了, 可能要到昆明去买, 或者至少是到中甸、丽江去买;第二, 医生们开不开药、开什么药, 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 他不知道“药”是个什么状况;第三, 因为是贫困地区, 于是大量国家禁止的药就进入了中甸、德钦、宁蒗、永胜这样的地方;第四, 正规医疗系统不行了, 合作医疗一时又发展不起来。在云南的迪庆, 还有藏医、中医、西医和兽医, 由于以前“医”、“防”没有分开, 由于以前它不用摊派农民, 在医疗问题上还有一定的条件。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简单地搞什么“达标”, 按照这个“标”那个“标”。云南的人均拥有医生的数量在全国已经属于高的了, 但它就忽略了云南迪庆这个地方是大山区, 像有一个村, 走到乡医院要走4天, 大雪封山以后, 一年能有4个月是根本走不到的, 这种地方说起来人均拥有的医生是不少的, 但是山高路险, 下去也有问题。用他们的话说, “下去巡回, 走两个月, 看不了三五个病人, 还不如驻在乡里。在乡里每天都有病人来, 这样我们给病人看病的机会高得多。但是我们不下去呢, 别人就觉得我们高高在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当年的那个观念, 就是要送医、送药上门。村里还有很多老人, 你去采访时, 他们会说:“我这条命就是当年北京、上海来的医生给救的。”我在省里与卫生系统的干部和医生座谈, 他们反映一些村落现在人均寿命反而下降了, 有些是一个村的结核, 还有麻风、肝炎, 都流行得厉害。使得乡长、县长都不敢去了, 收税什么的都不敢去了。人均收入倒是在提高, 但是医疗状况却在下降。用吴国盛的话说, 我们真是“豁出生存搞发展”啊!我们有个想法, 医疗上能不能也有相应的一说, 恰好不是医防分开、医药分开、撤回乡里等, 而是像迪庆那个比较好的做法, 在减少农民负担的同时, 财政上有一个保证, 让基本的防疫和常见病的治疗能够有一个起码的保障, 能不能够有一种制度上的安排?还有, 能不能够切实考虑, 至少在偏远贫困山区, 既不要简单地用移民来解决, 也不要把提高收入或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再也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搞“逼民致富”的荒唐事了。说一千道一万, 所谓“增长”、“发展”, 健康是发展不能超越的底线, 如果超越了这个底线, 发展就完全背离了初衷, 就没有意义了。

六、农村文化生活

熊景明:今天我要讲的是文体活动, 就是农村的文化和娱乐。我也是做了十几年的扶贫项目, 到了我要从扶贫项目中“退休”的时候, 我才突然悟过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扶贫项目都没有把它加进去?这是只要最小的预算甚至不要预算就可以达到的。

我感触很深的是, 上个世纪初, 当时的法国总理在云南拍了1200多幅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 从官吏、大夫、走卒、农民到城里的市井小民, 什么样的人都有, 大概涉及了7000多个人物, 但是看上去最有生气和最健康的是少数民族, 为什么呢?去过云南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要拿其他的指标来算, 它相当地低落, 但是你去到村子里头就会发现, 它有很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方面的表率是丽江, 他们天生的就不是去追求多少收入等, 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 一个村子会有个足球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过的) , 家里种花, 女孩子在绣花;另外, 很多少数民族的地方都是——这点我倒是现在还想不通——白天去干活, 晚上又不睡觉, 一夜一夜的跳舞、唱歌。

以前藏族有个很骄傲的说法:“我藏族的小孩一会说话, 就会唱歌、走路、跳舞。”现在不是了。我去做项目的时候自作聪明, 发现了一个仓库想拿来做舞蹈室, 就先跟中心小学的人去谈。总之, 我以为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是。校长说, 现在又要背书, 又要学汉话, 根本不能再把唱歌、跳舞加进去了。村里的人也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他们很多的民歌失传了, 小孩也不能跳舞了, 男孩子、女孩子谈情说爱的渠道很多都被打断了。但是要推广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我去县里拿了指令, 告诉他们以后不用升学率来评定小学, 开展文化、旅游活动, 他们也同意, 我以为这个事情弄完了——还是不行, 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还要强调, 为什么说是农民的需要呢?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用记者和扶贫工作者的语言来讲, 稍微看得清楚一点就是, 这样的唱歌、跳舞的文化活动, 实际上是在形成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方面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一个重要的要素。现在美国的社区研究认为最好的模式叫做“宜居住的社区” (viable community) , 你拿它那些指标来看就会笑起来, 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的地区呀, 但是它还没有说出来这个和谐是怎么样形成的。

最近有一位云南的研究人员到我们中心做演讲, 他说“用鸦片驱逐鸦片”, 就是用宗教的方式来改造一个吸毒者。根据我自身的经验, 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实际是用唱歌、跳舞驱逐鸦片, 因为宗教要信上帝, 不是一下子可以信仰的, 但是通过颂诗班、唱歌等, 他们那些人感动得不得了, 一唱一唱人就觉得有价值。实际上这个活动不是今天才有的, 二十年的乡村教育运动, 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比如他们发现在推广了打篮球以后农村的赌博等都没有了。现在的障碍, 一方面是现行的所有评估制度和项目内容的错位, 让我们本来很好的一个文化资源没有继承。我们去做项目的时候, 经常都是先要有拨款等, 写得很清楚, 但是去到农村以后, 农民跟你提的要求是——几乎屡试不爽——篮球架, “十年前我们就有一个篮球架, 现在破掉了”。或者哪一次“解放军来我们这里铺了一个球场, 一看没有篮球架”。我就回想起, 我曾经在乡下教了三年书, 那三年中能够使我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吃完饭打排球打到天黑。我真是希望, 我们有这么多参与做农村项目的人, 把这个东西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重视。

黄平:我在西南调查下来, 我的感觉是, 很多时候, 与其说我们去指导、去扶贫、去帮助, 还不如说去学习, 去从人家身上吸取养料, 从他们那里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止是在云南, 包括在贵州、四川和西北, 很多老百姓好像经济收入很悬殊, 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 和他们 (比如在高寒山区) 抗御风险的智慧和能力, 以及他们所拥有的那种自信、互助和身心状态, 都值得我们羡慕。比如说中甸, 可能经济水平还不如丽江, 至少不如大研镇这一块, 但是中甸那么高寒, 它的舞蹈还没有离开日常生活。当然市场的冲击也有, 比如说城里面开始搞防盗门、护墙栏, 或者把它商业化, 远离日常生活, 变成了专业的旅游项目, 大研镇也是这样。反过来, 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农村跑, 除了有所谓的“返还、回报”以外, 真的是从那儿吸取生活的勇气和智慧。我不是在浪漫化农村, 有的地方的确很让人震动和心碎。经济也没有搞上去, 环境、身体也垮了。我确实觉得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 究竟村民们的需求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有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如果我们变一个思路, 不是简单地追求外在的增长、发展、“现代化”, 如有没有彩电、多大的屏幕、是不是直角等, 而是追求自信、互助、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 即便在技术意义上, 这些也是抗御金融危机、通货膨胀、自然灾害等的丰富资源。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1997年没有金融风暴, 有一些制度原因, 比如货币不能自由交换、高储蓄等,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的东西在起作用, 就是很高程度的互助, 包括即使有那么高的高利贷, 还有那么多亲友之间的互相借贷。罗红光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 他发现, 在陕北那么一个缺水的穷地方, 老百姓的交换活动既不是等值的, 也不是等价的, 而是等“意”的。那个意思就是, 我向你借钱不止是个钱的问题, 还有一个互相的信任、友谊、人情, 这样的东西使社会走到今天, 它们才是最有意义的。 (原稿由《开放时代》整理并刊发, 转载时因编辑需要做了改动和删减)

7.应在引导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 篇七

所谓“敏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就宏观经济的表现而言，由于此轮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出了预期，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和当前突出的紧迫问题都必须兼顾；二是就房地产的走势而言，尽管6月份全国新房销售价格出现环比下降0.1％，二手房销售环比下降0.3％的情况，表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意图初步达成，但与此同时，还存在新建商品房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房租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以及各地在具体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方面不尽如人意等问题。

因此，下半年如何在“两难”情形下调控房地产市场，显得至关重要。假如调控的力度把握不好，极可能使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毁于一旦；而进一步收紧政策以强行降低房价，则可能会伤及经济。在“两难”局势下推进调控，重点之一是落实好保障性住房计划，同时强化政策的执行力来干预市场预期。

此次房地产调控，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但与之前的历次调控一样，重点也放在了抑制需求方面。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投机性需求得到了较好抑制，但刚性需求仍然旺盏。所以，调控应在引导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

以前的多次调控，在增加供给，特别是增加中小户型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方面，不尽如人意。而房价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和土地去建设各种保障性住房，致使其供给缺口太大，从而导致巨大的住房需求全部拥挤到商品房市场；使得商品房价格飙升。实践证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大量入市，对缓解供需矛盾，降低房价，有显著效果。

鉴于此，此次房地产调控，亦强调加大土地供应，改变过去“面粉”贵过“面包”的局面。从国土部最近公布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住房用地实际供应量达5.6万公项，同比增加约135％，显示住房市场的供应端已有改善，但即使如此，也仅完成全年供地计划的三成。在18万公顷的用地规划中，分配给保障性住房的用地约2.4万公顷，占总量的13％，相对较少。但目前仅有天津、北京和江苏等少数地方实现了保障性住房用地的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建设保障性住房不热情，根源还在于其影响财政收入。下半年一旦地价下跌，本已感到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可能更不愿放弃高额的土地收益，从而缺乏足够动力推建保障性住房。

要改善这样的境况，一方面应积极探索现有财政体系的改革，赋予地方更多征税权。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引导开发商参与保障房建设。目前有一种舆论导向，认为应将政策性住房供应与商品房供应分离开来，形成低价房政策房归政府、高价房归市场的局面。此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市场对低价房、政策房的发展并非毫无能力扣责任，相反，市场在其中仍起着巨大作用。关键是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和办法，让开发商逐步接受低利、微利时代的到来，开发出一种新的住房发展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在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应当培育和规范发展租赁市场，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各国的经验表明，公共租赁住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尤其是刚就业年轻人的住房困难，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为此，要建立健全租赁市场的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鼓励社会资金发展公共租赁事业，逐步形成规范的房屋租赁市场。

城市化使得居民对住房的需求难以逆转。在此背景下，单靠政府短期政策严控房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要使高房价降下来而又不损及市场规则，必须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在政策设计上有长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