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共8篇）

1.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一

在 我们国家第五个安全教育日到来之时，我上完这堂国家安全教育课。此次 学习可谓受益匪浅，本次学习内容的主题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疫情防控，涵盖国家安全多方面的内容。实效性 系统性强，以及对一些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解读。对我们大学生在 本次疫情防控中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学校开展安全工作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特殊是一些生动的案例，给了 我深深的警示和启发。

通过这次 学习让我熟悉到，在 本次疫情防控 中每个人都是主力军。在 疫情未结束之前，每个人都不 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们要提升信息辩识能力，大学生要创新而行，在 积极对社会做贡献 中，实现自身的韧性增强和境界升华。

2.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二

1 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意义

1.1 有利于三江源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的腹地, 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素有“江河源”之称, 被誉为“中华水塔”, 建立三江源其生态地位特殊而重要, 在世界上独一无, 具有重要影响。

三江源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 三江源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貌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自然景观多样性。三江源严酷的高寒环境, 构成了独特的生命存衍区, 许多生物至此己达到边缘分布和极限分布, 是珍贵的种质资源和高原基因库, 是国家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之一, 许多生物物种为青藏高原特有种, 加强对典型高原生态系统、江河源头和高原湖泊等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对藏羚羊、野牦牛、普氏原羚、马麝、黑颈鹤、冬虫夏草、白唇鹿、雪豹、藏羚等特有珍稀物种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意义重大。

1.2 有利于实现三江源保护和发展的和谐统一。

国家公园的建立在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较少资源的利用实现重要资源的有效保护,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缓解资源保护与地区发展矛盾, 提高社会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 实现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目标,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1.3 有利于促进我省旅游业的提质增效,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

依托三江源区高品质的自然、文化和民族资源开展社区服务和旅游活动, 打造有效生态保护模式和旅游品牌, 创新生态保护和社区旅游服务机制, 开发旅游产品, 丰富旅游内涵, 拓展资源的利用方式, 满足人们回归自然, 体验、认识、欣赏和享受自然与文化的需求,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三江源, 实现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的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

1.4 有利于树立青海良好的生态地位, 展示大美青海形象。

在三江源通过建立国家公园, 最大限度的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 避免资源的无序开发和过度利用, 保护好多样、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发挥三江源重要的生态地位, 以树立良好的生态保护形象, 获得社会的关注、认同和支持。

2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2.1 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为指导, 以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湿地资源为前提, 以创新性体制机制为动力, 以自然保护区为载体, 以原真性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实体, 保护优先, 合理利用, 充分发挥三江源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建设规范、管理高效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系, 努力实现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保护管理模式,

2.2 基本原则

2.2.1 保护优先。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牢固树立严格保护的思想, 做到生态保护优先, 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服从于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公园自然和文化的原始性、自然性、丰富性、完整性和特异性, 重点保护具有普遍价值及审美、科研、保护兼顾的自然面貌、地理构造、天然名胜。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科研、教育和旅游, 满足生态保护和发展的需要, 满足人们了解自然、体会自然、融入自然及精神上的需求, 使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重要性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自然资源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有效利用。

2.2.2 科学规划。

在开展科学考察的基础上, 客观评价自然状况。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 强化规划的龙头作用,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分阶段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2.2.3 统一管理。

改进以往实行的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的办法, 变“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 消除由于分块管理造成的政策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建立国家公园管理的专门机构, 专门负责国家公园的政策、法规、预算、检查、监督和协调各部门等方面的工作。

2.2.4 社区共享。

国家公园代表国家品质, 表现资源的国家代表性, 资源保护和开发属于全民所有, 代表国家利益。强化政府投入和引导, 确保政府统一管理, 增强公众参与度, 充分表现全民利益, 积极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主动性, 形成全社会参与生态、文化保护的良好格局。

2.2.5 永续利用。

坚持以人为本, 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实现环境、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既要保护好资源和生态系统, 达到国家公园为人类子孙公平利用、永续利用的目的。

2.3 建设目标

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载体, 立足三江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特色, 创立保护三江源区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典范;打造世界著名的科研、教育、民族文化研究和旅游胜地;建立公众休闲观光和游憩的理想场所, 努力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3 范围划定的条件

3.1 资源性条件

3.1.1 自然景观或人文资源在全球或全国具有典型代表;

3.1.2 生态资源原始、完整、生物多样性丰富或某个特殊物种集中分布;

3.1.3 具有全球或全国意义的地质地貌景观, 代表地质演化过程的地质构造形迹;

3.1.4 区域生态文明特征鲜明、集中。

3.2 适宜性条件

3.2.1 面积适应。面积发挥多种功能, 在区域上相对集中连片, 其严格保护区域面积不小于总面积25%, 并便于保护管理。

3.2.2 游憩适宜性。开发利用的面积控制在5%以内, 游览区要点、线、面相结合,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

3.3 可行性条件

3.3.1 资源权属清晰, 不存在权属纠纷;

3.3.2 国家公园周边地区具备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条件。

4 布局与功能区划

4.1 布局依据

国家公园的建设布局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以全国生物地理区青藏高原区划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三江源—羌塘区为依据, 结合青海省的综合自然区划系统, 并结合行政区划将三江源作为一个地区单元建立国家公园。

4.2 布局方法

在全面分析三江源生物地理区系、综合自然区划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上, 结合行政区划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6个国家公园:

4.2.1 长江源公园

该公园特点:既有较完整的湖泊、沼泽、河流湿地、森林灌丛景观, 又有朴实浓郁的藏族文化和广博神秘的佛教文化。

4.2.2 黄河源公园

该公园特点:是沼泽和湖泊湿地构成比较完整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 为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藏羚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狼、熊等野生动物提供栖息繁殖场所。

4.2.3 澜沧江源公园

该公园特点:是具有比较完整的青藏高原高寒沼泽湿地生态系统。野生动物有马鹿、藏野驴、藏原羚、狼、熊等。

4.2.4 阿尼马卿雪山公园

该公园特点:阿尼马卿雪山是藏区的四大圣山之一, 山峰上可见古冰川地貌, 如冰斗、角峰等, 具有完整的高寒冰川地貌, 内有冰川57条, 其中位于东北坡的哈龙冰川长7.7 km, 面积2350hm2, 垂直高差达1800m, 是黄河流域最大、最长的冰川。区内分布有雪豹、雪鸡、白唇鹿、岩羊、棕熊等野生动物和丰富的高寒植物种群。

4.2.5 大渡河源公园

该公园特点:玛可河林区是青海青海省最大的林区之一, 是大渡河的发源地。具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河流湿地系统, 区内分布有雪豹、雪鸡、白唇鹿、岩羊、棕熊等野生动物和丰富的高寒植物种群。

4.2.6 年保玉则公园

该公园特点:具有比较完整的青藏高原高寒湖泊和雪山冰川湿地生态系统。

4.3 功能区划分

4.3.1 划分原则

(1) 根据核心资源分布状况和主导功能, 明确各功能区的范围和界限; (2) 保持核心资源的原则性和完整性; (3) 合理控制游憩用地, 严格控制传统经营用地, 以有限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 减少社区对资源的影响, 开发项目面积不能超过公园区总面积的5%。

4.3.2 功能分区

4.3.2. 1 严格保护区

(1) 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或核心资源集中分布, 自然环境脆弱的区域。

(2) 保护区的面积应不少于国家公园总面积的25%。

(3) 保护区的土地 (林地) 权属应为国有。

4.3.2. 2 生态保育区

国家公园范围内维持较大面积的原生生景, 或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而需要自然修复的区域。生态保育区可作为严格保育区的屏障, 在保护级别上仅次于严格保护区。

4.3.2. 3 游憩展示区

(1) 国家公园范围内景观优美, 可开展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协调的旅游活动, 展示大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区域, 具有观光、游憩、娱乐、餐饮、住宿功能。

(2) 在国家公园内可以有一个或几个游憩展示区。

(3) 游憩展示区的面积应控制在国家公园总面积的5%以内。

4.3.2. 4 传统利用区

(1) 国家公园范围区内现有社区生产、生活和国家公园开展多种经营的区域。

(2) 传统利用区可用于保存特有文化及遗存物, 并进行展示。

(3) 传统利用区也可作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游憩活动的主要场所。

总之, 国家公园功能区划分要坚持地域区划的适应性、核心资源的安全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合理性、游憩资源利用范围的可靠性。

5 管理机构

省政府确立独立运行的青海省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主要组织编制总体规划、制度技术标准, 协调和研究国家公园建设的重大问题、政策法规出台、经费落实等。

基层州及相关县林业主管部门内设相应机构, 或设立国家公园管理站点, 负责国家公园具体管理工作。

6 经营体制

6.1 经营原则

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管经分开、特许经营的经营模式。

6.2 经营方式

国家公园的经营性质确定为国有, 属性上为公益性。

7 利益分配

7.1经营收入实现返还和反哺制度, 一是确定3-5%经营收入返还给林业部门开展保护、保育和科研;二是确定对社区群众确定一定比例的反哺制度。

7.2 政府采取补偿制度, 通过湿地补偿、林地补偿和草地补偿等制度对社区群众进行补偿。

7.3 建立公园合理用工制度, 政府、公司对公园社区群众进行技能培训, 用工首先保证。

7.4 公园内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投资建设, 开发利用设施由公司投资建设。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建立国家公园是在有效的保护自然、文化及其景观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三江源区独特自然景观资源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科学规划, 实现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保护管理模式。

关键词：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构想

参考文献

3.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三

摘要：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虽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各类应急预案还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完善，切实提高政府处置突发事件和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关键词：应急预案；公共事件；国家

一、应急预案的定义及其基本构架：

1 应急预案的基本定义

应急预案又可以称为应急计划，是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针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开展控制与救援行动，尽量避免事件的发生或降低其造成的损害，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而预先制定的应急工作方案，主要解决“突发事件发生前做什么、事发时做什么、事发后做什么、以上工作谁来做”等四个问题，是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操作指南。其几大重要子系统为：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强有力的应急工程救援保障体系；综合协调、应对自如的相互支持系统；充分备灾的保障供应体系；体现综合救援的应急队伍等。

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案体系

根据国务院于2006年1月8日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我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

2.1国家总体应急预案

为了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宪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而制定的。

总预案所称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2.2国家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主要是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某一类型或者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定的应急预案。

已发布的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包括：

1）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3）国家地震应急预案；4）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5）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6）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7）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8）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9）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10）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11）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12）国家核应急预案；13）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14）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15）.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16）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17）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18）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待发布的国家专项应急预案：

1）国家粮食应急预案；2）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3）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X230）。

2.3国务院部门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制定的预案。如：《公路交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

2.4地方应急预案。具体包括：省级人民政府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各市（地）、县（市）人民政府及其基层政权组织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上述预案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别制定。如：《贵州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贵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2.5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由企事业单位根据总体应急预案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2.6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由主办方单位根据总体应急预案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三、存在的问题：

1 应急预案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部分企业对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工作不重视、不了解，编制的应急预案往往侧重于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对突发环境事件疏于关注。

2 应急预案间欠缺联动性

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一个事件往往涉及到各级各类大大小小的好几个预案。这些预案所涉及的部门有市政府、区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不同的预案虽然有些格式内容雷同的情况，但是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编制和管理。这些部门有自己的一套灾情搜集系统，但每个部门更多地管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方式也不同。虽然在应急管理上强调应急联动机制，但是在面对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各部门间往往信息沟通不畅，了解不够全面，只能掌握自己部门范围内的信息。

四、健全应急预案管理

1 加强宣传

采取多种形式对相关内容进行宣传和培训，督促各级环保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环境应急预案编制、评估、备案、修订等各环节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工作。

2 规范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切实提升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1企业是环境安全的责任主体，也是积极防范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因此企业的环境应急预案应该建立在对自身环境风险隐患详细排查、分析周边环境敏感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充分储备应急物资的基础上，与环境风险分析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相适应，侧重于消除环境隐患，降低环境风险，明确遇到突发环境事件时如何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并及时上报情况。

1.2环保部门负责对企业进行指导和监管，同时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中承担开展应急监测、事件调查以及提出应急处置建议等责任，因此环保部门的环境应急预案应该侧重于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应急预案启动、信息报告、分级响应、智慧与协调、应急终止建议等各环节程序的划分，以及明确各个程序中如何开展工作。

1.3地方政府是环境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也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责任主体，因此政府的预案应当建立对辖区内环境敏感点、环境应急处置能力和保障措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侧重于环境风险防范工程的落实，突发环境事件时如何统一指挥，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最大程度消除事态影响，适时发布信息等方面。

3 建立完善的预案报备制度，逐步规范预案管理。

推动《暂行办法》的贯彻落实，将工作模式从环保部门前往企业检查环境应急预案的情形，转化为企业在预案的编制和评估工作结束后主动向环保部门备案，这既能增强企业的环境安全意识，提升环保部门的工作效率，又能通过预案的备案管理帮助环保部门全面及时的掌握辖区内企业环境风险和隐患的状况。同时环保部门对应急预案进行动态管理，随时增减更新。

结束语：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可以保障其实操性。我国目前对于应急预案的评估缺乏实质性规定，没有统一标准，学界认识也不一致，导致评估工作混乱无序。要坚持对应急预案进行动态综合评估，全面考量应急预案的编制质量和实施效果，及时反馈各种信息，为预案的修订提出建议；尽量避免实操性较差的预案在应急处突中反复使用，造成重復性的损失；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预案的及时启动和顺利运行，为突发事件的现场应对提供指导，真正减缓突发事件带来的负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S].2003-05-09.

[2]李俊清.应急预案的蜕变及其原因分析[J].晋阳学刊，2011（4）：18-22.

4.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四

2018-04-26 09:56 人民日报海外版

总书记指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习近平同志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度前所未有，国际形势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和国际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世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局部战争威胁，世界新军事革命也在深入发展。这些都对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和维护安全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随着我国国家利益迅速拓展，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等，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在解决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地区与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积极倡导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改革。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与世界互联互动空前紧密的前进潮流中赢得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主动。

我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渐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安全发展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

二

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对这一战略思想体系进行充实、发展和完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安全概念，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富有“中国意蕴”。它揭示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即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方方面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国家安全的不同领域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维护国家安全就要统筹兼顾。要坚持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以发展为根本，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总体的、全面的。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所涵盖的领域，既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非传统领域，乃至太空、深海、极地等新型安全领域。对于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加快法制建设;既重视军事攻防、情报保障、外交活动等硬手段，也重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交流、科技进步等软手段。强调国内安全问题，综合考量内部和外部安全;保证自身安全，又消除把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的安全模式，建立普遍的安全，实现共同安全，这是一种“大安全观”的重要体现。

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视可持续发展。总书记指出：“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国家安全的总体设想，不能是权宜之计，而要着眼长治久安。统筹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工作，不能只是被动应付，而必须有前瞻性地针对各种安全问题，开展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视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主旨是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对人民安全需求的持续回应和长久关切，意味着人民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发展，都是反映人民需求的体现。

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新时代党中央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的系统回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在安全领域的最新体现，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纲领性思想。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三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国家安全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政治原则;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安全工作的最高目标就是捍卫国家利益;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任务，人民安全高于一切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所在。

把国家安全工作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加以领导和运筹，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基本发展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从战略高度将国家安全工作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牢牢掌握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主动权，始终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始终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始终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5.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五

——专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

《领导文萃》特邀记者：李 敏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美元储备国，在当今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存在着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越开放，面临的安全风险也越大，因此，如何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保国家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今年4月15日，在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并集中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如何认识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

本刊特约记者：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的时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显得尤为紧要，请刘教授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刘跃进：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人们发现与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势头。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很少被大家关注，这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做了紧锣密鼓的布局。首先是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总书记还对此专门做了长段说明。其次是今年1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总书记亲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需要在国家安全观念上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可以说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直接的背景。

但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越来越需要整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那就是：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正是这个判断，使我们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在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相继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虽然总量上的这种老二地位，除以人口的话，我们又跑到八九十名之后了，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毕竟都比过去富裕多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必然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安全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在中国迅速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外面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变了，我国对外面世界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变了，这其中就包括您说的“中国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多年来一直在说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及其学者、政客、军人、百姓，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就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说，一些人就认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挡； 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或者说确实也造成了一些国家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没有力量做的事，现在有力量做了，对此别人不适应；我们过去一忍再忍的事，现在不能再忍再让了，别人会担心，会防范。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安全矛盾，有时会成为安全冲突，甚至可能会陷在“安全困境”中恶性循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安全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保障，但是如果保障的措施和手段不适当，又会起新的矛盾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矛盾，走出“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打破国际上对我国发展的担心，以及某些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是某些自以为是的制裁和围堵，适时、适度、适当、有效地保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和安全，这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和仔细谋划的事。这可以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或外部因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原因或国内背景。这几年，通过观察和研究，我把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状态概括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不断升级，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与外部问题比较起来，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不断加剧，解决起来又没有什么非常得力的措施，有时甚至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按住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到今天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不是问题，相反却越来越严重地挑战我国的国内安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整个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严厉打击党政军各阶层的贪污腐败，就是新一代领导采取的比较有力也初见成效的措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也是新一代领导在治国安邦上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这两方面的背景，总书记在说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时，在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都有过更简洁明了的概括。在解释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背景与必要性，但同时也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与必要性。在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后面的一句话改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提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来指导国家安全工作。”事实上，习近平后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又说了相似的话，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就讲清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内外背景和必要性。

除了这些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新安全观”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演进。中国政府针对国际安全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最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是具有新意的非传统安全观。但是，由于它仅仅针对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安全问题，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观。同时，这一“新安全观”在表达 一种良好主观愿望时，缺乏对严峻的对外安全形势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分析判断，忽略了传统安全因素和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因而只是一种低级形态的片面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用这样的“新安全观”指导整个国家安全工作，显然是不行的。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国家安全观来替代如上的“新安全观”。事实上，从2006年起，中国党和政府就很少再提“新安全观”，起码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及其他党政重要文件中，很少再用“新安全观”了。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特别是在不断加强对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为此，这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来填补“新安全观”退隐后的空缺。这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材料。

本刊特约记者：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请您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各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比较复杂，有的概括比较简单，最简单的是把其说成是“十一个安全”，即习近平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我认为，理解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既不能把其简单概括为“十一个安全”，也不能局限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天的讲话全文，而必须把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主要论述有机概括进来。当然，主要内容还应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天的讲话为主。由于这里不能长篇大论，我只好用“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来概括。

所谓“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分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四，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第五，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表面看好像是“自我相涉”，有些匪夷所思，实质上并不矛盾。习近平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讲到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六个方面，是指导当前整体国家安全工作的六个战略性新思路。

所谓“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习近平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讲话中非常明确指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句话体现了人民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性、目的性。理解这句话时，还需要结合习近平后面的另一段话：“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在国家安全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外延全同，所谓“人民安全”，也只是本国人民的安全，因而也就等于“国民安全”。

所谓“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习近平在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中说的也很明确，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些观点，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

所谓“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是在习近平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十一个安全”，加上他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论述中讲到的“国民安全”。这就成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里的“国民安全”，应视为与前面讲的“人民安全”相同，因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安全为宗旨”。

所谓“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习近平在今年5月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所提亚洲安全观包括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我之所以把亚洲安全的四个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亚洲范围把它们称作“国际安全理念”，首先是因为这四个安全理想事实上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全球国际社会，其次是因为习近平在一个多月前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由此，把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适用范围，从亚洲安全事务推广到全球安全事务，使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应该说既具有理论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在现实中也有其积极的价值。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两点必须首先强调，其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二是统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思维。

本刊特约记者：有人说，习主席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过去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是对“国家安全”的再定义。您能否谈谈“国家安全（广义、狭义）”、“传统国家安全”、“非传统国家安全”、“综合安全观”这些相关提法的内涵及其联系？

刘跃进：我先说一下升级版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是中国官方在世纪之交提出并长期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

大家知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只涉及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问题，没有涉及内部安全或国内安全问题，因此，虽然新安全观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非传统的思维特征，可以称为一种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但由于国内视角的欠缺，它难以说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如果硬要说它是国家安全观，那么也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安全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新安全观”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中国官方当时在国内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上，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依然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和重心，依然强调军 事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还通过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统一了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又区别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区别四个概念，即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和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而不可能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无视或贬抑传统安全问题，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至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能够同时兼顾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一种统合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因此，从概念关系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思考和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非传统安全内容和全面的非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另外，具有特定主体的“国家安全”，也不同于没有特定主体的“安全”。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研究”，而欧洲人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了，而是讲一般性的“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种情况，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欧洲人的国家概念相对弱化了，甚至在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都在探索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卫政策，而且许多国家间还统一了货币，使用统一的欧元。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之外的各种“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更具普遍性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且很早就讲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安全”。所以，他们讲普遍的“安全”，我们讲特殊的“国家安全”。这与各自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关，很难说谁优谁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国家安全措施和手段的综合性，而且更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综合性，重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综合性。前面说的“十二个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传统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又有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要素。这些年官方和学界都在讲“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其实是强调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的总体性，强调要从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总体上认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此外，在作为亚洲安全观提出的“四个国际安全理念”中，不仅包括了综合安全，而还包括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显然是过去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没有达到，因而是一种更高版本的国家安全观。

有人认为，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不是传统要素，而是非传统要素。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是因为没有严格区分“客观上的安全”与“主 观上的安全观”的结果。事实上，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等，并不是在当代出现的非传统要素，而是国家出现后就存在的传统要素，只不过是在当代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这些要素才被高度重视和强调起来。简言之，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等，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重视起来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近年来，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出现许多新概念，它们之间有些非常相似，但却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和各种不同关系。鉴于访谈时间有限，这些概念间的复杂关系不再赘述。

本刊特约记者：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两个特色首先体现在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上，其次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谋划与布局上。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民二分”基础上强调“以民为本”的文化。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墨子强调“兼爱”，虽然都没有提“仁爱”的差别，甚至还特别强调仁爱的无差别，但由于这些观点提出时的社会基础是“官强民弱”，因而事实上是倾向于普通百姓的。当孔子、荀子讲到“载舟覆舟”理论时,明确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是大讲特讲“民贵君轻”的道理。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挂在嘴上，但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而且与今天的民主理念相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把民作为手段来重视，而不是作为目的来重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仁爱善良”的传统，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其做了改造，把视民为“手段”的“民本观”改选成了以民为“目的”的“新民本观”，也就是民主观。这就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贵君轻”的“民本”特色的同时，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民主”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两个特色的突出体现和有机融合。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系统性，也是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就是强调对事物的综合性认识和思考，尽量避免出现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系统科学的促动下，已经发展为系统辩证法，非常强调事物和认识的系统性、辩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讲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维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辩证思维。

在此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而是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安全观相比所具有的特色，那么也可以把其概括为两点，一是“总体性”，二是“民本性”。这两点通过上面分析已经看到，不再啰嗦。

本刊特约记者：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

刘跃进：前面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思想渊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的价值取向和“以民为 本”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但是全面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会发现其思想渊源非常广泛，并非只这两点。例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观点，与“冷战”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就有多方面的联系和思想渊源。再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都是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新安全理念，因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其包纳进去，就与这些国际上的新安全理念建立了非常直接的思想联系，它们也都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还有“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就与国际社会很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学界这些年对“可持续安全”的持续探索相关。还有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与我们10多年来所做的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密切的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理念研究和学科建设，给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安全思想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秀安全思想和理论被包容进去。由此来看，要完全说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还需要从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中寻找更多答案。

本刊特约记者：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那么，“国安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责？

刘跃进：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但从时间顺序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在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在后，好像这句话难以成立。但从实质关系看，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设立“国安会”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名词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说中共十八大报告已经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事实性存在”，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说明时，更进一步强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种“事实性存在”。这种作为“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今年4月15日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使这种“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变成了形态完备的“概念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设立的。

对于国安会的主要职责，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过明确、准确、详细的说明，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安会的这“四大职责”中，前面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两项具有战略性的职责；后面的“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两项，虽然也有战略性，但战术性更强些。这四大职责履行起来，难易、轻重、缓急，是各不相同，随时变化的，其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极端的困难性，需要国安会下大力气来做。

本刊特约记者：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刘跃进：从前面的背景和思想渊源介绍，人们可以看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 观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想强调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意义和指导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到国安会四大职责的履行中，最终使我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是“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也必须有“总体性的思谋与考量”。

从理论建设上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时，我国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是吸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并且大大提升了这些思想和理论，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建设的一个新高度。用这一具有新高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今后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一定会使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希望自己和所有国家安全研究人员，能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推出更多新的学术成果，能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和充实提高做出更多贡献。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上，出现国家安全专业；在我国高校走出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中，能有国家安全专业背景者的身影。我们更希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能够使我国的发展与安全得到进一步的切实保障，使全体国民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与安全带给自己的福祉与安全。

本刊特约记者：我们知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际通行做法。请刘教授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介绍一下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和职能。

刘跃进：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在1947年根据其当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设立的。《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章第1条第1款不仅规定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规定“美国总统主持委员会会议；总统不能出席时，他可指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代替其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意见，以便能够使这些军事机构和政府各部门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

在设立已近70年的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继续对世界各国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样本。

尽管前苏联于195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很大差别，但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主要还是以美国为样板来设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包括1960年土耳其成立的英文名称全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67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由其所谓的“国防会议”改组成立的所谓“国家安全会议”，以及近年来韩国、英国、日本等陆续改立或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例如，韩国在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韩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同时，也按照美国的机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命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987年修订的韩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及国内政策的树立，为在国务会议审议前答复总统的咨询，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二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总统主持。”第 三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织、职务范围及其它必要事项由法律来规定。”到了2013年12月20日，为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韩国总统朴槿惠批准设立掌管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室室长担任委员长，每周一次协调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并向韩国总统提议相关内容。必要时，委员长还可按总统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再如，2010年5月，英国政府在2007年成立的“内阁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和发展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与美国机构名称相同、职能相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首相担任主席，常任成员包括副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内政大臣、国防大臣、国际发展大臣和安全大臣，其他内阁成员，包括国家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国防参谋机构的负责人、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等，可根据需要参加该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一种“大国家安全”的管理框架。

还有，2013年12月4日日本也正式启动了一个美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个名称虽在汉译中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但在英文中是同一个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不仅如此，日本的这一美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人员构成、性质职责等方面也多与美国相同或相似。

6.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六

关键词：军转 张为臻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军转考试

2015年5月15日，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党的事业，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去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这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机制开始正式运转。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中国意蕴”，确保中国发展的稳定与持续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勇毅的担当精神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有的精神境界。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中国意蕴”

确保稳定发展成为国家安全头等大事

在去年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习近平把“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分量，要求我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理念展开。昨日，在表彰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扎实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要求，强调，“国家安全机关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力量，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国家安全的概念本身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概念，而总体安全在体系架构和具体内涵上，也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的总体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指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其“中国意蕴”。首先，安全意识就是忧患意识。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其次，安全意识就是防止危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安与危分不开的，所谓安全就是没有内外的危险。最后，安全意识是整体意识、全局意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根据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中国发展的稳定与持续，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内外各种矛盾不断浮现，包括一些突发的甚至难以预见的问题的发生，这对我们认知问题、辩识矛盾、克服困难提出了新的挑战。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

政治安全是总体安全的根本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在昨日的大会上，习近平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我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理解、支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同心协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中国总体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中国总体安全的根本。”叶自成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超巨复杂，处理好国内的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是空谈。他指出，中国的总体安全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宗旨。所有的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人民来感受、决定和评价的，任何不安全最直接影响的首先是广大的民众。国民安全是以民为本思想在安全领域的拓展。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主任林宏宇认为，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有关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总体特点，创造性地提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

强化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担当精神

构建总体安全体系要有顶层设计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是党和人民对国家安全机关的一贯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在昨日的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

如何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的干部队伍，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任天佑认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勇毅的担当精神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有的精神境界。张为臻，强化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担当精神，必须与强化战略定力结合起来。离开战略定力，极易导致“神经过敏”和战略误判，落入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当前，无论外部干扰如何变换花样，我们都要紧紧扭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和时代主题，始终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这样就能在壮大实力的同时，强固安全底线，提升安全系数。

“构建总体安全体系要有顶层设计，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构建总体安全的第一步。要完成总体安全的构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叶自成认为，首先，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安全形势特点、任务、宗旨、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应从文化入手，强化国家、社会、国民的安全意识。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命运。国民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动力。应当强化国民的安全意识，形成凡是危害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抵制;凡是有益于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维护。不做危害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的事情，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自己从事的工作做起。

7.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篇七

农民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农业部把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作为全年防控工作首要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强化组织领导，正确分析疫情形势，采取综合防控措施，指导各地不断加大防控工作力度，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扎实有效推进。2011年上半年，全国未发生家禽禽流感和牲畜亚洲I型、A型口蹄疫疫情，仅在个别地区散发3起O型口蹄疫、1起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疫情范围、疫情规模比去年明显下降，几起零星疫情均得到迅速控制和扑灭，没有造成扩散蔓延，重大动物疫情总体保持平稳，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要成效。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农业部将继续按照24字防控方针要求，加强“内防外堵”，进一步抓好疫病防控工作。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人畜共患病防控和外来动物疫病防范“三条主线”，狠抓强制免疫、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处置等重点环节，切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努力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同时，尽快制定实施《国家动物疫病防治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进一步完善动物疫病防控长效机制。

8.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及实质抉微 篇八

摘 要：对于国家治理的的科学内涵与实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三中全会精神是解读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突破口。国家治理借助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与突破口全面展开，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去逐步探索国家治理的内涵及实质。其次，社会制度是把握国家治理科学内涵及其本质的根基。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因而也就从根本决定了治国理政的方针。最后，基本国情是理解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依据。只有紧紧抓住我国正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才能在对依据的深刻把握中加深对国家治理科学内涵及实质的理解。

关键词：国家治理；内涵；实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77-03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体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归宿。我国的国家治理理论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又有别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理论是在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从我国党情、国情、世情出发，既继承传统又借鉴西方先进治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内涵、实质的把握中，结合对当前我国社会制度，基本国情以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来探析我国的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及其本质。

一、三中全会精神是解读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突破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国家治理”这一科学术语，并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命题。要全面准确把握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就必须以三中全会精神为突破口，全面深入把握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大就已经做出了继续深化改革的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1]。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是时代潮流所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视角开始探讨我国的国家治理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力图实现国家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使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现代化。可以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党中央不断探索新的国家治理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昭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精神，三中全会中的改革举措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总体思路。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理解把握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出发点和突破口。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的国家治理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又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科学命题，引起我国众多学者对国家治理的探讨。景跃进认为“国家治理是把国家与治理结合起来，改造了的中国化概念，融入了中国元素”[2]，他把政府的统治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是从国家治理各项事务方式的刚性与柔性来重新定义国家治理的。何增科在《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一文中指出：“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3]这里主要是从统治与管理的区别上来把握治理的含义，同时表明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这与西方国家的多元治理理论颇有相似之处。著名学者丁志刚则主张：“广义的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狭义的国家治理就是政治治理或者政府治理。”[4]而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是广义上的国家治理。王浦劬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5]。笔者认为要想科学把握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内涵不能简单的从统治、管理或治理等词语的基本意义与区别上来理解，也不能企图简单的把西方国家对于治理的内涵进行整合来释义中国的国家治理，而是要从对我国三中全会精神的分析中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的深刻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定型，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较比马克思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还有很大的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及壮士断腕的精神都是我们全面深刻理解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基础。

二、社会制度是把握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根基

国家治理是世界上任何主权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然而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其社会制度的不同对国家治理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体现，我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是由封建专制制度决定的，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必然也是以我国的社会制度为根基而逐渐发展形成的。

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理论也经历了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最初“治理”意指掌舵、引导或操纵，其后世界银行于1989年在其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6]（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治理”一词开始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领域，进而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的内涵，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对其作了全面阐述，他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在西方，“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7]。此定义把现代西方治理的特点蕴含其中，突出了治理与统治的不同，暗含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当前我国有很多学者在谈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内涵时仅仅就含义谈涵义，仅限于对西方国家“治理”一词词义内涵的发展演变来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的内涵，这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国家治理的本质。要达到对国家治理内涵和本质的完全掌握就必须要深刻把握社会制度。

要把握社会制度，最根本的是掌握政治制度，因为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现实，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任何政治理论都是在对现实问题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随着认识的深化而逐步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在不断的建构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近代西方在自由、平等、公正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断发展的议会制、内阁制，权力不断扩张的总统制等等。时至今日，当代西方“治理”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要有：民主治理、公民治理、多中心治理、协作性治理、整合性治理等等一系列治理理论。这些理论各有特点、独具一格，但是从其根本来看却有着共同的趋向与实质的同一性。因为无论是民主治理、公民治理还是多中心治理、协作治理或是整合治理从其根源上来看都是为了适应现实情况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表面上看是向民主倾斜实质上却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新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资产阶级是剥削的阶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资产阶级的命运也将和封建社会一样难逃幻灭。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由社会存在而决定的，同样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理论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具体体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论在含义上如何释义，其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具有剥削性、阶级性。

治理一词虽然在西方被广泛应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它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属，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汉书·赵广汉传》：“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孔子家语·贤君》：“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六·风异》：“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这里的“治理”的内涵主要是指管理与统治。但我国古代的治理思想也是在不同的朝代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商周时期主要是“神权”思想、宗法制度为主要治国理论；秦汉大一统时期治国思想转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仁治”；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国家治理走向强权专制。纵观我国古代社会对于国家治理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每一个朝代对国家治理内涵的理解都各不相同，其治理方式也都独具一格，这都是由各自朝代的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状况决定的。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开端的西周时期的社会状况必然不同于大一统的汉朝，同样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没落的清王朝也是大相径庭。任何国家或朝代的国家治理理论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都是由各国社会制度决定的。我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从总的社会分期来看都属于封建社会，各朝代的治理理论都受传统封建政治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我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是封建专制理论，是为专制帝王统治服务的，具有专制性、压迫性、封建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正确理解我国当下的社会制度才能更好的理解国家制度的内涵及实质并为国家治理提出可行的方法与策略。

三、基本国情是理解国家治理内涵及其本质的依据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9]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是其理解和制定各项理论、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10]。要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其实质也必须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总依据。

自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基本国情概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具体到我国现实的社会情况、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改革开放之前的基本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表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矛盾，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状况等都有所不同，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国家政策、制度必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此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带有刚刚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主政治还不发达，封建时期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经验，再加之深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影响，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的基本职能的理解主要局限在国家统治职能，过分强调国家的政治职能，并且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却又重新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一招。这次大会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的期待，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道。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工业、农业、服务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1]。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状况，党中央高度重视，立足当前的基本国情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转变政府职能，根据现实状况制定治国理政的具体思路。党中央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坚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制度、政策的制定只要符合国情就会受到群众的支持并取得成功。反之，如果脱离国情，任何治国之道都将遭受挫折。因此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质就必须要从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时代精神。

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中全会的改革创新精神都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应该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追求，社会全体人民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共同科学民主的处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建设繁荣富强、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其本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治理方式，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现实过程，具有人民性、公共性、社会性、过程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景跃进.专家圆桌：“第五个现代化”启程[J].人民论坛，2014（10）.

〔3〕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4〕丁志刚.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J].江汉论坛，2014（1）.

〔5〕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

〔6〕World Bank.Reforming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2004.www.world bank.org/wbi/governance.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郑德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

〔10〕〔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