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经济

中国政府经济（精选8篇）

1.中国政府经济 篇一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摘要】本文首先讨论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全球化的发展，接着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影响应对策略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认可，但目前没有统一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为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从广义上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探讨经济全球化，各有各的看法，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主要的特点有四个。

1.以金融为核心。金融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世界金融一体化的特色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世界货币，自从货币脱离了金本位以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虚拟化的，只能用购买力作为衡量标准。汇率的变动只是影响国际的购买力，对国内商品购买力影响并不是很大。

2.以知识为基础。知识经济有四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产业结构里面占主要成分；第二个，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占主要作用，而我们国家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第三个，知识在生产力的构成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另外管理本身是叫做生产力的软件，因为只有通过管理才能把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有机的组合、优化。

3.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是缩小了地区空间的距离、争取了时间的效率。所以信息技术在21世纪，在企业管理里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跨国公司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有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引起一些争论，包括影响当地的经济、干涉内政、采取逃税等等方面的行为，引起一些责备。但是现在看来，比较大的跨国公司是比较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的，当然有些公司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也有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进入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每个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当前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公平合理的新经济秩序，国际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不强。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1.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机会的同时使竞争加剧

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均达到10%左右，为世界之最，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贸易地位也由1979年的世界第27位上升至目前的第4位，并在2003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吸引外资自1993年以来连续处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首位，截至2003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5015.76亿美元。经济全球化在这如此骄人的“硕果”中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分得了经济利益的“蛋糕”。

然而，辉煌的背后我们却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自2001年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出现了世界性通货紧缩，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甚至出现下滑，就业压力增大，而中国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市场，加大了对国外产品的歧视力度，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如环境保护措施、技术认证与安全标准、反倾销、保护知识产权等。作为始作俑者的发达国家将矛头大多对准发展中国家，近几年发达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多起涉及倾销、环保、技术标准的出口贸易的诉讼案，这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有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了一般制造业生产的生产能力过大和激烈竞争，这一发展战略走到了一个困难的阶段。比如印度近年来就备受关注，形成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威胁，许多外国投资已由我国转向印度，发展中国家也在向我们提出挑战。

2.在全球化中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分析

近两年我国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强劲，再加上加入WTO带来的正面效应和全球生产转移效应，成为全球瞩目的外商投资首选地。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国投资，中国取代其他国家或地区承担起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国际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和转移。“中国制造”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以至于中国被授予“世界工厂”的称号。

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目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分工地位。中国的工业化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在国际产业转移下和在外资大量流入下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毕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和利益分配相对不利地位，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目前与其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如说只成为“世界车间”，因为中国主要承担的是加工，而不是从技术开发到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而就制造业整体看，无论是比重还是高端制造业产品目前仍然在发达国家，中国只有发展起现代知识经济，才能说真正实现现代化，才能像建设一个现代经济强国迈进。从长远看，中国也必须在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既是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种警示。转贴于中国论 3.外国直接投资的正负效应分析

跨国直接投资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国际投资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合作和资源配置优化创造了更高的效率，利用了闲置生产要素，形成了共赢。2002年我国创造了吸收外资数量第一位的纪录，超过500亿美元。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结果，1981年到2000年，在我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来自利用外资的直接或间接贡献。另据计算，在1991-200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每增长一亿美元，可以促进GDP增长18.48亿美元，足以说明外资是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外资有利于我国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岗位，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带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利于国内市场竞争活力的提高。然而，目前我国的外资利用存在的问题使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

外商投资地区结构改善进展不快，地区倾斜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83年外国投资的比例东部占87.75%，中部8.96%，西部3.20%，2000年东部为86.97%，中部为9.09%，西部3.13%，可见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极不协调，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区位优势发挥，不利于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同样，外资的产业结构投向也存在失衡，第二产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加剧了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偏差，导致我国出现结构性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错位，内需拉动乏力。为有效改进这些这些问题国家制定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方针，“万商西进”工程就是具体的实施。2007年1-6月，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幅达51.9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9.76个百分点。积极鼓励各地区重点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区域优势的产业，增强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及协调发展。

决定外资大量流入中国除了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与前景外，是地区间争夺外资激烈竞争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的无限制让利。外资利用了中国这种地区间竞争获得了超额国民待遇和过高的优惠，再加上本来就容易发生的跨国公司转移利润行为因我们放松监管而更加严重，利用外资的效益被明显减少了。同时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存在也产生了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近年来我国的居民储蓄居高不下投资不足与此不无关系。

四、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几点建议

2007年，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尽管整个地区局势趋于平稳与缓和，但一些国家出现了局部动荡。经济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不断加快，亚洲经济继续发挥着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作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以其深刻的影响作用于各国经济，我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加速经济改革，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

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自己，50%依靠引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你的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

2.加强质量管控，扩大对外交流

应努力提高国有或民营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改进技术和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抓好质量管控，扩大对外交流，使产品有能力进入市场并占有一定份额。中国也要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中央提出来要“走出去”的战略。到国外投资，扩大对外交流，需要做大量工作，要熟悉当地的法律、文化、历史，还要在当地建立关系网。我国现企业第一步是找代理，第二步是设立销售办事处，第三步是设立生产企业。真正实现跨国经营的公司还是很少，所谓实现跨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是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它的战略，能够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它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现在有些上市公司热衷于并购国外的企业，这个也是跨国公司发展的模式，但并购的时候应该重视市场和文化的差异。

3.健全机制，提高风险意识

随着参与全球化的加深，在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领域都将有相当规模的交流，我国将更多地融入越来越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风险的防范和危机处理。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和机制。全球化进程，使各成员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都受到挑战，面对较为频繁的外部制度的影响，内部制度冲突的机率与风险不断加大，存在着管理环境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在短时期内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势研究及时提出对策。

4.适时开放，逐步进入国际市场

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李勇军.《全球化浪潮——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与抉择》.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3]“世界经济”.参考消息，2007-12-19.

2.中国政府经济 篇二

(一) 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 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3%, 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 略高于1978-2009年9.9%的长期增长趋势线。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增长11.9%, 二季度增长10.3%, 三季度增长9.6%, 四季度增长9.8%, 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40497亿元, 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 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 增长9.5%。工业和建筑业恢复性增长最为明显,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7%。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工业生产回升势头强劲, 从内需到外需, 从重工业到轻工业, 已经基本恢复到较为正常的运行状态;企业效益也全面得到恢复, 1-11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 同比增长49.4%, 企业对结构调整和总量紧缩政策有一定的承受能力。针对经济回升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央出台了节能减排、稳定房价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调控措施, 并强调政策稳定和“有扶有控”。在政策引导下, 全年经济呈前高后稳走势, 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需求结构看, 2010年经济增长的结构协调性都比上年明显改善。

(二) 鼓励民间投资政策效果初现, 政府投资新开工项目得到控制

2010年, 四万亿政府投资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落实地方和社会配套资金、确保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以及加大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等方面, 扩大内需的投资项目进展顺利, 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明显快于往年。在落实好政府投资项目的同时, 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 着力推进从政府投资临危受命向民间投资全面跟进的转变, 这是培育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关键举措。控制政府投资新开工项目的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已经回落到25%的正常水平, 比上年大幅下降, 政府投资比重和增幅明显回落。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 比上年增长23.8%, 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9.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 投资增速已经回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附近, 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比重也在常态化。

(三) 城乡就业和居民收入稳定增加, 消费品市场繁荣稳定

2010年,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带动城乡就业机会持续增加,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增加较多,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用工紧张局面。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增长11.3%,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增长14.9%,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0.9%。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和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对消费品市场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998亿元, 比上年增长18.3%;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4.8%, 实际增速虽低于2009年, 但仍处于近三年的平均水平。热点商品销售旺盛, 其中乘用车销售1375.78万辆, 同比增长33.2%。2010年下半年, 在节能汽车推广政策的作用下, 小排量乘用车市场占有率逐步回升, 全年共销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945.92万辆, 同比增长31.8%, 占乘用车销售市场的68.8%。2010年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实现全面恢复并较快增长, 全国旅游业总收入1.57万亿元, 同比增长21.7%。其中, 国内旅游人数达21亿人次, 同比增长10.6%;国内旅游收入1.26万亿元, 同比增长23.5%;入境旅游人数达1.34亿人次, 同比增长5.8%;出境旅游人数5739万人次, 同比增长20.4%。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稳定因素, 投资消费增长更趋于协调。

(四) 外贸增长好于预期, 出口结构有所优化

2010年, 我国稳定外贸政策和国际市场库存回补短期需求共同推动我国外贸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额增长较快, 贸易顺差有所减少。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34.7%。其中, 出口15779亿美元, 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 增长38.7%。进出口相抵, 顺差1831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6.4%。2011年1月份我国出口1507.3亿美元, 增长37.7%;进口1442.8亿美元, 增长51%。贸易顺差64.5亿美元, 减少53.5%。由于我国经济回升势头明显比世界其它经济体强劲, 我国一般贸易进口强劲增长, 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为了抑制钢材等高载能产品出口带动国内能耗过快上升势头, 国家从7月15日起取消了406种高载能产品的出口退税, 对改善出口结构起到微调作用。受近期国际市场库存回补需求减弱和基数抬高等因素影响, 2010年后几个月进出口同比增幅呈小幅回落之势。

(五) 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

2010年以来, 中央将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货币政策实际执行情况基本符合适度宽松政策要求。2010年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72.58万亿元, 同比增长19.7%, 增幅比上年末低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26.66万亿元, 同比增长21.2%, 增幅比上年末低11.2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增速减缓有利于抑制后期物价总水平上升。受自然灾害比常年偏重和国际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 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 创出28个月以来新高。针对物价变化新动向, 国务院专门就“菜篮子”工程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入手稳定农产品价格作出工作部署, 中国人民银行动用了两次加息和6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开始逐步发挥作用, 11月下旬一些蔬菜产品价格比11月中上旬下降了10%左右, 其他一些产品价格从12月份以后逐渐趋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食品上涨7.2%, 居住上涨4.5%, 成为拉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二、经济运行中值得重点关注的突出问题

当前, 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主要有:

(一) 转变发展方式面临诸多体制性、结构性深层次障碍

2010年,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必须看到, 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既面临财税体制、资源价格管制、政府过度介入投融资领域等体制性障碍, 也受到高耗能行业产能总规模过大等结构性限制。一季度出现的能耗强度反弹现象, 充分暴露出我国过多依靠能源资源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 节能减排的体制性保障尚未建立健全, 相关配套改革亟待破题和推进。不少地方和企业对资源密集型高能耗项目投资热情不减。有色金属、非金属等行业从采矿到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高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速度。有些沿海省份计划在临港工业区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 钢铁、石化等行业仍是投资热点。这些高耗能新增产能项目如果真的变成事实, 现阶段的投资结构将固化未来几十年的产业结构, 对我国顺利实现2020年比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目标十分不利。

(二) 各地投资冲动强烈, 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一方面, 为应对危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不断膨胀。截至2010年6月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7.66万亿元, 其中, 划分为风险级别的贷款占23%。这意味着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约在1.8万亿元, 已超过了目前整个银行业约1.3万亿元的拨备水平。另一方面, 各地投资冲动依然强烈, 纷纷公布天文数字的投资计划。不少地方的“十二五”时期预期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得偏高, 而支撑高速度的投资内容不少是产能严重过剩的重化工业“高碳”项目。如果世界经济根本好转, 主要经济体可能全面推出“碳税”和“碳关税”政策。届时, 这些新增“高碳”产能无法出口, 同时国内也难以消化, 结果将有一批企业倒闭, 一些投资项目损失惨重, 由此将造成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风险必然传导为财政风险, 给我国财政和金融系统带来系统性风险。这种无视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调整基本动向的“高碳”投资行为, 充分暴露出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的隐患。

(三) 农业基础薄弱, 农产品供求脆弱平衡关系将长期危及我国物价稳定大局

2010年, 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从表面上看, 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诱因是自然灾害偏重。2010年入春以来, 我国先后遭遇了西南五省市大旱、中东部地区持续低温、全国大面积洪涝等灾害性天气, 这对蔬菜、粮食、鸡蛋等农产品的生产、供应产生较大影响。但进一步分析, 食品价格的上涨凸显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近年来, 我国基础建设资金在城乡、工农之间投入极不平衡, 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产品流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加上房地产热、城市扩张热挤占了不少农田,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打工, 农业生产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资源供给与快速人口城市化对农产品商品量需求之间维持十分脆弱的紧平衡关系, 稍有天灾就矛盾突出。农业比较利益低, 不利于吸引资金流向农业。如果政府不进一步加大农业保护政策力度,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农产品价格波动将会长期危及我国物价稳定大局。

(四) 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保障性住房建设与需求之间矛盾依然突出

2010年以来,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升, 部分城市出现房价、地价上涨过快和投机性购房活跃等问题, 社会反映强烈。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 并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房地产调控措施使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市场预期有所改善, 住房成交面积总体回落, 政策短期效果初步显现。但是, 部分城市房价水平居高不下, 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矛盾较大。近期住宅成交面积回升已经带动房价环比回升。市场在预期房价难以深幅调整的情况下, 刚性需求在沉寂了几个月后大批入市。部分城市成交量回升推动房价回升, 将明显加大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难度和压力。“国八条”出台后, 各地落实“国八条”的细则正在陆续公布, 但执行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三、2011年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前景预测

(一)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2011年, 世界经济总体有望延续复苏态势, 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 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 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然比较突出, 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依然极为复杂。

首先, 全球经济正处于“短、中、长”几种经济周期下行的叠加期,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从短周期看, 回补存货周期带动下的全球经济快速回升已于2010年一、二季度见顶, 在政策刺激效应递减、库存回补结束的影响下, 2010年二季度开始, 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增速回落趋势。从设备更新中周期看, 因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 投资回报率较低, 企业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尚未到来, 处在“产业换挡”调整期。目前欧美等国房地产市场依然极度低迷, 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从技术创新长周期看, 目前全球正孕育着新能源、低碳技术革命, 但尚未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同时, 发达国家清理金融“有毒资产”工作进展缓慢。据IMF估计, 2007-2010年全球金融机构累计出现的有毒资产规模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 目前仅核销了一半左右, 其中欧洲较为滞后。坏账和大量存在的不良资产使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和市场流动性都受到严重制约, 金融体系功能完全恢复还有待时日, 金融机构还没有做好推动实体经济进入新周期的准备。因此, 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着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 短期内无法进入下一轮经济上升期。

其次, 发达国家的“滞”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胀”为各自的主要矛盾, 世界各国经济表现和经济政策将明显分化。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难下, 目前,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失业率分别维持在9.6%、10.0%和5.2%的高位, 表明各国的经济复苏只是从低谷恢复性反弹, 并未带动就业增长, 是一种无就业复苏。IMF预计, 2011年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将处于9%左右的高位, 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影响。高失业率将制约消费需求这一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 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化为结构性失业, 对其长期潜在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持续高失业率有可能引发罢工等社会动荡, 各国贸易政策将更趋保守, 甚至出现货币战争和贸易战争。2011年发达国家将难有好的经济表现, 多数国际机构预测, 主要发达国家2011年经济增速普遍低于2010年, 陷入低速增长的“停滞”状态。发达国家已着手采用“二次政策刺激”来对冲“二次衰退风险”, 这将严重影响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 2010年初曾被广泛预期的全球刺激政策“退出”将被搁置, 全球流动性将进一步宽松, 新兴市场国家受到国际“热钱”的追捧, 物价和资产价格上行压力较大。为了应对国际“热钱”流入, 巴西不得不将限制外资流入的“托宾税”率由2%提高到4%;由于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 巴西央行连续多次加息, 基准利率已经升至10.75%,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提高到20%。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粮食价格上涨明显, 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印度年内连续多次加息, 基准利率升至5.5%。全球性货币超发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在美国经济真正好转之前, 美联储将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元大量放出, 涌入大宗商品市场, 加上国际投机资本的借机炒作, 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最近中东、北非的紧张局势为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火上浇油。同时, 去年和今年自然灾害频发, 国际粮食价格短时间内出现暴涨, 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影响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要大得多。2011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将进一步分化, 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将基本维持宽松取向甚至进一步加大宽松力度, 但新兴市场国家宏观政策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压力, 转向紧缩取向。

2011年世界经济将面临众多的不稳定因素, 复苏的复杂性、曲折性将进一步显现和放大, 预计世界经济在底部徘徊的时间将延长。多数机构预测, 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低于2010年, 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将对我国外需、物价和汇率等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二) “十二五”规划注入发展新活力, 国内环境进一步好转

2011年, 我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具有不少有利条件。“十二五”规划的公布实施将极大地增强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动力。在党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导下, 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全面启动将带来一大批产业升级投资项目的开工, 催生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 我国将走在世界“产业换挡”的前列。中央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布局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2010年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 批复了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环渤海、海峡西岸、东北三省、黄三角等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再加上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政策措施, 我国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在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导下全面启动, 必将带动各地区经济实现较快增长, 并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形成区域轮动的新格局。随着“新非公36条”政策不断细化和落实, 民间投资领域逐步拓宽, 投资环境不断优化, 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和收入分配改革启动将使居民收入加快增长有了体制性保障。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也有利于劳动者报酬水平的稳步提高。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不断推进, 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有利于居民、劳动者的方向调整, 这将推动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繁荣活跃局面。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要求、产能严重过剩的客观环境、欧盟开始征收碳关税等国际动向都将对我国传统产业形成较大的调整压力。为完成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2011年将启动“十二五”新一轮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分解任务, 淘汰落后产能并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增产能投资项目将对部分行业和地区增长速度有所抑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短期增速。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策规范和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扩张。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 项目开工比较集中, 地方政府投资需求与融资能力的矛盾将显得较为突出。

总体上,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也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 综合考虑国内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2011年我国仍具备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环境, 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 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预测

1.经济增长率9.5%左右。

如果主要经济体不再出台新的金融刺激政策, 同时也不强力紧缩财政, 基本维持政策现状, 2011年世界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的可能性较大, 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虽然略低于2010年, 但不会出现衰退。同时,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 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通过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并用, 坚守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增长16%左右, 企业从证券市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规模大于2010年, 全社会融资总量规模预计与上年大体持平。固定资产投资政策进一步突出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导向,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经济增长点、民生工程、民间投资等鼓励性投资方向和投资主体创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同时, 坚决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新开工, 严格把好政府新开工投资项目质量关。在这一国际环境和政策假设情景下, 根据模型测算, 我国经济可望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GDP增长9.5%左右。

2. 物价上涨压力大于上年。

农产品价格涨幅受自然气候影响有较大不确定性, 服务业价格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有一定上涨压力, 政府主动推出的资源能源类产品价格和环保类收费改革对物价水平也有一定影响。初步测算, 2011年CPI与PPI同比涨幅中的翘尾因素均在2%-3%, 翘尾因素较高的月份集中在上半年。从各月翘尾的变化看, 2011年1月份和6月份物价涨幅会较为突出。2011年我国将适当收紧货币信贷供应, 但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继续吸引“热钱”快速流入, 国内流动性仍比较宽裕。如果不能通过适当的途径对过剩的流动性加以吸收, 这些资金可能冲击相关市场供应和价格, 并导致通胀预期加剧。2011年物价仍将保持上涨的态势, 如果新涨价因素能控制在1.5个百分点左右, 2011年CPI将上涨4%左右。考虑到前期已积累了充裕的流动性, 农业生产基础较为脆弱, 资源价格改革压力较大, 因此, 不排除农产品、能源资源类产品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可能, 应予以重点关注。

3.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合理规模和增速。

由于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 一大批“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将集中开工, 加上前两年大规模开工的项目投资增长惯性较强, 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仍然较大, 所以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合理规模的有利条件较多;但对部分传统行业的新增产能投资的限制、房地产商可能出现观望徘徊而放缓投资进度、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规范性要求的约束等因素将影响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特别是新兴产业尚未发展到企业开始大规模产业兴替型固定设备更新投资阶段, 民间投资自主增长意愿不强, 预计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24%左右, 名义和实际增速均比2010年有所回落。

4. 居民消费保持平稳增长。

近年来就业形势和工资水平变化为扩大消费增强了后劲,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助于减轻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储蓄消费型增长模式使我国消费有较强稳定性, 但房价、物价上涨对部分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有较大负面影响, 家电下乡、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以旧换新等扩大消费政策出现效应递减现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预计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8.6%左右, 实际增长14%, 比2010年低1个百分点左右。

5. 外贸出口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使居民消费增长疲弱,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贸易摩擦明显增多。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将减弱对原材料进口的新增需求, 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对贸易结构调整有较大影响,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将带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品出口增长快于传统优势产品, 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可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速将比2010年明显回落。初步预测, 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6%左右, 进口增长20%左右, 顺差1650亿美元, 下降13.2%。

摘要：2011年, “十二五”规划和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和城镇化进一步加快都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但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中东、北非等局部地区局势紧张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经模型测算, 预计我国经济增长9.5%左右, 速度略低于2010年, CPI涨幅可控制在4%左右。2011年宏观调控的最大难点不在于总量矛盾, 而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要保证“十二五”发展的主题、主线在开局之年落实到年度工作中, 必须在深化改革方面给力, 力争在调整结构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3.中国政府经济 篇三

一、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性乡村社会向工业性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先将市场逐渐培育起来，同时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一种渐进的分阶段推进的改革模式。市场的培育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未来改革的中心任务将是政府职能转换。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政府的经济职能一般限于：(1)提供制度安排。包括对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货币、度量衡、破产、专利、公司章程等标准的提供等等；(2)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经济周期总是上下波动的，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减少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3)弥补市场失灵。按照斯蒂利茨对市场的分析，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垄断、“搭便车”以及外部性因素而引起，相应地，政府应具备这些职能以弥补市场失灵。第一，维护竞争。市场并不总是能够维系自身健康合理的运行，“企业抱怨政府干预过多”实际上是一个悖论，政府的行为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法、合同法、公平交易与价格仲裁法、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措施，对维持和增进私营部门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缓解“基础瓶颈”。有些有益于社会整体的公共物品，对个人而言却很难根据其使用的数量而付费，从而出现“搭便车”现象，因此决定了其供给几乎不可能由市场上的私人厂商供给，这些物品包括国防、道路和桥梁、航行求援、防洪、清理下水道、交通管理系统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第三，消除市场交易对第三方或周围环境产生的消极的外在性或“溢出”效应，使个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例如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以减少私人汽车对空气质量和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外在性，在政府严格管制的框架内。进行付费的排污许可证等等。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把这些称为“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并归纳为五项最基本的职能，即(1)确定法律基础；(2)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3)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4)保护弱势群体；(5)保护环境。这些职能并不是那些最小化政府的必然角色，而是保证市场运行的必然选择。

政府部门在事实上承担和管理国有资产的情况下，要求政府部门一夜之间完全放弃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和控制，转变到仅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当政府面临各种问题。承担稳定社会经济的责任，致使政府不能完全以局外人的身份而置身于外，于是，政府又以种种理由和方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一边是国家义务教育因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而造成适龄儿童由于家庭贫困而失学，寄希望于社会捐赠的希望工程来解决落后地区贫困家庭儿童的义务教育，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财政能够拿出百亿计的财政资金用于国有银行冲抵坏账；有些落后地区的政府一出手上千万的财政资金用于濒临困境的上市公司，这样作仅仅是为了保住上市公司这个“壳”资源。政府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过多地把资金用于经济用途，真正需要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则由于财政投入的不足而短缺，投入经济建设的资金由于多种原因，又并未实现预期的效率，在社会上造就了一批新贵，国有银行坏账这么厉害，凭什么银行系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同时，义务教育在建国五十五年后，由于公共资金投入不足仍不能真正实施，而仅仅是名义上的。

1978年-2003年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按其职能分类(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他费)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百分比的变化结果表示，政府的经济职能支出逐渐降低，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比重从改革开放时1978年的64％，下降到2003年的30％左右，但仍然是所有职能支出中比例最高的。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渐得到加强，社会文教支出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较快增长，但进入90年代后增长缓慢，而在2002、2003年度首次出现增幅下降的趁势。如何确保政府财政资金能够更多地支付在政府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上，这是值得研究和思索的。

二、政府规模、政府范围及约束条件

政府规模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它的范围，即让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而政府规模扩张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普遍趋势。这里的政府规模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也指政府机构与人员。所谓政府规模扩张是指在政府职能与权力扩张基础之上的政府机构与人员膨胀。衡量政府规模扩张有两个主要指标：一是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里的政府支出主要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及转移支付。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不断增长，现在美国政府的支出约占美国GDP的1／3强，而在1913年还不到GDP的10％；法国、德国、意大利则更高，仅公共部门支出就占了GDP的1／2强。在我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2％。对比中外政府支出比例，不难发现中国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收缩政府职能，从而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并导致政府支出比例下降。

从1978年-2003年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总值百分比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之前呈逐渐下降之势，从1996年后才逐渐上升，到2003年达到21％。西方发达国家则因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影响，导致政府支出猛增。另外，中外政府支出结构差异明显。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的比例很高，以美国为

例，1996年仅社会保障开支就占了政府支出的53％。我国的政府支出则主要用于政府消费，仅支付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就占了财政收入的60％。二是政府公务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务员占人口比例较高，美、英、法、德、日分别为6.8％，7.8％，11.8％，6.9％和3.8％，现在美国每128名选民中就有一位民选官员，每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位政府文职工作人员。而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则更高，1979年党政干部约279万人，1989年为543万人，增加了264万人，增长了近1倍；1995年则为1042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499万人又增长了近1倍。若加上事业单位人员共计3576万人，平均每30人中就有一位官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占全国人口比例事实上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从1978年-2003年间我国政府常规费用支出占国内GDP百分比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偏低的，中国政府的常规费用支出占国内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也低于较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尽管中国政府常规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占大，而且可以说是偏低的，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之大，对社会经济活动影响之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政府支出比率既定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政府支出的类型，一般说来，政府用于购买物品和服务的支出越大，政府干预的程度越大，因为政府重新配置资源的规模越大，政府用于转移支付的支出越大，政府干预的程度越小。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导致国内经济活力的缺乏，效率的低下。资源的大量浪费等等不一而足。究其原因，政府对要素市场土地、人力、资本的控制，使得这些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政府仍然起主导作用，而政府追求的是社会公共目标，因而不可能去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地方官员为政时，力求GDP增长最大化、税收最大化、本地就业最大化，造成市场资源的浪费，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市场分割及歧视，市场的分割抑制了竞争和专业化分工，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和科技的创新。政府对经济调控通过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干预来实现，有悖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和手段。现政府更多地通过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来实现其所希冀的宏观目标。政府能够干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这表明，政府实际上仍拥有很大的资产处置、资金信贷和人事任命权，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具有法人财产权的独立的法人实体。因此。兰微观主体经营出现困难时，自然而然政府也就成为事实上的责任人，最后，导致政府也完全无法承担这么多、这么大的经营责任及风险。政府的责任少了。权力才会少，压力才会小。减少政府责任，缩小政府的权力是关键措施之一。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此条件下，政府如何成为有效政府，是能否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

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或职能的转变，政府部门很难自主地进行限制，只有来自其他权利的保障，通过其他权利的履行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如保障农民的权益，解决三农问题，如果没有农民的自由迁徙，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最近出台这么多的措施限制政府在对待农民工的不公正的政策措施。社会每当为一个人多提供一种自由选择，社会就会增加一个需要自我负责的人，政府的责任边际减少。通过法制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企业的自主决策的经营权利，是对政府强权的限制。

三、结论

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为我们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政府与市场是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制，政府权力机制来自权威性和全民性，具有强制力，市场机制来自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趋利要求，是自发性的，因此，政府与市场应该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作用，不能相互替代。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会由于政府的强制力而造成垄断和效率的损失，同样的市场去替代政府，也会造成社会公平的缺失，损害社会福利。但市场机制的建立不可能完全自发地形成，还需要政府的主导和规范，市场机制在形成过程中，是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博弈及利益的调整过程，政府主要职责是维持双方博弈的规则公正而透明，而不能直接地干预，否则，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机制的培育永远都无法完成。市场机制的培育、形成和发挥作用，不仅能够有效地替代政府原有的职责，使政府真正地履行其公共职能，同时，还能够抑制政府的职能越位。

4.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篇四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危机，再到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银行被收购、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全球股市的持续下跌„„08年的这场金融海啸，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冲击。

经济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矛盾，又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的两极分化，从而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劳动者实际购买力有限，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选择借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即超前消费。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并为其服务的。自从纸币特别是后来的账面货币、电子货币产生后,人类便进入了虚拟货币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资本的投机性和贪婪性：“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由于是虚拟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 就会引发很多问题。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超前消费、入市投机，但由于信用体系出现了问题，很多本来不够条件贷款的人贷到款。而银行发放大量贷款,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很多人没有能力还贷，银行发放的贷款难以收回并形成大幅度增多的坏帐,使银行的金融资产因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账面价值进而产生金融泡沫,泡沫不断膨胀并最终破裂,引发了金融海啸。

次贷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业，使沿海城市的大量出口企业倒闭，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还加大了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只要有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其他国家都不可能不受影响。面对金融危机，我国自身应做好：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做好宏观调控；拉动内需，刺激国内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在做好自身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应对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的，所以要加强合作十分必要

5.中国经济体制对经济理论的挑战 篇五

中国市场经济对经济理论的挑战涉及到四个方面：资产的私有与公有，西方法律体制与东方不正规的法律体制，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以及多党制与***的政治体制。

1.私有制与公有制

中国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进行着有趣的试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与外企合资的企业，显示出了效率，它们财务独立并正赚取大量利润。许多乡镇企业也成功地增产和赢利。中国乡镇企业成功的经验足以向那些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私有企业才可能有效率的的教条挑战。

中国绝大部分资产由中央政府、省及当地政府以及乡村集体公有。为了使这些资产的管理具有效率，激励机制得到了运用，最为普遍盛行的就是承包，即已为人们周知的`责任制。典型的例子是乡村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和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企业租赁。承包的条款包括确定租金和利润分配形式。总之，企业的利润和管理者与工人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对公有资产的管理者提供激励，是中国成功之关键。

一次私下的交流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上述说法质疑：中国绝大多数资产是公有的，但应区别--土地作为资产是公有的，使用土地的农户经营的企业却是私有的。的确，这家私有企业租借了一块公有的土地来生产和经营（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但是在中国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乡村政权才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除管理既有资产外，政府单位还在不同程度建立起新的企业。甚至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大学也建立自己的企业。有的出售研究成果和提供咨询服务，另一些出售由大学教员经营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公共机构赋予给企业一些有利条件，包括企业可以分享的（公共机构）的声誉、人员和物质资产。公有制可能的好处也许是社会成本与垄断力量结合。不过，在中国公有制企业仍是其他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竞争对象。

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西奥多.葛鲁夫以及其他人那儿找到，他们呼吁要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工人提供激励。国有企业经营亏损可能是资本老化、管理方式对新的市场环境之缓慢适应，或者政府为工人提供就业的责任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本身导致的结果。

解释乡镇企业效率的理论可在马丁.L.魏兹曼和许成刚，C.张和Y.王，车嘉华和李大卫等人那儿找到。他们分别将乡镇企业效率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作天性，政府的经济能力和政府的信用。马丁.L.魏兹曼、许成刚和李考虑了产权模糊因素。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内容是腐败。罗格.H.戈登和李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回报不仅对促进改革提供激励，而且会对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提供激励。

2.现代法律体制

西方经济发展中实行的现代法律体制有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中国非西方化法律体制被西方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是残缺的。尽管它可以被称作半法律体制（semi-legal system) ,而法律也在中国有了几前年的实践，但它仍是一个不健全德法律体制。与西方不同，中国法律体制下，合同的履行部分地依赖于一种非正式德社会联系，即所谓的“关系”。“关系”在确保合同的履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首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合同都将被严格履行？客观情况下应有一个履行合同的最优程度来平衡成本和收益。第二，假定履行一个合同是有利的，那么通过法律履行意味着与通过关系履行的对立。实际上司法体制没有必要放到这种合同的履行上来。美国法律体制下履行合同的高成本表明，部分地通过非正式网络履行合同也许会有一些好处。第三，并非所有的接触都可以清楚地记录下来，在合同不清楚之处，一些争论应由法律手段解决还是由非正式关系解决。

研究“关系经济学”是十分有趣的。“关系”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拥有“关系”就好比拥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知识，拥有与授予大学学位类似的名声，拥有一个良好的信用。发展“关系”是积累人力资本，好比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或创

6.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篇六

——县际竞争与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

摘要：张五常提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县际竞争促使市场经济价格体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的背景下，探寻西部经济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县际竞争约束竞争合约成渝经济区

中国经济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几乎处于相同的步调，理论引导着改革实践，而实践又不断为理论注入新鲜血液。张五常是为中国改革引入科斯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产权、合约理论与科斯一脉相承，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要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待成渝经济区的问题，必须先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相关概念、理论说起。

一、县际竞争与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理位置邻近的县级行政区政府围绕改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非流动经济要素、吸引资本、劳动等可流动经济要素而展开的竞争，培育要素在当地的“根系”，使之扎根当地，其目的是通过吸引资本、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争取上级特殊政策以尽可能提高本行政区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县际竞争双方处于不同承包合约的同一层次，这种合约安排使县际竞争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县级行政区的界限、竞争激烈等

所谓“县际”，也就规定了这种竞争的界限是县级行政区，县际竞争不是简单的区域竞争，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在农业、工业、房地产等经济层面都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镇、省而是在县，从土地的使用权对经济的作用来看，县际竞争比一般情况的地区政府竞争更有现实意义。

“竞争”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每个经济人都在极力使用稀缺资源来满足需要，如果竞争是无序的、混乱的，那么会产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实就是实施不完善制度而产生的制度费用。产权界定是保障竞争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约束竞争的角度来说，产权界定下的权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组合约，称为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最激烈。因为县级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大。而且，在同一个省或市政府辖区内，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地域的边界、权力的边界均比较清楚、所拥有的条件也比较清楚），县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绩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县，其主要领导可以进入到高一级政府党政班子的常委）、县财政的松紧、县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招商引资提成、经济发展奖励）等都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县级政府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的特征。

二、成渝经济区现状分析

2009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编制工作会，会议初步商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涵盖四川的15个市和重庆的31个区县，总面积是20.61万平方公里，人口9840.7万，GDP总量1.58万亿元。其中重庆除了一小时经济圈的23

个区县外，还有渝东北的万州、梁平、丰都、开县、垫江、忠县、云阳和渝东南的石柱八个被纳入了成渝经济区，整个成渝经济区涉及的重庆幅员面积是1.15万，占37.56%，占重庆人口238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62.5%。

成渝经济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条件优势，长江及其支流贯穿整个经济区直接带来交通优势，另外劳动力资源丰富、幅员广阔、西部科学技术中心等优势也让经济区具备了发展成为增长极的可能条件，“十二五”规划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渝经济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领跑者的地位，无论从经济区自身优势条件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说，在这样的机遇下，成渝经济区极有可能成为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领力量。

成渝经济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两个经济中心构成的双核经济区，而且成都和重庆在行政单位上来说处于不同地位，重庆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则属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围，正是这些独特又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成都和重庆是相同经济区内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没有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实际上确实也很少），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恶性竞争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那么如何规范这种竞争？怎样安排制度来约束竞争呢？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以资产界定的权利，也就是私有权，对成都和重庆两个独立个体来说，私有权的界定是清晰的，这种界定以行政界限为基础；第二、以等级界定的权利，虽然二者的行政等级不一样，但是不存在谁附属于谁的问题，所以没有经济单位等级的高低之分；第三、通过法例管制，这类权利结构的主体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风俗或宗教约束，对成都和重庆来说，这类权利结构的比重很小。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独立的两个个体来说，成都和重庆拥有各自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私有权，但是作为成渝经济区，二者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主体，是否需要重新界定产权呢？就目前来看，经济区内要素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资本，在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为经济区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庆维持一定的产权也许可以解决要素流动的部分问题，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次，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NGO）和普通民众。一旦政府转变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县际竞争同样如此，因为县级政府的职能从监管经济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此时的外部性问题需要另外的监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中会特别强调中央扮演的协调作用，真实目的就是减少负的外部性。

三、基于宁波地区实践的相关建议 宁波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与县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分不开的。宁波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6区5县（市）。2007年宁波县域面积、县域人口和县域GDP分别占全市的72.7%、61.3%、56.3%，县域经济在宁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地区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县际竞争路径与制度选择的探寻中，提出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职能运行机制；缩小政府规模，强化县乡体制改革，精县、简乡、强村；实施合理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等建议，从而提升制度竞争力。可以看出宁波地区对发展县际竞争，更多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另外弱化县的行政职能加强市场职能，突出区域合作。

成渝经济区的县际竞争要复杂一些，而且较宁波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低一些，然而县际竞争的问题却类似，在参考宁波地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庆的行政地位。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县可能属于不同的省份，如果过于强调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为竞争者的寻租过程中，经济发展策略难以统一，经济区内部仍然处于市场分割状态，那么县际竞争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部效应。

其次，加强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可以有效减少外部性问题，而且川、渝对于中央来说处于相同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中，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区有权威领导，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政策协调。

最后，通过成都、重庆两极之间地区的县际竞争，加强“轴”的经济地位，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点——轴——区”发展模式。

县际竞争发展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快速发展成渝经济区的浪潮中，县际竞争更能体现作用，不过，推陈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强调竞争的同时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关职能改进，从而促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

注释：

1、《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张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页第二段

参考文献：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现状及成渝经济区发展远景——基于“十一五”时期区域发展的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

《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长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十二五”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宁波地区县际竞争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范廷国、朱国军，[A]

7.中国政府经济 篇七

2014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8万亿元,增长47.4%,依然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2014年,网络购物交易额大致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年度线上渗透率首次突破10%。随着移动购物市场的飞速发展,典型电商企业向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市场的扩张,未来几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仍将保持30%左右的复合增长。2012-2014年期间,电子商务在企业整体业务中的占比逐步提升,其中B2C市场在2014年完成1.26万亿元的交易额,在网购市场中占比45.3%,B2C平台(旗舰店/专卖店等)业务发展迅速,但平台业务的发展无法完全满足企业品牌建设需求,独立B2C商城建站热潮一时风靡。此外,2014-2015年期间,跨终端、海外购、多元化等新特征出现,为了提高运营效率,节约成本支出,企业在电商软件管理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2015年,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开始探求与互联网的融合之路。

2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认为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奇迹,但这奇迹背后隐藏着许多隐患: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最快的21世纪的前10年,过于追求经济总量的上升,代价却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简单的生产技术、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产能过剩。遭遇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后,我国渐渐回归了理性,不再追求片面的GDP增长时,但已经开始承担前十年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后果。

笔者选取以下几点与美国实体经济的状况作为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危机之中。

第一,土地成本。由于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GDP增长而施行的卖地政策,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土地成本越来越高,2015年中国工业用地地价约为1 600元/平方米,而美国地价仅为29元/平方米,仅仅是土地成本我国就比美国高出50倍。

第二,资源成本。中国资源丰富,但是资源使用率却较低,这导致我国的石油、电力、水等资源成本还是远远高于美国。

第三,税负和借贷成本。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也不少于欧美国家,但是我国企业的借款成本却远远高于美国,即便是年利率10%的银行贷款利率都很难实现,银行往往暗中加大贷款利率,更不用提及年利率至少20%的民间高利贷,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几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四,绿色经济成本。中国也在倡导绿色经济,科学发展观,那么,在我国制造业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条件下实现绿色经济,无疑又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加大了负担。

第五,劳动力成本。那么我国唯一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呢?自2013年后,我国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接近相同,这说明,我国唯一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更有经济学家预测到2018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要低于中国2%~3%。随着物价、房价的飙升,中国人的生存成本陡然上升,那么中国劳动力价格必然上升,对于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相比美国,美国拥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提高了劳动利用率大大降低了其劳动力成本。

最后,中国的制造业也因为高速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煤炭、水泥、风电、光伏及石化等多个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3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两个“恶性循环”

3.1 生产者恶循环

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之电子商务带来的冲击,使中国的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者陷入了以下恶性循环:低利润→低生产动力→质量低下的产品→消费者较低的消费激情→较低的消费水平→恶劣的价格竞争→低利润。

恶性的价格竞争不仅仅限于实体经济也突显在电子商务领域。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淘宝平台。淘宝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其巨大的市场与交易额离不开“盗版”。盗版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生产者的成本,加速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对于市场的渗透,但是往往导致更严重的价格竞争。实体经济成本突显,电子商务的冲击又使商品价格进一步降低,越来越低的利润使实体经济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实体经济的萧条也导致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这更加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如果中国的实体经济不能得到良好的转型,继续积攒泡沫,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就不会光明,同时电子商务这种依托实体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形式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3.2 消费者恶循环

消费者人群大多为工薪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往往取决于自己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双重影响。由于实体经济企业和公司发展同时受到电子商务的冲击,导致其利润较低,也就直接导致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较低,再加上中国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导致中国的消费者普遍拥有较低的消费能力。

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消费者的恶性循环:企业低生产利润→劳动者低收入→消费水平低→更注重商品价格→转而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消费→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低生产利润。

中国的消费者较为务实,注重价格,这不仅仅出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消费者消费水平有限。人均收入的统计学层面上的上升不足以提升广大工薪阶层消费者的消费动力,这也是大多数消费者选择价格更优的电子商务消费模式的原因。但是电子商务的繁荣并不能为社会创造持续的、优质的经济增长。这样,实体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的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降低,工薪阶层转而通过电商购物,往往导致了电子商务的虚假繁荣,而这又进一步冲击了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困难。

4 中国经济分析与未来展望

中国实体经济面存在着土地价格过高、税负压力大、内需不足、劳动力成本优势流失、资源成本较高、市场不完善及资金的匮乏等。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各种压力下艰难成长,虽然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困难越来越大,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新兴的电子商务也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兴的电子商务将原本实体经济中的劣势放大,当更加便捷和低廉的电子商务逐渐被市场所接纳时,实体经济所能产生的利润便进一步压缩,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市场的资金流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原因,因为制造业利润较低。中国的经济问题虽然很多,但是还没有形成危机,只是处于一种成为危机的状态,只要没有爆发危机,那么中国经济未来扭转局势的可能还存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中国的实体经济可能仍然低迷,电子商务可能进入平滑期,但是十年之后的总体预期还是乐观的。我国现在只要逐渐完善市场,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鼓励创新,积极应对困难解决问题,利用好互联网带来的优势和机遇,消除“恶循环”,让电子商务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壮大实体经济,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创新,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形势便是前景光明的。

5 结语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近几年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是未来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将趋于平稳,中国电子商务将随之进入转型期。由于我国目前实体经济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良好解决,同时电子商务环境管理逐渐趋于严格,依托于实体经济的电子商务必将面临巨大考验。未来的几年中,我国只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营造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实体企业治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才能克服我国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恶性循环。同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发展,规范电子商务市场,才是中国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出路。

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日益普及,渐渐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电子商务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较为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特有的问题。本文利用两个“恶性循环”来分析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作出预测和展望。

8.健康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 篇八

一、健康经济是新型发展模式

所谓健康经济，是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健康为目标，以维护生命健康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其中，经济发展健康是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则是经济发展健康的基础要求。

健康经济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促进经济运行健康，要求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必须以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为前提，促进绿色发展；要求生产要素必须实现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集约发展；要求经济结构合理协调，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体现平衡发展。二是经济运行必须以不损害人的生命健康为底线，以保障生命安全、提高健康水平为原则，充分考虑发展的资源显性成本和健康隐性代价，实现生产过程、市场流通、产品服务和消费处置的全程健康，践行人本发展。

健康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倡导资源节约、生态友好、人民健康、社会和谐。它摒弃传统追求物质产出最大化的发展模式，颠覆GDP崇拜的考核体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与全球倡导但难以全面推进的绿色经济相比，健康经济以促进生命健康为基础，以发展高附加值健康创造业为路径，超越了绿色经济的控制性发展内涵，是一种进取性的新型发展模式。

健康经济的核心动力是改革和创新。发展健康经济，体制机制障碍是目前的最大瓶颈。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健康农业、健康制造业、健康服务业等健康产业，是发展健康经济的重要产业支撑，也是当前全球最前沿的创新领域。必须通过认识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把握创新前沿，打造健康创造业，抢占全球发展先机。

健康经济的根本目标，是在保障和促进人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经济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健康的基本标志，它与人的生命健康共同构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这既是发展健康经济的根本目标，也是人类发展的最终追求。

二、健康经济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健康经济作为新型发展模式，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基本要求。发展健康经济，对于我们践行科学发展、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健康经济有利于破解当前发展困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投资、高出口、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矛盾愈加恶化，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重发，经济发展“不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症区”。健康经济超越目前“循环经济”与“绿色经济”等模式，将健康纳入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注重绿色发展，推动转型升级，打造新的增长点，这是党和国家解决社会矛盾、回应群众呼声，重新思考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一次理论自觉，也是破解目前发展困局的根本之策。

第二，健康经济是创新发展，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之策。从全球经济发展看，不同时期均有标志性的技术创新引领时代发展。继蒸汽机、电力、IT技术、新能源之后，生物健康技术突飞猛进，健康产业附加值和发展潜力巨大，已经呈现引领新时期全球经济的趋势，将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加速，健康消费需求正呈现爆发式增长。我国率先倡导健康经济，将可以抢占全球制高点，在现代生物技术创新、健康产业发展以及扩大健康需求、促进健康消费等方面抢占发展先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健康经济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人民的健康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健康经济，保障和促进人的生命健康，本质上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民生工程。生命健康是人的永恒追求，健康经济则是持久的动力之源。健康经济以可持续发展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人为本专注人民幸福生活，以绿色发展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

第四，健康经济有利于凝聚国际共识。《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发展绿色经济、倡导节能降耗减排的理念逐渐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同。但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意味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将使各国在绿色发展上难以达成全球共识。而健康经济超越绿色经济，其进取型发展理念容易形成全球共识，特别是能够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因此，我国率先倡导健康经济发展模式，以健康来引领发展，有利于在全球凝聚共识，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发展健康经济的政策建议

第一，健康经济应成为国家战略。建议全面开展健康经济研究，抓紧制定健康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加强健康经济发展模式的顶层设计，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意见，将健康制造业、健康服务业等健康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产业规划。破除限制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制度创新和配套政策支持健康经济发展。

第二，推进试验示范和改革创新。选取东、中、西部典型地区，分别进行健康经济试验示范，赋予示范区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权力，推进土地、户籍、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创新。改变以GDP、财政收入等考核指标为代表的传统评价体系，建立以健康GDP、居民健康指数、幸福指数等新考核指标为核心的健康经济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