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共8篇）

1.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篇一

福师大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考研个人体会

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寄出，考研的事情算是尘埃落定了，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这段经历觉得挺值得在这里留下一个记忆，如果能对其他准备考研的朋友有一些帮助那更是甚感欣慰。

我是往届生考研，工科跨到文科，跨度比较大，所以在决定辞职的时候还是面临不小的压力，但对专业的兴趣爱好还是给了我足够的勇气和动力。所以首先想说的就是考研的目的，这个很重要，需要事先考虑清楚，因为一旦决定之后将是日复一日的读书、复习。个人以为最好是为了兴趣考研，要是有以后从事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打算那是最好不过。当然也有不少是为了有个更好的就业，这也很好，切记不能因为没有好的就业盲目考研，这样复习过程中很可能会坚持不下去，而且会浪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即便考上未来的三年时间也有可能会颓废地度过。

考研到底难度有多大，我个人的意见，考研就是一个长跑工程，需要的只是坚持，当然除了少数学校的少数专业是需要有专业的.深厚底蕴的，例如北大的中文系，其他学校专业的考生大家的基础其实都差不多，唯一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坚持复习到最后，考研过程中分心的事情和各种诱惑比较多，最重要的是能静下心来读书，所以又说到那一点，兴趣是支持你走下去的最好的动力。

再说考研学校的选择，基本就是这几个要素：城市、专业实力、考试难度。报考前这个弄清楚很重要，因为同一个专业每个学校的研究方向、专业擅长会相差很大，要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例如古典文献学，浙大主要是做敦煌学研究，山东大学主要是版本目录，福师大则有几个经学文献的老学者。至于考研难度上应该选择一个自认为难度较大的学校，等你复习到最后其实就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毕竟是考研了，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对以后的就业和读博都有帮助。至于我自己因为辞职考研，专业跨度太大，基础太薄弱，那些名校还是没敢报，加上年龄已比较大，因为万一考不上这个压力估计我扛不住。所以权衡之下选择福师大，因为福师大相比来说，考试难度小，中文的专业实力也很不错。

考研复习我觉得最好是像应届生那样在学校大家一起复习，这样自己会有个监督，不至于懒散，而且各种消息也更能及时得到。我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复习，很能感觉到这样的环境很不适合学习，早上经常睡个懒觉就起不来了，周末晚上还会忍不住看看非诚勿扰什么的。所以有条件还是到自习室去学习。

下面具体说说我的复习安排和方法。

考研复习从暑假开始基本就差不多，但如果专业跨度大，报考学校竞争激烈那最好再提前两三个月。我是从五月份开始复习的，时间上没有问题。具体安排上，专业课和英语从一开始就应该开始复习，政治可以等到八九月份大纲出来开始。

政治：

政治的复习个人觉得只要不忽视就行，大纲出来了买套大纲解析通读一遍，但我没有用大纲解析，感觉比较繁琐，个人推荐肖秀荣的知识点讲解，重点很突出，线索也清晰。另外再做一套选择题，考前做两套模拟题大概知道客观题的答题方法就差不多了。政治只要不是裸考，过线都不会太难，我那时就因为复习时间太少了，没重视起来所以只考了58，其实挺可惜的，政治考得少了总分很吃亏。

英语：

英语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坎儿，很多人就是被英语脱了后腿。根据我的经验，英语最重要的是真题的熟悉。十年的真题是最好的复习资料，很多人认为真题既然考过了那还有多大作用，其实不然，相比于其他的复习资料真题是最直接地反映考题的文章的范围和难度的。复习真题时应该用精读的方法，读懂每一句话，理解每一篇的意思和每一个问题的逻辑，同时可以把真题中出现的所有生词都背熟，这样基本不需要另外单独地背诵单词。我复习时把真题反复做了四五遍，其他资料基本没怎么看，只是偶尔做几篇阅读练习。对我来说这样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最后英语也考的比较高。英语主要就是阅读部分，这个是平时复习的重点，到考试之前可以背诵一些作文的模板，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另外考试时的时间安排也很重要，我采用的方法是先做完型，再做阅读，然后写作文，最后做翻译。万一时间来不及最后的翻译可以大概地翻译单词的意思，总能够得几分的。最好在考前按考试时间模拟两份试卷，找到考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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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篇二

关键词：佛教,性灵说,许地山,《命命鸟》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灵魂。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宗教信仰更是在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 让后人褒贬不一的作用。可以说, 在一定程度上, 宗教让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人文色彩。纵观人类历史, 宗教一直是人类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大多表现为巫术、神话或者宗教观念的形式, 表现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则有赞歌、娱神的音乐舞蹈以及表现宗教的绘画或雕刻等。

宗教与文学, 这两个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相互交织而共同发展。正像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学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样, 中国文学的充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佛教广泛传播的结果。“人的最高境界为真善美, 其中哲学是真, 宗教是善, 艺术是美。”[1]宗教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在中国文学的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学者周群教授在《宗教与文学》这本书中也论述了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宗教与文学的三大共同点:首先, 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 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神憩息的家园;其次, 都以想象为重要特征;第三, 都具有潜移情志、感动心灵的功能”。[2]文学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 注重人的精神扩张, 在创作的目的、思想、价值取向以及境界追求上都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 为了文学意味的渲染以及内在张力的扩张, 文学有时候会适当地“牺牲”宗教那种虔诚的信仰与执着, 而是在真善美的铺陈中寻找最为人性的契合点。而佛教, 作为宗教的一种, 源远流长, 其教理是改善自己和帮助其他生灵共同进展, 相互成就。佛教鼓励人们积极承担对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用智慧的方法解决, 导归劝善, 让人的心灵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佛教之于中国古典文学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了中国, 但是在东晋之后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在南朝。产生于印度的佛教, 经过传播来到中国, 逐渐带入了中国化的特点。“佛教的‘中国化’和‘化中国’都深刻影响到南朝的社会文化、士人心态和文学艺术”[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新变的过程, 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得益彰。“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 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 是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功利性的文学思想, 重伦理, 重政治。具体表现是儒家的‘兴、观、情、怨’。这种观点并没有涉及文学的真实问题, 更没有觉察到文学的审美特质。佛教传入后, 中国古代文论重新定义文学的真实性, 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理论。”[4]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无论是文体的开创、技巧的表现、文藻语法的讲究、境界的创新、内容的蕴涵、价值观的突显等, 对人们思维领域的扩大, 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中国自汉魏以来, 散文和韵文日渐骈丽, 相对的, 佛经却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出现于世, 经典或以长行、重颂、譬喻宣扬佛法, 或纯以讽诵传播教义, 这种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

同时, 佛教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 特别是般若空和禅宗的思想, 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以及意境。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多与高僧交往, 因而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就融入一切皆空的思想, 佛学思想的广泛应用, 也使中国诗歌史产生新的局面。晋代被称为“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 就对佛学有着深刻的研究, 将山水与佛教义理相结合, 师法自然, 一切皆空, 其诗歌所表达的独特韵味亦使人心驰神往。到了唐代, 诗歌与禅宗的联系就更加的紧密了。“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 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 到了唐代已经成了中国人寄托彼岸情怀的理想净土”[5]。唐代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维、杜甫等, 常与禅师往来, 谈禅论道, 受禅师们的潜移默化, 以诗表达禅理、禅趣, 为唐代诗歌创作开了一条路。以禅入诗, 是唐诗的特色。如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表现无常寂灭的心境。而孟浩然、柳宗元等, 其诗歌也与佛理相融和, 达到以文学弘扬佛法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性灵说”也是吸入了佛教思想的精髓。“就‘性灵说’而言, 其纵向渊源或与先秦本土以来的‘神灵论’、孟子的‘心性论’有关;其横向渊源, 则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文学思想、审美观念、诗文创作等密切相关”[6]。性灵说的完善是由明、清的“公安三袁”和袁枚完成, 其探源空间也是十分广阔的。著名的士大夫范泰、谢灵运、颜延之、何尚之都使用了“性灵”一说, 加之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 所以“性灵说”中融入了大量的佛教情怀。“从范泰、谢灵运使用‘性灵’一词的语境来看, 他们的‘性灵’显然是与佛教密切联系的。‘性灵’的‘性’, 就其思想来源, 很有可能是‘佛性论’”[7]。可见, 佛教教义在当时社会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当时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佛教经籍繁多, 其实不超出“四谛”, 即“苦、集、灭、道”, 只有通过修行, 才能脱离苦海, 达到不生不灭, 永恒寂静的境界。不论是田园诗人还是性灵学说都自然而然地吸取了佛教的精髓, 将普度众生的佛教精神渗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中。

二、佛教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自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 就与中国文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教义借助文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 在中国不只扎了根, 而且发扬光大, 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 中国文学也受其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其中包括作家思想和创作。自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学, 无论是诗歌、散文, 还是后来的小说、戏曲, 都可见出佛教理论和经典文体的渗透与影响。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 依然可以看到佛学与文学的关联。鲁迅、周作人、苏曼殊、许地山、老舍、丰子恺、沈从文、宗白华、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均透着他们对佛学思想的深切领悟和体验。

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时代, 佛教无疑是人们超越苦难的最理想精神寄托方式。这是佛教能在中国推行开来的原因。鲁迅对佛教的偏爱, 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 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 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原始佛教在肯定人生是苦的同时, 也提出了解脱之法, 即皈依佛法僧三宝, 四大皆空, 劝戒世人修持得福。看破红尘, 出家修道, 是修持;不出家, 能够敬三宝, 持斋茹素, 也是修持;再其次, 只是乐善好施, 克己利人, 也是修持。出家是看破红尘, 涅槃是最终的解脱。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了对佛教的执着, 人生是苦, 万法皆空, 他关注苦难, 关注中国人的国民性, 并从中体会到了生存的艰辛与严酷, 他笔下的祥林嫂即是最典型的代表, 她一生都在悲剧中跌跌撞撞, 最后到死只祈求死去不受惩罚, 来生能有好命。这显然有着封建思想的残余, 但是鲁迅长吁了一口气, 将这种轮回的理念交给了更为广阔的佛教空间, 这是鲁迅的精神放达, 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学交织的结果。

若说佛教思想对现当代作家影响较深的是许地山, 他的作品中宗教意识浓厚, 字里行间也常常感染着宗教的情绪。“许地山的母亲是虔诚的信教徒, 父亲许南英自号留法头陀和毗舍邪客, 还有一位信禅宗的舅舅, 很早就教导他读过不少佛经, 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是极其深远的”[8]。可见, 许地山的家庭环境对于他内心向佛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许地山对佛教的依恋就是当时政治动乱, 生命无依无托的一种深层心理的需要, 苦难大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正如许地山所言:“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 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

《命命鸟》正是许地山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一部作品, 主人公敏明和加陵是一所法轮学校的学生, 因纯真的爱情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 在体味到人生苦之后, 他们走入水中, 得到了永恒的解脱。许地山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缅甸也是颇具意味的。“加陵对于敏明而言, 已经不是生死爱恋的爱人, 而成了在生死海中痛苦流转的众生之一。而正因为如此, 这篇小说已经不是单纯的描写敏明和加陵的爱情故事了, 已经升华到宗教的高度, 众生男女都是‘那世界的命命鸟’。对于敏明而言, 世俗世界‘仰光’也成了彼岸世界, 而佛国净土则成了此岸世界”[9]。佛教认为, 通过修持, 完善自我, 宁静心灵, 就能达到涅槃之境。在有中国佛教之称的禅宗那里, 心性是惟一的解脱之路。禅宗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以及成佛得道都在人的自心即真如本性之中。许地山在内心秉持宗教的信念, 如果按照他对于佛教的融入, 那么《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就不是走向死亡, 不是悲剧, 而是拜托了人生的痛苦, 升入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对死的尊重, 也是对佛教所传达的精神的尊重。

参考文献

[1]王利芬.1976-1922:宗教与文学———从一个角度对今年文学的回顾.创作批评论:36.

[2]李耀威.《宗教与文学》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研究者, 2011.08:22.

[3]普慧, 刘林魁.六朝佛教与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长江学术, 2008 (3) :169.

[4]陈薪羽, 找小琪.近三十年来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论述.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 (1) (总第124期) :127.

[5]韩伟.探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6-15 (第007版) :1.

[6]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 2012 (2) :139.

[7]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 2012 (2) :140.

[8]陈东海.中国佛学思想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商业文化, 2011, 12:355.

3.中国古代帝王与佛教发展 篇三

汉明帝

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是“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根据《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某个夜晚，东汉明帝(58～75)梦见一位神人，身体是金色的，顶部发出目光，能够飞起来，到达大殿之前。第二天，明帝自述梦境，并询问群臣。有位名叫傅毅的大臣回答：所梦之神可能是天竺的佛。于是，明帝就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返回。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中说，明帝是在永平七年(64)派遣使者求法，永平八年返回。从南北朝到隋唐，即便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都把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当作历史事实征引，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现在洛阳城东有座古寺，名“白马寺”，传说是当初汉明帝为了安置来华的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而建的。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史上有很多不同记载和传说。根据现代学术界的研究，佛教是在公元前后传入汉地。《三国志t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庐。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进入内地一段时间，“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现在也不再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502～549)不仅是南北朝(420～589)时期帝王崇佛的代表，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崇佛帝王之一。他原来信奉道教，即位后下诏舍弃道教信仰，改奉佛教，并且规劝群臣也这样做。梁武帝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的措施很多，不少措施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放置于比儒教和道教更高的地位。梁武帝认为，儒教和道教只不过是讲世间的善，佛教却超越了世间的范围，能够使众生脱离三界的痛苦，达到最终的解脱。当然，梁武帝称佛教是“正道”，并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排斥、打击儒教和道教。他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比儒教和道教优越。

第二，广建寺院，大造佛像。梁武帝在位期间，敕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例如，普通元年(520)于今天南京钟山为其亡父建造了大爱敬寺。这座寺院中有三十六院，各院都有池台环绕。从中院到寺院的大门，长达7里。寺院中建造了无数金铜佛像，还建有七层塔，常年供养了一千多名僧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这座寺院创造了塔包岩壑的奇观。在梁武帝的带动下，王公、后妃以及门阀士族也纷纷建寺塔、造佛像。

第三，除了优待僧人、鼓励佛学研究、举行盛大的法会之外，梁武帝还亲自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亲自讲经说法，参与法会。梁武帝的佛教著作有许多种，现存的约有十余种。

第四，“舍身为奴”，以便激发各阶层信徒对他个人和佛教的虔诚宗教感情。梁武帝曾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由朝廷群臣支付巨额钱财将他赎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他这样做，加剧了寺院经济的膨胀。

第五，严格佛教戒律。梁武帝在位48年，本人按照在家佛教信徒的规定修行，而且要求僧尼严格遵守戒律。他下令僧尼不仅不能饮酒，而且不能吃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惩罚。此前佛教戒律规定，僧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吃肉。梁武帝的禁令影响很大，此后僧尼素食成为中国佛教的定制。

唐代以后，在佛教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梁武帝与佛教僧人的众多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他与禅宗祖师达摩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后代附会的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581～604)与佛教结缘很早。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把他托付给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13岁时才离开尼寺。自幼长在寺庵中，与出家人共同生活，接受佛教熏陶，使他坚信：正是佛保佑他当了皇帝，所谓“我兴由佛法”。所以，他在位期间推行各种振兴佛教措施，全力支持佛教发展。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刚即位，立即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造像106560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隋文帝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佛舍利(遗骨)崇拜的高潮。据说，隋文帝即位之前，一位印度僧人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仁寿年间(601～604)，他先后3次派遣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舍利，并命各州在规定期限内建造佛塔供养，届时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佛舍利崇拜起源于印度，在隋代之前也有仿效供养。隋文帝供养舍利的规模、范围是空前的，并且直接影响了唐代的舍利崇拜。

隋文帝振兴佛教，自然与他个人的宗教感情和信仰分不开。但是，更重要的政治目的，还在于利用佛教的影响，强化臣民对他个人皇权统治合法性以及全国统一的意识。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出家经历的皇帝。他早年为僧并游方数年，这使他十分熟悉佛教的内幕，广泛了解佛教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深刻认识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价值和地位。正因为如此，他在位时期所制定的有关整顿佛教的各项措施，严密而且针对性强，奠定了整个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基础。

明太祖称帝的第一年，诏令禁止自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洪武十五年(1382)之后，对佛教的管理开始强化。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二十七年(1394)再次颁布类似榜文，系统陈述佛教事务管理的基本内容。

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设立僧司管理机构，在中央设僧录司，在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与行政建制相应，构成了严密的佛教管理系统；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这些佛教管理措施，也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

明太祖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禅”，专指禅宗；“讲”，指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教”，指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的僧人。做这些法事活动的僧人，也叫“瑜珈僧”或“赴应僧”。把法事单列一宗，以前没有

过，这是与当时民间显密法事普遍盛行有关。讲僧负有为国家“化导愚昧”的神圣职责，享有与瑜伽僧同样的接触社会的权力。相比之下，当时数量最多的“禅者”，恰恰被剥夺了这些职责和权力。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在明代中期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清世宗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清世宗胤祯(1723～1736)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的内部事务干预最多，采取的管理措施也最细，涉及到组织、经典、教义等许多方面。既要清算历史旧账，更要解决现实问题。他的具体措施和言论，集中在他编著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中。在他看来，佛教要健康发展，佛学要纯正无邪，全仰仗他的整顿治理，全凭靠他的指挥引导。

在清世宗采取的整顿佛教措施中，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他对禅宗修行的三项要求。其一，倡导禅与教的统一。禁止禅宗排斥教门诸派，突出强调学习和弘扬传统佛教经典的重要性。其二，主张禅、净、律兼修，三者不可偏废。通过提倡净土信仰，鼓励僧人遵守戒律，限制禅宗的任性放纵。其三，禁止禅僧呵佛骂祖的言行。他认为，禅宗祖师烧佛像，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是一样的，出家人对佛祖的“信口讥诃，譬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天共嫉，天地不容者。”

清世宗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禅宗叛逆者的成分，把它完全纳入服从和服务于王权需要的轨道。

4.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篇四

摘要：古代文学的“虚静”理论发源于老庄哲学，以“物我两忘”为本，排除主体心中的功利物欲，保持虚静的状态,观照宇宙万物的本源，去物去我，使纷杂定于一，躁竞归于静，造成一种静态的心理定势。艺术创作需要以“虚静”的心态摒除外物的干扰复归人和社会的本真状态。“虚静”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的独特的虚静思维，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往往刻意追求一种恬淡、本真、空灵之美，而其中又往往寄寓着极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关键词：虚静 文学 创作 构思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虚静‛并不是道家的原创，早在周厉王时代的《大克鼎》铭文中就有‚冲上劂心，虚静于猷‛的讲法，指的是敬天崇祖仪式中的一种谦逊、和穆、虔敬、静寂的心态。‚虚静‛一词，在老子《道德经》中则是分解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第十六章》）细究此章，当知虚、静本为两种不同的状态，且此两种状态密切联系，一则虚乃通往静的必然之路，或曰，若达到静，当需从‚虚‛开始；二则，只有致‚虚‛到极处，才能笃实归静，进而达到‚没身不殆‛之境。亦是在此意义上，老子才有‚致虚极，守静笃‛之说。而在《老子道德经憨山注》第十六章里，可见憨山对‚虚静‛的另一解释，憨山云：‚致虚极守静笃者。致，谓推致推穷之意。虚，谓外物本来不有。静，谓心体本来不动……‛其将虚、静内外两分，虚者，将外物空掉也；静者，内心寂然不动也。故欲达到静，首先要‚虚‛，若无‚虚‛之功夫，‚静‛之境界则难以达到。故道家（教）所谓的‚虚静‛可从此境地上做两重观。‚虚‛的功夫在老子《道德经》中多采取‚以无观有‛和‚去欲‛的方式而进行，且老子多言虚无之用——因为虚，故能容纳、涵盖万物。宋人苏轼所言‚空故能纳了‛概括得颇为精当。所谓‚以无观有‛，乃是以‚空无‛之心而呈现‚妙有‛之用：如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即言虚无（空无）之用；第五章‚天地之间，其尤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则亦虚之‚动‛，‚虚‛而动，实乃‚静极而动‛，此乃从哲学之层面言说之。‚静‛的层次高于‚虚‛，乃属道的状态，所谓‚虚一而静‛即言由虚致静：空掉外物为‚虚‛，空掉‚自我‛则为‚静‛，恰如憨山大师所谓‚心体本来不动‛。如果说‚虚‛乃从主体对宇宙万有的‚不执著‛上下功夫，那么‚静‛则从主体自身上着力。‚空‛掉外物已属不易，空掉自我则更加困难，此亦‚修道者多得道者少‛之要因：因为空掉‚自我‛而达成的‚心体‛之‚静‛（定）意味着‚得道‛，意味着合于大化之流行。

老子讲‚虚静‛，首先是哲学意义上的虚静，是建立在老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基础之上的。在道家看来，整个宇宙是和谐的，作为宇宙中的人也应该是和谐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往往被礼义道德、智慧巧利等因素所缠绕，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修养功夫，以清除妨碍和谐的各种干扰，让心灵恢复到原始的朴素状态。这种特殊的修养功夫，就是‚虚静‛的心理过程。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道德经〃第十六章》)王弼注云：‚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注。‛也就是说，道的本体是静，动由静而起，又归于静，动只是静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体道者只有虚静其心，静观万物，全身心地融人宇宙大化流行之中，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体验到宇宙深处的宁静，也才能与道周游，产生至美至乐。‚虚静‛也是哲学宗教上的一种认识方式,《庄子〃人间世》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就是要排除主体心中的功利物欲。有欲之人,心绪卑琐,目光屑小,自难对外物进行审美观照,所以主体要秉心养性,洗涤灵府,以期致虚守静,澡雪精神。两汉的《淮南子》发展了‚虚静‛说，认为‚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说林训》)，‚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原道训》)，使‚虚静‛说更具有美感的特性，将感性与理性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从本体论哲学体系和建构理想人格目的出发,进一步发挥了‚虚静‛的理论。魏晋之后，‚虚静‛说则被大量运用于艺术创作和欣赏，如顾恺之提出的‚悟对之通神‛(‘历代名画记》卷五)，‚悟对‛就是‚虚对‛，也即对而不对，这是要求画家作画时既要把握对象的特征，又要领会其精神实质，达到‚通神‛的境界。嵇康认为欣赏音乐要‚听静而心闲‛,王羲之强调书法创作应‚凝神静思‛,宗炳提出‚澄怀味象‛,都触及了虚静思维的特点和规律。《文赋》中‚伫中区以玄览‛、‚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罄澄心以凝思‛均是指虚静的思维活动。虚静体现了思维活动的物我不分性，虚静是宁静清澈的心态,是空诸万物的心灵境界。虚静要求摒除外物的干扰复归人和社会的本真状态，去物去我，使纷杂定于一，躁竞归于静，造成一种静态的心理定势。

‚虚静‛概念的正式提出，当推六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刘勰继承了老庄‚虚静‛思想，并进一步将它运用到艺术构思的理论中。在《神思篇》中他引用了《知北游》的原意，甚至直接从庄子的论述中引用了原文：‚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神思》）刘勰明确地指出了‚虚静‛心理在艺术构思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刘勰认为‚虚静‛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是文艺创作过程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环节，它是艺术创作前唤起想象的起跑线，更是贯穿着艺术创作中审美感知的心态变化的全部流

程。如果在创作中，艺术家不能处于虚静的状态，则会出现 ‚关键将塞，神有遁心‛（刘勰《文心雕龙〃 神思》），而虚静的方法则是‚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集中注意力，专于一境，清洗主观上的杂念、陈见，使审美主体处于宁静清空的状态。显然，这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最佳心理态势。周星莲《临池管见》说：‚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独居一室，不闻窗外之事，把笔濡墨，临上几行《黄庭经》，回味逸少‚笼鹅而归‛的喜悦；摹写几行《洛神赋》，涵咏大令虚和简静、灵秀流美之韵致。不觉窗外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陶养性情，解脱烦闷，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解放。

所以文艺家创作构思和审美意向中，‚虚静‛尤为重要。文艺家创作之前，应有一种虚空明净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促使‚感会‛的到来。从书法艺术的创作心理上来看，当一个书家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时，他完全摆脱了创作动机上的功利和创作上刻意于佳的心理负累，技法运用熟练似庖丁解牛，自身的审美性灵得到充分的抒发。从 ‚虚静‛的现实层面来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的投人和忘我的专心专心致志。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应排除庆、禄、爵、赏等一切杂念.甚至‚忘吾有四枝(通肢)形体‛，以绝对的献身精神投人艺术创作。以高度的审美态度对待所描绘的事物。纯一不杂，恬淡虚无，使自己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这种亢奋的创作态度是收获艺术仕作的基本前提。庄子还强调精神专一，在‚询楼承惆‛的故事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因为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够全身心地进人创作状态，像庖丁解牛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学家全身心地和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他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动人心扉的、独特的典人物，如汤显祖写杜丽娘是如此，写到赏春香还是旧时裳，竟悲痛至极，不能自己，躲在柴草里长哭不止。

而且‚虚静‛中的聚精思索是创作灵感显现的最佳契机。老子‚涤除玄鉴‛的含义，在庄子那里得以继承和发展，并提出了‚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道‛的命题，并予以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游心‛，是人的心灵在自己内心比界、精神世界中的遨游。‚游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勰的‚神与物游‛，这正是文学构思中的灵感思维。实际上灵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是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倏然所出现的奇思妙想，是对所久久思索的艺术形象的明晰化的意象产生，在艺术创作中在灵感的支配下会创造出非常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果说灵感现象的到来需依靠什么外界条件的刺激，这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是在进人创作时，能够全身心地投人，保持一种专一的、抛却俗务的‚虚静‛的状态则对于创作灵感的触发有着重要作用。

魏晋田园诗派的产生正是得益于‚虚静‛思想促进。老庄的‚虚静说‛直接促使了魏

晋六朝美学理想由‚错采镂金‛向‚初发芙蓉‛之美的转变，对于魏晋人那种‚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赏陶渊明诗中那清明的山水画面，恬淡的田园风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平淡自然，和融淳朴，充满生机，富有情趣。正是在这种远离了秽浊握凝的官场.摆脱了仕途‚尘网‛羁累的田园生活中，‚觉今是而昨非‛的诗人庄周化蝶，物我两忘。感受到‚复得返自然‛的愉悦欣快，悟了‚此中有真意‛的宇宙人生之理。对道家人生哲学及其艺术精神的深刻解悟，不仅使诗中流溢出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生活情趣，而且内涵了自然朴真的艺术精神。

唐代诗人王维颇得道家学说的精髓，在山水诗中描绘了许多带有几分禅意玄思的清逸雅致的画面。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斗，山、翠竹、溪水、明月、花鸟……这里是一个多么清静幽美，纯洁无暇的天地，又是一个多么独立而封闭的世界。这种静谧、空灵的无人之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与物想冥的庄禅境地!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主体抛舍自我;禅宗要求破除‚法执‛，‚我执‛，这些思想都为王维所接受，并将这种境界融进于自己的诗歌，于是使其《辆川集》及晚年的那些山水作品都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思与境偕的画面。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家、诗人宁采取‘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看法，以达到‘澄怀味象’。

因此老庄的‚虚静‛说和后代文论家们对‚虚静‛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的独特的虚静思维，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往往刻意追求一种恬淡、本真、空灵之美，并寄寓着极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参考文献：

5.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篇五

一

1、亦余心之所善兮，()

2、（）濯足万里流

3、（）须把乾坤力挽回

4、日出江花红胜火（）

5、何不策高足（）

6、苍龙日暮还行雨（）

二、《花间集》《四声猿》《六十家小说》《》《》《》《》

三、名词解释

风雅颂史记的五种体例大历诗风公安派桐城派

四、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回答问题。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吾与点也。

1、这段文字出自《论语》的哪篇

2、孔子为什么对子路的回答“哂之”，子路的回答和冉有、公西华的回答有什么异同。

3、由“吾与点也”可以看出孔子怎样的人生志趣。

4、五、作品分析（任选其一）

1、杜甫《秋兴八首》（玉露凋伤枫树林）

2、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六、论述题（任选其一）

1、举例说明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6.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篇六

风的出现，主要是因为()

①城市生活丰富 ②商品经济发展 ③包办婚姻逐渐废除 ④重商观念正在形成A.①②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10．“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是对下列哪一艺术门类的评价()

A.书法B.中国画C.文学D.戏曲

11．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江西南昌)，部将郑璠“以所部发机

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材料主要说明了()

A.唐朝时期，中国战争频繁，割据不断B.唐朝时期，军事将领在战争中善于用火攻

C.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D.唐朝时期，火药武器开始在我国普及

12．2010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05周年。郑和下西洋时采用的一项技术，与今天美国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和中欧合作研制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具有相似功能。这项技术是()

A.指南针的应用B.造纸术的应用

C.火药的应用D.活字印刷术的应用

13．第三届中国民间艺人节2009年10月25日在杭州闭幕。下列是本届艺人节上的两幅作品。它们反映的风格是()

A.文人意趣B.宫廷生活

C.民间风情D.戏曲百态

14．中国古代文学主流表达形式经历了赋——诗——词

——曲——小说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反映了

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②科举考试内容的不断变化

③城市经济的繁荣 ④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15.英国BBC广播公司对2008年北京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评论认为，“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一幅巨大的画卷展示了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展现了中国的自信和

力量。”下图是开幕式表演中出现的一幅画面，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最早的()

A.造纸术B.雕版印刷术C.活字印刷术D.丝绸之路

16．中国在线(2009年10月15日)消息：湖南株洲市文物部门近日在醴陵

发现了一处汉晋时期遗址，考古人员在其中发现了6枚东汉竹简和大量破

损的陶罐、青瓷等物品。那么竹简上的文字，最有可能的是()

A.甲骨文B.小篆C.隶书D.草书

17．有人称：北宋到明清，在“附庸风雅”的贵族文化之外，一种新文化

形态在崛起——植根于熙熙攘攘的商业生活、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的市

民文化。下列属于“市民文化”形态的是()

①《清明上河图》 ②程朱理学 ③元曲 ④小说 ⑤汉赋

A.①③⑤B.②③④C.③④⑤D.①③④

18．中国绘画强调“意足不求颜色似”，西方绘画强调“度物象而取其真”。两者不同的绘画要

求体现了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对比下列两幅画，这种差异主要是()

A.中国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差异

B.专制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差异

C.感性主义传统与崇尚理性精神的差异

D.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

19．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

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意思指的是()

A.楚辞作品缺乏志向追求B.作者为屈原遗作中爱国志向所感叹

C.屈原应该投身于文学创作D.作者认为屈原的遭遇和结局不值得

20．2009年7月20日晚，由北京市教委、国家大剧院主办的“国粹新蕾——民族艺术进校园、京剧进课堂成果汇报演出”在国家大剧院登场亮相。学生在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还可以增长一

些历史知识，主要是因为京剧()

A.是博采众长而形成B.历史故事是其表演的主要内容

C.具有特色鲜明的各种角色D.将唱念做打有机结合21．（某中学生参加电视节目的知识竞赛，有一道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题，他很难确定其中表述正确的选项，向你电话求助。你应帮他选择

A．“司南”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B．“蔡侯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纸

C．火药在唐代开始应用于军事D．活字印刷书籍的出现始于元朝

22．《窦娥冤》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水浒传》颂扬农民起义英雄杀富济贫。这反映了

A．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B．“异端”思想影响广泛

C．普通民众的理想与愿望D．商业发展冲击传统观念

23．清代有学者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

广也。”这表明

A．小说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传播载体B．小说的兴起冲击了封建等级观念

C．市民阶层扩大推动世俗文化发展D．世俗文化整合了社会的价值观念

24.“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京剧艺术中人物的脸谱

A．真实再现了客观历史B．固化了大众的历史认知

C．正确评断了历史人物D．提升了历史人物的价值

25.我国有许多对联表达了人们对历史名人的深切缅怀与崇敬之情。以下对联与相关历史人物对应正确的是

A．一诗二表三分鼎，万古千秋五丈原——诸葛亮

B．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屈原

C．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欧阳修

D．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杜甫

二、非选择题

26．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三 农业的产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古代

中国以农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

征。14世纪后，西方工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不断得到成长与发

展，„„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认识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面

向世界，注重实践的精神，激励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和全新的思想方式探索和解释自然现象。生

产经验的积累，技术能力的提高，也为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吴于廑、齐世荣《世界通史》

材料四 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它(四大发明)，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

复起来。——摘自《孙中山选集》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主要分布在哪些领域？其原因是什么？

(2)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的变化，并据材料三简要说明原因。

(3)如何理解孙中山说的“外国今日知道利用它(四大发明)，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

(4)材料四中孙中山对“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的原因分析是否正确？)为什么？

2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

材料一 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夫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

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朱熹《朱子大全》卷十四

材料二 苏轼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强调书法的精神

气度。他还认为“我书意造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也主张书法“入神”，对

学习古人要“离迹师神”。

宋徽宗赵佶以画花鸟擅长，不仅建立了皇家画院，而且有考试制度。如一次出考题“野水无人

渡，孤舟尽日横”，一般多画岸边泊着一条空船，舷边蜷着一只鹭鸶，或船篷上栖着一只乌鸦。获得第一名的却画着船夫躺在船尾，独自吹着笛子。画家要表达题中“无”，是“非无舟人，只无行人”。那种闲散、宁静、安逸的意境被表达得更加准确。

材料三 14—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的理学逐渐的兴盛、发展并占据统治思想地位；当欧洲发生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中国出现

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当欧洲发生启蒙思想运动的时候，中国清代大兴“文字狱”。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分别用一句话概括朱熹的核心思想主张及其实质。

(2)材料二反映的书法、绘画的特点是如何体现理学思想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如何“做人”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与中国的理学家的观点有何不同？

(4)1903年，蔡元培在《绍兴教育会之关系》中，尊黄宗羲为“东方卢梭”，你如何理解？

第三单元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7.A 【解析】题中评价说元杂剧的语言特点通俗易懂，类似白话，四选项中只有A接近。

8.B 【解析】京剧走向世界，梅兰芳功不可没。A项太过绝对，C项不符合现实，D项违背史实，梅兰芳并非“同光十三绝”之一。

9.A 【解析】明清关注世俗生活小说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生活的需要等决定的，古代中国一直实行重农抑商，包办婚姻也没有废除。

10.A 【解析】本题答题时要结合题目中四种艺术门类的特点，理解引文中的含义。魏晋书法进入自觉阶段，书风突破汉隶的厚重，转向清韵灵动，王羲之是代表。唐朝楷书进入盛世，体现了盛唐气象，楷书重法则，颜真卿是代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书法更重意趣，体现士大夫的审美追求，苏轼是代表。

11.C 【解析】考查阅读史料的能力。唐代，人们在炼丹制药过程中偶然发明火药，唐末开始应用于军事，材料只能说明C项。

12.A 【解析】考查分析能力。GPS系统和“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功能都是定位，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指南针。

13.C 【解析】考查再现基础知识的能力。从题干中的“民间艺人节”以及作品的内容都可以看出反映的应该是民间风情。

14.D 【解析】仅仅从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无法看出①②。③④分别体现了演变的背景和内容，贴切题意。

15.C 【解析】考查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这幅图片反映的是活字印刷术。

16.C 【解析】甲骨文是商朝文字，小篆是秦统一中国后采用的文字，草书是魏晋后由隶书衍生出来并逐渐成熟的字体，故选C项。

17.D 【解析】考查分析理解能力。解题关键是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词“北宋到明清”“商业生活”等，⑤从时间上看可排除，②从商业生活上看可排除。

18.C 【解析】考查比较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中国绘画注重写意传神，追求“得意忘形”，这是感性主义的表现；西方绘画注重写实，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反映。

19.B 【解析】考查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材料表明屈原对楚国人民深深挚爱，对黑暗政治强烈愤慨，这种感情和事迹感动了司马迁。

20.B 【解析】考查分析理解能力。材料中的关键信息是“学生在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还可以增长一些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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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解析】本题通过中国、西方古代科技成果的比较，揭示中国在世界科技发展历史上的地位的变化，分析近代落伍的原因，探寻民族重新崛起之路。第(1)问，要求从表格中提炼相关信息并分析原因，注意“主要”一词，即农耕文明，发明主要与此相关。第(2)问，要求从图表中看出“变化”来，选准15世纪这个基点很重要。分析原因不能脱离材料。第(3)问，实际上要求回答四大发明对欧洲走向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因赋分有限，不必展开。回答第(4)问关键要避免盲从，不能因为是孙中山的观点就想当然，认为其就是对的。孙中山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我们今天分析历史问题时要坚持唯物史观。

【答案】(1)主要分布在数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等领域。(2分)原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发达，统治者重视农业。(每点2分，共6分)

(2)变化：3－15世纪中国科技领先于西方，15世纪以后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2分)原因：领先是因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催生了高度发达的传统科技。(2分)落后是因为14、15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2分)

(3)中国的四大发明使得欧洲实现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2分)(如分别回答四大发明及其具体影响同样给分)

(4)不正确。(2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正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制约了中国科技的进步，(4分)西方的侵略也使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2分)

27．【解析】回答第(1)问，“核心思想”从材料一中得出“理”；“实质”由“理”的内容概括。回答第(2)问，从材料二中提炼出“强调书法的精神气度。”主张书法入神和绘画“闲散、宁静、安适的意境”，然后找出它们与理学的联系。回答第(3)问，据教材回答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含义和中国理学家对“人”的观点。回答第(4)问，意即回答黄宗羲和卢梭主张的共同点。

【答案】(1)核心思想是理。(2分)实质是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规范。(2分)

(2)在书法上更强调精神气度，绘画上更加注重意境。体现出宋代文人更加注意内心道德修养。(6分)

(3)提倡人性，追求个人幸福，倡导个性解放，要求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恪守封建伦理道德。(4分)

7.郑振铎与中国文学文献学 篇七

一

“振铎喜欢旧书, 几乎成了癖好, 用他习惯的话来说, 喜欢得弗得了。” (1) 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这样提到。1937年日本攻陷上海, 许多的藏书楼和珍贵典籍损失严重, 美国、日本也在秘密的收集大量的书籍, 特别是当时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 不断的收购府县志以及有关史料的文献, 目的是为了调查物资和地理情况, 便于制定行军路线, 面对这种状况郑振铎感到愤怒和焦虑, 但他相信“如果能够尽一分力, 必会有一分的成功。” (2) 但是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更何况当时的情形是内忧外患, 许多珍贵的文物典籍已经被运到了伪“满洲国”和美国人等手里, 平贾们也在到处钻营, 郑振铎深感力量不足, 日夜焦虑不安, 他找了一些留在上海的爱书人士, 如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等人联名打电报到重庆政府, 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抢救”文献, 重庆当局决定拨款实施救书, 这项工作在进行中虽经历了一些阻碍, 但是却从敌伪和他国人手里夺下了不少名书古本。郑振铎坚持救书, 可见他对书的热爱,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急切心情, 尽管困难重重, 他仍毫不畏惧!为保存和抢救我国优秀的文化典籍付出了艰辛和努力。

二

郑振铎的藏书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内容也十分广泛, 他收书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有所取舍, 更多的是重视对有文学价值资料的发掘, 正如他所说的“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 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 都是兼收博爱的。”因此他的藏书不仅丰富而且精良!赵万里在《西谛书目序》中提到西谛藏书“就数量和质量论, 在当代私家藏书中, 可算是屈指可数的。”

郑振铎收藏了大量的诗文集, 以明清时期的为主, 由明曹学佺编的石仓十二代诗选, 明崇祯间刊本, 是明代著作中最宏伟的著作, 其中明诗部分曾被收到四库全书中, 虽然郑振铎在购得的一百二十册中, 有的缺卷, 有的缺页, 但他仍觉得“已感满意, 以斯类材料书固不能斤斤于完阙与否也。” (3) 在这类藏书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僻书, 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谛对这些书的挖掘和保存为我们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词作的收集有黄玉林辑《绝妙词选》、旧抄本的《宋元名人词十六家》等,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是他在1957年4月从北京来薰阁购得, 还有1937年铅印本的全宋词, 有三百卷附录两卷索引一卷二十册, 西谛说道:“余藏词满一个室, 无一书昂过于此者。”由此可见, 他藏词书数量之多。

除了诗词、散文等一些被认为是正统文学的收藏外, 郑振铎也很重视对一些俗文学资料的收集, 他为了当时或将来研究工作的需要, 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一次他在上海中国书店, 见到了一部明代蓝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粱廷楠的小四梦, 虽然清明集是一部古代很重要的有关法律方面的书, 但是考虑到自己对于戏剧史研究的需要, 还是放弃了清明集而选择了小四梦。此外, 他还对历代版画、画稿和宝卷、弹词、鼓词等一些讲唱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郑振铎在上海时期所得的宝卷多数为清末的刊本及现代的石印本, 后来在北平又得到了不少明代及清初的梵箧宝卷, 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药师如来本愿宝卷》、 (嘉靖刻本) 《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 (五卷) 等。至于弹词, 西谛所藏的《白蛇传》抄本是崇祯年间所抄, 从他所发现的弹词中没有比这个更古的了, 与弹词相对的鼓词有福州本《荔枝陈三哥全传》、潮州本的《双白燕》等。在《西谛书目》中, 记录了他收藏的小说682种、曲667种、弹鼓词299种、宝卷91种, 多数为难得的刻本。

三

郑振铎的收书、藏书之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对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的独有特点也是不能被忽视的。郑振铎在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创新点, 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首先, 郑振铎很重视目录方面的书籍, 收藏有关的书有295种, 823册, 并且给一些目录著作写题跋和意见, 其中他主要从分类和编目两方面下手, 突破旧的分类法, 建立了一种更加实用的文学图书分类法, 他针对当时图书馆最常用的杜威“十进法”, 结合实际的需要, 进行了比较和归纳总结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六分法, 一诗歌、二小说、三戏曲、四论文、五个人文学、六杂类, 每一种又有更细的分类, 这是根据中国文学的特点来分的,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在《西谛题跋》《劫中得书记》等书中, 同样也蕴含着郑振铎对版本学方面丰富的知识, 他不仅研究图书各种版本的发展过程, 而且比较版本间的异同优劣, 涉及到版刻、印刷等多个方面, 如《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比较了世德堂本和证道书、新说、真诠诸坊本的异同, 得出了永乐大典本的西游记是吴承恩本的祖源, 把朱鼎臣本和杨致和本进行对比, 使西游记的发展源流更加清楚, 证实了吴承恩对“古本”的伟大改造。在《劫中得书记》提到皇明英烈传刻本其多, 郑振铎认为萃苏阁书目把此书列于“史部”注为嘉靖刊本是不对的, 因为根据其插图形式应为万历间所刻本, 由此可见, 他对版本的考证认真仔细, 多方面考察。文献中版本和校勘有着密切的联系, 郑振铎对校勘也有不小的贡献, 他采取“书贵旧钞, 尤贵宋、元人集之旧钞者, 以其足以补正四库馆臣之妄删乱改也。” (4) 在收集多个版本, 确定底本之后, 相互参校扩大比较范围。

郑振铎逝世距今已经50多年, 他用毕生所收集的图书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他收书、藏书是为了研究的需要, 对古书的挖掘为中国文学史带来不少的收获, 郑振铎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藏书家, 他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战争期间, 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留在上海收集书籍, 是许多资料被发现, 在整理的过程中也实施了一些开创性的文献方法, 总之, 他的一生为我国文献学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要：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他不仅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而且在古籍文献的收集、保存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特别是在抗战时期, 他为抢救古籍置身于危险的上海, 从灾难中抢救出了一批珍贵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后, 他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 十分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 可以说郑振铎的一生为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郑振铎,文献

参考文献

[1]郑振铎著.《西谛书话》.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年版

[2]郑振铎撰.《西谛书跋》.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年版

[3]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商务书馆, 2004年版

[4]刘民哲、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 (郑先生书信集) .学林出版社, 1992年版

[5]张厚生.《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8.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文献 篇八

课 题 组：《现代语文》学科年度报告课题组

专题研究人员：张明远 王培臣 陈晓丽 倪春雷 王胜男 徐婷

编者按：由本刊“学科年度报告”课题组策划、张明远等人撰写的《2005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综述》，终于出炉。尽管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与尝试。今后我们将每年推出一组学科年度报告，总结一年来国内外相关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成果，敬请关注。

2005年，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又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学术会议众多，科研成果辈出，“国学热”进一步升温，理论界思想活跃，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五届“《文学遗产》论坛”及“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坛”，可谓为当前古代文学的研究指点了江山；“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中国古代戏曲文化学术研讨会”等会议的举行，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专题化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歌与时代精神”、“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也昭示了我们推陈出新的愿望与能力；《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等国家项目的结题出版，《<公莫巾舞歌行>新解》等一大批颇有创新意义的论文的产生，所有这些，都表明了2005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繁荣。

一、古代文学科研

学术会议：

2005年，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是非常活跃和频繁的。单单是规模较大的学术会议，就有三十余起。现据笔者搜集整理的材料，汇总如下：

3月26日，湖北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暨“荆楚文学与荆楚文化”研讨会在荆州召开。会议由长江大学文学院承办，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十八所高校及相关科研、出版单位的近六十名代表。与会代表就荆楚文学与荆楚文化、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4月2日-6日，第二届中国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芜湖隆重召开。本次学术会议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文学院、中国韵文学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来自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著名学者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六十名专家出席了这次盛会。专家学者们围绕韵文文体及其关系研究、诗学研究、词学研究、戏曲及其他研究等话题展开讨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4月6日-8日，“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坛”在徐州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陶文鹏、黄霖、叶长海、祝尚书、蒋寅、傅道彬、姚小鸥、钟振振、张伯伟、王兆鹏、陈庆元、沈松勤、吴相洲、张毅、刘祯、胡可先、胡大雷、李山、张剑、吴敢、赵兴勤、张仲谋、陈洪、李昌集等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缺失什么”，学者们围绕这一话题，就古代文学研究还有多少尊严、文学研究的“文学”在哪里、理论是“标签”“酒瓶”还是思想的结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

4月11日-15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和四川宜宾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宜宾召开。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分会”的筹备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分会章程》，拟定郑杰文、周延良、罗国威、韩格平、程章灿、陈广宏、张鹤泉、李浩、刘真伦等人为“古代分会”召集人，陈才智为秘书长。本次研讨会是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五十余篇提交会议的精彩论文，六十余位与会学者会上会下的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以及正在酝酿中的学会网站、专刊和课题等，无疑将对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16日-17日，由河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七朝古都开封召开。来自大陆各省市及港台地区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康保成、宁宗一、徐子方、罗斯宁、姚小鸥、徐振贵、赵义山、李昌集、陈维昭、段启明、何贵初、曹世耘等参加了这次盛会。总结古典戏曲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展望新世纪古代戏曲研究，拓展戏曲研究的边界，以开阔的视野进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同时，与会专家学者们还特别关注古代戏曲研究与当下戏曲现状的联系，探索传统戏曲振兴之路。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发掘和考察戏曲与其他文学样式及相关学科的互动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

4月16日-17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十卷本）第三次编委会在北京市政府宽沟招待所召开。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十位主编李炳海、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韩经太、张晶、左东岭、王小舒、王光明、吴思敬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在2004年《中国诗歌通史》第二次编委会的商议编撰结果的基础之上，详细讨论了每位主编提交的样稿，并对全书的基本内容和撰写原则的最后审核和具体细节达成了共识，确定了下次编委会会议的具体时间以及最终的交稿时间。

首届中国临沂诸葛亮文化旅游节暨全国第十四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于5月21日-22日在诸葛亮故里沂南召开。襄樊、南阳等诸葛亮学术研究会代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和汉文化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7月1日，为期五天的第十一届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李白研究会、新疆师范大学和伊犁师范学院联合主办。会议邀请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高等院校、研究所、出版社、新闻媒体等机构共八十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有关李白生平事迹的考证、作品背景、文本解读、李白思想性格等，仍是本届大会关注的主要课题。此外，这次研讨会还涉及了李白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李白与杜甫、孟浩然、高适等人思想、创作的比较等课题，反映了在李白研究中总结成果、开拓新领域的追求。

由中国屈原学会主办、包头市职工大学承办的2005年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于7月18日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来自欧美部分国家、日本、韩国及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六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一百一十多位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一百二十多篇。专家、教授们总结了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二十年来的工作经验，探讨了楚辞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探讨了古老的楚辞如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紧密结合，表示要努力普及屈原作品，弘扬爱国主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8月18日－2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及文艺学重点学科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成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日韩学者共四十余人。大会共收到会议论文四十篇。会议学风朴实，体现出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特色。

8月21日-24日,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三届学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及古籍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既有罗宗强、邓绍基、吴新雷、张燕瑾等老一辈学者，又有陈洪、左东岭、胡明、廖可斌、蒋寅、陈书录、陈广宏、郭英德等中青年学者。会议收到学术论文九十余篇。本次会议的宗旨是推进明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深层研究，加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合作与交流。会议反映出的一些新特点，首先是研究理念的转变，其次是新方法的广泛运用，再次是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挖掘出深层的文学思想内涵。此外，文献搜集和整理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收获。

8月22日，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2005年会暨东鲁地方文献与文学研讨会在烟台师范学院召开。《大力开展海洋文献研究》（山东大学，郑杰文）、《二十一世纪全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张稔穰）、《<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及其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山东大学，王平）、《建国以来王士禛研究的综述》（山东师范大学，裴世俊）等论文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与好评。

第三届中国戏曲学术研讨会于8月24日至8月26日在江西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艺术百家杂志社和江西省艺术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会议着重关注了戏曲与与先进文化建设的关系，戏曲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并对戏曲走进校园、走进大学生课堂，提出了一些较可行的建议。

8月25日，“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办。会议的宗旨是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理论内涵及其学术史，以推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进展。参加会议的有刘世德、程毅中、石昌渝、董乃斌、马振方、萧相恺、张俊、段启明、黄霖、沈伯俊、温儒敏、陈平原、郭英德、侯会、陈文新+、谭帆、钱志熙、张鸣、刘勇强、竺青、潘建国、顾青等近四十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9月11日，由浙江工业大学与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工大开幕。会议聚集了来自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内的傅璇琮、王水照等一百七十余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宋代文学专题研讨活动。会议还收到内容丰富的研究论文一百二十四篇。

9月22日，“杜甫诗歌与时代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平江杜甫墓祠举行。来自美国、韩国、埃及、喀麦隆等国家和国内从事“杜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平江县政府等联合举办。研讨会以传承优秀文化、促进和谐发展为主题，旨在促进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专家学者认为，平江杜甫墓是“诗圣”杜甫真正的卒葬地，它的开发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乃至世界“杜学”研究的光大与发展。

同日，由天津市台办、市文联、市台资企业协会和台湾中华书学会共同举办的津台企协杯·海峡两岸楹联诗词大赛揭晓。此次大赛共征集到楹联诗词原创作品一万二千多件。9月28日，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诗词学会和上海楹联学会联合主办的“走近孔子”诗词演唱暨楹联新作展又在上海文庙举行。七十多岁的诗词作家姚昆田还吟诵了自己创作的七律《环球几度会群伦》。在国庆节前夕，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则喜获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的“中华诗词之乡”称号。新晃古称夜郎，李白、王渔阳等大诗人都曾留诗于此。

9月23日-26日，由西北大学和台湾淡江大学联合主办，两校文学院共同承办的“海峡两岸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西北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三十多所高等院校、科研出版机构、古籍整理与图书情报单位以及巴西的国际意识高等研究中心共八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此次论文与会议讨论所及，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关于当代学术背景中的古典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学理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关于目录、版本、校注、辑佚与辨伪等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与作家作品的文献学研究。

9月23日至26日，2005年湖南省古代文学年会暨柳宗元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永州召开。与之相应，9月24日至25日，“中国·永州柳宗元诗文教学观摩活动”在湖南永州零陵区举办。此次活动由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发起，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湖南省教科院、永州市教科中心、湖南科技学院、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州一中等单位协助，并得到了永州市人民政府和零陵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该活动旨在通过著名教师对《江雪》、《愚溪诗序》、《小石潭记》、《钴拇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驳复仇议》等柳宗元诗文的教学授课和永州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柳宗元诗文教学与永州靓丽山水的有机融合，逐步将永州建成为柳宗元诗文教学科研中心。国内知名的柳学研究学者和优秀中小学教师近二百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9月26日，中国邮驿发展史暨全国第三届蒲松龄学术研讨会在江苏高邮召开，会议为期两天。同日上午，蒲松龄纪念馆揭牌仪式在盂城驿举行。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世硕，山东蒲松龄纪念馆馆长、蒲松龄研究会会长、研究员王幼学，牛津大学博士、波摩纳学院教授、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白亚仁（美国）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冒雨参加了揭牌仪式。

10月14日-16日，由河南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主办、商丘师范学院承办的“河南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2005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市丽晶酒店召开。来自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省内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近五十人参加了会议。著作五部。会议安排了四场学术报告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九篇，及《宋元音乐文学研究》、《商丘文学通史》、《屈宋论考》、《龙湖集编年注析》、《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等五部著作。

第五届“《文学遗产》论坛”由《文学遗产》编辑部、西华师范大学主办，阆中市人民政府、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绵阳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协办，于10月19日—22日在四川省南充市北湖宾馆举行。《文学遗产》的编委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的六十余名知名专家学者周勋初、刘世德、陈伯海、王水照等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三十八篇，讨论的热点主要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位与研究角度方法、不同时期文体特征的研究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文学与地域之关系研究。

本月，由湖北楚都酒业有限公司举办的楚瓶贡酒文化研讨会暨宋玉研究会2005年会，在素有“七省通衢”的古城襄樊隆重召开。襄樊市各级领导及来自全国的楚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学者共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就楚瓶贡酒的历史文化渊源进行探讨，并对《宋玉故里在宜城》、《浅谈宜城酒文化》等论文进行了相互交流。

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11月1—2日在黄庭坚故里江西修水县召开。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人民美术出版总社、中国社科院《文化遗产》编辑部、南昌大学和华厦翰林文化艺术研究院主持了此次学术活动。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八十多位古代文学及书法研究专家傅璇琮、杨庆存、陈永正、陶文鹏、钟振振、黄宝华、水赍佑等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

11月4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韵文学会、绍兴文理学院、绍兴市文物局主办，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与瑞和度假村协办的“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绍兴开幕。会议主要内容包括陆游诗词散文史学等诸多方面造诣的研究、陆游作品的人文精神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陆游与其他文学家的比较等。同时，研讨会还深入探讨了中国山水诗的起源和越中山水文化等诸多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等出席会议。

11月4-7日，由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会主办，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承办的2005年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学术研讨会在海滨城市湛江召开。与会代表共八十余人，收到论文七十四篇。其中宋俊华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点较为前沿，熊国华先生则提出了诗歌的瞬间语境问题。

也是本月，由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主办，洛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洛阳白园、洛阳香山寺管理处、洛阳白居易研究会承办的“2005白居易诗歌国际研讨会”在洛阳召开。白居易曾在洛阳居住和行吟了十八年之久，与会学者表示，他的杰出诗歌艺术成就已成为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应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白居易研究学会，并加强与海外同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研讨会共收到论文三十余篇。

由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及阜阳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皖北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于11月20－22日在阜阳师范学院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刘跃进、胡阿祥、池子华、等共120余人与会。会议收到研究论文八十六篇，淮河文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同时，在淮河文化重要思想、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

国际儒学论坛第二届会议——“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包括港澳台等地在内的全国共一百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一致认为，儒家人文精神具有人文、人性、人本、人道的深刻内涵，它不仅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特征，而且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乃至欧美地区，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儒学人文精神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为世界文化所共有，应该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和谐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2月17日上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年会暨2005年年终总结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召开。与会者包括十多位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全体教师。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汇报了2005年度工作和2006年度工作计划，诗歌中心科研项目现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国诗歌通史》为中心，以《中国诗歌电子文献数据库》、《中国诗歌研究史》、《20世纪中国诗歌史资料选辑》、《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丛刊》为辅的系列重大项目规划。

学术论文与著作：

2005年，学术论文与著作也是洋洋大观，可圈可点。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学术会议上交流的论文与专著，全国各级刊物及出版社发表与出版的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与专著，更是不可胜数。学术论文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所编辑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所附的“索引”，每期就有二百余篇，十二期下来，便是两千余篇；而2005年度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则全文收录了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共三百零一篇之多。就古代文学方面最权威、专业的刊物《文学遗产》而言，2005年共发表古代文学方面的专业论文一百零五篇（不包括“札记”“访谈”在内，当然以上两者有小部分重叠）其他杂志就很难一一统计了。由于在笔者截稿时，尚没有见到包括2005年度全国新书总目等在内的相关资料，故难以对05年度出版的古代文学方面的专著给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与专著，其多产多收，已是事实。从总体上来看，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浅层次的思想艺术性的简单评价，而更加注重厚实深遂的历史感和对艺术奥妙的理论概括”（《文学遗产·编后记》，2005年6月）；重视实证研究，并寻求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最佳结合点，让文学研究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更美的飞翔姿态，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诸如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物质生活状态的考察等研究课题，则“很可能成为新世纪的学术增长点”（同上）。本年度，宏观综述性研究，势头依然强劲，如雷恩天等《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与反思》（《学海》，2005年2月）、狄宝心《20世纪以来的元好问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1月）、杨再红《20世纪中国古典悲剧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年3月）、叶舒宪《中国神话学百年回眸》（《学术交流》，2005年1月）、纪德君《百年来<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6月）、李圣华《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1月）等，而传统的文学热点，诸如《水浒传》、《红楼梦》，则继续受到学者的关注。千百年来在藏雪域民族中传唱不衰的《格萨尔》，也成为05年度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如马都尕吉的《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西藏研究》，2005年1月）、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2月）、班玛扎西《藏族<格萨尔>与土族<格萨尔>若干母题的比较研究》（《西藏研究》，2005年2月）、里太吉《<格萨尔>谚语分类小议》（同上）、韩伟《<格萨尔>史诗原型的独特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3月）等，研究皆有一定深度。

2005年，古籍数字化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文学遗产》第一期首发《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揭开了古籍数字化讨论的序幕。至第五期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则更进一步从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方面探讨了程序设计语言对古籍数字化的影响。同时，本期还发表了韩丽霞、谢卫平介绍北大数字化成果的《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数字化成果概述》的文章，让我们初步领略了数字化的神奇魅力与强大功效。此外，陈力《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3月）、王敏《我国古籍数字化之解析》（《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年6月）、朱开忠《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思考》（《数字与缩微影像》，2005年3月）、李明杰《中文古籍数字化基本理论问题刍议》（《图书馆论坛》，2005年10月）、由明智《古籍数字化需要树立整理的观念》（《中国出版》，2005年10月）等，也都从古籍数字化的观念及方式方法等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文体学研究亦渐成气候。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1月）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可谓是宏观阐述文体学学科性质及研究现状、研究前途的文章，钱志熙《再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则是继04年《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后又一篇深化拓展之作。其他又如赵秀凤等人《文学文体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蔡安延《学科的交叉融合之美——浅论文学文体学》（《理论月刊》，2005年8月）等，也是颇有见地。

以上是对05年度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总体性概述。下面我们根据相关资料，择其要处再简述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