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精选8篇）

1.“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一

教学目标

1、了解波斯帝国的形成与希波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与帝国的建立;罗马帝国的扩张与文化传播;

2、掌握古代世界主要战争的两面性作用

3、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扩张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罗马帝国的扩张与文化传播

教学难点 ：辩证认识罗马帝国扩张的影响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一、温故互查

1.简述日本大化改新的时间、内容及其意义。

2.简述查理·马特改革的时间、内容及其意义。

3.说说罗马教廷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设问导读：

(一)希波战争

1.波斯帝国的形成与扩张：公元前 6 世纪，古代伊朗以波斯人为中心形成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先后征服埃及等国家和地区。

2.希波战争：公元前5世纪中期，波斯帝国 三 次出征希腊，史称 希波战争 。结果：希腊军民赢得战争的胜利。

3.希腊战争是东方帝国波斯与西方希腊城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碰撞，也是早

期东西文明的一次重要冲突。马拉松长跑来源于希波战争。

(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1.马其顿王国：公元前4世纪，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强大起来。公元前4世纪后期它打败希腊联军，控制了希腊。

2.东征路线及帝国建立：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继王位，他出兵东征，扫荡了小亚细亚，攻入埃及，回师占领了两河流域，灭掉波斯，足迹远达印度，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定都巴比伦。

3.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东方文化也渗入希腊文化，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三)罗马帝国的扩张与文化传播

1.扩张：公元前27年后，罗马帝国在屋大维的统治下，发动多次侵略战争，疆域不断扩大，到2世纪，达到最大规模。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

2.文化传播及其影响：一方面，国马帝国的征服和统治充满着暴力，另一方面，罗马文化渗入到它统治过的广大地区，促进了征服地区的文明的发展。

三、合作探究：

1.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扩张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希波战争是东方波斯帝国与西方希腊城邦在各自发展中的一次碰撞，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的一次重要冲突，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东方，东方文化也渗入到希腊文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得到交流和发展;罗马帝国的扩张，一方面，罗马帝国的征服和统治伴随着暴力、奴役和压迫，充满着暴力;另一方面，罗马文化渗入到它统治过的广大地区，在客观上也导致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2.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版图包括今天哪些主要国家?(P39“动脑筋”)liuxue86.com

四、自我检测：

1.波斯帝国形成的时期与我国的哪个历史时期大致同时( D )

A.秦朝 B.宋朝 C.隋朝 D.春秋战国时期

2.“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帝国的是( D )

A.伯利克里 B.查理·马特 C.屋大维 D.亚历山大

3.通过征战和扩张，公元2世纪出现了地跨三洲的大帝国。它是( A )

A.罗马帝国 B.亚历山大帝国 C.波斯帝国 D.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五、拓展探究：

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课时掌控》P12第14题)

材料一:“条条大路通罗马。”

材料二：“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者自日南檄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

(1)材料一反映了哪一个时期的什么景象?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2)材料二中“大秦”在世界中上指哪个国家?材料中记载大秦王安敦派使者到中国具体是在哪一年?这个史实记载在哪部书中?

(3)材料一、二反映了什么问题?

课后小结

战争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灾难，但战火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文化的传播与渗透。我们既要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积极维护人类的愿望，也要对战争的后果做出比较客观的价值判断。

课后习题

巩固训练:见《课时掌控》P11—P12

板书

2.“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二

关键词：世界城市,生态涵养发展区,对策

2010年, 北京将世界城市树立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新愿景, 预计经过三步走, 到本世纪中叶, 将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进入世界城市行列。世界城市一词由沙森正式提出, 特指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 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 在全球城市网络和经济系统中起中枢和组织结点的作用。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 是其在新的历史时期, 以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 担负起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的大国在未来世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结点的任务, 将会对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年) 》, 遵循优化城市总体功能的原则, 北京市将所辖区县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域, 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 并赋予不同类型区域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那么作为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 应采取何种方式嵌入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进程中值得深思。

一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重要性

1. 生态涵养发展区面积广大、作用独特

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面积广大, 作用独特, 因此不能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忽视它。这一区域面积为11299.1km2, 占北京市总面积的68.9%。按照北京市的总体功能定位, 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平谷、怀柔、延庆和密云等五个区县, 后又将房山和昌平的山区部分 (2239km2) 纳入。这一区域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水源保护地, 也是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前沿地区, 其稳定发展将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 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生态涵养发展区涵盖7个区县的83个乡镇, 1669个村, 161.8万农民, 占郊区农民总数的53%。北京市城市近郊和城乡结合部地区, 因受城市化因素影响较早、较深, 农民的居住形态、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均正在或已经向城市趋同, 而地处生态涵养区的远郊区县, 由于受主城区辐射较近郊少, 其农村地区仍保留着较多的农业、农村特征。同时应该看到, 即便是如北京这一国内城市化处于最高水平的城市, 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农业业态和农村空间形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地处远郊区县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农村会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 其景观价值、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会不断凸显。可以预见, 生态涵养发展区将始终是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是未来世界城市具有支撑功能的郊区。

二生态涵养发展区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机遇

生态涵养区面临着产业落地限制、开发强度限制等硬性制约性条件, 在世界城市建设中, 能分享到的发展机遇相对有限。世界城市建设的近期目标中, 环境建设作为保障条件, 所占份量较轻, 生态涵养发展区处于一种相对的边缘地位。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对于生态涵养发展区来讲, 是挑战, 也是机遇。北京的城市主城区、城乡结合部、近郊区、远郊区各有其生态位、经济位和功能位, 多位于远郊区的生态涵养发展区是整个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不会因世界城市的外向性和国际性而影响其价值和功能的发挥, 因此必须从北京城市世界建设的整体视角来审视它。

1. 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储备性资源

后发的世界城市需要清醒认识本土特点, 通过战略设计, 把本城市性格和资源积淀发挥到最大。对于北京而言, 郊区 (尤其是生态涵养发展区) 是其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储备性资源之一。郊区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功能, 一是提供后备发展空间, 甚至由此形成新的城市功能区块 (如国际组织聚集区) ;二是提供生态服务产品, 为世界城市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撑;三是为北京提供优质、安全、高品质农产品, 满足世界城市对食品安全的高要求;四是它是助力北京世界城市产业影响力形成的新兴产业 (如低碳产业) 发生发展的成长空间。北京的郊区, 尤其是生态涵养发展区应未雨绸缪, 提前应对并适应北京未来作为世界城市所带来的产业变化和空间布局变化。

2. 生态环境是生态涵养发展区助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最大资本

审视形成中的世界城市, 忽视物质环境是一种特别短视的战略, 因为最终的发展条件会变得很糟糕, 以致国际商业势力将寻找其它更适宜的地方, 在那里人们不用呼吸含铅的空气, 每小时的交通速度高于50km, 干净的水不仅仅来自瓶装水中。对世界城市指标的研究也逐渐地在突出资源环境因素, 这是一种对既有世界城市发展道路的反思。台湾学者施鸿志、李永展对台北市在21世纪构建“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建构城市发展竞争指标体系, 可视为构建未来世界城市的指标系统。该指标体系分为城市生活环境、城市生产环境、城市生态环境三个主要方面。与之相似, 纽约市在《纽约2030》规划中也强调生态环境因素, 将自身的未来目标定位为21世纪的模范城市:一个更伟大、更绿色的纽约。为达成此目标, 该市的规划中设定了“土地、水、交通、能源、空气质量、气候”等六个方面的目标, 并根据上述情况设定了每个子项目的未来目标。

北京要建设的世界城市不应重蹈既有世界城市的老路, 而应在绿色发展上有所创新。2010年发布的《绿色北京行动计划》所给出的2020年绿色北京远景目标是, 利用低碳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利用绿色消费改变传统生活方式, 利用宜居环境提升首都魅力, 将北京初步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低碳现代化世界城市。当前,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挑战, 迫切需要改善生态环境。在强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 如何建设世界城市, 对北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这一挑战中也蕴藏着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巨大发展机遇, 生态环境将是生态涵养发展区助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最大资本。

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发展策略——充分利用绿色后发优势

世界城市建设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 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长期来看, 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生态涵养区的功能、作用、地位及吸引力将日益凸显。这一区域最大的后发优势就在于“绿色”和由此而衍生出的“绿色宜居优势”、“绿色产业优势”和“绿色文化优势”。生态涵养区应重视后发优势,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当然, 围绕绿色来谈世界城市郊区建设, 应避免单纯为绿色而绿色, 而应视绿色为发展的机遇、发展的条件、发展的优势、发展的先导。贯彻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 可以发挥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相对优势, 更好地策应北京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 提升和突破原有的区域发展格局。当前, 不仅是北京, 全国诸多地区均面临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巨任务, 伴随着这种转变, 前期发展较快、较粗放的地区将不可避免地付出转型代价, 需要进行腾笼换鸟式的区位生产力布局的重新谋划。这种为再次契合资源禀赋变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努力伴随着改变自身的阵痛, 往往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高昂的代价, 而后发地区则可以在高标准的前提下, 借助新的技术革命和生产力转移的契机实现超越式发展。低碳、节能环保是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 发展潜力巨大。生态涵养区有条件在这个方向上占得先机, 使其在北京市向现代化低碳世界城市的转型中走在前列。

生态涵养区的产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因此在选择产业发展的类型上尤应慎重, 避免因短期的发展冲动而影响到未来科学合理的产业落户的谋划, 避免落后、附加值低、产业关联度差、税收带动效应小的产业挤占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产业发展空间。应统筹世界城市建设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各项建设, 挖掘二者间的深层联系, 赋予区域独特性和国际化的特征, 规划建设对接世界城市功能的区域。

四生态涵养发展区策应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举措

1. 通过多种途径继续强化环境建设

一个更加绿色的郊区既是保证北京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区域, 也是北京市民休闲游憩的理想空间, 未来还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环境支撑区域和后备战略空间。要将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成为以生态支撑为主, 多种功能相结合的北京世界城市郊区。因此生态涵养发展区应着力提升自然生态承载能力, 强化生态建设和水源保护, 并分别对深山原始生态系统、浅山农村生态系统和城镇人工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的建设进行分类保护和规划。

世界城市的郊区, 应该既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 也是生态环境更良好的地区。相比之下, 北京郊区的城市化还存在不足, 同时远郊区县人口的分散分布对农村生态环境形成较大压力。因此, 适度提高城市化水平、郊区城市化的目标不仅是取得集聚经济的效益, 而且通过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在新城和重点镇取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效益。

要在生态涵养发展区普及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 将涵养区城市化地区建设成绿色宜居的卫星新城, 为此可以开展绿色生活 (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 的集成示范, 试点建设低碳生活示范区。以太阳能、生物质能的商品化应用为突破口, 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在本地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新城提高天然气普及率, 在农村提高生物质能源使用率, 提高集中供暖的比率。在生活废弃物处理上推行城乡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加大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率。

2. 发展高端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这一概念最早是1935年由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提出的, 它是指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农业生产类型, 目的是满足城市建设和人民现代生活多种需求与生态环境优化。1977年,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 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 是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 集约经营, 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据统计, 2008年北京市农业总产值只有北京市经济总量的2.9%, 产业贡献率更是降低为0.1%, 但这并不能抹煞其价值。都市农业的多重价值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 更多地表现在其生态服务价值、人文景观价值和越来越凸显的休闲体验价值。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都市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农业和农村在城市社会中的价值。据测算, 2008年北京市城郊农业总价值估值量为1101亿元, 其中直接经济价值为347亿元, 间接经济价值为754亿元, 高达68%。

世界城市汇聚各类高级生产性服务业, 其就业人口对食品安全和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 对这一需求满足的程度短期看关系城市的吸引力, 长期看会影响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的稳定性。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第一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着力点, 这一地区有着较好的都市农业发展基础, 并涌现出了小汤山蔬菜、平谷大桃等高品质农产品品牌, 但目前尚无区县将农业放到对接世界城市建设的高度上来考量。生态涵养发展区应着力引导农业生产高端化、功能多样化, 提高农民素质, 强化城乡三次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现代工业理念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化水平, 以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

3. 提高宜居水平, 吸引高端人口

世界城市在宜居方面的总体表现往往是模棱两可的, 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在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供应方面表现出高水准;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类活动的集聚而导致住房、交通、环境质量等城市生活方面出现低品质状况。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的“逆城市化”虽然成因复杂, 但中心城区的宜居水平下降是不可否认的因素。据统计, 在世界主要城市中, 北京建成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160人, 仅次于纽约位列第二。而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北京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95人。人口密度最高的首都功能核心区 (新东城、新西城) 为每平方公里23407人, 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 为每平方公里7551人, 城市发展新区 (昌平、通州、顺义、房山、大兴) 为每平方公里959人, 生态涵养发展区为每平方公里213人。虽然有着严格的人口调控措施, 但北京的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攀升, 随着人口在主城区的过度聚集, 未来真正代表北京宜居水平的地区可能就是生态涵养区。

近年来兴起的城市便利论认为城市中各种便利性及高质量生活吸引了创意阶层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集中从而导致了城市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 存在于各种地理尺度上的城市便利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影响人们的居住区位选择、企业的生产决策以及经济主体在当地的决策。高便利性和高城市生活质量并不能直接驱动城市发展, 而是通过吸引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劳动力从而间接地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宜居的环境可以作为一种城市硬件资源吸引高层次人才选择北京作为其职业生涯驻地, 生态涵养发展区可以通过构建吸引高层次人才居住的宜居区来对接世界城市建设。前提条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缩小城郊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 这其中交通又是先导。交通不仅是发展着的区域结构的联系方式, 而且也促成了区域形态的形成。作为一种针对长期形成的中心城偏向的纠偏措施, 北京市政府对郊区的投资比例已有多年超过了城区。2011年投向郊区的市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85亿元, 郊区的投资比例达到55.3%, 连续7年超过城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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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与世界城市:关于宜居的较量 篇三

一、深刻认识宜居城市与世界城市的关系，努力把北京建成宜居的世界城市

（一）把北京建成宜居城市是实现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

目前，不论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对宜居城市的概念、评价标准的认识都不统一，有人提出，宜居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宜居城市指气候条件宜人、生态景观和谐，适宜人们居住的城市。广义的宜居城市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强调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能协调发展。2005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确定了北京未来四个主要的发展目标定位：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宜居城市”作为北京“四个主要的发展目标定位”之一。建设国际城市，是着眼于发展经济，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建设文化名城，着眼于弘扬历史文化，发展现代的、多元的文化，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笔者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介于狭义和广义之间的概念，既不是狭义地指生态环境，又不是大而全的，泛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应限定在城市的公共环境（包括市容环境、生态环境、秩序环境）和公共设施。

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与宜居城市这两个目标定位是什么关系呢？

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世界城市和宜居城市是根据城市的不同功能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城市功能可分为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外部功能是指城市主要为本市以外的区域提供服务的功能，内部功能是指城市为本市市民、企业、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功能，目的是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世界城市是从城市的外部功能角度对城市的目标定位，世界城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全球范围的，而不是国家范围或区域范围的。而宜居城市是从城市的内部功能角度对城市的目标定位，宜居城市是适宜市民居住的城市，是能够满足高质量生活需求的城市。北京要提高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跻身最高级别的世界城市，就要提高北京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北京如果没有宜居的环境，不可能吸引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到北京来开设总部或地区总部，不可能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聚集北京，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国人来北京旅游。日本城市战略研究所根据调查提出，宜居的城市环境成为制约北京深入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因素。所以说，把北京建成宜居城市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保障。

（二）世界城市都是宜居水平较高的城市

国际上权威的宜居城市评估机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经济学家信息部”（以下简称EIU），每年对全球140多个城市进行宜居城市调查，得分在80-100分之间表示是宜居城市，2010年全球有64个城市进入了宜居城市的行列（即得分在80分以上），纽约、伦敦、东京分别排在56、54、19名，都进入宜居城市之列。

从世界城市建设的历程、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规划看，北京要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城市，不能把目光仅仅盯住经济发展，必须要向宜居城市的目标迈进。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东京通过对过去城市发展战略的反思逐步意识到，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市民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东京城市发展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1995年发表的东京都3年规划中，首次提出了“生活型城市”的政策目标。2008年，东京制订了“十年后的东京”发展规划，内容涉及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8个方面。在《纽约2030》规划中，纽约的目标定位为21世纪的模范城市：一个更伟大更绿色的纽约，规划涉及土地、水、交通、能源、空气质量、气候等六个方面的目标。

（三）建设世界城市对城市宜居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

世界城市的建设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市的宜居水平。目前，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公认的世界城市都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宜居的城市。根据国际上权威的两大宜居城市评估机构的评选，即前面提及的EIU和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以下简称美世），这三个城市都未进入世界十大最宜居城市之列。

（四）北京应建什么样的宜居城市

自北京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以来，社会各界争议很大，认为北京人口多、城市规模大、城市功能集聚、资源承载力有限，北京不可能建成宜居城市。北京是特大城市（联合国有关部门把8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定为特大城市），而全球最宜居的城市都不是特大城市，人口都在800万以下，如温哥华210万，维也纳人口170万，多伦多250万，日内瓦不到20万。东京、纽约、伦敦三大世界城市的GDP在全球城市分别排第一、第二、第四，人口总量都在800万以上或接近800万，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北京有2000万人口，与东京、纽约、伦敦同属特大型城市之列，北京与人口较少、规模较小的城市比宜居水平，显然有失公平。因此，北京要建设的宜居城市，应瞄准东京、纽约、伦敦等国际性、特大型城市的宜居水平。

二、北京与世界城市宜居水平的差距

美世每年对全球200多个主要城市进行宜居排名。2009年北京与世界城市的宜居评分和排名见表1。

EIU每年对全球140多个城市进行两次宜居城市调查。北京与世界城市2010年的宜居排名见表2。

根据美世和EIU的调查评比，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北京与纽约、伦敦、东京在宜居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北京的宜居水平仅相当于这三个城市的75%左右；（2）纽约、伦敦、东京是EIU公认的宜居城市，但北京尚未进入宜居城市之列。

根据美世报告,北京与世界城市在宜居水平方面的具体差距体现为：（1）饮用水的洁净程度，美世认为北京的自来水直接饮用并不十分安全，所以大量存在瓶装水。（2）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在北京是个让人十分关心的问题，按照国际标准来看，空气质量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在冬天空气污染情况会加剧，从而给很多人带来呼吸系统疾病。（3）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状况也并不乐观，得分基本上在5或6分水平。（4）交通拥堵，美世认为公共汽车通常都是拥挤的，也不十分安全，而且即使在上班高峰过后还经常发生交通拥堵现象。

三、北京提高宜居水平的城市建设重点

（一）让市民在出行方式上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建设平衡、高效、公平的交通系统

目前世界城市都把建设平衡、高效、公平的交通系统作为现代交通的发展目标。建设平衡、高效、公平的交通系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让所有市民在出行方式上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强制他们接受某一种交通方式。具有充分自由选择权的交通系统，一定不是最环保的，也不是最自由的，但却是最平衡、最多样化、最和谐、最可持续的。建设平衡、高效、公平的交通系统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1.建设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多元交通方式一体化换乘的公共交通系统。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是东京高居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另两个是低犯罪率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世界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公共交通系统以轨道交通为核心。东京、伦敦、纽约轨道交通承担城市交通客运量的比例分别为86%、35%、54%。二是轨道交通密集。东京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网密度高达约1010米/平方公里，伦敦市的轨道交通密度为740米/平方公里，纽约市的轨道交通密度为410米/平方公里。三是轨道交通覆盖都市圈，在都市圈都可以乘坐轨道交通当日往返中心城区通勤。四是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换乘。多数放射状线路与环状线路交接，在节点处形成了大型换乘中心，大大方便了轨道交通线路间以及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和转换。

2.加快建设慢行交通系统，将自行车纳入公共交通领域。自行车在现有公共交通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解决市民公交出行中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中国曾是“自行车大国”，但在小汽车进入家庭后曾遭遇了严重衰落。慢行交通模式低速但绝不低效，这一理念已被世界城市所接受，并由此带动了慢行交通的复兴。北京要提高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应当废止或完善不利于自行车出行的交通管理规定；要给予自行车交通以更多的路权，尽快着手恢复城市自行车交通网络建设；要加快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3.适度调节私人轿车使用频率。在世界上宜居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私人轿车拥有率虽然很高，但使用率不高，主要用于购物和旅游，而非上下班通勤。北京要通过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调控私人轿车的使用率，如在高速公路、市区道路，特别是繁华的中心商业区等处，收取高额的行驶费和停车费。

（二）加强以污水、垃圾处理为核心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美世的报告，北京在自来水的直接饮用、在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方面与世界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其中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的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生态环境。

2008年，北京全市污水处理率为79%，其中城八区污水处理率为93%，郊区中心城污水处理率为75%，乡镇及镇以下污水处理率为32%。而世界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均达到100%。

近几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增加，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90%以上的垃圾处理为卫生填埋。世界城市一直面临垃圾产生量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问题，垃圾的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世界城市变革传统的垃圾管理理念，发展形成了“三个尽可能”的新理念，即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垃圾的产生，尽可能对产生的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尽可能提高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能源利用率。

（三）建设城市绿色空间

城市绿色空间不同于传统的城市绿地概念，它是包括城市森林、园林绿地、都市农业、绿色廊道、滨水绿地以及立体空间绿化等在内的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绿色空间。绿是生命之道、城市之魂。城市绿色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景观美学、休闲娱乐等功能。城市绿色空间通过植物蒸腾作用，降低城市环境空气的温度。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热岛强度成反比，当一个区域绿化覆盖率大于30％时，绿地对热岛有较明显的削弱作用；覆盖率大于50％时，绿地对热岛的削减作用极其明显。

城市绿化是建设宜居城市的基本指标。城市绿色空间的建设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城市绿地的建设规模应保证在3公顷以上。一般情况下，面积大于3公顷且绿化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绿地在城市内部才可能形成以绿地为中心的低温区域，形成“绿岛效应”。

二是将城市绿色空间与都市农业布局有机契合，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为城市绿色空间赋予都市农业的生态经济功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三是要考虑绿色空间距离居民区的距离和自身容量（承载力）。研究表明，人们使用绿色开放空间的理想距离是500米之内，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由于体力和客观条件所限，其理想距离是280米之内；人均拥有城市绿色空间的面积为9平方米。

四、提高北京宜居水平的城市管理措施

（一）制定宜居城市发展战略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定位，为实现目标定位，应制定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确定阶段性目标、明确每个阶段的重点任务，以确保宜居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制定“十一五”规划当年，中央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总体规划首次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定位。“十一五”规划期间，宜居城市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当前应抓住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契机，抓紧制定“十二五”宜居城市建设规划，统筹谋划、全面推进，将宜居城市建设目标落到实处。

（二）整合部门行政管理资源，搭建宜居城市建设的工作平台

建设宜居城市是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部门，为了集中力量尽快提高北京的宜居水平，需要整合部门行政管理资源，搭建宜居城市建设的工作平台。2010年5月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简称“首环委”）刚刚成立，应赋予首环委提高北京宜居水平的重任，明确首环委的职能是把北京建成宜居城市，把首环委定位为整合部门资源、搭建宜居城市工作平台的抓手。首环委的工作要紧紧围绕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统筹指导、组织协调、督促落实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工作。

（三）建立宜居城市考评机制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宜居城市的内涵不一，评价标准亦不同。首环委应组织研究机构，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宜居城市评价标准，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量化。将量化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分解到市级相关部门，纳入政府绩效评估。将宜居水平的评价纳入区县经济社会实绩的考核，确保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任务融入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四）每年进行“最宜居的街道”评选

根据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研究制定“最宜居街道”的评选标准，每年组织“最宜居的街道”评选活动，以便让宜居城市概念细化为区县、街道的工作要点，而且能让宜居城市这样一个宏大目标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让百姓更深刻地了解并参与宜居城市建设工作。每年进行“最宜居的街道”评选，有利于发挥街道在建设宜居城市中的作用，将“最宜居的街道”评选活动成为推动全市宜居城市建设的着力点。

（五）完善公众参与宜居城市建设的机制

联合国第二届人类居住区大会通过的“人居议程”认为，公众参与是实现宜居城市目标的重要保障。一是政府要为公众行使监督权创造条件。宜居城市的建设涉及面很广，光靠政府的执法队伍必定留下大量的城市管理空白，世界城市的政府都发动、组织公众参与监督。在香港，有大约3500名义工被委任为清洁香港大使和地区卫生纠察队队员。伦敦成立交通服务顾客委员会，监督伦敦的公交服务。委员会通过调查顾客投诉，开展对公交系统的独立研究，保持与公交调度员的经常性对话，评估公交站点的增设或关闭可行性及实施时间，监督伦敦公共交通政策的全面落实。

二是要建立、完善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借鉴世界城市的经验，为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市民参与宜居城市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应建立形式多样的奖励政策。纽约通过区划奖励激励开发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城市历史文物、自然环境的保护。美国为联邦政府的雇员报销公共交通票，“联邦税法”允许私营业主为其雇员提供每月最多65美元的类似补贴，并允许将这笔钱作为可抵扣税款的营业费用。日本政府日前推出一项“环保房换积分”计划，消费者建造或购买符合政府节能标准的环保型住房将最多得到30万分奖励，1分等于1日元（约合0.01美元），可用积分换多种商品或购物券。

4.“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四

在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其实暗含着许多不和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国家深陷战争之中......每次看到那一张张的照片，我都感到震惊不已，我单纯的以为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了......最近，听说淘宝上有一种生意，让非洲的小孩举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祝福语抑或是广告，录一段小视频或拍一些照片，这样孩子们就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当然网络上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一开始我也难免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拍的。

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些贫穷的非洲国家，人均日收入只有一美元的地方，是多么渴望金钱和食物。身处富裕的中国城市的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能坐在电脑前、拿着手机，敲击几句自认为很有道理的想法，自以为自己是和平使者，抨击各种看不上的行为罢了，殊不知那些人们身处水深火热，“何不食肉糜?”我们有想过吗?

5.“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五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文化生成已不再那么纯粹与地域情境有着绝对的关系, 而是由民族地域性与全球跨国性的元素交溶而成。1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与时代的变迁, 城市的功能和意象也在不断破碎重构。《周易·系辞上》说:“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城市意象也同样需要经过“立象”, 将离合交错的种种要素分析透彻, 以求达到“尽意”的结果。什么是城市的“象”?凯文·林奇的“五元素论”提出城市的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元素构成了城市的“象”, 这些元素可能会互相强化、互相呼应, 从而提高各自的影响力。城市的“象”依附城市景观而存在, 默默地传达着城市的信息。什么是城市意象?凯文·林奇认为城市意象是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双向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作用的结果。2可以说, 城市意象是城市景观通过人的感知后创造的意象。从城市认知的角度具体来看,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城市意象划分为包括以距离感、通透感、亲地感和力量感为特征的多维的空间意象;以人文精神、集体记忆和名人符号为表现的人文意象;以及从游客视角发掘的、包含对目的地期望的旅游意象。3北京市也需要通过融入这种双向互动的城市认知来对城市意象进行设计, 进一步更为有效的干涉城市品牌建设。这在当前北京市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以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背景下就更为重要。北京市必须积极累积文化资本, 创建新文化空间和文化地标, 构建良好的城市形象, 打造美好的城市意象, 从而增强全球竞争力并构建国家和城市文化认同。下文将从城市认知这一视角来剖析北京的城市意象, 并试图构建清晰完整且具有可塑性的北京城市意象构建及其营造的路径。

一、冲击与断裂:北京传统文化的断裂与城市意象的碎片化

北京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六朝古都, 经历了从历史重镇到千年古都再到国际大都市的一系列蜕变。这样一个扬弃和超越的历程, 其中既有令人欣喜的空间创新与物质传承, 也难免有让人扼腕的文化流逝与语境失落。

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来,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 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起源地——北京, 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 其中以“文化大革命”对北京市的文化遗产资源的破坏最为严重。文化大革命期间, 庙会全部销声匿迹, 民间花会演出被禁止, 文物古迹被破坏4, 尊师重道等传统美德受到抨击, 这导致传统的礼俗和文化逐渐丧失物质基础。同时, 建国初期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建设, 又使得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建筑逐渐让位与千楼一面的现代高楼大厦, 皇家园林周边充斥着突兀的现代地标。曾经辉煌的千年古都文明, 在不断地空间改造、房地产开发、城建规划以及文物拆迁等过程中, 日益碎片化, 城市记忆出现断层。例如北京粤东新馆被拆迁, “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 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5。一方面传统文化的自然进程被灾难性的文化运动中断, 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文化基础被破坏;另一方面城市人完整的生命体验被高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与地域结构变迁所冲击, 这一切最终导致北京自然延续的城市意象被割裂。

这种城市意象的割裂首先表现在北京城市外在形象的激变。“可以说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改建过程, 是以‘战后重建’的规模进行着。一度使两个城市呈现遭到战争剧烈破坏之后的城市景观:到处是塔吊, 到处是深坑, 到处是扬尘, 到处是工地。当这巨型工地渐次消失, 新的都市景观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永远的被抛出了我们用记忆、用生命、用情感、用血缘家族的亲情所书写和铭刻过的空间。”6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老北京城旧有的格局被破坏, 都市不断向周边区县扩张, 这种城市外在形象的激变使北京市民直接体验了永远丧失了故园的情感过程, 严重阻碍了居民对北京的城市认同。

其次, 这种城市意象的割裂表现在北京文化构成的改变。可以说, 北京的文化构成在近几十年来表现出的变化, 超过了以往两千年变化的总和。当然这一变化的实质, 也是北京市民旧的世界观断裂, 向新世界观转变的具体表现。藉由教育、媒体、历史与神话的建构, 形塑着人民应有的价值观与秩序, 召唤着人们对某些象征符号产生认同及归属感的民族地域性文化日益式微, 在没有地区 (人们居住特定地点中的生活方式) 、网络 (区域内与他人互动的脉络) 、与集体记忆等属性的全球跨国性文化冲击下, 被片断化, 混成为一种贩卖的商品。民俗学者刘魁立称:“现在大家见了圣诞节穿红衣服的白胡子外国小老头, 就感到某种亲切, 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许多传统的东西, 感觉到好像是已经落伍了, 这样一种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被强势文化浸染之后的态度。”

最后, 这种城市意象的割裂表现在社会心理的失落。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物质空间高速转变, 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构成中的势微, 最终导致了社会心理的焦虑与沮丧。无论是北京的原居民还是外来移民抑或是农民工, 现代人对这种城市意象断裂产生了失落感和重拾历史记忆的渴望。在这种意义上, 连续的、“基因”相连的、强有力的城市意象能够缓解社会认同危机, 提升城市凝聚力。

城市意象作为一种活态的表现, 会经历一个自然演变的发展变化过程, 新旧形态之间一脉相承。一旦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被强行改变, 异己文化侵占了城市文化绝大部分的构成, 那么城市意象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纵观近几十年的北京城市文化动势, 我们可以看出, 北京没有形成一种有整体系统的文化合成物, 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向未来的前后很不连贯甚至矛盾的城市意象。

二、多元与认同:作为媒介景观的北京城市图景

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不断提升与传媒时代的到来,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多靠图像模式而不再仅仅是依靠单纯的文本模式, 人们开始把关注视觉与关注媒介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并且惊讶的看到:视觉与媒介是浑然一体的。20世纪60年代,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所著《影像社会》中大胆宣布“影像社会”的到来。他认为由于影像就是使人们借助各种专门媒介去观看世界 (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把握住) 的一种倾向, 影像自然将视觉提高到曾经为触觉所占据的优越位置上;作为最抽象、最易骗人的感觉, 视觉当然最符合当今社会的普遍化了的抽象。7

所以21世纪的城市图景是带有世界烙印的媒介景观, 城市不仅是居住的场所, 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想象之物。当代城市正借助发达的大众传媒将城市形象作为自我营销的筹码。在日益媒介化的文化语境中, 城市形象的塑造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全球化浪潮逼迫媒体把自己的城市营造为完美的现代大都市, 然而城市生活的丰富性以及媒介自身构成的复杂性, 使得城市形象的叙述呈现出异常混杂的多元格局。8作为媒介景观的北京城市图景, 确切地说是城市想象, 承载了太多关于这个时代的荣耀、梦想和野心。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审美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政治权力, 以及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文化命题, 这一命题的核心就是“多元”与“认同”。

具体来说, 媒体是如何通过自己生产的形象来影响并作用于大众的城市感知和文化想象, 且构成社会建构力量的呢?例如:1986年拍摄的电影《北京故事》展示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记忆中的北京:白的确良衬衫、自行车流中的天安门、灰色的前门楼、大庙里的教室、提笼架鸟遛早的大爷。影片在这些典型的80年代的北京符号中平稳的展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融合。2011年的《失恋33天》的拍摄地则主要包括:今日美术馆、重复咖啡Copy Café、莫斯科餐厅、王府井东方广场、798艺术区。电影以当代的北京文化符号展示了北京时尚的、浪漫的一面, 同时重新建构了人与城市的体验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媒体尤其是影视剧借助想象的力量在文化象征层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建构再建构, 积极参与到日益严峻的认同危机解决过程中;同时媒体作为生活的想象工业, 努力将多元文化冲突并行的城市图景描绘的更加美好和谐。

“传播的表现要义是在社会转型当中寻求新的调解形式, 重新定义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9。从这个角度来说, 北京城市意象的重新建构, 即媒体在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 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群体情感进行的一种文化协调与整合, 不单单是对城市文化意象的塑造, 也是对城市居民身份的重新构建。其核心要意在于缓解社会性的认同危机, 因为强有力的城市形象具有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 “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具有这种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着这种凝聚力, 一个城市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 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起来。”10

三、怀旧与消费:现代文明下的北京城市意象生成

随着北京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 旧的市民群体日益减少, 城市新移民越来越多, 北京的城市居民构成发生了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北京人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新主体对城市的体验不同, 他们对文化消费有着新的需求。尤其是在全球消费主义和符号拜物教日益兴起的背景下, “怀旧”和“消费”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叙事中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

“怀旧的涌现作为一种文化需求, 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日渐多元、酷烈的现实面前的规避和想象的庇护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构建”11。这种怀旧感可以说是一种城市的集体情绪, 更多的通过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产业等方式弥漫出来。例如北京南锣鼓巷的时尚小店所贩卖的墨绿色铁皮跳蛙等怀旧物品, 印有现代流行语的搪瓷缸子等由旧物品演变的创意商品, 将那些随着社会快节奏发展而被时光掩埋的个人回忆重新发掘出来, 并让人怀念。也就是说“怀旧”依赖了记忆的抗衡, 以维护时代进步的人文内涵, 通过城市历史的积淀来影响城市意象的变化。

城市细节的变化从不间断, 城市意象的形成正是基于新旧意象元素更迭的城市建设过程。而城市的发展与时代特征紧密相关, 当下北京城市意象的生成也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在体验经济时代, 当下消费社会的特征更加注重体验性、个性化、多样性和人性化。以城市意象五要素之一的标志性建筑为例, 北京境外建筑大师设计的央视大楼以及按照本土民俗建造的北京福禄寿酒店等当代地标性建筑, 仅仅止于对个人的审美心理和好奇心的满足, 对创新创意独特性的展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潜在的多元主义的不断进步, 被解释成美学的多样性, 而公认的对社会责任, 政治正确性和对环境的敏感性, 则仅成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时尚。”12可以说包括城市建筑、环境、制度、生活、风尚、礼仪等在内的所有文化意象的复合体——城市意象已经与消费社会融为一体, 并成为这个消费社会的助推器。

四、“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北京城市意象构建

综上所述, 北京城市意象的形成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还有城市居民构成等等有着密切联系。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是跨时代的, 适用于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各个阶段, 而细化到具体城市, 各个时期人们对城市的认知是不同的, 城市意象又有着各自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因此, 针对上述北京城市意象在历史延续的维度上出现的割裂问题以及在水平维度上出现的消费主义倾向, 下面我们将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大背景出发, 尝试阐述包括内在的文化主题、文化认同和外在的媒体推广、文化空间构建等北京城市意象构建路径。

1、北京城市文化主题的提炼和文化符号的构建

文化主题即根据城市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和城市自身的文化资源特征提炼出来的最能代表城市文化特质, 可以统领各项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文化要素。这是北京城市意象构建的内在需求。因此要从北京千年发展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断面切入城市文化主题, 与当下北京市发展现状相联系, 挖掘出北京的当代文化特征, 并综合地考虑北京未来发展新趋势, 让这座城市承载的历史遗迹、主流价值风范和新兴气象同时彰显出来。使北京的城市意象形成有内在统一逻辑的、整体系统的文化合成物。

这就要求对北京市居民价值观和北京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 提炼出北京城市文化主题。然后在北京文化主题下, 进一步探索能充分凸显北京作为东方都城和中国历史名城的独特的地缘文化景观及其精神风貌的城市文化符号。例如胡同等能彰显北京城市建筑园林特色和“798”、三里屯酒吧街等代表北京时尚生活的城市文化符号, 或者其他的新兴创意符号。还要兼顾北京作为“世界城市”必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等功能所必需的具有实用性的文化符号。在提炼文化主题和符号基础上, 围绕北京的城市主题文化对北京市进行更全面的整体规划。

因为城市意象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因此在构建北京文化主题和提炼北京文化符号的过程中, 必须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兴趣特点, 为他们分别提供可映射其不同认同目标的文化符号。这就要求在城市文化主题和符号的生成途径上, 官民并举。这就是采取北京市政府规划和民间创意并举的多渠道策略。政府的有意识的构思、投入和组织固然重要, 民间人士、民间组织的个人或群体创意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为它们更具灵活性、自主性, 还可以随时加以变通。13总之, 北京要建设成为富有活力的“世界城市”, 必须考虑到所有阶层的诉求。

2、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机制构建

随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深入, 北京文化多元化发展, 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的特征必然会导致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代表的乡民社会和都市精英为主体的现代文明的并置, 国际化多元价值观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和并置必然会使北京的文化构成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多义性空间。如何让“北漂一族”能够在一定意义上获得话语权, 如何让他们能得到身份认同?如何在主流文化圈层的凝聚力和渗透力之外, 保持北京多元文化并行的特征?是当下北京城市意象构建过程中的严峻问题。如亨廷顿所言“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建立良好的文化认同机制。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原生依附情感与公民政治是构成新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机制的两种主要方式。14因此, 在维护由一定习俗、语言、信仰等具有原生依附情感的传统组织形态之外, 要加强政府在文化认同上的引导作用。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城市公共文明的建设, 加大市民行为引导、监管力度, 加强现代公民教育, 提高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质。例如:完善市民教育三级网络, 建立现代公民教育资源网络服务中心, 开展如“文明家庭”、“文化大讲堂”、“社区艺术展”等活动, 在广大市民中倡导“读经典”的全民读书活动, 深化学习型社会建设。最终使与市民息息相关文化生活质量得以提升, 突出了城市的凝聚力, 有利于城市文明氛围的形成。

构建良好认同机制的根本是要以人为本。在文化认同语境下的“以人为人”一方面要注重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要特别重视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 逐步加强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融入感;另一方面是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使得市民在城市化加速的现实情况下, 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群体情感能够更好的进行文化调试和整合。从而更好的参与到城市意象的构建过程中来。

3、北京城市意象的媒体推广与全球营销

如前文所述, 媒体塑造的城市意象是想象中的城市图景。关于世界城市的未来图景, 北京已经综合性的提出多个概念, 比如国际活动集聚之都、世界高端总部集聚之都、世界高端人才集聚之都、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北京必须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 通过文化产业运作的手段, 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城市文化符号推入到信息流通体系中, 在全球范围内对想象中的北京城市图景进行推广, 扩大北京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

从媒体传播的角度, 北京市需要营造国际一流的服务环境和条件, 进一步强化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 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大力开展文化外交, 致力于在文化服务中和文化对外传播中, 使北京城市意象能适应全球城市竞争, 实现良好的动态演进。而从文化产业运作的角度, 要搭建文化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平台。通过组织企业参与各领域重要的国际展会与交易会等方式, 建立多元化的对外文化贸易信息服务体系等方式为文化产品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疏通渠道、提供信息、搭建平台。还应加强中央和北京市乃至环渤海区域的合作, 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对外文化贸易布局。

4、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

由于城市意象的形成是城市拥有的各种景观在头脑映像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 升华城市形象的核心就转变为如何采用适当的手法使良好的城市景观转化为受众心中深刻的美好的意象。

因此, 一方面良好的城市意象必须注重城市景观、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 为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提供轻松媒介和文化符号纽带, 增强城市居民内心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特色继承的重要空间媒介之一, 尤其是历史文化景观, 它对内可以提升市民的自信心与文化素养, 使得城市的居住价值与就业价值得到巩固;对外则可以强化城市形象的推广、城市知名度的提高, 不断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消费, 为城市价值的传播与品牌提升获取更多的机会与渠道。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必须注重对受众特征的分析。这就要求针对城市长期居民、短期暂住人员和临时性旅游者等不同类别的受众, 根据他们的日常活动领域, 使其形成有序、统一、持久、深刻、美好的人文感知。

五、结语

6.“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六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确定了到2020年前发展目标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城市作为北京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北京水资源管理应围绕建设世界城市这一核心目标，确保水源安全、供水安全、水环境安全、迎汛安全，充分发挥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与支撑作用。目前北京市水资源严重短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人均不足300m3，1999年至2008年北京一直处于枯水年份，2009年北京在持续干旱后再遇枯水年，全年降水448mm，比多年平均减少23%，可利用水资源量大幅度衰减，水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从城市发展来看，水资源严重不足将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制约因素。

为应对水资源紧缺的困难，全市在统筹水资源配置、实施境内外调水、稳定水源地开采、强化用水管理、促进用水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保障大旱之年的水安全。通过实践经验证明，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最有效的开源方式，也是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既减轻水资源供应负荷，又削减水污染负荷。城市污水就近可得，便于收集，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污水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上可行,经济上适宜。但是同四大世界城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相比，北京在污水处理、污水资源化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污水资源化利用作为北京立足本地挖潜的重要途径，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仍应大力推进。

一、世界城市的污水资源化利用管理特点

（一）世界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情况

1.巴黎

21世纪，巴黎水价整体上涨幅度较大，其中排污费约占水费的10.2%，污水处理费约占水费22.3%，污染费一般按工业排水（污染种类和污染量）和生活排水的不同标准收取，征收的污染税金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工程。与10年前相比，巴黎的水价上涨了56%，通过政府的价格管理有力地推进了污水资源化。

在污水处理回用方面法国实行非常严格的反污染政策，1992年颁布的《水法》明确规定，所有超过2000人口的市镇都必须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以保证用水安全。为保证水源质量，法国从水源取水到使用后排放，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监测，全国共设立2000多个监测站，制定了符合欧盟要求的63项用水指标。对污水处理不能达标的地区，政府通过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费和排污费标准，以促进这些地区尽快达标。目前，法国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95% 以上，作为首都的巴黎污水处理率达到100%。

2.伦敦

伦敦采取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调度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合理调节水资源矛盾，使水资源保持供需平衡。伦敦水资源重复利用率高达6次以上。泰晤士河近郊的上下游地段，均建有地下水水源地，丰水季节以利用地表水为主，富余水资源回灌地下；枯水季节以利用地下水为主，实行每年5个月回灌，7个月开采，进行水资源的年度内调节，保障供水安全。

3.东京

目前日本共建起城市下水道废水处理厂1300处，每年处理废水124亿m3，其中1.3亿m3经过处理的中水作为工业用水或其他回用。在日本村，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兴建了废水处理设施，污水经过净化处理后灌溉农田，再生水用于农业灌溉有严格的水质控制标准，防止对农作物和人体产生不利影响。

2006年，日本全国有2200座饭店、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会馆、公园、运动场等公共设施以及大型住宅区的建筑物建立了中水系统，每天的杂用水供应量相当于全国生活用水量的1%。

东京排水管道的普及率几乎接近100%，日处理污水能力约540万m3，再生水生产规模50万m3/d，大多通过污水分散处理回用于城市生活杂用。东京采用“上、中、下”三水道供水方式，利用中水道提供生活用水以外的城市供水，如制冷、洗车、城市清洁和绿化用水等杂用水，减少水处理费用，达到循环用水的目的。东京都政府自1995年3月开始，将经过微滤、反渗透膜处理法处理后的高品质再生水作为源水供给水流极少的河流，同时计划利用再生水“复活”其他小河与水道。

东京规定小型污水处理厂利用污水处理产出的污泥发电作为自身动力，从而减少运行成本。另外，通过回收焚烧产生的余热，又可以为污水处理场热水系统提供热源。此外，东京都下水道局研究开发了能防止不被污水分解物与悬浮物腐蚀、阻塞的热泵热交换器，这一热能利用系统称作“城市热能”。目前东京的9个污水处理厂、2个抽水泵站都安装了这一系统，将污水和污泥焚烧的余热送至老年人福利、医疗机构。

4.纽约

纽约市采用年度内用水限制来强化市民节水意识。每年的11月1日到次年的3月31日，禁止在人行道上洒水、浇草坪、4月1日到10月31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7点的时段内禁止浇草坪，在人行道上洒水。此外，纽约市大力推广节水器具节水。

（二） 世界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特点分析

通过对巴黎、伦敦、东京、纽约的污水资源化利用现状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以上城市污水处理率均达到100%，而北京污水处理率仅为79%。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世界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污水资源化是一种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消费观，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污水资源化利用是符合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的一种先进理念，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的有效形式，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实现途径。

二是随着全球水危机形势日趋严重，世界各地尤其是缺水型城市为解决水资源供需失衡问题，皆将非常规水源视为新水源，污水资源化利用已成为常规水资源管理的重点。

三是污水资源化利用是当前世界各国的科研热点并且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涉及众多部门、公共设施，因此需要高科技手段支撑和精细化管理才能实现。

四是污水资源化利用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政策、法规来规范。政府建立完善的法规、技术标准、配套政策体系及再生水使用指南保障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规范发展、安全运行。再生水使用在美国、日本的应用范围涉及工业、农业、景观、城市杂用、补充地下水等各个方面，且在政策、标准、技术以及应用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体系，但因为各国城市污水、植物、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制定的再生水水质标准中各项衡量指标及其限值并不统一。

二、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现状与问题

（一） 历史与发展

北京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已有较长时间，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从污水灌溉、工业废水厂内处理回用、单栋建筑中水道系统到市政中水利用，进行了有益实践。

多年连续干旱、人口数量增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水环境恶化，加快了北京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利用和发展。2008年全市污水排放量13.2亿m3，污水处理量为10.43亿m3，污水处理率为79%，其中城八区污水处理率为93%，郊区污水处理率为48.8%。再生水利用量为6亿m3，污水再生利用率为57.6%，其中中心城污水再生利用率为59%，郊区污水再生利用率为50.8%。

2003年至2008年北京共利用再生水21.25亿m3，再生水应用量占全市用水量从2003年的5.9%提高到2008年的17.1%。再生水不仅在用量上有了较大发展，而且用户数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变化。如表1所示。目前，北京市再生水主要用途按实际使用量大小依次为：农业灌溉、景观环境、工业冷却水，以及绿地灌溉、道路冲洒、洗车、冲厕等市政杂用。

（二）经验与特点

近年来，全市污水资源化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在开发利用方面具有以下经验与特点。（1）北京连续多年干旱，以有限的水资源支撑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但采取了过度超采地下水和牺牲环境用水等非常规手段，因此北京再生水替代其他水源的意愿和需求，比其他非缺水型城市更为迫切和强烈。（2）从水资源整体配置和置换效果看，再生水利用置换出部分清水水源，补充环境用水，缓解了北京水资源供需矛盾现状。污水资源化利用适应北京水资源严重紧缺状况，再生水是北京的战略水源，远期可将替代出的清水水源战略储备。（3）对再生水处理水质标准要求不断提高，其处理工艺更注重向深度处理发展，一是有限的管网要求适合多用途的高品质水；二是高品质水更利于满足已有的或潜在的多种需求。（4）根据再生水水质可用性和实际需求情况，农业灌溉、河湖景观、工业循环冷却、公共绿化等是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领域。

（三）与发展目标相比存在的问题

同世界城市相比较，并结合北京污水再生回用的现状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情况有很大改进，但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

一是再生水厂站（尤其是高品质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包括污水集水管网、再生水输配管网和用水设施等）建设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再生水用户发展的需求。

二是再生水资源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再生水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益。全市统一调配的再生水配置利用体系还没有建立，再生水使用的安全监管体系还很缺乏。

三是“分质供水、分质定价”的价格体系没有形成，价格优势对再生水利用的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再生水收费方式不明确，收费机制不规范。河道景观环境补水等公益性用再生水的费用负担主体没有根本解决。

四是污水再生利用的宣传力度不够。虽然再生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但因其源水是污水，人们在使用安全上仍存有疑虑。

三、建设与世界城市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体系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北京“民生水务、科技水务、生态水务”的工作理念，建设与世界城市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体系，为推进北京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对照世界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情况，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管理应把握四个重要方面。

一是确保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安全。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作为北京水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渗透到水资源保护、利用、节约、管理等各个领域，因此在确保水源安全、供水安全、水环境安全、迎汛安全的同时，必须要确保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安全，这也是关系民生水务的关键环节。

二是完善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体系的系统化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是系统工程，应从水资源配置的高度出发，尽快完善进行再生水厂布局、再生水处理工艺和标准、再生水购买和配置等方面的管理，形成从规划、建设、运营、应用到监管的系统化的污水资源化利用体系。

三是严格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规范化管理。加强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标准化、制度化管理，完善相关管理体制、机制，尤其要通过完善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污水资源化利用的长效管理机制。

四是提供高标准的公共服务。政府具有国家生态环境管理权，在推进污水资源利用的进程中具有重大责任和义务。政府通过污水资源化利用提高了水的使用效率，减少了污水的排放量，从而减轻了自然水环境的污染负荷，另一方面通过再生水的应用替代了部分自然取水，从而减少了自然水资源供给负荷。政府应通过对污水资源化管理保护生态环境，提供高标准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

四、北京污水资源化利用管理对策

（一）加大污水处理厂全面升级改造力度

北京应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大中小建设规模相结合，加快全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加大污水处理厂全面升级改造的力度，提高出水水质，以满足发展需要和使用需求。

（二）提高行业管理水平和加强能力建设

政府作为排水行业的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行业指导的力度，明确职责和权限，提高立法、执法、行政司法能力，推动排水行业的快速发展。

加强污水资源化利用领域的能力建设，通过完善全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网设施普查、建立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信息报送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北京水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投入，补充、调整和完善水环境监测站点，加大城市河湖水质监测，完善实时监测系统。

污泥处理处置是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环节，应采取适合北京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力度，回收二次能源。

（三）建立有效的收费体系，健全公共生态环境用水的财政支付体系

建立有效的收费体系，将水污染控制与治理费用与直接支付挂钩，对再生水用于生态环境费用给予补偿和奖励，更有效地控制水污染，激发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积极性，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污水资源化用于生态环境，应分质定价，并纳入到财政预算体系中，由政府统一购买，科学安全合理配置。这种支付机制有利于激励生产厂商生产高品质再生水用于生态环境。

（四）加大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科研创新力度，支撑发展需求

开展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的科技研究，做好水资源配置与利用。加大再生水回补地下的科研攻关，借鉴国外成熟回灌技术成果，结合北京市地下结构，将再生水进行地表回灌，补充北京地下水。

（五）合理布局，建设系统的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生态工程

污水资源化利用不应单纯通过建立污水处理厂去开展，人工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替代自然净化的过程，应结合城市布局和规划，建立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以自然水处理为主要形式的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生态工程，如建立以水质净化为主的功能型湿地，在边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土地渗滤回灌系统。对于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再生水，要以水环境容量为依据，制定北京市再生水用于城市河湖补水的水质标准，科学、安全利用再生水，增加河湖环境水量。探索以北京水环境纳污能力作为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依据，实施分区分河段动态分级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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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七

中国人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吃喝都在外面购买。一次性包装、日益严重的浪费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还未建立完善的垃圾回收系统，很大一部分垃圾被低效处理，加剧了空气污染。政府正不断新建垃圾处理场，到2015年全中国垃圾日处理量将达30万吨。

德国学者托马斯·多恩指出，中国大城市居民每年人均产出的垃圾已达约480公斤，且仍在增长。目前，德国年人均垃圾约520公斤。德国一家垃圾处理企业经理皮茨说：“过不了多久，中国人的垃圾会像德国人的那么多。”中国人喜欢照搬西方生活方式，但与德国人相比，中国家庭却没垃圾分类的习惯，一切都扔进同一个垃圾桶里。70%的中国家庭垃圾未经处理。

8.“世界城市”北京：与垃圾的战争 篇八

会议由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徐波主持。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他深刻分析了由于首都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速度加快, 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同时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并部署了“十二五”时期及2011年的重点任务。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家明做了题为《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努力实现‘十二五’安全生产的良好开局》的工作报告, 总结了2010年以及“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的进展, 明确了2011年以突出“城市安全保障”为主题, 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打造“北京保障”品牌为目的的北京安全生产工作思路, 规划了2011年的安全生产工作。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干部, 各区县、各行业部门、各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主管领导和有关负责同志, 以及市属应急救援队伍, 部分科研机构、协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专家等约1 20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局长赵子新部署了2011年全市消防安全工作;顺义区政府、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金隅集团领导就做好2011年安全生产工作做了大会发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程静宣读了“表彰2010年安全生产综合考核先进单位的决定”, 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密云县等14个区县获得表彰。

2010总体平稳

2010年北京市安全生产状况保持总体平稳。北京市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生产安全、火灾、铁路交通死亡事故1 062起, 死亡1 176人, 与2009年相比,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增加13起19人, 上升1.2%和1.6%。各项指标均未超过国务院安委会下达的年度控制指标。反映安全生产总体水平的相对指标下降,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同比下降13.3%。

张家明局长总结了2010年北京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的3方面进展。一是北京市的安全生产状况保持总体平稳。二是各行业部门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以构建符合城市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 大力推进法规标准建设;以监督执法和事故调查处理为抓手, 切实提高安全监管监察能力;以综合监管为突破, 增强安委会协调服务职能;以增强广大职工群众安全意识为出发点, 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动力, 持续改善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状况。三是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基层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为契机, 扎实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为抓手, 努力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和副市长苟仲文等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 对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提出了全面系统和具体明确的要求。2010年, 刘淇书记专题听取了安全生产工作汇报, 郭金龙市长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市政府常务会和市政府专题会9次听取和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苟仲文副市长主持召开了14次安委会大会和安委会专题会;书记、市长等市领导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 都亲自带队深入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国务院3次督查北京市的安全生产工作, 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京政发[2010]40号) , 出台了一系列更加严格、更加管用的政策措施;就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市政府和市安委会多次下发重要文件。所有这些, 都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

“十一五”实现目标

张家明局长认为, “2010年工作成绩的取得, 标志着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指标的圆满完成。”“十一五”时期, 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保持了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发展态势, 实现“三个显著下降”, 实现了“十一五”安全生产规划设定的各项目标。一是事故总量显著下降。2010年北京市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死亡事故1 062起, 比2005年的1 718起下降了38.2%。二是事故死亡人数显著下降。2010年事故死亡人数1 176人, 比2005年的1 916人下降了38.6%。三是反映安全生产总体水平的4项相对指标显著下降。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由2005年的0.26下降到2010年的0.085, 下降了67.3%;工矿商贸从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由2005年的2.21下降到2010年的1.45, 下降了34%;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由5.86下降到2.03, 下降了65%;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74下降到1.568, 下降了10%。

“十一五”时期, 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不仅实现了安全生产规划设定的各项目标, 而且在6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安全生产总体水平显著提高。北京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实现“平安奥运”和“平安国庆”为目标, 强化安全监管执法,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加大高危行业和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力度, 严肃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 小煤矿实现整体退出, 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监管水平不断提高,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管力度明显增强, 交通运输、消防、城市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安全工作成效明显。

二是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基本确立。结合北京市实际, 制定颁布了商业零售、餐饮经营、星级饭店、体育运动项目和文化娱乐场所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规定以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了相关法规规章的修订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发布了一批安全生产工作亟需的地方标准, 奠定了北京市安全生产的法制基础。北京市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京政发[2010]40号) 等一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文件。

三是安全生产监管体系趋于完善。进一步确定了各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和管理职责, 细化了监管内容。大力加强了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 北京市、区和街道乡镇监管机构不断完善, 监管队伍不断壮大。开展委托乡镇 (街道) 执法的工作模式, 安全生产监管重心进一步下移。综合监管、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相结合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制度初步形成。

四是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快速提升。初步构建了北京市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加强安全生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建立了高效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机制。着力推进安全生产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 企业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五是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切实加强。切实加强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特种设备、城市公共设施、城市维护保养作业、地下空间经营场所、地铁建设与运营、地下管线等与城市运行密切相关的重点行业 (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结合城市网格化管理, 推动了安全生产精细化监管, 将安全监管有机地融入社会管理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中。

六是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明显增强。通过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康杯”竞赛、安全文化论坛、大型公开课、安全巡回演讲等宣传教育活动, 弘扬“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 有力地调动了政府、企业和职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开展安全社区创建活动, 提高了市民的事故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在首都特大型城市保障压力较大、政治任务重、建设项目大量增加、人流物流更加频繁的严峻形势下取得的。但是北京市目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张家明局长指出:“安全生产工作与党中央、国务院对做好首都工作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 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相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 事故总量仍然偏大, 较大事故时有发生, 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存在不足。”从2010年安全生产形势来看, 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与2009年相比略有上升, 特别是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事故, 全年发生了24起, 同比上升26.3%。部分地区和单位事故多发, 有5个区县和1个单位事故超标。

开局之年新要求

2011年1月16日, 在北京市召开的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 市长郭金龙明确了“十二五”期间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中央对北京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 深化改革开放, 全力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 进一步提高“四个服务”水平, 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 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

为了做好2011年的安全生产工作, 进一步贯彻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 苟仲文副市长指出, 随着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步伐的加快和“十二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明确,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和标准会更高。

一是建设世界城市要求安全生产工作标准更高。在加快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新形势下, 要找准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的差距, 建立起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安全生产工作新格局。首都的安全生产工作, 必须达到国内领先、与国际接轨的水准。

二是首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北京市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高端产业, 要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和医药、汽车、都市型工业等实体经济。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空间规划的调整, 安全生产工作要适应新的变化不断调整工作方式方法, 为首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保驾护航。

三是加强非公经济体的安全生产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非公有制经济是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力量, 但是这种类型企业的安全保障能力较低, 从业人员流动较大, 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 难以适应安全发展的需要。并且, 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数量大, 一些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忽视安全投入, 形成滋生安全生产事故的不良土壤, 从而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是保障城市安全稳定运行面临诸多压力。城市安全生产是城市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由于城市安全生产的对象庞杂, 风险种类多,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庞大、人员构成结构比较复杂等因素, 使得城市安全生产管理的任务重、监管难度大, 对监管手段、监管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苟仲文副市长进一步提出了北京市“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的奋斗目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8%以上, 工矿商贸从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21%以上, 较大以上事故起数下降15%,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在0.8以内;火灾事故十万人口死亡率控制在0.35以内;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降至1.7;特种设备万台设备事故死亡率控制在0.38以内。这对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二五”打安保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会议及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 实现“十二五”安全生产的奋斗目标, 张家明局长在讲话中明确了2011年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突出“城市安全保障”主题, 打造“北京保障”品牌, 围绕全面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这条主线, 进一步健全完善法规标准体系、综合监管工作体系、执法监察体系、宣传教育和培训体系、职业卫生监管体系, 努力提升安全监管监察能力和企业安全保障能力, 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监管, 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全力压减安全生产事故, 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 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提供有力保障。集中概括起来就是突出一个主题, 打造1个品牌, 围绕1条主线, 完善5个体系, 提升2个能力。

在总体思路指引下, 张家明局长提出2011年应重点做好7方面工作。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和市政府40号文件, 进一步深化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二是抓好《安全生产重点执法检查计划》的实施, 形成部门安全生产执法合力。三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四是强化市场准入和源头治理, 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五是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 大力推进安全生产科技进步;积极推动安全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安全生产物联网技术应用;研究制定启动安全生产产业链的鼓励支持政策。研究制定安全产业发展规划, 探索建立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科技研发应用和推广工作机制。六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七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 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为了做好2011年重点工作, 苟仲文副市长对北京市各部门、各成员单位进一步明确了6项具体要求。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 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二要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监管;三要进一步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四要善于分析城市运行及事故发生的规律, 有针对性地做好预防工作;五要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基层工作, 不断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六要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苟仲文副市长提出号召,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坚定信心, 狠抓落实, 努力实现“十二五”安全生产工作的良好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