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体会

中国传统文化体会（精选8篇）

1.中国传统文化体会 篇一

我们缺失了了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心灵震撼。在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人们已经淡忘了中国五千年总结下来的文化，个人的金钱欲望和享受的生活状态占据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在这个人人拜金的物欲横流的今天，传统的优良的东西，越发珍贵起来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然而，众多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道德教育，特别是德行教育。

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只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因此出现了德行危机。人们大声疾呼，要恢复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美德，诸如公正、诚实、良知等等。

社会上的许多现象让人感到震惊，例如12岁的孩子贩毒、14岁的女孩子生孩子、16岁的中学生残忍的杀死母亲，…;虽然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感受阳光雨露，可是，他们纯洁的心灵被污染了，从小就丧失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走上了邪路。

人的成长，主要决定于他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影响，我们把家庭教育称之为扎根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正是因为它对人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直接决定孩子基本道德品质形成，价值观的取向方向。简单的说做人的最基本原则、道德习惯大多都是由家庭来完成的。

中国传统教育把家庭教育看成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开始，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这一传统为孔孟承传下来，成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人从一出生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习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所以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言传身教的正确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态度，培养起了忠孝悌信、礼义廉耻的品格，走入学校、进入社会才知道如何让与朋友、同事、乃至于陌路人的和谐交往相

处。

可现在许多人可能智育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德育却捉襟见肘。举几个身边的例子：乘车时，学生在那里安然的坐着，却不给身边的老奶奶让座，甚至有时在车内能听到人们大讲脏话，互相彼此漫骂，随地乱扔废纸……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文明离他们越来越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也消失殆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五伦八德：夫义妇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而其中，百善孝为首，我们就应该以身作则，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

人生当中有很多挑战，改坏习惯的过程是不断上进的，但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总会有很多波折的曲线上升。在我们平常处事行事的过程中，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看看自己做的是否正确。“各自择，天心地宁；各相择，天翻地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少说讽刺的话，多说真诚的话；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家里的每个人，都做好了，那这个家自然兴盛，自然和谐，在我们的人生中，处处都充满了抉择，从择食、择言、择业、择偶、择友等各方面，都需要我们要有判断力，要有智慧，而这些都归于我们是否学明白了，不能因为我们自己退却的心，消极的心，坏习气而打败自己，福田靠心耕，量大才能福大，大舍才会有大得。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文学是要靠聚沙成塔般积累的，如果你想一步登天，那只是沙上建塔，徒劳无功。，一个人的道德也是一样，也要不断的积累，古人说厚德载物，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厚德，一个人才能不断的发展下去，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物质条件只能满足人们更大的欲望，不能使一个人真正成熟、进步、懂事。“家贫出孝子”，比尔.盖茨说过这样一句话：“给孩子留下能够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但不能给他留下无法生存的包袱”，还有人这样说：孩子有本事，给他留下财富有何用？孩子没有本事，给他留下财富又有何用？物质财富总会有用尽的一天，常言到：富不过三辈。能让自己的孩子自食其力才是最大的财富。

文化影响着后来者，后来者又传承、修正并补充着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文化在碰撞中平稳地发展与进步着，波澜不惊。而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我们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即使有所涉猎可能也会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可是到底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潮流！那些听起来华丽无比的词语真的让你过得好吗。很多人在寻求人生的归宿，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可是却有太多人在追寻中迷失自己出发的目的，最后偏离得面目全非。

别说物欲太多，诱惑太美，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你不能在永久的黑夜找到灵魂的归属，只会在阴森的坟场游荡。根源在于你舍不舍得放掉手里抓着的堕落之绳，试着找到星点的光。前卫的东西未必就是绝对的好，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也许能指引你找到灵魂的归宿。

2.中国传统文化体会 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丰富并且非常辉煌, 门类众多, 特别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书法、中国传统家具都非常讲究运用各种直线、曲线的不同组合, 充分利用线与面所产生的光影和层次塑造这些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形式都追求一种刚柔相济、流畅舒展的外在表现, 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节奏感、韵律感。反过来看中国现代家具对于形式的追求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但是最为本质还是追求家具的舒适度、品味感、价值感。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所追求的本质性的东西。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六法”理论首先就是“气韵生动”, 这种“气”, 就是艺术形象中所呈现出来的感动人的一种力量, 一种艺术造型上所表现出的和谐的节奏与韵律, 一种赏心悦目的风致。中国现代家具也是同样的, 要通过对家具形式的设计传递出一种气韵, 这种气韵包含着设计师的文化情感, 同时也包含着家具设计的人文关怀, 通过家具这个载体传递给消费者。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中国现代家具的人文内涵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具本身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消费者购买家具的使用功能时, 也购买了家具的文化价值。现代中国社会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消费者希望寻找家具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元素, 以此来满足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 并且通过高品质的中国现代家具设计体现自身的文化品味。

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民间文化、地域亚文化等都是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灵感之源。符号强调典型性, 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风格, 尊贵祥和的龙与凤、蝙蝠、辟邪的蜈蚣、蟾蜍、蟠螭等都是中国图腾文化的象征符号。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根据目标群体的不同将这些符号进行消化吸收, 并加以简化和提炼使其更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

但是, 有些家具企业只是简单的照搬照抄传统家具的形式, 或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生搬硬套地用在中国现代家具上, 使得家具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 这种方式注定是会失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现代家具应该继承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天人合一”与当今社会所追求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中国现代家具与当今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也是追求“美观”、“生态”和“舒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明晰的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核心内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具传承的主要内容之一。

广东南海市的联邦家私集团公司在1991年推出了一组实木沙发系列“联邦椅”, 包括单人椅、双人椅和三人椅, 以及长短两款茶几。这几款家具199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行, 并且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国。这个系列的成功有着多种因素, 但最为重要的是家具的设计形式集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雅、内敛、和谐、韵律等等因素。靠背曲线有着明式家具的反“s”形的优雅。整体造型虽然与明式座椅家具截然不同, 但却有着某些相同的神韵。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家具的巨大影响。只有当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能够将传统文化精神融于其中, 中国现代家具才能摆脱西方家具形式的模式,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二、中国现代家具对中国传统家具功能的传承

中国传统家具所追求的不同功能决定了中国传统家具的不同的类型。比如圈椅、案几和屏风都是依据不同的功能衍生出来的。特别是屏风这种传统的家具形式, 它的类型多种多样, 具体功能也各不相同, 例如枕屏、座屏、挂屏等等, 都是具有极佳的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

中国古代有行军打仗、野外出游各种等室外活动, 在室外活动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停顿休息, 而传统家具因为其体积庞大又特别重, 所以非常不方便携带。古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椅腿设计为交叉折叠, 收拢时便可解决其携带不便的问题, 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到了宋元时期, 出现了带靠背的交椅, 这就让使用者坐起来更加的舒适与惬意。到了明代, 又将交椅细分为折叠椅和圈背交易, 既丰富了它的形式, 又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特别是明代交椅造型优美流畅, 做工考究。其前足底部安置脚踏板, 装饰实用两相宜。在扶手、靠背、腿足间, 一般都配制雕刻牙子, 另在交接之处也多用铜装饰件包裹镶嵌, 不仅起到坚固作用, 更具有点缀美化功能。

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家具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而这些功能的设计都是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当今社会, 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中国传统家具中的功能依然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家具设计时的重要参考, 并且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因此, 中国传统家具的功能也是中国现代家具传承的主要内容之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具设计的专业化, 越来越多的新的家具形式层出不穷。然而, 这些形式往往只是从商业噱头的角度出发, 却忽视了家具最本质的功能作用。任何一件家具都是为了一定的功能目的而设计制作的。因此功能构成了家具的中心环节, 是先导, 是推动家具发展的动力。

中国现代家具追求的是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对于设计师而言, 功能是每一次家具设计时必须考虑的要素。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从材料、结构、形式等多方面进行考虑。例如, 现代屏风设计就是在保留屏风分割空间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的创新设计。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家具都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瑰宝。因为中国传统家具与中国现代家具之间存在着前后相承的血缘关系, 所以中国现代家具对中国传统家具的传承是必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完全不加舍弃地模仿甚至照搬也是行不通的。在传承的基础上对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地方通过设计师的设计加以改良、革新, 使中国现代家具的发展在传承的道路上不断创新, 满足新时期家具使用者的各种需求, 体现中国现代家具自身的风格, 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中国现代家具在世界家具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沈嘉禄.《时尚老家具》.[第一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6

[2]方海.《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第一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12

3.中国千年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三

【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千年外交的基本走向】

几千年来，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如下四种文化——

首先是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其次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虽然中Ô¬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¾¬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Ô¬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Ô¬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Ô¬王朝侵入中Ô¬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Ô¬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Ô¬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Ô¬因在于东西方¾¬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再次是礼制文化。礼制文化决定了朝贡体制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体制。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而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因而，其外交导向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国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相对稳定，民族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礼制文化。几千年来，礼作为中国千年外交的思维逻¼¬与行为准则，呈现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一直是东亚国际体系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古代中外关系的非对等性。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办外交时，很少具有平等意识。周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外关系纳入华夏礼制的轨道，从而使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领域。朝贡体系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特征，从先秦到明清，一直没什么改变。在传统关系中，对外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古代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

最后是仁义文化。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例如，襄公的“仁义”之举，被毛泽东看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仁义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 。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 。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汉书》卷78）仁义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曾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

上述四种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

【非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主流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但对中国千年外交的影响不可低估。非主流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如潜规则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对外交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如下三种——

一是权术文化，也叫做权谋文化、谋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国家。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冯梦龙说：“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外交离不开谋略，历史上许多谋略家就是外交家，如张仪、苏秦、诸葛亮。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外交思想最丰富、外交家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谋略著作出现，中国外交也演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大剧。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不等于权术，更不等于诈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的事确屡见不鲜。权术文化中外都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西方权术文化的代表作。中国讲权术的书不少，如《六韬》、《三略》，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文化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认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面，十分准确。权术与封建专制相伴相生，包括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结党之术、游说之术、狡辩之术等，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玩弄权术者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权谋最为成熟的时代。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越国在灾年向吴国借粮一万石，第二年说选择最好的粮食归还，吴国竟然相信越国，将其留作种粮，哪知来年播种颗粒无收，Ô¬来还吴的是¾¬过了蒸煮、永远不会发芽的粮食，使吴国遭受严重饥荒。唐太宗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故意断绝和亲关系以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当时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Ƭ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何力传》）源远流长的权术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

二是暴力文化，即崇拜暴力的文化。按理说，外交是打嘴仗，同暴力不沾边，但外交史上确实留下了暴力文化的斑斑血迹。韩非子说，“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尉缭子》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其半，威加海内” （见《汉书・艺文志》），公然鼓吹血腥屠杀，令人发指。几千年来，“暴力斗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始终有深厚的成长土壤，逐鹿中Ô¬、王朝更迭总是伴随着大砍大杀。专制制度催生出一代代暴君、暴官和暴民，虽然他们在国人中比例不大，但足以使暴力文化代代相传，其影响有时超过主流文化、制度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外交演义，更是如何最多、最快杀人的阴谋演义；而《水浒》讴歌的英雄义士行为，多出于私仇而很少公愤。他们开人肉包子店，杀无辜路人以作入伙投名状等等，以杀人为乐，在杀戮中感受快意。李逵救宋½¬，抡起板斧，不管男女老少一并砍去，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他杀黄文炳，类似于凌迟，后来，在明朝酷律环境下，凌迟竟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357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身上。千刀万剐剔下来的“肉”，不少被用作下酒菜，闻之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血写的篇章。春秋时期，晋国不仅无礼扣押郑国国君郑成公，而且杀了前来求和的郑国使者，从此，违反“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国际法的现象不绝于史。宋亡国前夕，元主连番下诏，痛斥宋权臣贾似道接连扣押和杀害元使。虽然连克镇½¬、南京等，元主仍复遣尚书廉希宪、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出使南宋，有意与宋继续议和。到了宋界，宋边将张濡，不分皂白，竟将身为侍郎的使者袭杀，将身为尚书的使者押送到宋廷。元丞相伯颜遣书质问，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伯颜再遣张羽为使，同宋使一起返宋廷，不想到了宋境，又被杀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外交人员巴夏礼一行39人被咸丰皇帝下令扣为人质，尽管恭亲王奕信誓旦旦地作了“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的保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但3日后交还人质时，生还的仅18人，其余21人归还的全是伤痕累累的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的尸体被大卸八块。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办事，被清军杀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时，被清将¶¬福祥乱兵击杀，尸体被肢解，抛在路上。义和团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腾腾杀气，字字血气。无人质疑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是爱国者，但郭因“一 ・ 二八”事变的交涉，王、施、顾甚至蔡元培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却被国人殴打、恫吓。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描述说：“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新中国的外交也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发生了围攻苏联大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另一方面，张闻天、刘晓、章汉夫、孟用潜、潘自力、王炳南、陈家康、许建国、罗贵波、徐以新、姚仲明等副部级以上外交干部都领受了“斗争哲学”的厉害。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章汉夫、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副部长陈家康、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被迫害致死。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刘晓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长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正部长级干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挨斗时，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十多个人被À¬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哭丧棒（用白纸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孟的高帽子里安装了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孟在游斗时走了一半路就已晕倒。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有4000名干部，被抓的竟达1700人。（马继ɬ：《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三是关系文化。可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关系的价值。中国关系文化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必须建立各种关系来得到他人认可、谋取自身利益，通过关系建立的获利能力不少时候会远超诸如能力、业绩、敬业精神等方式。关系文化对古代外交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把建立血缘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亲外交。汉匈和亲时，汉廷想的是，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皇帝与单于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哪有女婿打岳父的道理呢？单于死后，公主生的儿子继位为单于，皇帝与新单于的关系是外公与外孙的关系，岂有外孙不孝顺外公的？唐代¾¬历三次和亲高潮，越到后期，越是真的皇女帝妹外嫁番邦。唐与吐谷浑、吐蕃、回鹘通过和亲分别建立了甥舅关系。以回鹘为例，“唐朝继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以后皆因之”。（《宋史》卷490《回鹘传》）二是将国家关系作为家庭关系来处理。例如，石敬瑭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书，表示称臣于契丹，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当时石45岁，耶34岁。1004年，宋辽议和，确定两国为兄弟关系，宋为兄，辽为弟。1164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金主为叔，宋帝为侄。宋亡国前，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奉诏与元和谈，情愿称侄纳币，否则降称侄孙。就是说，只要宋不亡国，可以称元祖为叔叔，再不行，皇帝做元主的孙子也行。三是外交上不是用人唯才而是用有关系的人。明代外交一大弊政就是出使朝鲜的使者基本上由宦官充任，为什么呢？因朝廷大宦官基本来自于朝鲜，“在宦官干政的背景下，由他们出使朝鲜，乃顺理成章之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奉使之机，百般勒索，大发横财”。（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四是外交和国防战略让位于哥们义气。最典型的是“桃园结义”所体现的½¬湖伦理在蜀国国家体系中凌驾于法度、军令之上。赵云谏道：“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国志》卷36）刘备哪里听得进去。刘关张抱团，一再破坏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给蜀造成重大损害，这是蜀在三国中最先亡国的根本Ô¬因之一。

【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不可能包罗万象，受主流文化、制度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其缺失的一面。

农耕文化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成了农本文化，由此导致重商文化的缺失，使严格意义上的¾¬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空白。朝廷不会动用外交资源促进市场的繁荣，为中国商人走出去保驾护航。商朝商业非常发达，春秋战国时各国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司马迁语），不少人发了大财。孔子的学生子贡“家累千金”，富而从政，曾出任鲁国外交高官，陪同鲁哀公参加过与吴国、晋国的盟会。然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后成千古名言。商鞅、管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商人为小人，以¾¬商为缺德。秦始皇把各地12万商人迁入咸阳，明确将“重农抑商”上升为国家意志，开了以国家力量轻商抑商的先河。秦汉征徭役，政府视商人为罪犯。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之衣，不得带兵器，不得骑马，不许乘车，本人及后代不许做官。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许穿布衣，农民才能穿纱绢锦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重商文化的缺失导致“耻言利”，朝廷对外交往不仅不以¾¬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¾¬济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导致中国失去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契约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出现不重视条约关系的现象。没有条约关系，就没有现代外交。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契约的核心价值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周时“书契”、“万民约”、“邦国约”概念的存在足可证明。《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大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不一定靠契约。但是，这种“大信”不等于契约文化，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而契约文化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所有陌生人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普遍性。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¾¬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也许正因为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戈登率队与淮军合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戈了解到守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不和，便建议诱降纳王，拿下苏州。建议为李鸿章采纳，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定降约，约定郜谋杀谭献城降清，程与郜指天为誓，“既往不咎”，程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等刺杀谭，开城门Ó¬清军入城，清军入城后，不仅诱杀了8个降王降将，而且诛杀了数万毫无戒备的太平军将士。杀降激起了戈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他的信誉，Ŭ不可遏。戈大骂程学启，与之断交，又提着洋枪找李鸿章算账，逼得李四处躲藏。列强驻上海领事馆代表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与此相反，清廷却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说：“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这个例子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妥Ь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离不开谈判，没有妥Ь就没有谈判。但是，妥Ь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历史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常态，往往不承认对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没有双赢的概念，过去中国大部分谈判是在兵临城下了才谈，会出现开价的价位与对方底线相重叠，没有回旋余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妥Ь”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Ь”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Ь调多方面关系，平衡各种矛盾，这就必然有妥Ь。妥Ь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以保障长远利益的外交艺术。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公元1004年，宋真宗亲征契丹，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宋在胜利情况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同时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财政收入为15000万贯。北宋平均年财政收入在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可兑一贯ͬ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财政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战时军费比平时军费高1300万贯。“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不构成丝毫压力，而年30万的岁币对于¾¬济拮据的辽来讲，则可解决大问题。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促进了汉辽¾¬济文化交流，北宋¾¬济也迈向了封建社会的巅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而言是丧权辱国的和约，辽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这种看法，典型地表明了中国妥Ь文化的缺失。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于丰富现代外交战略思维的营养，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不利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加强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以丰富中国当代外交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4.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篇四

文化是被广泛接受的艺术，艺术是情感的载体。传统文化，就是以往在中国这个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情感载体。如果想要了解以往那些人的情感，就要先了解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名为“传统”，除了表示它的历史以外，还说明它被传承了下来。现代人在有意无意间仍然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有些人想要一探究竟，就会去了解。字体如何演变？方言如何产生？成语有何典故？诗词有何背景？楹联有何内涵？窗花有何寓意？王羲之和颜真卿孰高孰低？顾恺之和吴道子孰强孰弱？春江水暖鸭先知，琵琶声停欲语迟。会当凌绝顶，自挂东南枝。

有没有意义呢？这种意义就像是我们受到宇宙规律的束缚而去了解宇宙学一样。探知原本就是人生的意义之一。

5.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篇五

风行万里

今年9月初，我们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感触颇深，算起来，真正意义上接触传统文化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其实，这么算也不见得正确，因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随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毕竟，文化是一个连续的传递过程。我的父母曾经在这方面教育了我很多，为人处世，以及一些礼仪都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我看来，《弟子规》包含了《孝经》《礼》等传统思想，特别是在行动方面做了规范。所谓弟子规的规，也就是规范的意思。本来这本书是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大约和《三字经》的效用差不多。可是，我们普遍缺乏这种教育，所以现在学习《弟子规》这本经典也是恰当的。特别是现在，社会伦理失纲，人心不古，有志之士呼吁重新定位我们的教育，突出人本思想，突出人文关怀，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学习经典也就显得尤其必要。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我们学习《弟子规》，背诵下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一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那就需要时间了。一个人处世必定有一些原则，在他们潜意识中受到这些原则的制约。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当你愤怒或烦恼时，读《弟子规》吧！当你痛苦或无助时，读《弟子规》吧！„„”都如此的话，你的愤怒、烦恼、痛苦等等就会离你而去。是的，音乐可以使人平静，放松；运动可以使人忘记烦恼，心胸开阔；阅读能使人忘记现实，醉心于与先哲的时空中。《弟子规》这一本小书，又有多大的能耐改变一个人的心情的功用呢？可就是这么一次，我受到了《弟子规》的启发，改变了心态。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人无礼貌，与禽兽无异，一个连父母都不孝的人，再好他又能好到哪去呢，一个能孝敬父母的人再坏他又能坏到哪去呢，所以古圣先贤说，百善孝为先，说得太对了。一个对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如果说他能够干成大事业，那也许是一种巧合；一个不懂得礼节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行走，最后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弟子规》里说的“泛爱众”，让我想起了“我生活我的生活。我爱所有的人，即便他伤害我欺骗我，我都会原谅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类,因为我相信他身上残留的人性”，这样你的心情才会平静下来，才不至于增加烦恼，才能静下心来学习和工作。

“宽为限，紧用功，功夫到，滞塞通”，这是《弟子规》中的一句，一句看似普通的句子，却引起我不同寻常的遐想。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制定学习和工作计划的时候，不妨宽松一些，实际执行时，就要加紧用功，严格执行，不可以懈怠偷懒，日积月累的功夫深了。原来窒碍不通，困顿疑惑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草草而看，这段文字好像在讲述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及后果的事情，但如果细细品味下去，这句话说得是应该在读书和工作的时候要抓紧时间，不要胡思乱想，要专心致志？要静得下心来才以把一切工作做好。

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它的意思是“如果书不是借来的，就不会认真地读，不会抓紧时间去读，而反之，如果这本书是借来的，你的心理暗示就会告诉你：这是借来的，是要还的，要抓紧读，自然而然就会提高阅读效率。

文学是要靠聚沙成塔般积累的，如果你想一步登天，那只是沙上建塔，徒劳无功。，一个人的道德也是一样，也要不断的积累，古人说厚德载物，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厚德，一个人才能不断的发展下去，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后，我的感受更深了，因为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做人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人要厚道，尊敬父母，有意志力和奋斗力，要有高尚情操。”

古人云：“至要莫如教子，至乐无如读书”。当我们在抱怨孩子的同时，要看自己的言行对孩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说，养儿才知父母恩。看来以身作则不是一句空话，他隐含着很深的涵义，有些内容是不能拿言语来交流的，只能意会。有一对夫妇，下班回家买来一些新鲜水果，妻子为了讨好儿子，把水果全部藏起来，等老人休息后，才偷偷拿出来，并告诉儿子，这些都是给你的，谁都不给。你说这样的教育方法能使儿子健康成长？现在提倡的是身心健康，光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不行，还要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所起的作用更大；现在的人们总是说占便宜好，都不想吃亏，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可谁又会想到，福祸两相宜。如果把一件事情里福祸用比例来说，可以说是各占一半，如果先吃苦、先受累，也就是先消祸、先受累，那剩下来的就是甜，就是福了。如果尽是想享福，那剩下来的就是祸，就是累了；这些做人的道理在《弟子规》里都能找到答案。

物质条件只能满足人们更大的欲望，不能使一个人真正成熟、进步、懂事。“家贫出孝子”，比尔.盖茨说过这样一句话：“给孩子留下能够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但不能给他留下无法生存的包袱”，还有人这样说：孩子有本事，给他留下财富有何用？孩子没有本事，给他留下财富又有何用？物质财富总会有用尽的一天，常言到：富不过三辈。能让自己的孩子自食其力才是最大的财富。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自己去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如果能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对每个人来说也是一种释怀。

寻求人生的归宿，是很多伟人、圣贤的最大愿望。在《弟子规》中，圣贤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的思想道德理念传承给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我们这些后者有真正的福报，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对我们将是莫大的幸事。

6.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篇六

星期五那天，学校开展了一个有意义的活动，主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首先，第一位同学为我们讲了中国的传统节日。然后，另一位同学讲了中国的剪纸艺术，她还带了自己家收藏的作品，看着那一张张栩栩如生的剪纸，同学们都大开眼界。接着，一个个同学都上台了，有讲名人的，有讲围棋的，有讲皮影戏的，有讲刺绣的……同学们的演讲生动而精彩。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中国戏曲了，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

7.中国传统文化体会 篇七

1. 竞技体育运动对中国传统体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鉴

随着竞技体育运动逐渐国际化、市场化，物质文明对其影响日渐明显，而竞技体育运动蕴含的风骨却被相对忽视。虽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提高了，竞技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增强了，但中华竞技体育运动独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却未能同步提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体育道德的学习。

1.1“射”———竞技体育运动与儒家礼乐文化的结合。

西周的“射礼”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1]“射”作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最早形式，与“礼”、“乐”、“御”、“书”、“数”并列，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六艺”。“射”既有着体育运动的竞争性，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射礼有序宾之贤，询众择善之义，是可以明善恶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从诞生之初时便与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准的技艺，更要宣扬道德教化。从“射礼”的举办者、举办目的、举办形式及效果来看，“射礼”具有极强的权威性、普遍性、规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射”既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说，“射礼”是我国古代社会集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诸方面因素于一体的竞技体育运动形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技体育运动既是体育运动，同时也应该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在竞技体育向国际化、科学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

1.2“淡泊宁静”———竞技体育运动精神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竞技体育运动以其竞技特点为大众所喜爱，然而竞技道路是永无止境的，竞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运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进步，胜者只是一时之胜者，对胜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竞技心态，对待比赛结果“宠辱不惊”便是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需要学会的课题。以一颗淡泊宁静之心投入到热烈的竞技氛围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如果每一位竞技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运动员都能保持此种心态，则诸如黑哨、兴奋剂、斗殴等现象便能从根本上杜绝，竞技体育运动的风气便可为之一变。

1.3“峻法”、“严刑”———竞技体育运动对法家思想的继承。

韩非子曾说：“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逐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峻法严刑是保证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样，峻法严刑也是维护竞技体育运动秩序的必要手段。从法制规范的角度明确竞技体育运动行为的奖惩准则，对促使竞技体育运动各类人员“以规矩为度”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完善的竞技体育法制规范下，完全可以达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的效果。

因此，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处，尤其要学习儒、道、法家思想之长足，在注重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同时，促使竞技体育为社会和谐、思想发展及群众教育服务，使人们在淡泊宁静的平和心态下，不断致力于竞技体育运动规范的完善，推进竞技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2. 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悖离之处

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会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中国儒、道、法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还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体育道德观的烙印。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体育道德是我们批判性继承的前提。

2.1 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传统体育道德的性质具有狭隘性。

“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最深层的本质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因此，传统竞技体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制社会服务的。这体现在传统竞技体育为统治阶级稳固统治，为其遴选才士，助其娱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锻造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存有明显区别。

2.2 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取向存在本质区别。

“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和竞技体育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压抑竞技体育发展的，这是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和人才观念所决定的”。[3]中国封建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单调，诸如“射”、“御”之类的竞技行为被提高到礼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义等同甚至超过了竞技结果和能力，对形式的过分重视限制了竞技能力的提高。(2)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礼让、和谐、轻利和内敛，注重约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礼”，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人们在潜意识中抵制竞争，这使竞技体育没有适合发展的空间。(3)竞技体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则作为思想基础，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识，这使竞技体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从竞技体育运动的前身———“游戏”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国民较为轻视游戏，深恐“玩物丧志”，游戏时不够投入，这也使竞技体育活动的发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这些因素，我们便可对中国古代传统竞技体育丧失竞技活力，直至趋于湮没的原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致力于使当代中国民众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竞技体育道德与文化。

3. 正确处理竞技体育运动发展与传统竞技体育道德的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性，同时它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国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还必须符合竞技体育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

3.1“淡泊无欲”、“重义轻利”的品格是保证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性的前提。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愈是竞争激烈的项目愈是需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竞技体育工作人员具有平和、坦率、谦逊、超然于物外的心态与素养，以抵制横流物欲的诱惑。倘若没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很难自始至终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这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寻求精神力量。

3.2 礼让、仁德是竞技体育和谐发展的精神保证。

竞技体育需要竞争，更需要和谐。体育运动对人的社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在竞技体育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交能力与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一同得到了锻炼。处理好竞争好胜心与平和心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需要我们发扬礼让为先、仁德扬道的优良传统。此时，礼让与仁德是调剂这一心态的良药。只有每一位竞技体育工作人员，以及欣赏竞技体育的观众具有礼让和仁德之心，竞技体育的竞技魅力才能更加凸显，竞技体育才能走上一条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需要被人们所重视，这尤其对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3 以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为养料，提高竞技体育的水平。

竞技体育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较量，竞技者只有拥有高超的智慧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们可以也应该成为竞技体育的智慧养料，田忌赛马的故事便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21世纪的竞技体育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竞技体育道德建设亟待加强。为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需要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通过加强竞技体育运动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美、民族美与时代美。

参考文献

[1]史晓亮.射礼——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体育文化导刊, 2005年第3期.

[2]诸葛亮.诫子书.

8.中国传统文化体会 篇八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美丽中国”；生态理念；现实启迪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37-04

Abstract：“Beautiful China” was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of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owever，there are a lot of portraitures of “Beautiful China”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t shows that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have already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Both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mply rich ecological idea，which provides the springhea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Discussing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idea；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一、“美丽中国”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从《桃花源记》到《清平乐·村居》

“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来的，但它却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说到“美丽中国”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首先映入眼帘的或许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幕令人心驰神往的场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读到此处，一幅青山绿水、风景如画、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动画面便跃然纸上了，令人心旷神怡。这充分体现了陶渊明对自己心目中的“美丽中国”的向往与憧憬。

一代词宗辛弃疾在《清平乐·村居》中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中国”的生动图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正剥莲蓬。”[2]虽寥寥数语，却将一幅百姓生活的温馨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宛若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笔画，同样彰显了辛弃疾对“美丽中国”的无限热爱。

从古到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对“美丽中国”的描绘不胜枚举，这里不过是列举一二。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均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美丽中国”的生动画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给人以无限的启迪和无尽的思考。可见，“美丽中国”的思想因子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历经千百年的淘洗，仍在不断地发酵。

二、“美丽中国”诗意命题的正式提出及其多向度的理解

上文提到的《桃花源记》和《清平乐·村居》都是“美丽中国”的理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写照。然而，“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而正式提出则是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

这一“诗意命题”一经提出，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因为这一命题得民心、顺民意、体民情，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动向，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事实上，“美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命题”，更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新理念，彰显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望。

不过，“美丽中国”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而是一个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多维度命题，我们不宜对其作简单化、单一化的理解。我们在理解这一命题时应该将视域作适度的扩展，不能仅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当进一步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丰富关系上。“美丽中国”这一诗意命题和全新理念的寓意是多重的，它不仅包括生态美、自然美，而且蕴含着人文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等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是自然美、人文美、社会美、时代美、生活美等多向度的有机统一。

三、“美丽中国”的源头活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朴素而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主干，尽管它们在具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元素。”[4]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离不开儒、道、佛这三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儒、道两家为考察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作一初步探讨。

（一）从“天人合一”到“与天地参”：儒家的生态理念

1.“天人合一”

冯友兰在其著名的“人生境界说”中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并把“天地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事实上，天人关系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哲学的元问题，“天人合一”则是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

在《周易》中就已呈现了对“天、地、人三才”的最初表述，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汉代大儒董仲舒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其《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有云：“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所谓“相为手足，合以成体”。宋代大儒张横渠在《正蒙·乾城》中又进一步指出：“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从而将《周易》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仁民爱物”“民胞物与”

“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亦是儒家生态理念。中国儒家不仅讲“仁者爱人”，而且把“仁”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论语·述而》中有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认为，爱护小鱼和巢中的小鸟，不仅是热爱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手段，同时也是仁爱精神的鲜活体现。孟子则明确提出“仁民爱物”的观点，在《孟子·尽心上》有云：“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人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无疑是对孔孟“仁民爱物”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3.“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天地相参”

中国儒家生态理念除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之外，还包括“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天地参”等等，主要体现在《礼记》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中。《礼记·经解》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中庸》又进一步阐释了《礼记·经解》“与天地参”的思想，《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见，无论是《礼记》，还是《中庸》，都在强调“与天地参”。这里的“参”即是说，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再次印证了《周易》“天、地、人三才”的思想。

（二）从“自然无为”到“相生相养”：道家的生态理念

1.“自然无为”

道家的生态理念长期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排在首位的当属“自然无为”的思想。但遗憾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常常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和曲解，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无为”简单地理解为消极不作为。实际上并非如此，道家所主张的“无为”乃是不妄作为、不乱作为，意在告诫人们遵循事物的内在法则，按规律办事，不轻举妄为。《道德经》第64章中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认为，无论是人类的生产也好，生活也罢，都应当符合客观规律，这样才能够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促进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按照道家“自然无为”的生态理念行事，实际上也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呵护自然，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既满足人的需求，也应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努力做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2.“道法自然”

道家不仅主张“自然无为”，而且还提出“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道德经》第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渔父》亦提出“道者万物之由也”的观点。老子和庄子都将“道”视为世界的本源和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因此，茫茫宇宙之万事万物从根源上讲都是有机统一的。这就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奠定了存在论的哲学基础。《道德经》第25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说，宇宙万物皆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行规律，人应当顺应天道、尊重自然，而不能与天道相抵触、与自然相抗拒。这再次印证了天、地、人应相统一这一基本思想。

3.“相生相养”“知足知止”

“相生相养”“知足知止”亦是道家重要的生态理念。在道家看来，“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这里的道，既是“天道”，亦是“人道”，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一言以蔽之，此道乃是相生相养之道。而道家“知足知止”的观点，则强调人对物质的享受应当加以节制，《道德经》第44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是说，只有知道满足，才不会受到屈辱；只有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带来危险；惟其如此，才能够保持长久。《道德经》第32章亦云“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是说知道适可而止，才有可能避免祸患。根据道家“相生相养”“知足知止”的理念，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理应注意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合理利用，开发有度。可见，道家不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道家的伦理观是“人际伦理”和“生态伦理”的统一。

四、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对“美丽中国”构建的现实启迪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20倍”[5]。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1日发表了《35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一文，该文写道：“这是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数字轨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从1978年的第十，到2010年排位第二；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到2012年的38420元；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十八位，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对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这样评价：‘我们用35年的时间，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开始走向全面小康，这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6]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事实，中国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代价尤为严重。因为就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生态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生态形势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3]。

在此等生态背景下，“美丽中国”的建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这充分彰显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待。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从而为“美丽中国”的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

第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观的一个核心理念，“人与天地参”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因此，现代人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自然界并非人类的对立面，相反，自然乃人类的“衣食父母”，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马克思甚至更直截了当地说过：“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7]既然如此，人类当然不能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第二，中国传统生态观主张“知足知止”，即人类不能够贪婪，要把握适度原则，适可而止，这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的。此后，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著名学者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明确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提出后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同。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是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的三大原则[8]。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理念亦可以看做是“知足知止”这一传统生态观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第三，要坚持“两大原则”，即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进而给自然界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汉魏六朝散文选注[M].曹融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0.

辛弃疾词选注[M].马群，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4）.

杨圆.刍议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4（4）：8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

朱剑红.35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N].人民日报，2013-11-21（0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王学荣.从发展战略到思维方式变革：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反省与范式转换[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