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精选8篇）

1.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篇一

据【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讯：存藏于海外的典籍是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厘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7年以来，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大框架下，国家图书馆负责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制订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海外古籍调查工作，并促进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方式回归。

启动海外古籍调查

2015年4月，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明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美国，他此行的任务是为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5000册中文书籍编目，为期3个月。苦等多年之后，淹没在西文书库里的中文古籍终于迎来了“知己”。“第一感觉是它们很孤独、很凄凉。”刘明至今难忘与那批古籍初次见面的场景。这也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让这批古籍为世人所见、所用。

刘明进行的编目工作是我国开展海外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部分。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此后国家图书馆陆续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展开合作，对存藏中华古籍进行调查。2014年，国家图书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以进一步摸清海外中华古籍存藏情况，并将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回归。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郑振铎先生多年前对于中华古籍流失海外的感慨。“流传海外的珍贵典籍，有的出自文化交流、赠送、交换、贩售，有的则是被掠夺、偷运，或是非法交易、走私等。据估计，海外中华古籍收藏数量超过300万册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调查中华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状况是推动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合作的前提。2015年3月，北美东亚图书馆年会召开。张志清在大会上介绍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得到了北美图书馆界的积极响应。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国华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很是兴奋，因为她知道，在该大学神学院的书库里有一批中国古籍尚未编目。这批书籍约在20世纪初由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带回，以了解中国国情。1980年，这批古籍由美国宗教机构赠与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存放在学院图书馆里。由于缺乏研究中文古籍的馆员，这批古籍一直被封存在书库里。

刘明克服了语言和技术障碍，用3个月时间圆满完成任务，《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一书近日在国内出版，收录中文古籍320余部。“我回国后不久，收到一封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邮件。说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通过系统搜索到我录入的一本书，并进行了远程预约。”刘明说，这让他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

目前，国家图书馆已完成“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一期建设，累计完成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4个国家30家单位24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建设。

珍稀古籍回归世人视野

2013年，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波就远赴美国，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方志写书志。当一年的工作即将结束时，他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一册（两卷）《永乐大典》，但不明价值，需要专业人士鉴定。刘波马上飞到洛杉矶。“看到实物后，我心里非常激动。”刘波回忆，这册《永乐大典》此前没有著录，并且来路清楚，尺寸、行款等细节也与国内真本一致，基本可以确定是真本。后经过多方证实，确认为目前世上发现的第419册《永乐大典》，是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稀世文物。

“海外收藏的古籍多有珍善版本，甚至还有不少是孤本秘籍。其中，甲骨、竹木简、敦煌遗书、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舆图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张志清表示。

“在调查过程中经常会有惊喜，那不仅是眼前一亮，简直是两眼放光。”张志清说，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他看到了明代钞本《顺风相送》，第一次记载了“钓鱼舆”。另一份则是《塞尔登地图》，这份绘制精准的航海图此前一直存放在西文舆图馆，并认为由西方人绘制，直到近年才发现绘制者是中国人，绘制时间为明万历年间。还有一本《指南针法》，详细记录了指南针的使用方法。这些古籍的意义非常重大。

实现流散海外的珍品古籍数字化回归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的最终目的。据了解，目前，已经取得重要成果。海外《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回归卓有成效，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藏19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25册、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1册《永乐大典》已经实现了数字回归。《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也已经影印出版。

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该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高清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画师沈源、唐岱依据圆明园实景绘制而成的，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这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开展以来的第一项重要成果。

为进一步做好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工作，国家图书馆于2014年启动“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项目，前者编纂出版海外所藏中华古籍目录，后者对珍稀古籍采用仿真影印的形式出版。如今，众多海外中华古籍如百川入海，聚首出版。如《文求堂书目》、《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均已出版，惠及众多国内外学者。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张志清坦言，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过程中，有两种感受特别强烈。一方面，走进世界各地收藏机构的库房，看到先人创造的智慧结晶，不禁发出声声惊叹，心中升腾出无限感慨。另一方面，通过与外国馆员进行真诚的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双方逐渐有了学识上的认同，甚至心灵上的沟通。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不仅仅是调查古籍，更是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文明的交流。”张志清说，这个过程不但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我们。

“在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许多国外收藏机构从事中华古籍保存与研究的馆员。他们是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用尽毕生心血学习和整理中华古籍，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张志清很有感触地说，大英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吴芳思一生研究敦煌遗书，她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特殊地关照；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编目员何大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将馆藏所有中文古籍进行编目；已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热爱中国民间文学，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小说、年画和民俗。他们利用馆藏开展了有效的学术工作，同时也为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当然，在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障碍，包括资金不足、体制不够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缺失，另外，我国需要进一步培养古籍功底扎实的国际化人才，等等，这些都制约了项目实施的进度。“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念，一定会不遗余力，一步一步向前推。”张志清说。

2.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篇二

广告公司业务形态:从单一到多元

广告业普遍推行的广告代理制, 使广告公司居于广告经营活动的核心。广告公司在广告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意味着广告公司的生存形态是广告产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告公司选择何种生存形态, 与其经营业务密不可分。从全球范围内广告公司的业务发展脉络可以发现, 广告公司业务代理的角色一直没有改变, 但是代理的业务却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 并促成了广告产业的两次重大升级。

广告公司从无到有、广告公司业务从单纯的媒介代理到综合业务的专业化代理, 标志着广告产业第一次重大转型和升级的完成。广告产业的第一次重大升级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广告公司相继出现, 推动广告业发展成为独立产业;二是广告公司的核心业务集中于广告代理服务领域。广告产业第二次重大转型和升级的时代背景是数字传播技术兴起后整合营销传播的新需求。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广告业在整合营销传播代理的实践中成功实现战略转移, 将产业经营领域由广告代理服务拓展到整合营销传播的多个领域, 由此促成了广告产业的第二次重大转型和升级。

数字传播技术使广告产业第二次重大转型的需求更加紧迫, 进程进一步加快。数字传播技术导致全球营销传播环境的改变:经济全球一体化引发国际贸易和全球传播的营销需求, 数字技术促进媒介形态和传播形态的变革, 媒介市场和社会阶层细分导致企业营销策略的调整, 企业集团化发展催生新的经营战略的制定。整合营销传播的现实需求迫使广告公司业务领域从广告拓展到营销咨询、促销、公关等多个领域, 同时各类专业化公司也加强了对市场的争夺, 大量的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公关公司、形象策划公司等展开了营销传播业务的全面争夺。

另一方面, 随着新兴数字媒介的不断涌现, 广告主意识到新媒介对消费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尝试着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产品宣传, 新媒介广告在市场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由此催生了一批专门从事新媒介广告代理的广告公司。由于企业网站、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客户关系管理以及数据库技术这些营销手段已经广泛运用于企业经营活动中, 因此广告公司在数字传播时代要想更好地满足广告主的营销需求, 就必须精通更多的新媒介技术, 进行数字媒介广告平台和资源的开发, 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广告公司则要探索如何在数字媒介搭建的平台上运作资讯, 满足数字传播时代消费者对广告资讯化和交互性的需求。

广告产业链:原有格局被改变

产业链理论来源于亚当·斯密关于企业内部分工的论断, 他认为产业链是生产企业的内部活动, 是把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通过生产和销售活动传递给零售商和用户的过程。马歇尔把企业内部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 强调企业之间分工协作的重要性, 这是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产业链是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企业, 以产品为对象, 以投入产出为纽带, 以价值增值为导向, 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 依据特定的逻辑联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式中间组织。”③广告产业链, 是以广告服务为核心, 因广告的供需关系围绕在广告产业及其衍生产业周围的各企业按照特定方式联系起来的链式中间组织。广告产业链由广告主、广告公司和广告媒介三大主体构成。

广告主处于链条的上游位置, 是广告产业链的源头。因为一切广告活动的开展都是源于广告主对广告的需求, 他们要通过广告达到营销的目的。对于广告公司来说, 广告主开发的产品及其所掌握的产品信息, 是最为重要的广告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 毫无疑问, 广告主成为广告资源的供应商。

广告公司是广告市场的主体, 它利用广告主提供的广告资源进行广告的生产, 并负责广告在媒介上的发布, 是连接广告主与媒介的重要纽带, 因此在广告产业链中处于中间位置。广告公司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之分。这里主要是针对综合性广告公司而言。对于专业性广告公司来说, 它们会因所处专业领域的不同而与处于产业链中游的综合性广告公司形成不同的关联形态, 由此向产业链上游或下游衍生。例如专业的媒介购买公司进行媒介代理, 由此处于下游位置。

数字传播时代的市场运作特征导致广告产业链发生变化。在产业链上游, 广告主大量削减广告预算, 广告资源供应相对减少, 同时随着依托数字技术诞生的如楼宇视频广告、公交视频广告、搜索引擎广告等多种新媒介广告形态的盛行, 催生了大量相关的专业化新媒介广告代理公司, 它们分割了大量原本属于广告公司的业务。在产业链下游, 出现了很多实力雄厚的媒介购买集团。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 全球四大广告集团都在中国成立了媒介购买公司, 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 通过大批量购买以获得价格优惠, 形成媒介资源垄断格局, 大量分割广告公司的媒介代理业务, 由此严重压缩了广告公司的利润空间。媒介购买集团甚至成为产业链的主导, 获利最为丰厚, 极大地改变了原有产业链格局。原本处于产业链中游、走自有资本积累发展之路的传统广告公司, 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更加靠后, 利润更加微薄。

广告产业发展业态:业态边界模糊化

当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广告产业形态这一概念时, 对当下全球范围内广告产业集群的发展业态就不能忽视。国际上已经形成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广告业中心。美国纽约麦迪逊大道、伦敦苏荷区广告村是广告业集群的典范, 且广告集群出现世界级广告中心从美国向英国的转移。④我国也已经形成广州、上海和北京三大广告公司集中地。“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 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 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⑤广告产业集群的概念更加明确, 它的范围限定于广告产业这一特定领域, 特指与广告产业相关的各企业、部门在地理上的集聚。

集群化是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广告产业一直处于高度分散和高度弱小的状态, “低集中度”已使中国广告产业由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高利润产业沦为劳动密集型的低效率产业。而“泛专业化”问题严重消解着广告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低集中度与泛专业化这两大核心问题, 造成了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严重危机。建立广告产业集群, 可以弥补中国广告产业由低集中度导致的规模化不足的缺陷, 也能为解决泛专业化问题提供一个良好平台, 它是实现中国广告产业的整体改造和升级的必由发展路径。

数字技术引发的产业融合在营销传播领域的实践导致传统广告业态边界模糊, 广告产业融合趋势明显。广告产业集群开始在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寻求更好的发展。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动力。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和应用引发了溢出效应, 导致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又消除了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入壁垒, 使不同产业形成了相同的技术基础, 产业技术之间的传统边界趋于模糊, 甚至逐渐消失。因此,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的产业融合时代, 广告产业也正在经历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过程, 呈现出产业形态的规律性发展特征, 成为推动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

注释

1 张金海、程明主编:《新编广告学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 王国平:《产业形态特征、演变与产业升级》,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9 (6) 。

3 刘贵富:《产业链基本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年。

4 徐卫华编著:《新广告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篇三

阿维尼翁论坛全称为 “文化、经济与媒体发展论坛”，是一个非盈利性论坛，它是由法国公共和民间文化机构、文化创意从业人士、媒体人士、学者等积极参与构成的民间论坛。法国文化和通讯部从论坛设立以来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近年来，论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形成了品牌文化论坛。该论坛还专门设立网站，每年将论坛有影响力的讲演及讨论结集出版。

论坛每年11月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举办，每年设立一个主题，2011年的主题为“投资文化”，2012年的主题为 “文化，期盼的理由”，2013年的主题为“文化的能力”。从近三年论坛举办情况看，2011年论坛的影响力最大，参加人士的规格也最高。而从其主题上看，也是与经济最紧密相关的，具有很强大的现实意义。这次论坛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参加了分组论坛并做主旨发言，从政策层面为法国力图通过文化产业的创新走出欧洲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些思路。下文就萨科齐的发言以及讨论归纳法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设想进行了分析，供从业者、读者借鉴。

投资文化的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重要，但很多国家领导人对此的理解不尽一致，在金融危机后，普遍的认识是，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扶植，以通盘考虑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就此议题，原法国总统萨科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法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政策导向。萨科齐认为：“正是有了经济危机，才应当谈论文化，因为文化才是回应危机的首要问题。问题不是危机也不是文化，法国面对危机给出的答案是，要在文化领域大规模地进行投资……法国是经济危机三年以来唯一没有削减文化预算的发达国家。”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文化创造力

萨科齐在讲演中特别重视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及文化创造者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的存在日益成为公众生活的必需，因为文化使生活更有意义，它创造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为在个性化情感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类共同的情怀创造了前提。这种全球化的倾向导致了世界公民的一种共同的诉求，而这恰恰缘起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发现、理解和认同。但目前在数字文化发展的时代，传统的发行和销售渠道受到空前的挑战，不同的文化要素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冲突，传统的书籍、唱片和电影的发行及销售渠道仅过了几年就已分崩离析，不论从系统，还是从运营角度看，在保障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都需要对文化经济发展的模式重新考虑。

为此，萨科齐鲜明地阐述了法国的立场，这就是坚决捍卫作者的权利，因为不尊重作者的知识产权就没有文化创造。法国是个保护艺术家知识产权历史悠久的国家。

从十八世纪戏剧家博马舍（Beaumarchais）时代开始就产生了知识产权的概念。过去王公贵族迷恋于艺术家的作品，这实际上也是对其进行保护。后来艺术家挣脱了这种依附，有了独立性，而赋予这种独立性和尊严的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知识产权，依赖于私人性的慷慨是根本无法获得独立性的，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创作。萨科齐说：“我坚决不能接受，技术革命，不管它是多么有用或是多么正面，都不可颠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基本原则。面对无节制的盗版行为，任何文化经济，任何法律形式都不可持续。”正是基于这种信念，萨科齐说，2005至2006年，正值总统竞选，有很亲近的朋友告诉我说，别提这些思想，以免丢掉年轻人的选票。有人甚至说，如果你不能理解这场改变了一切的特殊革命，你将丧失掉这场竞选。尽管盗版已形成趋势和习惯，但这不能成为理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萨科齐推动成立了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机构（简称HADOPI）。“仅仅在这一法律实施几个月后，法国的盗版行为就消退了35%。因此，可以说这场战斗并没有输，越往前走，网民越会明白，虚拟社会无论如何是需要一个起码准则的，如同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一样。”同时，萨科齐也指出，所有互联网都是依靠丰富内容的网站而吸引网民，达到盈利的。内容和渠道应当是平等的，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在需要互联网传播作品的同时，也需要保护。

正是由于互联网的革命，文化传播才真正促成所谓世界化的趋势，而这其中最大的收益者是那些互联网的巨人，但问题是，这些巨型互联网公司在利用跨越国家的文化产品盈利时，纳税却是不平等的。“著作权人的权益不是个空洞的词汇，而是数字化产品的财政问题。因为，我们要问的是：谁为能够使我们在互联网上通联的基础设施买单？世界化使得互联网巨头在法国市场上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却没有给法国缴赋任何的税，我不想说倒霉的是我们，我不接受这种状况。应当有一种平衡。不可以接受的是这类公司所有的客户在一个国家，而出于多缴税的担心将其合作者安排在另一个国家，但公司的税却缴在第三国！”

就此，萨科齐总结说，文化和互联网不是对立的，而是需要两者汇集，相互理解，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而它应当使互联网文化的创造和运营者在不损害（传统）文化创造者的前提下收益。

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动力

萨科齐在讨论文化与旅游业关系时说：“法国每年接待8000多万游客，如果法国没有文化，没有画家、作家、建筑设计师、文化遗产，凭什么吸引这么多游客？政治家也同样认为文化是沟通的桥梁。文化是素不相识的男女可以得到共同感受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不是位于生活的边缘，文化是我们自身的认同。文化与固步自封、宗派主义、俗旧老套、保守主义、俯首帖耳、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文化创新动力才使法国在摆脱金融危机的道路上另辟蹊径。萨科齐举了几个旅游与文化结合创造新型文化经济的实例：

西班牙钢铁城比尔堡被经济危机拖垮了，整个城市和关联区域沦为废墟，因为那里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和冶金业相关的。但这个城市却找到一种拯救的方法，拿它的独特建筑和文化做赌注重建经济。建筑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是弗兰克·盖里的设计，而文化方面则以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设吸引游客。正是这两个文化方面的创意每年为比尔堡带来2.1亿欧元的文化活动收入，仅博物馆相关的旅游活动就为比尔堡市带来额外的300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文化投资拯救了比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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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德国统一后，定都在柏林，而柏林确实是个建筑非常奇特的城市。柏林能够成为首都，其重要原因就是文化。最初吸引企业进驻柏林还是挺费劲的，但这个城市却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今天德国首都13%的就业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

英国利物浦曾遭受灾难，一度衰落，但史无前例的文化产业投资却拯救了这个城市，还有鲁尔（德国）、艾森（德国）、多特蒙德（德国）、杜森博格（荷兰）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文化投资获得转机，重振经济。

法国也经历了这种城市功能的改造。莫塞勒区和梅兹市原来是法国的军事要地，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军事相关的服务行业。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决定撤销这个军事基地后，梅兹市就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于是萨科齐政府做出决定，建设梅兹市蓬皮杜艺术中心，尽管有金融危机，但政府没有削减任何建设经费，中心建成后仅一年多时间就接待了超过100万的游客。萨科齐说，梅兹的现状就说明了一切，政府大规模投入是值得的。不仅于此，法国政府还做出决定，在楞斯开设卢浮宫分馆，展出非凡绝伦的收藏，因为楞斯曾经受两次剧烈的产业革命，传统的矿业和纺织业在经历危机后纷纷关闭。萨科齐很有信心地认为，卢浮宫分馆也会像梅兹蓬皮杜艺术中心一样获得成功。另外，萨科齐还说，政府还计划在马赛开设地中海博物馆，在诺曼底省开设奥塞博物馆。尽管危机仍在肆虐，但文化投资在法国始终没有停止。

而就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萨科齐说，法国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启动了一个4亿欧元的修缮文化遗产的预算，另有1亿多欧元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投入计划。这个计划旨在修缮50座大教堂和一般教堂。同样法国政府也在财政上支持将来会成为文化遗产的活态演出（Spectacle Vivant）。作为结论，萨科齐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介入，一种信念。投资文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就如同我们投资航天和健康领域一样。这也正是法国的优势所在。”

而就法国电影为何长盛不衰，萨科齐总结道：“如果要说明法国电影现状，可以很幸运地说，法国电影行业的前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健全的我们仍旧沿袭的行业体系。这才导致法国没有落入世界或欧洲一些国家电影行业明日黄花的境况。即或没有政府政策支持电影业的发展，这一体系仍然对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培养青少年文化消费习惯与文化普及

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习惯于从网络中获取一切所需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如游戏，电影，各类视频，图片，甚至数字化艺术品等。这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萨科齐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仅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少年，甚至家庭条件好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文化消费的家庭的孩子，也渐渐地失去对电影院和博物馆的兴趣。

为了重新培养孩子们的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法国政府在文化与通讯部的牵头下做了一个实验项目，这个项目名称为“电影——中学”（CINE-LYCEE），政府出资买了200部电影版权并在中学放映，这种做法并不构成与商业电影院的竞争，相反，可以从小培养孩子在学校看电影的习惯，一旦出了学校门，这些孩子就可能形成新的电影消费群体。法国有264个受资助的演出场所、600多个演艺公司和数量庞大的演出节目，但这些演出有多少人看呢？文化演艺所需要的费用如何通过观众的文化消费得到补偿呢？这些问题是网络时代产生的，并不是说传统艺术场所，如电影院、剧场等相对网络没有竞争力，而是年轻人没有机会去享受，甚至不知道还有比网络文化消费更好的形式。因此，培养新一代的电影和各类演出的观众兴趣势在必行。这一思路如果可行，也许可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问题。

实际上，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普及的问题，只有让所有大众可以方便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素质才会提高，相应的文化需求也就会被激发出来。为此，法国政府发起了一个名为“流动的博堡格”（Beaunourg Mobile）的高端艺术品普及项目。萨科齐在视察法国小镇寿蒙时发现这个项目很受欢迎。小镇有25000名居民，其中10000人参观了“流动的博堡格”，欣赏了包括克林（Klein）和毕加索在内的14个艺术家的顶级艺术品。萨科齐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一项研究表明，马尼市中19%的居民曾经去过博物馆。因此，这个项目说明将大博物馆的收藏分散在中小城市展出是很有需求的，对普及艺术很有帮助。一听说毕加索来了，市民们排队参观。很多人即使去巴黎路过博堡格也未见得参观那里的博物馆。“流动的博堡格”使大师的作品融入小城小镇，大师不再陌生。

从艺术普及角度看，萨科齐说，法国目前对18-25岁的青年及教师参观博物馆是免费的，这项举措实施以来收到较好的效果，萨科齐认为应当鼓励教师多参观博物馆，这样教师才能激发学生参观兴趣，形成新的观众群体。但萨科齐认为，博物馆免费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是有价值的，同时博物馆也需要收入以维持其运转。

通过税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法国的增值税为19.6%，数字化的产品也一样，但纸本图书的销售增值税为7%，而新闻和活态剧行业却享受更低的2.1%增值税率。这也反映出法国政府通过税收扶持文化产业的意图。但数字文化产品却没有享受到与传统文化产品一样的优惠，为了扶持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亚马逊这类数字文化巨头竞争，萨科齐坚决主张将数字化产品的增值税率降至与纸本图书一样。萨科齐政府的这一提案得到法国议会投票通过，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

作为结语，我们要说的是，之所以介绍2011年的阿维尼翁文化论坛，其意义就在于这一年论坛主题最贴近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法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文化大国。法国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西方和东方的文明。法国政府投资文化的切入点和实践对中国大规模投资文化产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投资的热点是文化科技园区、文化消费基础设施、数字化产业、文化产品在移动终端上的应用、文化旅游等；而法国则注重因地制宜地将过时的产业向文化旅游转型，同时投资对文化遗产的修缮，以及传统艺术和经典艺术的普及。法国的思路是在文化投资过程中注重文化传承，注重普及，目的是使更多的人能够并愿意欣赏、消费文化，这样才能使无法再生的文化经典不断创造价值，保持人们到法国旅游的兴趣。萨科齐在讨论文化时反复强调文化是人类共同情感的激发，从某种角度看，萨科齐的观点包含着更深层的经济因素。文化是情感表现不断延续的过程。不断阐释文化的内涵，激发并认同文化所蕴含的情感，这种需求正是人们到法国旅游，偿愿却情的原因，而这也是延续文化的基础，当文化真正成为人类精神归宿和不可或缺的食粮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就自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也许，这也是投资文化在哲学和人类发展层面上的理由。

4.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篇四

想

——由“独家授权协议”引起的思考

任全娥

2012-9-21 16:43:10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2012年03期

【英文标题】An Industry Chain Analysis and Win-win Mode Idea on Digital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 Consideration Aroused by the “Exclusive License Agreement”

【作者简介】任全娥，女，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产、传播与利用，在我国形成了日益复杂的产业链条与利益主体。由“独家授权”问题带来的争议，促使我们重新梳理数字化学术期刊的产业链条，探索合作各方的共赢模式。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技术提供商构成了产业链的主要节点，制度供给模式、技术实现模式、个性化服务模式配套实施，才可能实现产业链上各个节点之间的合作共赢。

Digital publi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use of academic journals have become the industry chain and benefit main body.Disputes over the “Exclusive License Agreement” made us reorganize the industry chain of digital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s well as search for win-win modes among cooperators.Content provide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technology providers have become the main links of the chain.Only if we apply institutional providing mode, technology realization mode and individuation service mode coordinately, can we achieve th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objectives of different links of the industry chain.【关 键 词】学术期刊/数字化/产业链/共赢模式academic journal/digitization/industry chain/win-win mode

【编 者 按】随着数字化资源的日益增多和学术期刊数据库的飞速发展，这些数据库提供的数字资源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与此同时，“独家授权”和“捆绑销售”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线，一方面是读者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却是相关费用的日益上升，“捆绑销售”带来的资源重复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各种矛盾的交织和各个利益主体的博弈，使得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和微妙，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主管部门的关注。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何处？面对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是束手无策还是积极寻找解决的良策，是有担当的学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本刊邀请既是经常性的使用者又是本领域研究者的任全娥博士和苏金燕博士，把她们近期对公众关注的这些问题的研究心得发表出来。希望她们各有侧重、各具纵深的研究和见解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思考。

万方数据和中华医学会于2008年2月29日共同宣布正式启动合作战略，合作双方就医学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达成一致意见，中华医学会将独家授权万方数据来实现其旗下115种医学专业期刊的数字化服务推广[1]。与此同时，清华同方正在积极和多家期刊社谈判，愿意以高价买断他们的期刊数字版权，并在检索出的每篇论文中提供该“被买断”期刊封面照片，期刊上印着“独家”标识以明示读者。“独家协议”这种数字期刊赢利模式改变了以往单家杂志签约数字技术支持商的形式，提出了系列杂志电子版权资源独家合作的构思。从理论意义上说，这种独家高额群体信息资源代理一方面扩大了传统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渠道，丰富了数据库（技术支持商）信息服务的内容，顺应了传统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行业趋势；另一方面，也将引起传统学术期刊对原创内容的价值进行重估，思考是否可以以集群方式从信息服务商处获得高额版权转让费。

但是，新的模式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收录独家数据库后会产生期刊论文的网络传播与影响力下降、数据库资源垄断与价格上涨、用户的使用不便、学术资源数字化产业重组与盈利分配模式等问题。此时，最需要的是国家相关部门开展系统研究，进行政策协调与宏观管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理顺数字化学术期刊的产业链关系；探索多方共赢的新盈利模式，保障学术期刊、数据库以及论文作者的利益；鼓励数据库运营商之间的有效合作与资源整合，最大限度提升期刊内容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价值，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学术信息需求，发挥期刊的学术交流本职功能。

1、期刊数字出版“独家授权协议”

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也称为期刊独家网络出版授权，属于独家数字出版授权的一种，其他形式的独家数字出版授权还有图书、会议论文、博硕士论文、工具书、报纸等。根据同方知网与各类期刊编辑部签订的独家数字出版授权协议，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授权可以定义为：信息内容服务商以独家方式制作、出版和发行出版机构印刷型期刊的任何电子、网络等数字化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未经信息内容服务商和各出版机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使用各出版机构出版的期刊制作、出版、发行任何电子、网络等数字化产品和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在进入独家授权时代，截止到2008年年底，已有630种期刊与同方知网签订了独家授权协议，其中核心刊物460种，非核心刊物170种，社科类期刊240种，自科类期刊184种，大医学类期刊206种（其中以中华预防医学会的64种期刊为核心）。参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学科分类体系，目前已签独家授权的学科为72种，只有畜牧、动物医学和武器工业两个学科尚没有刊物签署独家授权协议。万方数据的选刊范围集中在大生命科学、工程技术、大学学报和图书情报四个领域；维普数据库公司不搞独家授权业务；龙源期刊以非学术期刊收录为主，授权方式既有独家授权也有非独家授权[2]。

有学者呼吁，“独家协议”影响了学术交流，导致读者引用资源的不全面，对期刊杂志社与图书馆等订购单位都有不利影响，国家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加强管理。这是因为期刊都希望能够被广大学者阅读、参考或在研究中引用，但“独家协议”无形中使那些签署了独家协议的期刊屏蔽了某些研究群体。同样，因为许多单位经费有限，相似的数据库只能订购一家，因此，无论期刊与哪一家数据库签订“独家协议”，均会失去另几家数据库的用户，使这些用户无法使用独家协议期刊上的论文，造成这些期刊的被引率下降。在目前主要以被引指标来评价期刊的评价体系内，容易造成期刊评价结果失真。长此以往，将使这些期刊在评价中处于不利境遇。同时，学术资源制作商与期刊杂志社签订“独家协议”，造成价格上升，无形中将成本转嫁给了订购单位；有的单位为了保证所订期刊的全面，不得不同时订购多个数据库的使用权，造成重复和浪费[3]。然而，某些学术期刊出版人则认为，损害研究者、读者、期刊和信息服务部门利益的不是“独家协议”，而是“捆绑销售”。我国现在的操作模式是，图书馆不能单独购买数据库中某一部分或某一类直至某一种期刊，而必须全库捆绑购买，这就造成订购单位的成本上升。只要数据库肯拆零卖，其实过度竞争和资源重复的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应用理论研究室主任徐升国认为，这种签署“独家协议”、买断学术资源的做法，会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也符合国际期刊数据库的运营潮流。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期刊社的版权，有利于促进期刊数据库更好地发展[4]。但是，“捆绑销售”却是与良性市场竞争与用户需求相悖的，是技术提供商过于强势的“霸王”表现。

当前围绕独家授权协议产生的期刊数字出版产业争议，不论是来自产业上游的内容提供“独家协议”，还是走向产业下游的服务提供“捆绑销售”，都与我国数字化学术期刊的产业链条没有理顺、盈利模式还不成熟有很大关系。

2、数字化学术期刊的产业链条分析

在国内期刊数字化网络化领域，随着各方利益主体的不断涉入，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与传播领域也形成了日益复杂的产业链条。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传统期刊与数字期刊在各自的内在机制上是有区别的。传统期刊拥有正式刊号、主管主办单位和事业或企业法人身份，政府对其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思路；数字期刊则是一种网络化的信息产品，它的生产者、发布者可以是期刊社，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企业，对于数字化期刊还没有形成十分明确的、专门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办法，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5]。但尽管如此，知识生产与学术交流永远都是连接学术期刊产业链条的主轴线，链条上的内容供商、服务提供商与技术提供商共同承担着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功能，如图1所示。

2.1内容提供商

从知识生产与学术交流方面看，作者是知识生产与创造主体，期刊编辑部扮演的正是内容提供商的角色。传统学术期刊一直将全文经营作为自身产业的生长点，这一生长点受到数字化、网络化知识环境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数字图书馆提供的学术信息服务非常方便，使得用户可以便捷地进行网络浏览或付费下载。这种便捷将本属于传统科技期刊的读者拉入到数字图书馆的消费群体中，从而使以此作为收入来源的传统期刊面临生存的危机。同时，根据目前数字出版的趋势，数据库的内容服务是未来的主要赢利点。因而各大数据库出版商开始“跑马圈地”，争相开出优惠条件与各期刊社签订论文网络传播权的独家转让协议，逐渐进入恶性竞争。

对此，各个期刊编辑部无所适从，顾虑重重：一是出版商给的钱杂志社是否有权全额支配，要不要给作者，应该给多少？二是怕影响其评价。大多数期刊对转让费并不是太在意，最关心的是核心期刊评价用哪一个数据库，加入一家会不会顾此失彼，失去读者，降低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影响其核心期刊的评定。三是怕歧视。数据库出版商为了拉拢期刊签署独家转让合同，开出了费用以外的差异化服务——快速上网、专题推荐、采编系统，等等，非独家转让的学术期刊则实行滞后服务，由此带来影响力下降的潜在危险。面对这些数字化问题与生存危机，作为内容提供商的期刊界开始觉醒，突然意识到数字版权的重要性以及“内容为王”的真正涵义，纷纷提出构建以“把关人”为主导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6]。目前，大部分期刊社正在另辟蹊径，尝试其他数字发行渠道，如通过自建网站进行期刊论文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或者参加期刊群或行业门户网站。

2.2技术提供商

数字技术提供商实际上直接联系着内容提供商与服务商，需要它对知识内容的生产与服务提供技术支撑。但是，技术提供商凭着对数字技术的熟练掌握，在复杂的产业环境下不断拓展生存空间。他们是当前数字出版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目前的学术期刊产业链条中，技术提供商几乎身兼多职。在数字内容提供方面，知网与万方等数据库公司凭借其强大技术实力与资源优势，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定制了各种数字化产品，直接服务于终端用户，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科研用户群，成为事实上的数字图书馆。在数字内容提供方面，学术期刊内容提供商的一些好的数字产品开发出来之后，却没有力量搭建大型的数字传播渠道与网络平台，不得不转手技术提供商，否则就会无缘市场通道，无法与大量的数字信息用户见面，也就谈不上资源整合基础上的网络显示度与被引率。2011年年初，万方数据库正式成立数字出版事业部，全面布局数字出版，意在打造一个“品质信息”数字出版平台[7]。可见，技术提供商已经意识到数字出版平台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抢占先机。

但是，内容生产与知识创新是期刊编辑的传统优势，期刊论文是国家的精神财富，技术提供商无法以主导性姿态进入内容的创新。因此，作为技术提供商，他们也无法独立将内容提供和技术提供集于一身[8]，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2.3服务提供商

数字图书馆是直接连接用户的数字知识产品流的终端，用户的需求直接决定着其服务内容与实现形式。理论上，数字图书馆是应然的知识信息服务提供商，但是，事实上我国目前的信息服务提供商是作为技术提供商的各大数据库公司。他们强大的技术优势与灵活的市场敏锐性，正迎合了我国学术期刊管理中低效、迟钝的运作服务模式，也弥补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中“重技术平台，轻用户服务”的缺憾。因此，很多大型数据库都以数字图书馆作为自己的发展定位方向，直接面向来自于科研第一线的终端读者群，这使信息用户不但可以绕过纸质期刊环节，还可以绕过数字图书馆或信息服务机构，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数字图书馆或信息服务机构只能通过购买数据库的数字产品来满足读者的数字信息需求，不得不在产品定制与个性化服务方面陷入被动，处处受制于数据库商。数据库商作为市场主体，必然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明显优势也必然会促使其不断拓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他们一边通过签署“独家协议”来控制内容提供商，一边又通过“捆绑销售”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失信息服务机构与信息用户的切身利益，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甚至趋势。

2.4产业链节点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技术提供商既是实质意义上的信息服务提供商，又可以通过与传统期刊签署“独家协议”等形式成为内容提供商，实际上控制了学术期刊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尽管大多数期刊担心数字期刊对纸制期刊发行量带来冲击，但是由于互联网传播传统期刊的赢利模式尚在发展初期，信息服务商向期刊编辑部提供相关服务并支付低廉的资源使用费，就可从传统期刊编辑部获得巨大成本出版的内容数据[9]。学术期刊与数据出版商两者利益博弈的结果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二者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个良好的平等协议，形成了以技术服务商为主、期刊出版主体为辅的格局，而此时数据出版商并没有及时提出合理的共享方案，期刊界日益不满。

因此，为了使信息服务商与内容供应商之间形成真正共赢的产业链关系，尽快促使我国的中文学术信息数据产业走向成熟，增强国际竞争力与世界话语权，需要利益各方共同探索更为优化的合作共赢模式。

3、共盈模式构想

商业模式的本质是赢利模式，在宏观上涉及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提供商的商业博弈，微观上则涉及“成本——价格——收益”的经营模式，更涉及“需求——服务”模式的变局。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分析，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从知识生产源头开始重组产业链条，实现各方共赢的运作模式。因此，本文吸取国外数字化学术期刊的出版经验，从制度供给模式、技术实现模式与个性化服务模式三个方面提出如下构想。

3.1制度供给模式构想

学术资源带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学术资源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一部分人对其使用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其使用，因而是可以共用的[10]然而，出于私益，它在消费上却可能存在着竞争，有时甚至是恶性竞争，还会出现“独家协议”、“捆绑销售”等损害期刊、作者与用户利益的现象。因此，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科技进步平台的大事情，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管理，不能将其完全交给市场，必须在尊重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加以干预。

政府干预的方案与规则仍然需要从产业链分析入手，全面协调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各方产业主体，提供相关配套政策体系支撑。这些产业主体都处于知识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作者/研究机构（知识创造节点）——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节点）——信息服务商/平台运营商（知识传播节点）——用户/图书馆（知识利用节点），制度供给就是整体协调节点之间的利益关系。

（1）在知识的创造与生产节点，政府主导建设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该平台应由政府主导，定位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监管的一个国家级出版工程，旨在梳理各种知识成果产生渠道，明晰知识创造的主体构成，出台吸引优质期刊资源和原创论文资源的导向政策，防范优质稿源外流之后的国有知识资产流失。同时，鼓励国家级基金会、专业学会或协会大力资助并主管学术期刊数字化，组织专人（或依托某期刊社）制定相关规范标准及具体的实施办法，各学（协）会期刊在此平台上进行远程在线编辑、在线排版、在线审校协同工作，按业务流程进行统一在线管理等[11]。以根深蒂固的“内容为王”理念为指导思想，构建内容主导、技术为辅的数字化期刊赢利模式，也一直是国外运作较为成熟的知识生产产业链模式。我国数字学术期刊目前还只是以加入大型的数据库技术提供平台为主，即使以刊社联合起来独家授权形式实现集约化，也不过是增加了与其合作时的谈判砝码，并没有成长为合作的主导方。因此，建议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基金资助为主要形式，强化政府干预力度与监管力度，引导我国学术期刊数字资源建设与盈利模式逐渐走向成熟。

（2）在学术期刊的数字传播节点，政府制定市场运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与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建设大型专业化公共检索平台与知识链接机制来实现学术信息资源的虚拟整合。首先，完善数字知识产权政策，界定作者、期刊、数据库服务商享有的网络传播权，出台学术期刊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其次，在此基础上鼓励国内的同方、万方、维普、龙源、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技术商借鉴国外的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汤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团等数字期刊平台的运作模式与经验，整合期刊学术资源，充分发挥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的检索平台、统计平台与评价平台的功能（具体的技术实现模式下文有详述）。再次，大力倡导“开放获取运动（OA）”，鼓励学术期刊与学者将自己编发与撰写的学术成果在网上公布，从而使读者能够免费获取、共享和传播学术思想。这是学术界对学术资源商业化的一种主动性回应，有利于促进学术资源的公共化和免费化，同时也扩大了学术成果及其作者的学术影响力，有效促进术成果的社会转化。

（3）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等用户知识利用节点，政府通过制定信息服务机构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强化“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信息服务机构需要合理定位各自的用户群体，明确用户信息需求特点，积极主动与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提供商进行平等谈判、合作，提出合理化的全方位个性化服务需求。作为用户的终端节点，服务提供商居于整个产业链条的“神经末梢”，对用户需求最为敏感，及时地进行需求反馈可以获得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术信息资源及产品服务形式。

3.2技术实现模式构想

在有效制度供给的前提与大环境下，从技术层面更容易实现如下模式：搭建专业检索平台，实现基本元数据的集成共享；元数据与全文数据分开经营，持续推进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分散运作，元数据分散在各自的平台上，网络共享程度较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成共享。不但如此，而且还引起了信息服务商之间争夺资源的“恶性竞争”，因此，建议在我国政府科研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和支持下，由权威科技文献情报机构联合国内几家有实力的大型数据库机构及行业学会、协会或团体主办的期刊，集群建设我国科技期刊论文引文数据库系统。同时，通过电子资源识别码（DOI号）为数字产品在网络空间上赋予唯一合法身份和标识，成为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依据。目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成立中国DOI注册机构，可以为中国期刊申请办理国际DOI码，并实现我国科技期刊文献与中英文参考文献的链接[12]。

这样，通过知识链接将期刊元数据与全文数据间进行跨系统的链接，使期刊元数据与全文数据分开经营，同时作为盈利点，以用户检索行为作为市场导引，将各期刊社和数据库商的效益相关联，大家同时受益于某一检索行为。对期刊社而言，进行期刊的数字化制作可以直接通过用户检索的全文下载来获取收入，让高质量的文献吸引更多的客户浏览和下载，直接反映出相应的效益。对数据库商而言，真正开发和经营科技期刊元数据，如国外大型数据库CA、EI和Web of Science等类似产品，不必付费给编辑部用来买断其数字文献专有使用权，减少数据库的扩展成本，省略向单位客户的推销费用，将经营的重心转移到出版平台的开发推广，特别是资源整合与数据挖掘等主体业务上，进行信息组织、数据集成与知识链接，提供更完善和人性化的服务。这样，期刊社经营版权，数据库商经营元数据，分工明确，共同遵循市场化原则，利益成为网络出版整体运作的主要动机，不管是单个检索行为还是数据库整体出售，期刊都能获得部分利润，公开、透明的分配机制能准确反映期刊办刊状况，检验其内容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将提高期刊编辑部参与网络出版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期刊网络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增强科技期刊数字化可持续发展能力[13]。

3.3个性化服务模式构想

当下的数字化学术期刊的“捆绑销售”盈利模式完全没有顾及图书馆与终端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不过是某些数据库企业为求得生存的权宜之计，不可能走得太远。“介质-传输”模式改变了知识产业的“供给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额外需求，是实现眼球积聚，进而实现规模收益，最终实现赢利的必由之路，也是自在之途[14]。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谁不围绕用户需求不断完善服务模式，谁就会被淘汰出局。这个“微时代”存在很多“长尾用户”与“长尾需求”现象，市场主体可以通过提供“微支付”等个性化定制的服务模式立于不败之地。

4、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活与学术研究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已铺天盖地、势不可挡。这一环境对学术期刊与科研信息的生产、传播、利用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方案与制度安排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这一强大趋势。因此，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序、重组、竞争、合作等问题，市场与用户会通过自组织功能不断变换、调整与优化。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发展初期与混乱期，必须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与经费资助，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与调控政策，发挥宏观协调与引导功能，而不能置之不管，任其发展。数字化期刊产业链的梳理与共赢模式的实现离不开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与服务提供商的通力合作或功能重组，也离不开信息技术、工作标准、知识产权等的不断进步与逐渐完善。

学术期刊数字化“独家授权协议”是市场竞争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关键问题是这些IT企业依靠其强大的信息技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数字出版市场之后，如何建立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学术出版的制胜法宝是“内容为王”，同样，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共赢才是王道。那么，学术期刊数字资源的“捆绑销售”则是与共赢模式背道而驰的，因为它放大了一方利益却损失了另一方的利益。在我国数字化期刊产业链各节点中，技术提供商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通过“独家协议”正在并已经控制了内容创造和提供商，但是任何形式的“捆绑销售”都必须代之以“个性化服务”才可能共赢。

【参考文献】

5.和谐文化与江苏文化产业发展 篇五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资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文化创意和艺术智慧的运用，最终以文化产品服务于社会并赢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门类，是一个既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又能够提供就业、培训、经济增长和出口创收机会的产业。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显著的特征是，通过创意，触发个人的创作灵感、激发个人的创造才能，激活沉睡的文化艺术资源，将文化资源（诸如人的智慧、知识产权、文化艺术内容等）转化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丰厚资本。近年来，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综合实力的标志并且受到各国和我国各级党政领导的日益重视和密切关注。

江苏历来就是一个文化大省。从古到今，江苏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江苏的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尽管江苏是一个令世人注目的经济强省、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位居全国最前列，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科技大省；尽管江苏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从产业视角而言，这些文化资源绝大多数处于初级产品阶段，有些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江苏目前还称不上“文化强省”。这种现状与江苏经济强省的地位极不相称，与文化大省的名声也极不匹配，与建设“文化江苏”、“文化强省”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近年来，我们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尤其是2006年以后，呈现出速度加快、主体壮大、集聚发展的态势。实现了快速起步，而且起点较高。具体的体现我用手头的一组数据来说话吧：

一、2007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570亿元（不含个体经营户），比上年增长27%，占全省GDP的比重为2.23%，比上年提高0.21个百分点；

二、基本形成了动漫影视、出版发行、广播电视、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工艺美术、文艺演出等优势文化产业门类；

三、2007年，动漫业位居全国第三；

四、2007年，全省文化娱乐、网吧、演艺、音像制品及上规模的互联网文化单位等经营收入295.849亿元；

五、2007年，工艺美术行业产值为32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

六、旅游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位居全国之首。另外，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手机报、手机电视、移动电视、互动电视、网络电台等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兴起。以上的这组数据基本反映出我省文化产业已经起步、而且发展很快的现状。而之所以说“江苏的文化事业相对强，文化产业绝对弱”，是拿江苏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比较、是拿江苏与先进地区作比较，它的参照系是横向的，是一种横向的比较。拿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比较，我们的成绩很大。但一横向比较，我们就发现自己在发展文化产业上的不足和差距了。

文化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仍然偏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和地域封锁的情况依然存在，跨行业、跨系统整合文化资源的难度大。目前江苏文化发展最大的不协调就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协调。2007年江苏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2.23%，而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比重超过4%。这一比，我们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应当看到：就文化而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只有事业和产业两翼齐飞、双轮齐转，文化才有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可能，文化的综合实力也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各级偏重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略了文化对经济的创意和产业功能，导致文化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即便到了2004年，我国的电影产量也才仅有157部，最终在影院上映甚至只放映1天就下片的才47部，全国15亿元票房收入中进口大片竟然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我国的文化产业化程度之低，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为此，无论是从构建和谐社会、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与幸福指数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学角度，还是从发展壮大区域经济这个经济学角度，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坚持不懈地生产源源不断的文化产品，才能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要花大力气来拉长江苏文化产业这条短腿。

发展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人才、资本、政策三项要素。文化产业方面的人才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创意和高科技人才，这一类人才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美国迪斯尼的成功首先是创意和科技的成功，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创意和高科技人才是文化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换句话说，我们的创意和高科技人才高度有多高，决定了产业能做多大，能走多远。第二类人才是管理、经营人才。这类人才是通才，但对缺少经营、管理的文化企业来说，也至关重要。第三个要素是政策。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产业要想获得快速、持续和大规模的发展，需要有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其政策性的保障要求就高。江苏在发展文化产业政策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向全国提供了一些经验，但我们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过于原则化、过于宏观，可操作性不强。比如文化企业用地、融资、税收等具体实施细则至今未能出台；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规模太小。北京市政府每年安排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5亿元，同时设立了5亿元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分3年投入。北京市政府的优惠政策还包括，工业厂房、传统四合院区域等存量房

地资源转型兴办文化创意产业的，政府可暂不对划拨土地的经营行为征收土地收益。对这些，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研究和解决。

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表明，文化创意产业早已成为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事实证明，文化创意与艺术灵感能够派生出无尽的新产品，开拓出意想不到的新市场，更能够拓宽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新机遇。所以，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成长的原动力。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进文化创新。加快江苏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抓住思想观念创新这个关键。要从过去的单一抓文化事业转向事业、产业“两手抓”、“两手硬”，由偏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转向既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又充分文化的产业功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盲区和误区，并在理论上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在政策上为文化产业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要注重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仅仅注重文化对大众教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缺乏创意，没有与时俱进的高质量的内容，也就没有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在落后的理念引导下生产出的产品，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如果没有受众，于是文化产品也就不能成其为商品，也就失去了其教化的功能。其次，文化创新的核心是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这就需要各级文化部门克服畏难情绪、下大力气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推动文化单位运行机制的创新。除了党报、省昆剧院外，各类艺术院团和报社、出版社、新华书店、影剧院、电视制作单位和文化经营中介机构，党政部门、人民团体、行业组织所属事业编制的影视制作和销售单位，新闻媒体中的广告、印刷、复制、发行、传输网络部分及影视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部门，都要按照上级要求，尽快转制为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精心培植、扶持一批能够真正进入市场规范运作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文化企业。同时，加快省级国有文化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造，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对公司制改造步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文化产业集团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并力争尽快推出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上市。与此同时，在政策上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放手、放胆投资、参与到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浪潮中。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引导。积极培育

文化产业园区，推进规模化、集群化经营。发挥江苏文化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江苏文化产业品牌。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将江苏建设成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翼齐飞的文化强省，就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江苏已有的文化资源优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充分发掘江苏文化资源蕴藏着的巨大潜力，统筹规划、科学开发，提高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利用效率，积极发挥文化人的聪明才智，确立重点优先发展、传承传统创新发展、制定政策引导发展、集聚人才加快发展的工作思路，将江苏文化产业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6.荆楚文化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研1 篇六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课题组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使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资源与和经济高新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是湖北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托。深入研究荆楚文化与湖北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对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研究报告在分析荆楚文化主要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宏观背景，提出了加快发展壮大湖北十大文化产业门类的战略设想和若干对策建议。

一、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

通俗地讲，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人往往将本省称为“荆楚大地”。所谓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从断代的静态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包括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荆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按照这一原则要求，我们显然要用发展的动态观来理解荆楚文化，并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进行文化创新，使荆楚文化更鲜明地体现当代湖北的发展特色和风貌。我们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荆楚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八大文化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尤其是神农架作为当今地球中纬度地区惟一一块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区，具有比其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更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意义，素有“天然动物园”、“物种基因库”之称，是最富特色的垄断性的世界级旅游文化资源。目前，湖南省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和开发非常重视。我们一定要大力开发炎帝神农文化的资源优势，培育好这一文化品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其8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辉煌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创新精神，楚庄王、孙叔敖、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是世界级的大名人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人；青铜铸造、丝绸漆器、音乐绘画等科技文化成果光耀夺目，叹为观止；楚丹阳、古郢都、章华台等楚都城和古建筑之谜有待破解┅┅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古云梦泽、睡虎地秦简、汉明妃王昭君、汉武帝刘秀等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湖北境内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互交叉竞争的中心地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据统计，《三国演义》120回其中有70回的故事是发生在湖北，古隆中、赤壁、长坂坡、南漳水镜山庄、荆州江陵、当阳关陵等著名文化景区，都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美好的民族素质。其民风民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风格，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州和长阳、五峰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谓“清江天下秀，长阳歌舞乡”、“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就是生动写照。同时该地区扼长江三峡之咽喉，控渝川湘黔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目前，该地区已被国家列为西部大开发范围。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自宋代以降，武当山一直受到皇家的崇祀，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更将武当山封为“五岳”之上，使其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九宫山、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先福寺、武汉归元寺、宝通寺、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现代化的水电设施以及宜昌和三峡地区的风土民俗，构成了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文化流派，形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武汉地方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称“九省通衢”，早在商周就是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地方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化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武汉的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主要包括以古琴台、琴断口、月湖等为载体的知音文化，以黄鹤楼、长江大桥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近代汉阳兵工厂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武钢为代表的工业文化，以谦祥益等汉正街的老字号和现代的武商、中商、中百等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长江、汉江、龟山、蛇山、木兰山、东湖等自然山水和风景名胜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汉口老火车站和两江的轮船码头港口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老通城、大中华、小桃园、四季美等老字号餐饮企业和艳阳天、湖锦、三

五、小蓝鲸、福盛等新字号餐饮企业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茂记、冰川、太和、劲松等汉派服装为代表的服装文化等。

8、近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中间开花，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革命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活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涵，是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上述八大文化系列，是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基本文化根源，也是发展湖北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保障。

二、发展湖北支柱文化产业的战略设想

根据上述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结合文化产业的行业特征和文化产品在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中的相互作用，我们认为应在深入挖掘和开发荆楚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湖北的十大文化支柱产业。这10大支柱是：

1、广播影视音像业。

该产业类别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制品的生产与经营，属于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的范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广播影视音像制品的知识技术和信息含量空前提高，成为传播速度最快、时效性最强、受众面最广、直观效果最好的信息载体。通过卫星电视网络，人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最新发生事件。但从产业化、商业化经营的角度看，广播影视音像业要实现产业化，除了发挥其新闻媒体的部分功能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其内涵的文化功能，即它的产品和服务必须具有高度的知识性、故事性、观赏性，能够吸引人、感染人、教育人和鼓舞人，给人以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在这方面，荆楚文化的丰富内涵，群星灿烂的历代名人，为广播、影视、音像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素材。如老子、庄子、熊十力等哲学家、思想家，屈原、宋玉、孟浩然、米芾、闻一多等文学家，嫘祖、王昭君、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董必武、李先念、陈潭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陆羽、李时珍、李四光等科学家，┅┅。他们的活动和事迹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和人类智慧，大力开发这些荆楚文化的名人效应，将这些璀璨的历史明星搬上舞台、搬上影视，使他们的艺术形象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可喜的是，湖北省的文艺工作者在此之前，已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努力，他们充分发酵荆楚文化中历史、人文、风土、人物、民俗的积淀，创作出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叫响的作品，久演不衰，堪称楚天文艺精品，如《编钟乐舞》、《洪湖赤卫队》、《家在三峡》、《诸葛亮》、《中原突围》、《汉正街》、《生活秀》等等。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尚需进一步发掘、利用荆楚文化的优秀内涵，实施特色文化工程，着力打响特色品牌，创建名牌文化产品、文化团体和文化企业，提高荆楚文化的影响力。

2、报刊出版业。

报刊出版业走势强劲，是湖北省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现已基本形成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和音像电子出版物等门类齐全，编辑、印刷、发行、物资供应等各个环节相配套的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我省该行业的综合实力居全国5—8位。特别是该行业的各个部门立足本土，扎根湖北，创造出了一批以荆楚文化为营养力和生命力的文化品牌，如《知音》、《今古传奇》、《中华传奇》、《江汉论坛》、《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杂志；湖北人民出版社致力于地方旧籍及楚地先贤文稿整理，如《闻一多全集》、《杨守敬全集》、《张居正集》、《楚风补》、《湖北文征》、《湖北旧闻录》、《汉口竹枝词》、《荆楚岁时记》、《楚辞集注》、《渚宫旧事》、《武当山志》等；湖北教育出版社在发掘整理荆楚文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推出了《楚学文库》、《楚文化知识丛书》、《新出简帛丛书》、《楚文物图典》、《长江美术图集》、《熊十力全集》等一大批立足荆楚文化的精品图书；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文艺类读物如二月河历史小说系列、九头鸟丛书等也是在全国叫的得很响的品牌。其中有些出版物分别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可谓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齐头并进。

3、旅游观光业。

据刚刚结束的文物普查工作显示，我省品位较高的人文景观约有500余处，包括古人类遗址、古文化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塔石窟、古墓皇陵、古刹道观、名人故里和近代革命遗址等。

湖北境内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

寺观: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先福寺、武汉归元寺、宝通寺、长春观

古民居：利川大水井古建筑、洪湖瞿家湾古民居、土家吊脚楼、土司城、黄陂大徐湾明清民居

山：神农架、武当山、荆山、大别山、九宫山

水：长江、汉江、清江

城：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江陵、武汉、襄樊、随州和钟祥

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鄂州、黄州、荆门和恩施

湖（水库）：东湖、月湖、漳河水库、楼：黄鹤楼

阁：行吟阁、白云阁、双凤阁

台：昭明台、章华台、楚天台、亭：崤亭、双凤亭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湖北省自然风景秀丽，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文物景点星罗棋布的得天独厚优势，将荆楚文化的优势嫁接旅游产业，使文化旅游成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点。着力开发东湖文化旅游带、赤壁—乌林—荆州—当阳—襄樊三国文化旅游带、恩施—宜昌清江土家文化旅游带、三峡—神农架文化旅游带和显陵—擂鼓墩古文化旅游带。

4、演出娱乐业。

湖北省仅地方戏曲就有20多种，至于流行于民族、民间的曲艺、歌舞形式更是数不胜数。湖北省排演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楚剧《狱卒平冤》、《葛麻》、黄梅戏《七仙女》、《天仙配》、歌剧《洪湖赤卫队》、舞剧《编钟乐舞》、《九歌》、汉派小品《搭白算数》以及湖北大鼓、湖北道情、龙船调、薅草锣鼓、皮影戏等曲艺形式，深受全省、全国乃至海外人士的喜闻乐见，而这些文艺作品和文艺形式无一不是深深植根于荆楚文化的土壤中。

根据这些成功的经验，在发展湖北演出娱乐业的时候，一定要发挥荆楚文化的优势，通过对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掘和精心雕琢，对有荆楚文化特色的民风民俗、山水人文等进行研究、整理，如琴台与高山流水的故事等，将它们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激发人民爱国爱家的情怀，更可以壮大我省文化产业的规模。

5、工艺美术业。

在楚文化的哺育下，荆楚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绚丽夺目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工艺美术业包括工艺品、书画、城市雕塑、广告装潢等。这些门类在我省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如汉绣是与苏绣、湘绣、鲁绣齐名的我国四大名绣之一。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充满乡土的质朴，深受四方游客欢迎。战国时期楚人卞和献玉的故事，给湖北的玉雕品赋予了传奇色彩。以湖北出产的绿松石、孔雀石为原料的石雕风格独具。三峡石、清江石鬼斧神工，巧夺天工，湖北的奇石文化由此得以名闻遐迩。此外，湖北工艺美术品市场上根雕盆景、竹编藤编、剪纸、泥塑、皮影、高洪太铜锣等都是深深浸润了荆楚文化的营养。

另外，湖北旅游市场上有特色、有市场的旅游工艺品如漆器小座屏、漆器虎座鸟架鼓，刺绣品、青铜编钟等也无一不是脱胎于荆楚文化的母体。

6、会展博览业。

会展博览业与旅游、房地产一起，被称为新世纪“三大无烟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剧有关方面测算，会展博览业的经济带动效益可达1:7，关联效应十分可观。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有各类文物和实物资料越29万件，主要有青铜器、漆木器、简牍和音乐文物四大类，多为珍品，并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曾侯乙墓的青铜编钟和青铜器，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等。现有一个编钟陈列馆，陈列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目前，省博物馆正在扩建，新建的楚文化馆将全方位展示楚地文化。

武汉市博物馆陈列面积有6000平方米，目前有《历代文物珍藏》、《古代陶瓷艺术》、《明清书画艺术》三个专题艺术展览和武汉地方历史陈列《武汉古代历史》和《走向近代的武汉》五个展厅。其中《武汉古代历史陈列》展现了武汉地区从史前时期的蒙昧原始逐步发展成为明清繁荣的商贸城市的历史进程。《走向近代的武汉》反映了1861年汉口开埠后，武汉有封建市镇向近代都会转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此外，仅在武汉，各种专业、主题性的博物馆还有：

湖北省科技馆、湖北地质博物馆、武汉市科技馆、武汉二七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陈潭秋纪念馆、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武昌起义门旧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鱼类博物馆、武汉动物园、武汉野生动物园等。

循此思路，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以下的工作：

设立荆楚文化美术馆、工艺馆、园艺馆

设立九省通衢交通博物馆，内含码头、火车、桥梁等分馆。特别是以湖北枣阳九连墩和湖北宜城战国车马坑为起点，设立古车博物馆；以中山舰博物馆为依托，设立船舰博物馆。还可以以楚国兵器、楚国征战史兵器设立军事兵器博物馆。

7、竞技体育业。

21世纪，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一个蕴藏着巨大商机的新兴产业。“体育产业”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既包括体育竞赛表演、体育设施建设、体育设施经营、体育中介信息等行业，也包括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体育器材、设备的生产、销售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产业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湖北省是奥运体育强省，也是体育大省。但是，要真正把竞技体育作为一项产业来办，目前我们尚有不少的差距。同时，这些差距也正是我省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湖北的资源优势（包括荆楚文化的优秀内核），提高湖北竞技体育产业的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湖北是千湖之省，区域位置优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丰富。我们应该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培育特色产业来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服务为突破口，提高湖北体育产业的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渊源，加强与旅游部门的横向联合，形成一批具有湖北特色的体育服务机构，经营诸如划船、赛艇、登山、滑雪、武术、杂技、龙舟、射箭、击剑、攀岩、闯滩等征服自然、享受自然的体育服务项目，将我省的自然资源、体育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8、节庆文化业。节庆文化业是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门类。在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节庆文化应运而生。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节庆活动，不仅可以活跃当地的文化气氛，提高当地的地方知名度，更可以达到经济、文化双赢的目的。但是，节庆文化绝对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都是基于当地的文化背景而设计、运作的。结合湖北的实际而言，就是充分发掘弘扬荆楚文化的内涵，大力发展节庆文化。目前，湖北运作成功的节庆文化个案不少，不难发现，其中都蕴含深厚的荆楚文化内涵，如

武汉渡江节、杂技节、随州炎帝诞辰节

襄樊诸葛亮文化节

武当山道教文化节、武术文化节

荆门啤酒节

宜昌三峡文化节、嫘祖文化节、龙舟文化节

荆州龙舟节、凤凰音乐节

黄冈赤壁文化节

黄石服装文化节、青铜矿冶文化节

鄂州武昌鱼文化节

孝感孝文化节、桂花节

蕲春李时珍医药节

英山茶叶节 鉴于湖北省节庆文化的构成，结合荆楚文化的内涵，我们建议还可以举办以下系列节庆活动，更好地发展、壮大湖北文化产业，即：

武汉知音文化艺术节

恩施土家文化节

神农架生态文化节

仙桃体育文化节

黄梅禅宗文化节

9、培训咨询业。

湖北的科教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有为数众多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湖北自古就人才辈出，一直被誉为“惟楚有材”。充分发挥湖北地区的科教优势，发掘潜在的智力、人才资源，发展咨询业，培育、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对象、不同内容的培训业，如外语、操作技能、经营服务培训等等。

10、饮食服务业。

湖北土地丰沃，历史上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荆楚大地上还盛产各种风味特产，尤以淡水养殖著名，被称为“鱼米之乡”。

我们要以地方物产为依托，发掘、整理诸如《楚辞》中楚菜的优秀传统，培植赋予地方特色的名菜名点、地方小吃及茶、酒、鱼、米、果、烟等品种，提高它们的美誉度，扩大市场份额，从而进一步提高湖北饮食服务业的文化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总之，荆楚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流风余韵隽永，荆楚文化的丰富积淀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省经济与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三、加快发展湖北文化产业的几点对策建议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兴产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导向性，如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文化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导，以及文化娱乐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等，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文化产最重要、最主要的功能是它的经济属性，即通过其产品和服务的载体来体现其意识形态价值导向，体现其政治属性，文化产品越多、质量越高、渗透力和竞争力越强，其综合功能越能得到充分发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社会的文化消费不断增长和多样化，为文化产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统计，我国到2005年的文化市场消费将达到5500亿元，增长势头十分迅猛。如何将荆楚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湖北的经济优势，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加快湖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初步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提高认识，培育市场，正确处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辨证关系。从广义上讲，文化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从狭义的精神层面上讲，文化与经济结合形成文化经济，文化与产业结合形成文化产业，文化与社会公益结合形成文化事业。从文化的综合功能上讲，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生产力。过去，人们对文化的认识是肤浅的、不全面的，应当从文化生产力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而要发展文化经济，就要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人们往往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认识不清，或者过于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单纯地把文化当作社会公共事业来办，或者把文化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混为一谈，单纯地把文化当作经济产业来办。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文化产业是与公共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文化事业单位主要靠政府投入、社会赞助，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则是企业实体面向市场，依法经营、自我积累与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处理二者关系上，要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认为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就要以牺牲文化事业为代价，给文化“断奶”，减少投入。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这说明，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仅不应减少，相反应该根据经济增长的态势不断加大投入。另一种片面性是思想仍停留在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来办文化的老路上，政府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不给钱不办事，没有把文化当成资源、当成生产力来看待。这种观念也是落后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多层次多样化趋势，现有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已经很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在促进文化事业繁荣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公益性的文化产业来满足群众的多种消费需求。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两手抓，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2、解放思想、冲破误区，推动全社会文化观念创新。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相比较，我们的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总体上处于滞后状态。计划经济体制的统一管理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型”发展观念根深蒂固；条块分割、地区封锁、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影响巨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机制不活的弊端导致文化产业缺乏发展活力。由于长期以来为意识形态所囿，我国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没有形成开展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和刺激作用。1998年，我国在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额中，出口额仅0.2亿元，占世界总份额的0.2％，而美、法、德等国都是我国的数十甚至上万倍。但就整体而言，虽然当前我国文化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的直接原因是体制和市场环境制约，但深层原因还在于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路上。为此，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冲破三个方面的观念误区，推动全社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即冲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并存、不可兼得的观念误区，树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辅相成、辨证统一的思想；冲破发展文化必须依赖政府投入和政策保护的传统观念误区，树立政府职能是依法管理、宏观调控和政策扶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冲破“面向市场”就会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失控的传统错误误区，树立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有利于发展文化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思想等等。从而大大增强我们的文化消化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文化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不仅要大力出口一般商品，更要大力出口文化商品；要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寓意识形态于文化经济形态之中的战略，以经济手段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力传播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成果。总之，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以改革开放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提高对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认识，形成新的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管理方式、市场体系和产业体制。要积极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尊重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用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方法来领导文化建设。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各展所长使用人才，因材施教培养人才，努力营造人才辈出的文化创新环境。

3、理顺体制、分类指导，加快文化领域的改革创新步伐。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文化事业体制不加快改革步伐，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很难设想，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阶段，文化体制还能继续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垄断或半垄断地位，做大做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很难设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文化领域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直接面对国外文化经济进入的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能够用旧有的体制守住民族文化、主导文化的阵地，发挥好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能够在国际上有很强的文化竞争力；更很难设想，我们的文化能够在旧体制下扬长避短、主动融合、全面创新，从而确保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创新步伐，将经济领域成功的改革经验和国外的有益做法，以及文化领域已有的改革成功经验有机地融合起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体制、投资融资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等一系列新体制、新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区分不同性质、不同类别，分类指导，积极稳妥地进行。凡属产业性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规定必须开放的文化领域，一律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即便是属于喉舌、阵地性质的文化单位，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增强内部活力。要打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外资经济投资文化产业，经营包括报刊影视、图书出版发行等文化经济的核心产业，真正实现文化经济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和公共化，在国家法制规范和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形成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跨地区、跨产业、跨所有制联合的新格局。同时，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确保党对宣传文化事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宏观控制力。改革既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胆闯试，又要精心组织、细致稳妥、有序推进。

4、整合资源、壮大规模，大力发展文化经济支柱产业。我国文化发展正经历着一场由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型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市场主体正在取代政府主体，在文化资源的配置、开发、管理中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目前，我国以软件产业、电子产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正在成为第四大产业，迫切需要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在技术和文化资源方面的整合，以大幅度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经济价值。例如，生产一个磁盘的成本仅3元，而设计具有一定文化和知识内涵的软件程序或电子读物则可以卖到成千上万元，其价值成千万倍增长。据统计，我国到2005年潜在的文化市场消费将达到5500亿元，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瞄准我国的巨大文化市场，急于抢滩登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大文化领域的产业整合力度，将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文化产业与公众需要、与世界市场需要密切结合起来，推动文化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另外，我国的文化商品竞争力不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规模化、实力强文化产业集团，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地开发利用，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品牌竞争优势。为此，我们应当根据区域经济特点和文化资源的集中程度以及产业链的关联效应，加大对文化支柱产业的投入，加快组建具有规模优势的文化产业集团，尽快形成文化经济的生产和竞争力。

湖北是文化资源大省，文化类型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秀美雄奇的三峡文化，人文荟萃的武当文化，天人合一的神农文化、底蕴丰厚的三国文化，独领风骚的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以及荆楚大地美不胜收的山水人文景观等等，为我们发展文化经济、整合文化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条件。但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产业整合和开发力不够。即使与中部几个省份相比，我们的人均文化投入、文化产业规模等都处于落后状态。文化要走在中西部前列，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产业的整合力度，壮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充分发挥荆楚文化的资源优势，使文化产业成为湖北的重要支柱产业。

7.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篇七

刁石京副司长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数字家庭的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加快发展数字家庭产业, 是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是实现信息惠民的有效手段, 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突破口;要充分认识数字家庭在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等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要认识到数字家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制约, 需要着眼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去正确地认识和积极地应对这些问题;要坚持创新引领、应用驱动、融合发展,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着力优化产品结构, 加强消费需求偏好研究, 创新业务形态和运营模式, 加快推进数字家庭基地建设, 促进数字家庭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

来自广东数字家庭产业基地的代表和湖北数字家庭产业代表, 分别介绍了发展数字家庭产业的经验和思路;中国工程院孙玉院士和高文院士介绍了数字家庭领域的技术进展和产业化情况,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海信集团、华数集团的专家围绕数字家庭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会上, 还举行了浙江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创建启动仪式。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浙江省相关主管领导、中国工程院院士、企业和机构代表以及本刊等媒体代表共同见证了 (浙江) 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创建启动的历史性时刻。这是继 (广东) 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成立后的第二个部省共建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 它的创建将进一步完善浙江数字家庭产业链, 推动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体系, 提升成果产业化;推动浙江数字家庭内容运营、技术研发、终端制造等产业的应用和推广,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浙江省将按照部省合作共建思路, 健全工作机制, 以杭州为中心, 促进产业集聚, 加快数字家庭信息产品制造、信息服务以及网络运营的发展, 建设创新型的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

下午, 分别举行了“数字家庭产业基地与促进会建设研讨会”、“数字家庭制造业与运营业融合发展研讨会”、“数字家庭推广应用与体验中心建设研讨会”三场专题研讨会。与会代表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此次年会的成功举办, 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数字家庭应用的普及, 以应用为驱动, 加快推动我国数字家庭产业融合发展, 将信息惠民落到实处, 将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落到实处。

本刊整理、摘选了会议部分内容, 分为“行业指导”、“基地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三个版块呈现给读者 (院士演讲内容另外专文刊发) 。

一行业指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刁石京副司长: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应用驱动, 融合发展”, 目的是搭建一个平台, 与各界充分交流数字家庭产业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应用的情况, 从技术、产品与应用层面研究如何推进数字家庭产业的快速发展。下面谈三点意见。

1要不断深化对数字家庭产业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

对数字家庭的认识不要拘泥于概念的本身, 这个是源于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拓展, 和所有的新事物一样, 数字家庭本身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 它是在市场需求的催化下, 随着通信技术、视听技术、控制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以及网络服务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我们要认真思考并深入探讨数字家庭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推进信息化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 改善人民生活乃至在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 发展数字家庭产业是推动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

数字家庭产业具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的明显特征, 容易形成跨界应用和促进多类产品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能够产生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一系列增值效应, 并通过集成创新, 提高国内的整体产业的竞争实力, 因而它是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当前我们的产业面临许多瓶颈问题。从制造业来说, 制造业市场的整体利润在不断降低, 无论是计算机、通信终端、视听设备, 在数字化、集成化的大趋势下, 制造端的价值增值是必定减少的, 这是不可逆转的。前面这些产品在制造端的利润已经越来越少。大家看到, 日本的几大电子巨头, 如松下、东芝都在亏损, 大家认为他们固步自封, 不随着产业变化而变化。它最大的“不变”是因循守旧, 是按照原来产业的思路在发展, 总想把它做到最好、最精致、最高端, 而没有跟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趋势。一个苹果彻底让整个业界全部都变革掉, 这是必须关注的一个趋势。所以从制造业看, 我们要拓展发展空间, 向两端去发展。从通信业角度来看, 通信业也在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 避免被管道化, 也在努力进入通信以外的市场, 通信业的服务怎么去增值, 怎么去落地, 也是急需探索的课题。从广电来看, 广电在实践数字化以后, 如何实现数字化带来的价值增值, 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家庭是最大的消费领域, 数字家庭就是要打造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 使众多运营商的服务都可以很方便地落地, 用户在家中可以享受各种服务商的各种服务和各种资源, 同时也方便创造新的产业、新的服务、新的业态。

数字家庭融入了多种终端应用, 实现了软件与硬件的融合, 产品与内容的融合, 同时产业高度关联, 与金融、医疗、教育、能源等多种产业紧密相关, 实现了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所以, 数字家庭是关乎千千万万产业的一个大产业, 其融合发展的模式将个性化、小众化的需求汇聚在一起, 在信息产业链各个环节形成一个规模, 是我们制造业、小服务业实现本身效益的有效载体和实现增值效益的有效途径。数字家庭产业也涵盖了网络设备、终端产品和硬件制造, 从服务软件看又涉及到娱乐、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覆盖面非常广, 是当前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代表了整个信息技术服务业面向应用、面向用户体验的发展方向, 同时它又是跟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信息显示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产业, 数字家庭产业对推动整个信息产业的进步和实际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2) 发展数字家庭产业是实现信息惠民的有效手段。

数字家庭从家庭内部的互联互通直到实现家庭和社会的互联互通, 将小家庭融入大社会, 在加速推进信息化水平服务百姓起到不可或缺的的巨大作用。发展数字家庭的根本理念就是帮助人们最大程度地实现“身在外, 家在身边, 人在家, 世界在眼前”。数字家庭在IPTV、家庭监控、养老服务、智能家居、远程医疗、电子商务这些领域都可以发挥到作用,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数字家庭能有效提高现在的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数字化, 把数字家庭作为一个社区服务和数字化一个平台窗口, 让我们信息惠民的决策落到实处。同时还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催生大量的新型的服务和工作岗位, 在保障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方面做贡献。在一些试点地区已经充分体现出这种作用。我们看到番禺基于数字家庭的医疗服务, 把信息服务和实体服务联系在一起, 方便了群众, 这些模式都是在数字家庭这个平台上创建。数字家庭是搭建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创新各种各样的服务来实现惠民。

3) 在当前形势下, 发展数字家庭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们整体产业对外依存度很高, 在现代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迫切需要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产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量大面广的市场。大家可以看到, 国外的经济形势使得市场十分不稳定, 同时随着我国产业实力的不断增强, 国际的这种贸易摩擦和政治遏制也是在不断强化过程当中, 国外不断进行安全审查也好, 各种领域的贸易壁垒也好, 根本都是进行遏制, 这个是必须要密切关注的, 我们必须要能够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 数

二基地建设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景广军副局长: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景广军副局长:

这里汇报一下广东省创建国家数字家庭示范产业基地的有关工作。

广东省从2005年到2008年底, 经过4年多的自主培育和发展, 2009年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基地建设批复。几年来, 广东国家数字家庭示范产业基地的建设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等部委的大力指导。

1) 在抓基地建设过程中, 从定位来看, 我们是把基地作为培育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增长点及新的消费热点一个重要的工作抓手来抓的, 这也是对上级要求的贯彻。基地的建设也写入了由国务院通过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 同时在广东省也制定了数字家庭“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及省里多部门下发的联合行动计划, 在广州市也制定了多项的专项规划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同时也设立了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 近几年我们投在数字家庭产业的资金超过10亿元, 后面还会加大支持力度。

我们同时也把它作为产业范畴来进行布局。在产业范畴里面强化产业规划, 把基地建设列入了各项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中, 同时抓产业链的布局, 现在从芯片、应用软件、中间件、整机, 包括信息服务, 还有媒资资源的加工制作, 这块都按照一个产业链来抓, 同时抓产业链的核心和关键环节, 并突破细分行业里的关键技术。同时也抓好数字家庭产业的运行监测分析, 我们在梳理数字家庭细分方向的产业边界在哪里, 如何来规范这个产业的发展。

2) 从运作机制来看, 是按照工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建机制, 由广东省政府和番禺区政府来共同推动, 贯彻部里省里的要求, 采取产学研用结合, 我们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的联合下来推动工作的发展, 研究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培育作用, 如何发挥高校成果的转化, 尤其如何发挥市场的带动作用。从市场需求来看, 形成了一个政府+市场、多部委支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来落实的运作机制, 保障了基地的发展。

3) 基地的具体工作之一是重点抓标准体系, 数字家庭里有众多标准, 如何有效梳理, 形成一种可运作的产品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在工信部和国家标委会指导下, 我们正在推动成立智慧家庭专家委员会, 相关工作组和秘书处正在建立之中, 希望能和在座的有关省市、有关企业共同来组织, 把真正的标准梳理出来, 作为产业的支撑。

强化知识产权的布局, 建立了数字家庭的专利池。一方面发挥整个集团军作战, 形成对外的一种竞争优势, 来推动相关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努力地在番禺研究推动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些标准的研制, 这也是我们一项重要工作。

4) 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在工信部具体的指导支持下, 相继获得了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数字家庭的嵌入式平台及软件, 包括今年刚获批的孙玉院士牵头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有关家庭物联网的项目。目前这两个项目的成果转化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动。同时围绕这些重大项目, 相继建立了国家数字家庭的工程技术中心、教育部的国家数字家庭的重点实验室、发改委的数字家庭覆盖地方的联合实验室, 推动一系列创新的平台和载体来支撑整个的数字家庭关键技术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接下来还要强化大企业的牵头, 企业的牵头和高校、科研院所进行深度的合作, 明年我们也准备花大力气, 投更大的资金, 支持更大的项目, 在共性技术进行突破, 把数字家庭领域最关键的技术进行梳理、研发、突破。

5) 我们也在强化应用示范的推广。广州现在正在创建智慧城市, 我们的目标是国际先进的智慧城市, 亚洲领先的智慧城市建设先行示范市。在社区建立规范化的营销网点及数字家庭的体验屋, 同时作为数字家庭的综合示范区进行区域性的试点, 逐步来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家庭运营模式和业务应用。同时引导建立一批智慧城区、智慧社区、智慧建筑, 还有智慧的家庭示范, 发展基于信息网络全方位的社区服务, 同时打造全省的三网融合的特色模式, 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前一段在广州市番禺区开展全区40万户的高清、双向示范, 接下来是家庭网络的整体示范应用;在中山推动以家庭医疗为应用方向的试点示范应用, 在佛山等地也推动了相关的试点;在广州市内, 从2012年开始, 面向100万户高清双向用户进行试点示范工作。找到应用、试点、示范的市场, 这是解决企业发展的源动力问题。

) 我们把国家数字家庭产业基地整个载体全面打造, 形成数字家庭产业基地的产业的科技园区。按照企业主办、市场运作、国际接轨、政府扶持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来率先打造数字家庭产业园区。目前, 在番禺建立了数字家庭的研发园、制造园、商务园, 推动产业链各个环节优先发展, 同时也结合广东省其他地市, 在有关的数字音视频领域的应用, 正在发挥协同运用, 在各个地市打造各有特色的产业园区。同时我们也围绕产业创新、利用产学研结合的优势, 重点构建“国际教育、创新研发、高新产业、智慧社区”四位一体的战略发展平台。

7) 利用数字家庭这样一个新的消费热点, 进一步推进数字家庭领域的信息兴业和信息惠民。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服务管理, 体现以人为本, 以服务促管理。通过电子政务等项目建设, 提高管理效率, 推动决策的民主化, 利用数字家庭整个运作模式, 发挥可控、可管、可信的特点, 促进诚信社会和品质社会的建设, 和当前的社会管理相结合。

8) 在其他方面, 我们围绕数字家庭产业加强科技、金融的结合。今年我们和中行和建行成立科技支行, 同时在科技的信贷、科技保险、科技风险的补贴、科技担保等方面加大力度, 主要围绕数字家庭, 对数字家庭进行倾斜。前一段时间刚刚创建了一个南方创业服务中心, 这个工作是在中组部及相关部委的指导下, 已经启动运作, 正在围绕创业服务中心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的人才和团队, 带动基地具有国际发展的竞争力。

上述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以及广电总局、住建部多部委的具体指导下, 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前一个3年积累了经验, 后一个3年我们率先示范, 走出成功之路, 我们也愿意与浙江共联手, 多尝试, 把这个工作做好, 把这个产业蛋糕做大, 共同分享。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夏亚民副主任: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武汉是一个重要战略支点的支点城市。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对IT产业、对光电子产业, 对数字家庭产业实际上是情有独钟的。在2000年湖北省武汉市策划武汉东湖高新区时, 提出建设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2000年在做十年发展规划时, 我们就把数字家庭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我们是第一个成立数字家庭产业促进会的。在2004年第二届光博会上, 有专家提出一定要发展“光纤到户 (FTTH) ”的产业。当时我们成立了光纤到户的实验平台, 并搭建了一个FTTH实验小区, 现在光纤到户在武汉已经有150万户了。此外, 在三网融合包括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 武汉也走在了前面。数字家庭这几年也在努力, 但中间确实走了一点弯路, 这个弯路不是技术方向上的弯路, 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没有整合, 力量没有集中到一起。发展数字家庭产业都知道是好事, 大家争前恐后, 武汉市成立了一个协会, 省里要加强领导也成立了一个协会, 东湖高新区成立了一个产业技术联盟, 结果这三个组织、三驾马车没有走到一起。广东国家基地批复后, 全国好多城市在争取, 工信部2012年年初在申报专项项目的时候, 为一个项目, 湖北武汉五五家企业同时去申报, 受到工信部梁峰处长的批评。我们在向省市政府汇报后, 该问题受到重视, 湖北省武汉市统一成立了一个数字家庭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刚才说的“三驾马车”整成一驾马车, 省里、市里、区里这三个组织机构成了一个机构, 公推了一位专职秘书长, 秘书处独立出来, 这样才有公信力, 才能公正公平, 服务好每家企业, 同时从企业家里面公推出一位会长。

第二, 是以这个促进会和联盟为主体, 结合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家认真地制定了下一轮数字家庭产业发展的规划。同时, 也起草了创建国家级数字家庭示范基地的申请, 渴望获得批准, 让武汉成为第三个国家基地。

第三, 启动了数字家庭应用示范工程。应用非常重要, 今年年会主题就是“应用驱动, 融合发展”, 所以我们启动了7个应用示范工程。同时把省、市、高新区在这块的支持基金都放在一起, 统一评审项目, 统一支持企业。高新区高度重视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们刚刚出台了一个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规划, 前十年我们打造了一个中国的“光谷”, 下一个十年我们要打造世界“光谷”, 高新区财政每年拿20亿资金来资助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我们已经做出决定, 在其中拿出1/10即2个亿来专项支持数字家庭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

第四, 启动了企业领军企业和骨干配套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工程, 希望在数字家庭领域能够打造出一批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和为之相配套的骨干企业。

第五, 筹建光谷数字家庭产业技术研究院。实际上我们已经建了一个小的“数字家庭产业技术研究院”, 现在是省市区三级和企业、研究机构一起打造一个更大的平台, 每年拿出1.5亿培养和引进行业里的骨干领军人才, 并专门设立了数字家庭专项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系列举措, 把数字家庭这个产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面做得有一定起色, 能够让国家部委感觉到有希望。同时我们已规划2 km2的数字家庭产业园, 其中包括四个园:数字家庭技术创新产业园, 数字家庭产品制造产业园, 数字家庭技术孵化产业园和为数字家庭提供内容配套服务端内容产业园。我们也启动了示范工程, 并在全国最早打造了一个数字家庭智能家居的体验馆, 我们第一个体验馆就是安通科技做的, 是把各个功能的空间全部集聚在一个大的体验平台上,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策划到现在基本建成。有了这个平台, 大批中小配套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就有了落地的可能性。这个平台准备复制成一个将来能够连锁发展的服务平台。

结合这些示范工程的建设, 同时我们也想积极参与数字家庭标准的制定, 希望在四个方面争取形成优势:第一搭建领先的数字家庭业务规模应用的家庭技术平台, 力争在应用规模上实现领先;第二建立省级广电系统可管控、可运营的业务网络, 力争在业务模式创新上实现突破;第三是建立数字家庭业务的云平台, 实现数字家庭业务与控制的分层, 在技术架构上实现领先;第四依托光谷数字家庭基地的建设, 在管控的环境下开展创作和数字家庭业务运营这些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 我们力争在文化与科技融合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的数字化、家庭化应用上实现领先。

三产业融合发展

电信研究院张延川副院长:

数字家庭是信息产业在家庭方面的延伸, 是以家庭生活各项需求为目标, 通过家庭内外部设备的通信及信息交换, 提供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的服务。数字家庭从目前的业界发展来看, 分为4类:1) 通信类的信息服务业;2) 安防监控类业务;3) 家庭控制类业务;4) 第四是生活服务类业务。

产业各方特别看好智能家居, 从不同角度开展了服务, 从电信运营商角度是以宽带网络为依托, 重点在推进各种智能家居方面业务的发展。

数字家庭中的不同业务对网络提出了不同的需求, 可能有三类:一类是基于家庭内部网络开展的业务, 如多媒体共享、家居控制和环境监控;第二类是需要不同网络协同工作的业务, 如智能家居中的远程控制;第三是基于单一网络上的提供的服务, 如运营商网络上的数字电视、远程抄表。

数字家庭整体上具有智能化、网络化、协同化、实时监控、数据共享这五大特征, 推动了数字家庭内涵的不断丰富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从运营的角度来说, 目前国内仍然缺乏拉动宽带持续增长的业务。如何建立宽带网络与业务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的挑战。策略:1) 应用拉动, 捆绑发展, 以家庭核心应用驱动用户需求, 特别是视频业务的应用;2) 跨网发展, 形成黏性, 利用不同宽带网络之间融合互补的优势延伸到移动互联网平台;3) 深化融合, 持续拉动, 通过远程实时型智能家庭应用, 增加宽带的持续消费能力。

海信集团郭庆存副总裁:

数字家庭的产业启动机遇已经来临, 关键我们能否推出好的产品, 能够推出打动消费者需求欲望的那种产品的设计和良好的用户体验, 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的任务。

年, 海信建立了数字家庭体验馆, 目前正在进行海信数字家庭体验中心的建设。后续海信将在全国主要城市在体验馆的模型的基础上, 吸纳各方优势, 建设富有海信特色的数字家庭体验中心, 至少在一级城市推开。未来的数字家庭可能有几种模式, 不妨百花齐放, 但是有一条必须坚守的, 就是互联互通的共同的标准。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基础, 再加上各自对数字家庭的理解以及对用户体验的感觉, 推出各具特色的数字家庭产品我们认为是合适的。

随着数字电视的发展, 特别是智能化电视的发展, 以及智能后台的加强, 家庭里面都有的数字电视在海信看来将成为一个多媒体、多功能的服务器。现在海信的智能电视可以作为家庭网关、服务器来使用, 可以向各个房间分发媒体资源, 可以控制相关的电器和设备。当然不排除通过机顶盒、智能网关来实现这个功能, 因此各种各样的产品都会出现, 但是互联互通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

数字家庭的产业链非常复杂, 涉及到运营商、制造商、内容提供商, 因此我赞赏今天提出的“融合发展”, 产业的融合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样的年会加强跟不同方面的沟通, 跟运营商、内容服务商沟通, 向其他厂商学习, 不断完善产品, 为消费者真正提供出能够打动消费者、能够感动消费者的, 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愿意体验的那种数字家庭的系统及产品。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赵志峰副总裁:

华数目前的产业是三个板块, 新网络、新媒体和科技文化支撑。面向两个市场:向全国市场提供跨屏的全媒体服务;在浙江市场其实就干两件事情, 在家做数字家庭, 在外做智慧浙江。

华数推进数字家庭的总体思路是两个方面:一是运营带动, 我们认为数字家庭产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产业, 而是需要长期服务的产业, 所以运营商需要有网络的基础、用户的基础、渠道的基础、内容的基础、服务的基础, 才能持续, 产生新的价值;二是开放平台, 华数是一个运营商, 负责把网络建好, 平台建好, 用户服务好, 定位是中立的, 通过数字家庭的长尾消费来提高ARP值, 希望通过产业共同创新来实现产业共赢的局面。

数字家庭产业还处于初创期, 华数目前主要做家庭娱乐, 后面的家庭健康、安防、教育、控制、节能等内容尚未完全成熟。在举措上:一是网络建设, 2013年大力推进家庭网络建设, 中国的宽带技术不是进不进家的问题, 而是进房间的问题;二是建几个大的云平台;三是在全国建6~8个云数据中心, 主要是能够提供全国的新媒体内容分发。

8.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 篇八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在本质上有着一致性，都是把新产生的内容、信息通过一定的把关和技术处理，送达到读者手中。两者在生产方式、内容呈现方式以及销售、阅读方式上的不同，都是由技术差异造成的。传统出版依赖造纸和机械印刷技术环境，产业链单一而稳定，呈作者+出版商+发行商+读者的线型运作模式，出版环节环环相扣，参与主体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而数字出版产业链随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出版环节趋向简约

依赖网络环境的数字出版，是依托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来加工、处理、传播内容的，电子载体取代纸质载体，下载销售内容将取代卖场销售，所以在产业链成熟之后，出版环节不是复杂化了，相反将趋向简约，并且极有可能由四环节模式向三环节模式转变。

四环节模式：作者+传统出版+网络平台+终端读者。虽然数字出版的发展速度很快，但目前传统出版仍然占据着主导位置，所以这一模式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在这一模式中，通过网络平台出版的内容资源是已经存在的有价商品，原本就在传统出版体系中受到严密的版权保护，比如已经出版的书、报、刊、音乐、电影、电视剧等，所以再次对它进行数字化出版运营，势必牵涉到作者、出版社、网络平台商等各方的经济利益，所以也是商业化运作版权纠纷更复杂的一种模式。

另一种是三环节模式：作者+网络平台+终端读者。目前，这种模式的商业化程度不高，数字版权运作尚不成熟，还有待立法和技术的改进以及读网环境的培养，加之大多数网络用户的数字版权意识不强，既不去索要版税，也不愿支付阅读费用，所以这一模式的实现尚需时日。我国文学网站的创建正是利用这种模式，获得了大量的内容资源，然后对其进行商业化打造和经营。这方面盛大文学走在了前面，原创畅销小说《鬼吹灯》，就实现了全媒体发布。作品通过合作开发、版权转让、图书出版、电子阅读、网游、电影、话剧等渠道，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的附加值，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是成功运营原创内容的典范。可以想见，随着原创时代的来临，这一模式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数字出版的主导模式。

2.内容增值技术化

数字出版是新技术含量很高的新型出版，技术在出版链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越是高端新兴技术越能够使内容更广范围、更多方式地传播。若把内容比喻为一块等待雕琢的璞玉，技术就是雕玉的工具。虽然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技术手段往往制约着内容产品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增值方式。内容是出版业的基础，但内容必须依赖技术实现它的传播和增值。在业界有一偏执的观点：“内容为王”，既然内容为王，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数字化转型呢?你已经是王者了嘛!“内容为王”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种新型生产业态达到成熟阶段之后，竞争的才会是内容，内容能否适合读者，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才能成为胜败的关键。在生产业态转型期，拥有先进的技术以及由该技术支撑的出版渠道更加重要。可以说，“在数字出版产业链内，各环节对最终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值作用具有差异性。目前数字内容出版商和技术提供商主导数字出版产业链，增值作用较大，但随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不断成熟，价值增值的重心将向数字内容提供商倾斜。”的确，产业链渐趋成熟后，内容才是更加重要的竞争领域。

就当前现状来看，凡颇具规模、初具产业链模式的数字出版活动，基本都是由技术提供商主导的，如盛大、超星、方正、中文在线等已开始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商业化运营模式。是这些信息技术公司在数字出版上走在了前面，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它们又自然地向上、下游渗透拓展，从而建构一个完整、和谐的产业链。相比之下，传统出版业在打造数字出版产业链时，显得既迟滞又艰难，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技术上缺乏优势。拿棒的和拿枪的较劲，赢家必然是后者。

可是从长远来看，数字出版的作者+网络平台+读者的模式，未尝就没有成为主导模式的可能性，到那时技术网络运营商可以直接跨过出版社向作者提供出版平台，同作者进行数字版权交易，获得原创内容资源。出版社最担心的也是这种模式，出版社在不具有网络平台这一渠道优势时，还面临内容资源流失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数字出版的革命性恰恰就在这里。所以应该认识到“谁拥有新技术，谁就拥有市场，谁就拥有未来，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共赢互惠的模式，要通过研发核心技术带动新闻出版生产力实现质的解放与飞跃”。

3.物质载体的置换

笔者把一切传播媒介的内部构成要素分为两种：一是符号载体，二是物质载体。符号载体包括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物质载体包括甲骨、简牍、纸帛等。任何传播媒介都不可避免地由这两个要素构成，纸媒的书、报、刊是由文字和纸组成的媒介，电子媒介如电影、电视是由声、画和电子设备组成的媒介，综合性媒介网络也是如此，只不过它的符号更多样，物质载体的技术化程度更高而已。在出版、传播领域，内容必须依托语言文字、声、画等符号方可传播，符号却必须依托物质载体方可传播，从历史上看，符号载体具有相对稳定性，物质载体却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地被置换，数字出版就是用电子载体置换纸质载体的出版革命。传统出版业在开展数字出版的时候为什么总处于劣势?原因就在于它所拥有的物质载体——纸，恰恰是被革命对象。

二产业链整合过程中的技术作用

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形成关键在于渠道建设，渠道建设的关键则在于技术转化，拥有先进的传播技术非常重要。传统出版依托纸质平台，数字出版依托网络平台，所以搭建一个具有一定盈利模式的数字化网络平台至关重要。再者，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整合是在政策、商业机制范围内的主体行为，各个相关传媒机构IT技术公司、移动通讯公司、网络运营公司、纸媒出版社等，都会在“盈利”规则的主导下规划自身如何进入数字出版产业。你是运作整个数字出版流程：技术提供、内容集成、销售通吃呢，还是以合作方式，抢占这个链条的一小块山头?每个主体恐怕都要算算小账，权衡利弊，并不是每个传媒机构都有能力成为整合产业链的主导企业，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技术，二是资本。当前，出现了三种传媒企业主导下的产业链整合模式，无不是在技术和资本的支撑下展开的。

1.信息技术运营商主导的整合模式

新兴的信息技术公司在涉足数字出版业之时，具有先天的技术优势，北大方正、厦门书生、北京世纪超星、北京万方数据、上海盛大网络、清华大学中文在线等，这些高新技术型IT企业，成为我国最先从事数字出版的传媒公司，它们依托其雄厚的技术优势、

资本优势，通过资本整合、技术整合等合作方式，不仅向上游集成个体作家和传统出版业的内容资源，而且向下游联系各家手持阅读终端商，有些企业已经初步完成了由自身主导的产业链模式的整合。我们以北大方正和盛大网络为例来做一些说明。

方正成立于1986年，起初主要从事技术研发，2001年启动Apabi数字图书馆建设，涉足内容产业，主要针对机构用户，进行B2B模式的商业经营。2009年7月方正集团携手中国图书搜索进行资本整合，合力创办番薯网上线，致力于为个人用户提供搜索、阅读、分享、电子书购买一站式图书服务平台。番薯网在运营上定位为渠道商模式，所以在打造数字出版平台时，非常重视向上游整合内容提供商，主要以向用户收费，与内容提供商分成的方式进行合作，解决数字出版所需的规模化数字内容资源问题，目前该网站可向用户提供60万种正版图书的数字化内容。此外，番薯网以代理各电纸书终端产品的方式，积极整合其下游终端商资源，与汉王、翰林、易博士、易狄欧、爱国者、创维、大唐、欣博阅等多家电子阅读器厂商达成战略或意向合作，并且自己开发了方正飞阅电子书阅读器。目前，方正在数字出版领域继续进行技术研发，技术创新能力可谓首屈一指。

与方正主要运作版权图书相比，盛大网络旗下的盛大文学，则主要运作原创内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模式。首先，它们通过资本整合，陆续收购了多家原创文学网站，如起点、榕树下、红袖添香等，几乎把90％的网络原创文学作品都收入囊中。其次，通过数字版权贸易，解决原创内容的创造力。2009年斥资1000万元用于购买优秀原创文学的版权，使一些优秀作家坐拥100万以上资产，从而大大激发原创作品的创作动力。第三，打造数字版权衍生品，进行立体化营销。2009年斥资8000万元用于原创内容衍生品的开发、包装和销售，运作上就是将原创内容的电子版权、无线发布权、传统文学版权及动漫、影视改编权等统一包装、运营，打造一个以文学为核心，整合影视、版权、无线等多方资源的产业链。如对网络原创惊悚小说《鬼吹灯》的成功运营就是一例。目前，盛大文学成为为数不多的实现在线增值的数字出版企业。

2.终端商主导的产业链整合模式

终端商向产业链上游的整合，随着这两年手持阅读器——电子书的大量销售逐渐显示出优势。电子书生产厂商汉王、大唐、微星、华为、易狄欧、华硕、易博士、博朗等约有41家企业，开始了群雄逐鹿。DisplaySearch最近一份报告则称，2010年中国的电子书销量将从2009年的80万台跃升至300万台，达到全球市场销量的20％，增速惊人。但是业界普遍认为，目前影响电子书销售的不再是价格，而是内容资源，内容平台的开放性和号召力起关键作用。而以下汉王科技为例说明：

作为国内硕果累累的高科技研发公司，汉王科技2008年才涉足数字出版，并很快启动了向上、下游拓展的步伐，发展之快令人惊讶。2008年9月汉王电子书上市销售的同时，斥重金筹建数字化内容平台——汉王书城网站，把业务由终端商向数字出版运营商拓展，并仿照ipad的经营方式，把书城打造成一个网络运营服务平台，为上游内容提供商提供数字化图书出版平台，也为下游用户提供电子书的内容资源。在策略上，汉王让利内容商，采取“内容商定价、一书一密、二八分成(汉王二，内容商八)、免费加工”的合作模式，很受内容商认可。技术监控方面，汉王给予内容商一个账号，可以登录查看每天卖出多少本图书，这些措施不但解决了内容商所担心的技术和版权问题，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利润来源。据汉王科技董事长刘迎建介绍，汉王书城的目标是2010年9月份争取把图书品种增加到10万册，年底争取达到20万册。

这样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其雄厚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汉王早年率先研发、推广多元智能人机交互技术与产品，在模式识别领域从事高科技研究，如在手写、语音、OCR、生物特征等识别技术方面，拥有多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在软件研发方面多次获国家奖励。汉王于2010年3月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在股市募集资金11亿多，计划主要用于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完善之上。

3.出版商主导的整合模式

数字出版实践表明，专业类电子图书在市场的表现远胜于大众娱乐类图书，也就是说专业类电子图书的实用功能更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娱乐消遣功能的电子图书的商业价值尚在其次。传统出版社拥有绝对优势的实用性图书的版权，按说在数字出版市场中可以呼风唤雨，赢得主动，实际上传统出版业却步履蹒跚，窒碍重重。技术团队和大量资金投入成为大多数出版社从事数字出版的瓶颈。当前大约已有95％的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网站，并以各种方式尝试数字出版，它们有的把自有版权图书数字化，有的自建平台销售电子图书，有的则选择合作方式，出售自有图书的数字版权或者借别人的平台卖自己的商品，不管以何种方式参与数字出版，中小出版社似乎都不具有独立打造产业链的实力。辽宁出版集团从2000年就开始电子书业务，分别在内容的数字化和阅读器开发方面进行尝试，发展至今，阅读器业务早已停止了，副总经理俞晓群曾无奈地表示，这个业务需要专业技术团队和大量资金投入，实在不是出版企业擅长的。也难怪，技术提供商它们在技术上是“向下兼容”整合，数字技术可以兼容纸质，进行全媒体出版，但反过来传统出版社的印刷技术要“向上兼容”，付出的代价更大。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包含所有环节、涵盖一切商业模式的网络出版销售平台，还得依靠技术提供商。笔者以为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然而这并不是说传统出版企业就不具有主导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可能性，那些大型出版集团，资金雄厚，它有能力组建技术团队，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就完全有可能通过技术整合、资本整合、内容整合等方法打造数字出版旗舰。这方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最早开始尝试运作。

2001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上海新汇光盘(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三方投资人股，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建了易文网从事数字出版业务。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批批准的网络出版单位，易文网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性出版社网站，而是定位为以内容创新和提供为主，努力主导和整合数字出版产业链，打通内容提供者、技术开发者、硬件销售者等上中下游各个关键环节，探索一条全盘运作的数字出版道路。为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一方面斥资组建技术团队，另一方面不断进行技术整合，先后携手深信服技术公司、用友软件、北大方正等企业，解决电子书制作、阅读、下载等技术问题。2010年3月，它们自主研发的电子书阅读器一——辞海悦读

器上市销售，这是由传统出版企业研发的第一部电子书阅读器。日前，易文网平均日访问用户数超过20万，日点击率达500万次，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传统的纸媒出版企业，能走出这一步关键还在于解决了企业的技术能力问题，没有一个稳健的技术团队和技术同盟军，恐怕是不可能的。

三数字出版产业链整合模式的启示

当前，传统出版社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被推上风口浪尖，媒体甚至用“要么数字化，要么死亡”形容纸媒出版业在未来的发展。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斥巨资打造网络出版平台之后，2009年底，全国大部分出版集团纷纷组建专门的数字出版运营机构，数字出版战略规划也纷纷上马。这应是值得赞许的战略眼光，但是在具体运作上，传统出版社应结合自身资源条件，积极寻找数字出版的对接点，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数字出版的最大产出。以下三点恐怕值得传统出版社再思考。

首先，数字出版前期竞争在于平台的竞争，准最先拥有强大的内容平台及庞大用户，就意味着拥有r数字出版的渠道。这方面，信息技术公司抢占了先机，传统出版社被远远抛在r后面。别人已经开通了渠道，并且已经形成了品牌影响力，你再去抢夺就非常不易，更不用说大部分出版社既无财力也无技术力量去打造这个平台。数字出版前期资本投入巨大，烧钱在所难免，中国出版集团在创建中国数字出版网时，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立项，总投入达2.69亿元，仅一期投入资金就达2000万，但盈利模式还在摸索当中。相比之下，盛大网络、中文在线等已运作了10多年之久，盈利模式基本成熟，产业链也已初具规模，传统纸媒出版集团再要赶超将会难上加难。而汉王能够后来居上，本身就是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作支撑，没有自己强大的技术团队，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数字出版虽多由高新技术企业开创，但它毕竟是技术与传统出版业融合的产物，当前的运作自然极度依赖纸质版权内容，长远看原创内容模式极有可能成为主导性的产业模式。作者+网络平台商+读者的模式并非可望不可求。只要新一代网络用户被网络环境培养成熟之后，他们脱离纸媒走向网络平台的知识创造将是必然的一种趋势，当前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所以网络平台商谁积极做大做强原创内容，遵循窄播趋势细分市场，就极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第三，中小出版社最可行的选择应该是合作，与拥有数字化内容平台的商家合作，在共赢的条件下逐渐向内容提供商转变。在数字出版产业链日渐成熟之后，以及传统出版转型为数字出版时，传统出版商会转变为一个寻找作者的内容中介，或者成为一个联系作者与网络运营平台的数字内容编辑者。不管这种转变是否乐意，它都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总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传播战略迫使我们必须以高远的视界来认识数字出版转型，并积极投身这一恢弘的技术转型之中，为实现出版强国的目标、为国家软实力的国际竞争、为文化传播手段的升级去开拓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