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学术性论文

什么是学术性论文（8篇）

1.什么是学术性论文 篇一

培养目标不同：

专业学位：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学术学位：学术型学位按学科设立，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

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哪个比较好考：

这个就需要我们先从国家规划上说了：国家方面正一步步减少学术型硕士，增加专业型硕士，最终达到专业型：学术型为7：3的`格局。换句话说，就是考研招生上，专硕处于扩招期，学硕处于紧缩时期。很明显从这一点看，专硕比学硕好考。

从试卷难易度看：考研学硕与专硕在难度上，最明显的就是英语一和英语二的差别。仅从考试大纲上看，英语一比英语二的考查点明显要多出好几个。也就是说，考试整体难度上，英语一自然比英语二大一些。

2.什么是学术性论文 篇二

学术腐败虽说是“圈内之事”, 但由于大学对社会有着示范和引领的意义, 其负面影响与现实危害也就不可小觑。从本质上看, 学术腐败是不折不扣的偷窃和欺诈行为, 这类行为无疑是对“师者”之尊和大学精神的背叛与颠覆。令人痛心的是, 学术腐败的后果并非当事人所能承担, 而需要整个社会为之“买单”。

大学一直被公认为守护社会良知的“最后堡垒”。所谓“社会良知”, 不外乎公平、正义、平等、诚信等诸多人类社会的普适性价值。大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彰显、传播这些价值, 使之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遵从。而学术腐败无疑让学者首先“矮人三分”, 当社会公众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求价值信念的时候, 必然会产生认知迷茫和价值失落。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种种因素使得社会认知和道德水准与理想状态尚有较大差距, 重建社会道德规范也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因此, 在为社会提供智力资源的同时, 大学还应该自觉地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航向标和推进器。这种责任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位高校教师身上———他们首先要把道德内化为自身的品质, 再言传身教给莘莘学子们, 进而把“道德的力量”辐射到全社会。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曾表示“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从此次复旦大学对学术违规事件的查处来看, 学校管理层不仅把“道德理想”纳入治校理念, 而且做到了“言必信, 行必果”, 他们对大学道德价值的捍卫和追求让社会公众受到一次深刻的道德感召和鼓舞。

3.什么是学术性论文 篇三

现今研究生的科班训练，除了要会写论文和专著，也要会写书评和札记。而要做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学者，特别是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

一、中西方书评制度的差异

书评是一本学术杂志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西文学术期刊的主体是论文（Article）和书评（Review），论文往往只有几篇，涉及的范围不够广。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有可能是书评，因为书评才能真正反映这本刊物所涵盖的各个方面。我們翻看一本杂志时所获取的知识，有时并不在于论文，而在书评，这是和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相关联的。

因为中国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所以一本杂志中，主体是论文，书评只占极少的篇幅，甚至没有书评。杂志中所发表的书评涵盖的方面不广，大多数书评是一些对所评之书的概述和夸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一般也不受读者重视，只受作者和出版社的重视，因为其中一些书评是作者或出版社编辑找人写的。

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是这样的：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因为后者必然产生人情稿子。所以，我们在西方经常遇到的事情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后，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书评的发表，而他或她并不知道书评都是谁在写，更不能干预书评作者写什么。我在耶鲁大学时，某一天见到韩森（Valerie Hansen），我说《守护神》（Numen）上有一篇你的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的书评，她赶快跑去看。足见书评在西方作者眼中有着与中国不同的学术意义。

因为书评是由杂志约请的专家撰写的，所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杂志自身手中，杂志也把自己所发表的书评水准，看作是该杂志的学术水准，这样的一种学术认定的结果，是杂志要约请权威来写稿，而不接受书评投稿。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刊物的约稿通知里面说，书评不接受投稿，如果你特别希望评某本书的话，必须先和主编联络，在得到主编的同意后，才能撰写。同时，由于杂志对自己发表的书评水准的认定，所以一般来讲是不接受反批评的。你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商榷文章，但在发表书评的刊物上是不行的，即使你的反批评很有道理，一般情况下也是不给刊登的。这种做法有点霸道，但实际上是为了一个杂志的正常运作，因为你一旦发表了反批评，则必然引起书评作者的再度反批评，这样你来我往，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长，那么这个杂志的篇幅就大量被占掉，而批评双方有时也从学术争论发展到意气之争，降低了杂志的学术水平，这样下去杂志是无法办的了。

在中国，大多数刊物没有这么严格的书评制度。比如几年前《历史研究》发表了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评社科院人口史的一本书 ，很有分量，是中国学术界少有的书评，虽然有些话用词过于激烈，但仍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但是因为《历史研究》没有规范的书评体制，很快就发表了反批评文章 ，这其实是否定自己。所以，发表书评的杂志是不能够发表反批评的，但并不反对书的作者在其他地方发表反批评的文章。

当然，西方杂志赋予书评作者的这种话语权，有时也被利用来作为攻击他人的手段。比如《哈佛亚洲学报》（HJAS）第58卷第1期（1998年）发表的贝格利（Robert Bagley）撰写的长篇书评，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巫鸿（Wu Hong）《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一书，指作者书中表现了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对于这样一篇学人看了都觉得超乎学术的“毁灭性的批评”，《哈佛亚洲学报》就是不发表巫鸿的反批评，最后还是李零先生出面，在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第2辑（2000年）中，同时发表贝格利的书评中文翻译和巫鸿的答辩文章 ，让读者自己看看谁有理。

《哈佛学报》的这篇书评是个特殊的例子，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写书而受到批评，已成习惯，一般不会引起意气之争。贝利（H. W. Bailey）教授集毕生精力所编的《于阗塞语词典》 出版后，其弟子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在《印度伊朗学刊》（IIJ）第23卷（1981年）上撰写书评 ，指出其不足之处。但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交情，贝利每年过生日，恩默瑞克都要从汉堡赶往剑桥去祝寿。1985年我前往剑桥拜访贝利教授时，他告诉我当今执于阗文研究牛耳者为恩默瑞克，并介绍我到汉堡去找他。

在中国书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一个作者的书受到批评，有时会被某些人利用这些书评来攻击作者，使得作者的职称评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资也受影响。有时再加上报纸、网站的炒作，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要知道，在西方的杂志里，往往是值得评的书才被安排来写书评的，有些书根本不值得一评，所以，尽管书评没有什么好听的话，也说明这本书不是最差的。一个人的学术眼界是有限的，自己所撰作的书肯定会有漏洞，所以别人的善意批评是可以接受的，这有利于自己将来在修订本中把学术水准更推进一步。

西文杂志的书评，一般都上目录，在“书评”类下面，先列作者，然后是书名，最后是书评作者名和页码。这样等于给值得评的书做了广告，让浏览这本杂志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甚至会引发某些人翻开书评，看看本书的基本内容。因此，一般来说书的作者都是愿意自己的书有人评的。在目前中国的杂志里，书评的正题往往是一句表扬的话，书名放在副题中，常常没有作者的名字，这其实不利于对被评的书的学术认定。我在办《唐研究》时，改变这种做法，采用西文刊物的标题方式，意思就是让大家一眼看到唐研究领域里最值得注意的都有哪些书。请大家注意引用这样的书评时，不能像引用一般文章那样，只抄写标题，而是要在前面加上“书评”二字，如：荣新江《书评：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55-559页。

nlc202309041917

西方杂志的主编，往往就是某些方面的权威学者，所以有些刊物的主编就把出版社寄来的书留下，自己写书评。最著名的就是《通报》（T’oung Pao）的主编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学术领域十分宽广，涉及中亚、中国的许多方面，自己的成就很高，所以他所写的书评也因为具有很高的水准而不被认为是违反了书评约稿的原则。伯希和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他的书评不仅发表在《通报》，也发表在法国《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eint）等杂志上，大概由于所写书评太多的缘故，在伯希和去世以后，他的论著目录一直没有被完整地编辑起来。原本听说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先生准备一个全目，但没有完成。2001年出版的Hartmut Walravens，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 ，包括伯希和的全部论著目录，还有篇目、主题索引，以及后人有关伯希和的论著目录。伯希和大量的学术成就，其实有不少包含在他所写的书评里。

良好的书评制度，可以使得一本杂志的书评保持较高的信誉，拥有更多的读者。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杂志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学术书评的意义，但要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路还很漫长。

二、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

哪些书值得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相反，给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读物，普通的概述或综述，则不一定在纯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当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评介文字。

值得评论的书，从我们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包括专著、论文集、史料集、考古报告、学术性的展览图录等。因为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学术贡献，所以，要有专家用简洁的语言，把这些书的内容和成绩勾勒出来，特别是一些论文集、考古报告，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翻看书评以后，可以决定值得不值得去找这本书来读。

但是，要知道，对一本杂志来说，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评论的图书的书评作者，所以虽然有的书，我很想在《唐研究》上发表一篇书评，但往往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而作罢。这又说到书评的作者问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史学界，我们拥有许多各方面的专家，但老一辈的甚至略微年轻一点的专家学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不愿意写书评，这使得在国内找寻一个所评之书的最佳专家的做法，有时难以成功。因此，我们也约请一些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来撰写书评，几年的实践证明，中青年学者不仅有实力写，而且敢于写，甚至一些博士生因为较长时间关注一个课题，他们所写的同一专业领域里的书评，很有力度，受到读者的好评。因此，只要大家努力，中国的书评制度可以创造性地建立起来，中国的书评内容也可以充实起来。

在老一辈的学者当中，在写书评这一点上，周一良先生是个例外。我在《才高四海，學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中有如下一段介绍：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不论在燕京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因此，他在撰写论文、札记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书评。他对书评的看法，可以从他表彰杨联升先生撰写书评的文字里体现出来：“我认为莲生（即杨联升）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文章是写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就行；写书评是写别人，往往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加以评述，有时比写文章还难。周先生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当然无法和杨联升相比，但他写书评的作法，是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比他年辈还晚的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周先生的书评范围很广，从早年的《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 ，到晚年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 和《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 ，都是按照书评的学术规范，提出了严肃的商榷意见。在敦煌学方面，他撰写过《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对王梵志诗的校本提出批评意见 。还有《读〈敦煌与中国佛教〉》，虽然以介绍为主，但也有指正的地方。我们从这些书评中，可以窥见周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他曾特别送我上面提到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抽印本，说明他自己对这篇书评的欣赏。

三、今天我们如何做学术书评

1.学术书评的种类与内容

学术书评有不同的种类，有长有短，长的过万字，短的只有几百字而已。一种书评是属于介绍类的，往往只有500～1000字，把书的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如果写得凝练，也可以看到书评作者站在学术史高度予以的点评。像美国《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法国《汉学评论》（Reuv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等刊物上的书评，就是这种类型，主要目的是想多包含一些书的书评，使杂志学术范围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发表的书评，很像是往这个方面发展，而这本企图涵盖中国学术许多方面的杂志，也确实应当向这个方面发展，但目前看来，书评量太少。

一般的书评在3000～5000字左右，也就是既可以概述原书的内容，又可以加以评论。这是书评的主要形式，大多数的杂志采用这样的书评，我所编的《唐研究》也是如此。还有专门就一本书进行广泛商榷的书评，称作“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字数较多，有的超过10000字。书评论文对于所评之书来说，可谓重磅炸弹。我曾经在《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海外书话2）中举过一个例子 ，即《通报》（T’oung Pao）所刊达菲那（Paolo Daffinà）的《评〈汉书·西域传〉的新译本》一文，这是对莱顿大学汉学院前院长何四维（Anthony E. P. Hulsewé）教授《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 一书的批评，发表在《通报》里 。原书作者何四维先生对我说：看我这本书，一定要看达菲那的书评。可见书评论文的重要。

nlc202309041917

在我看来，书评的内容应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是内容简介，即让没有见到书的读者可以通过你的介绍，大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介绍一些涉及方面较广的论文集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有选择地重点介绍一些文章，而简单地介绍另一些文章，或者只列其名或其类别。第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选题和内容的价值、特点，如果是前人研究过的课题，那么这本书有没有新的角度，有没有新的材料，有没有新的笔法。如果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说研究很薄弱的方面，则从研究的题目和范围来说明作者的贡献或尚不完善的地方。第三是本书的不足，包括题目与内容是否对应，内容包含的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材料的缺陷和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在指出别人不足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材料、研究论著和参考文献等方面举出证据，加以论述，避免空论。第四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加以补正，包括订正书中的错误，补充书中的不足，这些部分一定要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写出来。如果只是根据可以有两种解说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作者的观点。最后，对于一些古籍整理、包含新史料的著作，要校勘错字，以免贻误后人。

这些只是主要的方面，书评的内容没有特别的一定之规，是最容易表现个人学术思想的一种文体，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书评来发挥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很早就开始给别人写序、写审查报告，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你可以利用写书评的机会，把写刻板的专题论文时所不能表达的学术思想，通过书评表达出来。

书评的写作也没有一定之规，上面所列的几点，不一定按照上面的次序来写，比如在介绍内容的同时，就可以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提示优点，指摘缺陷，这样有时显得平和一些，但不减书评的分量，我常常采用这样的写法。现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的许多书评在写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话以后，最后来一句：“瑕不掩瑜”“金无足赤”“由于……原因，书中也有错误之处，相信再版时会修订”之类的话，是很不好的八股文，说了等于没说。

我在上面提到的《海外书话》中说：“我平日里最喜欢读西文杂志的书评，它不仅能让你了解所评之书的大致内容及其学术贡献，还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书评者往往还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补充该书之不足，特别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补充参考文献和相关材料；而且大多数书评都会有批评在内，有时往往是按页码顺序来一一挑错。这和我们在国内报端看到的书评迥然不同，因此读起来就像喝咖啡一样，精神不時为之一振。”

2.学术书评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评书不评人，但要了解作者。在写书评时，千万要记住你可以说这本书如何好，如何差，但切不可说这个作者如何好，如何差。当然，我们最好能够了解这个作者的学术出身、学习和工作单位、已经有过什么学术成果，这些对于了解本书的学术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对作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做一些介绍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书评里不要对作者进行大肆吹捧，更不能对作者加以人身攻击。

第二，要注意书的出版时间。一般来讲，我们往往只评最近一、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对于再版书也主要评新增订的部分。但有时我们没有那么快地得到新书，有时我们需要把几年当中出版的同类著作放在一起来评。这时候，我们要切记不能用书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来批评作者，应当站在和作者同样的起跑线上来写书评。比如我在评刘统先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时，注意到他的书基本上完成于1988年，而推迟到1998年9月才出版，所以尽可能避免用1988年以后的新材料说话 ，这些新材料只能给作者做补充，而不能据以批评人家。我过去不认识刘统，由于这篇书评，成了他的好朋友。

第三，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现在学术十分发达，很难把资料和研究信息全部收集齐全，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漏洞，甚至是硬伤。对待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指出的，但不要揪住不放，更不要以此否定全书的其他贡献。过去有人给《唐研究》投稿批评张弓先生的《汉唐佛寺文化史》，我因为用词太厉害而没有采用。后来这篇述评发表在别的刊物上，但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口气缓和多了。某位权威学者在其高水平著作中，把一条张大千写在西千佛洞宋人壁画榜题中的文字（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证）当作宋代的史料来运用，这可是硬伤啊！我撰写书评时，考虑再三，还是用通信告诉他，没有写进书评，因为我觉得太伤人了。

第四，要礼貌用词，不用“怪圈”一类的语言。因为有些字眼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让别人有不愉快的语言，而是用事实说话。其实，有分量的书评最容易引起书的作者的反批评，如果书评作者以事实说话，那么反批评往往是无力的。这时反批评者常用的方法就是以“礼”来干预“法”，批评批评者用词不当，有失礼法，从道德上给你上纲上线。所以，一定不要用无礼的语言撰写书评。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4.什么是学术性论文 篇四

药品之所以需要学术营销，是因为药品合理应用背后需要大量的知识支撑，医生和患者面对品类繁多的药品，不可能对它们一个个都研究得很透，特别是新药和新的临床应用，而企业完全有能力针对自己的品种开展研究，将有关知识及时传递给医生和患者。当药品给患者带来更多大量利益的时候，患者自然会增加对该药品的需求，医生自然会更多地推荐该药品。

没有新的真正对医生和患者有用的知识，空有形式，就算图片精美、现场气氛良好，这样的活动也并不是真的学术营销，对提高企业品牌和产品销售没有好处，最终肯定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5.研究生才是学术研讨会的真正主角 篇五

要将学术研讨会办好，前提有两个：一是导师要有足够的学术水平以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二是研究生要具备极强的学习自觉性和高度的参与热情。导师的角色定位只是“帮扶者”，在研讨过程中指出学生在为学态度、治学方法以及求学目的等方面的不足，引导研究生学以致用；研究生群体才是研讨会的主角，其职责包括：事先做好汇报的准备工作，并且在研讨过程中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学术研讨不断提升创新地解决科学难题的自动自发意识。

如果每个研究生在提交工作成果时不力求精益求精，而是认为反正成果提交后，在召开学术研讨会时一定会有同学或老师帮助我指出那些细小错误。那么，单纯指出错误所浪费的时间就不仅仅是浪费一个人的时间了，而是浪费学术团队所有人的时间。对待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一开始就是“差不多就可以”的心态，将会让团队所有成员的时间浪费变成极其惊人的数量。

学术研讨会重在讨论，通过积极的争论，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接近事物的真相。如何才能实现积极的争论呢？能力和态度，二者缺一不可。

一部分研究生囿于能力所限，对别人的汇报材料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这是学生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多参与这种交流活动，自然就能有所提高。对此类学生，导师当多加指导，特别是要强制性要求他们在会前仔细阅读汇报材料，积极思考，借助学术规范主动去发现有可能存在的学术问题。

能力不足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如果研究生是因为态度方面的原因不

愿意投身积极的争论，那么导师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就较为棘手。学术研讨会的主动权掌握在研究生手上，所以研究生的群体责任感就至关重要。要营造良好的学术讨论范围，导师必须让学生意识到科研能力的增长是研究生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和必须实现的关键目标，要让研究生明白学术讨论是团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争论必然就有可能衍生出矛盾，这种演变引发出的问题是：有多少学生能够不惧他人非议而开诚布公地指出别人汇报材料中的不足？又有多少学生能够虚心接受其它人给出的善意批评和合理化建议？

一个人犯了错误，总是不喜欢别人来指正的。但是，如果总是没有人帮助他去改正错误，人的成长速度就会大大减慢。这是矛盾的对立。哪怕提意见者指出来的不是汇报人“真正的错”，至少也代表提意见者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也会有助于汇报者拓展视野，发散思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思想：一是部分研究生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没有做好，因此也就不具备资格去要求别人，甚至因此而逃避其在学术研讨论中应承担的责任；二是被指出错误的成员常常认为，你们这些说教者已经戴上有色眼镜来看我了，所以你们的指责不是出于公允之心，而在你们指责我的问题上，你们还没有我自认为的做得好，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这两种思想的存在，往往导致学术研讨会流于形式，空话假话充斥其中。

不能敞开心扉直言相告，这是学术研讨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有些研究生，既不愿意为学术研讨会做贡献，更不愿意接受其他同学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在此类学生看来，人生是属于自己的，我的地盘我做主，干卿何事？一旦有同学热心地好言提醒，不仅不领情，反而认为别人多管闲事。他会认为：“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就是因为这个同学在研讨会上左说右说，结果不幸言中，果然害得我被导师狠狠批评了一顿。”不好好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而一味把责任归因于其他同学善意的提醒，甚至将这种善意的提醒等同于向导师打小报告、做告密者，这种心态怎么能够融入学术研讨会呢？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为什么连听听其他人批评

改正意见的容忍度都没有？如果自己觉得没有错，为什么不想一想别人为什么会认为自己错了？反求诸己才是解决团队冲突的最佳途径。

世间万事，绝对的对错是很难区分的，这是年轻人看待世界时常用的一种机械思维，认为世界非黑即白，忽视灰色地带的存在。一个人之所以采取在别人看来是不正当的行为，自然有他的考虑。从人的自利性出发，每个人的行为受其动机的影响，都是自认为很理性、合理的。既然如此，一旦争论双方彼此出现行为认定上的对错之分，那就需要求同存异，换位思考。如果与人发生了摩擦，通过交流以后仍然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对方的行为，那就只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去适应他人，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降低自己对此人行为后果的期望值。这如同下围棋，你不能强制性地要求别人把棋子放在棋盘的什么位置，但是你可以根据别人落子的方位决定是否要应手，或是置之不理将棋子落手到自己认为正确的位置。学术研讨会需要这样的一种心态，即“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尽到告知义务”，太过于关心别人如何看待你的忠告，多少有点庸人自扰的味道了。在学术研讨中，强制性要求每个参与者都坚持做“善良的恶人”是极不现实的，但是至少可以通过“善意的告知”对一个沉睡者起到“一次性闹铃”的作用。

每一次学术研讨会结束后，必须整理出合乎规范的会议纪要。汇报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下一次工作提交之前，必须用心领会会议纪要中所罗列的修改意见并将其认真落实。很多学术研讨会，之所以效果不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忽视会议纪要的重要性。这会引发如下问题：每一次在研讨会上针对某一汇报材料提出的针对性问题，有多少学生会认真反思自己不会像汇报人那样犯同样的错误？在下一次属于自己的工作汇报时段，有多少学生事先将以前的会议纪要加以学习，将以前别人犯过的错误自行消灭在萌芽状态，以节约大家的公共讨论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有可能在团队内部存在吗？

埃德加·富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中说：“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学术研讨会给

6.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 篇六

元音，又称母音，是音素的一种，与辅音相对。元音是在发音过程中由气流通过口腔而不受阻碍发出的音。发音时从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起共鸣器作用的口腔，阻力极小并无摩擦声音的语音。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发元音时声带都振动，但也可使声带不振动，发成清音或耳语音。从发音语音学的观点看，元音按舌面和双唇的部位分类，但有时也按空气是否自由通过鼻腔来分类。高元音发音时舌面拱起，紧靠口腔顶部。低元音发音时舌的部位相对地低平，开口度比高元音稍大。中元音发音时舌的位置处于中间状态。高 、中、低元音也按前后列分类。发前元音时舌的最高部位移向口腔前部并稍许拱起。后元音发音时舌后部向软腭抬起。唇的位置和形状是元音分类的第三个标准。半元音的发音方法与元音相同。但常被视为辅音；yawn（打呵欠）中的y音 ，walk(步行)中的w音是半元音。

元音有单元音和双元音

单元音  [ i: ]      [ e ]       [ u: ]   [  ]    [ : ]       [ i ]       [ a: ]   [ : ]    [ u ]      [Λ]     [  ]  [  ]

双元音   [ e ]  [ i ]     [ u ]    [ i ]     [ u ]   [ ai ]   [ au ]   [ ei ]

二、辅音

新华词典对辅音的定义是这样的:发音的时候，从肺里出来的`气，经过口腔或者鼻腔时受到阻碍时形成的音，也叫子音。辅音依元音而存在，辅音与元音配合，产生音节，组成语言的多样化发音。

对其认识一般有三种认识:一是认为气流在口腔或咽头受到阻碍而形成的音叫做辅音，又叫子音。二是认为 发音时气流受到发音器官的各种阻碍，声带不一定振动，不够清晰响亮的音素叫辅音。三是认为 气流从肺里出来不一定振动声带，通过口腔时受到一定的阻碍而发出的声音，这种主要依靠阻碍发出的音叫辅音。

7.什么是学术性论文 篇七

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中。1687年, 法国诗人佩罗 (Charles Perrault) 在其作品《路易十四的时代》中断言今人并不比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逊色, 并由此在欧洲文学理论界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古今之争”, 其核心问题直指诗歌。在德国, 则表现为高特学特派的新古典主义与瑞士派浪漫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为波特默和布莱丁格) 的论争。鲍桑葵在其《美学史》中说:“据说, 《拉奥孔》主要就是针对瑞士派而发的, 正像德的角度去解释古希腊造型艺术是所谓的造型艺术的形式美这一法则。为此, 莱辛在书中通过对古希腊史诗中的拉奥孔所表达的情感进行解读, 来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莱辛赞同“诗画异理论”, 据说,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迪昂就指出:诗的领域比绘画要广阔得多。莱辛从诗与画各自媒介的性质中推出两者的区别。在这样做时, 莱辛无疑成了近代美学真正道路的开拓者。

鲍桑葵给予莱辛很高的评价:“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指出, 不仅从他的成绩来看, 而且从他的风格和方法来看, 他都比前人进了一步。的确, 有人说他是一个富于理解力的人———从唯心主义的哲学赋予理解力一词的技术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说, 他是一个充满尖锐对比的人。这类对比的对立面是不能彼此解释的, 只能当做是终极的对立面。不过, 首先, 我们必须记住, 我们现在所谈的是美学的资料, 而关于明确的经验性的对立面的清楚叙述, 在一批资料中并没有什么不好。其次, 理解力和理性的真正区别当然是程度上的区别, 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别。我们不断地指出过, 这种对比是加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头上的, 尝试把事情归结为原则, 这在什么时候都是调和和统一的开始, 而这种种尝试确实莱辛的特色。因此, 他的风格表现了富于理解力的人的最好的才华。”

莱辛在其作品《拉奥孔》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美与丑的定义。

美是什么, 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困扰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大思想家。莱辛对此并没有作直接、正面的回答, 而是在《拉奥孔》的前言中描述了三种人, 一种是艺术爱好者, 第二种是哲学家, 第三种则是艺术批评家。从其中哲学家的观点, 我们会看到莱辛自己的一些思考:

另外一个人要设法深入窥探这种快感的内在本质, 发见到在画和诗里, 这种快感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美这个概念本来是先从有形体的对象的来的, 却具有一些普遍的规律, 而这些规律可以运用到许多不同的东西上去, 可以运用到形状上去, 也可以运用到行为和思想上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 美可以激起人的快感, 而问题是这快感的源泉在哪里?其次, 美的概念之所以会产生, 在于客观上存在着“具有一些普遍规律”的“有形体的对象”。再次, 美的事物, 是美德普遍规律分别运用到事物的形状或行为和思想的结果。

由于莱辛坚持美的概念产生于客观对象之中, 作为物体美也产生于客观对象中。他说:“我关于一般物体对象所说的话, 如果应用到美的物体对象上去, 就更有效。物体美源于杂多部分的和谐效果, 而这些部分是可以一眼就看遍的。”物体美源于杂多部分的和谐效果, 这是古希腊以来古典主义的传统看法。“寓杂多于统一”, 就见出形体美。形体丑则是“不完美”, 只是杂多, 没有统一, 没有和谐。

接着莱辛讲到人的美丑, 认为最高的物体美就是人体, 就是有充分发展的自由人的形体美。因此造型艺术并不是去追求“寓意”, 不是去表现冷冰冰的抽象的美的理念, 而是去再现物质世界的美, 去“模仿美的物体”。他反对温克尔曼对“拉奥孔”雕像所作的解释, 认为英雄不是超人, 仍然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与普通人一样, 有时会因极端痛苦而哀痛号叫, 情感冲动这都无损于英雄的伟大, 也并不违背艺术理想。也就是说, 要让情感自然地流露, 而不是矫情造作。

莱辛同样对与美相关的丑作了探讨和研究, 他认为美与丑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关于美, 每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理想, 这和最高的真正理想多少有些距离。诗人要从这种理想中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特征也是如此, 它们不可能对一切读者都产生同样效果, 而他却要对一切读者一起同样的概念。所以他能让每个人的想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而满足于让人从效果上去判断主要原因的威力。

关于丑的概念, 人们却比较一致。通过分解丑的组成部分, 丑所赢得的却多于它所丧失的。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 在莱辛看来, 丑的概念可以从对象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和谐、不完美、不完善而直接被人一眼看出。相对来说, 丑的概念要比美的概念简单、直观多了。相对于形体美的形体丑, 莱辛认为:“看起来不顺眼, 违反物品们对秩序与和谐的爱好, 所以不管我们看到这种丑时它所属的对象是否实在, 它都会引起厌恶。”美感的愉悦和丑感的厌恶, 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另外, 莱辛也对丑的心理效果作了分析。他认为, 诗人在他的作品中, “可以利用丑作为一种组成因素, 去产生和加强某种混合的情感”, “这种混合的情感就是可笑性和可饰性所伴随的情感”。丑以它的不完善来对比、反衬作为完善的美, 可以造成可笑性的混合情感。比如尊严和礼仪的表象和可嫌厌的东西形成反衬, 就会变成可笑。

莱辛的美丑观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很有典型意义, 既不同于高特雪特崇拜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义法和理性, 又不同于温克尔曼提倡的静穆精神。他更多的是从狄德罗、博克那里吸取营养、面向现实的。鲍桑葵评价道:“在莱辛和温克尔曼以前, 我们笼罩在传统和空洞公式的重雾中。经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就走上了把各个时代联结在一起的光明的人烟稠密的人生康庄大道。”莱辛论美与丑是在这样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流贯中进行的。无论是形体美、美的心理效果, 还是形体丑、丑的心理效果, 他都以具体的现象或事例作为论说的材料支撑。既不乏严密的学理论证, 又处处充满着现实气息和人文关怀。为西方此后的美学研究和文艺评论写作 (如尼采等人) 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歌德说:“这部著作把我们从一种可怜的观看的领域里引到思想自由的原野。”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鲍桑葵著.张今译.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吉尔伯特, 库恩.美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8.我为什么看重杂文的艺术性 篇八

近几年，我简直就是在喋喋不休地强调“要重视杂文的艺术形式”，因为我觉得杂文发展到现在，形式上再不思进取有所突破，可能会严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前景逐渐暗淡直至衰败。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任何事物都必须时刻展示自己存在的充足理由。人们常常说，杂文主要是思想要新锐啊，要深刻啊等。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反过来问一句：什么文体要求思想要陈旧、要迟钝、要肤浅呢？好像没有。既然如此，靠思想内容作为区别杂文和其他文体的主要标志，显然不解决问题。决定杂文与其他文体质的规定性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文味儿”。

杂文本质是什么呢？杂文家和文体学家有多种多样的概括，最常见的说法是：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另一种常见的诠释是：“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比较之下，后面这个定义更符合我对杂文的理解。

如果把“思想内容”暂且搁置不论，就形式而言，语言的生动活泼、机智幽默，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修辞手法达到褒贬议论对象的目的，应该是杂文不可或缺的特点。文似看山不喜平，杂文就更不能平。一共就千把字，你再一平到底，还有人看吗？有人会问，你要求杂文要“生动活泼、机智幽默”，要妙用各种修辞手法，难道其他文体不需要吗？不一定需要。文学中其他与杂文相类似的文体，譬如，文艺评论、散文、随笔、时评，语言生动幽默当然好，做不到，也算不得什么毛病。说到底，这些文体在形式上的要求毕竟没有杂文这样苛刻。不妨这样说，杂文是读者对文体味道要求最为挑剔的文体之一。

我们强调杂文的艺术性，主要考虑的是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打开一份报纸或者刊物，往往是先看杂文，原因是这玩意儿又短又轻松又好玩，读起来省劲儿又有趣儿。杂文不好玩，就是个大缺欠，也是对杂文特点的严重偏离。有人会说，文以载道，重要的是“道”，我谈的是一个严重的话题，怎么可能弄得“好玩”？我的回答是：正是因为“文以载道”，你的“文”非过硬不可，否则你就不可能举重若轻地“载道”。你要时时注意，你“载”的不光是思想的“道”，还有杂文之“道”呢！你想回避“好玩”这个难题，可以去写学术文章（大手笔写学术文章也可以很“好玩”的），杂文则必须“好玩”。鲁迅的杂文就好玩。不光是杂文，他的文章大都摇曳多姿。他不说他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而是说“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有专家综合作者全篇的意绪，从这句话中分析出作者的苦闷。我才疏学浅，没看出来，我见到的是鲁迅跟读者开玩笑的顽皮。鲁迅的隐晦曲折是人所共知的。有人解释是当时的社会太黑暗，统治者太残暴，直来直去就抓起来了，只有隐晦曲折才能混过反动派鹰犬的眼睛。长大后才想明白，这种解释很荒唐，因为把统治者想象得太白痴，好像只有鲁迅和广大革命群众才是聪明人，心心相通。前者写出含沙射影的文章，后者读了心领神会，会心一笑，然后纷纷参加革命，唯独那群统治者及其鹰犬，傻乎乎地挨了骂，却浑然不觉。鲁迅为什么隐晦曲折？当然是为了好玩。一篇文章，是一览无余好，还是读起来不断地上当、又不断地识破作者的诡计好呢？显然是后者。鲁迅最著名的不是文学史方面的著述，不是散文方面的著述，也不是小说方面的著述（这并不是说鲁迅在上述诸方面没有杰出成就），而是杂文，就是因为他在杂文的形式探索方面独领风骚，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

直白是杂文的大忌

缺乏艺术性的杂文，失去了杂文的味道，其结果必然是叙述的直白。直白是杂文的大忌。直白的批判，常见的就是金刚怒目，就是剑拔弩张，就是声嘶力竭，就是顿足捶胸。义愤是可贵的，可是这一套表情的多次重复，弄滥了，说的人和看的人都很累，也很烦。且不说看你文章的多是读友而非敌人，即便读者全是你痛恨的敌人，这一套单调的枪法也毫无杀伤力，还不如一个辛辣的嘲讽倒可能让他恼火好几天。这才是艺术的力量。还有，把“假恶丑”的东西追到根子上，多半与人性的弱点有关，那差不多就人人有份，个个值得反思了，这种清算国民劣根性的工作，就更不是一个“骂”字可以了得的。这时候，处方和用药都要谨慎，须时时照顾到治疗的效果。“润物细无声”可能比“霹雳闪电、狂风骤雨”更有助于禾苗的生长。这就更得讲究艺术。

其实，有时候内容和形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一本正经地当做内容来谈的材料，其实是“顾左右而言他”，醉翁之意并不在酒，你采用的是旁敲侧击、指桑骂槐之术。你讲的内容主要发挥的是“形式方面”（或者说文章策划和战略战术方面）的意义。比方说，我们会心地微笑着欣赏你的大作时，并不是因为你对史实的考据多么详尽，而是你的不露形迹的“穿越术”弄得煞有介事，弄得天衣无缝，令嗅觉最敏锐的寻找毛病的人也抓不到什么把柄。這里面的主要技巧，就是形式手段。你大谈苏共胡作非为严重脱离群众的灾难性后果，你细论某朝吏治的黑暗酿成的悲剧，你穷追清末民变蜂起的缘由，这好像都是内容，都是基于史实的认真研究，但说穿了，都是杂文中的皮里阳秋、迂回战术，标靶尽在不言中。这不仅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也为人们的阅读增加了情趣，读杂文的快感多半在这些地方。我曾经一本正经地论证我是如何“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但谁都能看明白，我是对席卷全国的美化帝王的影视作品表达了难以抑制的憎恶。我还给外逃贪官组织了一个“联谊会”，用这个貌似荒诞的“黄粱梦演示法”将贪官的人生结局真实地展示给大家。为一个好的题目找到匹配的表现形式，并非易事，有时候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寻觅到手，完成创作，那点自娱自乐的小快感是难以形容的。这是写杂文滋味最美的时刻，也是爱杂文的最大理由。

文体意识对杂文家很重要

相对于思想而言，杂文的艺术性探索或曰形式上的新尝试，享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思想这东西，最难生产。世界上能称之为大思想家的人，屈指可数。放宽尺度，能够得上思想家的人，古今中外，也不过数十人而已。其他人能够小打小闹，有点小建树，也足以令人敬仰，当然，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推动思想文明前进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作家，包括成就斐然的知名作家，充其量都是一些思想的二传手、三传手乃至N传手。我们痛批官员的贪腐，呼唤民主进程的加速，都是对当下社会积弊日深的焦虑，鞭挞可能很有力度，但其中思想含量并不一定很高。你也许认为你说到了制度，说到了人性，但了无新意，之所以还要重复，是因为问题没有解决。读者对杂文家在思想方面的贡献，也并没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新思想的产生需要时代和环境的孕育，不像母鸡生蛋那样容易），而对杂文写得没有“杂文味儿”，可能会提出批评。恰恰在杂文味儿也就是杂文的艺术性方面，对一个杂文家来说，比思想的创新相对要容易，这里的空间十分广阔。思想探索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有时候很费斟酌。艺术上的探索环境就宽松得多。还有，鲁迅等先驱和其他杂文写作高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使我们对杂文艺术创作实践的探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可以开采。对名家名篇的揣摩和研习，是入门的向导，有点像学习书法的“临帖”。在此基础上，把诸家的创作笔法融会贯通，就可以逐步地登堂入室了。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能有这样一批杂文家，不说名字，只要读上几段文字就能分辨出是谁的作品，那是多么值得骄傲的水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景象还不大可能达到。在现在的杂文创作队伍中，文体意识最强的，我的印象中有三人：年长的有刘征，中年的有刘齐，年轻一点的有陆春祥。这几位十八般兵器都舞弄过，杂文的新形式对展现他们的思想魅力和文笔风采都很给力。他们的作品也不可能篇篇精彩，但不甘平庸地执着地进行艺术创新尝试，很值得每一个杂文作者学习。文体意识对杂文家来说太重要了，有了这种意识，就能自觉地打通文体的壁垒，在利用各种修辞手段对诸种文体的整合中，为杂文找到新的形象。

有些大作家也十分看重文体。记得村上春树说过：“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所以文体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村上春树是小说家，小说家的一个长篇几十万字，只要故事好，文字稍差一点，读者也能将就。读者对长篇的阅读期待是充足的，有耐性的，是点了餐而坐着等吃大餐。杂文是“零食”，尝一口没味道，就不吃了，根本没法跟人家比。如果小说家都视文体为一切，杂文家何以自处？村上说的文体主要指的是语言，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语言中也是包括修辞的。那么“文体就是一切”的说法，对我们杂文家来说，是不是也应该有点醍醐灌顶的启迪效果？

对杂文形式的探索并不是很神秘、很难把握。一字一词的斟酌，是形式探索，一个比方、一段掌故的巧妙使用，也是形式探索，你如果能把杂文写成一场独幕剧或者一个寓言，或者能把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讲述得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就已经很见功力了。我还想顺便指出，讽刺和幽默是一篇好杂文应有的味道，证之于杂文史，你恐怕也会承认此论不谬。我以为，讽刺和幽默不应该是独门秘籍，或成为某几个杂文家的“创作风格”，而應该是人人可以习得的杂文创作的基本技巧。总之，杂文形式的探索取得成绩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现在需要的是产生攀登的欲望和实践的决心。在一个人创作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让他去爬山，他是怕误事的。到底是误事还是助你腾飞，并不难判断。你高产稳产，倚马可待地写出一篇篇杂文，而且都能顺利发表，这很好，但我并不羡慕；而你因为一个精彩的想法找不到恰当的表达形式而备受折磨，甚至数日食不甘味，我肯定会十分嫉妒，因为你的每一次煎熬都意味着一种突破，而每次突破都在向巅峰靠近。有句老话，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在提高水平上下了功夫，你的杂文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你可能少写了10篇或者20篇，但如果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问世，肯定强似一百篇泛泛之论、平平之作。这个“账”，其实是划得来的。质的飞跃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因为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从段子反思杂文

在讨论杂文艺术性的探索方面，有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领域，那就是网络。不管是思想的新锐、激烈，还是形式的活泼、辛辣，网民的大胆实践，都值得杂文家们认真学习借鉴。眼下抨击房价太高的杂文不少，但都比不上以下这篇有分量：“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1.如种三亩地且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2.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3.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4.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事主必须是白领）约30年。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费用。”

现在人们已经把“故事”浓缩为“词语”了，譬如：被自杀、被增长、被就业、正龙拍虎、秋雨含泪、谁死鹿手、兆山羡鬼、俯卧硬撑、告股民书，等等。我再举一个针砭时弊的“拜年短信”：

元旦即将来临，祝快乐像政府文件一样，越来越多；容貌像政绩工程一样，越来越好看；烦恼像单位福利一样，越来越少；收入像国家税收一样，越来越高；股票像房价调控一样，越调越涨；友谊像领导讲话一样，越来越长；好心情像部门会议一样，天天都有；祝福像上级检查一样，说到就到！

有人会说，这不都是一些逗乐的段子吗？是的，是段子，但也都是好杂文。切不要瞧不起段子，有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写的几千字，还不如一个几十个字的段子。“一个女大学毕业生到某公司应聘。老板看看简历问道：哦，你还是党员？女生马上紧张地喊道：老总，党员也有好人呐！”不必急着给段子的作者定性为“反党”或者“恶毒攻击”，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这种段子的产生和风行的原因。我作为一名有着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初次听了这个段子是很受震动的，也笑，是苦笑，有欲哭无泪的感觉。一个明明是虚构的段子，为什么流传这么广？为什么有这样强大的杀伤力？就是杂文中夸张等修辞的艺术力量。网友们因为不知道杂文为何物，信马由缰地写，反倒写出了好东西。我们的头脑因为被一些老杂文给格式化了，所以不容易跳出旧的窠臼。我们那“老三股”或者“老四股”的杂文旧模式、旧观念该彻底改一改了，没有令人满意的形式的文章，是不是不要急匆匆地拿出去发表，以创作高产自娱？容我随便说一句笑话：也许我们大家纷纷改弦更张，写的都不像杂文了，杂文就火了，就别开生面了，杂文报刊就洛阳纸贵了，杂文家就人见人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