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

2024-08-29

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通用4篇)

1.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 篇一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上的差异探究论文

摘 要:文章介绍的是中西餐桌礼仪文化上的差异,比如饮食观念、饮食习惯及餐桌气氛和就餐话语等方面,以及产生的原因和障碍消除的方式,并以此为框架对宴客吃饭进行详细的阐述。通过对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差异的介绍,分析差异性存在的原因以及对对策的了解,有助于提高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的成功率,促进双方的发展。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餐桌礼仪; 文化差异;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1]。在交流中,人们常常喜欢以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习俗来与他人交际,因此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常常感到困惑、不自在,甚至产生不少误解、冲突和障碍,从而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失败。俗话说:“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2]礼仪,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3]。它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能够非常有效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所以交际礼仪作为联系沟通交往桥梁和纽带显得越来越重要。 而以宴请的方式来交际成为国际交往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由于跨文化的存在,为了保证对外交往和接待服务工作顺利开展,避免唐突和失礼,就必须了解和熟悉各国餐桌礼仪习惯和特点。因此,知晓中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有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

二、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差异的`表现

中西方餐桌礼仪在饮食观念、饮食习惯方式及餐桌气氛和就餐话语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异。以下对几点加以进一步的分析比较。

第一,饮食观念的不同。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中国人请客吃饭,注重饭菜本身,追求“美味”——色、香、味、形。宴席上的酒菜一定要丰富多彩。如果做得到,一定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条件差一点的话,也有鸡鸭鱼肉,否则很难称得上请客[4]。同时,表达出对对方的尊敬。

然而,西方的饮食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重视“营养”,力求口味的清淡和膳食的均衡。林语堂先生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 其他皆在不足道中。因此,西方的饭菜会显得比较单调些。因而,中国人在英语国家做客或是进行商务宴请时,常常会产生误解, 觉得对方饭菜过于简单,缺少诚意。甚至出现个别人吃不饱的经历。

第二,餐桌上交谈话语的不同。说话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一个人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说话能够得体、恰到好处,不仅能够增进双方感情、促进合作的顺利进行, 而且还体现一个人的涵养。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得掌握中西方交谈的习俗。

中国人在宴请时崇尚“劝”礼,主人总是频频地向客人劝酒劝菜,口中不停地劝他们 “多吃多喝”,而且还不断地给客人夹菜。同时,主人常常说“粗茶淡饭,你们就将就着吃吧”,或者“菜做得不好,请多多包涵”之类的话。然而,外国人通常感到费解,明明满桌的美味佳肴,怎么会说没菜呢?因此,中国人的“谦虚”,可能被外国人视为“虚伪”;中国人的“热情”可能被外国人视为“繁琐”。 当然,西方人宴客也很热情,也劝酒劝菜,但只劝一两次就打住了。他们更多是使用 “问”礼。例如,主人常说:“Make yourself at home.”“Help yourself please.” “Do you want something?”等等。因此中国人对此会很不习惯,常常觉得主人不够热情、诚恳。

三、影响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差异的因素

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必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正常进行。而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若干代的努力而获得的,它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一定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个民族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所以跨文化交流差异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呢?

第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很多人都倾向认为对方也与自己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维,事实上中西方在思维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 西方人偏好分析思维。由于中国人偏好综合,导致了思维上整体(holistic)优先;而西方人偏好分析,导致了思维上部分(par- tial)优先的思维习惯特点[5]。而且,中国人重视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因此,在交际中常常以自己的经验感觉去“以己度人”。

第二,缺乏文化差异意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会长胡文仲认为,认识上的误区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障碍。由于缺乏文化差异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最易犯的一个毛病是误以为对方与自己没什么两样,常常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去揣度其它文化背景的人。一旦发现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预期相差很远,就会感到困惑、失望,甚至恐惧、愤怒,从而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四、如何减少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文化交流之频繁更是过去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外交、外贸、旅游等涉外工作部门,更是频繁地与各国各民族以及各阶层的人们打交道。如果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风俗和传统习惯, 就有可能好心办坏事。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礼仪上的差异将会严重影响跨文化交际,所以尽量消除、避免文化差异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一,树立文化差异意识和认同感。文化是多元化的,它包括了文化背景、社会生活习惯、人们的思维方式等。通过对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地区的文化习俗的深入了解、学习,甚至研究,树立文化差异意识和认同感,在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文化移情,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自身的文化约束,从另一个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接受、吸收其他国度的文化。以正确的价值观去看待文化差异,深信每种文化的存在都有他的价值, 不能狭义的认为当前自己的文化都是对的、比别人的优越,而进行文化歧视。要去粗取精、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进步。从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达到交际的目的。若是交际双方对彼此的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往往导致交际的失败。

第二,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交际不仅是听说活动,人的整个身心都要投入其中。信息不仅靠词语传递,也靠非语言交际系统,包括手势、体态、目视行为、体距、服饰、触摸等都参与传递信息,在语言交际中,一般起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这种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的交际活动统称为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达到交流的共识。在生活和交际中,非语言交际常常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例如,要是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却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常常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睛,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极为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这样觉得不自在,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五、结束语

每一种传统礼仪都反应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区域特色。不同文化背景孕育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对礼仪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礼仪又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这必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中西方交流日趋密切,当前要正视中西方文化礼仪存在的差异性,以客观、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端正沟通交流的心态,求同存异。同时,不断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完善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样有助于了解世界各国文化,完善自己;有助于提高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的能力;有助于减少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提高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李晓军.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与融合[J].高校论坛,(3):11-16.

[3]伊雯.《礼仪文化概说》[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

2.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 篇二

一、原料选择上的差异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 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 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 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 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 一到中国厨师手里, 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例如, 家禽、家畜的内脏在西方饮食中通常被遗弃或作为饲料, 而在中国的厨师手中则可制作出油爆双脆、九转大肠等很多色香味俱全的名菜, 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

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 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 比西方多6倍。实际上, 在中国人的菜肴里, 素菜是平常食品, 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 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 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 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另外中国菜肴选料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或是家常菜, 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 如韭黄炒肉丝、肉片炒蒜苗、芹菜炒豆腐干等等。而此等原料若西厨烹制, 则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 或炸猪排佐以清水煮蒜苗, 中国食客见如此中菜西做, 自然是“哭笑不得”。而那地道的西菜, 更是一块牛排佐以两枚土豆、三片番茄、四叶生菜, 彼此虽共处一盘之中, 但却“各自为政”, 互不干扰。只待食至腹中, 方能调和一起。

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 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 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 如罐头、快餐等, 虽口味千篇一律, 但节省时间, 且营养良好, 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黄质弱。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为植物性格, 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

二、烹与调的差异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 这意味着我们历来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西方原来有烹无调, 现在虽说也有了调, 但仍属前后分立的两道工序。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 音乐上讲究“和乐”、“唱和”, 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中国烹调的核心是“五味调和”即《文子·上德篇》所称之“水火相憎, 鼎鬲其间, 五味以和”。《吕氏春秋·本味篇》称赞“五味以和”是“鼎中之变, 精妙微纤, 口弗能言, 志弗能喻”。在菜肴的烹制上由于对色、香、味、形等的追求, 因此特别讲究刀工、火候、烹调时间等的配合, 注重不同烹调方法的结合使用。一桌宴席上的菜肴烹调方法雷同的情况很少出现。过多的烹调方法难免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如熏烤类烹调方法会产生苯丙吡之类的致癌物质。在味的调和中, 对美味追求几乎达到极致。我们从来都是把追求美味奉为进食的首要目的。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 食以味为先”。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 总爱说“色香味俱佳”, 但那是由于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如此。人们内心之于“色、香、味”, 从来都是“味”字“挂帅”的。中国人重视味道, 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 如家庭宴客, 一俟主要菜肴端上台面, 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 不一定合您的口味。”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 卡路里不够。”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 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 在于调和, 要使食物的本味, 加热以后的熟味, 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 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 使之互相补充, 互助渗透, 水乳交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中国烹饪讲究的调和之美, 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要之处。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 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 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 重菜肴的味而不过分展露菜肴的形和色, 这正是中国饮食观最重要的表现。

对比注重“味”的中国饮食, 西方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 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 讲究一天要摄取多少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等等。即便口味千篇一律, 也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但在另一些方面, 这种哲学主张大大地起了阻碍作用。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体现是:烹调方法上不外乎烤、炸、蒸、煮等几种;宴席上, 可以讲究餐具, 讲究用料, 讲究服务, 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 但不管怎么豪华高档, 从洛杉矶到纽约, 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 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 鸡就是鸡, 牛排就是牛排, 纵然有搭配, 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 一盘“法式羊排”, 一边放土豆泥, 旁倚羊排, 另一边配煮青豆, 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 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 各是各的味, 简单明了。

在中国的烹调术中, 对美味追求几乎达到极致, 遗憾的是, 当我们把追求美味作为第一要求时, 我们却忽略了食物最根本的营养价值, 我们的很多传统食品都要经过热油炸和长时间的文火饨煮, 使菜肴的营养成分受到破坏, 许多营养成分都损失在加工过程中了。因而一说到营养问题, 实际上就触及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最大弱点。就是这种对美的追求, 倒使我们忽略了吃饭的真正意义。

三、饮食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 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 任何一个宴席, 不管是什么目的, 都只会有一种形式, 就是大家团团围坐, 仅凭一双筷子、一只羹匙, 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 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 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 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注重以酒为中心, 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 十箸搅于一盘, 在美好的事物面前, 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健康的角度看, 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弊端, 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 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 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 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奉行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 想吃什么点什么, 这也表现了西方对个性的尊重。及至上菜后, 人各一盘各吃各的, 各自随意添加调料, 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 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 突出了西餐的重“分别”的饮食文化。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 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 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 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 那么可以说, 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 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 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 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 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 大家各取所需, 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 走动自由, 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 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 互不相扰, 缺少了一些中国人同聊共欢的情调。

中西方文化理念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形成了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 过分注重饭菜的意、色、形, 基本追求色、香、味, 具有粗放型思维特征的中国人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却很少考虑饭菜的营养性。西方人在烹饪时自始至终坚持着饭菜的实用性基本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落足于食物对人的健康, 他们不讲究花样、轻视了饭菜的其他功能, 致使除了一些吃西餐烦琐的规矩之外, 并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 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 一是显示了富足, 二是摆足了排场;进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 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 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 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西方人对于烹饪食物, 营养性和美味性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他们全力开发和研究食物在不同状态下的营养差异, 从时间、空间、温度、湿度等细微入手, 烹饪出从物理、化学角度都营养、美味的食物。吃的时候, 一人一盘一刀一叉, 分而食之。至今虽还没有衍生出其他派别来, 但还是可以与中餐分庭抗争的。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外交流的日益广泛, 中西饮食文化在碰撞中融合, 在融合中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全人类的膳食营养也将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台北: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4:12.

[2]伊藤武.亚洲美食之旅[M].李炜,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8.

[3]赵红群, 等.世界饮食文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6:4.

3.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 篇三

中西方文化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由点及面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语文章。

1。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西方人讲究“个体的”“独立的”,西方的孩子往往从小就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思想上也较为特立独行,力求与众不同,拥有自己的风格。因此他们也更注重个人隐私,要求个人空间。中国孩子对家庭的依赖性很强,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中国人遵循古人留下来的传统美德,在孝道上的体现尤为明显,因此有鲜明的长幼秩序。而西方尊重每个独立的人,子女甚至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也可以像和朋友一样谈论各种话题,这一点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

2。行为习惯的差异

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的不同,以及地域性的差异,中西方的行为习惯在很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中西方对于闲余时间的分配这一点就尤为明显。例如:西方将健身和举办聚会视为必不可少的娱乐休闲活动。在中国,我们的闲余时间更多用来探访亲友,与家人在一起享受休闲美好的时光。如果约定好拜访时间,中方习惯于提前到,认为这是一种守时和尊重的表现;西方认为提前到达会让受访者不能很好地准备,所以一般会比约定时间晚到几分钟。又如:同样是面对别人的称赞,西方人会大方地接受并表示感谢,中国人则会谦虚地进行礼貌性的回答“过奖了”。

4.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 篇四

本论文转自 众智论文发表网 http://

关键词:中世纪 婚姻礼仪 基督教 儒家思想 宗法思想

论文摘要:婚姻乃人生大事。通过对中世纪中西方的婚姻礼仪进行比较,可以分析得出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内涵。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婚姻礼仪主要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其婚姻礼仪则主要受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的影响。

中国有句俗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婚礼作为“五礼”中的“嘉礼”,是礼的本源和发端,是人生最重要的礼仪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一直深受重视。然而,由于地理、民族、历史、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的婚礼习俗存在诸多差异。例如,西方的婚礼一般都在教堂举行且由牧师主持,然后新郎新娘相互交换结婚戒指并吟诵结婚誓言;而中国古代的婚礼多在新郎家中举行且由男方家长主婚,然后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透过这些有趣的礼仪,令人不禁发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结婚礼仪?为什么中西方的婚礼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于是,以中世纪中西方的婚姻礼仪为切入口,通过比较,试图分析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从《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了解到,大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逐渐兴起,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大面积地涉及到婚姻与家庭问题,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成果。著名的人口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就以人口学的方法,写成了《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一书。而有关中世纪婚姻的专门化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迅速拓展,大量关于中世纪婚姻和家庭研究的学术期刊应运而生,有关的讲座也频频举行。其中英国“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的动态最为活跃,该团体将中世纪婚姻作为其探讨的一个中心课题,汇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史和人口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如拉斯莱特(Laslett),瑞格莱格(Wrigleg),斯克菲尔德(Schofield),理查德·斯密斯(Richard Smith)等,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婚姻问题研究的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探讨呈现出广角度与多层次的特点,有关的研究日益深入,一批著名的学者脱颖而出,一些更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中世纪的婚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甚至一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时髦”领域。

就国内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某些婚姻观念与婚姻家庭模式的变化,随着西方新史学在我国史学界的传播,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西欧中世纪的婚姻问题进行研讨。不过,由于我国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因而专门研究中世纪婚姻的学者并不多,至今仍未有这方面的学术专著问世。一些关于西方婚姻家庭的著作的译著虽时有出版,但主要集中在人口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而其中关于中世纪欧洲婚姻的论述又多采用西方人的传统观点,层次不深,论述不详,对西方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吸纳不够;学术论文的数量也相对较少。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6大问题上:1.中世纪婚姻思想的历史根源;2.男女的结婚年龄;3.教会与婚姻;4.贵族与婚姻;5.王室与婚姻;6.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婚姻⑴。

概括来说,对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着相当突出的现实意义,因而较早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虽然有所关注,但还缺乏深度与广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南,对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批判地分析与借鉴,拓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是我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⑵”。再者,在有关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似乎还没有对中西方婚姻礼仪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而笔者又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试图通过对中世纪中西方婚姻礼仪进行比较以分析其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希望能为此方面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西方中世纪的婚姻礼仪

西方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所以这里所说的西方中世纪婚姻礼仪主要是指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婚礼。基督教认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是庄严的、是婚姻当事人永远的约定。“伊甸园是礼堂,上帝是主礼人,亚当与夏娃结为一夫一妻,这正是基督教婚姻的根据。”⑶在4、5世纪,教会开始要求结婚的基督徒从教士那里得到婚姻祝福,教会的婚礼仪式首次形成„„在以后的世纪里,教会想把婚姻以某种教会仪式标志出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致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完整的基督教会婚姻仪式出现了。下面是一份完整的、从11世纪起就流行于英国的婚礼仪式书,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基督教会婚姻仪式的整个过程:

新郎和新娘被领到教堂门口或教堂前面,以上帝、教士和围观的人群作证。新郎站在新娘的右手,因为女人是从亚当身上左边的肋骨制成的。(4)(对此,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于建波却在《西方婚礼习俗一瞥》一文中说道:“至于新娘站在新郎左边则是很有趣的说法。古时候抢婚成风,新郎用左手护住未来的新娘的同时,还必须腾出右手,用剑打败并赶走其他想抢她为妻的人。”(5))

教士开始向众人询问结婚预告:“我的兄弟们,现在我们聚集在这里,在上帝和他的天使及所有的圣徒面前,在教会面前,使两个身体结合在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将可能成为一体,他们在上帝的信仰和法律中是两个灵魂,而最终他们可能将结合一生。因此,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向你们询问,如果你们中任何一个人知道任何一种这两个人不能合法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因,请现在陈述出来„„”

同样的询问也被问及新郎新娘:他们是否秘密地做过什么,是否发过什么誓言,是否知道他们之间有任何方式的联系。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种障碍被陈述出来并被保证加以证实,那么婚姻就要被推迟直到事实被澄清。这种结婚预告一般要被张贴三次,在三个特定的神圣日子,每个日子间隔一星期。如果没有结婚障碍被提出,婚礼就被举行,教士向新郎问道:

“你愿意娶这位女子为妻,爱她、尊敬她、维护她、保护她,不论在健康还是生病时,都作为一个基督徒丈夫对待他的妻子那样,只要你们生活在一起?”

“我愿意。”

新娘也被问及同样的问题„„

“我愿意。”

然后新娘由她的父亲或朋友给出,如果新娘是姑娘,不用把手蒙上,如果是寡妇,则要蒙上手。新郎接受她,以上帝和他自己的忠诚,当着教士的面,用自己的右手拉着新娘的右手,以现在时向新娘发誓:

“从今天起,我以你作为我的妻子,不论好、坏,不论贫、富,不论生病、健康,只有死亡才会将我们分开,让圣洁的教会作证,我发誓。”

新娘也向新郎发类似的誓:

接着,新郎把金或银和一枚戒指放在盘子或书上,由教士祝圣戒指:

“让我们祈祷,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持者,精神荣耀的给予者,永久得救的赐予者,我主上帝,赐福这枚戒指,让戴上它的人以天国防卫的力量武装起来,以有利于她的得救,阿门„„”

然后,教士把戒指递给新郎,新郎用右手拿着戒指,左手拉起新娘的右手,说道:“用这枚戒指我娶你为妻,我给你金、银,用我的身体尊敬你,用我世间所有的财产尊敬你。”

新郎依次把戒指戴在新娘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上,分别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最后让戒指停留在第二个手指上,说道:“阿门。”因为这个手指有某种静脉,通到心脏,在它们之间,内在的感情总是鲜艳明朗,真正的银制戒指象征着这一点。然后新郎新娘低头,教士向他们祝福。

之后,所有的人都走入教堂,新人跪在祭坛前,接受教士和众人的祈祷,祈祷生活美好、后代昌盛、和平永久、相爱到老,祈祷上帝赐福荣耀给灵魂和肉体。然后新人被带入教堂内殿,做弥撒。之后,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全部结束。

当天晚上,在新人上床后,教士还要来祝福婚床,以保护他们不受魔鬼的侵袭,教士用圣水点洒他们,给他们散播和平,然后离开„„(6)

二、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婚姻礼仪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的分期是从公元476-1640年,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到明朝。根据《元代社会婚姻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女子全书》中所载《至元婚礼》(《元婚礼贡举考》第一章)等资料的记载,婚姻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盛于周秦,代有因革损益„„朱子《家礼》的“议婚”,在元朝婚制中被确立,成为订婚程序中的首项礼仪。(7)下面简单归纳我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婚礼程序:

(一)议婚

也就是“提亲”。男方家长先派一位媒人到女方家中去求婚,称“下达”。

(二)纳采

就是男方家长向女方献礼求婚的礼仪。在征得女方的同意后,才派使者前去行纳采之礼。在“六礼”当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迎皆用雁作礼物。婚书是纳彩的重要仪项。男家准备好婚书,晨起,奉婚书祝告祠堂,以示祖宗后嗣香火相续,同时也期盼先祖保佑子孙婚姻圆满成功,并以之征得祖宗许可。随后,以本宗亲戚、媒氏为使者前往女家。女家父母或族长出门相迎,媒氏将婚书呈献女方主人;女方父母或族长收受婚书后,祝告于祠堂,以求祖先护佑,不忘先人赐体之功。一般官宦之家还专门躬行虔诚仪式,礼文节仪十分讲究(8)。

(三)纳币

也就是所谓的“下聘”。民间又有纳红定,吃肯酒的说法。吃肯酒即是许亲定婚,男家须向女家送纳“定婚礼物”(9)。

(四)铺房

所谓“铺房”,就是举行婚礼前夕布置装饰新房,是婚礼的序幕,通常由女方亲友进行。据文献记载,这项婚礼仪式至迟于宋代已经十分流行。明清以来,此俗一直相沿至今。(10)。

(五)亲迎

即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如今所谓“婚礼”,是指结婚典礼仪式,亦即古代六礼的“亲迎”。关于这一礼仪,《仪礼·士昏礼》有详细记载。

(六)下轿利市

即新妇被迎娶至夫家后下轿、下车入门过程的祈吉庆贺活动,主要有撤谷豆、跨鞍、跨火、抱毡等。据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考,撒谷豆之习始于汉代。至宋代,兼撤钱、果,如《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人门“赳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撤,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

跨鞍意在取“鞍”的谐音“平安”之“安”的口彩,据认为滥筋于北方骑猎民族。

新妇跨火,本是从火堆上跨过,始于北朝。其初始寓义,或云除秽驱邪。

抱毡,即新妇下轿后足不沾地而踏红毡人室,或以红毡裹新妇抱之进门。据考,此仪始于唐代。明外方山人《谈征·事部》:“今人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转毡以人,弗令履地。读白太傅〈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则此俗唐时已然矣。(11)”

(七)拜堂

又称“拜天地”或“拜花堂”,是婚礼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仪式和高潮,通常是新婚夫妇同拜天地和互拜,也就是现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可见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花烛》、清翟颧《通俗编·仪节》及赵翼《咳徐丛考·拜堂》等,多有记述,亦见于诗文等。按传统婚俗,拜堂之后即成夫妇,为社会所承认。因而,拜堂是婚礼诸仪式中的大礼。礼成之后,新人就会被送人洞房,直到这时新郎才能揭去新娘头上的喜帕。

(八)喜宴

即婚礼中的庆贺筵席,今俗称之喝喜酒。从古至今,各种喜庆活动多有酒筵相伴,一向被视为人生大礼的婚礼自不例外。

(九)坐帐

宋代称“坐虚帐”、“坐富贵”等,即迎新妇人新房。《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下轿诸利市仪式过后,“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人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

(十)撒帐

新婚夫妇交拜之后或坐帐之际,向帐内散掷金钱彩果的祈吉仪式。相传始于汉武帝时婚仪,历代相承迄今。至今仍广泛流行的以枣、栗撒帐的撒帐歌称:“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或是:“一把栗子一把枣,明年生个大胖小。”皆谐取“早立子”的口彩祈福。

(十一)合髻

又称“结发”。成婚之夕,新婚夫妇分男左女右共髻束发仪式,源自古代成年礼。合髻、结发多为新房中仪式,又出自成年礼仪式,故后世称原配夫妻为“结发夫妻”。

(十二)合卺

又称“合匏”、“合欢”、“交杯酒”等,即新婚夫妇合饮交杯酒(同心酒),象征夫妇合体相亲。其礼仪始于周代,历代相承。无论皇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行合香礼都是婚礼中除拜堂而外的又一重要仪式,故也以合香代称成婚。唐宋以来,行合誉之礼开始以杯代飘(香),因而别有“合欢杯”、“交杯酒”等说。

(十三)闹房

即“闹洞房”。

(十四)妇见舅姑

这是成婚次日或第三日新妇拜见公婆的仪式,始于周代。在古代,新妇拜舅姑是其正式为夫家宗族所接受、确认其成为本家族成员的一种庄严仪式,所以十分认真,甚至还要参拜家庙。唐朱庆徐《近试上张水部》诗,即以拜舅姑来隐寓其恭求水部员外郎张籍荐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拜见时,新娘要献枣和栗子于公公,献干肉于婆婆。

(十五)庙见

第三天,男家主人带新娘去参拜祠堂。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在婚后三个月到祖庙去奠祭舅姑,称“庙见”。新妇只有在拜见舅姑和庙见这两项仪式完成之后,才能成为丈夫宗族中的一员,整个婚礼才算完成,否则,“女子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十六)回门

又称“谢门”,新婚夫妇于婚后首次至女家何安、示谢兼新婿拜认女方亲属。回门时间,或婚后三五日、一个月,因地区、时代及路途远近而异,是传统婚礼的最末一项仪式。据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记载,远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已有此礼仪。宋代称作“拜门礼”。

三、透过中世纪中西方婚姻礼仪的比较分析其文化内涵

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婚姻礼仪已经存在极大差异,而其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婚俗文化的根源不同。西方国家受宗教思想影响较深,尤其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古代传统婚礼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是一种“夫为妻纲”、传宗接代的庆典,婚礼格外隆重奢华,各种仪式活动也渗透着“早生儿子早得福”、“多子多孙多福寿”的宗法意识,即《礼记·昏义》所说的“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主要是对祖先的拜祭。祖先被视为血源之本(“祖宗,人之本也”),祖先崇拜则是为了“报本”,祖宗祭祀是传统中国家庭重要的礼仪活动,在其婚礼中也有明显体现;而西方国家崇尚基督教,其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并由教士主持,婚礼过程中贯穿着“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基督思想的传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的首要要求,它反映古代社会家长制度和包办婚姻的价值观,这不仅在礼俗上得到肯定,而且也在政治、法律上得到认可和巩固;西方婚礼则反映出男女双方的地位相对较平等。基督教强调男女都是上帝的儿女,男女应该平等,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像中世纪的中国人,只重视生男孩,而是把女孩也看成爱情的结晶,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之所以称其为“相对平等”,是因为它本身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地方,例如在婚礼开始时,教士向女方问道,“你愿意以这位男子为夫,服从他、服侍他„„”,而且也存在贵族和王室联姻、政治婚姻等问题,只是没有中国古代的那么明显罢了。相比之下,中国中世纪时期的婚礼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极其明显的“男尊女卑”以及“男本位”思想,妇女地位低下,“三从四德”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可见妇女的一生都要依附于男子,服从于家族利益。在古代婚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迎皆用雁作礼物,因为雁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在拜堂之前,男女双方根本“素未谋面”,反映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再者,婚礼过程中,许多礼节都是针对女子而设定的,例如“跨鞍、跨火、抱毡”等等。

中国传统的婚俗也带有较强的封建政治文化色彩,婚姻有时甚至成为了政治结盟的手段,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和亲”,就是以婚姻作筹码,换取和平的交易,是政治支配婚姻的产物;在西方,婚姻是男女青年爱情的归宿,缔结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长相厮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一起,是个人的私事,所以,西方人在选择伴侣时,注重的是感情的有无,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家族的声望。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古代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所以,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同时用来维护并提高家族名望及地位。由于婚姻会为家族增加一名外姓女子为成员,所以男家在选择媳妇方面特别严谨,以免有辱家声,家族娶媳妇远比个人娶妻子来得重要。婚姻被视为家庭的要事,而非个人的私事,所以男女间的爱情并不能作为婚姻的首要依据,这主要也是受宗法思想的影响。

还有婚神信仰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里,认为婚姻是五百年前上天注定的,是人力所不能更改的。中国古人最早的婚神是伏羲和女蜗,相传伏羲和女蜗结为夫妻而繁衍了人类,他们既是人类的始祖,又是“制嫁娶”和“置婚姻”的神仙,后世将他们奉为婚神。中国古人还相信“赤绳系足”的天命观,认为人一生下来,就被月下老人以红绳系足,姻缘早以天定。因而,尽管古代婚姻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却很少有人会主动进行反抗。另外,中国古代的婚姻礼仪中也存在许多迷信的成分,例如议婚时“换八字”、撒豆以避“三煞”等等;与中国社会的祭祖祭孔风习不同,基督教是把尊奉和敬拜天主作为第一教义,这是其十戒中的第一条,舍天主不得别有拜祭之偶像。西方社会也没有祭祖习俗,也不许信众祭祖。在西方神话传说中,主持人间婚姻的爱神很多,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是阿芙罗狄德、维纳斯等,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则是维纳斯之子丘比特,丘比特手中有爱之神剑,当射出的金剑射中了青年男女的心,两人就会产生美妙的爱情,进而缔结成婚姻,但当射出的是银剑时,男女青年就不会有美满的结局。所以他们的婚姻更多的是考虑“真爱”。

此外也反映出中西方审美情趣不同。中国的婚俗崇尚喜庆、热闹,婚礼以红色为主色调。新嫁娘穿着红绣鞋,身着红嫁衣,头盖红喜帕,坐着红花轿,来到新郎家。新郎也穿着红色的礼服,并在家中则贴上红对联,挂上红喜字,欢迎新娘的到来。在中国传统婚俗中,红色不但令人感到喜气洋洋,吉祥如意,而且也预示着以后的日子会红红火火,幸福美满;西方国家的婚俗崇尚纯洁、浪漫,婚礼以白色为主色调。新娘子身穿白色婚纱,手戴白色手套,头顶白色纱巾,不但美丽端庄,而且也象征着新娘的纯洁高尚。西方人的婚礼喜欢用鲜花来装扮,很多人在婚礼鲜花的使用上,也偏爱白色,他们认为白色即纯洁无暇,又浪漫温馨,与唯美的爱情正吻合。归纳起来,西方的婚礼神圣、庄重、浪漫,而又相对简洁;中国的婚礼隆重、喜庆,然而仪式十分繁琐,并且显得铺张浪费,因而现在许多中国的年轻人都选择西方的结婚仪式。

当然,中西方的婚礼也存在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例如都崇尚多产等等,但由于相似成分较少,而且也不是本文主要探讨之处,这里便不赘述了。

注释:

(1)(2)石德才:《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3)谢炳国:《基督教的婚姻观及其礼仪》,《中国宗教》2004年01期;

(4)(6)薄洁萍:《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5页;

(5)于建波:《西方婚礼习俗一瞥》,《大学英语》2003年03期;

(7)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8)(9)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8页;

(10)(11)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02期;

参考文献:

(1)石德才:《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⑵薄洁萍:《试论中世纪基督教婚姻思想中的矛盾性》,《世界历史》1999年05期;

(3)谢炳国:《基督教的婚姻观及其礼仪》,《中国宗教》2004年01期;

(4)薄洁萍:《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5)于建波:《西方婚礼习俗一瞥》,《大学英语》2003年03期;

(6)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

(7)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中州大学学报》2005年02期;

(8)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02期;

(9)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10)曲成志:《新娘蒙“红盖头”的传说》,《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2008-01-04 C版C2。

(11)李振林,马凯:《中国古代女子全书.女儿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12)朱傑人,嚴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3)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

(16)约翰:《生命之光:约翰福音》,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17)段塔丽:《唐代婚姻习俗与妇女地位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8)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现代交际》2001年11期;

(19)刘新成:《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婚姻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03期;

(20)刘海鸥:《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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