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秋节的资料

有关中秋节的资料（精选6篇）

1.有关中秋节的资料 篇一

绍兴中秋节的习俗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绍兴传统有中秋祭月的习俗。

“祭月”是从秋分祭月这一古老礼俗演化而来的，周朝有每年秋分天子率群臣祭月的礼制，后来各朝大都相承沿袭，民间也渐兴此风。到了明清时代，祭月时的供品，已形成规模：月饼必须是圆的，瓜果必须切成如莲花般的牙瓣。。

旧时绍兴传统中秋祭月的习俗，一般分为集体祭月和家庭祭月。

以祠堂为集体单位的祭月。祭桌朝南而放，月饼、葡萄、苹果等五色水果、一柱清香，轻烟袅袅升起，红烛点燃夜空。

按习俗，女子拜月，男子观礼。一位男子担任赞礼，站立桌侧，主祭、执事、参祭者各就其位。

祭月开始，请出德高望重的高龄老年妇女，神色庄重地走到祭台前主祭，赞礼者大声唱：“三上香”。执事者递上三支香，主祭把香在蜡烛上点燃，向月鞠躬，再将香插于香炉中。待主祭者“三上香”后，参祭的一群妇女上前念诵祭月经文。

家庭祭月则比较简单，月饼、老南瓜、香烛一副，放在米筛上，祭请月亮婆婆。不但农村如此，城市居民亦然。

绍兴哪儿赏月视野最好

夜游环城河

看点：

”桨声水月“是绍兴十分有名的赏月之方式，被入选过中国十大赏月之地。每晚7点以后，稽山公园的游船都在等待着各地游客前来夜游环城河。

中秋之夜，坐着船，赏着月，穿梭在绍兴25历史的长河之中，仿佛是回到了过去，与陆游、王羲之、徐渭一起对酒高歌，赏明月!

风则江廊桥

看点：

廊桥处于环城河上，在水域开阔的河面上，登阁楼，抬头望，既能看到古城的美丽，又能欣赏到明月低空映入水中，交相辉映!

夜登”三山“观明月

看点：

绍兴人都知道”三山“(府山、塔山、蕺山)，山上分别有飞翼楼、应天塔和文笔塔，夜登”三山“，登高望远，古城尽收眼底!同时，山上树木花草的景观灯的映衬之下，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格外美好!

梅龙湖公园

看点：

这里是绍兴的新地标，不仅有这摩天大楼，同时也有一片美丽的梅龙湖，走在公园的铁桥上远眺，天上、湖里都有一轮明月，交相辉映。在城市CBD灯光的衬托下，显出一片迷离的美。

梅龙湖上还有音乐喷泉，一边赏月一边听歌，看喷泉，实在是美不胜收啊!

瓜渚湖

看点：

瓜渚湖的夜景可以走上一天都看不完，水乡”西湖“水域辽阔，远眺城市与星空互衬，皎洁的月光下，有种”江湖两面共明月，楼阁半空横断烟“的感觉。

2.有关中秋节的资料 篇二

同时针对于某一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 往往不能只着眼于其自身。对于价值的评估往往需要在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同类比较中才能更准确地得到凸显。此外, 对于损毁的构建, 乃至整个建筑遗产的复原, 往往都是在同类型建筑中寻找参照依据, 那么孤立的某一项建筑遗产的资料整理则显得捉襟见肘。

由此可见建筑遗产的资料汇编工作在某些方面与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着对应关系, 也因不同侧重的保护工作而有着各自不同的要求。现阶段的保护工作, 无论是一般从业者, 亦或是意识到建筑遗产价值的保护人士, 多注重保护实体建筑构架, 然而从保护的核心要求出发, 我们更应强调的是以建筑遗产资料为主体的信息收集与研究工作, 因为, 建筑遗产的价值与文化特征才是保护的最终目的。而资料汇编作为这种保护与交流的工具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我国虽然建筑遗产的保护与资料收集工作虽然已经有80余年的历史可以追溯, 但其间阶段性的停滞与反复, 使得建筑遗产的资料汇编工作的现状存在广度与深度都无法满足要求, 与不同阶段的保护工作相比, 也存在层次与环节上的断点。整体成果远没有满足《北京文件》中所提出的“记录充足, 确保质量, 及时更新, 公共查询”的要求。

通过研究比较他国建筑遗产记录工作, 可以看出无论选取哪种工作体系, 在具体信息采集整理应用如何实施, 都有相同的出发点:客观承认建筑遗产记录工作的重要性与独立性。从体制上保障建筑遗产记录工作的决策、执行和利用。从应用上满足各类人群认识建筑遗产的需求, 促进建筑遗产记录的进一步发展。从认识上为遗产记录工作提供基础。在多方合力作用下, 具有建筑遗产的欧美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记录体系, 推动建筑遗产的研究不断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促进保护相关的各项工作发展。在建立适应我国国情以及建筑遗产特色的记录体系时, 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颇具启发。

资料汇编究其本质, 是对建筑遗产物质的本体的理解, 分析, 研究和评估, 是一个综合而主动研究的过程, 并不是被动记录建筑遗产的表象特征。针对这一核心, 基础资料的汇编工作应在深度和广度中做出不同时机与类型上的调整, 贯穿建筑遗产从发现到保护的完成与持续整个过程。

首先明确这是一个动态持续性的工作。因此建立必要的规范衔接每一阶段的累积过程。改变混乱单一的资料收集观念, 可将需要收录的全部资料分为普查登录——常态记录——集中测绘——以及保护工程记录等几个不同层次要求的环节来逐步完善。每一次增加的记录资料经过加工和完善都将成为对建筑遗产更深一步的理解。

普查登录所要求的范围最广, 其首要目的便是确定保护研究对象, 将尽可能探查的全部建筑遗产从一般性的广大建筑中提取出来, 是对其价值的肯定与初步认识。

常态记录则是在上一步工作所涉及的建筑遗产名录中, 进行简要的研究。包括建筑遗产的各个特征控制点的录入, 健康状况的观测与监测, 环境变迁与建筑使用状况的调查等等多个方面。这一步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其实是建筑遗产研究工作的前提。它并不需要有开展保护工程所需要的深度, 只是需要按照固定而全面的格式将建筑遗产所有的方面进行记录汇总, 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全部成果的集合中。有了这样简要却全面的资料, 有关建筑遗产类型学, 地域性特征等的研究工作便可先行展开, 从而为更具体细致的保护工作提供指导性建议。

而贯穿建筑遗产保护工程始末的资料汇编乃至以后的相关资料的补充, 应不只是用科学仪器, 按照规范化的步骤对建筑遗产的特征点进行信息采集, 对造成建筑遗产的残毁与病害情况的可能性论证分析, 尚包括对原始信息不断深入的整理研究, 包括建筑师、史学家对一手资料的再调查与再分析, 描述建筑结构的空间时序、探求建造意图、查明病害根源、理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更是对建筑遗产全方位的信息描摹, 涵盖的内容不仅是物质本体或是相关文献的编目, 还有建筑遗产中所涉及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技术, 文化特征等一系列需要被传承的文化价值。其最终成果要代替不可移动的建筑遗产本身为大众所认识, 所以应当可以出版或是利用互联网等手段方便取阅与研究。

以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中的基础资料汇编为例, 笔者翻阅了晋东南地区27个保护规划, 对涉及到建筑遗产记录的部分做比较分析。与主体规划文本相比, 建筑遗产记录的类目显得浮动较大。时间上较早颁布的保护规划, 以长治县玉皇观、平顺龙门寺为代表, 没有独立成篇的建筑遗产资料部分。少量基础资料, 如历史文献等内容以规划文本的附录形式存在。通过实际验证, 可以看出基础资料缺失对规划文本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类建筑遗产在之际保护工作中存在朝令夕改的反复和保护性破坏的弊端。

在调查的保护规划中涉及到的基础资料内容测绘图纸、相关文献、实际保护措施情况、建筑遗产周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关人员访谈记录、相关单位出具的专业报告等类别。其中部分建筑遗产由于较早被收录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当中, 因此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建筑遗产档案, 也就是《中国文物保护法》中提到的四有档案文件。

上述提到的基础资料中, 各类别基础资料出现的几率差别较大。测绘图和政府管理文件、以及对于文物本体的分析介绍是各个编制单位普遍认同的记录内容, 调查涉及的27项保护规划中有17项具有测绘图纸, 政府管理文件的影印版和不同形式的文物本体分析。而其余各项有效基础资料的覆盖率均不足50%, 除上述两项时间较早颁布的保护规划没有独立基础资料篇外, 泽州冶底岱庙、武乡大云寺、陵川西溪二仙庙、长治崇庆寺的基础资料部分仅有不多于三项的有效内容组成。此可见对于基础资料的独立性和建筑遗产记录的内容的认识流于表面。 (见图所示)

被调查的保护规划中建筑遗产记录内容最为全面的保护规划为高平开化寺保护规划, 2009年7月颁布, 由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制。内容涵盖测绘图纸、相关文献、历年保护措施、所在地基础资料、地形地貌图、文物分析、所在地发展规划、相关人员访谈记录、专业报告等多个方面的基础资料。在现阶段的建筑遗产记录中可作为内容全面性的范例, 但仍然存在基础资料收录方法、内容、质量以及后续应用研究可能性等方面的问题。

此次研究的的保护规划中共计出现十三种资料类别, 比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中还缺少文物监测记录、文物展示、服务设施情况和历年游客人数收费统计、机构、经费、人员编制等内容, 达到建筑遗产记录要求的全面性。此外还应根据各个建筑遗产特征, 按相对重要性和利用价值, 做针对性记录。实际工作中, 由于尚无有关基础资料的质量规范, 全面性和针对性的要求需要一线工作人员自我把控, 因此还客观存在收录手段, 详实程度, 记录格式等多重问题亟待解决。

综上, 根据现阶段建筑遗产的工作需要, 基础资料记录应从实际使用的需求出发, 由各地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建筑遗产特点制定基础资料总条目, 由实际保护规划编制, 修缮设计及基层管理人员从不同工作方面做分类收录整理。采用适宜进一步利用的记录格式与手段, 进行时效性更新整理。对于因种种原因无法收录到位的信息表明原因, 及时将其划入下一步的记录工作计划中。同时应时刻保持警醒, 由于建筑遗产的不可再生性, 其基础资料的内容应事无巨细, 并不局限于被规定的条框中, 在实际保护工作中, 任何有价值的认识都应成为记录内容, 并不断根据需求完善记录手段。尤其在一地的建筑遗产数据库建立与运营维护中, 可集中共享信息, 建立高效信息链接, 与相关专业形成跨学科合作, 以保障和提高建筑遗产记录的效率。

在上述的建筑遗产记录全阶段工作中, 除受内容和手段的客观影响外, 主观上记录的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记录质量和工作的长久推进。在保护与维修时, 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方的技术人员, 对于工程记录具有优先和直观性;而建筑遗产的基层管理者则更适合进行日常的使用和常态记录;在宏观保护和对保护资源优化整合时, 主管机构和规划人员则由于掌握全局信息, 而具有统帅地位, 更具话语权;而建筑遗产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则侧重在遗产价值进行评鉴, 深入挖掘表象之下的历史信息;而为了综合汇编以上各方的信息资料, 管理机构和人员的价值也凸显出来。因此建筑遗产记录的人员培养与投入也是工作的重点之一。

以上谈到各个层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 只有当他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时候, 建筑遗产的基础资料工作才能使整个保护事业摆脱被动繁荣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 规范化是基础, 以期实现科学化决策和系统化运作。而最终目的, 则是将建筑遗产的真实面貌以更为长久的客端的手段保存下来, 促进自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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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湖生.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J].南方建筑, 1997 (1)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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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文件[Z].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北京.2007年

[8]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 (试行) [Z].2003.国家文物局

3.有关中秋节的资料 篇三

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而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问题是以他为主解决的论据，与过去文献所载的事实不符。

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李政道说他1956年4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这与文献不符。从2004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说明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吴健雄和史瓦兹的回忆也都不能证明李曾在1956年4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B衰变是推翻宇称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它是杨振宁提出来的。早在1950年杨就在B衰变方面做过研究，熟悉这个领域；而李是在1956年5月和杨讨论后才要去向吴健雄借B衰变的著作来读的。

关于文章署名顺序问题，李政道曾责备杨振宁不遵守学界习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但从那时期李和别人合写的三篇文章的署名看，也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第一作者却是李的情况。

今年初，季承著《李政道传》出版，述及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经过，及李、杨关于这段历史的不同表述，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李、杨之争的关注。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关于李、杨之争的是非，媒体上已有不少报道和讨论。本刊今发表潘辰先生的文章，希望有助于相关史实的辨析和核实——为此目的，本刊也欢迎与潘辰先生看法和立场不同的人投稿给我们。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都引以为傲。李在1971年发表文章，宣称这项工作是以他为主，杨为辅(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杨在1983年列举事实说明李的叙述不实(Yang，ChenNing，Sdecod Papers

1945-1980，WithCommentary，W.H.Freeman Co,San Fran-cisco 1983pp.26-31.)；2004年季承等编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季承、柳怀祖、滕丽编，甘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为《答记者问》)一书，进一步宣称这项工作是李突破的；今年季承又推出《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重复了《答记者问》一书中关于李、杨之争的叙述。据季承自述，出版这本书得到李的支持、指导和提供材料(《济南时报》2010年1月8日)，出版之前，李看过这本书的初稿(《广州日报》2010年1月9日)。该书出版后，物理学史学者、物理学教授杨建邺撰文指出了书中好些让他“无法理解”之处(《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日)，接着杨振宁为文澄清了书中几项错误或歪曲的叙述(《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

虽然季承说他“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有资料可循的”(《济南时报》2010年1月8日)，可是那两本书中的叙述，除两位杨的文章指出的问题以外，还有许多和文献资料不符。这些资料包括《答记者问》一书所附九篇参考文献，其中有三篇还是李自己过去写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破缺的宇称》1986、《往事回忆》1988)。下面是两位杨的文章中没有指出的另外几项和文献所载不符合之处。

李说他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和文献不符

1、想到要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答记者问》一书中李提出他在1956年4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可是2004年以前，李写的字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都写道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现将李《答记者问》书中所述和2004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内容对比如下：

(1)《答记者问》中李说，他在1956年4月独立地想到要测量膺标量：“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傲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答记者问》P3)又写道：“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庸标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答记者问》p6)

(2)可从1971到1988年，李都说他是在1956年5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

1971年李写道：“……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齐格班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在我们把齐格班的书通读一遍之后，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导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们就十分清楚了，在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个能证明在β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实验证据都没有。这说明我们是多么愚蠢!……缺少证据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努力去从看来好像左一右对称的安排中专门挑出膺标量进行研究。”(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143-144)

1986年李作了同样的叙述：“……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不存在证据的理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人曾试图从看来似乎是左一右对称的安排中去观察一个膺标物理量。”(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43-244)

1988年李又一次写道：“……我们循齐格班的书的路线疾速行进……没有证据的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在看起来左右对称的条件下观察一个物理上的膺标量。”(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65-268)

那么，李是在什么时候借到齐格班的书的呢?1988年李还写道：“5月初的一天，-他(按：指斯坦伯格[Steinberger]来看我…”第二天早晨，杨振宁从布鲁克海文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深入热烈地讨论了一天……我们分别后各自检查β衰变中的宇称问题。β衰变当时已是一个历史很长并且积累了大量知识的领域。……吴健雄是世界上在这一领域的大专家。……我于是拜访了她……她对此极感兴趣，并借给我齐格班编辑的β衰变的权威著作。”(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65-268)

很清楚，按照李过去多次写的。都是在1956年5月借到一本有关β衰变的书，读过那本书，经过计算，才清楚要研究膺标量的。

2、吴健雄和史瓦兹都没有证明李曾在1956年4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在《答记者问》书中李写道，吴健雄1972年和史瓦兹1988年的回忆可以证明，他曾在1956年4月上旬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可是李引用的两人的回忆，都没有显示4月初李就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1)李所引吴的回忆是："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膺标量(σ^·p)，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σ是核的自旋。”

(《答记者问》P11)李在1988年写得很清楚，他是在1956年5月，和杨讨论后清楚了要研究膺标量，然后才去拜访吴的(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65-268)。很清楚，吴回忆的是发生在5月初的事。

吴称5月初为早春并不奇怪，吴的办公室在纽约，1956年纽约市春暖的天气来得晚。根据纽约市的气象记录，那年4月纽约市还下了10厘米的雪，平均气温不到12qC，5月份气温升上去，才会有春天到来的感觉。

(2)李所引史瓦兹的回忆是：“当他(按：指史瓦兹的共同工作者斯坦伯格)在会后(按：指1956年4月3日到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与李政道讨论二面角的分布时，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到φ=2π进行划分o”(《答记者问》P7)史瓦兹接着写道：“我们又重新分析了这些数据……不足以得出什么结论。”(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54-255)由此可见，李的建议并没有引出宇称不守恒的突破。史瓦兹的回忆中，并没有李向他提出要研究膺标量之事。

3、2004年前的文章中都没有李曾提出要研究膺标量的记述。

不仅1971-1988年李三次发表的宇称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破缺的宇称》、《往事回忆》)，都只是说他在1956年5月清楚了要研究膺标量，并没有说他曾独自提出要研究膺标量。美国物理史学者、物理学教授富兰克林(AllanFranklin)1979年写的《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的长文中更完全没有李曾想到要研究膺标量一事。富兰克林在文末提到他曾几次和李交谈，李并向富兰克林提供了他没有发表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如果李真曾提出过要研究膺标量，不可能不告诉富兰克林；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不可能不将这样重要的事情写进宇称不守恒发现历史的长文中。富兰克林的这篇文章也被收录在《答记者问》中(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152-232)。

4、李、杨两人宇称不守恒文章发表48年后的2004年，李却突然提出是他首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的。如果真有此事，为什么从1971到1988年所有李写的三篇宇称不守恒发现历史的文章中都不提这关键之点(《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破缺的宇称》、《往事回忆》)，也不告诉写字称不守恒发现历史的富兰克林(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152-232)?由此可见，要研究膺标量不可能是李在1956年4月独自提出来的。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B衰变是杨振宁提出来的

1、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B衰变是推翻宇称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李、杨两人推翻字称守恒的文章提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文检验了B衰变……中的宇称问题。”正文的第一节的标题是“目前宇称不守恒的极限”，第二、三节的标题分别为“β衰变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和“β衰变中宇称守恒的可能的实验验证”。(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92-104)后来吴健雄等震动整个物理界的，推翻字称守恒的实验也是在β衰变领域中的。

2、早在1950年杨就在B衰变方面做过研究(C.M.Yang.J.Tionmo，Phys，Rev.79：495-498[1950])，熟悉这个领域，李却在1956年5月和杨讨论后要去向吴健雄借B衰变的著作来读(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P241-242)，可知李那时还不熟悉此现象。

3、由此可见，推翻宇称守恒工作这关键的一步，转向研究β衰变，不可能是李提出来的。

杨早就是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

1、宇称是否守恒是粒子物理的问题。《答记者问》中李写道：“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答记者问》P32)按此，杨就不是粒子物理学家，研究宇称是否守恒当然只能是以李为主的了。

2、在《答记者问》中，李还写道：“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答记者问》P4)因此只有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才能参加这个会议。

1952年前杨已经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8篇重要的论文，从1952年第二次罗彻斯特会议起，杨就接连受到邀请，并参加1956年第六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杨早在1952年已是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反观李，则要到1956年才因杨的推荐，第一次得以参加罗彻斯特会议。

杨是1956年时最重要的研究字称守恒问题的粒子物理学家

罗彻斯特会议是分专题组进行的，1956年第六次会议第八分组专题讨论宇称守恒问题。会议由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Oppenheimer主持，在他致开幕词后，即由杨作长篇大报告，总结了宇称守恒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况，然后是讨论fProc.6thAnnual Rochester Conference，IntersciencePub，New York,pp，VIII 1-36(1956J)。

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当年最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如Dalitz、Feyeman、Gell-Mann、Markov、Marshak、Teller、Weisskopf等。宇称守恒问题首先就是由Dalitz提出来的，Feyeman和GeU-Mann以后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奖，Teller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由此可见，杨是1956年时最重要的、研究宇称守恒的粒子物理学家。

顺便可以提出，在《答记者问》一书中李曾两次写道，他和杨在那次罗彻斯特会议中都曾提出“字称可能不守恒”。(《答记者问》P4、21)根据公开出版的会议的详细记录(Proc.6th Annual Rochester Confer-e.rlce，Interscience Pub.New York,pp.VIII1-36[1956])，杨的确曾在会上提出过宇称可能不守恒，可是并没有李在会上发言的记录，当然没有李曾在会上提出过宇称可能不守恒一事。

杨、李两人早就在共同研究宇称守恒问题

《答记者问》书中李写道：“1956年4月初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答记者问》P16-17)，又写道“1956年5月初，我接受了杨振宁的要求，同意他和我合作……”(《答记者问》P23)可是1955年12月李、杨两人就已经联名送出过一篇讨论宇称是否守恒的文章(T.D.Lee.C.N

Yang,Phys，Rev，102：290-291[1956])，试图在宇称守恒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虽然他们那时的设想并不正确，然而却证明早在1955年12月以前，他们两人已在合作研究宇称守恒问题了。

关于李提出来的文章署名顺序问题

1、《答记者问》书中李说他和杨最早的分歧发生在1952年。那年两人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杨署名在李之前。李责备杨不遵守物理学界的习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答记者问》P36、51)。

2、李是否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习惯”呢?不是的。那时候有三篇李和别人合写的文章，都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是第一作者却都是李。它们是：

T.D.，Lee.R.Christian，Phys，Rev，94：1760-1767(1954)

T.D.Lee.K.Huang(黄克孙)，C，N.Yang.Phys.Rev.106：1135-1145(1957)

T.D.Lee.J.Steinberger.G.Fein-berg.P.K.Kabj，C.N.Yang.Phys.Rev.106：1367-1369(1957)

显然，李提出“习惯”，只不过是他争列为第一作者的一个借口而已。

顺便可以提出，上面第二篇文章中的作者之一的黄克孙，后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荣誉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院士中有两百多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1956年前后，黄正和杨、李密切合作工作，除上面提到的那项工作外，另外还有两项(K.Huang.C.N.Yang.T.D.Lee.Phys.Rev.108：1340-1341 [1957]；K.Huang。T.D.Lee，C.N.Yang，Stevens CoaF.of Many-Body Problem[1957]；The Many-Body Problem，ed.J.KPercus，Interscience，165-175 [1963])。当然知晓杨、李两人合作的实情。2007年黄克孙在他的Fundamenta／Forces ofNature：TheStory ofGaugeFie／&一书中写道，“杨振宁和李政道仔细地检查了宇称守恒的实验证据，意识到在弱相互作用中没有这样的证据o”(K.Huaag，Fundamenta／Forces ofNature：The Story of Guage Field，p.140，World Scientic，[2007])。2009年8月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黄在中译本的序言中写道：“在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大胆地提出自然违反左右对称的建议。”(黄克孙《大自然的基本力：规范场的故事》，杨建邺、龙芸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黄在有关宇称守恒问题的描述中一再提的都是杨和李而不是李和杨。显然，他了解宇称不守恒问题这项研究是由杨为主完成的。

小结

李政道先生提出宇称不守恒问题是以他为主解决的论据，都和过去文献所载事实不符。由此引出的结论可信度如何。毋庸多说。

4.有关长城的资料 篇四

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

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始修于燕王，历史长达2000多年。今天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它东起鸭绿江，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

国家文物局2012年宣布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区，包括长城墙体、壕堑、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设施等长城遗产43721处。

长城地质形态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肯定了它，接着司马迁又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之后的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险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有“易守难攻”的效果。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地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长城主要景点介绍

八达岭长城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是明长城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居庸关的前哨，海拔高度1015米，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登上这里的长城，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奥巴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三百多位知名人士到此游览，八达岭景区以其宏伟的景观、完善的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而著称于世。史称天下九塞之一，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在明长城中独具代表性。八达岭长城博物馆以万里长城为主题，全面反映长城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位于八达岭关城外，1994年建成开放。

慕田峪长城

慕田峪长城位于怀柔区境内，是新北京十六景之一。西接居庸关长城，东连古北口，开放的2250米长城段其特点是长城两边均有垛口，特别是正关台三座敌楼并矗，著名的长城景观箭扣、牛角边、鹰飞倒仰等位于慕田峪长城西端，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慕田峪长城山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慕田峪长城设有国内一流的登城缆车、开发了中华梦石城、施必得滑道等项目，形成了长城文化、石文化和体育健身娱乐有机结合。英国前首相梅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外国首脑到慕田峪游览。1992年被评为北京旅游世界之最。2002年被评为4A级景区。

司马台长城

独具“险、密、奇、巧、全”五大特点的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县东北部的古北口镇境内，距北京120公里。它东起望京楼，西至后川口，全长5.4公里，敌楼35座，整段长城构思精巧，设计奇特，结构新颖，造型各异，堪称万里长城的精华。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教授赞誉道：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又堪称中国长城之最。司马台长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古建筑遗址。

古北口长城

古北口长城是中国长城史上最完整的长城体系。由北齐长城和明长城共同组成，包括卧虎山、蟠龙山、金山岭和司马台4个城段。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辽、金、元、明、清这五朝，大大小小争夺古北口的战役从未停止过，因此长城的作用突显得尤为重要。

箭扣长城

箭扣长城位于京郊怀柔县西北八道河乡境内，距怀柔县城约30公里，山势非常富于变化，险峰断崖之上的长城也显得更加雄奇险要。箭扣长城因整段长城蜿蜒呈W 状，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箭扣长城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是近年来各种长城画册中上镜率最高的一段，向来是长城摄影的热点。

金山岭长城

金山岭长城位于距北京市区140公里密云县与河北滦平县交界的燕山山脉中。西起龙峪口，东止望京楼，全线10.5公里。沿线有建筑各异的敌搂67座，烽火台2座，大小关隘5处，这里长城上敌楼密集，一般50-100米一座，墙体以巨石为基，高5-8米，并设有拦马墙、垛墙和障墙，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山海关长城

山海关长城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处。现属山海关境内的长城全长26公里，主要包括：老龙头长城、南翼长城关城长城、北翼长城、角山长城、三道关长城及九门口长城等地段。老龙头长城是长城入海的端头部分，有“中华之魂”的盛誉。

山海关城由关城、东罗城、西罗城、南翼城、北翼城、威远城和宁海城七大城堡构成，四周有长4769米、高11.6米、厚10余米的城墙，墙体高大坚实，气势宏伟。在东、西、南、北建有四个城门，城东南隅、东北隅建有角楼，城中间建有雄伟的钟鼓楼。整个卫城建筑规模宏伟，防御工程坚固。山海关是明代创建“卫所兵制”的产物，明代的“屯田制”和改革政策又对山海关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嘉峪关长城

嘉峪关长城是明长城西端起点，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关，河西第一隘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城关由内城、外城和城壕组成的完整防御体系。现在看到的城关以内城为主，黄土夯筑而成，外包城砖，坚固雄伟。城关两端的城墙横穿戈壁，可以体会到大漠孤城的苍凉。现代肖草《长城》诗：“风吹沙漠千山远，雪舞祁连六月寒;登上墙台论楚汉，长城嘉峪见雄关”给予真实诠释。

大境门长城

大境门长城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市区，长城中唯一一座以门命名的关口。长城四大关口之一。大境门长城修筑于明成化年间，坐落在高耸入云的东、西太平山间，据长城之要隘，扼边关之锁钥。大境门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西侧有明万历年间开凿的西境门(小境门)。景区有西太平山长城公园，来远堡，小境门，关帝庙，二郎庙，山神庙，等众多明清历史遗迹。为“万里长城长城第一门”。

【成语】万里长城：原指长城，喻指国家的依靠。

檀道济是南朝高平人。宋武帝北伐时，道济当先锋，仗打得很艰苦，占领洛阳时，抓了四千名俘虏。众将想杀了他们示威，道济说：“我们是来吊民伐罪的，怎么能滥杀无辜呢?”全都放了，为南宋军赢得了民心。

宋文帝七年，南宋军在滑台受挫。文帝派道济去救援，在寿张大破北魏军，20多天打了30多场仗，终于进抵历城(山东济南)。这时滑台已经失守，而且道济部队的粮食没了，有人报告了北魏军，大家都很害怕。道济却不慌不忙，命令士兵夜里在大帐中用斗量沙子，在沙子上洒上仅有的粮食，这样量了一夜，第二天命令众将士身穿重甲南撤，自己穿着布衣，坐在马车上，谈笑自若跟在最后，南宋军安全返回。自此北魏军很怕他，士兵们用他的像来避邪。后来文帝听信谗言把道济杀了。死时，道济瞪圆着眼，把头巾摔在地上，说：“你们不是在毁自己的万里长城吗?”道济死后十四年，北魏军打到江北的瓜步。在一江之隔的石头城上，宋文帝感慨地说：“如果檀道济还活着，不会让他们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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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关黄河的作文资料 篇五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

一。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

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二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历史悠久。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

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州，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春秋战国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

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

三

从194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治黄史册展开了新的篇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治黄事业。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京外出巡视，首先就是视察黄河，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并谆谆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以后又多次听取治黄工作汇报，对治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64年，他已经70多岁高龄，还一再提出要徒步策马，上溯黄河源，进行实地考察，念念不忘治理与开发黄河。周恩来总理更是直接领导治黄工作，从1949年前的“反蒋治黄”斗争到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和三门峡工程建设，以及1958年大洪水的抗洪斗争等等，所有治黄工作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直到1976年，他已重病在身，还向去医院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情况，真是为治黄事业鞠躬尽瘁，操尽了心。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听取治黄工作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为搞好黄河的治理与开发，1950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统一领导和管理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并直接管理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的河防建设和防汛工作，两省的黄河河务局和沿河地、市、县的河务部门，既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的直属单位，又是各个省、地、市、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条、块结合的独特体制，有利于组织沿河党、政、军、民团结治河，有效地加强了河防管理，对保障黄河防洪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人民治黄事业，开始就注意调查研究，全面了解黄河河情，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搞好全面规划，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治黄。早在50年代初期，黄委会和有关部门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测工作和科学考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1954年初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及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参加，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聘请苏联专家组，调集国内有关专家，集中力量，着手编制黄河治理开发规划。1954年10月底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审议通过，决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责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治理开发的第一期工程。

与历史上众多的治黄方略相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特点是：(1)这个规划的编制是政府行为，批准后的规划就是指导治黄建设的依据；(2)统筹考虑全流域的治理与开发；(3)突出综合利用的原则；(4)对水和沙都要加以控制和利用。规划明确指出：“我们对于黄河所应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第一，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拦洪、拦沙、调节水量、发电、灌溉。第二，主要在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既防治了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消除了下游水害的根源。规划对干流工程、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上中下游的灌溉发展都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修建三门峡大水库拦洪拦沙，尽快解除下游水患的安排。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以及治理开发技术措施的拟定，既汲取了前人的治黄经验，又采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黄河规划，是治黄事业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鲜明标志，对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治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治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治黄工作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深化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在治黄进程中，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黄河治理开发规划和建设安排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下达了《关于黄河治理开发现划修订任务书》，要求对黄河规划进行一次系统的修订，进一步推进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此后，黄委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各省区相继开展了各项规划研究工作，通过反复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于1996年初完成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并于1997年经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审查上报国务院。这

个“规划纲要”，总结了人民治黄的实践经验，利用科学研究新成果，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治理开发黄河的方向和重大措施，以及2010年前的治黄建设安排，为治黄事业的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蓝图。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和支持治理黄河，重大治黄建设

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时付诸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治黄事业的发展。以往的治河历史，主要是在下游修守堤防，单纯防洪。新中国的治黄工作，比过去有了质的飞跃。一开始就是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标本兼治，除害兴利，全面开展流域的治理开发，有计划地安排重大工程建设。中央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参加治黄工作，依靠科举技术进步治理黄河，无论是关于黄河问题的勘测研究，还是治黄建设的规模，都是以往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黄河上中下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开发，基本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体系，建成了三门峡等干支流防洪水库和北金堤、东平湖等平原蓄滞洪工程，加高加固了下游两岸堤防，开展河道整治，逐步完善了非工程防洪措施，黄河的洪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防洪能力比过去显著提高。在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开展了水土保持建设，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治坡与治沟并举办法，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成效。截至1995年底，累计兴修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本农田7755万亩，造林11802万亩，兴建治沟骨干工程854座，淤地坝10万余座，沟道防护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400多万处，一些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输入黄河的泥沙逐步减少。依靠这些工程措施和广大军民的严密防守，连续50年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发生洪水决溢的灾害，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保障了黄淮海广大平原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黄河的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流域内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总库容57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4500处，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区的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1200万亩发展到1995年的10700万亩，流域内河谷川地基本实现水利化，黄河供水范围还扩展到海河、淮河平原地区。在黄河干流上于1957年开工兴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此后，相继建成了刘家峡、龙羊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等7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目前正在建设小浪底、万家寨水利枢纽和李家峡、大峡水电站。已建在建的干流工程，总库容563亿立方米，发电装机容量900多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约占黄河干流可开发水力资源的29%。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在防洪、防凌、减少河道淤积、灌溉、城市及工业供水、发电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促进了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治黄50年，除害兴利成效显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是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治理黄河，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任务最为繁重。黄河流域西北紧临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

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据目前的调查研究资料，流域内风力侵蚀严重的土地面积约11.7万平方公里，水力侵蚀面积约33.7万平方公里，通称水土流失面积45.4万平方公里。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多年平均来沙量达16亿吨，年最大来沙量达39亿吨，成为世界上泥沙最多的河流。上中游地区土壤侵蚀产生的大量泥沙不断输往下游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冲积塑造了黄淮海大平原。同时，黄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又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巨大的灾难，黄河洪水威胁，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治理黄河，是防止荒漠化继续向东南扩张的前哨战，是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再造山川秀美西北地区的重大措施，也是消除下游水患，保障广大平原地区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黄河流域又是资源丰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治理和开发黄河，对保证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河流域范围内总土地面积11.9亿亩(含内流区)，其中耕地约1.79亿亩，林地1.53亿亩，牧草地

4.19亿亩，宜于开垦的荒地约3000万亩。黄河下游现行河道洪泛可能影响范围的总土地面积1.8亿亩(1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1亿亩，虽然不在流域范围以内，但仍属黄河防洪保护区。据1991年的资料，流域内探明的矿产有114种，在全国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黄河流域有37种。具有全国优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32%以上)的有稀土、石膏、玻璃用石英岩、铌、钼、煤、铝土矿、铝、耐火粘土等8种。其中，煤炭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己探明煤产地685处，保有储量占全国总数的46.5%，资源遍布沿黄各省区，而且具有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埋藏浅、易开采等优点。石油、天然气资源也比较丰富，加上黄河干流的水力资源，实属全国的能源富足地区，也是21世纪全国能源开发的重点地区。

黄河水少沙多，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约580亿立方米，只占全国总量的2%，水资源贫乏，对于西北、华北缺水地区，黄河水资源尤其宝贵，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按照全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规划，黄河上游沿黄地带和邻近地区，将进一步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和能源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建成开发西部地带的一个重要基地。黄河上中游能源富集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河南的广大区域，将逐步建成以煤、电、铝、化工等工业为重点的综合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和电力生产基地。同时要大力开展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黄河下游沿黄平原，仍然是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黄河的治理开发促进了黄河经济带的发展，沿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对治理黄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庆祝中秋节的手抄报内容资料 篇六

中秋节，是流行于我国众多民族的、影响最为深广的传统节日之一。快来做中秋节手抄报了解我们国家中秋节的民俗习惯吧。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庆祝中秋节的手抄报内容资料，希望大家喜欢。

庆祝中秋节的手抄报资料：中秋节的习俗

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中秋节的过法也是多种多样，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在福建浦城，女子过中秋要穿行南浦桥，以求长寿。在建宁，中秋夜以挂灯为向月宫求子的吉兆。上杭县人过中秋，儿女多在拜月时请月姑。龙岩人吃月饼时，家长会在中央挖出直径二、三寸的圆饼供长辈食用，意思是秘密事不能让晚辈知道。这个习俗是源于月饼中藏有反元杀敌讯息的传说。金门中秋拜月前要先拜天公。

广东潮汕各地有中秋拜月的习俗，主要是妇女和小孩，有“男不圆月，女不祭灶”的俗谚。晚上，皓月初升，妇女们便在院子里、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银烛高燃，香烟缭绕，桌上还摆满佳果和饼食作为祭礼。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惯，潮汕有俗谚：“河溪对嘴，芋仔食到”.八月间，正是芋的收成时节，农民都习惯以芋头来祭拜祖先。这固然与农事有关，但民间还有一则流传广泛的传说：1279年，蒙古贵族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对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马发据守潮州抗元，城破后，百姓惨遭屠杀。为了不忘胡人统治之苦，后人就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以此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中秋夜烧塔在一些地方也很盛行。塔高1-3公尺不等，多用碎瓦片砌成，大的塔还要用砖块砌成，约占塔高的1/4，然后再用瓦片叠砌而成，顶端留一个塔口，供投放燃料用。中秋晚上便点火燃烧，燃料有木、竹、谷壳等，火旺时泼松香粉，引焰助威，极为壮观。民间还有赛烧塔规例，谁把瓦塔烧得全座红透则胜，不及的或在燃烧过程倒塌的则负，胜的由主持人发给彩旗、奖金或奖品。据传烧塔也是元朝末年，汉族人民反抗残暴统治者，于中秋起义时举火为号的由来。

庆祝中秋节的手抄报内容：关于中秋节的谜语

1、举头望明月(打一中药名)——当归

2、中秋月饼(打一电脑名词)——软盘关于中秋节的谜语

3、中秋别后重团圆(打一影片名)——第二次握手

4、中秋望月(打一《红楼梦》诗名)——贾语村的，《对月寓怀》：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5、中秋过后又重阳(打一郑板桥诗句)——一节复一节

6、又是一年中秋月(打一历史名词)——八一五光复

7、明天日全食(打一字)——月

8、长安一片月(打《水浒》人物名)——秦明

9、月是故乡明(打一农业名词)——光照

10、僧敲月下门(打外国地名)——关岛

庆祝中秋节的手抄报资料：中秋节的古诗

星稀月冷逸银河，万籁无声自啸歌;

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枨触客愁多。

夜深沉，明月高挂天正中，寂无声;睡眼朦胧，恍若梦中;生卧徘徊以不宁，故国家园萦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