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文化的自觉与行动

学校文化的自觉与行动（通用5篇）

1.学校文化的自觉与行动 篇一

以文化经营学校

--谢家湾小学培训小结与学校改进行动初步计划 11月29日至12月13日，参加了“教育部—中国移动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我们小组在基地学校谢家湾小学培训，通过参观校园文化，参加行政会与政治学习、学校各种活动，与刘校长交流，各部门跟岗体验等方式，充分感受了刘校长的个人魅力与办学思想，领略了谢家湾小学的文化管理，收获与感悟非常多。

一、谢家湾小学印象

（一）校长刘希娅

（二）办学思想

1.学校办学理念：六年影响一生 孩子的笑脸是永恒的追求，老师的呵护是成长的摇篮，校园的温馨是隐形的课堂。

2.学校主题文化：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习惯的培养从这里关注，知识的积累从这里开始，人格的塑造从这里起步。

3.学校行为文化：天天快乐，健康飞翔 快乐的童年从这里流淌，矫健的羽翼在这里丰满，七彩的梦想在这里放飞。

（三）一校四部

（四）学生

草地上奔跑、朵朵剧社—剪纸、金秋校园、课间阅读、校园喷绘画——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校园明星、学生的照片和名人、老师、保安、工人等一起持在校园

（五）发展战略：以文化经营学校 1.课程文化——师生共同成长的舞台

“一切有影响的元素都是课程，一切有目的的影响都是教育。”

（1）必修校本课程：《军营生活》、《巴渝风》、《经典教材》、《中国故事》、《男孩女孩》

（2）选修课成为个性发展的平台：朵朵据社、课外活动

（3）隐形课堂：环境育人，生活浸润（4）整合资源，发展弹性课程 2.教师文化——从知识育人到文化育人（1）培训是教师最大的福利；（3）研究是教师最大的乐趣；（3）示范引领，辐射带动；（4）对话课堂是教师展示的舞台； 三段五环三生三动课堂模式：

课堂结构三段：唤醒激活、建构生成、拓展共享 课堂流程五环：吸引、探究、解释、加工、评价 课堂态势三生三动：生态、生动、生长、互动、生活、生动 唤醒激活--吸引--生态、生动 建构生成--探究、解释--生长、互动 拓展共享--加工、评价--生活、生动（5）多元评价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动力。

3.学生文化——让每个孩子按照自己的优势去发展（1）自尊――让尊重成为校园生活的行为准则； “体会尊重，自我尊重，传递尊重”

（2）自觉――让自觉成为快乐学习的不竭动力； “培养良好习惯，优化思维方式，积极主动学习”（3）自信――让自信成为阳光快乐的核心素养 “了解自已，认识自已；完善自己，认可自已；相信自已，展示自已。”

（4）自强――让自强成为美好人生的不懈追求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脚踏实地地奋发图强；坚忍不拔地回应挫折。”

二、收获与体会

1.校长必须努力提升自身修养，与干部教师建立起信赖关系；

2.校长必须用先进的思想引领干部教师； 3.学校管理既要建机制，更要抓文化；

4.学校发展务必重视教师培训，加强队伍建设。

三、学校改进行动初步计划

（一）学校发展分析

1.学校优势：

我校地处重庆市与四川省边界，具有窗口优势；学校正创建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班子团结，充满活力，教师队伍纯朴；学校重视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被评为永川区养成教育特色学校。

2.学校劣势：

学校现有教学资源不能满足学生不断增加的需求；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薄弱，教师整体素质需要培训提高；学校留守儿童多，行为习惯养成具有反复性。

（二）学校办学思想、发展定位与目标 1.学校办学思想

我校提出了“习惯护航人生”的办学理念，“我生活、我学习、我快乐”的主题文化、“习惯护航，快乐成长”的行为文化。

2.学校发展定位与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形成“习惯护航人生”的校园文化、课程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力争把学校办成永川区农村小学养成教育特色示范学校。

（三）学校发展改进措施

1.认真分析整理学校的校园文化，形成系统的校园文化建设方案。

2.利用学校文化资源，整合各级课程，形成特色校本课程体系。

3.利用培训与教育科研提升教师素质，打造具有凝聚力的教师团队，形成文化育人的教师文化。

4.通过习惯养成教育，形成共同发展的学生文化。

（四）学校行动初步方案

1.校长思想引领，形成学校价值文化

校长必须走在政策的前沿，必须是教师的引路人！我校坚持“习惯护航人生”的办学理念，坚持“我生活、我学习、我快乐”的主题文化，坚持“习惯护航，快乐成长”的行为文化，以此引领全体干部教师。

2.重视习惯养成教育，提炼形成学生文化

首先，整理改编德育校本课程，形成体系。现在我校已有学习习惯、行为习惯方面的校本课程，如《让预习成为习惯》、《让美在笔尖流淌》、《良好答题的习惯的培训》等，还需要补充生活、行为、礼仪、待人接物方面的课程。

其次，继续将办学理念外现于校园文化。“教育即影响”，谢家湾小学让每面墙说话！每样物品说话！每个功能室、每班物品摆放，连餐巾纸盒等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处处都体现办学追求。我们要从学校每一个细节都凸现“习惯护航人生”的办学理念。

第三，注重德育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除利用好学校常规德育资源外，还要充分开发利用学生与家长、学生与社区之间的资源，对学生的习惯教育进行强化。

3.以教师培训和教育科研为载体，形成教师文化 首先，注重干部教师队伍的培训。谢家湾小学中干在轮岗中给成长，干部多岗位锻炼，能让其站得更高，协作意识得以培养。

更加注重教师培训，提升业务素质。“培训是最大的福利。”谢家湾小学的教师真真切切地在培训中成长提高。校长必须想方设法，获取信息，创造机会，让干部教师进行个人规划，除大量读书学习、实践反思外，还要到全国各地去学习教育教学的先进理念，开阔视野，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其次，注重教师教学习惯。要求全体教师上课严谨、为人亲切、欣赏别人，保持微笑，注重教学细节等。

第三，落实教育科研。我校已有区级课题三个，现在急需将课题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让教育科研为提高质量服务，成为教师享受教育乐趣的重要环节。

4.内外兼修，形成特色课程文化

首先，校园隐形课程的开发利用。学校大门、校训墙、围墙、教室、办公室、走廊文化等都是隐形课程，让学生从中受教育。

其次，开设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开展体育艺术科技“2＋2”活动。在原基础上，根据师生兴趣爱好和个人意愿报名，进行长短课教学与选修。

总之，学校发展需要理念引领，文化熏陶。“以文化经营学校”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我们将继续用学校文化构建来引领学校的各项工作，引领学校不断走向卓越、走向辉煌！

2.学校文化的自觉与行动 篇二

教育应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作为最高价值和终极目标, 而生命、生态、生活、生涯则是实现人的发展与完善的四个最关键的因素。因此, 我们可以把生命、生态、生活、生涯作为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四个根本追求。

追求之一:关注生命成长。

生命是教育之本, 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 以人为本应是以生命为本。包括:认识生命的意义并进而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 珍惜生命, 善待生命;开发生命潜能, 激扬生命活力, 引爆生命潜力, 实现生命的幸福成长;培养生命智慧, 打造智慧人生, 学会智慧学习, 学会自我生存;提升生命质量, 运用多元智力实现生命价值的开发和提升。

追求之二:关注生存状态。

教育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整体效应的生态系统。学校应努力构建一个平衡、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制度生态环境, 要让学校成为师生向往的地方, 成为生态的校园、人文的校园、书香的校园。

追求之三:关注生活质量。

面对职业教育大背景下职校师生生活质量不高的现实, 我们要关注和改变师生的生活状态, 引导师生过有质量的生活, 追求成功的人生;过有品位的生活, 追求健康的人生;过有价值的生活, 追求奋斗的人生;过有乐趣的生活, 追求快乐的人生。

追求之四:关注生涯发展。

学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 着眼于每个教师和学生的发展, 立足于每个教师和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创造适合师生的教育环境, 创造有竞争力的教育,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注重对师生进行生涯规划, 致力于打造师生的核心竞争力, 努力为其终身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学校精神文化虽然表现为精神化的生命意识, 但它却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只有基于校本、基本生本、基于实践, 学校的精神文化建设才会深深烙上学校的文化特性。以我校为例, 学校围绕“三特”核心办学理念, 以全面推进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为主线, 以学校价值观、学校精神、学校形象的三个建设作为行动载体, 构建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促进师生与学校的共同发展。

行动之一:立足职业教育, 重构学校价值观, 推动示范校建设。

重构学校价值观, 形成学校全体成员普遍认同的、指导教育教学行为与管理活动的最高价值标准与原则:一是加强队伍建设, 重构幸福观。组织全校教师围绕“做什么样的教师”“怎样做学生喜爱的老师”“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怎样培养学生”展开大讨论, 努力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落实教师在职进修和企业实践制度, 建立六个名师工作室, 加强优秀教学团队建设, 提高队伍整体水平。同时以改革教师培养、评聘和考核为核心, 注重提高教师的德育工作能力、专业教学能力、实训指导能力等综合素质。二是改革评价模式, 重构质量观。以贡献和能力为依据, 按照企业用人标准构建学校、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 促进学校课程考试与职业资格鉴定的衔接统一。三是改革培养模式, 积极构建“校企对接、工学结合、做学教合一、多元评价”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根据技能型人才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 按照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相融合、专业教师与能工巧匠相融合、理论教学与技能培训相融合、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相融合、能力考核与技能鉴定相融合、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的“工学六融合”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四是改革教学模式, 重构教学观。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 加强实践教学, 着力促进知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紧密衔接。创新教学环境, 构建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环境。从实际、实用和实效出发, 大力推行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案例教学、场景教学、仿真教学等“做、学、教合一”教学模式, 增强教学的实践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提高教学质量。五是创新教育内容, 重构课程观。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用人需要, 建立专业设置的动态机制。建立由行业、企业、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教材建设机制, 依托企业研发适应新兴产业、新职业和新岗位的校本教材。

行动之二:立足全员参与, 培育学校精神, 促进师生发展。

培育学校精神, 形成与学校的个性相结合的一种学校主导意识, 体现学校群体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取向。一是在“校训三风征集活动”中凝练学校精神。二是在系列师生教育活动中培育学校精神, 特别是要继续践行学校“我优秀、我能行、我负责、我帮你”的德育工作理念, 以生为本, 开展阳光课间操、劳动礼仪值周等学校系列德育品牌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同时积极推行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标准化管理机制, 每日进行7S训练,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三是进一步加强学校学生社团建设和管理, 在培养学生个性特长中塑造学校精神。

行动之三:立足宣传提升, 设计学校形象, 展现学校特色。

学校形象是指学生、家长及社会公众对学校总的印象和整体评价, 良好的学校形象是学校最重要的无形财富:一是规范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编制《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手册》, 充分展示学校办学理念和文化底蕴, 塑造学校整体品牌形象。二是建设学校宣传平台, 改版校园内外网, 全面宣传示范校项目建设工作。三是继续做好校园优化改造施工工程, 精心设计校园绿地及文化石布置, 从不同角度展示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理念, 让师生在优美的环境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值得注意的是, 从教育实践看, 构建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要努力走出以“物质文化建设”替代“精神文化建设”的怪圈, 让文化真正回到师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师生, 是每一位学校管理者需要树立的重要意识。

参考文献

[1]赵中建.学校文化[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 .

3.学校文化的自觉与行动 篇三

关键词：环境治理范式；命令—控制；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环境自觉行动

中图分类号：F062.2；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1-0064-05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environment voluntary initiatives

ZHU Ho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Henan University，Henan 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The cre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 makes the principle and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tinuous evolution. Traditional order-control styl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radigm has defects，however，currently，new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paradigm，as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initiatives，also has its limitation becau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epends on the voluntary behaviors of an enterprise and is not restricted by laws and is short of enforceability. The model country，Canada，whi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lso has many problems and barriers in the process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initiatives.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initiatives do not mean that the oblig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to follow the environmental laws should be remitted，but that the enterprises should have agile and original methods based on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novation，i，e.，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an enterprise are expected to be better tha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order-control；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based on market；environment voluntary initiatives

一、环境治理范式的演进

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对环境问题认识不断加深的同时，环境治理范式也在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之中。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相对完善的环境治理范式的制度框架：(1)“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法规；(2)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3)自觉性的环境行动。其中，“命令—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是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采取的环境治理范式；到了80年代末，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得到广泛的采纳；而自觉性环境行动是在90年代逐渐兴起并受到重视的。

环境治理范式的演进是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而单一性的治理手段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范式，由于仅仅依靠指令和干预的方式，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激励性，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它不仅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在时间和指标上做出具体的规定，而且对企业所采用的技术或手段进行干预，甚至往往不加选择地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这意味着对低成本治理污染途径的忽视，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利用经济杠杆和激励措施促进企业的环境自觉性上来。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企业与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非合作性，使企业缺乏改进自身环境行为的主动性，而只满足于对法律、标准做出被动的反应。对政府而言，不仅不可能做到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而且监督的成本也是极大的。

另外，由于“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范式，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具体性的、可以用指标量化的环境问题，例如，大气污染指数的下降、水质大幅度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相对减少等。如果单从这些看得见的、具体性的环境指标而言，应该承认，在减少工业污染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改观。但剩下的问题，如对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保持生物多样性、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开发和采用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等问题，则具有不同的性质，更为错综复杂。众所周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极其精密而又高度复杂的系统，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能全面认识和评价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和后果的大小，更不用说对这些影响进行详细的测度和量化了。因此，如果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面，企业只是作为一个被动式的规制对象，而不是作为一个积极行动的行为主体，环境法规的大量出现只能是在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的成本的同时越来越限制企业的活力。特别是随着环境治理的重点从相对容易的事务——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可以给予量化的环境问题的治理和控制，向更为复杂化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环境观念和行为方式(如自觉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预防非定点污染问题以及绿色消费等)，“命令—控制”型的环境管理手段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环境治理原则和范式的重大转变。表1是对这一转变的简要总结。可持续发展不仅标志着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一次飞跃，并且激发了人们对各种形式的环境治理范式的积极探索和尝试，例如清洁生产、环境管理体系(EMS)、环境生命周期评估(LCA)、环境审计(Environment audit)、绿色供应链(Green supply chains)、绿色环境标签(Ecological label)等。这些环境行动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强调广泛的社会参与性的基础上，重视组织和个人在环境行为方面创新性、主动性、自觉性的发挥。因此，这类行动通常被称为“环境自觉行动”(Voluntary environment initiatives)。

表 1新旧环境治理范式对比表

二、环境自觉行动——一种新的环境治理范式

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振兴的关键，而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创新方面提供足够的灵活性的同时，又提供一个推动环境持续改进的政策、法规的宽松环境。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就是推动环境自觉行动的开展。

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环境自觉行动还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实施机制来取代现有的环境治理范式，但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自觉行动承认企业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在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但并不是单纯地把企业环境行为的改进寄希望于企业伦理和道德的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承认企业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逐步营造和改变企业运作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引导企业从自身利益发展的长远战略出发，积极主动地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双赢发展。正如保罗·霍肯在《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宣言》这本关于企业如何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书中指出的那样：“环境保护不应该是迫于慈善、利他主义或法律规定。只要企业仍是这样的话，它将永远都是钞票、增长和技术的规规矩矩的臣仆。”而在“新的经济的前景中(即哈肯所谓的‘恢复性经济型)，恢复环境的生机与活力与赚钱将成为同一过程。”

所以，环境自觉行动是基于现有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使企业在环境创新方面有足够的灵活性和独创性。针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政策环境，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使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最为节省而有效的途径来应对复杂的环境问题，也有能力在投资运作方面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做出适当的权衡，从而走上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持续改进相协调的发展之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环境自觉行动”(Voluntary environment initiatives)的定义是：“包括一切自觉性的、并非法律或法规所强制要求的环境行动；包括制定环境行为准则、方针，建立能够促进组织在环境方面持续改进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承诺，开展环境审计，编制环境报告，第三方认证以及同政府订立旨在改进环境行为的协议等具有广泛内容的途径和方法”。

其中，环境自觉行为准则(Voluntary codes of conduct for the environment ，简称Voluntary code )由于能够为实现《二十一世纪议程》中第30章的“要鼓励商业和工业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引入并履行能够推动最佳环境行动的行为准则，例如，国际商会的《可持续发展章程》和化工行业《负责任的关注行动》”提供总体性的环境指导方针，而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之为“可能是最核心(essential)”的一项环境行动。

自觉性原则也是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EMS)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种自觉性原则，一方面体现在EMS的自觉引入和自觉认证的原则上。EMS不是要求每个企业或组织都要严格遵循和强制认证的标准体系，相反，它鼓励组织根据自身实际，制定适合于自身情况的环境目标和指标体系；选择适合组织自身条件的环境管理体系，并追求EMS组织同现有管理体系的有效整合，从而使企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来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另一体现自觉性原则的方面，是EMS的灵活性原则。由于不同的组织所处的经济和自然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作为一个力求在世界范围内通用性的标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其必要的特征之一。它允许组织和各个国家制定适合于自身需要和条件的环境指标和目标体系。尽管如此，ISO14001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对组织环境目标和指标的放任，它不仅要求在组织的环境方针中体现组织的环境目标和指标，而且要求组织的环境目标和指标在符合现有的环境政策和法规要求的基础上能够体现持续改进的原则。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不具备强制性的环境质量认证体系，ISO14000系列的出台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环境治理范式的一次重大改进。对于那些主动地要求进行认证的企业来说，不论其背后的目的如何，至少它表明了一种行为上的庄重承诺。

三、加拿大在环境自觉行动方面的情况

众所周知，加拿大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成就，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ISO14000系列就是主要在加拿大环境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制定的。在加拿大，环境自觉行动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大多数自觉行动不外乎以下四种类型中的一类：

第一类环境自觉行动是签订行业环境行动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s，MOU)。其中一个例子是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克莱斯勒、福特、通用等公司同加拿大环境部所签订的减少永久性有毒物质以及其他环境污染物的理解备忘录。其他已经签署了类似MOU的行业有加拿大金属精加工商协会、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奥兰多纺织协会等。

第二种环境自觉行动是由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本行业的环境行为标准，促使其会员改进和提高各自的环境表现。例如，加拿大化学工业协会的《负责任关注方案》(the Responsible Care Program)和加拿大农作物保护学会编纂的《仓储标准》(the Warehousing Standards)。

第三种是公司主动改进环境表现的自觉行动。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尽可能减少废物排放所造成的污染和环境事故的发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和公众形象的损失，提高相关方对企业的信心，使企业能够在内外协调的环境中持续稳定地发展，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司的重视。实践证明，通过考虑自身的利益激发企业改进自身环境表现的举措，能够使得环境和经济都受益。

第四种环境自觉行动就是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EMS)的实施和认证。企业实施ISO14001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克服绿色贸易壁垒。尽管大多数的贸易壁垒在最近几年已经逐渐消失，但在实践中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环境方面的法规、标准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形成新的非关税性绿色贸易壁垒。ISO14000作为实现污染预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力工具和手段，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为了避免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那些希望在当今世界市场成功竞争的公司不得不慎重考虑按照IS014001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第二，提升企业形象。一个企业或组织可以通过对该标准的成功实施，使相关方特别是客户确信它已建立了妥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从而提高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增强员工以及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一般更为常见的是客户或顾客要求或期望他们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做出有利于环境的举措。

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拿大政府在寻求改变传统的规制型的环境管理措施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其中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是《加速消减/消除有毒物质计划》(the Accelerated Reduction/Elimination of Toxics (ARET) program)。该计划尽管不是加拿大第一个自愿行动计划，但是它代表了第一个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正式的环境自愿行动。该计划的目标主要是有效地消除30种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有毒物质的排放以及将另外87种有毒物质的排放减少到无害的水平。在刚开始的时候，该计划虽然受到企业界的欢迎，但并没有得到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后者更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行为的管束。该项目吸引了来自9个工业部门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上述物质的排放大户，因此也易于受到政府环境法规变动的影响。截至2000年，已经有来自171家公司的318处设施加入到了ARET计划中去，并且总共减少了75%的ARET物质排放。尽管存在着不足之处和不确定性影响，总体而言，在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帮助企业减少或消除有毒物质排放方面，ARET计划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另一个非规制性的环境政策尝试是1997年加拿大环保局(Environment Canada)和安大略省环保局与一家名为Dofasco的钢铁公司所议定的一个为期5年的环境管理协议(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greement ，EMA)。尽管在此之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已经与几个产业部门议定了一些以部门为基础的环境管理或环境行为协议，但他们还没有单独同一家单独的公司签订类似的协议。这个EMA不仅代表了企业改善自身环境行为的承诺，而且为加强政府部门与钢铁企业的关系设定了标准。它所设定的企业环境行为目标不仅超出了现有的法规要求，并且把联邦和地方政府的目标置于一个综合性的协议之中。该协议还提供了一个企业与政府部门进行谈判的机制。这个协议设计了范围广泛的环境问题，其中包括了空气质量、能量利用、水质量和废物管理等。值得注意的是，EMA协议中一般都规定，在企业不能达到其承诺时，允许政府撤销协议而代之以适当的规制措施。这一方面使政府在必要时刻能对企业行使权力和控制，另一方面也使企业清楚协议并不能使它逃避相关的法律责任。无论对于企业还是政府来说，EMA 具有相对小的制定和实施成本。自从签订了EMA之后，Dofasco公司环境绩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实际上，在推动和实施环境自觉行动的方面，加拿大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障碍。其中一个明显的障碍来自一些相关方对自觉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尤其是对环境自觉行动所带来的环境改进的怀疑。尽管如此，环境自觉行动还是在促进企业、政府和公众通力合作来发现和解决重大环境问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得到和提高来自各方面对自觉行动的支持和信心，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行动的落实、行动结果的报告以及尽力减少“搭便车”情况的发生等。可以相信，随着环境自觉行动的广泛开展，政府和企业共同寻求改善环境表现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将成为可能。加拿大企业界则认为，更加节约的运作、更热情的服务以及更加负责任的环境表现将促进他们全球贸易的开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

四、讨论

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制度框架，政府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动态性、广泛性等，仅靠政府制定一些有关环境方面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不仅不能反映和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要求，也不能保证这些政策规定在各方面真正得到贯彻落实。面对严重的环境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需要发挥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我们面临的多数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迫在眉睫，而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觉悟需要一个过程，同政府的政策法规一样，环境自觉行动至少在目前来说，有其局限性，只能作为一种良好的趋势加以引导、培养和鼓励，还不能在当前的环境工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

(1)由于环境自觉行动一般都是自发性的以自律为主的行动措施，没有普遍的强制性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有可能出现“搭便车”现象(free riders )——自己不付出而获得集体行动的利益。这种行为有时会使集体的努力毁于一旦。由于不在法律的约束之下，最多受到谴责而已。这种现象在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条件下也会出现，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积极性。

(2)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在许多方面，对环境因素的确定及其影响的评价和认识上，仍存在诸多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全球环境工作的开展。在重大的环境影响方面，如果仅靠社会的自觉性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也有失社会公平。所以，在一些重要方面，必须由政府制定广泛遵守的环境行为准则、质量标准以及禁止性规定，并确保其得到有效的执行。

(3)由于自觉性行动一般都是根据地方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出发采取的行动和措施，这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行为标准。这不仅会影响到一个行业的整体形象和环境行为的可信性，也不利于整体的协调和公平合理的竞争。

(4)由行业或单个组织发起的环境自觉行动，虽然对本行业或本组织的环境行为的改善有积极作用，但是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可持续的消费范式的形成、社会教育问题、贫困问题等)，需要更为全面系统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自觉性原则是环境自觉行动的主要特征，行为的实施依靠的是企业的自觉性，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而缺乏强制性，所以该原则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有争议的原则。对于那些支持环境自觉行动计划的人来说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他们认为这能够使企业或行业组织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环境行为规则，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减少环境治理的社会成本，从而有利于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批评者则对此持有很大的怀疑，他们的理由是：虽然某些企业或行业组织能够使其制定的环境准则对其成员有约束性，由于不具法律的强制性，很难保证其得到严格遵守，另外它也不能对其他的行业或协会起作用，在以“成本—收益”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很难得到切实执行。实际上，尽管批评者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正如上面所述的那样，环境自觉行动并不是完全建立在企业的“善举”或者说“利他主义”的基础上的，而是企业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形势在对自身利益仔细权衡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选择。另外，从加拿大政府与企业所签订的EMA协议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环境自觉行动并不意味着免除企业遵守环境法规的义务和对企业行为的放任自流，而是希望企业的环境行为能够比法律规定的更好。

参考文献：

[1] 明正东，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环境政策——自觉性环境协议及其思考[J].中国环境管理杂志，2001(4).

[2] 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宣言.戴星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 Stern Andreas，Upasena Suj. ISO14001：Implementing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ystem[EB/OL].http：//www.ellipson.com/download/ebooks/ebooks/ISO14000，pdf，1998.

[4] UNEP. Voluntary industry codes of conduct for the environment[R]. 1998.

[5] OECD. Voluntary Approaches：Two Canadian Cases[R/OL]. http：//www.oecd.org/env/va.

4.文本解读与文化自觉意识 篇四

我们可以这样说, 现在也还是一个对传统文化亟待认同、对世界文化也亟待吸纳的重要阶段, 也是把握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 确立自我本位与开放胸怀, 把握传统又兼收并蓄的重要阶段, 还是我们加强文化自主能力, 在历史转型时期确立文化自主地位的重要阶段。对于我们个人、群体, 乃至民族, 能否尽快地建立起自我认同感, 尽准确地作出自我定位, 尽早地走出抵牾的痛苦和盲从的迷惘, 真正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自我和外在世界, 也都关涉到“文化自觉”的问题。

“文化自觉”听起来好宏大吧?可是, 我们想想, 文本解读本质上来讲, 不就是一种文化解读么?我们做文本解读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学生呀!是呀, 我们面对的是人, 是成长中的人, 是要面对自我和外在世界的人啊!那么, 我们再想想, 当下的文化形态、人们的心灵面貌以及从个体到集体的精神需要, 对文本潜隐的文化内容、文本解读方法的认识、文本与生活的关系、文本的当代意义, 以及文本的文化定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文本与其它形式创作的联系等, 我们做老师的, 要不要身先士卒作一点反思、探索和构建呢?在文本解读中去捕捉文化元素, 透析其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 进而在文化系统中去反诉文本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人本价值、时代意义和当代启示, 这对文本解读而言, 是不是也值得尝试呢?下面, 我与大家分享我的一点实践。

首先, 说说主流文化意识与非主流文化意识的渗透吧。

就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我们说的先忧后乐、忧国忧民, 就是主流文化意识。放下它, 我们再来看景观描写的观察视角, 渗透的就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理念, 见得的就是“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的“三远法”, 视线在流动、转折中体现的就是节奏化、音乐化的心灵俯仰、宇宙观感。这种宇宙观感, 既渗透着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天人哲学, 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发端之一, 这也是主流文化, 它通融在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分离的门类之间。从这些角度来看语言华章里的节奏感、音乐感、绘画感, 文本的解读就不会只是局限于一个主题思想。我们再看看《梦游天姥吟留别》《琵琶行》《李凭箜篌引》等经典篇目, 乃至摩诘之诗画与苏轼之鉴赏, 就能发现, 在文学里, 赏出绘画的美感, 在绘画里, 品出文学的美感, 不仅是创作者所致力而为的, 也是鉴赏者所能为的。

再读读谢朓、王勃、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王安石、陆游的诗歌, 不也体现着流转的观察视角、鲜明的空间结构和强烈的的宇宙观感吗?不管是收纳无穷于胸怀, 还是致知格物以穷理, 都和解着自然与自我、无穷与有限的内在关系。这些文学文本能带给我们安顿感、愉悦感, 不是因为它发现、披露了自我与自然、有限与无穷之间的对逆、矛盾, 也不是因为它通过说教使自我屈从于自然、使有限妥协于无穷, 而是发自内在地以一种和谐的、从容的、彼此享受的态度来对待人与外在的关系。我们看范仲淹写“乐景”, 人乐其所乐, 再看他写“哀景”, 人亦哀其哀, 在乐景与哀景之间, 他也有沉浸享受的态度;即便他说“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乐与悲的浸入和包纳, 而恰好, 这种先忧后乐所切中的, 正是这种对世间万千变化以至无穷的包纳, 对自我与外在之间作出的融会与和解。

这种融会与和解, 也是我们在文本处理中可以去渗透的主流文化理念。我们说开去, 《前赤壁赋》《醉翁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大量篇目不都体现了这个问题吗?个人与宇宙、历史, 与朝廷、民间, 与人文、自然之间, 不都是有一个自感矛盾进而力求化解的过程吗?它们之所以能安顿我们的心灵, 我想, 并不在于我们读到人与社会的矛盾时能感受到相似的伤感与痛感, 或是有一个穿越时空的、可同病相怜的对象能让我们佐以自慰, 而在于其中都有一个较为进步、趋向圆满的化解。这种化解, 靠的就是这种包纳与吞吐, 这种对有限与无限、自我与自然的平衡。对于因之生发出来的, 在语言的形式与音韵上所表现出来的和谐与律动, 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 会有更深入的体验, 而这一个时期文学所特有的内敛气象、美学思想、理性精神, 文学家伦理化、心性化与自我精神本位互为交错的人格模式, 还有庆历年间宋代散文因物而起、以意摄物、身与物化、物与情和的审美转化过程, 乃至诗文、绘画、哲学、政治等领域彼此通融的现象等等, 我们也便会有洞悉的冲动。

主流文化是我们解读文本的一个重要尺度, 但主流文化远不是只有工具意义上的修齐治平, 而是要力求感受、摄取其强大的凝聚力、吸收力与和解力。像学生们所接触到的古代文学家很多人首先可能就是一个儒生、一个士人, 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或者其他, 他们的骨髓里面必然有儒家的东西, 我们就要注意其共性的、承续的、演进的文化精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与杜甫的忧国忧民是有所不同的, 但包纳的胸怀与对生民的责任, 是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必须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的, 是非主流文化, 我们也要给它认同的空间。那样, 我们就不一定要去附会《论语》《孟子》的思路, 或像赵鑫珊先生那样去解读庄子的冷眼与热肠, 谈仁爱和责任;读陶渊明、李白、苏轼及其他众多文学家的作品, 也不一定要认为那就是牢骚、退避, 我们多一些对庄子思想的认识, 也就会发现中国文学中潜隐着这样一支文脉, 它是非儒家文化所能涵盖和诠释的。这种和而不同的生命哲学同样满足了心灵的栖居, 并赋予人们以清新、轻逸、柔韧的人格之美。此外, 诸如禅宗的艺术精神、美学思想和生命境界, 也是可以去了解、认同、渗透的。像在宋代文学作品的研习中, 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谈到理学, 理学对文学家、文学文本的影响, 而理学与佛学之间的紧密关系, 也是很有必要去了解、探究的。不独理学的具体观念、角度, 连同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理学精神, 就是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审美取向上出现的“圆满”, 也都是与佛学密不可分的。我想啊, 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我们都多一些认识、认同, 我们在文本解读中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眼光与受益呢?

再说说精英文化意识和大众文化意识的渗透。

中学教材入选的戏剧并不少, 《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 它们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戏剧是要在舞台上唱的、演的, 是要给人看的、说的、想的。也就是说, 这些文本是有声音的, 有表情的, 有演绎的, 有观众的。这就涉及到文学文本、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定位问题了。

以《西厢记·长亭送别》为例, 我们赏析这段文本, 一般是先确立一个时代环境, 再确立人物关系和情感主题, 再进入到至情之情。但《西厢记》依然是遥远的, 作为剧本, 它还比一般的白话文小说多了一些阅读障碍, 而文本中流淌的音乐感、节奏感, 以及应景的绘画美, 用字、韵脚落在人的心头可能会激起的波浪、催人流下的泪水乃至对人的心性所带来的影响, 都会削减。既然不听戏, 何必入园子?既然入了园子, 何不听听戏?所以, 作为读者, 同样是需要观照文本类型, 进而对自身作出文化接受的身份定位的。

再来看看《牡丹亭》, 从文本来看, 它的读者就不是普通的劳动群众, 而是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这样的剧本, 作者首先的出发点, 是抒发心声, 赞美性灵, 他不像是为博取观众, 他的观众更像是他自己。对作者有了这样一个定位, 作品中的“至情”便超出《西厢记》极力要表现的不受世俗功名门第之限的“至情”, 更多地融入了人性的自觉, 融入了对生命、性灵的呼唤与赞美。而相比之下, 《桃花扇》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剧作的基调同样是伤感, 《牡丹亭》是要热烈地抒写、赞美、呼唤性灵的觉醒, 《桃花扇》却是要表达一种亡国的痛苦与命运的虚无;同样是绝望, 《窦娥冤》是要用乐观的精神来构建一个大团圆的世界图景, 而《牡丹亭》却是用悲观的精神来描绘一幅毁灭的世界图景;同样是死亡, 《窦娥冤》是用死而不已的精神来对抗现实, 而《牡丹亭》却是用死则死矣的面貌来对抗现实……每一部悲剧里, 都有一种最深刻的痛苦, 而这些剧作之所以能有千百年不朽的人文价值, 就在于它们都是最直指人心的。演绎这些戏剧, 无论是京剧、昆曲还是黄梅戏等形式, 我们更需要考虑的, 不是去寻求一种简单的标准来界定它们的地位, 而是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尽可能丰富地探究其中的文化品格和审美内涵, 去理解特定的文化对文学文本的作用, 从文本研习中去探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感、个人价值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的密切关系, 以及在这些文化形态中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文学产物。

即使是将《牡丹亭》与同时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 我们也不能因之而说哪一个戏剧的艺术更加高明, 它们处在各自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中, 凝结的是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最高的审美艺术。这中间同样涉及到戏剧的受众, 包括文本的读者和演员的观众、他们对作品的评判标准和认可程度, 以及这些戏剧所立足的人本范畴及其产生的时代性意义。我们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 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评判标准、认同范畴、审美取向, 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后, 或许也会有意识地将影响文学的诸多因素传导给学生, 让学生更多面地触及文学的生成与接受, 进而使文本的解读焕发出应有的活力, 并真正对应、致用于当下的文化反思中去。

再如, 《三国演义》《水浒传》, 在文本解读中, 首先要有的意识仍然是文化意识, 它是诞生、流传、发展再集成于市井之间的一种文化产物。现在学者研究出来的结论是, 《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的创作, 《水浒传》也不是施耐庵的创作。因为这些作品既不是这一个特定时期而有的特殊产物, 也远远地超出了某一个个体文学家的才华限度, 应该说, 它是几百年来民间文化发展到这一时期的结晶, 它代表的是几百年来的大众文化的巅峰;而我们一贯以为的作者, 他们至多只是在这种大众文化的发展、传播、接受过程中的记录者、整理者、编纂者。那么, 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为什么同时也是成熟之作呢,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自然有了答案呢?这个研究就充分地反映了文本解读是离不开文化意识的。这种文化意识, 会使我们多一份质疑地对待文本解读中很多看似合理的视角、思路、结论, 也能激发读者在回溯这些作品的累积过程时, 重新审视这个民族普适的、并期以承续的文化精神, 甚而比较今天的大众文化, 将产生这些文化的现实语境与历史语境、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文化需求加以比照, 多一些对文学文本、文化精神的认同与质疑、审视与反思、探索与创新。

最后, 我想简单说说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意识。

说到民族文化与世界交流, 我们的教材里有一篇《拿来主义》, 鲁迅先生以颇为讥讽的笔调谈到梅兰芳先生对外交流京剧艺术, 对于这种民族艺术究竟能引起多大的世界反响, 鲁迅先生是质疑的。事实是, 梅兰芳先生的确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戏剧艺术。几十年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段往事和鲁迅先生的文章, 对我们认识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是否也会有些启示呢?的确, 我们可以从梅兰芳先生身上体会到, 对文化艺术的虔诚、对民族文化的坚持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地域和时代局限的, 在当下这个更为开放的时代, 民族文化本位意识及文化传承却不是太甚, 而是太不够。再看看鲁迅先生, 他的民族责任意识与对时代需要的敏感, 对我们认识时代责任与内在需要又是有警示的。我们在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的同时, 也要看到, 我们还需要有站在文化之外来看文化, 站在国门之外来审视自己的态度。在文化自觉、文化反省的进程中, 我们需要有异域视角进入本土文化, 也需要进入异域文化视角而审视自我的文化形态。

有了这种渗透意识, 我们再来看《楚辞》之“物哀”精神与以川端康成之《花未眠》为代表的日本文学所崇尚的“物哀”之美, 再来看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伤”精神、一些典型的感伤诗歌在唐代的兴盛及其对日本、韩国等外族文学与文化所产生的深度影响;再来看关于哲学所探讨的“存在”“孤独”“生命”“爱”等哲学话题及中外相关作品, 如《人生的境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我活着是为什么》等篇目, 我们要获悉的就不只是民族之间的文化土壤差异带来的视角差异, 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所共通的、生命的、性灵的、伦理的、知识的等层面的问题, 我们是可以在对话中达成和而不同、互为协助的文化关系的, 这种相生互爱的文化意识, 渗透在文本解读中, 便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定位上, 都能多一些自觉性和自信力。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这也是在文本处理过程中可以有的文化意识。我们只有在确立了本土文化地位, 又兼容并包外族的多元文化, 并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以顺应我们本土文化与个体发展的内在需要, 也顺应当下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共同需求。而在这种文化自觉活动的实践过程中, 文本解读对我们的作用还是非常直接、有力的。

5.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篇五

关键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31-02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对文化的消费和需求越来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及党的指导思想与大国崛起的时代发展要求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各国以本国文化为基础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文化交锋也更趋激烈。因此，深入认识文化本质，深刻理解文化发展规律，大力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重视的工作。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本质上是其文化的崛起。文化从哪里来？根本就来自于本民族传统的继承，还可以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文化要往哪里去？向未来去，到人类文明更高的发展阶段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两个词来表述，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就不能认清自己的文化坐标，不能理清自身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今天的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而文化自信就是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好的注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以积极的心态去发掘文化，以强烈的责任感去追求文化，以历史的使命感去探索文化。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一个国家的国本，就是对本国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信；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必然是在本国优秀文化为内核基础上吸收全世界优秀文化，形成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文化气魄。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自觉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开展文化建设，即文化自觉。自觉这个词含有自发、主动、积极作为的意思。文化自觉，就是能够自觉地去认识文化，用文化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指挥自身的行动，就是用文化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是要求人们从“人”本身出发，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自身与他人，而不是仅仅从物的角度来解读这个社会。

2008年发生在上海闸北区的杨佳袭警案就是一起值得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的典型案例。本案发生后，针对杨佳袭警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中关于此事的讨论和争辩也十分激烈，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部分网友把杨佳称为义士，另一部分人则说他是杀人狂。从这正反两方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它鲜明地反映了因为文化价值的差异而造成的判断有多么的不同。说杨佳是义士的人，其文化价值标准可以说是《水浒传》中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说杨佳是杀人狂的人，则是从现代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出发做出的文化价值判断。针对这样一起案件，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充分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价值判断标准出现了紊乱。“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评价，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当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物质基础差异很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群在文化上的差距同样如此，甚至差异更大。

文化上如此大的差异，更加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传统文化的逐渐复兴，原先人们公认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取向被不断冲击。作为执政党理念的共产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乃至是各种亚文化都有不同的受众，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固然可以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如果不能形成一种主流的社会文化，不仅会让许多年轻人产生文化虚无的误解，更有可能造成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严重社会冲突，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看不惯所谓“80后”、“90后”的根本原因。即文化价值标准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因此，面对当前的文化转型，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实现价值观的重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样一个价值观重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过程。如果不能自觉地发展、宣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用它去占领人民思想文化这块阵地，那必然会被传统的、宗教的、西方的，甚至是颓废的和反动的各种价值观所占据。因此，文化自觉的行动主体就是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8200万党员就是执行这个战略的主力军，这也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首先需要广大党员的文化自觉，自觉把这一体系进行发掘、宣扬和实践。以此带动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可这样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形成新的主流文化和价值判断，最终成为一种大多数人的自觉，这才是共产党人应该也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事业。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

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自觉开了一个好头，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文化自信。其实中国的文化不自信如果从历史上来看，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逐渐丧失，特别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对于中国文化的质疑就开始产生了。如果说洋务运动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试图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那么到了“救亡”与“启蒙”之争的“五四运动”，随着“打倒孔家店”的提出，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达到了顶峰。作为后人，我们不能苛求前人面对亡国灭种危险时剑走偏锋的极端态度，不过这些现在读来依然犀利的口号，可以说是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困境时文化上的自然反应。

面对西方这位粗暴的“老师”，中国这个“学生”不断地求索，最终请来了马克思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中国共产党人以“造反有理”的新文化，从基层出发，经过近30年的浴血奋战，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他们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封锁，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发展在事实上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在这种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过程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化自信不断确立和不断发展的历史。如果没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信，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在落后的旧中国种下马克思主义这朵美丽的文化之花。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朵美丽的文化自信之花结出的果实。

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整体陷入了低潮。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在世纪末高呼自己的胜利，他们判定这个世界的文明终结了，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最合理的制度，资本主义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其中的典型代表者莫过于“文明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虽然两者内容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最高峰，那就是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被证明失败了，历史终结了，人类文明从制度上已经达到最高峰，只需要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修修补补了。而其他如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和西方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矛盾的主要冲突点。但众所周知的是，整个西方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源、科技、资本和话语权，所以，它深层的含义就是这个世界到最后只可能剩下现代西方文明这一种社会发展模式。

然而，“中国模式”的出现，是对这些理论无声而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认清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体现出的就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就是这一文化自信的现实体现，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文化自信以及为人类未来文化发展之路不断探索的天下胸怀。

当然，今天的中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文化的转型也不可能脱离这一社会存在。因此，中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文化不自觉和文化不自信的问题。文化上的不自信根源于文化上的不自觉，如果没有文化上自觉地去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自觉地去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自觉地去学习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前辈的优秀理论，那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就不会明白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前进。那些每天只会高喊西方“普世价值”的人，骨子里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最近几年在中央党校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就是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的深切勉励和教诲。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向文化进军的冲锋号，这是时代的潮流，也是时代的选择。中华民族要实现的伟大复兴，不仅仅应该是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更需要的是文化上的伟大复兴。只有自觉地完成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自觉地完成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与吸收，自觉地学习、继承、完善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大众化与时代化。只有自觉地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才能在学习他们的同时在实践中不断超越他们，才能把真正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韩毓海，等，著.人间正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