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通用6篇)
1.调整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篇一
女性如何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心得体会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赢在中国》节目,评委对参赛选手提出了当工作和家庭发生冲突时你该怎么办?,当场每个人的回答却大相径庭:其中有两人的回答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另一个人的回答却是要视事情的轻重缓急而定。闲来细想,我还是赞同后者的观点,尤其是他在答辩时的一句话很值得人深思:如果把家当作事业来经营,把事业当作家来爱,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是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女同志来说,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的特殊性决定了女性的需求除了在工作中实现外,还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如结婚、生育、承担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对父母的照顾等。因此,女性的发展更具复杂性、矛盾性。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工作和家庭是一对矛盾体。工作搞好了,会给家庭带来收益和欢乐,而工作不顺心也会使家庭乌云密布;同时家庭生活的优劣也会反作用于工作,使工作或成或败。要处理好这对矛盾体,客观上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生活计划,而主观上自己对工作、对生活积极热情的态度也尤为重要。生活像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也会给你微笑。
我们都知道工作是幸福家庭的保障,而美满、和谐、幸福的家庭能促进我们更好地工作。家庭是一个温馨的心灵载体,是我们生存和事业走向成功和辉煌的后盾。在社会里无论我们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在家庭中,我们仍是普通的一员,作为女人,应该也必须有担负起孝敬老人、爱护妻儿、教育好子女的责任。现实生活中,夫妻在情感的表达、情绪的理解和行为感知方面,有着极为不同的方式,我们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考虑问题,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情况,努力去维系一个实实在在的幸福之家。许多人渴望在攀登事业高峰的同时能成为好妻子、好母亲,走二者兼顾的道路,成为有孩子和家庭的成功职业女性。这两者就像天平两端的砝码,有一头偏沉,天平就会失衡,工作和家庭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没有必要把工作与家庭截然分开,相反,可以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只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就能做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但是,当工作和家庭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平衡呢?我认为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有一下几点:
(1)系好感情纽带。家庭是事业的巨大支柱,一个女性在事业上奋斗离不开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对此,作为妻子首先应在感情上给予丈夫充分的满足。感情是家庭的纽带,无论工作多忙,都不可置丈夫的感情需求于不顾,当丈夫事务繁忙的时候,病倒在床的时候,事业受挫、苦闷彷徨的时候,或为生活的重负精疲力竭的时候,妻子若能送去温柔亲切的话语、体贴宽慰的爱抚或风趣幽默的笑谈,都能给对方精神上带来极大的满足。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玫琳凯女士就是一位在平衡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上做得很成功的一位,她处理家庭与事业关系的诀窍就是换帽子。玫琳凯说,女人有多重角色,要做女儿,要做母亲,要做妻子,要做管理者,要做领导者,这样多的角色,一定会很累,因为有很多顶帽子,但是如果你把帽子戴好了,不同的时间段戴不同的帽子,你就会很轻松,就能平衡得很好。她的做法是,早上出门,戴上管理者的帽子走进办公室,下班后,先把管理者的帽子摘掉,戴上妻子的帽子,回到家里就全身心的去对先生,陪先生聊天,陪先生看电视;当她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又脱下妻子的帽子,戴上母亲的帽子,全身心的放在儿子身上面。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不断的换帽子,从而使角色冲突变成角色平衡,这就是戴帽子故事,给我们的启发。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向往的一种生活模式,但不是人人都能获得这样的生活模式,就象事业需要学习经营一样,家庭也需要经营学习,成功一定有方法,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也有方法,关键在于我们要用心去学习与经营。作为女性必须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只有实现二者的平衡,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卓越,实现家庭的和谐。(2)寻求平衡点。作为女人,把会把事业和家庭都打点的几乎没有一点瑕疵,这非常艰难,那么,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平衡。在探寻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儒家哲学中的中庸之道和老庄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是实现女性平衡之道的非常实用的一种哲学思想。我们常讲,清官难断家务事,维持一个家庭幸福美满的要素更多靠的是情感而不是道理,所以通常在家里的情况是有理说不清,其实也不需要说清,正应了庄子那句名言,难得糊涂,在事业的道路上要明白,而在家庭的关系上要糊涂,多一点糊涂,就少一点冲突,就多一分和谐。治理家庭应该是中庸式的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也不是有为,而是无为,有了这样的哲学治家理念,家庭的和谐程度将大大提高,家庭和谐了,必将有利于促进事业的发展。当女性有足够的能力在事业上打造出自己的一块天空时,往往忽略了自己所必须承担的另一半责任。而这种责任,有时并非能力所不可及,很大程度上是价值天平上发生了倾斜,家庭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是女性生存和事业走向成功和辉煌的基础,女性无论在外面是多么重要的社会角色,在家庭中仍是普通的一员,有责任担负起孝敬老人、关爱丈夫、教育子女的责任。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在情感的表达、情绪的理解和行为感知方面,有着极为不同的方式。这就很容易在共同生活中发生理解和感知的错位。因此,要注重夫妻之间的沟通,了解两性的性别差异,善于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才能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
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最重要的在于平衡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冲突与矛盾,最突出的就是角色的冲突,即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失败的女人往往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在社会上是倍受瞩目,但是到了家庭,还要求她做贤妻良母,这对于她来说,两个角色的变换太快而使她无法摆正。如何正确处理好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化角色冲突为角色平衡,是摆在每一位女性面前而且必须妥善加以解决的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妇女事业的发展,在我们看来,真正成熟、成功的女性,不仅是社会角色的成功扮演者,也是家庭角色的出色扮演者,是多重角色的完美统一。因此,女性应该突破思维定势,学会将女性多重角色和谐统一起来,作到事业上发光发热而不失家庭温暖,真正实现鱼和熊掌兼而得之。
无论你在事业上如何功勋卓著,不管你在职场上怎样叱咤风云,回到家中,你便是公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一家之主妇。因此,继续板着面孔,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男子汉大丈夫最怕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尤其是对于比自己强的妻子,一句盛气凌人的话、一个不屑一顾眼光,都会深深刺伤他的自尊心。因此,事业型女性不仅要注意回家后及时进入自己的主妇角色态度平和,而且应毫不掩饰地展现自己的娇柔之情,使丈夫感情上得到满足,心理上得到平衡,有了这些还怕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吗?(3)找好结合点。把生活和工作放在一起去计划,有计划地去完成你的家务事,一次出行办完所有的跑腿任务,尽可能地进行批量采购等等,这是节省时间,获得乐趣的有效方法。同样的,制定出来一个包括所有重要日期的家庭日历,别忘了给孩子老人老公过生日这样的重要日子,就能赢得家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我始终认为:记住家人的一些重要日子应该是女人尽到的职责!事业型女性一般都有较明确的追求或身负一定责任,工作繁忙,时间紧张。若要求她们像一般女子那样对丈夫无微不至、事事周全恐不现实,重要的是讲求关心的质量,关键时刻,紧要环节要照顾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了解什么是丈夫、孩子的特殊爱好和最需要你的时候。如有的丈夫希望周末能有夫人陪伴品茶听戏;有的丈夫喜欢节假日全家郊游;有的丈夫很重视生日、结婚纪念日等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孩子则要求母亲务必出席家长会等等。这类事情一般都是稍加留意就能注意到的,作为女性应在可能的情况下排开日程,尽量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4)寻求支持点。第三,要学会与家人的沟通,以得到家人的支持。一项调查显示,妇女在选择工作场所的条件,有60%的受访者,将离家近视为第一要素;58%的人认为上班时间可弹性调整是重要因素;30%的人将工作时间短列为优先考虑;只有16%的人认为薪资和能力相当是重要的。由此可见,职业妇女对于家庭的重视,似乎更在工作之上。这个现象,尤其是在家中有年幼的孩子时,更为明显。将孩子的成长放在第一优先的女性,必须认识到:此时工作和婚姻生活的重要性,势必会相形降低,可能只能拿个六七十分。这时,必须与配偶进行沟通,以取得对方充分的支持。工作上,也必须认清:在这段时间内,升迁和加薪,或许都与自己无缘,坦然处之,爱其所择。有些女性,可能仍会以工作为第一选择。此时便须找到可以托付的保姆,照顾子女,工作之余,更要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间,并加强心理建设,减低自责感。总之,已婚职业妇女,要建立一个模范家庭,必须和配偶沟通,取得对方的了解和支持,分担部分家务及子女教养的责任,才能使工作和家庭均衡发展。
尽施母爱。母爱是人类最神圣的爱,是不可取代的爱。唯其如此,事业型的女性常常为自己的子女未得到足够的母爱而深深自责。一些成功的事例表明,解决这一矛盾较好的办法,首先是要把施之母爱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既要在宏观上运筹帷幄,又要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居里夫人对两个女儿的母爱主要体现在人格的塑造和才能的培养上。女孩子胆小,她就对她们提出四不怕的要求:不怕天黑、不怕打雷、不怕盗贼、不怕流行病。为此她多次亲自带着她们荡秋千、玩吊环、爬绳子、骑车远游、海中游泳、山中旅行,甚至在战争的炮火中去抢救伤员,经受锻炼。同时对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她也从不放过,不仅对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都作出妥善安排,而且对小女儿艾芙的过于追求时髦的缺点及时给予提醒和纠正。指出她的化妆不够端庄,衣着不够得体等。在她的严格教育和培养下,大女儿依丽娜成长为全世界继居里夫人之后的第二位女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小女儿也成为颇有成就的音乐家。对事业型女性来说,充足的业余时间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因此需要利用吃饭和做家务等一切时间,多听子女们诉说自己的想法,以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思想脉搏,用表扬、鼓励、理解和安慰为主的方法,尽量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其次是要注意在孩子们心中树立父亲的威信,力求把慈母严父的爱融为一体,互为补充,以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
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无论有多高,在丈夫面前都是妻子,在丈夫面前,不妨表现得弱势一点。不少真正事业有成的优秀女性,反倒会把家庭问题处理得游刃有余,那是因为她们懂得与家人和丈夫相处的艺术,她们懂得如何尊重自己的丈夫。在夫妻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女性要多向欧洲女性学习。欧洲女性无论在外面做到什么职位,在家里对丈夫都非常尊重,会为丈夫准备可口的饭菜,也会把丈夫的衣裤熨得笔挺。工作中的问题,一定不能带到夫妻关系中来。
事业成功了,家庭却解体了,遭受这样痛楚的女性不在少数。女性事业成功,是很值得自豪,但不少人为了打拼事业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譬如说没有婚姻,或者没有时间生孩子,也或者让自己承受了太重太多的压力,她们很少会用心来思考什么是幸福。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回归家庭。
女性社会地位高,甚至比丈夫社会地位高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女性一定要明白,在外面的职位和风光只是一种社会属性,这是与家庭中完全不同的,要学会展现女性的魅力,学会包容,绝不能因自己的强势而使对方感到压抑,否则,总有一天,他会用种种方式进行反抗,而这种反抗,往往会令你无法忍受,痛苦不堪。另外,要懂得有舍才有得的道理,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些东西。譬如说,为了能较多地照顾家庭而放弃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为了能与家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而放弃一次外面的聚会,为了能陪伴丈夫外出旅游一次而放弃一些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
女性做事情往往很投入,一名成功的女领导,当自己的事业处于上升期时尤其如此。这时候,也最容易忽视家庭和丈夫的感受,丈夫会因此而发出抗议,矛盾也会因此而起。遇到这种情况,女性应该反思如何让自己更好地安排时间,如何让自己和亲人有更多幸福的感受?做为一名女领导,可以努力栽培下属,提升他们的能力,让自己从某些事务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尽量避免事事亲力亲为,让自己的重心刻意地向家庭偏重些。
最关键的一点是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当你发牢骚说:太糟糕了,我工作得太辛苦。我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我几乎要崩溃了。要承认是你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要得到生活的平衡,不妨认真思考一下,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自己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如何才能使自己感到幸福。这一切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什么排在第一位,什么放在最后,然后按照这个排列去生活。
有意思的是,从我们局外人看来,这些女经理人无论选择哪一个,似乎都是被迫做出决策,都做出了牺牲。其实不然。如果你把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作为自己一生最高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投入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选择自愿不要孩子和家庭用不着有任何内疚感和负罪感。事实上有了孩子而无暇照顾他们,让孩子受到忽视,才是令人内疚的事。
兼顾事业和家庭但不要同时进行。一个人的时间、精力、能力毕竟是很有限的。每天只有24小时,在这方面投入得多,在那方面就投入得少。不想花费很大精力去寻求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那么就不妨先立业后成家或结婚后再进入职业角色中,二者兼顾,一个一个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划分事务的轻重缓急,只解决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不论是职业上的,身体上的,还是感情和精神上的,如果想同时处理好所有的事情,结果只能是什么都处理不好。不妨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列一张清单,要做的只是处理列在最前边的事情;学会放手,那些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可以不做或交给别人去做。如工作上的不太重要的事情可以交给下属去完成,生活中的家庭琐事可以交给保姆去做。
善待自己。任何工作不论怎么重要,都不值得为它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往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只有自己或周围的亲人积劳成疾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健康的意义。合理安排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要从现在做起。只需这一稍微调整,你会发现你的工作效率并没有因此降低,而且你的生活和健康质量都提高了。
其实处理工作与家庭这些事情时,就像杂耍一样,你要同时抛接几个球,就不可能让它们处于同一高度。如果处理不好或对自己承受的压力根本没有感觉到,那你就有被拖垮的危险。为了避免不幸的发生,一定要掌握好度,找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并努力去维持,你会发现工作和生活都很轻松愉快。
总之,女性领导在家庭与事业之间,一定要转换好角色,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使角色串位,不能把职场上说话的语气、办事的方式带到家里。你无论做到多高的职位,在家里也切忌对丈夫发号施令。你是领导,丈夫不会因此而感激你,迁就你。你是领导,在公众场合也要把先生捧在前面,要多夸他,说他很优秀,能力很强,实际上你这样做,也的确会让他更努力,在未来变得更优秀。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这是一份心态。与丈夫相处,关键也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经营这份感情。尽可能地抽时间与丈夫好好聊聊,让另一半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价值,感受到男性的尊严和威严。沟通过程中要用心,要讲究策略,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和语气,不能使对方产生距离感。另外,要适当给丈夫一些空间和自由,但那根风筝线,永远牵在你的手上。如果能做到这些,相信你在拥有一份完美的事业同时,同样会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2.调整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篇二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全国240名在岗职业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30份,有效率95.83%。其中,30岁以上120人,30岁以下110人;教师129人,本科学历122人。
1.2 方法
1.2.1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the Work Family Conflict Inventory,WFCI)
由Carlson(2000)编制,有6个纬度,18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该量表在工作家庭冲突测量中广泛使用,并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研究也表明其对于我国职业女性适用性良好。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0]
由肖水源编制,该量表由主观支持度(第2,6,7项)、客观支持度(第1、3、4、5项)及社会支持利用度(第8、9、10项)3个维度(分量表)组成,10个条目。该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96,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和0.94。
1.2.3 主观幸福感问卷[10]
由Diener等(1985)编制。该问卷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5个题项)、积极情感频率(6个题项)、消极情感频率(8个题项)3个分量表。3个分量表一致性信度系数(Alpha)分别为0.789,0.771,0.815,均采用7点计分。其中,生活满意度分量表的7点计分为:1表示强烈反对,2表示反对,3表示有点反对,4表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5表示有点赞成,6表示赞成,7表示极力赞成。在最近1周内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频率词在7点量表上分别为:1代表根本没有体验到,4代表有50%的时间体验到,7代表所有时间体验到(变化趋势:由无到有,由弱到强)。
1.3 数据处理
对所有收集到的数据材料统一编码、录入电脑,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工作家庭冲突得分进行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总体状况
见表1。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总体状况分析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分数为(50.17±9.033)分,高于平均分,在基于时间、压力、行为的工作家庭冲突等6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为9.10±2.258、7.60±2.138,8.59±2.195、7.88±2.188,8.50±1.960、8.50±1.993。由于WFCI采用5点计分,其中值为7.5。从总体上看,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各维度的平均分均高于中值,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偏重。
注:W—工作;F—家庭;C—冲突。
2.2 职业女性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总测评结果
见表2。本次调查的230名职业女性社会支持总均分为34.60,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等3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为8.36±2.956、18.24±4.755、8.10±1.751。从总体上看,职业女性的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平均分均低于中值,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职业女性的社会支持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不够理想。主观幸福感总均分为63.65,在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等3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为19.05±5.564、23.61±6.173、21.00±12.935。由于主观幸福感问卷采用7点计分,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中值分别为17.50,21.00,28.00。从总体上看,职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平均分均接近中值,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职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还不够幸福。
注:W—工作;F—家庭;C—冲突。
2.3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见表3。本研究根据职业女性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分组分析,我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明显的负相关(P<0.01,P<0.05,P<0.01,P<0.01),与消极情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P<0.01)。基于时间、压力、行为方面的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总之,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注:W—工作;F—家庭;C—冲突。分别与同类别比,aP<0.05,bP<0.01。
2.4 工作家庭冲突对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见表4。为了进一步探求各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我们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工作家庭冲突的6个纬度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回归分析。表4显示,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时间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行为的家庭工作冲突这5个变量都进入了回归方程。基于时间的W→F-C对主观幸福感预测力最大,为29.3%,这5个变量能联合预测主观幸福感18.5%的变异量。回归方程显著,F(1,225)=5.434,P<0.01。
注:W—工作;F—家庭;C—冲突。分别与同类别比,aP<0.05,bP<0.01。
社会支持进入了回归方程,那么接下来,检验社会支持是否对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起到调节作用见表5。
注:W—工作;F—家庭;C—冲突。分别与同类别比,aP<0.05,bP<0.01。
从表5的回归分析(第3步)结果说明,社会支持中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二个维度对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B=0.753,P<0.01),其解释率以及其显著性水平随着社会支持中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2个纬度的进入而有所改变。可见,社会支持虽然不影响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两者的方向,但影响两者的强度。这说明,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两者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3 讨论
3.1 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的一般特点
从此次研究结果看当前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较强,但还未达到严重程度。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有以下原因:(1)在国内,职业女性在寻找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点时,由于自我意识觉醒和受传统角色影响,在挑战传统的角色定位时很想在工作与家庭中都做得很完美。(2)同时,社会给予女性在工作中的期望与女性应该享有的报酬与平等没有匹配,社会支持与组织关怀还很不够。
3.2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研究发现,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3]。职业女性认为工作对家庭的干扰比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对家庭的重视。一方面,作为现代女性,她们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愿意为了家庭而放弃工作;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规定已婚女性必须承担家庭角色,为了丈夫和孩子牺牲更多的自主性和自我。在这种矛盾中,女性更多感受到了工作对家庭的影响。访谈中也发现,不管是事业成功的女性,还是不太追求工作成就的女性,对家庭和婚姻都非常看重,有时不得不为了家庭放弃个人的前途。这种冲突是职业女性拥有相对较低的主观幸福感的原因。
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8]。女性得到组织、朋友、家人和配偶的支持,能够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保证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幸福感水平。
最后研究结果提示了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低社会支持的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倾向强、主观幸福感低。即当职业女性的社会支持比较高时,就容易产生幸福感[8]。采用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的职业女性一般比较善于与人交往,能更有效地处理各种问题,生活满意度高,从而对减轻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她们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认为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社会的变迁、政策的改变、工作环境的变化、个性特征等因素相互作用,必然产生并加剧了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当前,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何帮助她们减轻心理压力,缓解心理冲突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我们国家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去解决,为创造职业女性的幸福生活贡献力量。
摘要:目的 了解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指导职业女性职业生涯发展、提升家庭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Carlson(2000)编制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the work Family Conflict Inventory,WFCI)的中文修订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Diener人(1985)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对全国在岗的230名职业女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职业女性面临较普遍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显著影响职业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基于压力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其主观幸福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t=-2.61,P<0.01;t=-0.129,P<0.05):负向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r=0.223,P<0.01);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之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达到显著水平(β=0.753,P<0.01)。结论 职业女性存在较普遍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对其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社会支持能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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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与创业的关系 篇三
对于创富者而言,幸福美满的家庭环境是极其重要的。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气氛、家庭成员的心理相容水平与创造者的欲望、情绪、效率有极大的关系:家庭 气氛和谐温馨、家庭成员的心理相容水平高,能使人心境良好、情绪稳定、精神愉悦、头脑清晰,从而激起创富动机,激发工作热忱,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如果家 庭气氛沉闷、家庭成员的心理相容水平低,就可能导致家庭冲突、情绪抑郁,从而熄灭创造性思维的火花。所以,有人十分形象地说: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如同一 个提早实现创富的天堂。
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对创富者的创富成果响极大。亲热甜密的爱情,将激励人们热爱生活、陶冶心灵,提高创富热忱,是创富动力的源泉。古人云:“家庭是幸福之源,也是痛苦之源。“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和睦相处、真诚相待,彼此之间充满了猜忌、戒备、甚至敌意,经常为生活琐事吵闹不休,长期沉 浸在紧张、恼怒、忧愁等不良情绪中,就会导致创富者创造欲望下降、创造敏感性降低、创造性思维受阻。不仅如此,长期超负荷的压力及由夫妻不和而带来长期的 苦恼和忧虑,还会使人的健康受到损害。如果没有了健康的体魄,没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还奢谈会么创富呢!因此,对于创富者来说,处理好家庭关系,特别是 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于创业效益的高低尤其不容忽视。
有句名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成功创富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在默默地为男人的事业,为家庭作出奉 献,作出牺牲!当然也有夫妻互相支持,互相勉励的情形。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后期,他的每二任妻子宋庆龄女士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曾经有人断言:如果宋庆龄在 孙中山年轻时就和他结为夫妻,整个中国的历史将可能重写。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居里夫人为例,如果没有勇于牺牲自己事业的丈夫的帮助,也就不可 能发现“镭”这种新型的放射性金属元素了。
当然,再美满的家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冲突,因为夫妻之间毕竟存在两种性别、两种生活及两种心理差别这一客观现实。所以建立夫妻之间的良好
关系是双方应共 同关心的大事,夫妻双方如何实现彼此谅解、保持友爱和互敬、利用良好的家庭环境实现创富目标,我个人认为夫妻双方应恪守以下原则:
1、不得互相埋怨,即所谓的“挑刺儿”。有益意见一旦提出,必然会有良好的结果。任何一方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就不会觉得对方话多。夫妻之间要养成鼓励对 方的习惯,尽量多记住对方的好处和长处,多忘掉对方的短处和不足,容许对方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机会。人无完人,对方说错话、做错事后,不要太过责怪。只有 我们容许对方说错话或做错事,他(她)才不会总是讲错话、做错事,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也是一种爱的期许。
2、不要试图改变另一方。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不要强迫别人丧失自己的个性,不要逼迫人家改变现有的习惯,假如这些习惯能够给对方带来满足,并且不给周围 人带来危害。婚姻中最常见的冲突,往往来自配偶一方有强烈改变对方以使对方合乎自己要求的意愿或举动。从心理学角度看。成长的婚姻需要当事人成熟的性格,而成熟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当事者了解自己,而且有能力改变自己,但不强求配偶;相反,不成熟的配偶不仅不去改变自己,反而要求对方改变!要知道夫妻可以分 享人本身所具有的多数东西,但不是全部!不要期望对方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也不要期望对方帮助本来就应该是自己做的事情。夫妻双方都应有各自不同的要 求、能力及价值取向。因此创富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就需要夫妻双方不断努力,相互了解,满足配偶个别实现的需要。
3、不得互相指责,尤其是不得当众互相指责。有关人士曾对“你当着外人、或熟人、或亲属、或孩子的面批评过丈夫吗?”这一问题做过 社会调查,结果只有31%的女士回答“没有”,而69%的女士却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其中13%所给的答案还是“经常”,甚至是“频繁”。有关专家指 出:家庭的心理和伦理要求:你的批评意见哪怕是正确的,也不要当着子女或亲人的面发生,而要在两个人独处时提出。而且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经常性的激烈批 评,往往会导致被批评的一方情绪失衡、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彼此疏远,使双方的合作受阻,夫妻恩爱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训如坐上了火药桶。随时都有炸 裂成碎片的危险。
4、富有建设性的争吵。夫妻间不要埋怨和当众指责,并非夫妻间不能有争辩和吵闹。永远完美和谐的婚姻生活只是一种神话,夫妻之间进行富有建设性的争辩和争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健康的交流方式。但公正的富有建设性的争辩或争吵应遵循以下原则:
(1)双方确定时间和地点。
(2)将你的愤怒集中在现实的问题上。
(3)你必须知道吵的是什么。
(4)尽量做到诚实。
(5)不要企图去做胜利者。
夫妻在发生争吵时,若能遵循以上原则,则彼此间会更好地加深理解,交流信息以及找到圆满解决问题的方法。
4.调整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篇四
与挑战
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俄、法、美、日等国先后经历大选,纷纷开启重要的政治变革时期,均着眼未来加紧谋篇布局,深入调整内外政策,牵动大国关系调整演变。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推进大复。兴战略。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总体延续既有内外政策路线。俄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但在政治安全方面矛盾上升。俄对美煽动俄国内反对派抗议示威予以强硬回应。俄欧关系因欧方干预俄大选一度受损。欧方对美国在欧债危机中袖手旁观、美媒体和信用评级机构火上浇油心存不满。不过,欧美关系基础依然深厚,双方在中东、亚太等地区问题上相互呼应,加强配合。新兴国家合作稳步推进。金砖国家领导人将于2013年3月在南非举行第五次会晤,金砖国家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强。沙特、土耳其、印尼、墨西哥、阿根廷等新兴国家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作用上升。
我国同其他主要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中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已进入互为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中美领导人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我国积极支持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努力,中欧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中日关系因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陷入低谷。需要注意的是,美、日等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感显著上升,在继续同我国合作的同时,明显加大对我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企图抹黑中国形象,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我们要对其损害我国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尽可能保持同美、日关系总体稳定,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由于国内困境和实力相对下降,美国正在进行“宏观收缩、局部扩张”的战略调整。这其中尽管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无论是“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亚洲”,我国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根本逆转。综观世界,我国面临“五大战略机遇”。
第一,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制约霸权主义因素在增加,我国能够继续赢得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和新兴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第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国家间“利益共同体”凸显,我国能够继续赢得互利合作的战略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攸关方”,或者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我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也积累了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宝贵经验。西方国家为加快经济复苏步伐,始终不会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必然提升彼此依存度,进而为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第三,世界文明多样性趋势不可逆转,各国思想文化交汇并存,我国能够继续赢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机遇。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交往频繁,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元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相反,我国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优势和战略机遇。
第四,国际体系变革趋势不可逆转,新兴国家活跃于世界舞台,我国能够继续赢得参与国际关系重组的战略机遇。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改革国际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未来将继续抓住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增加世界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然而,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深刻认识我国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前进中面临的以下“四大挑战”。
一是不能低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实力上升产生的焦虑心态。综观全局,影响我国整体外部环境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由于两国存在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等根深蒂固的矛盾,美国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始终没有变。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我国的疑虑,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配合美国对我施压。对未来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外部挑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更为复杂。近年来,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不断向我施压。特别是一些国家短期内难以摆脱困境,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有可能进一步对外转嫁危机。同时,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外贸传统优势正在削弱,如何确立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有效规避外部经济风险,进一步拓展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是对周边安全形势和不确定因素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上升,周边一些国家的疑虑也会增加,友好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也将增多。
5.家庭关系与育儿 篇五
关键词: 婚姻 家庭关系 育儿
这是一个星期六,有点茫然,无助,只好任时光流走的星期六。
昨晚到了快三点才勉强上床,体会一个叫做睡觉的感觉。
昨天和群里一个人聊了下,有些体会。
结婚后和婚前的不同,在哪里呢?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却不明白,不明白是因为很多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够全面,教育又分为两方面,学校教育中许多方面忽视,比如没有培养别人真正地爱别人的课程,加上家庭教育如果的缺失--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是缺失的,那么就会很麻烦。这位显示来自海口的网友,孩子七岁了,上一年级,显然是由于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才导致了教育的冲突,孩子也在大人的争斗中犹豫不决,大人在孩子的犹豫中痛苦不堪。
孩子有了,并不证明有了一切。
关系出现了不合,其实好多事情早已注定,人际互动的过程时刻在进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以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适当的机会去发现。出现问题了,解决问题的过程却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在一个三代人家庭中,必须要注意这几种关系,一是上两代的亲子关系,爷爷奶奶和当爸爸的关系,姥姥姥爷和当妈妈的关系;二是夫妻关系;三是下一代亲子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关系,孩子之间的关系,家庭与学校的关系,父母创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辅助的。以上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用积极的方法去平衡,用足够的智慧和技巧去协调,才会处好,才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和成长环境。
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这话用在幼儿教育上,很经典,尤其是中国式的家庭,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中国式的父母和亲子关系。
老人们,爱孩子,这本身没有错。可是我们却看不惯,我们却要建立另外一套标准,一套严格的、结合中西方教育的严格的标准,有的年轻的父母甚至把孩子一天的活动按照钟点写下来,保姆可以做到,可老人们不可能。这是一对矛盾。这也是自然的矛盾。所以,我赞成,跟老人们分开过,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可以让老人看,但最好不要全委托给他们,这并非不信任,他们体力、精力有限,知识也有限,在一些个环节可以让他们帮你下,如做饭、接孩子等,当然,如果老人愿意,还是让他们做一些初步的教育,如看着孩子做个算术题、写个字什么的,也无伤大碍,教育孩子不能有太多的洁癖,否则,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死胡同了。
要么,你自己带带试试,除非你是专职妈妈,否则,把你撕成八瓣。
有的过早地把孩子送到试验班,条件好,一年钱不少,那也看情况,我认为两岁半正合适,太早了也不好,而且不要全托,一天要能够接的。小孩子,还是应该有爷爷奶奶,有姥姥姥爷,有个隔辈人领着,买个一块钱的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因为这种感觉不可多得。等到孩子大了,那对于孩子来讲,每一件小的有趣的事情,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能够激励他一辈子。
先摆正关系,把心态调整好,再去教育孩子;先谈怎么带孩子,然后再谈教育,教育不是每个家长能够随随便便做的,是一门科学,家庭教育更是一门综合的学问,如果不经过学习,任何人也不要轻易地说就懂得了教育孩子的的真谛,家长也是要经过学习和训练的;先把孩子的身体搞好了,然后再谈其他成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成长的基础,小时候的身体素质和营养简直重要到可以影响到孩子的智力!
累了,不想写了。
6.调整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篇六
一、制度变迁与利益结构调整
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之一。从利益角度看,之所以进行制度变迁,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之外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增进。制度变迁就是为了使潜在利益内部化并获得潜在利益从而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实现新的利益均衡的过程,即制度变迁的动因是制度变迁后总体的未来利益(TR2)大于现有的利益(TR1)。人们之所以有动力推进制度变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现有生产方式外,存在着改进的余地,即通过变迁能够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制度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约束,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有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利益角度看,“经济制度一般有三个功能:激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4](P16)一定的经济制度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又是不断发展的,在一定时期某种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如果失去了激励作用,就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要求微调原有的制度或彻底改变旧的制度,引入新的激励机制,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这样就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的快,有的国家发展的慢?对于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来说,为什么有的阶段发展的慢,有的阶段发展的快?是否存在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其重要原因。激励机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引入新的激励机制的过程是利益重新组合、再分配的过程。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更大范围、更高程度地激发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潜在利益的发现。“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即是经济利益主体的重新分化与组合,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与再造,经济刺激与动力机制的改进与发展。”[5](P179)
制度变迁要考虑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当一项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存在着变迁的动力。总之,制度变迁是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通过建立新的更富有效率的激励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制度变迁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首先是利益格局的打破,利益格局处于非均衡状态,然后通过利益各方的博弈,最终实现利益均衡。利益格局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格局改变的潜在收益,即利益格局的改变者发现了新格局中存在的潜在利益。
如果抛弃制度变迁的利已因素,即假设制度变迁推动者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提高而非一已私利,那么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总体利益的改善。然而,即使如此,在利益变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同情况。一是总体增进,部分受损。即利益变迁的最终结果是增进整体利益,但是有个别利益的受损。即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总值,但是损害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二是结果增进,过程受损。即由于利益变迁过程的不确定性,即使是能够最终增进所有人的利益,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初期可能有的人利益受损,有的人的利益得到增进。利益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均衡、非稳定的状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决定了人们对变迁的态度,并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命运,当利益关系调整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时,制度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借鉴福利经济学划分福利变化的办法,根据制度变迁中利益结构的变化,可以简单地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帕累托制度变迁。帕累托指出:“最大偏好状态是:在那种状态,任何微小的改变,除了某些人的偏好依然不变而外,不可能使所有人的偏好全增加,或者全减少。”[6](P85)因此,帕累托制度变迁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制度变迁。然而,所有人的状态都变好只是一种偶然的情况,现实的情况多数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帕累托标准不能就这些情况进行判断。
二是卡多尔-希克斯制度变迁。帕累托改革是制度变迁的理想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而没有人的利益受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的人利益受损、有的人利益得到增进。1939年卡多尔在《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人际间的比较》一文中提出:“当一定的政策导致物质生产率提高,并进而导致总实际收入的增加时......使所有受损的人都得到了充分补偿,社会上其他人的状态仍然比以前变得更好了。”[7](P549)即如果通过使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如果补偿后受益者仍有剩余,则改革的结果也会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这种补偿的改革即为卡多尔改革。正如希克斯《消费者剩余的复兴》一文指出:“如果说A的情况由于某种变化而变得好些,以至于他境况的改善能在补偿B损失后还有剩余,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是效率的增加。”[8](P108)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自于基层个体的主动变迁,它具有自发性,即个体意识到变迁的利益后自发进行的变迁过程。人们自发地进行变迁说明了所有的个体都会受益。因此,这种变迁总体上说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进,即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而没有人的利益受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最初的改革,也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较为顺利而迅速地实施推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实惠而很少有人受到了损失。”[9](P93)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由政府法令引入强制实施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变迁的动力来自决策者预期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但是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并不一定如此。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到了某项改革会从整体上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有的个体利益会减少、有的个体利益会增加,即这种变迁可能是一种非帕累托的变迁。例如在中国的城市改革中,国企改革导致一些职工下岗失业而成为改革的受损者。强制性变革的力量来自国家的强制推行,即国家是利益格局变革带来收益的发现者,认识到通过利益格局的改变可以促进整体的利益,从而颁布法令,以强制的方式在国家范围内推进改革,但是改革的落实者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利益增进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基层可能消极推进国家的改革。
二、产权残缺与利益受损
制度变迁的理想结果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即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损、有的人利益得到了增进,这样的改革没有反对者。但是,现实的改革往往是非帕累托改革,即改革的过程中有的人的利益得到增进、有的人的利益却减少。于是,受损者会通过游说、抗议方式阻碍改革的进程,动摇改革者推进改革的决心。这样的情况下,使受益者拿出一部分收益补偿受损者的损失,如果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后,受益者仍有剩余,则这种改革就是一种卡多尔改革,应该推行。
利益受损的情况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绝对利益受损。即个人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如果个人从事一项活动收益小于成本,则是一种绝对利益受损,TR-TC<0。二是相对利益受损。设某种变革前收益为TR1,而变革后收益为TR2,而且TR1>TR2,即这种变革后收益减少了的受损叫做相对利益受损。三是比较利益受损。经济学认为,人们存在着一种妒嫉心理,如果一个人的利益增长得快些,而另一个人的利益增长得慢些,则存在着比较利益受损,即后者的地位相对于以前来说下降了。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受损源于产权残缺。产权是人们围绕和通过财产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任何一项产权,都包括主体的权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所谓权能就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职能或作用。所谓利益,则是指财产对主体的具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12](P1)产权残缺是由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剥夺等原因,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产权的权利束中的一些权能不能正常行使,从而使所有者不能得到由权能所带来的利益。
一谈到产权残缺,很多人就会联系到与产权清晰相联系的私有制。然而,产权清晰并不意味着产权的高效。产权残缺是与产权完整而非产权清晰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产权清晰主要是指产权的边界清晰。但是产权的边界清晰界定并不必然导致完全拥有产权的收益权。由于外力的竞争、保护收益权的能力大小、政府的行政强制等因素,在产权边界即使清晰的情况下,所有者也有可能把一部分权益让渡出去,即由于所有者不能拥有全部收益权而导致产权的残缺。如对于生态建设者来说,由于生态效应的空间流动性,生态建设者的所有权是明确的,但是并不能享有全部的权益。对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来说,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项政府推动的强制性的行政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产权所有者失去控制权,从而失去所有权,造成产权的残缺。
产权残缺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是产权的清晰程度。产权越清晰,利益边界越清晰。但是如上分析,产权清晰并不意味着产权的完整。产权清晰只是决定产权完备程度的一个因素。二是个人保护自身产权的意愿和能力。在竞争性社会中,存在着他人掠夺产权的可能,而个人保护自我产权的意愿和努力程度决定了产权的完备程度。“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是永远做不到的———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在公共领域中。”[13](P2)三是法律的完备程度。法律的界定、政府的努力有利于降低个人保护的成本,提高保护的效率,从而促进产权的完备。四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方式会导致私人产权的残缺。“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即产权的排他性)或者对其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即产权的可转让性)进行了干涉而削弱了产权。”[14](P5)
“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代理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束的控制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已由国家来承担。”[15](P112)由于制度变迁多是由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变革是通过行政强制力量推进的,变迁实施主体的产权控制权、支配权等受到强制的干涉。因此,在这个过程,存在着个人产权“政府征收”从而导致个人失去控制权导致的产权残缺,进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
三、利益补偿、利益平衡与利益关系协调
制度的变迁过程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P1-2)“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P585)所以,“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它的起点、过程和目标。起点的特殊性决定目标自身的构造,也决定到达目标的特殊途径。”[13](P1)由于路径依赖,若改革使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失去以前的利益,他们就会成为改革的阻碍者。由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的粘性或者说刚性,只有对受损者进行适时、适度、适量的利益补偿,才能维护社会的公正与正义,才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制度变迁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从历史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总体上来说,我国农村的改革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增进。而我国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在意识到改革的收益后,自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城市改革不一定是一种帕累托改革,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对利益格局改变造成的受损者应进行适应的补偿,使他们成为利益格局变化的受益者,从而促使非帕累托改革向帕累托改革的转变。因为“这种经济利益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利益必须在经济利益主体和群体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当一种经济利益总量不变时,某一经济利益主体或群体经济利益的增加,就意味着另外一些利益主体或群体利益的减少,从而必然引起利益主体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即使利益分配的比例不变。利益差别也会随着利益问题的增长而不断扩大,导致矛盾加剧和冲突的频繁。”[16](P182-183)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而加快资本积累,实行的是低工资与充分就业的政策。这样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城市居民的工资虽然低,但统购统销制度下的农产品低价供给保证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另外,城市居民还可以享受到各种福利待遇,如企业分配的住房、企业举办的工厂子弟学校、厂卫生室为职工提供近于免费的福利等,所以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的贫困问题不突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人过多、效率低下,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企业要进行成本核算,就要减员增效,这不可避免的使一部分人下岗分流,这种企业市场化改革是造成工人下岗失业,形成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根源。市场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但是这一过程是以部分工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对于这部分工人的利益受损应予以补偿。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还有一些人掌握了计划分配的配额制特权,改革后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运用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来配置资源,他们的特权没有了,他们也是改革的受损者。但是,由于这些特权是不合理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就不需要实施补偿。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其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进的,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因为行政强制而导致产权残缺,并因此导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比如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产权残缺导致的农民利益流失、城市居民拆迁过程中的产权残缺而导致的城市居民利益的受损。利益的受损必然会产生利益矛盾冲突,只有给予受损者一定的利益补偿,才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
然而,依靠受损者个体的努力获得直接的补偿存在种种困难。制度变迁的利益受损是一种外力强制下的群体性的受损,对于受损者来说,申诉自己的权利面临着种种困难。一是受损与受益群体界定的困难。对于受损者来讲,个体本身是受损者,但是除自己之外还有哪些受损者,这存在着界定、认知的困难。另外,制度变迁是一项公共性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哪些群体受益、受益多少也存在着界定的困难。二是受益者的搭便车行为。受损者是一个群体,如果某一个受损者花费一定的成本诉求受损的利益补偿,诉求成功后补偿由全体受损者分享,而申诉者要承担诉求的成本,这种搭便车现象会降低受损者诉求的积极性。三是受损者诉求能力的限制。从本质上讲,受损者往往是相对弱势的群体,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知识和能力,从而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产权;而他们往往又没有表达自己权益的能力和机会,从而导致利益受损。因此,只有以政府为中介进行利益补偿,才能维护受损者的权益。例如,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与此相适应,通过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民通过工农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为工业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便是以政府为中介进行的利益公共补偿。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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