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资源分配（共7篇）
1.中国教育资源分配 篇一
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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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教育资源分配 篇二
鉴于收入分配问题对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1年启动了一项政策评估研究课题。2012年, 该课题的研究报告《转折期的中国收入分配》在北京发布。
收入分配改革进入深水期
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蛋糕分的好坏不但关乎社会安定, 且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世纪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但扩大的势头在逐渐趋缓。收入分配进入一个转折期, 但是目前的差距仍处于高位。
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中,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经占据支配性地位, 城乡差距的影响尤其突出。2007年城乡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约占50%左右。近年来,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 城乡和地区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为收入分配的改善带来了一线曙光。
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45左右上升至2007年的0.48。2007年以后尚没有最新的有代表性的全国收入调查数据, 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 最近三四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可能略有上升, 处于一个相对稳定且高水平的状态。但是, “灰色收入”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腐败带来的部分人群的巨额“黑色收入”更是不容忽视, 这些因素都给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带来新的不确定型。
合理的差距可以体现不同人的价值, 起到激励的作用。但是, 过大的收入差距却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把收入差距调节在一个合理区间市政府的职责所在。对此,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特别是2003年以后,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效果。
这些政策旨在使发展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 并促进发展成果的更广泛和公平地共享。这些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大均衡性区域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扶贫战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开放、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所得税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教育普及在内的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城乡二元体制等非均等化制度和政策的纠偏。
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中期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加上一系列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政策的推动, 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化可能已经迎来了一个转折期。导致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缓解的因素中, 既有农产品价格上涨、经济刺激政策带来农民工就业扩张和工资上升等临时性因素, 更有劳动力供求态势转带来劳动者工资上升、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等长期性因素, 后者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条件。未来几年里,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可能进一步趋缓甚至出现短暂的下降。
转折期的到来, 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到了库兹涅茨拐点并步入逐渐下降的通道, 而是指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 有利因素在逐渐加强, 不利因素在逐渐削弱, 但收入差距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在高位。
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
虽然我国的收入分配已进入转折期, 但这个转折期的长短取决于政府改革的力度有多大。
根据对国内政策的评估以及国际的相关经验, 我们对下一步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九条建议:
第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高度重视初次分配。居民收入来源中初次分配占主要地位, 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具有支配性作用, 应是政策的着力点。但是, 强调初次分配改革的重要性, 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碍市场有效运行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障碍, 推动市场的整合, 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管制要素、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针对不同收入人群, 政策上应各有侧重:对于低收入群体, 重点在“多予”, 使再分配政策发挥更重要作用;对于中等收入群体, 重点在“少取”, 提高中等收入家庭的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对于高收入群体, 应发挥税收的再调节作用。
第二, 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在金融、铁路、民航、矿产资源、电力和能源等垄断性行业, 进一步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 促进市场竞争。对于因经济战略需要保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行业, 要提高该领域国有企业分红的比例, 用以支持普惠性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使国有企业的收益更大程度的惠及全民。
第三,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城市化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大幅度降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户籍门槛, 优先并分步骤解决已经进城的具有稳定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险人员的落户问题。加快推进新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原有城市户籍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安排均等化, 实施更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第四, 完善城乡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于城镇地区和农村的土地征用, 要使土地增值收益公平分配, 使失地居民生活和就业有长期保障, 探索建立“规则公正透明、参照标准科学、收益补偿动态化”的按因素补偿机制。但对于补偿制度的具体形式, 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差异。
第五,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为农民增收创造空间。积极推进流通领域的税费改革, 大幅度取消流通环节的收费项目和罚没条款。对少数数额巨大、来源稳定、公共性明显的收费项目, 应使之转化为税收。大力发展物流业, 降低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成本, 为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农民的增收预留空间。
第六, 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继续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创新高等教育投融资模式和办学模式, 扩大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自主权。
第七, 优化中央—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明确范围和标准, 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划分。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根据具体转移支付项目的性质, 对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重新划分和界定, 使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和财政能力相匹配和协调。在专项转移支付中, 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和弱势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八, 结构性减税与增税并举, 降低经济总体税负。积极落实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 全面推行增值税和营业税改革。扩大房地产税的试点, 更多利用市场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 抑制城镇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过快上升。在保证总体税负有所下降的前提下, 适时开征环境税, 并提高与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税收标准。
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初探 篇三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统计资料表明，在此政策下，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都享受到了经济的实惠，特别是居民个人享受到更大的实惠。但国民收入分配中依然存在不合理的因素，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上仍存在着较大差异，收入分配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一、居民收入分配中突出的问题
（一）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城乡住户调查和人口调查数据，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2423亿元，比1978年增长48.4倍，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收入年均增长9.2%，基本上与同期的经济增长同步。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下降。2005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35.7%上升到70.3%，上升了34.6个百分点；同期，农民收入的比重则由64.3%下降到29.7%，下降了34.6个百分比。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5～6倍。
（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1985年为1.19∶1∶1.07（以中部地区为1)，2000年扩大为1.49∶1∶1.06,到2005年这一比例变为1.43∶1∶0.96。东部与中部、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额由1985年的71元和44元分别扩大到2005年的3792元和4180元。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后五位是新疆、青海、甘肃、宁夏、海南, 最高前五位的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是收入最低的新疆的2133倍。收入最高省份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收入最低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81—2000 年，省际间的基尼系数由0.06上升到0.16。①
（三）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20003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040元，19个行业门类中，收入的最高行业其平均工资是收入最低行业的4.63倍。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证券、航空和电信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42582元、33377元、30481元，而同期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为12496元、11478元和11083元。如果考虑到工资外收入，行业间收入差距则更为明显。而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显示，按行业分最高工资与行业最低工资之比在1995年之后持续扩大，从2.23一直扩大到2.99。
（四） 城乡弱势人群生活艰难
以家庭人均年收入627元为标准，20002年全国贫困人口为2820万人。若以869元为标准，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82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刚刚越过温饱线的农村人口，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的能力十分薄弱，因自然灾害或生病而导致贫困的可能性比较大。城乡贫困人口的生活依旧困难。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全面不断扩大趋势的原因众多，主要由：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市场机制的作用；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社会等级秩序格局的存在；收入分配调控部完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城乡体制改革步平等；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社会各阶层对社会资源掌握选择权的不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规律和官员寻租腐败等等。基于对众多影响因素的考虑，本文仅从以下方面探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城乡居民的不平等机遇
我国农村人口量达人均占有耕地面积量小决定了难于采取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技术，因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农业方面采取高度机械化技术会造成大量农民事业，从而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然而，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使得农业劳动力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投入相比价格低廉，这也是农民城乡水平扩大的一大因素。其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发展部平衡，包括社会基础性资源分配不平衡。当然，这离不开存在已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阻碍着城乡之间物质、信息、生产要素等的合理流动，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效率并导致了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农业成产效率低下、农民转移困难、城乡就业差别、歧视农民政策、机会不平等、城乡居民福利和负担的差异等等。
（二）政策倾斜和行业垄断
我国大部分垄断行业是因行政限制市场准入而造成的垄断，过多的行政性垄断导致资源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这些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监管机制不健全，而且国家对这些行业没有严格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垄断收益流失在这些行业，为其大量增加职工收入、随意增加津贴项目、擅自提高福利标准提供了条件。同时，垄断造成了不同行业职工收入的长期性差异, 尤其是供水、供电、供气和电信等行业长期处于独家垄断地位。这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利益又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最终全部或部分变成了这些单位、企业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
（三）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20 世纪80 年代初实行的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为利用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加快全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优先开发东部沿海地区，在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给予了东部地区较多的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超过内地,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远高于内地居民,而东部收入的资本化又使得他们能够吸引人才和其它资源, 造成“马太效应”, 加剧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同时，现行的财政政策存在着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因素。目前的金融体制和服务方式，也使金融资源较多的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四）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市场机制不健全，初次分配中大量存在非规范收入。除垄断因素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收入分配不公平之外，国有单位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形成机制尚未健全，工资外收入较为普遍，不少的地区的津贴、补贴已超过基本工资。还有一些人利用各种方式侵蚀国家资产和民众利益，牟取不正当收入。另外，由于家庭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税务部门对居民收入、财产情况的信息有限，个人所得税偷逃现象时有发生。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社会反响巨大不容忽视。其负面影响主要有：过大的利益反差会引起一部分的心理失衡，危及社会的群众基础。一格人对收入的满足感不仅来自于他的绝对收入还取决于与其他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绝对收入水平均有所增加，但收入差距同时也迅速全面扩大并且超过了人们习惯于平均分配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满情绪普遍而强烈。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来说便为人心的稳定。当收入差距过大，富人和穷人不再对等尊重，财富和道义不能融合，那么社会稳定又从何谈起呢？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社会矛盾较突出，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普通大众对政府和党的不信任，从而助长某些不稳定因素的发展。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负面影响的考虑，本文接下来提出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三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问题的解决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深化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市场参与机会均等，分配秩序规范有序，各分配主体按照要素贡献水平、资源稀缺程度和社会调节因素取得合法收入的收入分配机制。在收入分配调整政策中，要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切实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地位，城乡、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具体有：
（一） 进一步调整农业和农村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支出中农业和农村支出比重，逐步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纳入各级财政的重点支持范围。加大对农业科技、农村基础教育和文化、卫生等的投入；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2．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一步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取消各种乱收费现象。依法惩治蓄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清除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体制障碍，在入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创造平等机会，使得进城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加强农村土地转为城镇用地管理，完善征地补偿政策，规范分配行为，切实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研究制定农民承包地使用权交易政策和实施办法，使相关收益成为农民迁移的原始积累或生活保障。
（二）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行之有效的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多，从整体上来说，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越快，从而使我国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地达到小康乃至富裕生活水平，大大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要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比重，应该做好以下工作：积极开辟和拓宽工资外渠道，在明确居民要素产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完善居民获得工资外收入的运行机制，为居民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交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像上海等地，向居民开放原有国有经济独家垄断而又该开放的投资领域，优化投资环境，强化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加强个人理财师的培养，加速居民投资的致富速度；大大发展经济，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三） 调整地区发展战屡，逐步扭转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1．尽快调整和完善地区发展政策。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大地区间公共财力差异的调节力度。适时调整改革开放之初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东部倾斜政策，制定更加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给予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消除人口迁移的体制性障碍，鼓励落后地区的人员进入城市或沿海发达城市就业和地区。
2．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国家建设基金继续向西部倾斜，支持发展优势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加快西部地区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进度。建立生态建设，完善退耕还林和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建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支持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家重大装备、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等适当向老工业基地倾斜。适当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建立和完善老工业企业的退出保障机制。
3继续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扶持力度。可以考虑建立欠发达地区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政府投资中适当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对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医疗救助。
（四） 重视保障教育，提升贫困群体的就业能力
能否就业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竞争激烈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市场经济里，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收入增长速度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就业机会的获得。而就业机会的取得又几乎取决于个人能力的高低，最主要是取决于其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当然还有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一般来说，贫困群体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缺乏劳动技能，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收入水平难以保障其子女的教育和医疗。基于此，要缩小居民收入 差距，政府除了采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扩大就业机会之外，重要的是做好保障教育工作，加大对贫困群体健康、教育、技能等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入，避免弱势群体子女上学难的现象。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多地弱势群体举办技能培训班，建立教育与市场紧密联系的教育机制，提升贫困群体及其子女的就业能力。
（五）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1．继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继续深化电力、铁路、民航机电信等基础产业及金融、保险、公共事业等垄断行业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减少或消除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不合理的超额利润。
2．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对于社会公益性单位按非营利机构管理，纳入社团系列，允许民间资本或团体参与，实行与其性质相对应的工资制度；开发经营性单位纳入企业系列，进一步推向市场，分别比照垄断行业或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执行。
四、结束语
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根据库兹涅茨倒U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初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相应扩大，当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最大，之后随着人均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又逐渐缩小。因此，经济增长不仅能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在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的同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同时，进一步采取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有力措施，消除社会阶层上升障碍，均衡社会资源流向，使人们都能平等享受社会资源，消除社会危机因素，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永恒的动力。
注释：
①刘扬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J ］1税务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扬.纪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3］姜奕波.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初探［J］.经济纵横,2004,6(174).
［4］刘扬.对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J］.2002,9.
4.中国教育资源分配 篇四
作者：张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与此同时，收
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甚至悬殊，已成为困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问题。文章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科学、公正、规范的收入分配机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体制的原因，又有政策的原因；既有市场的原因，又有非市场的原因；既有经济原因，又有非经济原因。
1.1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体制因素
(I)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2)现代城市工业与乡村传统农业之间生产力存在显著差异。工业化组织和生产的特点是：劳动、资本、技术投入大，流水线生产工艺产、供、销循环，资本周转快，资本利润率高。相应的参与这种工业化生产的劳动、资本、技术就能获得较高的分配收入。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业人口多，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依靠土地资源不可能获得高的收入；二是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化和集约化经营，不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大大制约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三农业生产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大，导致农业产量变化大，进而引起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不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农民收入。
(3)农民工外出务工待遇不平等。十几年来，广大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提高收入水平，纷纷外出打工。他们为国家和企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利润，但却享受不到与城市职工同样的劳动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缺乏基本的获得体面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全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待遇的不平等也直接拉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2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因素
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拉大了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先天的区位环境、基础条件等自然历史因素。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城镇化率高，居民受教育机会多，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好，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相
差很多；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由东向西的经济推进序列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更加剧了这种差别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倾斜的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更快地增长和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水平。
1.3 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因素
(1)市场与垄断相结合促成中国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超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大批国有竞争性企业被市场淘汰，国有资产陆续退出竞争性和低盈利行业；而一些政策壁垒和市场壁垒高的国家垄断行业和高盈利性行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支持，获得了更快的发展，获取了大量超额利润。这些垄断行业一方面凭借其市场垄断地位大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又凭借产业进入限制和行政权力，在交易方式、价格制定等方面与非垄断行业及居民形成非公平交易，将非垄断部门创造的一部分财富和居民部门的一部分收入剩余以经营收入的形式转变为垄断行业利润。同时，垄断行业排斥新经营者进入，使该行业发展不充分，效率低下，造成社会就业面缩小，失业人口增加，劳动者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减少，加剧社会不公平程度。
(2)劳动市场的非完全竞争特性决定了初次分配的非公平性。劳动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这是劳动市场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一是资本所有者在劳动市场中具有天然的强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天然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为了维持生计，必须到资本所有者提供的岗位上就业，并被动地接受其制定各项工作标准和工资标准；二是市场信息不对称。一般来讲，资本所有者出于资本经营的需要，会想方设法获取充分的市场信息，包括相关用工信息。而劳动者抑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没有工作经历、文化水平较低、来自外地等等原因，往往对劳动市场信息缺乏了解；三是资本的私利性会促使其最大限度地来压低工人工资而提高自己的收益；四是在市场上劳动者个体无法与资本所有者就劳动权益进行平等搏弈，使劳动力价格失去市场公平。
(3)市场的外部性致使一部分人获得收益。长期以来，我们片面追求CDP的高速增长，而不关注GDP增长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破坏。由于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市场外部性特征，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不进行环保评估和增加治理污染投入。这种市场的外部性使一部分人获得超额收益，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1.4 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地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寓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这些不合理收入，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1.5 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机制不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方式日趋多元化，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而体现社会公平的税收调节机制却未建立起来。当前，中国只有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进行调节，缺乏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多层次税收调节手段。由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使得本该成为纳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漏税逃税大户，而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为了纳税的主力。
1.6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起点公平，也是市场竞争的社会安全阀。但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加大了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支出负担，进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危害
(1)不利于投资、消费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
(2)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3)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由于中国实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根本原则，如果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就会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应采取“适度差距”原则，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平等法则、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差距，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内，最终达到既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让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为达此目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4项对策：
(1)注重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为从总体上消除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应努力做到：一是注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二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三是认真研究和做好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四是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公平的环境；五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各种税费以减轻农民负担；六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建没，有效制约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
(2)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全面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使得分配秩序和分配行为合理化、有序化，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
(3)切实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以缩小收入差距，这也是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具体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备类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努力增加新型农业、规模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同时通过加强再分配，调节过高收入，规范分配秩序。
(4)建立对低收入群体保护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一方面下岗人员增多，职工货币收入增幅下降，导致社会中低收入阶层规模急剧扩大，另一方面企业保障制度正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旧的福利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低收入群体问题、增加就业、扩大就业的有力措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起着重要的作用。
5.中国教育资源分配 篇五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二、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性偏离的表现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三、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科学调节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6.中国教育资源分配 篇六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全会明确指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一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从“强国”向“富民”转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积淀了许多社会矛盾, 有些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财税政策作为政府配置社会资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对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从财税政策视角来分析如何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1. 从基尼系数看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描述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 财富的集中度。国际通常标准认为, 基尼系数在0.2以下是高度平均状态, 0.2～0.3时为相对平均, 0.3～0.4时为比较合理, 超过0.4为警戒状态或收入分配差距偏大, 超过0.5时为收入差距悬殊, 社会极不稳定。世界银行报告显示, 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 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据测算, 中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 1990年0.343, 1999年0.397, 进入21世纪后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 2003年达到0.46后继续增加, 近两年的恶化情况更是有增无减, 有学者估计已经超过0.5的“红线”。当一个国家出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这种趋势没有出现向下拐的迹象时, 必然形成有效需求的不足, 收入分配的畸形是导致中国消费启而不动、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2. 从等分法来看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等分法是将全部居民收入按照收入高低顺序排队, 划分若干等分, 然后取收入最高的一份人口与收入最低的一份人口的收入进行比较。本文从可获得的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数据出发,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七等。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户相差的倍数从2000年的5倍, 扩大到2009年的8.63倍。从上页图中七组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 中等以下的家庭收入增长缓慢, 中等以上家庭居民收入呈较大幅波动向上游走的趋势, 这提示着我们居民收入差距在进一步被拉大。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10年) 相关数据。
3. 从城乡、地区、行业看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是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例如,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看, 从1990年的2.20上升到2009年的3.31。 (1)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住房补贴、医疗设施和公共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剧。从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的走势情况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显著存在的。二是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后, 实行的先发展沿海后发展内地的发展战略, 导致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主要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地理位置、对外开放程度、国家发展战略、劳动力迁移以及城镇化等众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依然沿袭东高西低的格局, 且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无论是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人均纯收入排在最前的都在东部地区, 排在最后的基本在西部地区 (见下表) 。三是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未根本改善。中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一部分是由行业本身的性质所造成的合理的差距, 如信息产业, 另一些则由于垄断造成的, 如石油、电力等, 这部分造成的就是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地区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口劳动报酬的数据, 在19个行业中, 2009年收入最高行业的劳动报酬是最低行业劳动报酬的4.21倍, 是行业平均劳动报酬的1.87倍。如果再考虑一些无法统计的行业福利、灰色收入等, 其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加悬殊。
数据来源:2010中国统计年鉴。
(二)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1. 增长模式的缺陷。
建国初期,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使得中国采取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国家采取了“先工业后农业, 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模式。政府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汲取了大量剩余价值, 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 导致中国至今还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本对劳动比例不断提高的现象, 其具体表现主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依靠投资, 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而劳动者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2. 腐败与垄断。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其中腐败和垄断是首要原因, 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可以清楚的看到, 租金总额是贿赂总量的上限, 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腐败活动规模是多么的大。市场经济是按生产要素原则进行分配, 在这种分配方式下导致的收入差距社会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而由于垄断、特别是那些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 靠的是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所获取的垄断利润, 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 所谋取的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以及职工的私人利益, 这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必将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3. 制度的不完善或缺失。
工业化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也经历过大幅度的收入差距, 但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相比, 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种有效的制度限制了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加大。工业化国家中, 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是势均力敌的, 工会力量在工资议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反观中国现行的重资本轻劳动的制度, 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上空有劳动法法令条文, 却不见有效执行。资本对劳动的不断侵蚀, 再加上政府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上的缺位, 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二、财税政策在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机制缺失
1.在收入方面主要是税制的不足和不完善。中国现行税制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在税收总额中占绝对比重, 但流转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有限。而所得税方面, 对个人收入起到直接调节作用的当属个人所得税。该税种的功能在于保证人们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使高收入者多纳税, 中等收入者少纳税, 中下收入者不纳税。但是事实上,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财政目标和经济目标均没有实现, 个人所得税对税收总额的贡献始终在7%左右, 而占GDP的比重也始终在1%左右。在个人所得税中, 工资薪金税目提供了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0% (2009年这一比例提高至63%) 。其结果就是工薪阶层作为城市的“贫者”, 不仅没有得到接济, 反而贡献了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大部分, 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在支出方面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和转移支付的不均。一是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太低。在现代社会中,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中, 社会保障支出已经是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第一大支出。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所覆盖的范围有限, 制度仍然不健全, 在农村只是建立了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而没有养老保险制度。而在城镇, 社会保障政策所覆盖的面太窄, 其政策仅仅限定在特定人群、行业。绝大部分劳动者没有参加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二是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 结构不合理。一般性转移支付, 特别是用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数额比重过小, 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过大。确定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定相应的标准。应该将人口密度、资源贡献度等反映在内, 以保证转移支付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三、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财税政策选择
1.完善个人所得税, 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职能。调整社会收入差距, 需要相应的分配制度, 而个人所得税是现行税制中最符合该分配制度的税种。应该对高收入群体加强征管, 改进税制设计, 进一步提高起征点, 降低累进级次, 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调控重点集中在高收入者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非工资薪金的高收入者身上。首先, 应该加强对资本性收益的税收调节。资本性收益对劳动性收益的压抑是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并没有对资本性收益采取累进税率, 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都采取的是单一的比例税率。另一些则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 比如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所得免税。因此, 加强对资本性收益的税收调节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其次, 鼓励个人申报的税收制度, 优化税前扣除标准。据统计, 截至2010年3月31日申报期结束, 全国共有268.9万人到税务机关办理2009年度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 与2008年同期相比申报人数增加28.7万人, 这与全国城镇人口相比其比例非常的小, 无形中加大了税务机构的搜寻成本。因此, 鼓励纳税申报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必要基础。另一方面, 应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考虑将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租金、基本医疗费等纳入扣除标准。最后, 改革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由分类所得税变为综合所得税, 有利于保证在家庭之间实现税负的公平。这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纳税人永久单一税号, 推动个人报酬的货币化, 在此基础上推行非现金结算。并且加强税务部门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海关等的网络对接。这可以解决收入来源不明的情况, 从而可以控制税源, 扩大税基。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减少居民未来不确定性。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稳定社会各阶层的重要制度体系, 特别对于低收入者而言, 它降低了这部分群体未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 需要财政担当提供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责任。首先, 应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模式。近几年财政收入虽超速增长, 但是由于过去财政“欠账过多”, 据专业人士估算, 即使不计失业保障, 保障资金的需求至少在10万亿。而2009年全国各类社保基金积累额2.5亿元左右, 由此可见, 目前社会资金缺口远远超过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因此光靠财政收入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时间周期过长, 需要拓展其他渠道来筹集资金, 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利润、出卖国有资产等方式来筹集社保资金。其次, 社会保障体系应向纵深倾斜和介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 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 也就失去了未来生活的稳定保障, 因此, 应该将这部分群体囊括进来, 逐步探索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财政资金应强力介入, 特别是要覆盖广大农村地区, 实现社保体系的城乡一体化, 才能逐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转移支付效率。应该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 将其纳入一般转移支付体系。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 引入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 设置权重和比例, 用科学的公式取代人为分配。不仅要健全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也要逐步健全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在这一方面发达省份对不发达省份的这种转移支付已经开始实施, 以江苏为例, 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 发达省份就开始对口支援灾区重建, 江苏每年拿出一般预算收入的1%支援灾区建设, 总计将达100亿元, 而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江苏将拿出一般预算收入的0.5%来对新疆地区进行对口支援, 预计也将达100亿元。逐步将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化对于缩短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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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贫富差距是权力分配的结果 篇七
生于1962年7月，湖南茶陵人。1983年获中南大学理学学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
经济学家许小年说，类似发改委这样的机构，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政府机构通过垄断资源配置，用权力之手去强推某个行业，同时轻视某些行业，造成各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平等，收入差距拉大。
我发现，美国三大产业的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较为均衡，美国的农业约占总就业的1%左右，占GDP比重也是1%；服务业占美国GDP的78%，其对就业贡献率大体也是78%。但中国则完全乱了，农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40%，对GDP的贡献却只有8%左右。
通过这些数据，我发现中国各部门，尤其是发改委，对各产业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非常严重，比1980年前后还严重得多。这就说明政府部门看得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人为制造了各个行业的不平等，使得各种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恶化。
那么，怎么才能缩短行业之间的差距，怎么才能缩小收入差距？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让市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政府看得见的手尽量给捆绑起来。或许有人会问，美国收入差距不也是很大吗？
美国的基尼指数是0.35左右的水平，中国官方现在已经不公布基尼指数了，怕引起民愤。有人估算，中国的基尼指数大概是0.5，也有人估算为0.7。另外，虽然美国也有贫富差距问题，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好，社保、医疗、教育约占联邦政府每年开支的60%左右。
美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就业贡献率与GDP贡献率是1：1，也可见美国靠市场的力量所形成的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相对收入机会很靠近，这恰恰说明减少政府的干预，更有利于跨越行业、跨越社会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机会上尽可能倾向于均衡状态。
我曾在书中谈到，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多是靠权力结构来形成的。中国存在太多资源配置、收入配置，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只是符合权力的原则。
中国政府也在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现在，中国的资源配置在权力，不仅对各个行业都实行管制、审批，而且通过国有资产、国有经济、国有制的安排，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都控制在权力的手里。跟权力有关系的话，就有更好的机会，利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去赚钱；如果没有这些关系，没有权力提供支持，面对的挑战就非常大。
我认为，改变收入分配结构，重点是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只有懒人的社会才会去做，去关注。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二次分配，而不是在一次分配上。依我看，首先要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范围和深度，其次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只有做到这两点，才可能改变中国资源失衡的现实。
如果在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长远来看就能把恶化的收入分配结构给扭转；如果只强调二次分配，不仅仅把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给抹杀掉，而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现在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如果说让企业都给员工提高工资，提高社保缴纳量，那企业的利润就也会受到一定的挤压。控制税收失控的增长，多少可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政府征税多，但又不把这些钱花在民生上，把工人的社会保障都推到企业层面，企业一方面交了很多的税；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承担员工生老病残的负担，经营压力巨大。
要改变收入差距，没有别的办法，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然后让权力所能够涉及的领域尽可能地减少。一个是减税，再一个对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将土地的集体所有、国家所有，转变为真正的私有。如果这些改革不能成真的话，到最后都是一场空谈。
从1995年到现在，我们一直说要增加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分量，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现在看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原来的4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35%。如果仅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不管是调整收入分配还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都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当政治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是必须做的，否则的话，未来10年，中国社会动荡的压力会直线上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问题，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如果不改变权力过多渗透到各个领域，不改变权力失控的局面，缩小收入差距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