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史诗(共5篇)
1.长征史诗 篇一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1934年,中央红军在这里打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8.6万人撤离苏区,连续打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欲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洒满了烈士鲜血。
日前,记者走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和湘江战役纪念馆,缅怀那段壮怀激烈的史诗,仿佛看到了那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一幅幅历史画面,听到了将士们的拼杀声、枪声……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然屏障,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包围中央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形成一个“口袋阵”: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将被追入广西的中央红军压缩到湘江以东、龙虎关以北的全县(今全州)、灌阳、兴安三县范围东西不足60公里、南北不到100公里的三角地域。同时,蒋介石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30多个团)协助拦截中央红军,再扎紧口袋,迫使中央红军进行决战,依仗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在中央红军硬闯湘江这道“血网”时将其全部歼灭。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中央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介石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中央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中央红军的路线,就是两个月以前红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为此,蒋介石调兵遣将30万,参与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拖着长长的队伍“漫步”,在湘南足足走了20天。在做进军广西渡过湘江的准备时,敌人已经基本部署到位,形成了依托西南湘江屏障自东追击、南北夹击、四面合围的阵势,只等红军去钻他们的“口袋”。这时,中央红军已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11月23日,中央红军决定:坚决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越过湘桂边界、进入广西抢渡湘江的道路,为进行湘江战役做好准备。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坚决打击尾追之敌,进入广西抢渡湘江,前出至越城岭的西延山区。发现红军从全灌兴三角地带西进意图后,桂军主力11月26日开始从恭城向北调动,湘军11月27日进入全州城。27日下午,红一军团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11月28日凌晨,桂军在新圩向红三军团发起进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在湘江纪念馆的序厅左边,刻着几个金色大字:“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讲解员蒋艳玲说,这几个字是朱德在周恩来发给全军的电报后面特意添加的,“这几个字反映了当时的紧急情况,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蒋艳玲还讲到了湘江战役中的两封著名电报。一封是林彪、聂荣臻的电报。1934年11月30日深夜,率领红一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的林彪、聂荣臻,遇到了长征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危急关头,他们给中革军委拍发了一封火急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这封电报给中革军委带来极大震惊,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各方面军下达紧急作战令。第二封电报是周恩来签署的。12月1日凌晨3时30分,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给全军起草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望高举着红旗向着火线上去。”
从两封电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危急程度,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站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前,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前方的纪念碑位于狮子岭,由3支直插云霄的步枪造型构成,体现毛主席“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思想。而面前的群雕,则由4个巨型头像和5组浮雕组成,艺术地再现湘江战役的壮烈场景。特别是主体的那一个年轻军官的头像,镌刻着坚定和刚毅,肩上扛着的红旗仍然在飘扬。“旗杆虽然被打断了,但是我们依然会用血肉之躯守护这面红旗。”蒋艳玲说起那段往事,眼眶湿润了。
据兴安县党史办主任罗基富介绍,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主力在灌阳、兴安、全州分左右两翼阻击追兵,确保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江。新圩—光华铺—脚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
新圩位于灌阳县城北面约13公里处,是恭城和灌阳通往全州和湘江的必经之路。在纪念馆虚拟的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圩战场的全貌:西北面不远的古岭头一带是红军抢渡的枢纽,新圩与往南数公里间的杨柳井、排埠江、枫树脚之间连绵的丘陵紧紧扼住贯穿其中的公路,守住新圩才能保证红军抢渡通道左后翼的安全。
从11月26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阻击由恭城、灌阳北上的桂军,到12月1日被桂军分割包围后顽强阻击,新圩阻击战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安全,但是“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红十八团全团1000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兴安光华铺村往北2公里多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叫碗塘岭。桂黄公路从此岭穿过,这一带就是当年红军在光华铺阻击战中临时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山岭两边分别建有一座红军烈士墓和一座纪念墙壁。纪念墙壁长约30米,高约8米,墙上刻有“红军突破湘江光华铺阻击战旧址”“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遗址”等金黄色字体及光华铺阻击战简介。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封锁,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部队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扑,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堵截,何键部队对我紧追不舍,我军处于敌人前后夹击之中。”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当时的战况,“战斗越加激烈、艰苦……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当天下午,黄克诚率先头部队赶到界首,接防占领渡口的红一军团。军委工兵营在渡口负责架设浮桥,保持渡口畅通。28日,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主力赶到,以第十二团守渡口东岸南面的渠口,第十一团布防桂黄公路西面石门及西北地域,第十团驻守光华铺,正面阻击从兴安来犯的桂军。
11月29日白天,桂军发起攻击,红十团与桂军多次交手。半夜,桂军一部迂回到红十团三营阵地后面,欲直插界首渡口。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剩余敌人占领了渡口西岸。30日拂晓,红十团迅速组织部队围歼了西岸的敌人,团长沈述清阵亡,师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也中弹牺牲。红十团政委杨勇腿部被炮弹弹片击中,他拔出弹片继续指挥战斗,收拢部队北撤死守第二道防线,确保了中央纵队当天从界首渡口浮桥安全跨过湘江。
“光华铺战斗距现在已53年了,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仍念念不忘与我并肩作战的同志们,不忘直接指挥我们的领导。这是长征中最艰巨、最激烈的一次战斗。”1987年6月,曾经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沉痛地回忆那场战斗。“有一个红军牺牲了,还端着枪蹲在那里。”90岁高龄的界首镇城东村老屋场组的刘发育,红军来时仅8岁,他见证了那场惨烈的战斗,82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与我一样大的同伴都不在了,就剩我一个了。这些事情只有我才清楚。”
脚山铺阻击战则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一场血战,红一军团一、二师与湘军激战三天三夜,筑起了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
湘江战役纪念馆里,有一处模拟的场景:光秃秃的石头山下,炮火纷飞,一群红军战士趴在废弃煤矿的地道里奋勇作战。远处,战火映红了晚霞,一群红军在与敌人拼刺刀……在场景的右边,有一座小屋,就是著名的三官堂,由过去的小寺庙改建而成。在这间湘江战役指挥所里,彭德怀手持电话在发布命令。我们仿佛听得到他焦急而洪亮的声音:抢渡抢渡,中央纵队快点过江啊……
从湘江战役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全州、兴安界首渡口与灌阳,相隔均在70公里左右,因此这3个县被国民党称为“铁三角”,而且有湘桂公路和全灌公路相通,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的主体部分。红军从界首突围,就意味着跳出了国民党的大包围圈。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就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的湘江两岸和中央纵队西进的左右两侧。界首是湘江源头区,那一带湘江并非天险,而且红军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早已架起了浮桥。如果中央纵队随红一、红三军团及时赶到湘江,渡江突围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纵队的行动极其缓慢”。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局侦察部收容队副队长梁思久说:“他们仍然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每天只能行走20公里,足足走了4天才到湘江边。”28日,湘江战役打响,为了确保渡口安全,彭德怀将指挥所建立在三官堂。光华铺、脚山铺之战,就是在这里指挥的。
在掩护部队顽强地阻击合围之敌时,中央纵队和大批后续部队如何加快速度,争取时间,尽快赶到湘江,实现中革军委在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指令,是湘江战役中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
然而,从11月28日至30日,在抗击了两天两夜后,中央红军没有一支部队渡江。原因在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搬家式转移,各军团都有庞大的后方及大批辎重和非战斗人员,成为军事行动的最大累赘。
12月1日凌晨,除了中央纵队已经过江外,12个野战师只有4个过了江。这时,中革军委下达十万火急的作战命令。经过11月28日和12月1日的两翼阻击战,中央红军以沉重的代价,保住了中央纵队向湘江前行的通道。
“12月1日上午,界首渡口霜风趋紧,冷雨飘零,敌机轮番轰炸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红军野战工兵连冒着敌人的弹雨,迅速跳进冰凉刺骨的江水中,抢修浮桥。可是桥刚修好,工兵们还没来得及上岸,敌机又来轰炸,将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在汹涌的江水中拥来挤去,混和着倒下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湘江里泛起一缕缕血水!”梁思久在回忆录中写道,“接近中午,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就像在昨日;76年前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湘江之侧的群山不会忘记那5个血色黎明与漫长的黑夜。”2011年3月29日,清明节前夕,在广西兴安烈士纪念碑园,当年参加过湘江战役的部分共和国将帅的后代与来自福建、北京、广西等地的数百名群众在这里缅怀先烈,红三十四师幸存者韩伟中将的儿子韩京京说。
当天,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也在那里落成。朱德元帅的外孙刘建、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解先、李天佑上将的儿子李亚滨等作为出席者的代表向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福建籍红军烈士敬上家乡的酒,并向两旁的桂花树撒放家乡的水、土。
80年前这一场与中央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的战役,一直铭刻在当时参战的将帅们的脑海中。据蒋艳玲介绍,1987年,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中将来到兴安故地寻访,他说是山脚下一座离渡口不远的土地庙救了他,他躲在那里逃过了敌军的搜捕。可惜将军描述的那座土地庙在破“四旧”中早已拆毁,找不到了。张震将军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缅怀牺牲的战友:“在长征中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在光华铺阻击战中英勇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
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们,从来没有忘记那场惨烈的战斗。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杨尚昆回忆录·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一文中写道:“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粉碎了蔡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在《最后一道封锁线》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又一次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
据罗基富介绍,在兴安长征突破湘江纪念碑前,刘亚楼上将的女儿刘煜虹面对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潸然泪下地说:“当年的战役打得很惨烈,子弹曾从我父亲的帽子穿过去。”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行动,以龙岩、三明为主的近万名福建籍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英勇捐躯。
每一寸土壤,都染着英雄的血迹,湘江几乎变成一条血河。蒋艳玲说,1984年,著名作家魏巍采访韩伟将军,谈起湘江战役时,韩将军端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地流泪。也许他在梦中也常常想起那场无比惨烈的战役吧,他从福建带来参加长征的3000子弟,湘江一战之后只幸存了数十人。
2.史诗 颂歌 画卷 篇二
这部由潇湘电影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单位协助拍摄的党的十七大献礼片,以修建穿越历史和未来、寄托梦想与期待的青藏铁路为背景,采用实景拍摄,真实再现三代中国铁路建设者献身青藏线、圆梦青藏线的坎坷征程与心路历程。作为昔日英雄铁道兵、今日中国铁建队伍中的一员,在电影胶片运转的110分钟里,我潮湿的眼睛和绷紧的心弦一直追随着剧中主人公于明远、初冉冉们的沐雨栉风、喜怒哀乐……
看完最后一行字幕,我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感言:英雄的史诗、劳动的颂歌、神奇的画卷。
英雄的史诗
无垠的荒漠。浩瀚的雪域。巍峨的群山。肆虐的狂风。
长长的队伍。年轻的脸庞。沸腾的热血。劳动的号子。
20世纪50年代,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怀揣光荣与梦想来到昆仑山下,用人抬肩扛,用血肉之躯,敲开冰雪之门,开始了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勘测与建设。他们的梦想像雪莲花一样绽放,他们的汗水融化了冰霜。他们放飞青春之旗,向世界昭示:天上无飞鸟,我们走来了;地上不长草,我们安家了;笑傲昆仑,告诉昆仑,我们是天下雄关一代英豪!
然而,冷酷的自然灾害,脆弱的经济命脉,把年轻人将铁路修上世界屋脊的企盼击得粉碎。1961年,他们无奈地退却热血战场,只留下一根根楔入大山胸膛的木桩,那是战友长眠雪山永恒的墓碑!
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民族之伟力正是在艰难困苦中凝聚。20世纪70年代,青藏铁路建设复工。
机声隆隆。铁流滚滚。军旗猎猎。步伐铿锵。《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歌声掠过蓝天白云,撼人魂魄。面对地震、沼泽、高寒缺氧、隧道塌方等恶劣自然条件,面对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建设者们无所畏惧,前仆后继,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挺进。然而,无情的大自然的栅栏又一次阻止了他们登攀的脚步。
吹起了集合号,我们又出征。2001年6月,十余万筑路大军再一次会师“生命禁区”,决战青藏铁路二期工程。
数不清的大型现代机械设备列队出发,排山倒海;高科技人才高科技手段蜂拥而至,大显神通;高压氧仓洋溢着青春气息也舒展着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志气;高原冻土世界难题在建设者的智斗中轻轻化解服输投降;强烈地震地动山摇乱石飞溅新落成的隧道安然无恙;丽日蓝天下高耸的桥墩高耸起古老高原崭新的希望;雄鹰飞不过的地方风笛声声列车飞翔;藏民满面春风载歌载舞舞蹈阳光和吉祥……
从1958年到2006年,48载春夏秋冬,48度风霜雪雨。英雄的三代筑路人在生命禁区挑战极限筑起全长1958公里的青藏铁路,筑起了中国铁路建设新的丰碑,筑起象征中华民族团结的新的长城,谱就一部英雄的史诗。1958年与1958公里,是巧合还是天意,真乃一条神奇的天路。也许这神奇正是英雄史诗的绝唱。而昨天的铁道兵、今天的中国铁建人就是《青藏线》这部英雄史诗绝唱的领唱者!
劳动的颂歌
劳动平凡,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改变生活,劳动让生活充满阳光,劳动让大地铺满鲜花。胡锦涛总书记号召文艺工作者歌唱劳动光荣、工人伟大,唱响主旋律。《青藏线》正是这样一部弘扬新时期劳模精神的主旋律影片。
《青藏线》通过感人的故事和独特的电影语言,成功塑造了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直至当代一群鲜活的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这些人物仿佛就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呼之欲出。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宏大气魄、英雄气概以及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等高贵品质,可歌可泣。剧中的主人公、指挥长于明远其实就是铁建队伍中涌现的李金城、况成明、余绍水、邵尧霞等青藏铁路建设英模的化身。
于微细处见精神,平凡伟大写人生。影片截取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画面,着力表现和讴歌普通劳动者的内心世界与多彩人生。诸如:一个冰冷的馒头让着吃:初冉冉奋不顾身救工友;被初冉冉教训过的那位司机不计前嫌,主动开车送昏迷的初冉冉过河;“小四川”和工友对一只受伤的藏羚羊的救护;资助内地希望小学;施工中对高原草甸等的环境保护;中秋节几位工人通过电话向远方家乡亲人发出撕心裂肺的问候;风雪中冒着患高原病的危险,用棉大衣和身体为刚刚灌注的梁体保温……所有这些,再现的是鲜活的面孔;讴歌的是闪光的心灵;礼赞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友爱;回荡的是一曲永恒的劳动颂歌。
历经千难成此境,人间万事出艰辛。让我们永远记住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建设者,光荣永远属于劳动者!
神奇的画卷
西藏是一首遥远的歌,古老而神秘。
一曲《青藏高原》让千百万人心驰神往,留下久久的期待。
而今,一部《青藏线》,向人们撩开西藏美丽而神秘的面纱。你无须千万里奔波追寻,静坐在荧屏前,就可以如愿以偿,领略它旖旎的风采——
彩虹横空。布达拉宫红装素裹,静寂而妖娆。
山舞银蛇。雪域高原浩瀚无边,蔚蓝而高洁。
好多好多的经幡,好远好远的梦幻。
很深很深的虔诚,一叩一拜向着拉萨匍匐前行。
云朵洁白,放牧着丰收的牛羊。
哈达飘逸,发出圣洁的邀请。
错纳湖碧波荡漾,像一块偌大的蓝色丝绸在涌动。那岸边驰骋的骏马,是它放飞的蓝精灵。
民族服饰绚丽斑斓,民族歌舞多姿多彩。
现代列车盘旋于离天最近的地方。
藏羚羊成群结队,悠哉游哉于绿色的原野。
河水清清,唱着歌儿流向远方……
有人说,青藏铁路是一条经济路、政治路、旅游路。此言极是。朋友,假如你还没有到过西藏,就请看一看《青藏线》这部电影吧,它会向你展开一幅神奇而迷人的画卷!
(作者系中国铁建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处处长)
3.一个家庭的史诗 篇三
如果要对这个家庭溯源,就会看到小小的于怀明,站在1949年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全然没有料到日后的家庭兴旺。
千里寻父
6岁的于怀明站在墙角,看着小脚母亲进进出出。他不明白妈妈怎么突然变得紧张、兴奋,还带着几分羞涩。大人的心思,小孩是永远猜不透的。
穆氏顾不上儿子的疑问,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她的丈夫终于有音讯了!丈夫本是个私塾先生,后来带头闹革命,打土匪、抗日、打国民党,越走越远,渐渐没了消息。揣着辗转得来的地址,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她要带着儿子去江苏找他。
1949年的冬天一如往年的寒冷,但又像特别温暖,到处洋溢着新生的喜悦。这种喜悦也在穆氏心中油然而生。因此从山东维坊到江苏镇江的路也显得不那么遥远和艰辛了。
然而母子俩风尘仆仆地赶到镇江,找到千辛万苦得来的地址,丈夫却不在。那是一个机关大院,丈夫已经是机关的一个干部。他的秘书接待了母子俩,告诉他们,他回山东了。
母子俩又转身往家赶。一天一夜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人。然而,他告诉她,回来是办离婚的,因为和她没有共同语言。
那一瞬间,晴天霹雳。对这样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子,丈夫就是她的天,如今,天塌了。倔强的她死活不应,但感觉有什么东西自己无法主宰了。1949年的冬天,真的很冷啊。后来的革命洪流中,干怀明也未能幸免于难,成了“臭老九”,但王家上下没一人如此冷落他。她完全不懂改天换地怎么会换来这样一个田地,共同语言是个什么东西……
穆氏最终屈服了,带着儿子改了嫁,又生了两子一女。
大学生入赘王家
远在镇江的父亲无暇顾及于怀明,他在继父的冷眼中悄然长大、发奋读书,考上山东大学,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于怀明恨父亲抛妻弃子,每月一封书信讨伐父亲,气得于传芳要跟他断绝关系。于怀明的愤怒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恋爱了,走进了一个他从小向往的温暖的家。
20世纪60年代末的两年,革命潮流浩浩荡荡,工作生活纷乱嘈杂,李学琴心里却春暖花开。每天走进药材站的大门,传达室的老大爷便喊:李学琴,山大!于怀明的信总是每天准时守候在门口。偶尔没信的时候,老大爷仍然习惯性地喊:李学琴,山大!
她习惯了每天读信,喜欢读每一封信后面于怀明写的诗。爱情的自然流淌,是动乱年代最好的慰藉。后来在一次搬家中,他们的女儿发现了很多信,捆成一大捆,无法想象他们在混乱的年月仍然那么浪漫守信。
其实最初没有那么浪漫。李学琴在药材站算得上个美人,追求的人不少。但因为她是中专毕业,后来读了个大专,发誓要找个大学生。经人介绍认识于怀明后,小伙子文采出众,很对她的心思。
对于女儿的对象,父母各执一端。父亲王守金一见就喜欢,说他人踏实,靠得住,一来家就帮着干活,打煤球;而且是大学生,很有前途。母亲李桂兰虽然觉得他长相一般,有一点却让她很满意:可以入赘王家。1970年于怀明和李学琴结婚后,虽然没有正式入赘,但他们的孩子却是以爷爷奶奶称呼老两口;王守金生病过世,于怀明也是以儿子的名义替他养老送终。
家庭主心骨开始转移
王家人都承认,自从这个家庭有了于怀明,就开始蒸蒸日上。他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业务强,不久就张罗着把小房子换成了好一点的房子,后来又换成了两套两居室。换房子终于让李桂兰扬眉吐气,再也不受邻居的欺负。这个家的重心,渐渐转移到长女婿头上。
之前的很多年,王家的核心都是李桂兰,从来说一不二,连第一个孩子都要跟她姓;在外面也是争强好胜。两个孙女至今还记得一幕:当时李桂兰已经年过五十,仍然风风火火,手脚麻利。有一天,她照常在厨房升炉子做饭。烟越来越大,她去看烟筒,被堵住了。李桂兰可以肯定是邻居干的。烟筒的烟有时跑到他家去,两家为此没少吵架。她气冲冲地砸隔壁的门,要找他们拼命。对方一直不吭气,李桂兰便坐在门沿上骂了一下午,从祖宗八代骂到鸡鸭猪狗,骂得行云流水,惊天地泣鬼神。
李学琴下班回来看见,埋怨她:你怎么又骂上啦,也不注意点形象,孩子看见像什么。她理直气壮地说,我怎么不骂?我们家又没个男孩,老头子又不管事,我不骂还不给人欺负死!
李桂兰小时候是个苦孩子,家里孩子多,她11岁就开始背着麻袋沿街卖盐。她的父亲被抓到日本当劳工,音讯杳无,母亲养不了她,便把她送到王家做了童养媳。李桂兰天生男孩子气,爬墙上树、捉蛇打鸟,加上大十岁的“哥哥”王守金的庇护,经常闯祸。
王家是中农,王守金一直在城里开纺织机器、做帽子,家境不错。但王守金太老实,快三十了还没媳妇,父母才给他找了个小十岁的童养媳。对这个小童养媳,他从不说一个不字。一辈子,他似乎就做了一回主,而就是这一回主,改变了王家后代的命运。
山东是1949年6月解放的,一解放王就让媳妇也到城里来。李桂兰二话不说,就带着两岁的女儿到了城里。她再也不愿意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乡下受人欺负。一家人租了间小房子,丈夫在工厂做帽子,她凭一手绣花手艺找了个绣戏服的工作。1956年,二女儿出生,终于姓了王。
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一度是老两口的心病,随着于怀明加入这个家,这个缺憾变得不再那么明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王家,无论外界怎么风云变幻,关上门却自成一统,是一个因子女成人而显得蒸蒸日上的小家庭,和当时无数个中国家庭一样。
小女儿人生多历练
轮到小女儿王来娟出场了。
王家的两个女儿都继承了母亲的干练。王来娟更甚。1972年,她初中毕业,按规矩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人都哭哭啼啼的,她不,兴高采烈的,准备到广阔天地大作为一番。
仅仅一个多月,她又回了城。
王来娟干活很积极,什么事都一马当先。大冬天的要掏粪池,所有人都畏畏缩缩,惟恐被点到名。她辫子一甩,穿着棉袄棉裤就跳进了粪池。一个月后,正好有一个回城名额,表现突出的她理所当然得到这个机会。
回城后,同样因为突出表现,她当兵了,在烟台当话务兵。在部队王来娟仍然是个活跃分子,唱歌跳舞样样拿手,还当上了三八红旗手,照片登在当年的大众日报上。
在烟台,王来娟认识了战友刘义学。当时,有个部队高干的女儿一直对刘义学有意,但他看上了王来娟,不顾领导的劝说,也不顾“前途”向王来娟求婚。王来娟为此拿不定主意。追求她的人中,有一个小伙子不错,是个翻译,就是个儿矮了,性格有点面。刘义学却人高马大,呼风唤雨,而且对她一往情深。
于是两人结婚了。
刘义学转业后,开始承包招待所。日子开始不平静了:他常常不着家,性格要强的王来娟很难接受这一点。90年代初,在纺织公司工作的王来娟也下海经商,做纺织原材料代理,刘义学开始做酒店。两人的事业都日渐红火,刘更是忙于生意,疏于家庭,两人矛盾越来越多。
两人就这么消耗着。一直到前几年,刘义学因为生意纠纷,外出好几年。而这几年,王来娟专注于事业,成为潍坊市十大女企业家之一,儿子也顺顺当当长到了谈朋友的年龄。
刘义学在外辗转几年后,重新露面。这时他终于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重新加入了这个家庭,也加入了王来娟的事业,年过半百,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用漫长的时间等待两个人
长外孙女于宜杉多年一人在北京,是个小资。她老大不小还不结婚,曾经是李桂兰的一桩心病。她最疼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外孙女。她没有想到,杉杉有一天居然嫁了个老外,还生了个“小混混”。不过,小东西那么可爱,像个小天使,让她觉得老天让外孙女寂寞那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待这个孩子。
2004年,大龄剩女于宜杉遇到英国人老P。对这段姻缘,于宜杉起初拿不定主意,毕竟中西文化的隔阂由来以久,由此带来的跨国婚姻的问题也有所耳闻。
两个人曾经最大的矛盾就是婚姻观的不同。老P离过一次婚,自那以后就周游列国,不再觉得婚姻和孩子对人生有什么必要性,甚至认为那是一种束缚和羁绊;即使恋爱,也不见得一定要结婚,而孩子更是一种麻烦。但于宜杉和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认为婚姻是女人最终的归宿,孩子是爱情最自然的结晶。两人为此没少闹过意见,并数度准备分手,直到老P发生了一次车祸。
那时于宜杉已经准备最后谈分手,因为她不能再拖下去了。老P出事住院,她衣不解带地照顾他,下决心等他痊愈就分手。
事情却慢慢发生了逆转。两个多月里,老P每天最大的盼头就是于宜杉带着自己熬的鸡汤来看望他。出院后,两人没有分手,反而开始谈婚论嫁了。老P在病床上体会到了只有家庭、亲情才能带来的温暖。
2008年春天,女儿冉冉的到来彻底颠覆了老P那坚硬固执的内心。他给她洗澡,给她喂饭,给她处理大小便事宜……甚至愿意少挣钱多呆在家里陪她玩耍。冉冉有次摔伤,这个西方男人伤心地掉下眼泪……
这个曾经视婚姻为包袱的老外,现在最关心的是家庭日后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女儿的教育成长等一系列大事。于宜杉终于松了口气,这个老P“懂事”了。生活是一条奔腾的河
时间无声无息地流淌,这个家庭的第四代,在2000年出生。王守金李桂兰的主干上,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这个家庭的第一个第四代,不是长孙女于宜杉的孩子,而是妹妹于楠的儿子徐佳禾。于楠的感情平平顺顺,和徐铭远早早结婚生子,而后专心打理婴童用品店,为自己的小家燕子衔泥般辛勤耕耘。
表弟刘冠是个典型的80后,讲究名牌,注重生活品质,更沉迷于网络游戏。优越的生活环境让他事事无忧,除了恋爱。他很早就开始谈女朋友,频率不低,但质量欠佳,后又连续遭遇两次失恋。
有一天,王来娟逛街的时候遇到中学同学带着女儿一起逛街,一看女孩眉清目秀,便问姑娘多大了,有没有男朋友,做我们家媳妇吧。正是感情空窗期的刘冠无可无不可地见了女孩,结果一见钟情,没几个月就结婚了。
妻子露露也是个80后,性格直爽。小夫妻俩也算情投意合,随性,好玩,不喜欢做家务,经常是在外忙碌一天的企业家妈妈回来做饭。但露露怀孕似乎让刘冠长大不少,他接受母亲的安排,经常去外地分公司帮忙打理生意。习惯与他形影不离的露露也会腆着大肚子,周末去外地看他。即将为人父母的他们,已经开始认真思索生活。
年轻人的爱情与婚姻,还远远地走在路上,这个家庭的未来,尚不可描绘。到了第三代终于儿女双全,尽管他们都不姓王,80多岁的李桂兰仍然心满意足。1949年,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跟随丈夫来到城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如今的圆满。
4.简氏家族 风烟史诗 篇四
南洋兄弟
时代洪流中的烟草巨擘
简氏兄弟是一个世纪前中国卷烟工业的巨擘,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耀眼的坐标。在时代的洗礼中,他们拾起民族的尊严,用强大的生命力证明了民族工业的潜力和未来。
1888年,香港。“巨隆号”瓷器店里,一位17岁的年轻人忙前跑后。没人能想到,十几年后,这位从佛山走出的年轻人创办了广东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并一跃成为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开拓者—他,便是简照南。更没人能料到,他和他的兄弟创办的“双喜”品牌,至今成为中国人为之骄傲的百年民族品牌。
经商日本,萌生创办烟厂念头
简照南出身贫寒,年少丧父,早早肩负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为了分担家计,年纪轻轻的他跟随叔父简铭石,从佛山来到香港经商谋生。虽然只读过三年私塾,但简照南聪明好学、做事勤奋,短短几年间,便精通了“巨隆号”的各项业务。于是,叔父放心地将日本方面的帐款收取业务全权委托给他。
数度来往于日本、香港之间的商海历练,不仅让简照南眼界大开,对商场争利有了新的看法,更为他积累下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商业更为发达,发展空间也随之扩大。考虑到自己对日本商业市场的情况比较熟悉,手头上又积聚了不少客户人脉,于是简照南在日本神户自立门户,开设了专营海产、药品、布匹等进出口货物的“东盛泰”批发商号。
生意越做越大。1893年,简照南的二弟简玉阶也来到日本,跟随长兄学习经商。一年后,甲午战争爆发,简氏兄弟移居香港。1900年,简照南在香港开设经营土洋杂货的“怡兴泰”商号,由简玉阶主持店务,不久后业务范围便扩展至日本、暹罗和南洋群岛一带。与此同时,他又创立“顺泰”轮船公司,购置“广东丸”巨轮一艘,往来日本、暹罗、安南,远及欧美各大埠。由于简氏兄弟在经营中讲究信誉、尊重客户,在南洋商业界获得不少好评。
“周知环球风气与所以致富强之术,由是心胸益阔,智力日增。”但天有不测风云,“广东丸”号轮船失事沉没,致使简照南的航运事业严重亏损。因无力再购置新船,简照南不得不另谋出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他的选择将决定着中国烟草实业的未来。
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成立。这家公司堪称烟草王国,在世界各地均有分支机构,其产制运销网更密布全球。1905年,英美烟草公司把在中国的美国香烟公司和英国威尔斯公司的香烟制造经营权全盘接收。不久后又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哈尔滨设厂。短短几年,这家公司垄断了中国的卷烟市场。
英美烟草公司成立的这一年,简照南在神户参观了村井烟草公司,萌生了建立烟厂的念头。实际上,早在这之前,游走于各国经商的简照南就嗅到了烟草工业的商机。但英美烟草公司的垄断成为了他最大的阻碍。
1905年春,中国掀起了一系列抵制英美货的运动,民族烟草业寻找到了一丝发展的契机。为了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国人纷纷集资创办烟厂。简照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潜心研究制烟工艺。天时地利人和,简照南知道自己等待多时的机会终于到来,于是,兄弟俩一番筹备,集资十万银元,决心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烟草工业。
南洋初现,艰难时世中求生存
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35岁生日这一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1906年,南洋烟草公司开始生产卷烟,日产卷烟30标准箱,推出“飞马”、“双喜”两种品牌。由于物美价廉,这两种产品很快在市场上走俏,并产销国内各地和南洋群岛。
成立当天起,“南洋”便肩负起抵制洋烟、发展民族工业的重任。“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的标语被醒目地挂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呼吁国人支持国货的同时,也提醒着简照南,发展民族工业刻不容缓,与英美烟草公司的较量将是一场持久战。
公司的经营之路却不如想象中顺遂。由于简氏兄弟是外行人,对于香烟的配料和生产方法都不甚了解,使得出品的香烟质量不佳,销路不畅。简照南东渡日本,高薪聘来几位烟厂技师。有了技术的支持,香烟的质量很快有了提高—卷纸柔软、烟丝整齐饱满、色泽鲜亮、口味醇和的香烟很快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南洋”品牌逐渐打响名声,“双喜”、“飞马”、“白鹤”、“白金龙”等香烟尤为畅销。
好景不长。南洋的迅速崛起让一心想要独霸中国香烟市场的英美烟商倍感压力。他们采取了各种打压伎俩,企图把南洋扼杀在摇篮之中。英美先以“破坏专利权”为由向香港当局提起诉讼,称南洋畅销的“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产品“玫瑰”牌相似,慑于英美的淫威,当局强行焚毁了已经生产出的香烟和印好的商标。接下来,英美几度故技重施,“南洋”另两个畅销品牌“双喜”和“飞马”也被强行停售。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南洋”元气大伤。十余万的负债,更让苦苦支撑的简氏兄弟不堪重负。1908年5月,由于亏损太大,“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不得不宣告歇业。曾经叱咤一时的简氏兄弟掉入事业的低谷。
在英美烟草公司的重重打压下,不仅仅是南洋,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由国人自办的烟厂都先后倒闭。中国烟草市场再一次被垄断。然而,处于低潮期的简氏兄弟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民族工业梦想,他们暗自蓄力,期待着有一天能重整旗鼓,再度开业,重新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就国人自己的烟草大梦。
二次创业,发力誓与英美抗衡
“外国烟草入吾境,岁售中国金钱以巨万计。今创烟草公司,将以挽外溢之利而归之。如创者一蹶不复兴,我国既无以塞漏卮,且为外人窃笑。”得知简氏兄弟二人的遭遇,叔父简铭石出资拍下原公司财产拍卖的九万元机器物料,经整理后,重新交付简氏兄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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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2月,易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南洋”重新开始营业。新公司以简照南为总司理,简玉阶为副司理,在香港重新注册为无限公司,以原存原物料等为流动资本,小规模重新开始经营。由于亏损导致的债务尚未还清,简氏兄弟决定“曲线救国”,先利用原“怡兴泰”号的老关系,重新到马来西亚一带开业,经营土洋杂货的同时,也推销“南洋”香烟。后又在泰国开设“怡生”公司,重操瓷器旧业。重操旧业的简氏兄弟很快在这两项业务上盈利,不久便清还了十余万的债务。
有了资金的支持,简照南的烟草生意很快重新走上轨道。每出一批新烟,简照南便派出调查员到南洋各地和国内各省调查老百姓对产品的反应,进而根据需求作出改进。产品质量提高,销量自然大涨,“南洋”很快便扭亏为盈。而破土重来的“飞艇”、“飞马”、“双喜”等牌号卷烟也迅速畅销华南,并远销南洋群岛,受到了许多华侨的欢迎。
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暂时放弃了中国市场,英美烟草公司的原料和生产也因此大受影响。加上举国抵制洋货运动的开展,简照南不失时机地扩大业务,“南洋”的营业额蒸蒸日上。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张家口及印尼等地烟商竞相要求代售,营业额迅猛增长。1915年,简照南在广州创建分公司。一年后,又在上海设立分厂 —黄浦江畔宏伟的厂房更得到不少上海报纸的报道:“该厂地址位于百老汇路之北端,占地之广,建筑之伟,盖无待言……出品机凡七十余架,每机每分钟能制成烟卷三百余枝。合七十余机每日以十小时计,可出一千余万至二千万枝,成货之多,亦云巨矣。”
简照南和“南洋”显示出了惊人的顽强生命力。但“英美”依然觊觎着中国的烟草市场,他们的打压仍在继续,但新生的“南洋”却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战。眼看“南洋”的力量日益壮大,这一回,“英美”改换策略,打起了企图吞并的牌。1914年,“英美”提出要用百万将当时正在发展的“南洋”买下。简照南将计就计,喊出了三百万高价,成功将“英美”逼退。三年后,“英美”再次向“南洋”提出合并要求,看似充满诱惑力的方案实则暗藏玄机,再三斟酌之下,简照南再次拒绝。
正面反击,高举“振兴国货”旗帜
虽然两次企图吞并的阴谋都没有得逞,但“英美”仍不死心,向“南洋”发起了更多的挑衅。先是削价竞销,大量制造新牌子,以图出奇制胜。更为卑劣的是,“英美”暗中购入大批“南洋”烟,藏至霉变再大量抛售,同时唆使烟贩到“南洋”掉换好烟,致使“南洋”的名誉大大受损。
简照南并未慌了阵脚。他深知绝处逢生的道理。既然民族企业有其本地优势,要赢得市场,就必须得到国人的信任与支持。一方面,他以“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为宣传口号,大造舆论。另一方面,他采用有奖发售的方式,推出新产品“三喜”牌香烟,一时引起烟民的抢购。降价促销、赠烟予社会高阶层人士、借用新闻舆论力量报道宣传……简照南的商业才能显山露水,而种种对抗“英美”的方式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的销售额稳步提高。在这场与全球烟草业巨头的商战中,简照南并未处于下风,相反,他带领着“南洋”稳步前行。
新的危机再次出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日货的爱国呼声铺天盖地。因早年简照南曾加入日籍,“南洋”被卷入一场争辩。诬告“南洋”为日籍资本,所出卷烟均为“日货”,种种莫须有的指责,实际上都是“英美”设下的圈套。没想到被收买的农商部勒令吊销“南洋”执照,停止营业。
对如日中天的“南洋”来说,这是一个灭顶之灾。简照南深知,失去了国人的信任,“南洋”也将不复存在。为了让国人重拾信心,简照南以“南洋”身份在报上四次发表 “敬告国人”文告,对谣言进行义正词严的驳斥,并呼吁国人认清“英美”企图打击民族实业的真面目。与此同时,简照南迅速办妥脱离日籍手续,以中国人的身份再次亮相。
而“南洋”被吊销执照的消息,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慨。国内各大工商团体纷纷提供证明,海外侨胞更发表言论,对政府的做法表示痛心。重重抗议下,“南洋”申请恢复注册获得批准。
“南洋”又一次取得了对“英美”反击的重大胜利,但简照南认为,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于是,“南洋”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股,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扩大和改组。1919年10月,简照南公开向社会招股,并对公司进行改组成立新公司,更名“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达到一千五百万元。新公司各方代表公推简照南为永远总理,简玉阶为协理。
扩大改组后,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有天津、北京、营口、济南、青岛、汉口、南京、镇江、广东、汕头、厦门、云南、香港、新加坡、泗水、泰国等处。制造工厂规模数量扩大,制烟工人总数更高达数万人。从新公司创立至1923年,每年盈利均达四百余万元。至此,“南洋”发展为民族资本中最大的烟草制造企业,简照南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华侨巨商。
国难深重,双喜顽强生存
随着战事不断和国家政局的更换交替,“双喜”品牌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道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颠沛流离。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在上海的总厂被毁于“八一三”炮火,南洋公司业务中心逐步转移到香港和重庆,并建设了重庆厂,但开工不久即遭到轰炸,设在汉口的厂房全部焚毁。随后,南洋厂随局势变动在上海、香港、武汉、重庆等地辗转。即便战后复工和扩充,但规模远非昔比,只能在夹缝中勉强维持生产。
在大部分华资烟厂惨遭战火破坏之时,外国烟草公司各地工厂托庇于租界特权,一直完好无损,不断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南洋”品牌,甚至改头换面隐蔽外商的真实面目,欺骗国人,企图挤垮“南洋”。虽然所处时代险恶,“南洋”却始终顽强抗争。
为暂渡难关,南洋公司决定在广州建厂。据当时的南洋史料称:“但分公司为事业前途计,鉴于汉、渝两方面事业无可为,衡时势,乃决定开设广州制造厂,计划实属刻不容缓,以收东隅之失”。1948年8月购得厂房,机器设备从香港厂输入装置完竣。1949年4月将上海库存的美国产烟叶运到广州。5月19日,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制造厂正式成立。建厂后,广州制造厂产品统一用南洋已经注册的商标。自此,“双喜”的重要一脉—广东“双喜”在广州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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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8日,工厂被人民政府实行军管,进行清产核资,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选拔工人参加工厂的管理。当时广州制造厂拥有职工662名,日产香烟60箱。到1950年,广州制造厂年产量已达17818箱,实现利税619万元。增产“南洋”注册的卷烟牌号包括“七星”、“双喜”、“银行(红)”。该厂所生产的卷烟“白金龙”、“双喜”、“银行”、“黄金龙”、“七星”、“百雀”,均为当时“南洋六大名烟”,深受消费者欢迎,在市场上享有盛誉。
1951年公私合营后,简玉阶出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出任总经理。公司经裁并改组,内地分厂改为国营卷烟厂,香港厂仍保留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名称。
南洋菩萨,支持革命关注民生
与简氏兄弟的实业救国之路一同发展的,还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简照南深知这场革命将给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一次改革的契机,因此,简照南非常支持国民革命,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早在1909年,简照南就曾经拿出巨款用以支持孙中山的起义经费。1916年,简照南更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名义,与上海金星保险公司联合举行欢送两院议员大会,邀请孙中山出席并发表演说。简照南更发动“南洋”工人,南下广州参加总统府卫队,投身革命。为表尊重,孙中山更曾手书《博爱》条幅赠予简照南。简照南将其珍藏于上海住宅的书房里。
“金钱者,多取为厉,须能聚能散,自社会取之,当为社会用之。”简照南乐善好施,凡公益事业,必慷慨解囊。1915年,广东遭遇特大洪水灾害,佛山、石湾、澜石及珠江三角洲多处地方灾情严重。人民流离失所,粮食短缺。获悉灾情后,简氏兄弟马上捐出巨资和数十万斤大米,以公司名义组织赈灾。同时以巨资修建五十套青砖瓦房,送给被洪水冲毁房屋的家乡族人。1920年,南洋公司从每箱香烟中提出5元,赈济北方各省旱灾;1931年,南洋公司从每箱香烟中提出3-8元,赈济苏皖水灾……举凡各省水旱之灾,他必“每举一事,所捐动以巨万计”,历年所捐的省份计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广东等省。
简照南还曾大力扶助教育事业。因年少家贫失学的他,深知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在他的倡导下,南洋公司捐巨款资助暨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及复旦大学建造校舍。他还在香港、上海开设职工子弟学校、残疾人收养院和孤儿教养院等。
1923年,简照南积劳成疾,于上海病逝。但人们却牢牢记住了这位“商界师表,南洋菩萨”。简照南以自己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一举从草根跻身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香烟大王”;同时,他又用自己的善心,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他是少见的、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一书的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曾经在书中对简照南大加称赞。简氏兄弟打造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民族企业崛起的一面旗帜。而简氏兄弟留下的“双喜”品牌,更成为了延续简氏兄弟民族志气的火种。正因有了简氏兄弟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后来的民族实业家前赴后继,将中国的民族企业带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5.赋原美丽史诗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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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步于博物馆之中,
此处的人文气息将会包围着你的
生活、理想、境遇,
让你得到金质流光的洗礼,
由内而外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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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中戴草帽、
高举“Climate Revolution” (气候革命)
牌子的行为艺术,
或许只有西太后能HOLD住,
出身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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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外表有多么锋芒、霸气的女人,
都会有柔美的一面,
就如西太后偶尔也会展现深V的性感高级灰,却不失几分可爱硬朗的个性。
Vivienne West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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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蕾丝白色长裙则恰好地留下
可以让人呼吸的白。
若是晚上还需与他共赴烛光晚餐,
此装扮也绝对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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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嬉皮式的装扮,
无论是穿街走巷或是进入博物馆,
都能自由无阻坦荡荡。
因为此人已超越了空间、时间的界限,
把复古与当下、未来玩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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