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精选8篇）

1.经济与社会发展 篇一

经济发展道德：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内在契合

“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爬坡”论二者都没有跳出经济发展与道德“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应在继承和发扬优良道德传统的`同时，积极地创立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

作 者：朱有志 李正洪  作者单位：朱有志(湖南省社科院)

李正洪(湘潭大学)

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4)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经济   道德   价值蕴含  

2.经济与社会发展 篇二

1 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配合完美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经之路

自然和环境问题是现在急需解决的, 我们一定要完成以下几项: (1) 资源匮乏, 要寻找新的资源。经过人类之前毫无节制的开采和使用, 不可再生能源已趋于枯竭。随着现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新型能源被开发出来, 逐渐替代了之前的不可再生能源, 这能够帮助人们度过缺乏能源的难关, 更能确定能源的保护情况。 (2) 使用各种方式, 达到能源最大化使用。我国对煤炭能源的保护强度还不够高, 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前进。目前我国可使用能源类别单一, 并且再利用效果不好, 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发出煤矿能源应用各种方式新技术, 寻找能够代替煤炭的能源, 使用各种方式, 达到能源最大化使用。 (3) 使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今的自然环境承受着很多压力:区域干旱, 区域寒冷缺氧, 岩溶区域面积很大, 水土流失情况严重, 人口又多, 平均资源后, 个人分的很少, 能源利用率低等等因素都阻碍了我国的前进。因此, 要使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保护自然环境, 使用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当下最为重要的。

2 推动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共同前进的方案

2.1 低碳理念普及全国

若要追求完美的低碳循环经济系统, 就要从提升技术方式和符合当下经济及法律规律两方面着手。为了能够跟上时代更新的脚步, 就要对老旧的经济系统进行改革。由于我国人民经济水平都在上升, 他们就会拥有一个符合现今时代背景的新的价值观。为了能够达到低碳化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要倡导全民参与, 使用人民的整体凝聚力推动经济的前进。于是, 倡导全民参与的关键点就是怎样才能合理的激发人民的积极性, 并且怎样带领他们参与其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需要政府和相关企业、公司、科研机构和投资行会等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使用具有煽动力的宣传, 让人民明白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的重要性。

2.2 主要根据市场需要决定能源配备

经济前进道路目前很单调, 特别是低碳经济, 这些都是因为市场需要和引导有了问题而引起的, 所以, 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引导就特别的关键了。当下, 我国低碳化经济循环系统还不够完美, 排污方面的交易制度也有着突出的不足, 致使出现这些不和谐制度的原因也离不开政府所制定的不合理政策, 所以, 阻碍了低碳化循环经济系统的发展。如果要构建完美的根据市场需要而决定的低碳化循环经济系统的能源配备, 就要符合以下两项要求, 第一, 尽力提高有关行业对于低碳活动的重视程度, 创立相关气体排放的沟通渠道。第二, 由市场决定公共产品的最终价格, 这样能够让产品更加符合市场的需要。

2.3 按计划进行调整, 善用社会宣传力, 开展区域示范

第一, 根据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来调配产业的内部构架和能源的构架。第二, 优化经济法律法规的保护规定, 确保市场经济的安全运行。第三, 建立以市场需求为根本的能源配备形式。第四, 努力开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共同发展的区域示范点。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共同发展的区域示范点就是要以这两种经济共同发展的观点为根本, 带领城市的交通、社区和建筑进入低碳化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 让城市注重环保, 环保消费。

低碳化循环经济区域示范点以武汉为例, 对居民生活各方面都要负责, 在城市中选取采光好的居民楼, 将新型资源-太阳能的应用引入到居民家中, 鼓励人民使用新型能源汽车等交通工具, 最大化减少了汽车尾气的污染, 鼓励居民绿色环保, 引入新型的种植手段, 引导人民环保消费的观念, 倡导节约水资源、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 从基层避免资源的浪费。将环保的观点引入校园, 让人们从小就明白环保的作用和重要性, 这样低碳化循环经济的观点和技术覆盖面就会更加广泛。

2.4 鼓励企业更多地运用保护环境的技术

政府部门要引导企业的前进和工作, 大力倡导和鼓励企业多多引进保护环境的技术, 早日开发出替代能源, 减轻煤矿和化石能源的压力, 达到能源可以再生的目标, 更好地运用和保护资源。环保技术是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共同发展的保护措施。我国目前的资源生产和使用技术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 达不到那种高度, 工业生产的技术不发达, 开发使用的装置设备不先进, 生产加工的体系不完善, 这些都需要政府部门尽力扶持, 加大环保技术的投入和应用, 推动我国经济的前进, 让其步入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我们要明确目前我国资源的情况, 正确的进行环保技术的优化, 第一要注意环境保护方面, 对污染的管理, 废弃物的改变, 绿色的生产, 环保的照明等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 第二, 要注意资源再生利用的方面, 加大技术研究的力度, 像是水资源的再利用和太阳能的应用技术等的研究。环保技术的研发中心就是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加强对资源的使用率。在企业的发展中, 要将环保技术的开发也列为企业发展的一项工作, 将企业内部的情况考虑进去, 研发能够最大化应用的环保技术, 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5 推崇低碳化循环经济发展, 扩大低碳化循环经济的覆盖面积

低碳化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挑战, 为了满足它的要求, 就需要完整的公众参与规定, 推崇低碳化循环经济的发展观点。高层领导和公众人物就要充分使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推崇低碳化循环经济的发展观点, 和媒体进行合作, 扩大低碳化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覆盖面积, 在政府的监管和合作下达到低碳化循环经济发展形式的改变。让人民大众都可以参与到低碳化循环经济的发展当中, 推动环保技术的应用和研发, 让我国走入低碳化循环经济的前进道路上。

综上所述, 低碳化循环经济是当下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思想的关键经济模式, 这种发展方式和我国将来的发展目标相符合, 所以, 我们要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 达到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金乐琴, 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2]徐玖平, 李斌.发展循环经济的低碳综合集成模式[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3) .

3.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与林业 篇三

经济增长考量的是资源、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问题。目前,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向可再生、清洁、高效利用能源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作为以提供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主的林业来说,它在绿色经济发展中担当着主体角色,在推进国民经济转型中发挥基础作用。在资源、能源和生态三大资本中,林木及林产品既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又是典型可再生的重要能源。而且,木本粮油、木本能源在未来经济社会中还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林业构成了资源资本和能源资本的绿色基础;森林、湿地和荒漠三大生态资源则是生态资本的主体。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中,林业责无旁贷地要担当起排头兵和主力军的角色,要在保障国家林产品安全、能源安全、粮油安全和生态安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林业的认识,已经有温家宝总理“四地位”和回良玉副总理“四使命”的经典论述,并已经上升为中央意志。当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总要求,还需要进一步在以下三方面深化认识:

一是深化可再生资源木材对能源安全贡献的认识。木材是一种可以简便获取的可再生能源,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从未离开过木材能源的使用,从直接燃烧木材取暖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这是对木材能源贡献的一个基本认识。但作为四大原材料之一的木材本身属于一种可再生资源,这是它与其他三大材料最大的特性区别,而这一特性对能源的贡献却一直没有通过木材同其它常用材料进行的对比试验而为人所知。木材相对其他材料的节能功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生产阶段,据科学研究项目“雅典计划”的“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评估,钢材、水泥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木材的1.9倍和1.5倍,该能源消耗量是在提取、生产、建设、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燃料的综合计算得到的,不包括建筑物投入使用后每年需要取暖用的能源消耗。二是使用阶段的能效,在使用同样的保温材料时,木结构比钢结构的保温性能高15%-70%,美国林产品协会通过比较木结构和水泥结构的能源利用发现,在达到相同室温的条件下,木结构建筑在5～9月期间消耗的能源较水泥建筑低30.2%,在当年12月至来年2月需用电进行供暖的冬季期间,木结构建筑的用电量较水泥建筑低23%。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纷纷开始探讨能源政策和原材料政策,把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可更新原材料推上战略前沿。特别近一二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世界的一个瞩目焦点,能源和原材料政策关系着二氧化碳排放量,木材作为一种有利于环境的能源和原材料重新受到青睐,日本、德国、爱尔兰、奥地利和瑞士等国政府均鼓励多使用木材。

二是深化木本粮油对粮油安全贡献的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对食用植物油的供应、油料作物的发展和木本粮油的培育十分关注和重视,站在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有效利用国土资源、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推动发展油茶等木本粮油产业。这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认识:一是木本粮油是保持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保障国家粮油安全的需要,耕地利用压力日益增加,中国土壤的流失速度比自然补充速度高57倍,欧洲仅是17倍,美国是10倍,澳大利亚只有5倍,这将导致表层土壤变得贫瘠;另一方面,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带来的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问题也非常严重,这都会严重降低土地生产力。而木本粮油经营模式会极大地降低这两方面的危害。二是木本粮油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土地利用方式之一。中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中,农业活动主要包括稻田甲烷排放、农田氧化亚氮排放等;林业活动包括活立木(林分、疏林、散生木、四旁树)、竹林、经济林生长碳吸收,以及森林资源消耗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等。而作为“铁杆庄稼”的木本粮油就属于经济林范畴,有利于增加碳汇、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三是木本粮油是化解局部农村劳动力短缺制约粮油生产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研究员表示,目前中国的纯农村人口为7.2亿,已经离开农村到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群数量约为1.7亿至1.8亿之间,预计30年后,中国农村将只有4亿人口。农村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必将促进混农林业发展,在粮油安全压力下,木本粮油是其必然选择。

三是深化森林环境效益对生态安全贡献的认识。森林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改良土壤等生态功能及作用,这认识已广为人知。同时,还要进一步认识到:一是森林具备物质与生态服务同时利用的可能性,可以做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赢”目标。一方面,任何生物都具有生长、发育、繁殖和衰退的自然规律,在这一生命周期中同时实现物质生长和生态服务效益,这一特征为“双效”利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森林生态服务与物质利用之间可能是互补、冲突、协同关系中的一种,不同区域表现不同,处于互补或协同关系状态下,森林可以实现物质与生态服务同时利用。二是木材与其他原材料的环境效益比较是正的。采伐森林具有负面环境问题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改进森林采伐方式可以减少采伐带来的环境问题。用系统方法评估木材的环境效益,其结果是木材更环保,因为没有木材原材料利用,必定增加钢铁、水泥、玻璃、塑料等其他原材料的生产与使用,这同样会产生巨大的能源消耗、水土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据“雅典计划”的“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评估,水泥、钢材造成的水污染分别是木材的1.9倍和120倍,空气污染指数分别是1.69倍和1.44倍,固体废弃物分别是1.95倍和1.37倍。林木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意味着长期减少了电或煤气的消耗,从而不但在木材中继续保存碳,而且在生产使用中也减少了温室效应。

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是科学评估林业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潜力。近年来,发展森林资源、治理生态环境的一系列举措对改善林业“三大”生态系统和增加林产品供给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同时,中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3,排在世界第139位;人均森林面积0.145公顷,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森林蓄积10.151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7。森林资源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林业部门对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中国是0.4%和1.3%,欧洲是1.1%和1.0%,美国是0.7%和0.8%,同时考虑我国和欧美经济结构的差异,可见中国林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上升空间仍然很大。

林业转型是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较早认识和提出的部门之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了由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思想。近年来,无论是在认识高度和理论准备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将这种转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前,围绕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林业建设,需要更深入认识和研究实施“绿色发展”问题,进一步强化绿色经济结构、绿色发展模式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作用;要进一步突出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要进一步明确木本粮油、木本能源在维护国家粮油和能源安全中的角色并建立鼓励发展的政策机制;要把发展林业摆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更加突出位置,从解决占我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山区人民生存发展问题的战略高度加以谋划。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的话说,要“使林业成为绿色产业、绿色投资、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绿色经济的全国甚至世界典范”。

4.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 篇四

提要一：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前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社会政策如何调整呢？我认为还缺乏规划。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们知识界，什么都高调，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

提要二：我们的文化有着非常严重的自我屏蔽。看看其他国家在人均GDP到一千美元水平之前，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情况：英国是1955年人均GDP到一千美元，美国是1942年。但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1948年，美国1935年就定了《社会保障法》。现在有很多有名的学者说，我们中国不能建福利国家，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我说这样的同志文字功力很好，知识水平也很好，就是不识数。

提要三：现在缺乏思想实力，特别是政策设计的实力。所以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关键是以人为本，围绕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和医疗、教育福利进行，不然的话，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

提要四：我认为中国福利体系它的就业容量超过1000万，服务的人口会惠及所有的人，财政的福利资金应该会超过5000亿，并且很快向10000亿发展。未来的三年我认为是制度突变期。

提要五：有一个问题，在没有民主的体制下，大量地推进福利制度会不会带来新的腐败。我的回答是要善于发明一些技术和程序，来管住这些钱。比如北欧有的国家现在还保留着国王，我们会想有国王还能有民主吗。但他们照样有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尊重程序性的变革，尊重程序的价值。他们不断地改程序，越改越具体，越改使这个社会的政府行为越规范。最后在自然地演进中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先生给我们讲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在媒体和网络上会看到很多关于王司长的信息。王老师曾经在民政部的基层政权处工作，他在任期内重点推进了村民自治和低保工作的发展。1998年，民政部成立减灾司，他就任减灾司司长，建立完善了灾害救助体系。他最新的职务是在民政部的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任司长，这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三个月之后新成立的部门，今天要谈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这个主题，从这个PPT上我们发现王司长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现在先请政法大学法院的副院长何兵教授致欢迎辞。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王司长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家在这个暑期的周末来到讲堂。王司长是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司长，这是一个专门办好事的司。王司长在武汉华东师大政治学系和北京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系分别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1986年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进行乡村自治的理论研究，期间曾挂职当过副县长，对乡村自治进行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进入民政部后，当过基层政权处处长，后来当减灾救济司的司长，现在当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司长。

今天的题目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为我们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越来越重视。今天看到报纸，灾后捐款，谁支配？近800亿的汶川大地震捐款，结果80%的捐款进入了政府财政的渠道，政府的意思是说不经过政府的渠道没法监管，老百姓说捐款怎么捐到了政府，如果政府要钱，多加点税不就完了吗，捐款怎么能捐到政府那去呢，政府说换的别的渠道不方便、不安全，政府比较可靠。这就出了一些问题，希望王司长今天能给我们解答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家欢迎。

王振耀：今天主要是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主题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副标题，副标题就是“建设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我主要想探讨三个问题。

一个是怎么看待我们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在说经济发展，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怎么来看待，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期。第二谈一谈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想谈一谈中等水平发展国家的福利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

今天重点谈一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福利如何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2008年是分水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发展水平（PPT演示）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进入中等发展水平，它开始影响整个民生福利。实际上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所有的社会建设。当然，毫无疑问地，它也会日益广泛地影响到政府的管理格局、政府的整个理念，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体制。是什么影响到了呢？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008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2698元，我认为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到2008年是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点。

咱们先来看看世界通常说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一些教训，就是说发展的时候，会造出来很多假的数据。但是现在大家先看看我们的实体经济，我们的实体经济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大发展。2008年从资金数量上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30万亿；实体经济方面，粮食产量过了5亿吨，占世界粮食产量近1/4。我们拿占世界1/10左右的土地产了占世界1/4的粮食，世界粮食产品是20亿吨，20亿吨我们占了5亿，可以看一看，中国的整个农业的发展，它是很有质量，也是很有效果的，更不要说别的。油菜籽、棉花、茶叶、肉类，全是居世界第一。不仅是农业方面，而且在工业方面，钢产量也到5亿吨了。5亿吨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和澳大利亚，特别是和力拓公司的谈判，出现了纠纷。为什么会有纠纷？因为你用人家的原材料太多了。另外是水泥、原煤、农用化肥，这都达到世界第一。

现在再来看我们的发展格局。过去我们中国经济的繁荣常常是在封闭状态下实现的，现在不一样了，进入WTO以后，整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提高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07年世界总计出口13万亿美元，中国就到了1.2万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的1.3万亿，是世界第二。世界总计进口的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95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

如果说贸易一体化的这种格局，说明中国是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下取得发展成就的话，那就再来看金融。我们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到2008年底是46万亿，贷款余额是30万额，差额是14万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世界都是陷入到了金融危机，没有钱了，中国的情况是有16万亿还没贷，这是存贷差。更不要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年年底是1.9万亿，今年上半年到6月已经超过了2万亿，这个数据不是假的。2009年春天的时候，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说了，我们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0万亿。

多少年来有一个思维惯性，一说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成就，马上就要对大家进行形势教育，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人还好一点，我这样的人，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就是形势教育。这样子就是“形势大好，你要满足”。形势大好了，你就不要提任何问题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来发展经济，我们是在国际一体化的环境中发展经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传统的理念来解读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

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22698元人民币等于3000美元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国际上流行的一个标准就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那就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指标呢，说这3000美元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想这20多年，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或者说都引入了国际社会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会进入矛盾凸显期。你如果处理得好，国家就能顺利发展，经济就能很快上一个台阶，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的社会波动。无论如何，人均GDP到了3000多美元了，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毕竟进入中等发展水平。

再看看世行给我们的评价，2007年世行认为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是2872美元，中国到了2360美元，对印度的评价是950美元，比我们低得多。这是世行的一个评价标准。

再来看看，我们每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如果看每个地方的发展水平的话，我列的红颜色的省份，上海、浙江、北京、内蒙等，这13个地方全部超过3000美元，这些地方的人口已经超过6亿，我们说地方的人均GDP，许多地方是超过3000美元的，更不要说上海，上海到了73124，元人民币，这就是1万美元了。北京过了6.3万元，那就是9000美元，过1万美元那就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所以说我们考虑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就是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表，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张表。当我们讨论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到了，那我们往往就不会问下一步怎么办？这个表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下一步的发展，大家看看这个势头。

以英国和日本为例，从1000美元到2000-3000美元之间，英国用了7年，日本是用了3年。而到了3000美元之后，离4000美元的时间，最多这些国家都是3年，3年就到了4000美元。少的像日本和韩国，2年就到4000美元。注意，4000美元又是一个指标。人均GDP4000-10000美元就进入发达国家，这用了多长时间呢？日本用了10年，法国、西德用了7年，韩国用了9年，英国也用了9年。中国往前发展的预期是这么一个预期？

二、社会福利体系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说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人均越过3000美元这个大关以后，中国如果不出大的问题，就会很快向4000美元逼近。到底是3年还是2年，都很快了。然后再用8年或者9年或者10年的时间，到2020年，无论如何可能会达到1万美元。这是一个大家需要来思考的问题。极速的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中国人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进行新的评价。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建设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应该关注发展数据的管理与社会福利的含义。

有人会说了，我们农村不行，人均GDP不会超过3000美元，特别是西部省份。但是大家都知道，沿海地方，像上海就过了1万美元，应该说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一种正常现象，全世界衡量你的发展水平，主要是看人均GDP，所以你存在着不平衡，恰恰是需要国家的宏观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让不发达地区得到支持。这是我谈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中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个立体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一下，现在的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形势大好”，从这个形势大好中，要解读出许多含义。

什么含义呢？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跟原来的经济政策不能太一样，哪个转型呢？我想说的是，一个发展方式，原来是粗放的，现在需要向精细型、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第二个是开放格局，过去都是对外开放，现在你必须得向对内开放的政策转变，没有对内开放不行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企业要求国民待遇，当然最后也实现了，就是两税合一的问题，实际这就是对内开放的政策。再一个经济产业结构也需要从偏重第一、第二产业，向着重发展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转型。而经济类型的构成也需要从储存型向消费型转变。

大家都知道，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有一个问题是有了钱到底怎么花，到底怎么投资？，现在几乎全中国人民都在讨论4万亿的投资问题，而且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底买美国多少国债？我想在10年前，甚至在5 年前，这都不会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而现在居然社会大众都成了预算家、甚至金融学家。有报纸甚至开辟版面公开投票，来表决到底该不该买美国的国债。大家看，这样的问题在前一个时期、前些年是不可思议的，前些年我们主要是在引进外资。现在主题变了。

三、需要实现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第三个问题，今天到政法大学演讲，我班门弄斧地说一下，我认为中等发展水平需要实现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我们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时候，特别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短缺型经济情况下，由于资源有限，政府什么资源都不够，你得建立一套分配秩序，为了维持这一套分配秩序，我们强调社会稳定。现在到了中等发展水平的时候，突然发现，需要全面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这实际上是由管理传统国家，转向管理现代社会。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因此提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你得发展效率，不赚钱有什么公平啊。但是到中等发展水平以后，不是短缺经济。现在广告满天飞，过去我想在20年前，90年代初期，我们买个自行车，买个冰箱，在北京还要找票。可是到了现在，整个广告天天推销，都是追着你卖它的东西，你都讨厌。这就是现在，那这个时候效率问题不用你政府考虑，有人考虑。社会整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天天在考虑。因此政府现在必须调整政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分配的公平性日益重要。这个时候发展模式也需要转型。过去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现在则需要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因为发展需要质量，社会消费率不足就不行，这是发展中国家职能的一个很大的转型。

从“人的服从”转向“人的服务” 第四个特征，到中等发展水平还有一个问题，公共服务的深刻内容要变了，我分析了一下，过去我们是管理型的服务，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服务型的管理。过去我们虽然谈“为人民服务”，但前提是，你必须听我的，你只要服从我，我会给你分配工作，我会给你找各种资源。现在你听我的，没用啊，比如大学毕业生，大家都很听你的话，但一说到那你给我找个工作吧，政府说那我找不到。所以现在政府的管理内容就需要转变，转成一种服务型的管理。

什么叫服务型的管理？过去强调人的服从是核心，但是，人的服从是否管用？以三聚氰氨事件最为突出，过去是管人，只要把人管住了，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到了现在，大家会突然发现，这个人很听你的话，用处不太大，仅仅是人听你的话，这个社会保持不了稳定。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三聚氰氨事件，也就是三鹿奶粉，这个老板非常听你的话，我相信作为人的道德来讲，他不会是很坏的，但是他管不好物，有的行政部门也管不住这个质量。那最后的结果，我们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成了社会革命的参与人。我们的全国人民，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也无论他是多么普通的老百姓，他有一个理念很坚强，他不想吃三聚氰氨，得到这个消息还马上用手机、用电话、用网络不停地告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大家千万别买三鹿奶粉了。这结果是什么？这结果是一场重大的社会事件，最后的结果导致是什么，一个行业受到了重大的影响。最后是管理不好物，结果人也管不住。石家庄的市长、书记，国家质检总局的局长都丢掉了职务。

这不是过去，这些同志可能都是好同志，但是管物管不住，就是人给人服务搞不好，并且这种服务还是很有指标的，这个指标就是三聚氰氨含多高，你造假了还不行，这是非常公开透明的。大家想想在20年前这种事情可能吗，因为那时候都是短缺经济。以我为例，我走后门买了个厂家的电冰箱，买回来就漏了个缝，我还得贴胶布，那是走后门买的冰箱票，那时候还管质量吗，露个缝就自己贴贴胶布。现在谁这样呢，有一点质量问题就打官司。

所以现在国家更强调技术标准化的管理，它排斥行政随意性，需要建立发达的标准化体系，来规范经济和社会行为，公共管理将日益发达。

老人赡养： 从家庭转向社会 中等发展水平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老年人从家庭赡养到社会赡养的转型。在中等发展水平达到以后，家庭的传统功能急剧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很有意思的结果，许多理念现在一下子就接受不了，怎么办呢？解决问题的责任开始由个人转向集体，照顾老人的责任由家庭转向社会，社会服务由消极补救转向积极预防。说通俗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在座的是年轻人，我们老一代的同志背后讨论的话，现在几乎绝大部分50多岁的人，谁也不指望孩子来养老了，因为客观上不可能，于是就需要社会赡养。社会赡养就开始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型，包括人员数量的转变。原来我们不知道，总以为政府就是管理，后来发现政府要有提供直接服务的职能，在发达国家看来也是很正常的。我查了一下美国年鉴，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人数就有270万，大家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就是中央政府。后来我获得一个数据表，进入发达社会以后，财政供养的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1988年瑞典达到31.7 %，丹麦到29.8%。最近社科院有个研究员发表了更为惊人的统计数据，美国联邦政府雇员270万人数算少了，多少呢，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员其实包括五个部门，合同制人员、项目工作者、公务员、军事驻守人员以及邮政服务人员。尽管美国人大叫着小政府、大社会，但你以为他这个小政府有多小，他如果把这五类人员算起来，到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市级财政供养人员已经达到了1400多万，比2002年增加了250万。大家看看，我们都已经作为一个口号了，一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就没看看他那个小政府到底有多小。我最近把这些数据读出来，我觉得对我们的传统理念冲击很大。构建一个现代的政府服务体系，和我们原来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到中等发展水平以后，需要社会保障对象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型，那将需要更多的从事服务的政府雇员。

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低保，面向的是城市人口、特殊的困难群体。现在恐怕是需要转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这样一来，公平性就开始要求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公平性就开始要求取消身份制，及城乡户籍的分离制。并且所有人的养老、医疗、教育、工伤问题，开始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我想舆论、社会整个就开始关注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这是我们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必然提出来的社会发展问题。

四、我们面临的挑战

挑战之一：经济发展水平提前了近40年，但战略目标调整意识不强 现在看看，我们有什么挑战。

中等发展水平以后，对于我们的社会每个成员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认为我们几千年是生活在1000美元以下的发展水平，生活在这个水平，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理念、一系列的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甚至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方式。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不适应了。

这种不太适应，首先表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调整意识不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意味着什么？需要进行什么调整呢？我们整个社会现在进入到了忧郁、彷徨、不理解的阶段。

我们来看一段话，这是小平谈的，小平在1987年谈了一个发展战略，小平定了两个阶段，他说1981-2002年，经济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概念是什么呢，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注意小平用的字，是“中等发达国家”，他用的指标是人均GDP到4000美元，小平并且进行了极为具体的阐述，他说我们的人均4000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那个时候15亿人，人均达到4000美元，那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这属于世界前列。大家注意，我们多少年来管理着国家的宏观战略，制定的很多政策，是按照小平的理念来制定很多的具体政策。

1997年十五大的时候，对小平这个理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十五大报告的设计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十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界中叶，建国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了1997年，当时人均GDP是6240块钱的时候，差不多快到1000美元的时候，是这个时候的设想，还是按照小平同志的设想来规划的。

再看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十七大定的目标，头20年是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更高水平是什么呢，有具体指标，到2020年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2007年的时候，整个民族的智慧，大家就想到2000年7858块钱，1000美元，到2020年差不多翻两番，差不多4000美元，为什么现在定的很多政策都说202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规划意识，整个宏观的战略价值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府决策里，甚至植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就是想到2020年，我们就能到人均GDP4000美元。但是现在看，中国什么时候达到2020的目标。2020的目标是7858块钱，翻两番，1翻就是1.5万，再一翻就是3.1万。如果按照小平设想的2050年的目标，总产值为6万亿美元，他认为人均GDP达到4000，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想想，2008年3000多美元，什么时候达到4000美元呢？显然，2012年就是一个临界点，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宏观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小平的设想，提前了近40年。这都是数据证明的，有人说数据是假的，如果要是假的，你总得找出来它是假的。我认为这数据基本合乎事实，确实提前了近40年。2020年就可能超过1万美元了。

再看看，如果要到2012年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时候，比十七大的目标又提前了8年。我们要制定十二五规划，我们整个讨论社会改革也好，或者讨论其他体制性的调整也好，总得考虑一下原来宏观设计的目标，它到底进展到了多少，然后进行什么样的体制调整。我认为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前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社会政策如何调整呢？我认为还缺乏规划。全民族特别是我们知识界，什么都高调，唯独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没有人来讨论这样一个事关整个民族发展水平、体制调整的基本数据逻辑判断。

挑战之二：“人口多，底子薄”的思维惯性严重束缚福利体系建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很大的挑战，是巨大的思维惯性。思维惯性严重地束缚了整个福利体系，或者整个社会发展的制度建设。所以对于新的发展水平，带来了新的挑战，你听听有多少人非常不自觉地来说话，一说起我们的国情，习惯性说“人口多，底子薄”。我自己有时候也不由得流露出这样一些话。比如前不久一些美国教授来访问，谈中国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地说，中国整体上来看，还是人口多，底子薄。弄得美国教授就问我，你是讽刺我们，还是严肃地讨论问题？说我们国家一半贷款里都是中国人的钱，我们花着你们的钱，你们却说人口多，底子薄，让我们听得就身上很不自在，觉得你们说话不知道是讽刺我们，不像是严肃地讨论问题。但是大家看看，我们的社会好处在说“人口多、底子薄”惯性中，大家查查，很多文章依然如故。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有非常特殊的福利逻辑，还坚持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还是西方人看来很特殊的东方逻辑。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行，福利政策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还要注意以家庭为中心，我们的整个福利发展还不能有很强的再分配效果。现在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这样一种理念的支配下。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一说起老年赡养，就还是强调家庭责任，一说起老年人的服务，还在强调是孝道。一遇到这个问题，就说这个社会不行了，道德沦丧了，孩子不养老人了，道德水平低下了。人们用一种很传统的理念来解读着现代的社会，那就不会讨论专业护理技术，还是谈的家政服务、保姆制度，不谈福利制度。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陕西神木县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个事件对我们整个社会冲击很大，对我们的传统理念冲击很大。但坦率地说，我接触到的北京的知识界，几乎90%以上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很多经济学家一谈全民免费医疗，就说“这是乌托邦，哪可能这样呢”，一说起儿童大病要免费医疗，就说那不可能，全世界都没有。我心里想着，这些人很多是思想很解放的，我后来提醒他，不是全世界没有，印度就有。提醒了以后，他们很不好意思。

这些传统理念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非常公开地呈现着，比如神木县免费医疗，有一个记者写文章，他从道德逻辑上来剖析。说为什么神木县要搞免费医疗，答案之一就是旨在为潜伏的社会危机打一剂预防针，少数官员的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神木要搞医疗改革，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意思就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大家看看，这是我们主流的报刊杂志上非常主流的声音。我看完，深感我们的传统理念现在是在严重地束缚着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挑战之三：对程序、技术、标准体系的漠视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程序与技术建设能力缺乏。用我们这一套文化，你要建设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程序、技术、标准体系。恰恰是我们的文化不关注这一套东西，所以缺乏建设新型福利制度的熟练技术人员。不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案例，最近大家知道在网上呼吁得很多，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名牌大学的普通卫生间没有卫生纸。有人说你怎么把这个小问题说得问题这么严重。大家知道我们的很多名牌大学都要追世界一流的水平，追世界一流，大家想一想，你的卫生间里没有卫生纸，这虽然是个小问题，但从校长到教授到学生，谁都会有尴尬的时候。大家自己都很尴尬的事情，我们为什么知识精英不认为它是个尴尬的事情，也提不出来解决的办法。我后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教育理念出去了，老百姓很尴尬的事情他能解读出来吗？他能体会到吗？我现在做了一个调查，我听说只有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科学院的学生的厕所里有了卫生纸。这类问题有没有实用价值呢？我觉得确实反映了非常典型的文化缺陷，不会建立福利社会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缺乏意识、缺乏习惯，也缺乏技术。我们谈的是宏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连厕所手纸的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样一来，你的宏大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多么好的方案。

挑战之四：文化的严重自我屏蔽

你不要看现在非常开放，我感到我们的文化有着非常严重的自我屏蔽。我们看一看其他国家在人均GDP到一千美元水平之前，社会政策的建设，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情况。英国是1955年人均GDP到一千美元，美国是1942年，日本是1966年。但这些国家在这之前做了什么，在人均GDP不到一千美元的时候做了什么？美国1935年就定了《社会保障法》，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1948年。现在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出来说话就说，我们中国不能建福利国家，因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后来我说这样的同志文字功力很好，知识水平也很好，就是不识数。

德国1881年就发表了《黄金诏书》，当时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一方面要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结果大家知道，德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建立了福利保障制度。从国际福利水平来看，更有意思的是，英国1908年就通过了第一部《养老金法》，这是100多年前，当时就规定70岁就以上的老年人，没有缴过费，也可以领养老金。印度与巴西是全民医疗与全民教育免费，越南也有这种体制性的调整。

非常尴尬的是，我自己今年3月底就出了一个很大的洋相。我们说我们的儿童福利制度比较成功，特别是受艾滋病影响的这些儿童，我们对艾滋儿童建立了四免一关爱的制度。我去年到社会福利司之后，大家都跟我说这个做得很好，我们把联合国儿基会说服的，他们觉得中国的经验很好，应该到巴西去介绍经验，和巴西交流。于是，今年3月底我就领了代表团，我当团长，去巴西介绍“四免一关爱”的经验。到的那第一天，我们看了看巴西的城市，他们部委的楼很小，门口的路就跟我们乡镇政府门口的路差不多，机场也是破破烂烂，整个代表团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比巴西要强多了，我们洋洋得意。结果我就开始介绍，头一天介绍，我看到巴西中央政府的官员都睁大眼睛，我有一种错觉，我觉得巴西好像确实不如我们，好像听不懂我们的经验。第二天我们到圣保罗，他们说这个城市比较差，我们就放开介绍。一介绍完，人家地方政府官员马上就问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要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给“四免一关爱”，我们的年轻同志比较骄傲，马上抢着回答，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要给儿童更多的关爱。圣保罗地方政府的官员马上就问了，那请问别的儿童就不“四免一关爱”了吗？我们也就像今天这个座位一样坐在前台，年轻人马上把眼光集中到我，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当然有一些不太平衡，我只能跟人家吞吞吐吐的。结果巴西的地方政府官员说话一点也不客气，他说，我们巴西所有的儿童看所有的病都不要钱，我们大人也是，所有的人看病都不要钱，都享受免费医疗。我们这些年轻同志受到极大刺激，觉得我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马上就辩论，就反击。问你们的义务教育是几年，然后巴西的政府官员就问，什么是义务教育。我们的同志就跟他们讲义务教育就是免收学杂费、免收书本费，我们中国已经到了9年，你们是几年。巴西的人说我们这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收费，小学生午餐还是免费，我们这叫义务教育吗。我们回答不上来。我马上发现，不要再辩论了，再辩论下去，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结果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感到，我们尽管路修得比人家好，楼房看着也比人家的高大敞亮，但是我们在社会发展水平上，跟人家的差距还相当大。

发达国家的福利建设史：未雨绸缪

（ppt演示）大家看看这一张图，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当时就提出设想，为15岁以下或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16岁以下的子女发放子女补贴。另外是全民免费医疗，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为避免大量失业而维持就业。当时的英国，也有人跟我们现在的一样，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就是不能养懒汉，不劳动不得食。贝弗里奇报告里怎么说，当时英国人说话比较文雅，说社会保障是一个错误的目标，会影响到个人的积极性、探索欲。二战后，英国的知识界和主流社会认为，由于经济和道德方面的原因，必须把人们从基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社会保障计划应该鼓舞所有个人去赢得高于国家最低生活需要的收入和生活待遇。

我们看看日本，日本人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也差不多，因为是东方人。大家知道，美国占领军拿着刺刀要求日本人必须坚持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很有意思：第一个原则就是国家救济要无差别，平等进行；第二是国家有责任对生活贫困者实行保护；第三是这种责任不得向其他个人或团体转嫁；第四是国家预算对于防止贫困是必要的，预算必须十分充足。结果日本二战后走了不同的路，1947年就定了《儿童福利法》，1949年定了《残疾人福利法》，1960年定《精神病患者福利法》，1963年定《老年福利法》，这些福利体系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1966年以前建立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包括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都是免费医疗。泰国大家知道，有一个“30泰铢就医计划”。30泰铢就是6块钱人民币，拿6块钱，生病只要到定点医院，无论看什么病，不再额外多交一分钱。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案例在我们中国，在知识界，大家进行理性思索、案例剖析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很严重，它影响着在新的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改革方略，影响着国家整个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发展政策、发展框架的设计。

五、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体系

时间表：到2012年，未来三年是社会突变期

最后我想说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应该怎么来做。这里只是很简要的设想，我认为从总体上，我们现在需要从大胆解放思想要转向善于解放思想。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社会计算，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理念和见识，现在则需要将各种好的理念进行模型设计和精密计算，要改变经验计算、凭直觉计算的办法，因此就需要算大成本、大帐，不是算小帐。

时间与目标，时间表：我认为2020年太晚，第一步应该是明年，第二步应该是2012年，否则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熟了。稍微换一个角度，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未来三年应该是关键，因为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这个时候的矛盾很复杂，大家看到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发展，各种矛盾是大家不能忍受的。目标是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从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医疗卫生和教育福利开始实施 哪几个领域建设，我认为应该在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医疗卫生福利和教育福利方面。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应该是建立社会保险，建立社会津贴，建立社会救助，建立社会服务。

需要多少资金，联合国开发署的现任代表马和励在呼吁，认为中国需要6000亿元建一个福利体系。神木县委书记测算，每人每年平均400块钱的财政预算就可以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国大体就需要5200亿。有的人也算了一笔帐，养老福利的基本生活保障大体在3000亿元没用，总体上整个福利体系建设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

从什么领域开始，说起来，大家也可能觉得很奇怪，我认为应该是从孤残儿童，特别是孤儿开始，建立儿童福利津贴，要从80岁高龄津贴开始建立老年人的保障，从对于残疾人的津贴开始，这样我们就能立即行动起来。

有没有可能性？有。儿童福利制度今年在山东就开始了，他们就开始对孤儿不再纳入低保、五保，就开始发放儿童福利津贴。民政部今年发了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孤儿每人每月拿600块钱，在院供养孤儿每月给1000块钱。结果全国相当穷的一个地方，广西防城港市实施了这个计划。不是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行这个制度。这个我认为不是一个资金问题，就是我们的理念，观念问题。防城港是广西最南部的一个地方，是和越南搭界的一个地方，那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地方。它建立了孤儿的救助体系。

高龄津贴贫困地区也可以做

高龄津贴能不能实行？其实可以实行。比如北京现在开始就对60岁以上没有养老金的城乡老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的福利养老金，他们发放的结果是，原来以为有70万人，现在看全市就55.9万人，重点是农村的。结果这项福利津贴去年就发了13.4亿元。

贫困地区也可以做，宁夏今年就开始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发放的津贴今年预计就是3400多万。我需要说的是，宁夏是全国省级单位、除了三个直辖市之外，第一个建立了按月向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的制度。宁夏是什么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宁夏的百岁老人每人每月按300块钱发放。但是沿海地区绝大多数地方每人每月百岁老人也就是200块钱，更不要说80岁以上的人按月统一在全省范围内建立高龄津贴制度。我说的这些不是没有可能，关键理念怎么样。不是经济实力，现在主要是缺乏思想实力，特别是政策设计的实力。所以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关键是以人为本，围绕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和医疗、教育福利进行，不然的话，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因为我们需要全方位地来推进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关键是要转变管理方式。转变什么管理方式呢？要使工作方式和决策方式现代化，要运用现代的咨询委员会或咨询公司来拟定社会的社会建设规划和模型设计，要注重地方创新，要借鉴国际经验。

前景是什么？前景是：我认为中国福利体系它的就业容量超过1000万，服务的人口会惠及所有的人，财政的福利资金应该会超过5000亿，并且很快向10000亿发展。未来的三年我互动交流阶段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司长清晰地讲述了这么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修满了高楼中国的大地上修满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与这些硬件相对应的社会软系统的建设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紧迫的话题。接下来是自由的交流时间，希望每个人简短地提出你的问题。

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模式需要调整

Q1：王司长你好，我是北京的一位律师。我想问两个问题。秦晖教授说中国是负福利的国家，因为这种负福利才造就了我们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您认为如果提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失去很多。另外杨小凯曾经说过，发展民主就是发展民生，提高社会福利，它也会导致民生水平的提高。您认为这中间是否有矛盾。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社会福利，就会让我们失去发展经济的竞争优势，另一观点认为，发展社会福利就会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种矛盾？

第二个问题，我是北京市律协宪法委员会的委员，今年下半年我们确定一个项目，是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项目。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是什么人被劳教，是上访的人。而上访者的很多问题涉及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是完全可以用钱、用社会救济来予以解决的。如果我们能够设立这样一笔社会救济基金，就可以有效地来防止上访大规模地发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问题又会出现了，我们现在的公共财政，按照现在的这种模式，有利于官员上下其手填满自己腰包，一种正确的可操作的科学设计，将会导致他们利益的受损害。比如官员们公款吃喝、车辆、出国，这就是1万亿人民币。按照你的测算，这1万亿足以建立我们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但是如果让人民受利的话，就会损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怎么能够开始做起来？

王振耀：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长时间。十几年前，我们在美国就和杨小凯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是用低福利作为成本，来达到一个竞争效率的话，会带来无穷的负面效果，比如农民工制度，不给农民工做保险，整个劳动保护很不健全，最后不可避免要付出两大成本，第一是产品质量没有保障，因为你就没让农民工正规就业。农民工本来就是工人，到北京都20多年了，很多人的孩子就在北京生的，在城市里生的，最后你说人家的户口还在农村，还是农民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融入到社会中，没有在工作中获得应有的尊严，他就不可能专业化，所以他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会想办法提高各种各样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所以中国的产品就是这样，比如你请来装修工，最后发现质量不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避免不了。

不给农民工建养老保险，不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劳动保护，社会矛盾避免不了。我老家是河南人，我的许多亲戚、朋友就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给我讲了他们真实的故事。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

六、星期天，一个月是600块钱，比农村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允许工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企业家可不是道德家，他就会还有下一步，他卡工资，不按月发，甚至到时候拖欠，那最后农民工讨要工资怎么办？你想如果仅仅是靠办公室，靠官员去找，实际是不好办的。那怎么办，就自我联系起来，找一些亲戚、朋友，最后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替他们用各种非法手段要工资。要的结果大家都可想而知，什么东西出来了，黑社会出来了。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做这种社会服务，社会治安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农民工的问题就衍生出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最后农民工养老靠谁来做，他得了大病，企业家是不可能管的，还得政府来负担。你的成本不但没有避免，反而变得更大。比如社会成本，社会治安不太好，比如这些人到了老年问题会更多，索要工资，前一段大家都知道，爬电线杆，爬桥，为了讨工资。你付出这么高的社会成本，最后是道德的沦丧。这个效率，我认为附加了这么多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需要调整。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到官员和老百姓的福利矛盾问题。我想前一段很多人追问我救灾、社会捐款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概念。在座的同志很多是在政法大学读书，其实大家没有研究另外一个问题。尽管没有明确的口号，说搞政治体制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现在退休制有了，任期制有了。现在网上的监督、舆论的监督越来越多了。我作为官员，我是知道的。监督越来越严的时候，比如像我这个司招待费是多高呢，我们的财政预算2000块钱，一年一个司2000块钱。那我们吃饭请朋友的时候是不好意思的，体制上其实没有这个安排。这样一来，在这个条件下，很多官员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白天他思考的问题在政府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很可能想到的是公务，下班以后，他接触到的主要是平民的一些感受。他会想到退休了怎么办，他的孩子也要上学，他的亲戚也会有大病，所以很多社会问题，大量的时间，官员和平民一样，和老百姓一样有共同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有一些改革的话，特别是像取消公车，我给大家谈一个和典型的例子，比如我们开车，舆论现在监督都很透明，很多官员都在议论，赶快车改吧，如果自己买个车，买小一点，自己旅游，去外面吃个饭都很方便，你开个公车，说不定人家都给你照下来。如果开公车撞了人，那就是政治问题了。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官员慢慢地也盼望着一种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他们是真正从内心里面要求改革。

就像这次捐款一样，很多不满不仅是社会普通群众有，我们很多官员，甚至再高一点的官员，他们也作为普通人都捐了钱，最后他们问我们捐的款怎么到现在没有个信呢？所以第二个转型，我觉得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越来越多的官员在体制上就不得不回归到社会。所以这样一来，我觉得大家原来说的那些官员享受的特殊待遇，我想会比较容易来化解，或者比较容易来转型。

Q2：刚才王司长讲的这些观点，我非常认同，而且我认为，中国可能一开始就像这位律师讲的那样，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时，需要有一种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以后，会有一些变化。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限的。就像刚才何兵老师说的一样，大量的捐款不是进入了灾民的手里，而是进入了财政预算的框架里，所以这个东西，老百姓又没有办法去监督，政府的借口就是进入了我们的财政框架中间就安全了，如果给了老百姓反而不安全了。这说明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相互的信任度非常低。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非盈利性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发展不起来一样，政府不太信任这些民间组织，觉得它要发展起来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反政府的活动。民间组织要是不发展起来，政府真正的职能转变又不能做好。我的问题是，在这种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一些基本的信任，民众又没有普选制度能够来直接监督政府的时候，实行像王司长刚才讲的社会大福利，他会不会产生更多的腐败？会不会把这些钱又挪用了，会不会又进入到某一个框框里，我们在制度上怎么避免这样的现象？

王振耀：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这个问题我分两个方面回答。

一个问题，大家担心的是民间和政府的矛盾，这种矛盾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同志都在说，只要是政府说的，网上就反对。相当一部分同志是这样的思想，这是一种客观现象，你没有办法，我是看到了这种现象。我自己有时候解释一项政策的时候，我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镜头多一点，我受到的攻击就很多，我都听到了，看到了。我一开始就说，现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模式需要调整。我促进了一些慈善组织，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发展。促进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整个老百姓的观念就不让民间组织发展。我们的理念是很传统的，明明有一个法律规定，咱们的捐款支付给慈善组织的工作经费应该不超过10%，规定它得有工作经费，但是这次救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不希望它有工作经费。人们认为慈善就应该是高尚的事业，我们说得很高，认为他不应该领工资。最后这次汶川地震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不让有工作经费。你们都没有讨论一个数据，大家知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加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现在一共有多少人？一共是1.8万人。大家想一想，1.8万人，平均下来一个基金会，就10来个人。大家想想，10来个人，有的基金会钱就拿到10多个亿，甚至20多个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花。

很多记者问到捐款问题的时候，问你要多少提成？我说，你问这问题就是一个陷阱，你说提成，好像是我收到你的捐款，我得有提成，塞我腰包里，提成这个词就是错的，是工作经费。包裹送到灾区去，坐飞机、坐火车这车票谁来买，送去救灾物品要不要成本，要不要运输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作费用，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工作费用，需要专职人员，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通的常识。

有一个统计数据，不一定准确，美国的基金会据说有120万工作人员，英国有60万工作人员。我就想，我们怎么这么大国家，才不到2万呢。我们现在的专业慈善工作者，专职的NGO太少。大家因为传统的理念，这个理念恐怕将来在社会转型中需要进一步调整，你不让它有工作经费，不把慈善组织、NGO视为一个有专职工作人员的理念，如果没有这个理念，我们的NGO不会有大的增长。现在在工作经费问题上，坦率地说，我们这个社会整个上是倾向于零成本。如果有一个慈善组织说，我们不提一分钱，下面马上鼓掌。说这样话的人，可能很多是退休人员，自己工资有保障，做慈善组织就是发挥一点余热。真正慈善组织、NGO要起来，必须有大量的年轻、专业人员的进入，而专业人员的进入必须让人家养家糊口，有中等收入。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法律有，政府的态度也很明确，但是要大家转变这个理念太

认为是制度突变期。这是我的一些基本想法，希望得到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NGO要做专业性的工作，不和政府同构

Q3：关键NGO不发达，政府的思想没有放开。

王振耀：这两个观念都有，起码在我这个司，我是拿着放大镜，NGO找我，我天天都参加，我现在比较忙，做慈善活动我都得跑，遇到什么矛盾我还得打电话到处说。

我前一段跟一些NGO对话，我要谈到的是，NGO也需要一些转型。很多做NGO的同志不会做NGO。比如到基层，他拿着钱到村里去了，到那说我们要公开透明，成立一个项目委员会，吸收各方代表，然后每一笔钱用都要讨论表决。我听完了一套，你这怎么运作啊，村里也有个村委会，也要讨论，你也是一个复合型的组织，它也是一个复合型的组织，这就冲突了。后来我给他们讲，NGO的运作要专业化，要讨论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大家都觉得NGO很危险，有一个美国的NGO，很不敏感，它叫“半边天”基金会，是好莱坞的一剧本作家夫妇俩，是拍录像的，结果两个人收养了中国孩子以后，发现儿童福利院有好多孩子照料方面存在着缺陷，于是他俩就成立了“半边天”基金会，发展大量的人员来抱孩子，到儿童福利院照料这些孤残儿童，主要是抱一抱，经常陪孩子玩。这样一个专业性的基金会，它做起来很专，也不需要讨论别的，这样专业性的做起来没有矛盾，后来很快办公室也在中国注册，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合作得很好。

我觉得NGO开始阶段一上来还不太会工作，不太会做专业性的，政府要建大楼，他也要建大楼，他跟政府的行为方式是同构的，不像是政府擅长做这个，我擅长做这个，我比较专业。现在比如有的扶贫款，有的NGO设计的项目就是财务监管，设计了非常技术化的项目，结果很多政府官员一听就躲着，那个太复杂，找NGO。NGO越专业化，你发展的空间越大。但是如果NGO都停留在跟政府同构，政府行动什么，你也行动什么，你恨不得变成二政府了，所以矛盾就容易出现。我一直在极力推进NGO，我认为中国的NGO需要大发展，我见过很多NGO，我说要专业化，要专业化。我甚至公开地批评，为什么没有专业化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很多在政府长期工作的人员，刚开始，你们要盯住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你们NGO也有官僚主义作风，你们不善于设计具体项目。所以NGO也需要有一个调整，NGO也要有一个学习过程。这是我培训的经验。

你还问道一个问题，在没有民主的体制下，大量地推进福利制度会不会带来新的腐败。关键是文化传统，要善于发明一些技术和程序，来管住这些钱。比如北欧，很多国家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国王，我们想着有国王还能有民主吗。有的国家就是有国王还照样有民主。为什么？他们尊重程序性的变革，尊重程序性的价值。程序很重要，然后就不断地改程序，越改越具体，越改使这个社会的政府行为越规范。到最后大家都在自然地演进中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变革。

我觉得30年的经济改革，其实30年来还有很多改革，我们基本上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需要总结我们30年改革的经验，应该再进一步在社会领域、在其他方方面面的领域，能不能注意在程序上、在整个的技术上、在整个的标准建设上，有一些发展，有一些前进，这样我们的社会可能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改革效应。

苏联、东欧剧变，但福利制度没变

Q4：非常感谢王司长，你讲的很多理念我非常赞同。中国近30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30年前我们是收入最平均的国家，30年后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你作为民政部的政府官员，是制定政策的部门之一，怎么构建一个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制，在战略上怎么推进它，怎么使最上层的决策者下决心，把这个政策落实下去？ 王振耀：这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也有条件来回答。我在民政部20年，第一个10年我是做农村选举，农村选举现在意见很不统一，主流学者是不赞成的，我是受批判的。另一些事我做的大家还是赞同的，比如低保，城乡低保，然后是救灾标准，包括汶川地震的救助，这个做得大家很赞成。

现在我又推福利体系建设，确实在战略层面上，我想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改革开放30年其实有一个福利成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了，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只有中国的模式最成功，就会容易忽略我们的社会问题。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做的五保户保障，在集体经济的时候，五保户是可以得到福利经费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无意识，并且大家都集体同意地来把它废了。废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非常极端的情绪，比如我们认为国有制、或者公费医疗是万恶之源，前些年大家一谈，就别想恢复公费医疗，大家这种理念，有很多学者，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成一种意识形态了，公费医疗就不应该再有了，全民医疗免费，大家一提就是不可能，是瞎想。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苏联、东欧在巨变的过程中，社会经历了重大的震荡，执政者都被推翻了。但是它的福利制度，你们查查，一直维持下来了。你们注意一下俄罗斯，包括东欧这些国家，它的福利制度是真的维持了。世界银行说了，广东的低保标准低于蒙古2倍，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所以我们大家不仅仅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中，同时还要研究一些数据。

我为什么现在呼吁应该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因为人均GDP过3000美元了，怎么我们的知识界失语了呢？我认为其实是一个大战略，如果我们全民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认为到了3000美元，看看人家1000美元都能干的事，我们怎么不能干呢。如果这个意识越来越多地普及了，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建设、调整就会好得多。

我跟一些县委书记讲这个道理，有的县委书记就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个事我们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要不到钱自己也可以干。学学人家神木县委书记，全民医疗免费好像没有多大的事情。我们何必为了弄政绩，上访群众很多，政绩也没弄好，出了很多问题。这个需要战略意识，整个战略方位要调，这是当前的大问题。至于我在推进政策方面，我觉得推进政策管理方面也有很多技术细节，有很多管理方面的技术。比如当年推进低保的时候，低保很多环节开始做的时候很不完善，很多人用各种理由给老百姓推迟发低保。后来我就说，我们建立一个制度，全国每个月每个县发了低保，发了多少钱，给了多少人，月月公布，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可能，咱中国人口多，几千万低保对象，不可能。我说那几千万低保对象，不是还有几百万的官员吗？相对比例来说，也不高啊。结果最后就实行了，你查一查，全国这一套贫困的信息管理，能到人的，民政部网站上每个月能公布的，每个县一直公布到3000多个县级单位，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月月能公布。

包括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山东文登孤儿600块钱，好多人说这太高了吧，一个孤儿就领600块钱，钱太多了。后来我实行的战略就是贫困地区可以建，看你发达地区能不能建。然后是养老高龄津贴，发达地区不建，人家宁夏建，我最近就邀请中央电视台，我说希望你们到宁夏拍拍去，拍完之后向发达地区的同志说一说，不要光看北京能建，宁夏也能建。这样来说服社会转型，用一些技巧来说服大家，实现一种社会改革，福利政策确立的软着陆，我觉得有一些战略，但是应该有一些战略的技巧。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循着这个方向，我坦率地说，很累，有的时候也不被大家理解，但是尽管这样，我觉得很有意义。

知识界要有共识，要有数的意识

何兵：你这种思想让老百姓接受不那么难，你多到我们的讲堂上，多讲几次，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关键的不是怎么说服人民，也不是怎么教育人民，而是怎么说服领导，所以请你讲讲你的教育领导战略。

王振耀：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也能回答，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根据我的体会，领导做起来不难，关键要把很多方案善于论证、善于提出方案来。

我要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讲一个秘密，我们知识界，我为什么老说知识界要转型呢？领导的决策，领导做好事的理念很强，但关键是有时候知识界论证起来，最后就让领导没法决策。比如说儿童大病救助，你们去查查，网上都快有了，这个也不否认，总理自己都掏腰包了，捐款来救李锐这个孩子，但是捐完之后，有的专家就提出来，给总理算笔帐，说全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其中200万是儿童，大家知道总理在网上跟大家互动的时候，还说，他拿了将近100亿的医疗救助金，看来这是杯水车薪。后来总理把批示批出来，要建立儿童大病救助基金，最后这个事到了我这个司，我来办这个事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些同志来讨论，有个中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全国的儿童不就是2亿多吗，那要200万是白血病，那不就100来个孩子就有一个白血病吗，有那么高吗？

这中学生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说对啊，那是大专家提的想法，很严肃地提出来，这怎么办呢。我们就下决心查一下，查了什么呢？查了卫生部的档案，又让一些地方做统计，有些县，比如河北、江西，你们来统计，到底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后来的数据发现，全国现在白血病儿童总共就是6万。大家知道，如果是200万，一人一年要花10万的话，概念就是2000亿，这是专家的数据。人们自然引用专家数据，说咱们搞不了大病救助。结果我们统计出来6万，这就是60万。我们又请了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大家来大辩论。当时上海的红十字会的会长，他谈了一个数据，他说上海的儿童大病救助是怎么做的呢？设立一个基金，孩子们每人每年交50-60块钱，上海是200万个儿童，然后政府再补贴50-60块钱，两个加起来差不多是2亿。这样，上海的儿童住院费基本就全免，即使是白血病，一年也可以报销到10万。一个白血病实际每年也差不多10万块钱。这样一算，上海市所有的孩子、所有的病住院费，2个亿就差不多了。据谢会长的介绍，还有一点结余，我们就算了一个帐，全国就是2亿多一点的儿童，不就是再扩大一百倍吗，200亿差不多就可以达到上海的水平了。所以大家看看，知识界，我常常说如何要形成一种共识，声音并且比较高，说服领导不难。关键是知识界莫衷一是，有的给你报的极高，好像还很有权威，最后弄得领导决策就左右为难。

今天谈的问题，其实我是很有体会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培养一种算帐的气氛，搞改革要经常算算帐，要有一个数据计算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刚才这位老师说了，我们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恰恰是不愿意计算数据，不愿意遵循程序，不愿意钻研各类技术。正像前些年说农业政策，一个会议上，一个教授说咱们的农村发展，说我们国家是小农经济，粮食产量比较低，因此得搞大农业。但他自己的PPT上，前面说我们粮食产量一年是5亿吨，过了一阵又说我们土地面积是全世界的1/10，再过了一阵又说全世界的粮食产量一年是20亿吨，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没把这几个片子放一起，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粮食产量太低。后来我发言的时候，我说你把那三个片子加起来，5亿吨粮食，占世界产量的1/4，你用1/10的土地产了占世界1/4的粮食，你怎么还能说中国粮食产量低啊。

我们研究政策，进行规划，我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不善于用数据来计算。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思想的转型。我为什么提出思想力，你的思考能力能不能数据化，如果数据化了，能说服很多领导干部。我可以说，高层领导决策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并且是相当容易的。关键是咱们这些数据，计算分析问题的方法能不能多一点，能不能有影响力一点。

立法空泛，缺乏程序和技术

Q6：王司长，谢谢您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我想问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欧美一些国家，其实他们的福利立法是走在前面的，有了立法后，社会保障体系才大规模建立起来。近期的新闻，《社会保险法》推迟审议了，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立法上尽快有所进展。我觉得先有立法，然后整个国家才会迅速地推动起来。当然地方的创新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全国各地都能像神木县学习，应该自上而下地推广。

王振耀：说得特别好，你最后还要把我的一点思想给挖出来。我过去在一些地方讲，有一个PPT，我今天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到政法大学来讲，要对老师们尊重，要对法学界尊重。

我们的立法，坦率地说，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就是立法很空泛，不方便具体操作。比如社会保障、权益保障这类的法，全世界都没有的法我们都早早地立了，你看《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保障法》，早早就有了，但是福利法就没有。所以我们的法有时候宽泛了，宽泛了以后，给大家的权益似乎很大，但给具体待遇的时候又没有依据。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很具体的立法讨论，但是往往最后就变成一些非常不容易操作的、空泛的条文，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传统。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立法有必要转变一下，大家都要求一些具体的项目，更为实际可操作的内容形成为法律的话，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建设，前进的速度会非常快。但是我们大家流行的是，往往容易弄一个提法，弄很多新的理念，但是它到底有哪些程序，他不做了。我认为程序的价值，我一直在讲，大家不太注意。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程序的设置到底有多大作用？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我做农村选举，农村选举我没有改变任何法律，依据宪法111条，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我发现，中国的法律都很好，但是它缺乏程序和技术，我就抓了一条，农村选举就这样展开了。但是，一开始，选举时，大家坐在座位上发选票，最后家族力量就控制选票，最后就打架。全世界都不能坐着发选票，要排队领选票，必须进入投票间秘密画票，就这两条，农村选举就整个发生变化，农民发现他们的权利就能得到更好的行使，实际上程序的价值就这样体现出来了。

有的地方也排队发选票，也有秘密画票间。但是说我们尊重民主，谁愿意进秘密画票间谁就进去。这样一来，搞得大家都不敢进，因为我一进去，就可能被当成反对的人。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民主，其实是很不民主。所以很好的一套法，没有技术和程序来实施的时候，不管是民主制度建设，还是整个福利体系，我觉得很容易变成很空泛的东西。最后反而制造出很多社会矛盾。

所以我特别希望法学界，能更突出强调程序的价值。这样中国可能会更快一些进入法治社会。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我这样的看法。

何兵：我稍微辩解一下，不是法学家不愿意设立具体的程序，而是我们的决策部门不愿意去设立。把中国的立法没有细化归结于法学家那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客观地来说，在很大意义上，和政府自身是有关系的。

王振耀：我很赞成何院长的话，我不是归结为法学界，我是归结于法学的文化传统。你们教的学生将来就是官，有相当一部分就进入到政府，官员就是官员。所以你们把学生能教得出来了，改变一种文化传统，把程序的价值输入进去，可能变得更快一些。我们自己也是这种文化教育出来的，什么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天天也是在引经据典，社会主义法制定义是什么，资本主义专政是什么，我们那时候还不像你们现在，我们还是在批判这个那个，给了我们一堆传统的东西，我们自己也有体会。希望你们教育的时候多一点，咱们共同地努力。主持人：王司长提出立法的空泛，的确有不少立法是政策宣示性的，何兵老师告诉我们法律界的苦衷，政府可能需要一个政策宣示，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政策宣示性的法律法规把它颁布。但是，这个局面现在其实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我记得王司长在不同场合都批判过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记得在讲慈善事业的时候，曾经批判过我们的文化陋习对慈善事业的阻碍，比如“至善至上”的理念，“除恶务尽”的理念，不宽容的文化心态，尤其是对公众人物，不能容忍一点瑕疵。造讲到慈善事业时，王司长还倡导一种新的理念叫平民慈善，不能一说慈善就是有钱人的事。这些观点都是具有冲击性的。

在讲到社会福利制度的时候，王司长批评我们的文化传统很缺乏程序设计、重技术、重标准的能力，我是深有同感的。我个人曾经关注过美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建设，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做了社会保障号，一直到60年代，约翰逊总统做“伟大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才把它逐渐完成，有的法律到1998年才完善。在推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遇到新问题，不断地补充完善，比如，出现有人盗号了怎么办，它就补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社会保障号，后来逐渐有纳税人号，慢慢加上驾照、护照等，逐渐构成了完善的国民身份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尽可能少漏洞的福利机制。

5.浅析港口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策略 篇五

摘 要：港口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港口以其便利的地理位置，作为对外往来的枢纽，以其独特的基础资源推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以其集聚、扩散等效应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港口经济,区域经济,优化策略

港口经济是由港航运输、工业地带、商贸、旅游等相关产业组成的一种小范围经济，有明显的运输低成本、强流动性、外向型等特性。亚洲“四小龙”、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的飞跃发展，都显示了港口经济在其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贡献和推动力。

一、港口经济效应阐述

首先，港口地带的低运输成本是吸引商贸的最大诱惑因素。便捷的港口运输和货物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国际经贸企业的首选因素之一，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推动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就业，进地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其次，是港口经济对区域经济的物流整合效应。港口不但可提供货物装卸、中转和仓储等物流服务，还可以利用其信息通讯以及信息网络，为用户提供所需市场信息与决策信息。再者，聚合区际经济，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港口可以在区域内实现产业优势互补，降低产业成本，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后，港口经济的投资乘数效应和全局性效应。港口经济肯定直接推动本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另外，数据显示港口生产经营与其他相关产业及间接诱发的经济贡献为1:5，提供就业比值为1:9。

二、港口经济模型处理——以南部沿海城市为例

为了定量研究港口对区域经济的促进效应，我们对某沿海省份的港口吞吐量与GDP运用线性回归函数表达并进行回归模拟。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各字母代表如下:

Y——沿海某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用来度量该省区域经济的发展;

X——沿海某省省内港口吞吐量，用来度量该省港口经济的发展;

c2——港口吞吐量对于GDP的平均影响，, u为随机误差。

根据某省份到国内生产总值与省内港口吞吐量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表2-l:

表2-1 (Y单位亿元，X单位千吨)

将表3-1导入Eviews软件进行OLS估计，检验结果合理。经过eviews辅助分析，我们得到以下模型:

Y=0.04420114036*X+1073. 272641

【36. 13056】 【3. 076984】

(0. 0000) (0. 0105)

其中，内为t值，内为P值

R^2=0.990884 F=1305.417

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可解释为:该省港口吞吐量每增长1%，则其省内GDP平均增长4. 42% 。从图3-1也可以看出，原始数据与拟合数据的拟合度比较好，计算涉及的`两个变量之间可近似拟合为线性，即我们可以使用原来的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由此说明:港口经济通过这种大约为1: 4的乘数关系对该省区域经济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区域经济融合下优化港口经济的策略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港口经济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发扎，但其涵盖的地域和发展程度仍显不足，其综合服务功能比较薄弱，经济效应辐射范围仍有较大开发潜力，国际中转枢纽地位尚未稳固，甚至更有来自日韩等国外港口的激励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优化港口经济发展，从来带动国内区域经济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3.1大力发展临港工业群，把腹地经济的发展作为港口建设的有效支撑，腹地经济以港口的大运量、大吞吐量的特点为支点，形成优势互补，生态共存。如日本的“三湾一海”就是成功的典范。

3.2构建区域协调的集疏交通网络体系。围绕港口经济的运输优势，集中力量搞好区域范围内的铁路、公路及航空建设，形成一个以港口为起点，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骨架，以省级干线公路、农村公路为补充的水陆互补、功能完善、交通便捷的港口集疏运网络，充分发挥港口在人流、物流运输中的主渠道作用。

3.3全方位开放，进行体制创新，有效整合资源，推行自由港政策。自由港政策为港口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过境转运船舶和集装箱货源。

参考文献：

[1]乔婷婷，周良毅，我国港口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物流技术， (9)

6.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困惑与对策 篇六

如何圆满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我镇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是我镇党委政府重点考虑和亟待解决的的一个重大问题。按照县委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后半年工作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附城是陵川文明古镇、商贸重镇、经济强镇、农业大镇之一。多年来，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支撑镇域经济发展的项目大多是经营粗放、产品结构单

一、科技含量低下的“五小工业”，在当今环保政策要求越来越严、产品科技含量要求越来越高的新形势下，附城镇的乡村企业发展越来越举步维艰。但我镇也有发展的独特优势，一是交通优势，晋陵一级公路横贯东西，礼夺公路穿越南北，全镇境内村通道路连网通达的。二是信息优势，全镇46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宽带网络村村通。三是资源优势，境内石灰石储量非常丰富而且质地优良，深化化工产业发展有着特有的资源优势，同时还有较强的人才、技术等优势。为此，我们应加快制定出台并落实好“铸造产业化、化工区域化、建材新型化”工业经济发展战略，力求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发展，使全镇的经济实现新的腾飞，再创新的辉煌。

项目是支撑镇域经济发展的脊梁，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所在。为实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目标，我们应努力做到了四个转变，一是冶铸行业向产业化方向转变。积极引导和支持淘汰企业转产或新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降耗和环保要求的产业项目。二是化工行业生产坚持向区域化方向转变。全力以赴抓好化工产业集中区的规划建设，以改变全镇化工行业布局分散、质量效益不高的状况。三是煤炭行业坚持向绿色化方向转变。努力加快地下向地上、黑色向绿色的转变，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四是建材行业坚持向新型化方向转变。依托龙腾陶粒砂有限公司，大力整合全镇耐火材料行业，积极发展陶粒砂支撑剂新型建材产品和以工业炉渣、粉煤灰、页岩为原料的新型墙体材料，逐步使建材行业走向规模化发展、集团化生产、系列化开发。

7.经济与社会发展 篇七

1.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是二战后在美、英等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首先系统研究资本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状况,取决于该国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由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者人数来决定。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众多,就能生产更多的年生产物,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斯密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首先,新增产出在积累与消费中的比例;其次,新增积累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技术进步对存量资本、新增资本和生产者素质的影响,而三方面的动力基础是自由市场竞争。

李嘉图把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土地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地租增加;工资由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发展。

2.经济发展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特别是美国在大战期间增长起来的生产能力,与日趋缩小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相适应,增长周期极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探讨资本经济发展问题。

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形成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对长期增长动因进行解释。

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同时提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

3.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发展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发展模型。出发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并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企图找到资本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以防止经济危机和消除失业。模型提出两种增长率概念: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分别以Gn1、Gn2表示,总的产出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用Gn表示,那么:Gn=Gn1+Gn2+Gn1n2

有保证的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预期“资本产出率”和本期“储蓄收入率”,要保证社会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即有保证的增长率,必须等于储蓄收入率除以资本产出率。

4.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增长速度决定于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如何分配。认为分配中的变化影响总储蓄,因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不相同;分配本身取决于积累率,而积累率又决定着利润率及其在收入中占的份额;收入的剩余部分转化为工资。根据其模型经济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只有靠有利于利润的分配,即利润高则增长快。

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能够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并且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刺激力。主张把经济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5.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代表经济学家是美国的索洛和英国的米德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劳动和资本有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也反对罗宾逊夫人收入均等化和提高工资的论点。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为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相应于“边际产品”而各自获得应有报酬,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模型不仅考察投资增长要素,而且还考察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要素。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函数方程式,含义是经济活动的产出取决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数量,并且给出一个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但是,目前的工业化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同时资本少的国家投资能更有力地刺激产出增加的情况也不明显。

新古典理论对这两种矛盾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尽管收益随着经济中增加更多的资本而递减,但新技术的涌现可以抵消这种结果。

新经济发展理论加入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框架,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并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也投入知识。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增长率。

二、经济发展模型的再创造与中国的具体适用

1.经济发展理论的再研究即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扬弃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现在看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还是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社会着眼而从经济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要素就不是全要素,因此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需要随之变化进行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占有和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其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科技即简单劳动中独立出的复杂劳动、教育即劳动者生存成本扩张和社会要求。

因此:经济发展JZ=P[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分配关系,而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发展过程就产生被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而: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发展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等,对经济发展形成间接的、外围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并且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发展。

递进: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实际上,影响经济发展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发展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的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增长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发展问题。

2.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跟随经济发展变化的热点提出的不断修订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但是对中国的现实应用价值就要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尽量避免跟随瞎起哄,什么需求约束时代、什么知识经济到来、什么信息社会等等,道理有,但不是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政府更不能随波逐流而是为我所用,美国提息中国也跟着提,世界经济的确有同步性趋势,但并不完全同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促进或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同。

转型初期,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方式在于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但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矛盾突出;之后,资本制约矛盾显现,大规模引资开始,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量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掠走,教育改革与发展产业教育同时展开,科学技术进步及机构改革提上日程;目前,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使资源供应紧张矛盾极为突出。

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制约因素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就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科技和教育进行分析,中国最不缺乏的是一般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而中国最缺乏的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需要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实现。

资本的一般表现即生产工具其,多寡相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闲置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事实同时说明资本存量不足,需要长期且高比例投资。

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直接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问题、资源中的能源问题。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劳动开发成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基础资料,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造成自然不堪重负,并且经济运行困难。

中国劳动力使用不足、资本紧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归根结底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的各基本要素中缺乏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是根本途径。

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

就生产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突出表现为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持续快速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大幅提高,不仅积累了物质,也积累了许多社会性矛盾,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弱势群体、贫困、失业、老龄、医保、社保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克服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并且会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降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进程。

就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上层建筑虽然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分配环节产生影响,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统一,上层建筑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利益竞争使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影响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

三、科学模型应用与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社会再生产需要从“外延”向“内涵”、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后的再强调。所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也付出沉重代价。拼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结果是GDP增长10多倍而投入却相应增长40多倍;资源及能源消耗水平高,火力供电煤耗、钢铁企业吨钢能耗高都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以上,水泥高45%;而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4倍,固体废弃物10多倍;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50。

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表示为:{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而科技水平低直接与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及劳动者相关,同时也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表现———经济体制及制度、政治的政绩评价机制不合理相连。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中期措施是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短期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制度以及政绩评价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

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转变观念,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通过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认识发展思路。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就曾经提出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成效不理想未达到转变的目标,根本原因是转变的途径不明确,途径不明确是因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未建立起来。

2.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入手,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实现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

开发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工艺的手段和杠杆是增量资本的投入方向及方式。新增资本是否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为核心的环节。

3.就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开发中,先开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能源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仍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是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家庭以个体人的志向为导向进行投资,企业以实用需要为导向进行投资,政府以基础科研和普及性教育为导向进行投资,因此政府要把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重大基础性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制定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政策。

5.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制约引发粗放型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及产业政策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通过产业政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污染大、技术水平不高的项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项目不等于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许多官员及“半瓶子”理论家不懂得规模经济效益,把大项目与盲目扩大投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小盲目投资项目更容易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的成本都高。

无论粗放还是集约,也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增长,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利益,收益大于银行利率企业就具备投资冲动,企业不会考虑资源是否过度使用。因此,要完善制度和加强宏观管调,从制定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能源使用政策和加强政府监管两方面着手,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如此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6.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政政绩评价机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大比重与中国政治结构决定中国的行政资源、权利远比发达国家政府的行政范围要大得多,行政权利使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因此,政绩就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单位能源使用GDP的提高、社会失业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法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要求是环保改善程度与能源使用效果,因此要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纳入行政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用制度进行约束,从根本上转变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和经济绩效考核办法,真正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R.M.索洛.经济发展论文集[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世界经济态势与区域经济发展 篇八

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有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并存，总体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从有利因素看：一是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将达到4.8%，略低于2006年5.4%和2007年5.2%的水平，但仍将是世界经济连续第6年增速超过4%以上。从2003年起的这一轮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支撑增长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二是国际贸易更加活跃。2007年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长率达到6.6%，今年一季度达到6.7%，延续近十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失衡状况有所改善，2007年美贸易逆差总额出现近6年来首次下降，今年贸易逆差总额将继续减少。三是国际投资流量加大。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3060亿美元，增长38%，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同比增长54%。2008年，全球FDI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四是国际产业转移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国际产业转移日益体现为产品工序环节的转移，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制造业及相关技术加快向新兴市场转移，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从不利因素看：有些指标呈下降和减速趋势，经济产值增速低于前两年水平，全球贸易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巨头美国、欧盟、日本经济也呈低速运行。美国经济维持2%左右，连续3年低于3%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欧元区经济从2007年的2.6%降至2.3%；日本经济从2007年的2%降至1.7%。世界三大经济巨头特别是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其趋缓的经济增速必然波及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综合分析世界经济负面影响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美次级房贷危机。一般估计，美次贷规模大约在1万亿美元左右，其中违约和失去偿还能力的贷款规模介于2000-4000亿之间。今年问题更加突出，并牵连到大银行。传染渠道也从资本市场向银行信贷体系和实体经济蔓延。二是全球通胀加剧。2002年以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原油、铜、锌、黄金、铝的价格分别上涨2.6倍、2.9倍、1.3倍、1.9倍和0.6倍。今年油价已经超过每桶130美元大关，全年平均价格预计达到100美元，高于2007的73.5美元。一旦中东地区爆发战事或国际上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油价甚至可能升至每桶160美元以上。三是美元大幅贬值。2002年以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整体贬值约36%。美联储曾连续降息，美元呈继续下跌走势。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有15个减持了美国国债。美元大幅贬值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我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难度。

二、世界经济负面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面分析世界经济不利因素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衡阳目前的情况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由于美元贬值，港币贬值，人民币升值，波及国内市场，导致水、电、油等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涨，运输费用增加，生产成本大幅提高，通货膨胀加剧，严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据匡算，今年1—4月份，衡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因原材料上涨，导致企业利润减少1.3亿元，增速同比下降43%。出口型企业造成汇率风险加大，美元贬10%的话，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就下降10%。今年1—4月份，衡阳产品出口总额为29300.01万美元，因美元贬值导致企业损失300万美元以上。衡阳出口排名靠前的主要产品无缝钢管、铅矿沙及其精矿、未列名冷轧管、钨铁等四种产品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同比分别下降9.39%、53.57%、61.12%、45.15%。主要产品出口量下降，导致衡阳进出口下滑。

（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因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利用玉米、小麦，甚至用大米等粮食提炼优质燃料（乙醇）取代石油，从而减少了粮食供应量。加之中东国家发生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导致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美国、泰国、乌克兰、越南、印度等产粮大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由此更加刺激粮价上涨，带来粮食市场的不稳定，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受国际粮食市场影响，衡阳粮价也随之急剧上扬，今年4月份，衡阳大米价格普遍比去年同期上涨30%以上。衡阳是农业大市，也是产粮大市，但由于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以及劳动力价格同期上涨幅度更大，增加了种粮的成本，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差，种粮积极性并未得到充分调动，粮食生产水平基本维持现状。

（三）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石油供应急剧紧张。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出口减少，加之少数不法油贩囤货居奇，导致石油市场供应趋紧。去年底以来，衡阳就曾出现两次大的“油荒”事件，导致司机排长龙加油，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二是房地产市场变冷。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十分火爆，房产价格一路攀升。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房价急剧下滑，一线城市最高跌幅达到40%以上。作为三线城市的衡阳，房价跌幅虽然不大，但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却不容低估，就象股票市场一样，越是上涨，买的人越多，越是下跌，买的人越少。因此，一度十分火爆的房地产市场趋于冷寂，有的房地产企业因有房卖不出，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导致企业严重亏损。

三、应对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战略性举措

在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中，区域经济特别是衡阳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只有通过自身努力，调整发展战略，挖掘区域比较优势，承接积极因素，摆脱负面影响，启动自身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要积极引导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衡阳的无缝钢管全国闻名，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资源型矿产品及初级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比较大。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国家对资源型产品逐步实行紧缩性政策，资源型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不容乐观。因此要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促使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转变对外贸易方式，逐步形成以钢管及其深加工产品为龙头，资源型矿产品及其它优势产品为扇形的出口产品群。二要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2007]44号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与以往规定相比，突出表现在实行区域差别政策，一方面会增加东部沿海省份加工贸易企业的经营成本，促使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政策调整后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衡阳在区域、劳动力、土地、交通、发展平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同时，省政府已经决定，将粤港奥直通车在衡阳等湘南三市先行试点，届时通关效率将大大提高，物流成本将大大降低，这些优惠条件将会吸引众多的国内外企业到衡阳投资办厂。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引进核心企业和关键企业，提高产品层次和产业配套化程度，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辐射和带动衡阳乃至周边地区的加工贸易发展。三是引导和鼓励扩大进口。衡阳进口一直滞后，今年1—4月，进口仅为4946.15万美元，占进出口总值的16.8%。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衡阳工业利用先进设备组织再生产能力不足，企业规模小，缺乏高附加值、生产型大项目，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衡阳企业急需培养核心竞争力，加快工业的升级换代。四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改善结汇方式，通过提前结汇或使用硬币（欧元等）收汇，规避汇率变化影响，切实提高抵御世界经济风险、防范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同时强化资本意识，巧用资本平台，借用资本市场的杠杆撬动衡阳经济实体的发展。

（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世界粮食价格的暴涨，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形成巨大压力。中国的粮食储备虽能应对世界性的“粮荒”，但加强粮食生产是最有效的应对之策。衡阳是农业大市，也是产粮大市。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农业大市和产粮大市地位，抵御汹涌而来的全球性粮食风险。一要认真落实中央惠农政策，该给农民的中央支农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要一分不少，全部发放到位。二要加大农村道路、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推进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各级财政要增加专项资金投入，采取由相关部门统一规划设计，政府组织招标，市场运作，把钱真正用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三要增强农民承包的责任意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只讲承包，不讲责任，承包经营户与当地政府可以签订责任状，明确规定其责任，履行责任的，政策补助资金按期发放，不履行职责的，除了不给补贴，而且应给予一定的处罚，未发放的补贴以及处罚金在银行开设专项帐户，资金用于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农村经营无序、土地抛荒的现象。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扩大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资源配置行为就是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以尽量少的资源耗费取得尽量大的增量资源。换言之，是一种追求资本增值的行为。降低成本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但市场配置资源客观上存在不足，不可能使资源配置尽善尽美。当一定时期资源配置出现问题，如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存在失衡时，消费市场出现动荡，价格急剧上涨，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把掌握或控制的资源转移分配到急需发展的工业、民生等重要领域，使资源结构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开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节能降耗，挖潜节约，控制生产成本，增加设备投入以增加产能，降低区域经济对外资源的依赖程度。

（四）坚持扩大内需，不断刺激衡阳市场投资消费需求。衡阳属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而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衡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外贸依存度）虽持续增长，但自身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在衡阳的经济增长率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贡献。因此，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投资需求，通过启动消费市场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是促进衡阳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举措。我们应紧紧围绕扩大内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刺激衡阳市场对于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当前要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挖掘农村市场潜力，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进一步发展三产服务业，提升市民消费水平。

（五）加强宏观调控管理，维护消费市场正常供应秩序。要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发展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实行“有保有压”，着力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要进一步扩大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及时完善和落实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要加强银企合作，充分发挥金融对地方经济的支持作用，政府、企业、金融部门联动，积极争取信贷额度，帮助企业破解当前资金“瓶颈”难题。要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行业垄断、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列化运行，抑制投资膨胀，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均衡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