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交通安全一封信（精选6篇）
1.老年人交通安全一封信 篇一
给上海市老年人的一封信
尊敬的老年朋友及家属：您们好！
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和您及家人的心就已经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当您在家里感到寂寞孤单的时候，当您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情游玩的时候，当您希望和其他老年朋友一起享受晚年快乐的时候,当您在上班的过程中为家里的老人担忧的时候……请您带着您的家人到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来，这里将会使您和您的家人梦想成真！
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是一家集居住、生活、娱乐、康复医疗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养生养老服务机构，位于上海市崇明岛东部生态地区，周围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崇明岛形如春蚕，尤似长江龙舌，为全国第三大岛。世界最大的河口沙岛；素有‚长江门户、东海瀛洲‛之称，并有‚绿树成荫、白鹭成行‛的美誉，同时崇明岛也是上海的‘长寿之乡’、我国第一个‘长寿之岛’，岛上自然环境优越，阳光充足、气候适宜、空气清新，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理想之地，周边主要旅游资源有8处，包括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东滩湿地、西沙湿地、明珠湖、根宝足球基地等风景名胜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知名度；敬老院周围四面环水，气候条件得天独厚，良好的生态为人居环境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门前有堡前陈线等多条公交线路通过。距离上海火车站40公里，距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0公里，区位和交通优势非常优越。
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分为居住区、文化娱乐区、生活服务区、康复医疗区等4个区域。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采用最先进的养生养老基地规划设计，体现绿色环保、有益健康、延长生命、布局科学合理的特点，项目建有老年住宅（颐养苑、民族苑、候鸟苑）、老年康复保健舍、老年购物舍、老年健康活动舍、老年人娱乐舍、老年学堂、图书室、台球室、小小高尔夫、门球场等配套服务设施；
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品位高雅、环境优美，室内设施齐全，服务功能完备。敬老院内亭台曲径，花木扶疏，河流、树林、桃园、绿地、草坪和谐相融，为老人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原野敬老院居住区按照国家《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精心设计和建设。老年人居住房间全部为星级宾馆式客房，设有单人间、标准间、普通间、多人间、套房。室内配有卫生间、壁橱、电视、网络、呼叫器、空调等设施设备和用具。为方便老人生活起居，敬老院内全部建成无障碍建筑群，宽敞的通道便于老人步行和轮椅通行。每栋楼层均设有60--180多平方米的综合活动厅。楼内所有走廊通道两侧、公共区域、卫生间均安装了安全扶手。
原野敬老院文化娱乐区设有图书室、书画室、手工制作室、茶社、麻将室、健身房、戏曲音乐室、台球室、乒乓球室。并设有老年学堂、电视监控室等。
原野敬老院生活服务区设有营养配餐室、食堂设有南北大小餐厅和民族专用餐厅，小餐厅可供老年人与亲朋好友单独用餐。同时设有、洗衣房、理发室、超市和鲜花店；老年交通车为老年人在市区游览购物提供方便。
原野敬老院高、中、初级医务人员配备齐全，每天查房，定期组织老人体检，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和制定老年人个案护理计划，保证入住老人得到相应的治疗和康复保健。敬老院中还设有老年病研究中心和老年人身体状况评价委员会，对入住老人的身体状况分等级评估和微机管理。多媒体电视监控系统的应用，为敬老院提供了高科技管理手段。
入住原野敬老院的老人除静养外，可享受文化娱乐、健身锻炼、读书、休闲、外出集体购物、旅游以及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医疗保健、康复养生、生活护理等服务项目。
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将使每一位入住的老年人在这里颐养天年，使他们既能休闲娱乐，又能健身锻炼；既能安心静养，又能相互交流；既能无病早防，又能有病早治，从生活——生理——心理各个方面得到良好的照顾及护理。
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不仅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游‛的良好环境，同时也是普天下老年朋友‚颐养天年、永为福祉‛ 的欢乐谷和理想之地。
上海崇明原野敬老院全体工作人员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普天下的老年朋友们的光临！将以最为优质服务回报全人类、回报全社会！
地址：上海市崇明县向化镇齐东村七百一十四号 热线电话：五九四四九零三九
2.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 篇二
别以为这类传奇式的故事都离今天太远了，事实是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作家，也是美国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书，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美国的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却不一样，她有这种特殊的敏感性。
生于宾夕法尼亚斯普林代尔的雷切尔·卡逊从小就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有浓厚的兴趣。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树林和小溪边度过的，观赏飞鸟、昆虫和花朵。她总是想将来做一个作家，并在十一岁那年就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她声称，是她母亲将她引进了自然界，才使她对它们富有激情。
卡逊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进了当地宾夕发尼亚妇女学院的，但不久便改变主意，把主要学习的内容——英语改为学习生物学。接着，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并一边教书、一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读研究生，最后于1936年进了“美国渔业局”，担任“水下罗曼斯”这个专题广播的撰稿作家；“渔业局”自1940起改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后，她仍留在这里直至1952年。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于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并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胡志军译）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3.给青年人的一封信作文 篇三
看了之后，我是又惊奇又气愤，真是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活到老，学到老”难道不是吗?有些老人们常常在叹息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努力学习，现在不能为祖国、社会做贡献，他们也常说道：“人老了，什么也学不了了。”对呀!时光老人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时间一去不复返，时间更不会等人，只有你们自己去与时间赛跑，去利用时间，去争取时间，才会比别人更胜一筹。现在学习还来得及，赶快去学习吧!社会需要人，祖国更需要人才啊!你们应该从今天开始，不，是从这一刻开始，努力学习，好好报效祖国，为祖国“出谋划策”，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青年人快醒醒吧!只要努力，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祝你们早日成才!学业有成!一个小学生 张浙英6月12日
4.交通安全一封信 篇四
大家好!
在这个秋收、秋耕、秋播“三秋”农忙季节，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第三届农民丰收节”，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部署最大警力在农村道路一线，为您们的辛勤劳作和“丰收节”保驾护航，并向您们道一声“辛苦了”，让我们警民携手共创“美丽乡村”，同走共同富裕路。
“致富千日忙，事故一日穷”，在这个累累硕果的金秋季节，中秋、国庆佳节也将接踵而至，为让大家平安欢度佳节，全省公安交警组织开展了农村“双违”专项治理活动，严管严控农用车载人、面包车超员等违法行为，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守护你们的出行安全。安全顺畅的“美丽乡村”道路通行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同维护，一同对交通违法行为说不，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让我们警民联手共筑交通安全的铜墙铁壁!一起抵制不文明不安全交通违法行为!
一、农用车辆不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是短途载货运输工具，不是用于载人的。这些车辆的车厢车斗没有保护乘坐人的安全措施，是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车身较大，重心不稳，车辆安全性能差。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或转弯、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保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二、面包车严禁超员。面包车载客越多，车辆重心位置改变越大，行驶中偏移、侧翻的概率也越大，超员行驶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驾驶面包车严禁超员载客。
三、校车严禁改装、超员运行。校车应按照要求取得校车标牌，校车驾驶人必须具备校车驾驶资格。非法改装接送学生的车辆，超员运行将严重影响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及操控性能，易引发交通事故。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等级低、路况差、路边水塘、坑洞较多，幼儿、儿童的自救能力差，发生事故后伤亡十分惨重。
四、农村公路行车要减速。农村公路等级低，弯道多，路面较窄，路口处直角死弯较多，安全提示防护设施较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混行多，突发状况多，高速行驶易发生交通事故。通过农村路口，需要提高警惕，仔细观察，减速慢行，谨慎行车。
五、遇到集市请绕行、慢行。通过集市、庙会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请及时绕行。不能绕行的，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边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应特别注意老年人和小孩，要与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通过人群密集的地方要控制好车速，尽量不要倒车，如确需倒车，要有人指挥，否则易发生剐蹭或碾压事故。
六、集市庙会、红白喜事、打场晒粮不占道。道路是用于车辆行驶，且车辆行驶中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请不要占用国省道、县乡村道摆摊售货、打场晒粮和用于红白喜事摆桌宴请乡邻亲朋，也不要在路边聚集围观，以免车辆行驶中发生意外、事故时冲击到道路聚集的人群。
七、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主动维护交通秩序，服从公安机关的管理。不无证、酒后驾驶机动车，不驾驶报废车、拼装车上路行驶，不驾乘无牌、无证摩托车;不驾驶拖拉机、农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载人;驾驶车辆不超员;驾驶机动车要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驾驶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骑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三轮车等非机动车应靠边行驶，不得突然猛拐、相互追逐;行人，特别是幼儿不要猛然冲出家门、胡同横穿道路，不图方便乘坐三轮车、拖拉机等农用车。
八、守法文明乘车保安全。不在道路上强行拦车、扒车、追车和抛物击车，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坐公共汽车、出租车和长途汽车，不乘坐超员、客货混载的客运车辆。
5.家长交通安全一封信 篇五
你们好！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为了确保幼儿安全出行，进一步做好幼儿的交通安全工作，自觉抵制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提高安全意识，预防和避免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希望你们配合做到以下几点：
安全出行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乱穿马路；不闯红灯；不在车辆旁边横穿硬闯；不翻越隔离设施；不抛物击车；不在马路上追逐嬉戏打闹；穿越人行横道前要有“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良好习惯。
安全行车
家长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等接送孩子，须自觉依法行车，严禁酒后驾车、疲劳驾车；严禁超载超速和乱停乱放；严禁用无牌无证、老年代步车、电瓶三轮车、车况较差的车辆接送孩子；上下学或假日出门千万不要贪图方便，乘坐无证无牌无客运资格和超载等违规车辆；根据交通安全要求，使用电动车接送孩子务必大人和孩子带上头盔，请家长自觉遵守哦！
安全乘车
遵守乘车纪律。上下车应等车辆停稳，不要争抢，下车后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行走；乘车时不要把头、手伸出车窗外，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做到文明候车、文明乘车。
文明接送
家长接送幼儿上放学要遵守我园交通安全制度，按幼儿园离园时间错峰接送，避免高峰道路拥堵，家长接送孩子车辆应自觉有序停放，不得在马路中间停留；家长应严格护送孩子到园后，立即离开，严禁让孩子独自穿越马路，自行上下学。
行走安全
行人切莫闯红灯，确认安全再通行。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情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做其他事情；不穿越、攀爬、倚坐道路护栏。
过马路走斑马线
过马路，要听从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在没有人行道的路段，应看左边，再看右边，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时才能过马路。
乘车安全
1、乘坐公共汽车：排队上车，先下后上；乘坐公交时，需佩戴好口罩，在行车过程中，要坐好扶稳，不嬉戏打闹，不要把身体伸出窗外；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
2、乘坐出租车时：不要跑到马路当中拦车；儿童下车时，由成人先下车帮助开门，要从靠人行道的一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下车前看看座椅上有没有东西，不要把东西落在车上；要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不要小看小小的安全带，在发生事故时它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3、乘坐私家车：不坐副驾驶，要乘坐儿童专用座椅，不要自己去开车门，乖乖的在后排坐好，并系好安全带，安心让爸妈开车。驾驶者要礼让行人。
4、乘坐摩托车电动车：骑、乘者都要带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为了赶时间在路上超速行驶。
5、不要在汽车尾部玩：汽车尾部没长“眼睛”，它们看不到自己身后究竟藏着什么，一旦倒车，很可能会把车后的孩子撞到。
6、坐车不要吃东西，以免发生意外。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安全无小事，请您做好孩子的榜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我们一起当一名文明、守礼的道路使用者，共同携手筑起孩子交通安全的长城，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xxx幼儿园
6.一封信的旅程 篇六
他是北京市邮政公司西城区邮政分公司西外支局的开筒员米守成，今年55岁。从2005年进入西外邮政支局开始，已经做了十年开筒员。
他是全北京58名邮务开筒员之一。这个工作毫无技术含量，通常由投递员代开，却不可或缺。“有信没信都要开”，米守成说，“这是做好普遍服务的基础。”2013年，中国共有63.4亿封普通信函，15%都是由米守成这样的开筒员，开启了或长或短的旅程。
“这不是体面活儿”
9月5日早晨七点半，米守成换好工装，提上邮袋，推着自行车，从德宝饭店西侧的西外邮政支局出发去开筒取信。一个深绿色的邮筒，伫立在北京动物园大门向东100米的路边。牵着气球的小孩子，或提着黑色塑料袋的服装批发商，与它擦肩而过，丝毫注意不到它。
这是北京市1636个邮筒之一。米守成将自行车停靠在邮筒上，从腰间取出那把“哐当”“哐当”响的大钥匙，打开邮筒，里面躺着5封信。这个数量没让他特别失望。“有时候，一封信也开不出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一个筒就开出一千多封。”数量多的时候，多是附近商家寄送的广告，“他贴了邮票，我们就得给他寄。”
这5封信没有例外，也都是些广告。米守成把他们放进自行车后面的邮袋里，一路向西，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去开取另外10个信筒。
邮政集团内部，将这类信函称为平信，是邮政最传统的业务。从最早的官驿传书到后来的民间通信，信件与物品的传递都是依靠人力一站一站传递完成。时代的进步，为传递方式创造了更多可能，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然而，最初和最后的一公里，仍然离不开开筒员和投递员的徒步工作。
因为交递物品种类的多样化，米守成所负责的平信业务在邮务系统内只占一小部分。除此以外，邮政有挂号信、平刷（印刷品）、挂刷（挂号印刷品）、普通包裹、普通快包、报纸、期刊等基础业务。
近几年，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中国邮政专门推出商函邮寄和国内小包业务。前者是针对银行、政府、广告商等有商业需求的用户进行的专门服务，比如银行信用卡账单、住房公积金账单、社保账单等。国内小包业务则是在电子商务普及的背景下，专门对电子商务卖家实行的批量交寄、按址上门投递签收、重量在3000克以下的国内递送业务。
这些业务都需要在邮政营业厅进行办理。在整个邮政系统内部，营业厅柜台被认为是最舒服的岗位。
作为北京市邮政公司西城分公司西外支局的营业班长同淑荣可不这么看。“这不是体面活儿。”她说。每天早晨八时，营业厅正式营业前一个小时，她就必须到岗了，开班前准备会、梳头、换上制服，同时做好应对各类人的心理准备。
有人拒绝开包检验，有人取件不带身份证，还有人试图冲进柜台强取包裹。但无论怎样，柜台服务人员都必须“微笑服务”。同淑荣说，他们营业厅曾来了个应届大学毕业男生，工作不到三个月，就在被泼了一身可乐后立即辞职了。
西城邮政分公司的工会主席黄文丽就是柜台营业员出身。她对那时工作最深的印象就是“手黑”—— 一上午下来，双手就被信封上的墨迹或包裹上的灰尘搞得乌黑。
在强调客户体验的今天，对邮局营业厅最多的抱怨是“客户体验差”、柜台服务人员态度生硬。“其实不是我们态度不好，”同淑荣说，“客户都认为，不管什么邮局都应该给寄，但我们是按《邮政法》执行的，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邮件安全，我们必须检查，有些物品就是不能寄。”
同淑荣举例说，最近两年，常有民营快递公司因缺乏检验导致发生事故的新闻，“但没人听说邮政发生过这样的事，全都是因为柜台严格检查，杜绝了危险的发生。”同淑荣的一名同事，就曾在检查包裹时，敏锐地查验出了毒品，最后协助警方破了一起大案。
早晨九点，同淑荣坐定在营业厅柜台后，开始接收交寄物品时，米守成已带着他取回的34封信回到了西外邮政支局。这里是信件的第一次停留。然后，它们将和同淑荣收寄的物品一起，装入专门定制的米白色帆布邮袋，挂上袋签，打上铅封——专业术语称为“封袋”——被送往下一个地点。
由此开始，这些装入邮袋、被铅封的邮寄物品，都成为正式受法律保护的公民通信内容，它们在旅途中将不得受到任何组织或个人的检查或扣留。
“每天不停挥舞小臂”的招财猫
沿着京沪高速向东南方向，再沿南五环驶向次渠，北京市邮件综合处理中心大楼就坐落在通州区台湖镇光机电产业基地内。与城区邮政支局狭窄老旧的楼道相比，这里宽敞、明亮又现代，有用格子隔出的工位；有配置皮椅、视听装备的会议室；还有近20套大型分拣设备，100多台邮件传输设备。这些现代化的机器装备结束了信件全部手工分拣的时代。
2013年，这个面积相当于31个标准足球场的综合处理中心投入使用。邮政内部习惯称之为“大平面”，即将处理邮件的各个流程，按生产程序顺次分布在同一个平面作业场中。“大平面”分为两个作业区，一层是包裹处理作业区，二层是信函处理作业区。信件或包裹从北侧进入，由南端运出，分头装上驶向全国各地的车辆。这里不仅是对北京各区县分局的邮件汇总和处理，还承担着全国跨省邮件的经转工作。比如从河北石家庄寄往黑龙江哈尔滨的邮件，北京市中心局是其必经之地。
最高峰时，同时有1200人作业。2013年一年，经“大平面”处理的普通信函达9.55亿件，挂号信函3900万件，普通印刷品4.6亿件，挂号印刷品973万件，包裹914万件，总包发运量达3130万袋。也就是说，几乎全国20%的邮件处理，都在这里完成。
每晚八点，装载着北京各支局及周边城市邮件的车辆陆续抵达，一溜齐排开，停靠在北面的装卸口上。为方便装卸，北侧的墙上被定制成一个个的车库门，门的大小与高度都和货车尾箱相对应。
邮件的收发信息，早已通过邮政信息系统传送到达。每辆邮车抵达后，都会有专人拿着收发邮件的路单，打开货车的铅封，核对每件邮袋上的条形码。后者相当于邮包的身份证明，记载着出发地、目的地、邮件数量等信息。验收正确后，装卸人员便以最快速度将一件件邮袋放到传送带上。
为了满足客户对速度的需求，以及提高同民营快递竞争的实力，从2014年年初，邮政集团总公司开始格外强调时限。按照规定，国内小包的分拣时限是4个小时，普通包裹和快速普通包裹的分拣时限是6小时，信件和印刷品的分拣时限是8小时，简称为“四六八”时限要求。
邮包卸车，条形码一经扫描确认，便计时开始。
时限规定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处理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变成了夜班工，包裹类工作时间从晚8点半到早五点，信函类时间更长，从晚七点到早五点。
不过，处理中心生产调度主任何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大平面”有近20套大型分拣设备，平信分拣机每小时可处理达3.5万至4万封，然而仍有大约40%的信件无法通过机器分拣而必须由人工识别。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信封不标准，无法上机；有的是邮政编码过于潦草、写出框格，或根本没有填写邮政编码，机器识别不出。“机器能够识别分拣的多是大宗信件，我们商函局制作的银行对账单，就可以通过机器分拣，效率很高。”何寰说，“手写信件，仍然无法通过机器分拣。”
它们必须依赖王湘和另外590名平信分拣员的原始手工分拣。
9月4日，不到晚上七点，分拣员王湘已经在平信分拣台前做好准备，像准备起跑的百米运动员，屏气凝神，只等信件分发到位。从1997年进入邮政系统后，她便一直在这个“鸽子笼”似的工作台上工作，内容也很简单——根据配送名址，将邮件分类，投放进代表不同投递地区的格口内。
分拣台的格口布局是专门设计的，每个格口长宽各20厘米。布局顺序也考虑到分拣员的工作方式，比如北京进口信件，信件数量比较大的朝阳区就放在最顺手的右侧。
分拣一般分两次，初分和细分。比如，一封寄往甘肃酒泉的信件，先被初分到代表甘肃省的格口内，再根据邮路将其和甘肃省格口内的寄往其他地区的邮件细分开。
这份工作枯燥而单调，王湘形容自己是“每天不停挥舞小臂”的招财猫。她没统计过一个晚上需要挥臂多少次，但是她平均每小时要处理3000份信件。这几乎是邮政分拣员的极限。为了提高效率，王湘自己发明了一个“王湘分拣操作法”，从身体的坐姿到伸手方向、从捻信动作到手眼配合、从拿信多少到入格频次、从捆包装袋到验袋上路，将分拣每一环节的动作都进行了细化标准。比如，身体应与格口呈45度角，每次用左手一次取信40至50封，分信时，左手拇指用力从信的左上方向右下方捻动，目光正视名址，余光轻瞟格口，随后用右手将邮件投入相对应的格口内。
“手眼分离是关键。”王湘解释说，“别的工作可能要求一心一意，而分拣信件恰恰要求一心二用，眼睛看着信，手已去找格口”。如今，她的这套操作法已成为北京市邮政综合处理中心分拣区的作业标准。
这个大眼睛、胖乎乎的女性还有个绝活儿：随便说出一个省份，她随手就能画出该省的地图，还包括该地区各大铁路干线的分布、路线。“其实就是把大公鸡放在脑子里。”王湘哈哈笑起来，“北京、郑州、西安这样的重点城市就是公鸡的定位坐标，依据这些坐标再把相连接的路线画出来。”
尽管邮件已经过柜台的第一道检验，仍会有千奇百怪的信件出现在分拣中心。如信封上血书一个大大“冤”字的上访信；寄给已逝国家领导人的信——有邓小平、毛泽东；还有的直接就写“包青天”。
不能上机分拣的还有大件包裹。9月，正是高校开学季，学生包裹集中抵达，传送带刚刚启动不到十分钟，一层的包裹分拣区已经全部满员了。
董小莲是336名包裹分拣员之一。9月4日晚9点，她站在分拣区环顾四周，“今天的量不少”，前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就分拣了1800件大包裹。所幸，大件包裹都是整包直封，她只需要在系统内输入包裹相对应的投递处，再用袋签封好，就算完成分拣。“要是让我搬包裹，我这小身板早就废掉了！”董小莲抿着嘴笑着说。
董小莲今年30岁，做了11年包裹分拣员，她的“大招”是，只消看一眼包裹面单，就知道它的地址对应哪个投递局。“这也没什么窍门，就是死记硬背。”这个瘦小精干的姑娘满不在乎地说。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她足足跟着师傅练了五六年，一本邮政名址册几乎翻烂了，如今，几乎每一页上都贴上了透明胶带。
“四六八”时限规定下，“快快快”成了每个人头上的魔咒。从晚上七八时，到次日凌晨五时，821名分拣员不停地左手取信，右手挥舞，整个作业区信件在格口间飞舞，直到凌晨两点半，第一频次的邮件需分拣装车完毕，凌晨四点半，第二频次邮件分拣汇总完毕，绝大部分发往外地的邮件都必须赶在第二频次内发车，以便第一时间赶上从北京火车站发往全国各地的列车。
“2011年，北京市政府发布文件，要求做到同城邮件次日抵达，邮政集团也做了承诺，”何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从开筒取件、盖上邮戳的时间开始算起，到投递送达后时的邮戳记录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现在，北京邮件100%可以做到同城次日达，和快递是同样的标准。”
长时间夜班，大多数分拣员都有些神经衰弱。有人会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以为睡了很久要开始分信了；还有人中午爬起来就往大平面跑，直到站在冷清的作业大厅里才意识到早到了5个小时。“自从当上邮政分拣员，我就没寄过一封信，”王湘说，“分拣员太辛苦了，多一封信的负担也不想给他们增加。”
不过，她们也会苦中作乐，比如“抢好信”。好信，是指信件标准、字迹清楚、分量重的信——分拣员的工作量是靠重量计算，所以最后一条格外重要。
“从江浙地区寄来的好信比较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就少。”为了抢好信，王湘常常一边分信，一边偷偷瞄着班长，甄别班长手里的信件质量，若“好信”多，就加紧手上的速度，把“好信”接下来，有时候连厕所都舍不得去，生怕那几分钟来了“好信”。
现在，邮政开展商函项目后，很多大宗邮件已经可以前置分拣。商函局将商函制作完成后，都会按照邮政编码进行排序，而前置的分拣工作，也让王湘们的工作压力减轻了不少。
分拣员处理完毕的信件，会再次打包装袋。邮袋封包要用蜡绳，打“猪蹄扣”。这也是一项技术活儿：绳头连绕封口两圈，再穿过两圈连接处，交叉成十字，状似猪蹄。其最大特点是越拽越紧，不会松口。
六块烧饼、两罐豆腐乳
和穿越66个山洞的押运旅程
对于邮政信函业务的诟病，近年来一直不绝不于耳。如速度慢，丢件，态度差。尤其是在民营快递的竞争下，传统国企低效、程序繁杂等弊病，与追求高效、快速的物流行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没人想到，邮政部门的费用，相比民营快递，是非常低的。1块2毛钱，走遍全国，即便是新疆、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费用也一样。” 中国邮政集团网运处处长薛志刚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但实际上，我们往西部送一封信的成本有时候就要达到五六百元。”
现在，在民营快递业形成的竞争压力下，邮务部门开始对提高效率和速度上加以改革。比如，将原来每天邮件“三频投递”减为“两频投递”，“一频”负责处理报纸和夜里12点前到的邮件；“二频”主要投递夜里12点以后到达的邮件；“一频”和“二频”都没有完成处理，便加开临时频次。“总之，前一天到的邮件，我们都会想办法将他运出去。”北京邮件综合处理中心主任王国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提高邮件运输速度，2014年4月起，邮政集团又开始施行“火改汽”的邮件运输方案，即跨省运输，由主要以火车运输方式为主向以汽车运输方式为主转变。“因为铁路在不断提高运行速度，站台停留时间越来越短，几乎无法交换邮件。”中国邮政集团网运处处长薛志刚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说未来还有一种可能，邮政集团与铁路合作组建货运专网，整列车辆，只有货物，没有乘客，火车上不需要押运员，只要验证铅封即可完成交换。“那样就可以节约交换流程，提高效率。”
汽车运输虽然具有时间灵活的组织优点，但不可控的因素也很多。
佟长军是北京到廊坊段的邮路运输司机。“我们既是司机，也是押运员。”佟长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出车都是单兵作战，一个人，一辆车就是路上的全部。”
佟长军今年54岁，18岁退伍分配到邮政局，年轻时主要跑长途，武汉、长沙、西安，上了年纪后改跑短途。但他的车里仍然保持开长途的配置：暖水瓶、剃须刀、梳子、镜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早些年，还会在车上准备一套被褥。车开到哪儿就睡到哪儿。”
汽车运输中一切突发情况，佟长军都遇到过。天气变化，高速封路，以及不可预料的堵车。最严重的一次，是2008年冬天，中国南方发生罕见的冰雪灾，佟长军从北京运送邮件去武汉，在路上被困半个月。邮车司机不比其他长途运输司机，要对一整车邮件的安全负责，佟长军连上厕所都不敢走远，吃睡都在车里，“压力很大”。
火车押运员则更为辛苦。
邮政部门铁路押运员分为自办押运和委办押运，前者是列车所属铁路局的当地邮局派出的押运员，后者是委托铁路运输或其他单位外包的押运。
郝亚平是新疆邮政公司的自办押运员，主要负责往返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T69/T70次火车的邮务押运。在这条贯穿中国东西、长达3105公里的铁路线上，他已经工作了17年。
9月6日上午，休整一天后，郝亚平在火车发车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北京西站的列车库。他穿着一件已经洗得褪色的浅绿色邮政T恤，一条深蓝色工装裤，但和其他列车工作人员最大的差别是，他还随身带了六块烧饼和两瓶腐乳，这将是他在未来两天一夜里的伙食。
为了保证邮件安全，挂在客运列车上的邮政车厢，必须与客运车厢完全隔绝。实际操作中，邮政车厢一般紧挂在车头之后（称为“机次”），或整辆列车的最后一节（称为“机尾”），并以一节发电车厢与客车厢间隔。这样保证了旅客无法进入邮政车厢，同时意味着，邮政押运员无法进入客运车厢的餐车吃饭。于是，自备干粮成了每个列车邮政押运员的必备工作。
“现在火车提速了，两天一夜就可以从北京到新疆。早些年，单程就得四天四夜，得带上10个烤馕才够吃。”郝亚平憨憨地笑着说，圆脸上嵌着两个深深的酒窝。
9：40，发车前20分钟，列车徐徐开进站台，检票口开始检票，旅客陆续来到站台准备上车，站台一侧的角落里。邮件装卸工也开始装运邮件。邮袋都是标准重量，50袋为一吨，平均每个邮政车厢容量120立方米，要装将近1000袋邮包。要在十几分钟内完成装车，几乎没法偷懒，“搬累了想歇会儿再干，火车已经发车了”。
10时整，T69次准时从北京西站发出，一开车，已经戴上护腰的郝亚平就和同事钻进邮袋堆里，开始了工作。因为站台时间紧，邮袋都是一股脑投进车厢，没个秩序。他们最先要做的是将车厢内的邮件重新码放，同时按目的地到站顺序将邮袋排队。
这一天，装入T69次列车的邮件一共有897袋，有发往新疆各地的报刊，普通信件和包裹，以及由机要局的机要人员专门派送的机要文件。T69现有太原和嘉峪关两个邮件交换站，郝亚平先把要在太原下车的邮件摆放在门口，然后是嘉峪关的，进疆邮件码放在最里面。
码放邮件也有标准，中间必须留0.45米过道，邮件码放高度不得超过车厢标注的蓝线。要邮件码得又高又稳，郝亚平总结出的诀窍是：袋口朝里，袋口之间互相压住，重包在下，轻包在上，轻包中还要穿插一些重包，以增加轻包的稳定性。“刚做押运时总码不好，常常走着走着，忽然间全塌下来，不知道返工了多少次。”
早些年，邮政是中国唯一的物流渠道，工作量巨大，几乎站站都有邮件交换。火车一启动，押运员就要不停地工作。郝亚平还记得，原来第一个交换站是石家庄站，两个小时就到，因此根本顾不上整理邮件，一发车就钻进邮包堆，使劲儿刨出要在石家庄交换的邮件，之后才有工夫细致整理。有时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漏网之邮，只能无奈地带到下一个交换站。
17年来，郝亚平在这趟列车经历过夏季的蒸笼，冬日的霜冻，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沙尘暴。有一次，火车经过乌鲁木齐市至吐鲁番盆地之间的区域时遇到巨风。此处在当地被称为“百里风口”，巨风呼啸着从山口冲出，车身顿时像被砂纸打过一遍，变成了磨砂面；风卷起的石头，砸坏了车窗，车厢似乎被一个巨人抓住，不停地摇晃。
还有一次，列车刚出站不久，突然“跳”了起来。郝亚平吓了一跳，赶忙往外看，只看到一片尘土飞扬。后来才知道，由于扳道员扳道速度过快，列车换轨时衔接不够顺畅，导致列车脱轨。所幸速度尚未提快，没有酿成更大事故。
但郝亚平最怕的还是难以排遣的寂寞。虽然每个押运班组有两三个人，常年下来，最后都相对无言，“不夸张地说，祖宗三代的事情都聊过了。”郝亚平说。
他只好坐在窗前静静地看外面的风景，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他清楚地知道，这条3105公里长的铁路线，会穿过66个山洞；沿途哪里会见到一座山，哪个山上有个佛像，他都如数家珍；只要看一眼山的线条，他就知道此时此刻的位置。“这几年好多了，交换站少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不少。”说起这些年的变化，郝亚平总是强调“好多了！”
最后一公里
9月7日早晨7点07分，甘肃邮政公司酒泉邮件处理中心转运班长杨兵，准时出现T69次列车的邮政车厢前。他是驻扎在嘉峪关火车站的转运员。这是他这一天接的第四列邮车，也是最后一列。列车运行表大多改成夕发朝至后，接车的活也都是在夜里完成。具体到杨兵，前三辆分别是凌晨两点、三点和五点。
嘉峪关虽是进疆路线枢纽，但因客流量不大，停车时间不超过10分钟，杨兵必须争分夺秒。很多次，他还在车厢里搬邮包，突然发现列车已经启动，就连拽带拎把邮包扔进车厢，再自己跳车。“这是拿‘生命在运邮件啊！”杨兵挽起裤脚，指着伤痕累累的小腿，用西北话半开玩笑地说。
但杨兵最窝心的还是，邮件接到了只能在站台干等，白白延误时限——修建于1956年的嘉峪关火车站至今没有地下通道，杨兵必须等到轨道上的列车全部离开，才能继续搬运。邮件不能离人，最长的一次，杨兵在站台上守了5个小时。
从嘉峪关火车站接运来的邮件，要在一个小时内运送到甘肃省酒泉市邮件处理中心。这是全国77个二级邮件处理中心之一，负责酒泉市1区6县（市）的邮政通信服务和普遍服务，以及北京运往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邮件的中转工作。由二级邮件处理中心分拣过后的邮件，便依次派送到各个邮政支局的邮递员手里，由他们完成一封邮件“最后一公里”的旅程。
酒泉市不是省会，也不是经济城市，面积却占甘肃全省的42%，它因此拥有甘肃省内最长的邮路，总长度达6397.4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嘉峪关跑了个来回。酒泉市共有144名邮递员，平均每人服务面积达1333平方公里。
除了平常的邮件递送，邮政还承担着另一项民营快递业无法取代的工作——义务兵邮件运送。“邮政为义务兵送信，是不收费的，”玉门市邮政局长芮春霞说，“但义务兵驻地往往又是路程最远，最难走的，我们跑边防营的车平均三年就要报废一辆。”
酒泉市邮政综合处理中心所辖范围内，即有一处义务兵驻地：中蒙边境线上的马鬃山边防营。这里位于巴音戈壁深处，距离最近的城市玉门还有236公里，四分之三都在戈壁滩上，单程就要开车六七个小时。
“戈壁滩上的路根本不叫路，就是边防营战士和附近矿区的工人用平板车推出的一条平道，上面全是石子。”从1993年就给马鬃山边防营送信的胡旭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这样的石子路上，车速不能快，否则轮胎一打滑就翻车了。1994年，一名新投递员就在这条路上翻了车，老押运员雷振生摔坏了半张脸，他到北京做了三次整容手术后，才能够见人；石子路上也不能急刹车，以避免尖锐的石头扎坏轮胎。“没爆过几次胎，就不要说你给马鬃山送过信。”胡旭东开玩笑地说。他的最高纪录是，送一次信爆了七次胎，补都没法补，“最后20公里就是用轮毂轱辘到营部的”。
但对驻地官兵来说，每周三周五是最开心的。泥猴一样从车上下来的投递员，带来的是乡音和美味。邮递员也曾是官兵们唯一的中介和物流。边防营的教导员刘兵记得，荒野的戈壁滩里没法购买日用品，官兵们的香皂毛巾、小吃零食和香烟扑克，几乎全是邮递员送来的，“而且不收快递费”。
2005年，马鬃山镇开通了一条直达玉门市的公共班车，边防营的邮件都委托给班车代理，官兵们再也看不到绿色的邮政车一蹦一蹦地从远处跳过来，“其实还是很怀念每周盼着邮车的日子。”
对于大部分目的地是基层乡村的邮件，同样必须由专人递送。
9月9日12时，玉门市昌马乡投递员陈玉明从班车上接过随车而来的邮袋，用随身携带的小剪子剪开袋封，取出15份报纸，3个包裹和十几封信。根据报刊订阅记录本，他在报纸刊头上用铅笔标注上地址，同时在所有的邮件包裹上，逐一盖上落地戳。
陈玉明一个人的服务面积达1670平方公里，包括5个行政村、1273户居民的邮政信件包裹收寄、汇款、报刊订阅等全部基础邮政服务工作。
每天早晨八点开门营业，中午到班车站交换邮件，然后骑着摩托车到5个村庄逐户投递，一趟出去就是30多公里的戈壁路。有时候收件人家里没人，他就将邮件直接送到田里。一圈转回来，至少三个多小时。
晚上是他的营业高峰时间。村民们下地干完活，到他这里来汇款、寄包裹。过了营业时间，陈玉明也从不拒绝。“跑过来一趟挺远的，能办就都办了。”
这也是目前中国邮政基础服务现状的缩影。从2002年至2013年，由于市场压力、营收困难等因素，中国邮政的基层邮政服务点已由78000个缩减至64000个。这意味着，余下的邮政点要承担更大面积的服务任务，以及更重的营收压力。
以陈玉明的邮政服务点为例，他不仅负责处理基础邮政服务工作，还提供代收电费、话费，代售航票、火车票包括代售化肥等服务。 “一方面要保证普遍服务，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提高营收。”陈玉明说。
他说着，在刚刚统一翻修的营业厅前台，把邮件按照村镇位置进行简单分拣，之后就开始了最后一公里的投递。
村与村之间，距离至少有20公里。“现在有摩托车了，方便多了。过去全靠自行车，一走就是一整天”。他戴上头盔，发动摩托车，“昂”地一声上路了。
四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认识他。“送报来了？”常有人在路上和他招呼。“村委没人，你直接把信塞门缝下面吧。”好心人告诉他。
27年来，这个性格木讷，不善言辞的西北汉子，也通过投递交了不少朋友。农闲时，常有村民把他拉家里喝顿小酒，很多村委会都会给他配上一把办公室钥匙，农忙时办公室没人，他可以自己开门，将报纸和邮件放到办公桌上。
傍晚五点三十分，送完两趟邮件、跑了56公里的陈玉明又回家了。他的老伴拿着一块抹布，上下帮他掸着衣服上的灰，不停地说：“快掸掸，这一身土。这刚发的衣服，没几天就又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