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作文

中华文明作文（共8篇）

1.中华文明作文 篇一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华文明赞”.

中华民族是一个悠久的民族，它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被刷洗的熠熠发光。此外，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先进的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发明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华夏儿女的聪慧。

中华民族最为代表的五岳之首“泰山”也独具风采，自古以来，人们就登上泰山，举行祭祀活动，以此得到上天的庇佑。我国古代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也登上泰山，进行祭拜大典以此告诉人们自己的地位、权利。后来泰山也被称为“帝王之山”。

至今，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也登上泰山，一次通往“仙境”泰山历经了无数个沧海桑田，依然风采依旧。被后人尊为“圣贤”的孔子就是出生于泰山附近，在孔子年轻的时候就攀登上泰山，后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言壮语。

道教的一位得道高僧安道一，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将《金刚经》镌刻在泰山石崖之上。神圣而又不可侵犯。关于泰山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在泰山民间，有一位菩萨心肠的老婆婆，一天，到山上拾柴，遇到一位仙人，仙人将她点化成仙。然后她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人们。后人为了纪念她把她尊为“碧霞元君”.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这么多的古国文化，身为华夏儿女的我们更应该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下去，不崇洋，让中华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永垂不朽。

2.中华文明作文 篇二

我时常在想, 为什么几千年的文明, 如此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 在许多人的心中一夜之间被电脑所取代?我想, 这绝不是简单的教育方法问题, 更不能将它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上出现了偏差, 是我们对汉字功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表象上看, 大多数学生书写姿势错误, 执笔不规范, 错字、别字、看不懂的字随处可见。实质上, 我们丢失的不光是书写能力, 更重要的是丢掉了传承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 加强书写教育不仅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需要。

一、中小学生书写水平现状及原因分析

据简单统计和推算, 全国大约有90%以上的中小学校未开设写字 (书法) 课, 有些地方虽然开设, 但有名无实。2006年我到教育局工作时, 曾对一所学校学生的书写能力进行观察, 发现近60%的学生书写姿势不正确, 80%的学生执笔有问题。通过抽查某初中校学生的作业、笔记, 发现很多学生字迹潦草, 错别字频出, 甚至有不少学生连自己写过的字都“不认识”。

当时, 我对此事的认识程度还没有达到现在的高度, 只是从表象上分析了问题的成因。

一是认识上有误区。受应试教育和高考指挥棒影响, 学校、家长、学生对写字的重要性缺乏理性科学的认识。

二是时间上没保证。在很多学校中, 写字 (书法) 课或被其他学科挤占, 或是“变”成了自习课。再加上中小学生作业负担过重, 能完成作业就已经“不错”了, 没有时间顾及练字, 导致作业写得“龙飞凤舞”。

三是现代科技的冲击。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脑走进千家万户, 它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使一些传统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远去。许多学生对电脑越来越依赖, 对汉字书写越来越生疏, 电脑键盘代替了手中的笔, 打字的速度越来越快, 写出的字却越来越丑。

四是缺少师资。由于书写教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事书写教育的师资十分缺乏。其他学科教师, 特别是青年教师, 他们从未接受过正规的书写训练, 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不能达到板书规范要求, 更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师者尚且如此, 学生的书写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是招生体制的弊端。从目前高考招生情况看, 考入各类艺术院校的学生有些是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 起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的学生, 一些家长和学生是在无奈之下才选择了这条路。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群体去从事艺术专业, 其中相当一部分毕业后要当书法、美术教师, 心态上不情愿, 智力水平和文化修养与其他学科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试想, 如此传承下去, 书写教育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何在?

二、从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书写教育的必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性。”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弘扬中华文化,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弘扬我们的书法文化。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 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

由此可见, 加强中小学书写教育, 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方法问题, 而是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这样说似乎“夸大其词”, 事实上千真万确。

过去, 我们教育体制上的最大弊端, 往往是只注重行为, 而忽视修养;只注重分数, 不注重能力。比如英语教学, 有许多学生高考得了高分, 上了重点大学, 可到大学后, 由外籍教师执教, 在英文环境中上课, 学生们痛苦地说, 真的听不懂, 更谈不上实际应用了。

我们在书写教育中, 往往要求学生把字写好, 写清楚, 可很少有教师能够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写。其他学科教师就更加无法在课堂上渗透书写教育了。我们在教学管理中发现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某小学历史教师在讲课时说:“唐代有四大书法家, 苏、黄、米、蔡。”结果被一个书法家的孩子 (小学四年级学生) 当堂纠正。

我们在教学中往往注重的是行为, 很少注重提高学生的修养。有的教师让学生学颜真卿的字, 可不知道让学生学颜真卿的为人。书品与人品, 行为与修养,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被无情地丢弃了。

我国古代就对书写教育非常重视。传说朱熹小时候学写字, 在写李白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时, 一心想着快点写完, 好出去玩耍, 便误把“桃”字写成了“挑”。朱熹的父亲回来, 看到写错的字, 便教导朱熹道:“心正则字正, 心不正则字不正。”言下之意, 你之所以把字写错, 肯定是因为心不在焉。朱熹听出父亲话外之音, 十分惭愧, 便认认真真地把“桃”字写了一千遍给父亲, 请求原谅。

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也说过:“心正则笔正。”我们不要小看写字, 它与人的品行、修养、心术、情操密切相关。我国历来认为“书为心画”, “字如其人”。写字也好, 书法也罢, 其内涵都是人内在意识的流露。练习书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培养观察力、注意力和养成耐心、细致习惯的过程, 它对学生意志的磨炼、情操的陶冶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汉代大书法家蔡邕说:“夫书, 先默坐静思, 随意所适, 言不出口, 气不盈息, 沉密神彩, 如对至尊。”

我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会有一种难言的感觉。经济社会发展了, 科学技术进步了, 可我们顾此失彼, 把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丢失了。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深刻反思, 应该把书写教育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应该怎样理解书写教育的必要性?我们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在充分认识书写教育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必须调整思路, 对教育方法进行彻底的改良。必须把书写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载体, 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阶梯, 作为美育的重要途径, 作为智育的必修课。

三、加强中小学书写教育的方法

1. 把书写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 天津市宝坻区对此进行了大胆实践, 自编了一些教材。比如, 《颜真卿与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把颜真卿的书品与人品放到一起讲, 让学生带着对颜真卿的崇敬去欣赏他的书法名作。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现在学生最不愿上的是德育课, 那些简单、枯燥的道德说教, 让学生厌倦, 甚至失去了对教师应有的信任。如果我们把书写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载体, 再加上其他形式, 我们的德育也就变得丰富多彩、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 学生自然会乐于接受。

2. 把书写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阶梯。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一些优秀的书法作品, 其书写内容又是令人赞叹的绝妙文章。比如,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 其书法艺术精妙绝伦,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等佳词妙语更是脍炙人口。这样博大的文化内涵, 我们不去传承, 实在是遗憾, 是失职。因此, 在对学生进行书写教育时, 不能简单地就写字教写字, 而要把传承中华文化作为重点, 过去的方法必须改变。

3. 把书写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这是美育中的问题, 需要从青少年时就施以良好教育。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学生迷恋网吧, 迷恋网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有的学生因此出现了不良行为, 令教师感到无奈。一些家长因为孩子有网瘾而哭着找到学校, 痛苦万分, 不知所措;个别原本很优秀的学生, 因受到网上不良信息的迷惑, 甚至走上了不归路。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人把这些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显然是片面的。深刻反思才知, 其实是学校、家庭和社会, 主动把阵地让了出去。学校的美育跟不上, 家长的言行不检点, 青少年的世界观不成熟, 辨别是非能力差,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为此, 我们应该把书写教育和绘画、音乐等结合在一起, 形成美育的集合体, 和社会上一些丑的东西做斗争, 学生们自会辨清美丑。

4. 把书写教育作为智育的必修课。

近年来, 我们把书写教育作为干部教师的基本功, 作为中小学生必修课, 每周安排1至2节专门的写字课, 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同等对待, 备、讲、作、考形成体系, 定期对干部教师进行书写水平考核,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在实践中感到, 汉字不仅有实用性, 有审美性, 同时也是中国人智慧的集大成者, 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 汉字不但有形声字, 还有指事、象形、会意、转注、假借等多种内涵, 即“书之六义”。书写者不但写其形, 而且会其意, 所谓“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头脑要对世间万象有所联想, 寓意象于书, 这种联想就能促进人的思维发展。这是中国人的大智慧、大聪明, 这样的智慧和学问, 不亚于古今中外的伟大发明创造。近年来, 我们为让学生了解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与各级书法家协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不定期地请一些有影响的书法家进校园, 使学生们感受到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培养了一批国家级、省市级书法家协会会员, 他们已经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每年我区都要举办一届校园艺术节, 对师生书画作品进行巡展, 努力践行着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任。以上这些方法的改良, 需要大的环境, 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3.治水与中华文明 篇三

壹。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自然界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更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中国陆上水资源有以下特点：一是江河湖泊众多，其中长江和黄河，不仅是亚洲两条最长的河流，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巨川。中国天然湖泊也很多，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洪泽湖等，都是闻名全国的大湖。二是水资源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大。由于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河川水量丰、枯相差悬殊。汛期和丰水年水量大，且来水集中，容易泛滥成灾；枯水季节和少雨年份水量不足，常常出现供水紧张的局面。因而，兴修水利、调节水量、防洪抗旱便成为合理开发利用河川水资源的根本措施。三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由于降水量地区分布的不均匀，带来地表、地下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由东南部沿海向西北部内陆逐渐减少。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处在大江大河流域，其四大源流是指尼罗河文明（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古巴比伦）、印度河文明（古印度）、黄河文明（古中国）。顾名思义，它们都是江河孕育的人类古文明。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了治水的能力或者说制河权。所谓制河权，一是指控制河流、治理河流的能力；二是指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否则，虽有河流，也不可能产生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平衡。汤氏还认为，环境的挑战产生了文明，不同环境的挑战产生不同的文明。

诚如汤氏所言，自然的缺陷往往会激发人的精神和斗志，从而能克服这种缺陷所造成的影响。如古代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干旱气候的挑战，古埃及人对干旱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通过利用尼罗河水的泛滥引洪灌溉，才在洪泛平原上构筑起文明的基石。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尤其是洪涝和干旱的挑战。正如一位叫米勒的英国学者所指出的，干旱和季风这种不祥的事，“迫使人们产生发展灌溉这样一种有益的动机，随之而来的，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策源地位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这里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如旧石器时期的“蓝田文化”、“河套文化”，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区域还是各代王朝都城所在地。所以，黄土高原便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这里既有松软肥沃的土壤，可以利用石铲、蚌锄、木耒、骨镰等简陋的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同时因濒临江河，又有引取河水灌溉之便。然而，这里也面临着两大不利因素：一是黄河流域降雨集中，将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挟裹下来，流到太行山以东，游下来的泥沙逐渐沉淀，许多地方的河床高于平原，一遇大水，常常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历史上有记载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到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口的千百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多次；二是平原地区坡降小，排水不畅，尤其是黄河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沼泽沮洳多，地下水位高，内涝盐碱相当严重。因此，洪旱盐碱等灾害对华夏民族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驾驭江河，过上稳定的农耕安居生活，传说自尧舜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便开展了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治水平土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累世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为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贰。

中国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有关大洪水的记载史不绝书。因此，防洪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治水活动之一。远古时期，先民们择丘陵而处，躲避江河洪水泛滥，以逃避作为防洪的手段。进入农耕社会后，由于适宜耕作的地区多处在河谷低地，洪水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很大，与洪水作斗争，成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就不能产生中国特色的农业——治水文化特征。如果除开石器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载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开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中华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对水的依赖直接导致了治水平土活动在华夏大地上大规模的展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种以治水平土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无疑会强烈地反映到人类自身，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类本身的发展、人的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构成等产生巨大的影响，留下深深的文化印痕。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当始于奴隶制社会的开端，而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正好形成于大禹治水之后，这是许多学者都十分关心并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问题。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与治水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肖萐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奴隶制之所以早在四千多年前确立，比希腊、罗马及其他民族奴隶制早熟的原因是治水。该书指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按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胜利果实。这样，就把原来维护灌溉的共同利益的机构，演变成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这就是由于治水斗争而促成我国奴隶制早熟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为了维护氏族生存和发展而建立的治水组织机构，是后来演变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识和行动，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治理大河洪水是许多部落共同的利益，因而促进了较大范围的部落联合。“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禹在治水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民族为中心，包括周围各兄弟民族的一个庞大联合体。而在这个联合体中被公推为领袖的大禹，在组织各部落共同的治水活动中，逐渐提高了声望，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甚至凌驾于氏族首领之上。可见，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王权的产生，为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在长期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凌驾于各氏族部落之上的组织机构，很容易演化成奴隶制的国家机器。正如周魁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禹治水的过程中形成的制约各氏族部落的领导机构，当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前身，因而，治水本身也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在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促进的作用。

许多史书记载，大禹在治水胜利后将天下“划为九州”。如《山海经·海内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淮南子·修务训》也说：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里所说的州、国，显然与原始公社的氏族部落不同，当时已具有诸侯国的性质。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已扩大到足以突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部落界限，向着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迈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氏族制度推进到最发达的阶段，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为其子——启开创奴隶制国家打开了通道，并为君主制代替民主制、权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叁。

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历史也昭示出，治水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与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息息相关。水运系国运，水运兴，则国运昌。

在中国古代，兴水利主要体现在防洪和农田灌溉体系的建设上。为了解决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受到水往低处流运动规律的启发，发明了排洪和引水灌溉系统，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中华民族的治水活动，除了防洪与灌溉之外，开凿人工运河以沟通封建王朝的都城或诸侯割据势力的据点与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或地区政权致力的要务。

水能给人类带来舟楫之便，利用天然河道航行，始于远古。春秋后期，始有人工运河的开凿。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开通的人工运河是位于江淮间的邗沟，它是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以运送粮食、军队为主要目的而开的。战国时期鸿沟的开凿，沟通了淮河和黄河。此后，秦代开挖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汉代，汉武帝为了使黄河下游地区的谷物贡赋顺利运至京都长安，开凿一条连接长安与黄河的300余里人工运道——漕渠，这条人工运河一直延续使用到唐代，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东汉以洛阳为都，光武帝则修建了沟通洛水与黄河的阳渠，从而实现了洛阳与中原之间的水运交通。东汉末年，曹操向北用兵，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海、滦河流域。

隋朝统一全国后，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出发，倾全国之力，大力开凿运河，并最终开成了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在一个水运网中。短命的隋朝灭亡之后，南北大运河成为唐、宋以及五代各王朝都城的生命线。“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东南之粟。”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河政荒废，以致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交通上讲，关中、河洛地区已丧失了控扼天下的地位。北宋之所以将京师东移至开封（时称汴梁），主要原因是开封靠近运河干道，都城附近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渠和金水河等，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后来开封的衰败，亦主要是运河淤塞颓废所致。

宋室南渡后，南宋朝廷偏安东南一隅，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大力经营临安一带的水利，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繁荣，成为南宋小朝廷的有力支撑，但终未挡住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元代定都北京后，朝廷在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从而使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联接起来。依赖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等地的钱粮物资运到京师，才使元明清各代的政治中心北京得以巩固和发展。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隋代以后，大运河不仅发挥了漕运的功能，而且成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两大区域连接的纽带。二是大运河作为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相沟通的交通大动脉，对打破地区、民族间封闭的壁垒，开阔人们的视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特别是文化认同感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促进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运河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肆。

水旱灾害的频繁出现，使中华民族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反复的较量和抗争，长期的治水斗争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累世不绝的水旱灾害，锤炼了中国人民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

第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人力补天之不足的奋斗精神和人定胜天的信念。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历尽了无穷的磨难，但就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奋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顽强地繁衍生息，并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第二，天下为公、无私奉献的品格。在治水活动中，大禹、李冰等治水英雄，以天下苍生为念，以为民造福为己任，不辞劳苦，历尽艰辛，表现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这种精神一直为中华民族推崇。无数中华儿女都在国家危难、人民倒悬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前赴后继，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第三，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和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同时还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为了除水患、兴水利，必须加强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万众一心，团结治水；必须顾全大局，从整体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处理治水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必要时甚至要牺牲局部利益保证全局利益。久而久之，这种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便深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未雨绸缪、凡事做长远打算的思维方式。治水活动具有难度大、历时长、投入多等特点，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提早筹划，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古训。因此，对治水以外的其他较重要的事情，中国人也要提前筹划、精心准备，力求万无一失。

第五，人格重于事功，不以成败论英雄。鲧治水虽然失败被杀，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的死是悲壮的，鲧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治水活动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人们意识到，许多事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不一定就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既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只要尽人事之力，就心安理得，不会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

4.中华文明作文 篇四

没错，这次我们小记者要参观的便是开头所讲的“潭王村”，而吸引我们的并不是潭王村美丽的外表，而是那培养了千千万万伟大解放军战士的蓝康小学旧址和那曾称霸河面的龙舟。

“咔擦!”在合下一张大合照后，我们迎来了当地的潭王小学教导主任——柯贵平。他将和我们小记者一起，在接下来的旅程里领略历史，参观龙舟。

跟随着柯贵平老师的脚步，我们走进潭王村红色主题公园。来到了龙舟存放地——藏舟阁。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龙舟的我和小记者们一起涌上前去与龙舟拍照合影，并用手轻轻地抚摸龙舟，有的小记者甚至闭上眼睛，仿佛在感受龙舟身上的变迁沧桑。

这时，柯贵平老师走了进来，他腰系扩音器，有声有色地将龙舟的每一处，每一点，甚至龙舟背后的故事都讲得活灵活现，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而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似乎我们已经掉入这故事里一样。

随后，我们去参观了一座大祠堂，祠堂里面挂着展览画，都是在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潭王村里发生的抗日英雄事迹，柯老师一边指展板，一边给我们讲解当年村里的革命史。

听着老师的课，在历史的长河里巡游，不知不觉，我们的“午餐铃”早已响起，于是，我们再次坐上校车，赶往食堂去吃午餐，我们吃的是当地的特产，其中有一种豆干十分好吃，不仅口感极佳，而且味道诱人，令人回味。

5.传承中华文明的作文 篇五

历史的长河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曲曲折折，回首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国人民在困境中追寻着黎明的曙光。为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专注于油菜杂交研究事业的油菜花父子——沈克泉、沈昌健，坚守“中国麻风第一村”的年轻医疗团队，来坚持每周出诊6天的百岁仁医——胡佩兰。他们的身上拥有坚持诚信，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并为了能把我们的国学建设好，付出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事迹，我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在我们身边也有和他们一样拥有美好品德的人。一次课间的时候我们从楼梯上正往音乐教室走，走到楼梯中间时突然我一脚踩空了从楼梯中间滚了下去。这时候屈老师看到了急忙跑过来，蹲下身子对我说：“怎么样了，有没有摔着，痛吗?”我一时之间痛得说不出话来，屈老师就着急的对我喊：“张艺!有没有伤到哪?赶紧对我说话吧!”看到屈老师如此着急的.样子，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并对屈老师说：“我没事，我只是摔疼了。”于是屈老师小心的把我扶起来并让我慢慢的动动手脚，慢慢的弯弯腰，问我有没有感到骨或者什么地方感到疼痛。接着屈老师让我在楼梯上坐着休息一会儿，观察着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屈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从屈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关心和爱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6.中华文明光辉灿烂初中作文 篇六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着数不尽的璀璨瑰宝，正是那些先哲智勇之人在不断地求索，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开拓！

上溯久远的春秋，古代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萌芽在《诗经》、《尚书》、《左传》等古代典籍中闪光熠熠；早在公元前8世纪，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孔子率领弟子三千使儒家影响华夏大地；当地球上大多数人还在朦朦之中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目录著作《七略》已诞生于中华大地。

尽管《荷马史诗》被誉为西方文化瑰宝，而我们东方，我们古老的中国，可以拿得出许许多多的“荷马史诗”——《春秋》、《左传》、《离骚》、《吕氏春秋》、《史记》，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奇葩！请听，四大发明照耀着丝绸古道上叮当不绝的驼铃！请看，郑和的船队满载着四大发明在风浪中搏击！然而，中华民族的荣耀仅仅是四大发明吗？不，不！我们这片古老的华夏沃土养育了无数英才！他们用智慧在宇宙空间中划出了一道道震惊世界的彩虹！当其他民族还在膜拜于雷、雨、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把日蚀记录于《诗经》；当其他民族还在虔诚地希翼日月同辉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写出了《甘石星经》；当其他民族还在结绳记事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懂得了开平方，已认识了负数！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是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是僧一行第一个对子午线进行了实测，是郭守敬把一年确定为365天！无论何时的人类，且把科学应用于生产，生产力就会突飞猛进，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的抗衡中的劳动中，把数学、天文、历法综合应用于农业，改造了文化遗产；千年古道，回荡着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歌！

7.中华文明作文 篇七

带钩的前世今生

带钩的出现, 早至春秋时期, 现在科学发掘出土最早的, 当属洛阳西周墓出土的水禽式带钩, 此带钩长7.4厘米, 迄今已三千年, 明清时代的玉带钩, 有的依然还是这个式样。

讲究的男人穿衣, 依然要配一条好的皮带, 主要是带前的那块牌子, 不是爱马仕 (HERMES) 、路易威登 (LV) 、古驰 (CUCCI) , 也要来个范思哲 (Versace) 或万宝龙 (Mont Blanc) 。其实, 这都是从中国古代的带钩沿袭下来的。青铜文明, 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一枝独秀的灿烂之花, 都说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 代表了中国文明的辉煌;同样的, 玉文化, 也是中华文明傲然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奇葩, 而这两大文明都在带钩的制作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成为我国青铜文明、玉文明的重要载体, 值得很好研究。

十分遗憾, 迄今为止, 尚无多少人对带钩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 我所见到的画册, 就是在美国的台湾大收藏家王度编写出版的一本, 500件带钩中, 还有相当比例属于当代的时尚带扣。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更是寥如晨星, 屈指可数。当然不能不提到的是王仁湘教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 这是我见到的一本最具专业性、学术性的学术专著, 稍有遗憾的是, 这部力作只印了三千册, 当然已经是一个不俗的销量了。古代带钩收藏、研究和出版的寂寞, 有多方面的原因, 这不是此文主要展开论述的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时代审美观的错位问题, 所以这篇文字就主要集中在对古代带钩的艺术审美和文化阐释上。

“满堂之座, 视钩各异”——古代带钩的时尚之美

过去, 乃至现在, 有些收藏家, 甚至文化、艺术史学者, 有个看法, 认为商周青铜大器是陈列器、祭祀器, 是礼器, 有重要的收藏价值;而带钩、铜镜一类, 不过是日常生活用具, 价值不大。此言前半我赞成, 后半截我就不太认可了。其实日常生活的用具, 并非就没有文化内涵和艺术性, 恰恰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 反而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尚内容, 而这种时尚之美甚至是超越时空的。

《淮南子·说林训》中曾有言:“满堂之座, 视钩各异, 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宾客满堂, 放眼看去, 人们在腰间环带上, 都露出奢华的钩饰, 没有相同的。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带各异”间, 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 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 分得清清楚楚, 想必那些游走于各国诸侯间的纵横家们, 无论是得意抑或失意的的文人墨客, 自然也会像当今名士们一样, 身佩有着独特审美品味、发散着强烈艺术气质的浪漫之钩。带钩虽小, 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非礼勿视的中国古代, 着衣著冠和佩钩那都是大事, 它反映着佩用者的身份地位, 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摩登和时尚。可以说, 各种最奢华的材料, 各种最先进的工艺, 各种最时髦的设计, 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 争奇斗艳, 争奢斗侈, 以彰显其地位和身份。

质地的高贵

在带钩的质地上, 最早良诸文化出土的带钩, 为玉质的;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 春秋战国的带钩, 青铜已居主角的地位。它以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 使带钩制作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不像青铜镜的制作, 青铜礼器已经相当成熟了, 而齐家文化和妇好墓出土的几面早期铜镜仍显得十分粗糙。作为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金属”, 黄金和白银以其眩目的光泽、艳丽的色彩, 很早就进入了带钩的艺术, 使带钩具有了艺术和财富的双重价值。金银的魅力除与青铜艺术结合, 展示其魅力外, 也较早地出现了完全以金银为材质的带钩, 显示其高贵的品质。在材料上, 铁、石头、木头和骨质的带钩似乎具有平民的性格, 然而, 即使是普通的骨质带钩, 你仍然能感受到制作的精心, 依然发射出艺术的魅力。玉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有君子之德, 其洁白和细腻, 珍稀和高贵, 更为佩钩者带来一种脱俗内敛之美。而铁带钩的出现有重要的意义, 它最初的价值是超过青铜的, 虽然韧性不如青铜, 但硬度却高过青铜, 用来制作带钩, 且都有贴金贴银之作, 足以表明其高贵身份, 只是因其锈蚀保存下来不多, 更显现其难得和高贵。其它一些特殊材质的带钩, 还有最早的玻璃制品, 即琉璃的带钩, 水晶的带钩, 都表现出材料的高贵和不凡。

型制的多样

对古代带钩的分类, 分法很多, 仅日本学者就有好几种分法, 我比较赞成的还是按外形, 而不是按大小、材质来分。也就是说:

一是水禽型。造型像回首张望的大雁, 十分优美, 这种型制的带钩, 以春秋早期秦国秦地为多。

二是兽面形。钩面呈现各种兽面, 有虎的、犀牛的、豹的、鹿的、狐狸的……林林总总, 而以龙凤为多, 多以镂雕、浮雕的形式出现。

三是耜形或称匙形带钩。耜形, 也就是指古代耕田的犁铧, 或者说像一把匙。在匙面或钩体上, 一般都有镶嵌物, 或镂雕的错金银图案。

前面三类带钩, 一般都超不过15厘米, 相对来说是中小型的带钩。

四是牌型带钩。钩体呈长方牌形, 钩尾有的是呈直角, 有的带一弧度, 呈委角, 牌形带钩一般都比较大, 尤其战国的牌形带钩, 往往超过20厘米。

五是曲棍形。钩体一般呈圆棒状, 有的带一弧线呈弓形曲棍, 大多有错金银装饰, 图案十分漂亮。

六是琵琶形。顾名思义, 钩体像一个琵琶, 也曾被称为琴形, 钩尾呈圆弧型, 钩体从上往下呈曲线展开, 但有的下圆弧曲线比较大, 几成半圆, 有的曲线较小, 形体几乎接近牌式带钩。此类钩一般较大, 有的整个钩面都镶嵌绿松石, 有规则的几何图案, 这类钩有小的, 但一般都比较大, 有超过20厘米的。

七是全兽形的带钩。钩体整体呈现兽类或鸟类的形象, 老虎、大象、犀牛、猿猴、鳄鱼、兔、鱼、鹿、蛇、龟等等都有, 而其中又以龙、凤、虎为最多, 所以在分类上, 又有人把这几类单独分出来的。

八是特殊造型钩。因为很难把它们归到哪一类, 比如说印章钩, 钩纽就是一枚印章, 或是书法, 或是肖形。铜镜钩, 钩纽就是一面小的铜镜, 估计妇女带着就可以随时用来化妆、补妆。又如连体钩、无纽钩、双纽钩等等, 不仅纽座千姿百态, 钩首也是各式各样, 最多的当然是螭首, 还有鸭首、凤首、龙首等等, 加上错金错银形成的不同图案。特别还需提到的人体钩, 我就收藏有持兵器的人形钩、武士钩、弹琴鼓瑟钩、车马出行钩等等, 异彩纷呈, 美不胜收。

当然“视钩各异”, 除了材质, 形制上的不同, 还有一个工艺上的多样, 鎏金银工艺、镶嵌工艺、镂空工艺、铸造工艺、漆艺工艺、彩绘工艺等等。

“视钩各异”所呈现的带钩千姿百态, 各擅其长的局面, 是与春秋战国“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所以一部带钩史, 也就是一部文化史、思想史的折射。

“射公子小白带钩”——服饰之美

带钩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这曾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 后来经过大量发掘出土的实物证明, 主要与古人服饰有关, 当然也有悬挂刀剑的挂钩, 但主要是固定和管束衣服的作用。许多墓主人腰上都佩有带钩, 秦始皇陵秦俑腰间就佩有人形带钩, 山东诸诚西汉墓出土举灯铜人腰间装束, 也有带钩, 而且明显展示出将革带两端扣连。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关于带钩的叙述就有许多, 而其中最有名的, 当数管仲用箭射中小白, 即后来的齐桓公所佩带钩, 使齐桓公幸免一死的历史故事。一个带钩写就一段春秋史, 使得带钩有了更多的文化学和文化史的意义, 也使我们对带钩的使用功能有了清楚的认识。

这个故事是否杜撰, 真伪如何, 且不去论, 起码许多春秋战国及后来的典籍, 《左传》、《国语》、《史记》、《列子》等, 都记载了这个故事, 可见有相当的根据。

那么小白是佩的什么样的钩, 能够挡住管仲的箭。我认为这只能是春秋时就已出现的牌式钩, 而不会是那种圆而又窄又细的曲棒形钩。

中国的服饰文化, 有了带钩来陪衬, 时尚档次一下就大大提高了, 这需要很好发掘, 使之大放异彩, 好马佩好鞍, 好衣那时还要配好钩。

“孔子辞廪丘, 终不盗刀钩”——贵胄之美

带钩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虽是日常所用之物, 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位圣人, 从孔子、孟子到庄子, 还都有关系。他们都曾以带钩说事, 隐喻时事, 宣传他们那些济世治国的大道理。

在《淮南子·记论训》中有这样的故事议论:“孔子辞廪丘, 终不盗刀钩……由此观之, 见者可以论未发也, 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 贵则观其所举, 富则观其所施, 穷则观其所不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 贫则观其所不取。”这一番议论, 从一个小小的带钩引出, 迄今已两三千年了, 却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性。孔子辞廪丘, 此事在《吕氏春秋》也有记载, 讲的是孔子游学到了齐国, 见到了齐景公, 因为仰慕孔子的为人和学问, 景公表示要把齐国廪丘这一块地盘送他作为供养地。孔子当即表示不受, 很快带着学生离开了。孔子说, 我并未给他做过什么事, 他也不接受我的建议, 他为什么送一块地盘给我呢。《淮南子》和《吕氏春秋》就议论, 孔子连带钩这样的小物件都不动心, 怎么会在乎你那么厚的重礼呢!一个带钩引出了圣人这么一番大道理。

什么样的钩, 能够与把一大块封地对孔子的诱惑拿来相提并论呢?2007年, 拍卖市场上出现过一个被称为“中华第一钩”的九镶带钩, 估价一千万, 却在拍卖前夕被文物部门紧急叫停, 这个带钩为铁质, 但是嵌玉包金, 十分华丽。孔老夫子见这个钩, 不动心也会看上几眼吧, 这是国宝级的带钩, 现在起拍价就一千万。当然对孔子来说, 一大块封地都不放在眼里, 这个上千万的带钩, 又怎会入圣人眼呢?

还有一个全国人民都熟悉至今仍在经常讲的成语:“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这是又一位圣贤庄子的话。原来我一直有些想不明白, 偷一个小小的钩就犯得上杀头吗?原以为庄子的隐喻之词, 是希望作一个强烈的对比, 使人印象强烈, “窃钩者诛”不过夸大其辞, 讽刺而已。现在看, 还真有可判诛杀之罪的带钩, 就是王侯之钩, 从审美的角度看, 这样的带钩有贵胄之美、奢华之美。

《庄子·知北游》“予物无视也, 无钩无察也”。——精致之美

其实每一个好的古代带钩, 都是非常个人化的, 都是一件件精心的个人设计和创造, 决非批量生产。古代带钩, 早就是私人定制了。

庄子在《知北游》中,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人, 八十岁了, 一生专以制作带钩为业, 他的带钩异常精致, 于是人们问他, 你有什么诀窍, 他回答是从二十岁就开始制作带钩, 十分喜爱, 一生对于其他事情都不在意“与物无视也”, 一心一意就是做出好带钩来“非钩无察也”。这又引出了一番人生的道理。看来, 这几位大圣人都喜欢拿带钩说事, 可见带钩与古代人生活息息相关, 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

我收藏带钩多年, 有时拿一枚精致带钩把玩, 心中常常想, 古人制作这么精美的钩, 要耗费多少心力啊, 真是不惜成本。

“发手得一玉钩, 故号嫣”——祥瑞之美

中国人信所谓“祥瑞之说”, 历史上这样所谓天人感应的故事很多, 河洛献书、白鱼入舟、瑞鹤群集等等。

带钩被视为祥瑞之物, 在许多文献典籍中均有记载, 《后汉书·五行志》就有“光禄勋吏舍下壁下有青气, 视之, 得玉钩、诀各一”, “谓此青祥也”。当然最有名的还数“钩弋夫人”荣辱集于一钩的故事, 钩弋夫人是汉昭帝的母亲, 她入宫得汉武帝宠幸有一个故事, 据说当年武帝巡游打猎经过河涧, 听说有一奇女子, 十分美艳, 但就是一手握拳, 却从未打开, 武帝一见倾心, 亲触其手, 一下就打开了, 拳中却握着一只玉质的带钩, 故以此得名为钩弋夫人。武帝为此专门建了个钩宫, 想立这位夫人所生的钩弋子刘开陵为太子。却不想大臣们都慑于当年吕后险些断了刘氏烟火的教训, 齐声反对, 子幼母壮, 必将酿成大祸。武帝不得不痛下狠手, 逼死钩弋夫人而厚葬之。据《列仙传》和《括地志》的记载, 钩弋夫人拳中所握的是一枚玉带钩。在我收藏的西汉玉带钩中就有正好可以握于拳中, 十分精巧的玉带钩。这枚带钩为和田玉质, 钩首为水禽首, 钩背刻有蟠螭纹和勾云纹。这种玉带钩在西汉十分流行, 在广州南越王墓和河北满城汉墓这样的王级墓葬中, 都发现有多件精致的玉带钩, 为汉代玉钩中的上品。

把带钩作为祥瑞之物, 带钩就很自然地把龙、凤、虎、龟、蝉以及各种瑞兽作为表现的主题。为什么自春秋以降, 汉之前, 墓葬中出土带钩相当普遍, 这与人们把带钩作祥瑞之物是分不开的。我有几个反映祥瑞的带钩是很有特色的, 一个是在钩面上有两只小龟, 龟寿千年, 钩面嵌贝壳, 显出螺钿的光泽。一只是银钩, 钩面刻两只蝉, 意味着人的长生和转世。而虎为百兽之王, 我有多只虎钩, 造型生动, 有的还鎏金, 确有虎虎生威之意。我还有十多只犀牛钩, 其中一只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的犀牛钩与重庆三峡博物馆藏西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那只大致相同, 而那只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并收入了中国最美的一百件艺术品中。随着犀牛这一物种在中华大地的消失, 犀牛钩确有很深的文化意义。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阳刚之美

大家都知道李贺有一首有名的诗“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也知道辛弃疾有一首著名的词《水龙吟》:“……把吴钩看了, 阑干拍遍, 无人会, 登临意。”尽管这两首诗词很多人会背, 可诗里的“吴钩’是指什么, 未必清楚。辞典里说“吴钩”是一种弯刀, 明明是钩, 为什么说成是刀, 我百思不得其解, 至今也没有查出把钩说成是刀的最初出处, 但我心中始终犯疑。我有个看法, 吴钩成为吴刀, 是不是因为吴钩是挂刀的钩, 由此引伸而来。

在《吴越春秋》中记述了一个悲情故事:吴王命国人造金钩并有奖。有一个贪赏的工匠, 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用血打钩, 钩成后向吴王讨赏。吴王手拿一把钩, 问其钩有什么特别之处, 钩匠对着一堆钩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 只见两只钩竟然飞到了钩匠的胸前, “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吴王当即重奖百金, 这双钩从此不再离身, “两钩俱飞着父之胸”如果是剑, 岂不把自己的父亲也给杀了。可见钩就是钩, 而不是剑。

那么有没有挂箭的钩呢?肯定是有的。那些二十多厘米长, 宽十多厘米的牌式钩, 显然不适合挂剑, 而十厘米以下、轻巧, 而又便于固定于革带的钩, 用为悬挂刀剑, 显然再适合不过。“男儿何不带吴钩”, 自然也可以引伸为佩刀挂剑。这个典故, 给带钩增添了一点阳刚美, 英武之美。

8.中华文明的三大纪元 篇八

作为研究古代经典的学者，我一直被如下问题深深烦恼，即如何把中国古代经典做成让韩国年轻人可以读的书。因此，我最近正进行着庞大的注释作业，已经完成的有《论语》《孝经》《大学》，目前正埋首于《中庸》的韩文注释。

我出生于韩国，而韩国是一个小国。出生在小国的人再怎么努力用功，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大国出生、拜大国所赐的机运而成长的各位，一定会成为“大人”，而不会成为“小人”。因为是出生于大国，虽然必须经历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站上领导的地位，在同样努力之下的各位，当然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想想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未来，各位一定要成为“大人”。所以，中国的责任是很艰巨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选择何种历史进程，将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过去唐朝的文明非常开放，融合了世界多个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华丽，也将华丽的文明成果跟周边国家分享。当时中国是具备主导世界文明资格的领袖。

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学术机构，院长是杜维明老师，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主考官。他曾经提出“中国文明三大纪元论”（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论述。我受到他论述的启发而有过许多的思考。第一纪元是孔子所创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国文明传统加以整理，而创造了新的文明纪元。不过，许多人只要想到中国文明，都会把它当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为荣。但是在人类的古代世界中，中国毕竟不属于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与埃及尼罗河边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时间范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属于最近世的文明，它的伟大性并不在于历史悠久，而是在于它打破神话的桎梏，创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从孔子的血统来看，他虽是殷代的后裔，却能摆脱殷朝的宗教桎梏，开创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图通过诗歌来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说“述而不作”，实则是透过“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来“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谓“作”，是意指为人类存续的文明价值创造新的转机；“作”就是摆脱神话的人文作为。

第二纪元是由朱子这个人物来代言。当然，这个纪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周濂溪、张横渠，以及二程等先驱，由于朱熹集他们的时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将朱子视为第二纪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纪元，有来自天竺与西域的重大挑战，印度的佛教成为这个挑战的核心。但并不只是佛教而已，许多西方的文明与佛教一起进来了。而且，基督教也从波斯传来。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么盛行，从现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可以得到证明。说到基督教，尽管各位可能都会联想到明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或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汤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们更早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灭亡之际，在当地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举吸收，对唐朝文明的兴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汉译的时候，都借用汉文蕴藏的概念来表达其义，而被称之为“格义”。因此，我主张，中国佛教基本上是格义佛教。所以，禅佛教可以说是格义佛教的巅峰。禅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岩录》，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论语”化。孔子与他的弟子进行的问答，在此以禅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波斯王朝的灭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国发挥如同罗马教廷的中枢控制作用。于是基督教也被彻底中国化，景教几乎与佛教或道教一样被中国化到无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学并非如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认为的，是幼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上自汉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战，创造了主体性新理论的第二纪元，正是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历经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战，同时新创立了可与其匹敌的中国价值观。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经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就是所谓的“四书”。《大学》把握了儒学精神的大纲，《论语》发现了儒学的根底，《孟子》展现了儒学逻辑性发展的样貌，《中庸》体现了儒学形而上学所有的微妙价值。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书读书法。他还为四书做了新的注释，做出所谓《四书集注》的天下名著。这部《四书集注》支配了东亚文明七个世纪之久。

现在我们要谈第三纪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纪元的主角是谁呢？究竟是谁创造了第三纪元的主轴呢？第三纪元的背景跟第二纪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战。但是，这次的西方挑战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遥远，就是来自西欧带有很强烈的演绎性体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带着更加强烈的演绎性教义传来，科学也在数理上，以很缜密结构的演绎逻辑做基础。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所有西欧成就，席卷了中国。其中最强烈的是自然科学、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西欧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价值体系等这些东西。那也是形成西欧近代的一切价值，这些价值跟中国本土的价值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天下主义”蜕变成为“民族国家主义”。现在没有人将中国视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国现在是一个国家。这也是从小民族主义的藩篱来思索的。这真是惊人的变化。

在我上述列举的三种强烈挑战中，中国放心地接纳了自然科学。在中国儒教的世俗价值和西欧的科学之间，没有理由发生任何冲突。本来，超越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些冲突的第三个因应方案，应以“共产主义”的形态接纳。不过，“共产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策在西欧所给出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