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共8篇）

1.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一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2.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二

一、英汉命名的方式与特点

英汉语言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其姓名文化同样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探讨两个民族姓氏起源的共性与个性, 能使我们对两个民族的姓氏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通过姓名这一窗口来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语言、宗教、习俗等, 从而能进一步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交流。

1. 汉语姓名的特征

首先, 中国人注重姓氏, 以姓氏为自己的根基和归属。汉语的姓氏是祖传下来的, 是世袭的。中国人称氏, 较姓要晚一些, 历史上明确记载氏产生于周代。其来源与姓相似, 主要有爵号、国号、官职、属地、封地、职业等。姓氏原来只有贵族和权贵们才有, 一般百姓没有。战国以后, 出现了姓氏合一的现象, 一般百姓也有了姓氏。总之, 姓因生而定, 是不变的;氏则因家族而取, 是可变的。现代人对于姓氏的认识更趋于其标记符号的意义, 且以简化为先, 所以现在只有姓, 而无氏。名字是随意取的, 可以随时、随地、随景、随事来命取, 具有偶然性, 所以汉语人名的命名范围之广泛、意义之丰富是姓氏不可比拟的。汉语人名通常以出生时间、出生地点、天气、事件名称、动物名称、植物名称、历史著名人物、古代神话人物、生辰八字、兄弟姐妹的排行顺序等方式命名。

其次, 汉语姓名很多带有比较鲜明的时代色彩, 反映历史的进程或者重大历史事件, 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在中国, 人名的取用从封建社会人们追求功名富贵到建国后的“建国”、“国庆”、“兴华”, 文革期间的“文革”、“卫东”等, 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卫”、“海伦”、“莎莎”等, 这些名字都折射出不同时期的人文氛围和价值取向。

2. 英语姓名的特征

英国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用名, 没有姓氏。直到11世纪, 诺曼底征服英国后, 一些贵族拥有封地和爵位, 才开始用封地、头衔、爵位来称呼一家之主, 后来世代因承便形成了姓氏。姓氏开始也只用于权贵官宦之家, 直到16世纪, 才在百姓中使用开来。英美国家的人通常将名和教名置于他们的姓之前, 英语姓名产生的先后顺序及排列的顺序体现了西方人强调个性、崇尚个人独立和主体意识。所以英美国家的人更重视人名的选取, 以鲜明地张扬一个人的个性与性格。

此外,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许多因素, 西方民族的姓名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浸润和制约。汉英姓名所反映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也是不同的。例如那些信奉宗教的人取名多用神话中的神和《圣经》里他们崇拜的神名或人名。如Diana (戴安娜, 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与狩猎女神) , Alexander (亚历山大,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尊称, 意为“男人的保护者”) 等;英语中还有很多人名来自于《圣经》, 如Adam (亚当, 人类的始祖) , David (大卫, 神之爱子) 等。而中国人是不敢用神名为自己取名的, 认为这是亵渎神灵, 大逆不道。

英美人姓名构成还有一个与中国人姓名完全不同的特点, 就是晚辈用长辈的名字, 父子同名较多。为了区别是父还是子, 在其姓名之后加上Jr. (Junior的缩写) 表示“年幼的”意思, 即儿子辈。在其姓名之后加Sr. (Senior的缩写) 表示“年长的”意思, 即父辈。如George Bush Jr. (小乔治·布什) , George Bush Sr. (老乔治·布什) 。还有一种区别的方法就是加注罗马数字以示辈分, 如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 Henry VIII (享利八世) 。然而父子同名在中国姓名中是犯忌的, 它有“犯上”之嫌。按中国人的习俗, 君王或家中长辈的姓名或名字是不可直呼和照取的。

二、英汉命名中的语言结构及其蕴涵的意义

姓氏符号与语言中的单位词一样, 姓氏有其语音结构和形态结构。汉语姓氏基本上是一词一音节, 单音节语素是汉语语素的基本形式。在汉语最常用的姓氏中多数是单音姓氏。如赵 (Zhào) 、王 (Wang) 、刘 (Liu) 、李 (Lǐ) 等。相比之下常用的复音姓和多音姓较少。如上官 (Shàngguān) 、司徒 (Sītú) 、夏侯 (Xiàhóu) 、公孙 (Gōngsūn) 等。由于历史的原因, 古汉语读音的遗留和地方方言对姓氏读音的影响很大, 造成某些音位变体, 称为“异读”。例如, “仇”应读做Qiú, “单”应读做Shàn, “洗”应读做Xiǎn等。

在汉语中叠音连缀起名现象增多。古代姓名有殊格一法, 就是“双名”, 唐代已开其端。《中国人名的研究》:“如元稹妾莺莺, 张佑妾燕燕, 柳将军爱妓真真, 张建封舞妓盼盼, 钱唐杨氏爱爱。”我们看这些双名的妇女, 她们的身份非妾即妓, 所以取了这类名字。由此观之, 古代女性起双名往往给人一种狎昵的感觉。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女性意识的加强, 在现代多以双名叠音连缀起名来表示父母对子女的亲昵感情。如夏丽丽、王曼曼、李娜娜等, 而以前的狎昵色彩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亲情的爱护意识。

现汉人名中出现了许多虚词。古代一字即一词, 不存在虚词, 故而单字名即可表达丰富的意义, 如颜回的名是“回”, 有旋转之意。现代汉语则以双方音节词为主, 即两字一词且增加了虚词, 因此双字名表达的意义也更为丰富。其中“子”、“之”居多, 如“赵子峰”、“林子轩”、“张之栋”、“王惟之”。南北朝时期五斗米盛行, 人们取名往往加“之”字, 如琅琊王氏王羲之、王胡之、王献之。这种“之”、“子”的运用不同于现代, 但现代以“之”“子”命名的习惯多少受了古代的影响。

名字和姓谐音。人生活于社会之中, 其姓名作为与外界交流的渠道之一, 叫起来拗口会给社会交往带来不便。这就要求取名时应使名字的音节和谐, 能顺读。因此, 在命名时人们越来越讲究字与字之间的音节搭配和谐。如杨帆、刘洋、胡蝶、邱天、殷悦等可谓意趣盎然, 和谐悦耳。

英语民族的姓氏不少是在赋名上附加表示血源承袭关系的词缀构成, 分为前缀和后缀。在美国, 许多姓氏是由父辈的名字转化而来的。例如, Johnson, Wilson, Judson, Jones, Williams, Thomas等。“son”意为“儿子”, 所以“Johnson”意思是“John”的儿子, 按照英语语法, “s”表示一种所属关系, 可译为“某人的”, 姓氏“Jones”, “Williams”, “Thomas”便分别表示“Jone”, “William”, “Thoma”的后代。还有些构成姓氏的后缀表示其他意思, 如-man在古英语中有“servant (仆人) ”之意, 由其构成的姓起初往往表示主仆关系, 如Bowman, Whitman。后缀-smith含有“金属工”之意, 由其构成的姓往往表示某人的祖先所从事的工作与金属或从事出卖某种金属制品。由其构成的姓往往与这一职业有关, 如Blacksmith, Goldsmith。

同样, 在中文里也有不少姓氏是用来纪念此家族的先代的。据历史记载, 很多帝王驾崩之后, 他的庙号就被赐予后代作姓。姓氏“虞”、“夏”、“商”、“周”都由此而来。姓氏“文”就是为了纪念周代开国元君周文王而设立的, 而“武”则是纪念他的儿子“周武王”。在中国民间有一个传说, 周穆王的一个爱妃因病早逝, 穆王悲痛万分, 随即下令此妃所生之后代全部以“痛”为姓。

三、英汉命名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姓氏是一个宗族的代码和文化标志, 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人名从它诞生之日起, 就与社会紧密相连。人名与文化共生, 人名与文化共变。因此, 人名的命名就会受到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俗风情、社会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 人名的选取也就会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

汉语人名的命名中经常可以见到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体现, 而英美人名的命名常可追寻到上帝和基督教的踪迹。在中国,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 人们在取名时会考虑到儒家文化中强调的道德规范, 在名中置入仁、义、良、德、贞、孝等字。明清时代, 科举制度盛行, 崇尚功名利禄的人的名就出现了元、科、恩、赐、禄等字。

而在英美国家, 由于英语国家的人多笃信基督教, 基督教思想根深蒂固, 深入人心, 所以在英语人名中常可见引自《圣经》的人名。如Christian克里斯蒂安 (基督信徒) , Joseph约瑟夫 (上帝赐子) , Angela安吉拉 (天使) 等, 体现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拜与歌颂。

汉英人名的命名也会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体现出人们的价值观。出于对品德的期望, 各个民族都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 也都体现在名字里。如Abraham亚伯拉罕 (人民之父) , Arthur亚瑟 (勇敢) , Frank佛兰克 (率直) , Grace格蕾丝 (优雅) 等。汉语人名中常有爱国、忠君思想的体现, 如“爱国”、“建国”等。

人名的命名还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 尤其体现在人名的性别差异上。在姓名的发展过程中, 男尊女卑这一现象在东西方人名中均有体现。在中国, 随着母系社会的瓦解, 父系社会的产生, 男子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如女子出嫁后要随夫姓。英语姓氏中同样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 女子婚后改姓男方的姓。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称呼:Mr and Mrs Smith, 在这里并不说明Mr and Mrs都姓Smith, Smith只是夫姓。

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姓氏和英语姓氏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产物。人名不但是人的代表符号, 而且是文化的载体, 它蕴藏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 汉、英姓氏经历了从产生到相对固化的过程, 形成了各自完整的体系, 并在社会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研究姓名, 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增进英汉两民族的相互了解, 促进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英汉姓名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语言现象纷繁复杂, 许多问题尚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明达, 汪宗虎.中国姓氏大全[M].北京出版社, 1987.

[2]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3.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三

关键词：课堂教学文化；内涵；特征

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而课堂教学改革最终应该指向课堂教学文化的改变。课堂教学文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教学改革的深化程度。教学作为一种过程应该在和谐的文化氛围中进行，同时应该致力于生成、创造新的文化。本文将试图以德育课教学为支撑，探索和谐德育课堂教学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一、何为和谐课堂教学文化

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智慧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所谓课堂教学文化是在长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的，为师生所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在《教学的文化研究：价值、进展与方向》一文中，肖正德博士对课堂教学的文化研究作出了较为完整的界定——教学的文化研究，即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教学现象或教学问题。

在传统教育背景下，课堂教学背离了学生本位这一根本出发点，学生置于被安置、被操纵的地位，学科至上，知识本位，学科教育目标单一，而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忽略了教育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宗旨，这一点在职业教育类的学校尤为突出。

本文认为，课堂教学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从整体上来把握课堂教学的文化特质，在深层体现为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信奉的教育理想，共同具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旨趣、价值观念等。课堂仪式、课堂制度规范等等都属于课堂教学文化的范畴。从教学上来讲，可以分解为在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不同层次上发生的相互作用。新课程实施几年来，教师难以将新课程倡导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内化为其自身的教育信念和教学行为，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来自文化的冲击使教师处于认知不协调、行为不统一、态度不一致的困境中。教学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只有从文化建设和改革的高度来透视和设计教学改革，才能够收到实质性的效果。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课堂教学文化是制约新课改深入的重要原因，适宜的教学文化是课程改革成功的基石。因此，聚焦课堂文化，构建以科学的教学观为前提，以课堂为主要空间，以行为实践为主要形式，促使学生逐步产生积极的学习情感、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民主、合作、创新的课堂教学文化，是推进课程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和谐课堂教学文化的特征

（一）师生互动，激发课堂活力

良好的师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教学工作的基石。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师往往忽略了学生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思维，从而降低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捕捉问题的能力。现代意义上的课堂是一个学生和教师进行交往的场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人文情境，让教师与学生真正进行“面对面”地真诚交流。教师除了知识的传递，更应该为学生的社会交往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必要条件，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认识和理解，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从而介入课堂交流与对话。在这一情境中，教师既是学生的向导，更是学生的朋友，是课堂交流主题的设计者。

在职业院校，德育教师应该时刻牢记职校学生在德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尽管职校学生学习成绩普遍较差，但是他们的自尊心并不比其他学生差，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自尊心可能更强。因此，对德育教师来说，要想学生配合自己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就应该注重在课堂上甚至生活中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只有认为教师是自己的朋友时，学生才会乐于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与观点。

（二）尊重差异，促进课堂和谐

课堂教学是产生分歧与偏见的场所，也是产生差异的场所。差异是和谐的前提，只有正视学生的差异，才能使各类拔尖人才脱颖而出，适应新的人才竞争。那种“异口同声”没有异议的课堂并非是和谐的课堂，而是思维与灵性被窒息的课堂。新课程教学改革提出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在课堂上应该从绝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出发，将平等、和谐的理念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的始终，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差异，关心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展示教师的人文关怀，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在和谐的教学氛围下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新课程强调要尊重学生，但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无原则地让步，盲目地顺从学生的意志，甚至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我们要认识到，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尊重个体差异，就应该分析和掌握每个学生的特点，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各得其所。教师既要保护思维活跃、踊跃发言的学生的积极性，又要关心照顾相对弱势的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学生本身的特殊性出发，着眼于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个性化教学，细心观察学生的听课状态、研究其思维特点，找出适合学生自身的学习方法，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信心，使学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从而充分展示自己。

（三）教学生活化，提升课堂价值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育要贴近生活，要建立“建构生活为基础、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的理念，为此，我们的课堂教学应该走进生活。陶行知先生说：“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全部的课程，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拿全部的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有教学需要的素材，教师应该善于捕捉生活素材，让学生在生活中体验知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使学生的生活经验成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在生活中发展个性和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把学生的直接经验、个人知识、生活世界看成重要的教学资源，使学生的生活经历成为教育的起点，生活成了教育的背景。将生活中的问题恰当地引入到课堂的学习活动中，使学生在课堂上重回他们熟悉的生活之中，这样的教学资源让学生感到亲切，能很自然地激发学生的内心情感和体验。在课堂中，教师要以学生的生活为主线，将学生现实生活的活动作为载体，将学生的整个生活世界作为教学空间，让学生走进生活，让德育课堂融人生活，帮助学生认识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新课程特别注重学生的生活经验，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体现了“在生活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课堂不再是教学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是学生通向现实生活的起点。

（四）合作学习，打造和谐课堂

合作学习是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倡导的重要学习方式。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提供给学生直截了当的答案，使得教师一个人的思考代替了大多数学生的独立思考，弱化了学生之间合作学习的主体需要。课堂互动只限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否认了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同龄人之间相近的身心发展水平使其在平等的同伴交往中更愿意倾诉与交流。随着学生的成长，他们会意识到教师给的答案可能不是他们满意的答案，而在他们自己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与周围同学合作学习的需要就出现了。合作学习是否真实有效，关键在于学生自身是否具备主动合作学习的品质，以及学生之间的合作行为是否具有自主性和真实性。

合作学习倡导一种多边立体的互动，从而推动教学过程的发展，在合作学习所营造的和谐、民主、开放的经验交流氛围中，学生更愿意表达，也更敢于表达。在这里他们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使学习者之间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小组成员在交流的过程中互相尊重，每个成员都有机会，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倾听其他人的观点，在共同进步的过程中交流、质疑、发展思维和品格，并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而教师在这种合作学习过程中则成为学生学习的引领者、对话者与合作者。

总之，课堂教学文化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和终极目标，我们所构建的课堂教学文化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应该把学生看作课堂教学的主体，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使和谐的课堂真正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达到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吴刚平，《课程资源的理论构想》[J]，《教育研究》，2001

2.吴也显，《课堂文化重建的重心——学习力生成的探索》[J]，《课程·教材·教法》

3.刘冬岩，《和合而生：构建和谐的课堂教学文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4期

4.王坦，《合作学习——原理与策略》[M]，学苑出版社，2001.3

5.肖正德，《教学的文化研究：价值、进展与方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7

4.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四

1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地理特征

陕北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地貌上表现为沟壑纵横,峁梁相接,沟峁交错的特点。陕北人在给地理实体起名时多以“沟”、“墕”、“岔”、“崖”、“畔”作为通名。反观之,这些通名记录反映了陕北沟壑峁梁众多的区域地理地貌特征。

沟:山沟,地面低洼地带。陕北沟壑众多,以“沟”命名的地名词语也很多,如子洲的宋家沟、曹家沟等。

含：两山相连处,俗称“含”的地名主要集中于榆林地区。如子洲有米家、佟家,府谷有王家。

岔:道路分岔的地方。以此为名的有:绥德的霍家岔、清涧的岳家岔、子长的青阳岔等。

崖(陕北方言读nai):山边陡峭处。带有“崖”的地名有:神木的花石崖,绥德的李家崖等。

畔:黄土山体的旁边或附近。住在土山侧的地方多以畔命名。如子洲的杜家畔,靖边的张家畔等。石山或石卯梁旁边的地方则称为石畔。神木有雷石畔,子洲有马家石畔、侯家石畔等。

峁:顶部浑源、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以“峁”为名的地名象神木的沙峁,子洲的拓家峁等。

梁:山体中间隆起的地方。以“梁”为名的地名如子洲的温家梁、榆阳区的李家梁等。

圪崂:山间避风处,以其命名的地方也有不少。子洲有周家圪崂,洛川有王家圪崂、史家圪崂。

圪凸(陕北方言读du, 上声):山间突出处。采用“圪凸”做地名的如清涧的师家圪凸,吴堡的樊家圪凸等。

崾岘:山上或平川地势险要地段。崾岘也写作崾险。如榆林的孙克崾岘、安塞的佛道崾岘等。

坪:黄土丘陵或山区中的平地。绥德有枣林坪、子洲有苗家坪等。

咀:大自然形成的三面环沟的地方或村庄。绥德有鱼家咀、安家咀。清涧有石咀驿镇。

其实上述地名不为陕北所独有,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不过,由于受到陕北区域地理地貌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陕北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观看陕北地图时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2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当地的物产

地名不仅是当地地形、地貌的形象再现,同时通过地名也反映了当地区域物产特点。

榆林因其多种榆树而得名。类似的还有安塞的榆树湾、志丹的榆树窑子、横山的榆树峁等。

佳县(原名葭县)因县境内有一条葭芦川,葭芦丛生得名(古人把苇芽叫葭,未出穗的叫芦,长成后的叫苇)。府谷有野芦沟。

米脂,因境内有米脂水而得名。米脂水,又名流金河,此地水土肥沃,盛产小米,质醇味美。史书上说米脂水“沃壤空粟,米质如脂”,因而在宋代首建米脂寨。

甘泉县名最早始于唐代,以县南谷崖有泉水“飞流激下,甘甜美味,隋炀帝游山时曾汲取”而得名。

陕北各地都有枣树种植,因此以枣林、枣树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绥德有枣林坪、绥德的枣树湾、安塞有枣树台,志丹有枣林坡。

其他植物在陕北也多有栽种,如柳树、槐树,梨树、桑树、柏树、桃树、海红等。以此命名的如:安塞有柳林镇、柳湾,榆林有红柳沟镇,定边有柳树梁、红柳沟;安塞有槐树庄,志丹槐树台,子洲有槐树岔;安塞有梨树沟;府谷有圪针塔;府谷有桑林坪、桑园梁;府谷有柏树峁;绥德有桃树峁;府谷有海红梁等。

在陕北各地反映动物的地名不多。陕北各地有雉鸡,这在地名中有反映,如定边的金鸡湾、金鸡滩,这里的金鸡疑为雉鸡的方言改称,另外如榆林有野鸡河等。

5.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五

景德镇陶瓷民俗主要是景德镇瓷业中众多的生产环节和行业分工需要的一种组织制约和引导集体行为的制度文化或生活风俗。这些制度或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准则， 具有一定的约定俗称性，往往没有文字记载。其传承主要依靠口头传承和行业相教。这些规定或程式大多铭记在民众的心中，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上。 如挑坯工在路口拐弯时，他必然要“打叫口”（即吆喝），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你置之不理，或没留意撞到了挑坯工的坯，不用解释和争辩，你应该赔偿坯钱，还有自觉请挑坯工到餐馆吃粉蒸肉，这些都是不要解释的规矩。

1.2 传承民间性

现代民间陶瓷较多的保留了传统陶瓷的成型、装饰和烧制方法。

民间陶瓷匠师中的优秀者，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技艺，他们常常自行设计、自行制作，在生产制作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设计，其传承性和群众性很强。民间陶瓷技艺一般是师传或家传，师傅传授给徒弟，长辈传授给晚辈，徒承师业、陶艺世家在民间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样，陶瓷艺术多是以历史性和集体性的创造而体现出来的，它代表着一方水土的共同审美血脉，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乡土味很浓地域性强。我们可以透过其表面的造型和纹饰去理解它的文化内涵，洞察它所表达的普通百姓的审美心态的共性。

1.3 朴素情感性

陶瓷艺术民俗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民间陶瓷艺术，则是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生活的物化表现。 从原始陶瓷的出现，到“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从商代釉陶尊，到五代白瓷碗，中国陶瓷的发展始终民间陶瓷工作者的智慧和创造密切相关，也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民间陶瓷艺术来源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分析、概括、熔铸、提炼成一幅幅反映社会风俗时尚、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饱含民俗心理的吉祥图案，充分显示了民间陶瓷质朴、自然和生活化的审美风格。

1.4 生活情趣性

6.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六

一、语文实践的特征

这里我们探讨的是语文课程中的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既有实践活动的一般特征，如能动性、现实性、目的性和价值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也有区别于一般社会实践、其他学科实践和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的独特之处。

(一)实践目的的自为性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其目的不像一般社会语文实践那样是为了创作言语作品或进行言语交际，也不像数、理、化、史、地、生等学科的实践活动那样是为了探索、验证、巩固知识;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其目的在于获取语文运用的直接经验，改造主体的语文能力结构，提高理解和运用语文的水平。也就是说，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语文实践自身，即进行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听说读写。

(二)实践要素的同一性实践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实践的基本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和工具。在语文实践中，实践主体是人，客体是语言;同时，实践工具也是语言―――人是运用“语言”进行语言实践的，对象本身就是工具。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并不是某个外在于人的存在，它就是人本身，表现着人的思想、情感、个性，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因此，语言和人是同一的。语言和人的同一说明了语文实践主体、客体和工具的同一性。正因为语文实践的三大要素具有同一性，所以，语文实践就是人的思维实践、心灵实践、生命实践，理解语言就是激活自己的思维、情感、心灵去触摸他人的思维、情感、心灵;运用语言就是思维、心灵的运转，就是用语言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人格个性、知识视野、文化修养，把自己整个儿活脱脱地用语言呈现出来。

(三)实践过程的整合性和个性化首先，语文实践是工具训练过程和人文实践过程的整合。语文实践首先是一种工具训练的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形成语文能力、掌握语文工具。在语文实践中，学生要通过或分解或综合的语文技能训练，掌握听、说、读、写的各种技能技巧，如果撇开工具训练来谈语文实践，那就偏离了语文课程的本体。但语文实践又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能技巧训练过程，因为语言毕竟不是数理符码，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体，也不是硬邦邦的只供人利用的工具，而是始终与人纠缠在一起的，其中映现着自己及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精神文化，这就决定了语文实践必定是一种人文实践。其次，语文实践是理性活动和非理性活动的整合。在语文实践中，学生既要通过感知、记忆、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比较等理性活动对语言文字的结构、意义、运用规范等进行分析、比较、判断，又要通过吟咏、体验、想像、联想等非理性活动对语言文字的情味、色彩及其表现的生命意识、思想感情、人类生活等进行深刻把握，获得切身的体验、真实的感受。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获得多方面的语言经验，形成健全的语文能力。再次，语文实践是一种个性化实践。语言和人的不可分离性，语言和思维的直接同一性，决定了语文实践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语文实践总是受到实践主体自身诸种因素的影响，实践主体的生活经历、思想情趣、思维方式、性格特征各各不同，他们的实践取向、实践方式、实践侧重点等也就各各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排除自己的主观因素、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去进行语文实践。

(四)实践时空的广泛性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学生时时处处都生活在母语的氛围中，触目皆汉字，入耳皆汉语，这就使得他们学习语文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都可以成为语文学习的资源，自然风光、风俗民情、城市生活、农村新貌、国际国内新闻等等都可以成为语文实践的内容，报告会、辩论会、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等都可以成为语文实践的场所。因而，学生语文实践的时空是广泛的。语文实践时空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同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同其他课程的紧密联系上。语文实践(语文课程中的学习取向的)同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把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比作一座无边无际的大森林的话，那么语文课程中的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就是专门在这一座森林中圈出一块地来种植林木，这一片林木不可能不受整个“森林”生态的影响，“森林”和“林木”之间会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也就是说，学生总是会把在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带到语文学习中来，也会把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文经验有意无意地带到日常交际中去，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和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语文实践还同其他课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语文实践总会涉及政治、历史、地理、音乐、美术甚至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的内容，而这些课程的学习也总是离不开语文这个工具，所以，语文实践同其他课程的学习之间也存在着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语文实践时空的广泛性是其他任何一门课程的实践活动都无法比拟的，是区别于其他课程的实践活动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五)实践方式的规范性实践方式的规范性是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区别于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的.特点。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这座“大森林”是自然生长的，随生活之流而自然流动的，也是零散的，不自觉的。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是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这片“森林”中一块专门培植“树木”的苗圃，是对日常语文生活的集中、凝练。它根据语文学习的规律精心设计，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有着明确的目标、内容和科学的程序、方法，一切都是规范化的。“规范化意味着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合理化和效益最大化。”为什么要专门开设一门语文课程来培养人的语文能力?在日常语文生活中学习语文不一样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文课程中的语文实践是更规范的，它能以高于日常语文实践数倍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人的语文能力。

二、语文实践的基本类型与设计

前文把语文实践分为交际取向的语文实践和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两类。探讨语文实践活动的设计，有必要对学习取向的语文实践作进一步的划分。从不同的角度划分，语文实践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这里，我们将着眼于语文课程设计，从组织形式的角度对语文实践的类型进行划分。语文实践的组织形式，就是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对语文实践各要素加以安排、编制的方式。由此，我们将语文实践分为“示导―练习”型语文实践、“自主―练习”型语文实践、“合作―互动”型语文实践、“问题―探究”型语文实践、“体验―感悟”型语文实践五个基本类别。

(一)语文实践的类型及其设计方法1.“示导―练习”型语文实践“示导―练习”型语文实践是指在教师的示范、指导下，学生按照一定的动作原型、要求和准则所进行的言语练习活动。“示”即示范、演示，“导”即指导、引导、诱导。“示导―练习”型语文实践是一种重要的语文实践形式，因为“示范―――模仿―――练习”是言语学习的一条重要路子。对于初学者来说，教师的示范和指导更是必不可少，因为对于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没有谁可以无师自通。比如，幼儿园的小朋友面对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的声母“b”，如果没有老师(或其他任何人)给他示范朗读，他绝不可能知道这个声母如何发音。“示导―练习”型语文实践有三个关键，即教师的“示”、“导”和学生的“练习”。教师的“示”包括示范和演示，不管是示范或演示，都要做到正确、熟练、清楚，以为学生的实践准确定向。教师的“导”，可按马・亨特提出的四个步骤进行:一是使学生准备学习;二是有效地提供信息，强调要以组织良好的顺序，用清晰的语言、熟悉的术语、例子、模型、演示以及类比来呈现信息，“向两个大脑半球教学”;三是检查和理解并给以有指导的练习;四是独立练习。学生的“练习”，要做到方向明确，方法正确，认真扎实，反复强化，直至正确熟练地掌握所练习的技能技巧为止。2.“自主―练习”型语文实践“自主―练习”型语文实践是指学习者在自我驱动的学习动机指引下，自觉地确定语文实践目标，自主地选择语文实践内容和实践方式，自我调控实践进程并自觉评价和反思实践结果的语文实践活动。在言语课程中，学生自主阅读、自主练笔、坚持写日记等，都属于“自主―练习”型语文实践。“自主―练习”型语文实践属于自主学习的范畴。自主学习的基本要素包括:强的学习动机，发展性基础学力，合理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因此，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练习”型语文实践，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调控能力，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和策略，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最终达到“不需要教”。3.“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包括两个要点:一是“交往”，即主体间的交流与沟通。二是“合作”，有两层含义:(1)以言语交际为目的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或配合，比如演讲就是演讲者与观众之间的合作，会话就是会话者之间的合作，辩论就是辩论双方的合作，等等;(2)合作学习意义上的“合作”，其要义是“责任分工”、“互助”。从“合作”的两层含义看，“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又可以分为两个亚类:一类是言语交际意义上的“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一类是合作学习意义上的“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组织言语交际意义上的“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活动，要注意创设言语交际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还要教给学生言语交际的知识和语言活动的方法，安排合理的程序，精心组织，让学生言语交际实践中获得言语交际的经验。组织合作学习意义上的“交往―合作”型语文实践活动，可从合作学习的五大要素入手:(1)积极互赖。要求学生不仅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而且也为其他同伴的学习负责。(2)面对面的促进性交互作用。要求学生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学习，相互促进。(3)个人责任。要求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习任务，并理解所分配的任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4)社交技能。要求教师必须教会学生一定的社交技能，提高合作的质量。(5)小组自评。要求合作学习者定期评价合作学习的情况，检讨合作学习方法与效果。4.“问题―探究”型语文实践“问题―探究”型语文实践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探究的方式所展开的“问题解决”式语文实践活动。组织“问题―探究”式语文实践，教师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示例的基础上，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组织学生展开探究，并提供必要的指导:或授以探究的方法，或告知资料的来源、查找方法和途径，或就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学生的探究活动结束后，对活动作出及时评价，一方面帮助学生整理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问题之所在及改进的路向。5.“体验―感悟”型语文实践“体验―感悟”型语文实践是指学生主体通过与语言文字或言语作品的相互作用而对其内容或形式进行体认或再体认，从而获得言语经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美感、提升精神境界的活动。言语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同时又具有“非科学性”，因而，对于言语学习来说，理性思维不能解决所有的教学问题，如语言所表现的鲜活的形象、细腻的情感、幽隐的精神世界就很难通过理性认知、逻辑推理把握到，缄默知识也很难通过概念界定、言语解说得以传递。理性所不及之处正是体验之所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语课程离不开“体验―感悟”型语文实践。“体验―感悟”型语文实践的起点不是“零”。面对一个崭新的言语作品，学生初读时即使不借助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任何人帮助也总会有所体验―――我们姑且将这种体验称之为“原生体验”。原生体验自然、真实、具有原发性。但是，受知识经验、阅读能力、思维水平等的限制，学生的原生体验常常停留在作品表层，粗糙、逼仄、零碎、缺乏深度。显然，这种体验有待提升为“再生体验”。所谓“再生体验”，是指学生在语文实践中通过外部诱因(如教师的引导、情境的刺激、同学的启发等)的作用而在原生体验基础上生成的体验。与原生体验相比，再生体验更深刻、更开阔、更完整。可以说，“体验―感悟”型语文实践的过程就是学生在与教师、与同学、与文本、与自身的对话中，不断从原生体验向再生体验转化的过程。学生的体验从“原生”向“再生”转化的过程受师生主体性的发挥、体验对象认知、体验情境、体验主体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领悟能力、思维水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教学中，应充分弘扬师生的主体性，通过提供相关资料、分析、讲解等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创设适宜的情境，唤醒学生的阅读经验，补充生活经验，促进学生再生体验的生成。

7.京商的内涵与文化特征 篇七

千百年来,京商文化扎根于首都深厚的商业文化土壤中,生生不息、连绵不绝,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厚重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历史传承性,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

京商不同于商帮。各商帮文化的本质是“走出去”,京商是“走进来”的商业。京商与各商帮在发展走向、发展空间、经营范围、群体基础、文化个性等方面均存在本质的不同。在研究范畴上,京商属于区域商业中的城市商业范畴,是城市商业的最高级形态都市商业的代表。

京商研究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北京现存最老的字号万全堂创始于1410年,有600年历史。北京目前处于持续经营状态,申报中华老字号183家企业中,创立于明清时代的有97家,占53%。同仁堂的中医药文化、荣宝斋木板水印技艺、“聚元号”弓箭工艺以及象牙雕刻、景泰蓝工艺、雕漆工艺等技艺传承百年,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商的历史传承性、生生不息的发展基因,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京商史既是北京的一部区域物质文明和消费文明史,也是北京人文发展史、北京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商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研究和区域商业研究一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中华民族商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京商文化极具现实意义。开展京商研究,根本宗旨在于传承京商历史文脉,创新发展现代京商。北京是我国现存老字号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拥有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王致和等一批国内行业领先的老字号品牌,也存在一批濒临灭绝、亟待抢救的字号、技艺及文化。研究京商文化,特别是京商老字号文化,提炼老字号经营管理文化精髓,对老字号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北京正朝着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迈进,新时期的京商发展迅猛,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连续两年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融古通今,汲取民族商业文化的瑰宝,传承、发掘、保护和发展北京优秀的商业历史文化,必将丰富人文北京的发展内涵。

京商的本质特征是“京”,北京高瑞的都城消费需求吸引、吸纳了京商,北京的大市场造就了京商,京味文化影响了京商,北京这块国都之地是京商文化发源和生长的根本。在此基础上,京商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京商的“贵气”文化特征

京商的“贵气”包含三方面内涵:

一是服务对象高贵。

历史上多为皇族显贵、官员、士绅。同仁堂供奉御药188年;松竹斋卖出的每一白折都要经过十余人反复挑拣,稍有微细瑕疵就打入残货堆内,成为官员选购奏折的首选;桂馨斋的酱菜、聚庆斋的饽饽、天福号的酱肘子等京味小吃都曾进过皇宫,得到进宫供奉的腰牌;小小的“王致和”臭豆腐也因得到慈禧太后“青方”的赐名而声名远播。

二是产品品质精贵。

为满足国都北京的高端消费需求,京商提供的产品务求精致、精细、无瑕疵。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景泰蓝上百道工序的制作工艺都突出体现了这种追求极致的精致的品质。

二是产品品质精贵。

三是服务品质金贵。千百年来,为宫廷贵族、官员服务的特殊定位使京商在经营服务上相对于其它区域商业具有更高标准和要求,千方百计满足顾客需求,力求顾客满意最大化。典型的例子是售卖官靴的内联升,搜集贵族官员的朝靴样式、爱好、尺寸、身份,官职及背景材料,按系统等级入册,形成《履中备载》,实为一份记载详细的顾客关系档案。这种个性、定制化服务思想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京商的多元融合文化特征

北京自古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巨大的消费城市。

京商商人来源于全国各地,带来各地不同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精粹,京商货物也是来自全国各地,京商自古就有“买全国、卖全国”的概念,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商业文化在北京汇聚、共鸣、交融,使京商具有典型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点,海纳百川,万流归京,有容乃大。不同地域的商人,带着各自的文化基因在北京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与北京市场共生、共荣,历经发展,形成了多元融合、兼容并包的京商文化。

京商集聚了全国各地的商业精华。明清以来,北京的饭馆业多为山东人经营,其中主要是登、莱二州人;药材业多为浙东商人经营,如著名的鹤年堂、同仁堂、永安堂、千芝堂都是宁波人创建的,山西人在北京经营颜料、纸张、染坊、干鲜水果、酱园、银号等行业,徽州人则主要从事茶叶、粮食、布匹等行业。北京的大市场,尽展各地商人的经营智慧,也促成了一批知名字号的发展。来自河北、以靠做鸡鸭买卖起家的杨全仁,创建了全聚德,百年炉火传承至今,发展成中国餐饮第一品牌;落榜举人王致和以卖臭豆腐谋生,王致和字号历经百年,产销量全国第一,成为中国味道腐乳的代表。

三、京商的儒商文化特征

人文荟萃的国都北京是深受国家教化,儒家文化影响最为深厚的区域。北京深厚的儒家文化土壤涵养升华了京商文化,造就了仁德为本、注重诚信的京商文化。

在京商字号的发展中,有很多讲诚信、重责任、关爱他人的事例,充分体现了京商蕴含的儒家文化精神。

同仁堂抱定“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经营宗旨,严格恪守“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精神,这种仁义至上的价值观,深刻反映了儒家伦理和文化对京商的影响。

1900年庚子事变中,一把大火烧毁了著名的绸布店“瑞蚨祥”,面对灭顶之灾,瑞蚨祥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凡是瑞蚨祥欠客户的钱一律奉还,凡是客户欠瑞蚨祥的钱一笔勾销。”这种诚信无欺的精神,是京商儒商文化的精髓。

据对180家北京老字号企业的分析,带有“德、仁、和、谦、同、信、厚、懋”等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名称的企业有20家,占11%。这20家企业平均存活时间142年,其中百年以上的老字号有13家,占据了65%的比例。正如周恩来总理对全聚德字号的释义:“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仁德为本、注重诚信的儒商文化特质是京商“长寿”、京商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8.先进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篇八

【关键词】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文化载体；表现形式；主要特征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6-0001-02

1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含义

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是云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被本民族或社会所认同并世代相传的，关于治病、防病、保健的相关知识文化的总称，是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抽象与概括。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治病防病、维护健康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总结。可以分为理论知识层面、技术手段层面、器物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民族医药文化。

理论知识层面主要指以图文、符号、口耳相传方式记载传承的医药文化信息。其中以图文和符号记载的主要有用本民族文字符号记载，用汉字记载，用民族文字与汉字对照记载三种类型。民族文字记载的民族医药文化信息主要是记载其相关信息的古籍原生文献和后期民族医药工作者、研究人员根据相关文字、符号和口传内容用民族文字整理成册的文献资料。如傣族“贝叶经”和纳西族“东巴经”中所记载的医药知识信息、彝族古籍《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藏族医典《晶珠本草》等。用汉字记载民族医药文化信息主要体现在地方志、民族医药志记载的相关医药文化知识和现代对民族医药文化的发掘、抢救、整理后出版的文献资料。如《云龙县县志》、《云南民族药志》、《中国民族医药志》、《大理中药资源志》、《云南省药品标准》、《云南藏医药》、《彝族医药学》、《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拉祜族常用药》及《中国佤族医药》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些民族医药文献资料出现了民族文字和汉字对照的医药文献。如《西双版纳哈尼族医药》。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的相互交流和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歌谣、医案故事、谚语等方面也体现出了关于民族医药医理、医技、方剂、治疗方法等医药文化理论知识内容。如白族谚语：“有人识得九里光，子孙万代不生疮”、“若要癞痢早日好，就要苦葛拌花椒”；傣族医谚：“吃喝过量会反胃，用脑过度会白头”[1]等。技术手段层面是指民族医学在诊疗方式方法中体现出来的民族医药文化特质。不同的诊疗方式方法体现出不同的民族医药文化特质。如诊法方面的尿诊、手诊、甲诊、数理诊断等；疗法方面的有口功、垫坐、熨疗、薰蒸、酒泡、放血、拍打、针刺、揪、拔、刮等技法，都充分体现了技术手段层面的民族医药文化内容。器物层面的民族医药文化体现在其使用的有关治病、防病、保健方面的器物上。如药盆、药罐、药碗、药臼、药碾、刮痧板等器物。价值观层面是指贯穿于民族医药文化发展始终的，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人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秩序，是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人共有的是非判断力和信念。如在民族医药文化传统的传承方式里，一般选择品行良好，年轻能吃苦的人作为传承人，且学习过程较长，需要传承者心智成熟以后方可独立行医，非常注重传承人对技术手段的学习掌握和个人品行修为。同时在选择传承人时还有严格的内外亲疏，通常情况下“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宁可失传也不“乱传”。

总之，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云南特有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和民族文化背景下，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以不同的方式，积数代人救死扶伤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凝结而成的民族医药文化瑰宝，既具有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典型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和地方独特环境紧密联系的文化特征。作为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和中医药文化及其他民族医药文化一样，往往与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联系紧密，对天然的自然环境的依存度比较高，具有突出的自然属性。如果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与之相应的民族医药文化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乱砍滥伐、过度开发、私挖乱采、水土流失、旱涝急转、环境污染等，都直接严重影响着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2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特征

作为当地少数民族大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因地制宜，用不同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关于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相关环境、条件、背景等，又使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

21丰富多样的民族成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成分，是由云南这个多民族大省的实际所决定的。云南居住着26个民族，除汉族外，人口在5000以上的少数民族就有25个，各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语言等，他们世代用本民族特有的方式方法改造、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本民族用于治病防病的医药文化。当前，2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使用26种语言，其中有14个民族使用22种民族文字。这些语言、文字其中就承载着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信息。因此，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体系，而是多个民族医药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融的总称，包括藏族医药文化、彝族医药文化、傣族医药文化、纳西族医药文化、白族医药文化、阿昌族医药文化、苗族医药文化、傈僳族医药文化、哈尼族医药文化等云南各少数民族医药文化。是以彝医药文化、傣医药文化、藏医药文化为代表与其他民族医药文化共存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医药文化体系，是我国民族医药文化最具多样性的民族医药文化。

22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云南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地处云贵高原主体位置，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相差异常明显。最高海拔6740米，最低海拔764米，横断山脉贯穿其中，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汇集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各类物种，素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之称，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多样性中心，拥有丰富多彩的天然野生动植物药物资源，构成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孕育和发展的天然摇篮。当前初步查明，云南有植物药资源315科，1841属，6157种；动物药资源148科，266属，372种。有74个品种收载于中国药典，32个品种收载于部颁标准，149个品种收载于云南省中药标准[2]。

23不可复制的文化属性在25个少数民族中，白族、哈尼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普米族、德昂族、独龙族及基诺族共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特有，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了与当地自然环境及本民族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民族医药文化，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源泉，丰富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使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中蕴涵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融合，从而体现出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不可复制的文化属性。即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仅限于本地本民族的独特性。

24参差不齐的文化元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发展进程、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故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的民族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丰富的文化典籍。如藏族、傣族、彝族、纳西族等；有的民族有语言文字，但其文字属于近现代所创，文字体系不完善。如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有的民族有语言没文字，在文字上使用临近民族文字。如布朗族通常使用傣族文字和中文，普米族兼用汉族、纳西族、白族、藏族的文字，并兼用其民族的语言等。这就导致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医药文化中，有的民族有成体系的医药文化，如藏医药文化、傣医药文化和彝医药文化。有的民族没有形成完整的医药文化体系，但有丰富有效的关于治疗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方法和医药知识。如佤族、德昂族、拉祜族、苗族、壮族等。有的民族只有口耳相传，只言片语，使得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构成要素参差不齐。

25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结合云南固有的复杂地形地貌，使其既拥有终年积雪的高山和苍茫茂密的原始森林，也具有深邃险峻的高山峡谷。这使得当地交通阻隔，居民的生产生活长期处于相对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的状态。各民族在这样的状态下因地制宜所创的民族医药文化相应地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如有关地方病防治的相关知识的有效使用范围、文化传承中内外有别的传统习俗等。同时，云南有25个边境县（市）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有傣族、彝族、壮族、哈尼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瑶族、景颇族、佤族、布朗族、阿昌族、布依族、怒族、独龙族、德昂族l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尽管国籍有异，但文化相通，在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自然地伴随内外相通、里外相融的开放性。民族医药文化也就自然具有开放性。

26宗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每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因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发展水平等不同，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等密切相关的民族医药文化，从产生开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民族宗教因素的影响。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体现出了宗教性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在民族聚居的地方都有“神药两解”的存在。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傣医药文化和藏医药文化。傣医药文化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背景，傣族人民普遍认为本民族医药是佛祖释迦摩尼创立的，《贝叶经》中也存有大量的巫医同源的痕迹；藏医药文化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比较明显，藏民普遍认为疾病是由鬼神引发，故而生病时多数通过“敦巴”（藏区巫师）与鬼神沟通以解除病痛。从现实来看，民族地区多数民间医生多是寺庙僧人或虔诚的宗教信仰者，笃信宗教教义教规。他们认为医药不只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关系到吉凶祸福。因此，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其中就包括了念咒、作法、拜佛等宗教性方法。尽管如此，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客观性、合理性也不容否认。其文化中的整体观、人文精神、药物治疗和外治疗法等内容的科学性已是不争的事实。云南民族医药文化能够发展至今经久不衰便源于此。

3小结

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产生并发展于云南独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水平和民族传统文化条件下，具有多样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表现形式，内涵丰富，特征鲜明。能否全面系统认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关系到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有效传承发展本文化的理论准备。因此，笔者认为多角度、多视野地加强对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研究，对发展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戴翥，周红黎，岳崇俊.云南少数民族医药口述文献研究探讨[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2，35（5）：15-18.

[2]陈燕. 云南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及其发展、保护[J].保山师专学报，2006，25（4）：1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