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事新编主要内容

鲁迅故事新编主要内容（共7篇）

1.成语故事带主要内容 篇一

许多人看了典故“南辕北辙”后，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地球是球形的，麦哲伦可以实现环球航行，郑国人不也可以通过环球旅行到达楚国吗?”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先人弄错了呢?让我们在地球仪上做个实验再下结论吧。

现在，郑国人从出发点一直往北走，假设一路顺利，首先到达北极，停在北极点。此时，在方向问题上就出现麻烦了。因为“北”这个方向是相对于极点而言的。现在，郑国人无论是越过北极点继续朝前走，还是转过来往回返，方向都会改为朝南。同样，到达南极点后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朝哪边走，方向都是朝北。因此，郑国人如果要经过环球旅行到达楚国，行进方向也必定要改变。若坚持只是朝北走，到达北极点后就无法前进了，更不用谈去楚国。从这一点上看，“南辕北辙”中的郑国人还是错了。

2.鲁迅杂文的内容 篇二

一、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早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鲁迅杂文的总体成就，在以后专章论述。他早期杂文分别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杂文集中。

《热风》于1925年出版，收集了1918至1924年的杂文41篇，其基本内容是抨击了“国粹主义”，扫荡愚昧迷信。文章的色调具有“五四”初期的亮色，明朗有力。在形式是短小精悍、格言体。这种文体类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勃兰兑斯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相当赞赏的。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

《语丝》时期，开始了鲁迅一生自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这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收入《坟》，（1927年），《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年）《而已集》等。《坟》里的篇章，除了一部分属于他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结晶外，大部分偏重于深入剖析说理，揭出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与道德的反动内核。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尔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力作。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作了前夫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对这种开

掘和概括融铸在“细蜂腰”、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鲁迅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如《灯下漫笔》里指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贯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记录了他在五卅运动、女师大**、“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指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无耻罪行的战斗风貌，犀利透辟，讽刺手法日趋圆熟，思想与词句锻造得熠熠发光，显出鲁迅杂文的凝炼之美。

总之，鲁迅早期杂文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他直面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表现，进行广泛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同时，由于鲁迅的努力，这种兼备论文的逻辑性和散文的形象性的特殊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他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二十年代杂文的基础上发表起来。

二、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一）后期杂文的内容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和心积压于杂文创作中。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135万字，占疳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从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十年，由于“不在革命旋涡中心，而且又不能多处去考察（《答国际文学社团》），给他从事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更由于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学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为适应时代的要求，鲁迅在他后十年生涯中，重心就从小说领域转移到了杂文。

他后期的杂文分别辑在《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9），《二心集》（1930——1931），《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伪自由书》（1933年1月5月），《准风月谈》（1933年6月至11月），《花边文学》（1934）、《且介亭杂文》（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论含量异常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说鲁迅的杂文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史。而鲁迅后期杂文就是真实记录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已集》收入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虽然还有收入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但主要是阐述鲁迅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梁实秋的“人生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三闲集》里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质的飞跃。到了《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所作杂文37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比较锋利），则是收入三十年代初文化思想战线斗争，有批判新月派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批判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缺陷如《友邦惊诧论》。揭露胡适面目的《知难行难》，揭露色情文学家张资平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等，鲁迅已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诸如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张资平的小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那就是——“△”，一个“△”，就把张资平的全部斤两称出来了。在后来《伪自由书•后记》又为这位小说家的破产敲响丧钟：这位大家的大作，我自己晃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是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

（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

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3.鲁迅故事新编主要内容 篇三

1．故事情节梳理

《祝福》以旧中国江南农村的一个小镇为背景，主要描写一位农村妇女祥林嫂后半生的悲惨遭遇。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作如下划分：

①序幕（从开头至“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写鲁镇年终祝福的盛况及鲁四老爷其人。

②结局（从“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至“至此也联成一片了”）写祥林嫂在富人们祝福时悲惨地死去。

③开端（从“她不是鲁镇人”至“不久也就忘却了”）写祥林嫂初到鲁镇做工。

④发展（从“只有四婶”至“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写祥林嫂被逼改嫁。

⑤高潮（从“但有一年的秋季”至“那我可不知道”）写祥林嫂再到鲁镇做工。

⑥尾声（最后一段）写鲁镇的祝福景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作者把故事的结局放在了开端的前面，这是运用了倒叙的手法。作者为什么要运用倒叙手法呢？

①从情节安排看，把祥林嫂悲剧的结局放在前面，巧妙地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读者急于追根溯源，探求事情的原委，有一定吸引力。

②从小说的矛盾关系看，小说开头写祥林嫂在富人们的一片祝福声中凄然死去，而且引起鲁四老爷的震怒，突出了祥林嫂与鲁四老爷之间的尖锐矛盾，突出了小说反封建的主题。

③为全文笼罩一种悲凉的氛围。

2．人物形象透视

①祥林嫂

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却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被迫害、被愚弄、被鄙视的人物，以致被旧社会所吞噬。

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曾进行过不断挣扎与抗争：在被虐待、被出卖、被迫再嫁时，她挣扎；面对种种讥讽、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更是拼命地抗争；直至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压垮、被吞噬的人，但终究还是被旧社会压垮、吞噬了。不但平平安安做人的权利没有争得，就是完完整整地保全自身的希望也已破灭。

祥林嫂是一位被“病态社会”摧残致死的、勤劳、善良、坚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如果说善良和光明的毁灭是悲剧，那么祥林嫂正是一个被 毁灭的审美形象，小说深沉而忧郁的悲剧价值在于对旧中国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有力控诉。

②鲁四老爷

是当时农村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政治上迂腐、保守，顽固地维护旧有的封建制度，反对一切改革与革命。他思想上反动，尊崇理学和孔孟之道，自觉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他为人自私伪善，冷酷无情，轻视、厌恶祥林嫂，冷酷打击、无情摧残祥林嫂，死后还骂她是“谬种”。他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一个重要人物。

③“我”

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对祥林嫂提出的“灵魂”的有无问题，之所以做了含糊的回答，有其善良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我”的软弱和无能。在小说的结构上，“我”又起着线索的作用。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展现的，“我”是事件的见证人。

3．环境描写欣赏

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性格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在鲁镇“祝福”的特定环境里，三次有关“祝福”的描写，不但表现了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且也印下了祥林嫂悲惨一生的足迹。

第一次是描写镇上各家准备“祝福”的情景。

祝福是“鲁镇年终的大典”，富人们要在这一天“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以便继续他们贪得无厌的“幸福”生活，而制作“福礼”却要像祥林嫂一样的女人“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没日没夜地付出自己的艰辛。这样，通过环境描写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性。同时，通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的描写，也显示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的状况：阶级关系依旧。一句话，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这样，通过环境描写，就揭示出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必然性。

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

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最富有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在祝福时封建宗法思想和理学观念也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鲁四老爷对祥林嫂不准沾手“败坏风俗”的告诫后，祥林嫂失去了参与祝福的权利。她为了求取这点权利，用“历来积存的工钱”捐了一条赎“罪”的门槛，但所得到的仍是“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样一句喝令，这就粉碎了她生前免于侮辱、死后免于痛苦的愿望，她的一切挣扎的希望都在这一声喝令中破灭了。就这样，鲁四老爷在祝福时刻凭着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淫威，把祥林 4 嫂一步步逼上死亡的道路。特定的环境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感染力。

第三次是结尾通过“我”的感受来描写祝福景象。祥林嫂死的惨象和“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深化了对旧社会杀人本质的揭露，同时在布局上也起到首尾呼应，使小说结构更臻完善的作用。

另外，小说对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设的描写，也很好地揭示了他肮脏的精神世界。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暗示着鲁四老爷希望自己能长寿，而他对祥林嫂的死活却漠然置之甚至深恶痛绝，怪祥林嫂死得不是时候；墙上的对联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而他在祝福时得知祥林嫂惨死时，却勃然大怒，斥之为“谬种”，一句话就撕下了他伪善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冷酷的心肠；而案头上摆的书籍，又说明他是一个地道的“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礼教的忠实维护者。

4．描写方法借鉴

本文运用了多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其中肖像描写是其突出特点之一。

肖像描写

小说中对祥林嫂主要有三次比较集中的肖像描写，分别是第一次到鲁镇做工，第二次到鲁镇做工和临死前。三次描写反映她生活境况和精神的巨大变化，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描写祥林嫂脸色，第一次是青黄；第二次是青黄；第三次是黄中带黑。

描写祥林嫂的两颊，第一次是红的；第二次是消失了血色；第三次是消尽了悲哀的神色。

描写祥林嫂的眼睛，第一次是顺着眼；第二次是顺着眼，有泪痕，无精神；第三次是眼珠间或一轮。

描写祥林嫂的衣着饰物，第一次是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第二次与第一次一模一样；第三次是破竹篮，空的破碗，破竹竿。

三次外貌描写展示了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发展过程。第一次写出了她虽贫困，但还有活力，对生活抱有希望；第二次写出了她已经走投无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第三次写出了她对生活已经绝望。三次描写鲜明对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

5．疑难问题精释

①什么是“祝福”？小说以“祝福”为题有什么深刻含意？

“祝福”是旧中国江南一带的迷信习俗，在过旧历年时用酒肉和香火供奉、酬谢祖先和天神，祈求来年的幸福，即“答一岁之安，祈新年之福”。其仪式通常在腊月二十四以后的五六天内举行。小说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性格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在鲁镇“祝福”的特定环境里。三次有关的描写，不但表现了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且也印上了她悲惨一生的足迹。第一次描写的是镇上各家准备“祝福”的情景，保守沉闷、停滞不前的鲁镇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的缩影，这样就揭示了产生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第二次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四婶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的吆喝，使祥林嫂精神崩 溃了，鲁四老爷夫妇凭借着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淫威，把祥林嫂逼上了绝路。第三次是结尾通过“我”的感受来描写祝福景象，内容上用“祝福”气氛反衬祥林嫂之死，深化了主题。在结构上做到了首尾呼应，严谨完善。

以“祝福”为题的含意是：小说起于祝福，结于祝福，中间一再写到祝福，情节的发展与祝福有着密切的关系。“祝福”的景象与祥林嫂惨死构成强烈对比，增强了作品的悲剧色彩，烘托并深化了主题。

②关于“我”的“说不清”

“我”的回答有三句话：“也许有”“也未必”“说不清”。第一句在“我”是慰藉的话，在祥林嫂却是似疑实断的答案，这对祥林嫂“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是一个冲击。第二句在“我”已意识到给对方增添了苦恼，于是支吾其辞，而在“祥林嫂”由此想到死后的痛苦，更加深了苦恼。第三句“我”的含混之辞，在祥林嫂心灵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客观上加速了祥林嫂悲剧的发生。总之，“我”的动机是想帮助祥林嫂解除痛苦，然而，相反的结果却表现了“我”的软弱性。

③第一次祭祀时，四婶阻止祥林嫂沾手，说“祥林嫂，你放着罢！”第二次却说“你放着罢，祥林嫂！”句式的变化表明了什么？

两句话表意相同但情味有区别。第二次用主谓倒装句，“放着罢”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加以强调，表现出四婶的紧张、慌乱和严厉。这一声呵斥彻底摧毁了祥林嫂，令她精神完全崩溃。这一声呵斥代表封建礼教和迷信，宣判了祥林嫂的死刑。

④祥林嫂沦为乞丐，“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为什么作品不用常规的说法“内中一个空的破碗”？

4.鲁迅故事新编主要内容 篇四

鲁迅先生的杂文里，我对八篇《故事新编》情有独钟。觉得它们很耐读，在欣赏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先生文笔的幽默与犀利，读到后来，甚至想象着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伯伯在夏日傍晚的大树底下给我讲述着不仅仅是“故事”的故事。

在这以前，我不否认我是绝对内容主义的倡导者。因为认为作品的内容是唯一的，它所传递的作家以独特的视角挖掘出的深刻的见地是其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闪光点。同时，文学的另一组成部分——文学形式无非就是小说、散文、戏剧等几种，除去古老的诗、词、歌、赋，近现代的文学几乎可以清一色的归纳进前者所举的题材中去。而与此同时，至今被我们争相传阅的文学佳作都存在着互不雷同的思想主旨，这才是我们“为伊消得独憔悴”的部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剖析中，渐渐地就将它与作品内容彻底隔离，甚至时常将其在思考中忘却。

是先生的《故事新编》将我从意识误区中拉出，慢慢地又找回了辩证的思考。是的，正是这八篇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的以拾取古代传说为基础，新构人物经历以表达情感的杂文化引发我对文本形式作用的重新认识与肯定。这种非常有趣的，全新的以杂文为基础的写作手法，对于作品的意义，明显已不再局限于类似散文体裁使文章诗化，倒叙使作品充满神秘感等类似的作用。应该说它是以一种全新的表达，展现着全新的思考。它产生的作用就像是通过对未来天气的假设性预报来表达当下环保的重要性一样，放大了说，是一种新的视角。

这种文本形式的存在，使《故事新编》独具欣赏的价值。它将古人写活了，以至于作品的主人公能在古今两个时空中自由穿梭。如《奔月》中“乌鸦炸酱面”等流行词汇的插入，借羿之口说“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反击现实中以诽谤先生为能事的高长虹的诬蔑，都是很好的例证。八篇中的《补天》、《奔月》等前期创作可能仅仅是这种创新写法的练笔，但到《铸剑》、《出关》、《非攻》、《起死》时，已是先生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自由自在的时候了。

另一方面，这种堪称“古今杂糅”的手法将中国传统中的圣人、英雄彻底“人化”，通俗地说，就是将伟人生活化。它已抛弃了对英雄作无尽讴歌的传统，转而揭露起高贵的人物被世俗牵绊的事实。在和传统逆向的思考中，描绘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戏说衣冠楚楚者，一语道破作者所要表达的荒诞。比方说《奔月》中曾经的射日英雄对妻子百般听从，不顾劳累，只为满足时常无理取闹的嫦娥对于肉食的渴望。从一个英雄式后羿，到俱内的丈夫，最后在被视如己出的徒弟背叛，往日疼爱有加的妻子的离弃后，又重新消逝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半传说半想象的刻意安排，在荒诞中对现实中的种种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像是诉说着昔日的“战士”失去对手后的无可着落与逐渐没落的趋势。相信，“骨子里仍藏着先生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是对于先生历时的最后的创作的最恰当的评价。虽然先生自己在《序言》中说到对《补天》后半段油滑的写作表示否定，但不得不指出作为试验性的创作，这种误区是很容易踏入的，因为对于 “丑角”的插科打诨，“度”的把握实在重要的很，毕竟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无味。可惜在先生意识到时，上天却决绝地带走了一代文学巨豪，将这份永远无法填补的遗憾作为为了忘却先生的纪念。

5.鲁迅的故事 篇五

1．鲁迅先生的轶闻趣事

鲁迅对对联

少年时代的鲁迅在上私塾时，先生就教他们作对。一次，塾师寿镜吾老先生出了上联“独角兽”，让学生们对下联。立时塾房活跃起夹了，有的孩子对出“九头鸟”，有的孩子对出“三脚蟾”，有的孩子对出“百足蟹”等等，惟独周樟寿（鲁迅原名）一语不发，等课堂上平静下来后，他站起对出“比目鱼”。课堂立时悄然，没有再应对的了。寿老先生在—一评论了前者之后，最后称赞周樟寿对得最好。因为“独非数字却有一”的意思，而“比”也非数字，却相当于“二”。两者虽俱无数字却都有数的含义，真是恰到好处。

经老师的点拨，同伴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樟寿虽小却语惊四座。鲁迅理发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2．鲁迅先生的生活情趣

鲁迅先生十分珍惜时间，却从不把参加体育活动和搞各种有益的文化活动看作是浪费生命，恰恰相反，他把培养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看作是增长知识，变换方式积极休息的手段。

种花。鲁迅一生喜爱花草，即使没有栽种的地方，也爱在书桌上摆一盆绿色的生命。少年时，鲁迅就读了许多有关花木的书籍，像《花镜》、《兰惠同心录》、《广群芳谱》等。中年的鲁迅最爱丁香花和木槿花。1923年，鲁迅居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个四合院，就种了好几株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夏秋之夜，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徘徊在花下，闻着略带苦涩的香气，以求解除疲劳。1924年秋天，鲁迅在西安讲学时，下榻处窗外有一丛盛开的白木槿花，他对花凝视良久，想构思一部《杨贵妃》的剧本。晚年，鲁迅定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时，还特地在前院种上了夹竹桃、石榴、紫荆、桃花等花木。

看戏。鲁迅先生从小爱看绍兴的戏文。有一次，他还在民间演的目连戏中自告奋勇地扮演了一个角色。1924年夏赴西安讲课时，专程去看古老剧种秦腔的演出。鲁迅晚年定居上海后，在繁忙的写作之余，他最大的娱乐就是观剧、看电影。鲁迅常同许广平一起，携带海婴去剧院看有趣、有教育意义的新戏。他不仅看，且多有评论。

篆刻。鲁迅先生喜好篆刻，虽刻印不多，却具备了较深的艺术功底。他少年时代，因叔父周芹候研究篆刻，耳濡目染他学会了刻印的本领。1899年，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就曾刻过“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夏剑生”等印章。在鲁迅的著作中，《蜕龛印存(代)》是鲁迅论述篆刻的唯一的珍贵资料。它也是我国印学宝库中难得的理论之作。猜谜。小时候，祖母常教他猜谜语。事隔30年后，他还在《长命灯》里，把儿时的猜谜乐事生动有趣地描绘了一番。鲁迅还常幽默地用“谜语”来写信、题书名和做笔名。鲁迅用过的一百几十个笔名里，用“谜语”起的也不少，如“华圉”是隐“当时中国(华)是个大监狱(圉)”之意。

养鱼。有一次，内山完造先生赠送了10尾金鱼，鲁迅先生特地买来一只素白的金鱼缸，和夫人许广平一同兴致盎然地铺沙、灌水，植种掩映的碧绿水草，小心翼翼地把金鱼放进去。鲁迅先生很熟悉金鱼的生活习性，顾虑到缸面的水苔太密，会影响鱼呼吸，他常暂搁手中“金不换”笔，仔细地把这些东西除去。

习武。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学过柔道，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一次夜行，经过一处荒凉的坟地，忽见一惨白形同鬼魅的东西在前挡道，鲁迅赶前去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跄踉倒地，抱头鼠窜，原来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

绘画。鲁迅先生童年时就喜欢绘画，三十年代曾为自己和别人的书刊设计过封面，也为自己的文章画过插图。“君无常”画像就是他于1927年6月25日亲笔作的一幅，至今保存在他的《朝花夕拾·后记》里。

养壁虎。鲁迅先生饲养过壁虎。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五十年代写的《追忆鲁迅先生》诗云：“雅人不喜俗人嫌，世顾悠悠几顾瞻；万里仍旧一掌上，千夫莫敌两眉尖；窗余壁虎干饭香，座隐神龙冷紫髯；四十余年成一瞑，明明初月上风帘。”（李盛仙）

3．鲁迅的教子经

海婴出世的第二天，鲁迅手里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松树，非常高兴地来到医院的房间里，轻轻地放在了许广平床边的一张桌子上。这是他送给妻子许广平的。这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鲁迅的性格。他希望儿子也像这松树。

从寓所到医院有百数十步远。在海婴生下来之后，鲁迅每天至少有两三次到医院里去，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去慰问，手里特意拿些食用物品给许广平。每当静静坐下来之后，他便欢喜慈祥地看着孩子的面孔，承认很像他自己，却又谦虚地表示：“我没有他漂亮！”

怕用烟熏了孩子，每天工作时他就搬到楼下去，把客堂的会客室改为书房。但一到夜里12时，他必然上楼，自动地担任到凌晨2时的值班，留心海婴的服食眠息。他时常抱着海婴坐在床头，手里搬弄一些香烟盒之类，弄出锵锵的响声，引得小孩高兴。小身子在他大腿上乱跳；倦了，他有别的方法，把海婴横卧在他的两只弯起来的手臂上，在小房间里从门口走到窗前，再来回走着，唱那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歌调子：

“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红象。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调：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吱咕，吱咕，吱吱咕。吱咕，吱咕，„„吱咕咕。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又一遍，直到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入睡。有时，他很累，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弃它的责任似的。鲁迅原来是不大喜欢看电影的，后来听朋友们说，和孩子一块看电影既是一种娱乐，又可教育孩子，多方受益。于是他也看起电影来。不论写作多忙，凡是有适合儿童看的电影，鲁迅总要专门陪海婴去看。什么《人猿泰山》、《泰山之子》、《仲夏之梦》、《米老鼠》等，以及一些世界风光之类的纪录片，都带海婴看过。

除了电影之外，一些较大的文化活动场合，只要有重大文化活动，鲁迅也总是约许广平携儿子光顾。不过，有些活动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他是要考虑一番的。

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节票，他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他一直等到很晚，迟迟不肯上楼睡觉。鲁迅考虑到这些节目大都是猛兽表演，并且是在深夜临睡之前，怕海婴受到惊恐，所以没叫他去。第二天，父亲知道海婴很难过，便耐心地向海婴解释，告诉他以上的考虑，并答应白天找机会陪海婴再去观看。意外的是，第二天他们去看表演时，没有猛兽类的表演（那些猛兽关在大笼子里），只看了些马术和小丑的滑稽节目。不过，这对海婴来说，感到更有趣。

由此可见，鲁迅为了海婴的身心健康，是何等的煞费苦心。如今，每当提到这些事，海婴还是激动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地爱，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4．鲁迅争分夺秒

鲁迅，原名周树人，是近代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

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5．鲁迅的遗嘱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1．不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6．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6.鲁迅的故事 篇六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用手中的笔写出数百万字的著作、刻画无数人物、传达时代精神，在后人的眼中，他是刚毅坚强的“民族魂”。然后，小时候的鲁迅是个很活泼的孩子。他的童年是月色下从摇晃在水面上的乌篷船里传来的悠扬戏声;是船内与小朋友们分享从自家地里“偷”来的豆子的甜美滋味;是“百草园”里会弹琴的蟋蟀、会唱歌的油蛉、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还有那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鲁迅的童年是丰富而自由的，这样的童年，无疑对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岁的时候，鲁迅挥别了带给自己无穷趣味的“百草园”来到“三味书屋”。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地下一层的一角，一张八仙桌与一个藤椅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几个长条凳散落于对面，这是仿照当年“三味书屋”的课堂仿制的。现在的我们似乎能透过这温暖的场景看到当时学问极好的寿镜吾老先生，看到读书时的鲁迅如何在自己的桌角上刻那个“早”字。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间里，鲁迅不断为自己充电，他熟读儒家经典，也不拘泥于课堂所学，在课下广泛阅读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在关注人文的同时观察自然。“三味书屋”的沉静和丰富让鲁迅的精神空间得到了极大地开拓，为以后鲁迅在思想与文学上的创造打下了基础。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鲁迅的童年也并非一帆风顺。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久后，父亲病重，整个家庭更是从小康陷入了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担起了家庭的负担。他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之间，当了家里的东西，才能换回买药治病的钱。当铺伙计的眼神和周围人的歧视，让鲁迅第一次充分地感受到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由于家境大不如前，为了省钱，鲁迅便自己寻药。那时候绍兴城里的人们时常见到一个半大的孩子遍翻百草园的土地，去寻找可以做药引的蟋蟀。或是四处打听，只为寻找药方上那一味奇特的“平地木十株”。然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改变痛心的结果，鲁迅的父亲最终因庸医的延误而离世，这一变故让少年鲁迅的思想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开始了对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年仅18岁的鲁迅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后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求学。

在南京，赶上看新书风潮的鲁迅在一个星期日跑到城南买下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刚读了几页便一发不可收拾。“哦，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连本家的老辈都要说他：“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看来看去，还抄下来看。”但鲁迅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继续研究。

“‘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这本书带给了鲁迅许多不同的思想，他开始感受到在这样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如何紧迫的危机。

在这种紧迫感的催使下，19，鲁迅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能够以医救国。

留学遭歧 弃医从文

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份泛黄的“成绩单”记录着鲁迅当时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时的成绩：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3.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学83分、德语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平均65.5分。他成绩不算优异，但也没有“落第”，在142名同学中鲁迅排名第68。

但就是成绩单上的解剖学59.3分却让当时的鲁迅深受打击。59.3分，这个还没有及格的成绩却成了同学们的怀疑的对象。在其他同学的眼中，这个来自落后中国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取这样的分数，那么一定是老师藤野严九郎泄露了考题给他。面对同学的质疑，鲁迅痛苦地发现，身为一个弱国子民就连学习成绩都要受到无端的质疑。

更大的屈辱还在后面。在一堂细菌学课上，教师已经讲完但还没到下课时间，便用幻灯放了几段片子，片子中是日俄战争的时候，日军抓了一个中国人要处决，说他做了俄国间谍，刑场四周有很多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正津津有味地围观被处死的同胞。围观者脸上的麻木和冷漠狠狠地刺向了鲁迅的心，使他明白了精神不健全的国人，无论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为了改变国人的精神，鲁迅决心弃医从文，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文学道路。

救援学生 为民呐喊

虽然鲁迅在批判国人的麻木不仁时是犀利无情的，但他的一生中始终关怀着代表中国未来的青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工作时，曾把他从日本带回来的长泽龟之助撰写的《代数学辞典》等三本精装的数学书籍馈赠给青年学生王铎中，对他说：“你年纪轻，记性好，要抓紧时间多看些书。看书的面也可广一点，基础广而坚实，专也容易了。”

1927年4月15日，广州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老天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天里整个城市的不安。就在三天前，国 民党在广东大肆追捕杀害共产党人，中山大学也遭到了军警的搜捕，许多师生被捕。

在这段风雨交加的路上，鲁迅匆忙从中山大学的白云楼赶到会议室，紧急召开会议。他如此急迫是因为救援青年学生的事宜迫在眉睫，但情况却不容乐观。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出营救学生的有效方案。回到住所的鲁迅一言不发，心中的苦闷无法舒缓。学生被捕以及惨遭杀害的坏消息却不断传来，身为教务主任却无法营救自己学生的鲁迅深深陷入到痛苦之中。

在这之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这年10月，他来上海并从此定居，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都有他的身影，《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都有他的笔迹。他与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一起，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呐喊。

斯人已逝 英魂永存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在黎明前的短暂黑暗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处于“战斗”的状态，过着动荡、清贫的生活，加之青年时期，曾患有肺结核病始终没有痊愈，所以一直以来，鲁迅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在这个秋日萧索的早晨，鲁迅在上海寓所溘然长逝，走完了他55岁凄风苦雨、顽强苦斗的坎坷人生……

鲁迅的葬礼由宋庆龄亲自主持，整个仪式肃穆庄严，这位为唤醒沉睡国人的斗士沉沉地睡去了。他的棺木上覆盖着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上万民众自发举行公祭，为他送别。

7.鲁迅故事新编主要内容 篇七

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一本小说集，它的创作时间长达13年，几乎横跨了鲁迅全部的文学生涯。在这本小说集中包含了作者对历史人物认识方式的转变，从“五四”前后塑造的以女娲形象为代表的“超人”式英雄，到“五四”退潮期《奔月》中后羿式的“彷徨”式英雄，直至30年代塑造的《采薇》中伯夷、叔齐一类小人物，其发展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人在历史中地位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开天辟地式的英雄，逐渐向世俗沉落，最终发展为被生活所牵制，充满世俗烟火气的庸人。这一过程也暗示了鲁迅某种世界观的转变。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历史人物 补天 奔月 采薇 英雄 庸人

1935年12月，已经接近写作生涯与个人生命双重终点的鲁迅，完成了他创作时间长达十三年，几乎贯穿其整个文学生涯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这部据他自己称为“速写居多”，而“有一点旧书上的痕迹，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的“油滑”之作中[①]，鲁迅选取了自女娲补天后几百年发生在华夏土地上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并借尸还魂，希望以此来表达自己生于当前、处于乱世的种种独特生存境遇与思想感受。这本小说集内涵，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与鲁迅各个时期的世界观互为映衬的，它用具象的历史图解了作者抽象的哲学思考，在探讨世界的荒诞性的同时，也对人（尤其是文人）及其创造物文化在乱世之中的地位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在辛辣的笔调下透出了哲学思辨的幽深。

鲁迅在选择历史神话故事的时候有他自己的取舍标准。宏观上看来《故事新编》仿佛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流变的长篇论文，作者以女娲“造人”、“补天”作为开篇，以女娲这一巨人的形象象征新历史纪元的到来；而后的《奔月》、《理水》、《铸剑》分别以后羿、禹和眉间尺的故事作为典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蔓延于原始社会的英雄主义情结；小说集最后几篇重写了老子、庄子和墨子等生于封建时代初期思想家的故事，企图通过他们的经历来揭示文化对原始时代野性生存方式的规训以及知识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了达到完整表述古代文化史的目的，《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大多数以历史人

物为主线生发的。这其中包含着作者的写作策略，即以当时代表性的精神为切入点，将这一精神注入到某一闻名的人物之中，使他成为这一精神的代名词，通过他的遭遇暗示该精神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与地位。而经过深入观察，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当时社会生活，也不过是鲁迅生活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二者在“乱世”的层面上找到了契合点，因此《故事新编》实际上用8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原始时代与民国时代对应，将古代精神带入到现代社会，进而探讨这些传统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生命力问题。因此整体上小说集的立意就超越了“新编”，而走向了对整个民国“大文化”的思考层面。

然而这8篇小说的创作横亘13年，这期间由于种种经历，作者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小说集在勾勒文化史过程中所持的文化立场，很难达到从一而终。事实上，如果我们纵观整本集子，会发现作者的思想大致以创作时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即20年代早期的“补天”阶段，“五四”退潮期的“奔月”阶段，以及30年代的“采薇”阶段。作者在这三个阶段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立场，而这种立场的变化又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下面本文将分别讨论在这三个阶段的创作中，鲁迅对小说主人公所持的文化态度，进而探讨鲁迅终其一生文化观的转变。

一、“补天”时期：“大胆创造”的超人

《补天》写作于1922年11月，据鲁迅回忆该小说原先以《不周山》为名收录于小说集《呐喊》，后来由于与成仿吾论争的原因，“《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②]。说到写作动机，“也不过是取了弗罗特（今译弗洛伊德，编者注）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③]。小说借助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女娲造人，补天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巨人化的女娲形象。小说的开篇，她从睡梦中惊醒，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很显然在这里女娲的形象有了作者自况的成分，鲁迅曾以在铁屋子里面“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④]来象征在“五四”浪潮下最先呐喊的先觉者，他们面对着国家物质上，精神上的废墟，感到了无尽的痛苦与寂寥，因此必须发愤图强，创造国家美好的前途。无聊中的女娲便是这样的“创造者”，她“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因此便有了人类的产生，这里的人类是与前代所不同的一种存在，它是经过造物者创造而产生的，寄寓着某种希望，又或者可以理解为是现代思想革命之后由先觉者创造出的新人的象征。女娲的造人活动不曾停止，她“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这是多么强大而又富有执着精神的创造者！小说中的女娲形象一方面是作者作为新文化先驱者的自况，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尼采哲学中“超人”观念的影响。尼采认为“人应是被超越的某种东西”，是“连接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是“过渡和没落”[⑤]。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必须要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因此才能不断向前进化，而这种进化一经产生，“超人”便产生了。这时候人类便分化为超人与庸人，尼采借助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痛斥那些“为权力而做的肮脏交易和讨价还价”而奔走的庸人，称其为“贱民”。[⑥]而在《补天》中也明显可以见到这种超人与庸人的判然分别，与大胆创造，巨人化的女娲相比，那些渺小的“身上包着铁片”的兵士，“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毛毛”的智者，或者“顶着长方板”拿着笏板的朝臣，正是与超人般的女娲对立的庸人们。小说有一个讽刺性的结尾，一队禁军在女娲补天之后，看到危险已经消除，杀到女娲尸体旁边，选取了她肚皮上最膏腴之处安营扎寨，并声称“唯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这一情节暗示着愚昧、懦弱而自命不凡的民族性格最终取代了超人，民族的生命力没有得到保持，反而走向败坏与衰退。因此，《补天》为我们展现的女娲，是一个具有查拉图斯特拉式超人气质的巨人形象。她觉醒于混沌之中，缔造万物；在世界陷入崩溃之时力挽狂澜，挽救众生，直至耗尽自己。她孤独而强大，不羁而偏执，以万物安危为己任，以世界存亡为天职，是作者心中完美的文化比征物。另一方面，这一形象又带有作者的自况意味，她象征了最先从几千年天朝上国迷蒙中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女娲一样的济世之心，感受着女娲一样“无聊”的痛楚，甚至他们在女娲身上看到了自己为后人所捧杀的悲剧命运，念及鲁迅思想在当代社会中被人误解，被人任意解释的现实，作者这种先见之明真可谓沉重至极。

“补天”时期是作者文化观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总体是乐观向上的。他们没有作者后来小说主人公身上发散出的那种忧郁彷徨气息，也没有安特来夫式阴冷的调子，人物主导色调趋于浓艳，明快。可以说《补天》创作于鲁迅历史文化观的“呐喊”时期，它的风格与《故事新编》后来的小说是截然二致的。

二、“奔月”时期：“彷徨”中的英雄

如果说《补天》深受“五四”精神影响，有强烈刺目的光芒，是《故事新编》中的“呐喊”，那么创作于“五四”退潮期的两篇小说《奔月》与《铸剑》则染上了浓烈的忧郁颓废色彩，是小说集中“彷徨” 的部分。

《奔月》化用了古代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而将主人公设定为古代英雄后羿。嫦娥奔月最早见于《淮南子》，情节非常简单：“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⑦]鲁迅在此基础上将故事加以生发，加入了嫦娥由于羿无法打到猎物而愤恼，以及羿的弟子逢蒙的背叛等情节，将一个失意英雄所能遇到的一切窘迫悉数托出，使人读后感慨不禁。

与女娲不同的是，后羿生活在一个英雄贬值的时代。如果说女娲的伟大体现在于“四极废，九州裂”之际，挽狂澜于既倒，那么后羿的悲剧在于他虽有英雄之质，却不逢成就英雄之时。他有自己光鲜亮丽的过去，曾经只身射杀“封豕长蛇”，但当不觉之中发现由于自己“箭法太巧妙了”，以致周围的野兽“竟射得精光”时，他竟陷入了无敌可对的窘态。射杀“封豕长蛇”的强弓，如今只能用来捕杀乌鸦麻雀。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就这样被现实拽回到了生活琐碎之中，况且还要整天面对妻子的不屑与弟子的背叛。逢蒙在射杀后羿未果而离开时的那句“你打了丧钟”准确地概括了此时后羿沉重的心态。后羿的不幸又不仅仅体现在由于庸俗环境而造成的敌手的缺失，还显现为亲人与学生的背叛。逢蒙是后羿的学生，但恰恰是曾经的弟子却秉持着“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的信条，竟至对自己的恩师下手。在这里鲁迅与羿再在背叛这一点上感同身受，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逢蒙的背叛实际是暗讽了现实中沉钟社的高长虹，[⑧]而他也借后羿之口油滑地批评了现实中自己的弟子。总的来说此番过后，羿希冀在现世之中建功立业的“英雄梦”，由于环境的不理想，彻底地宣告破灭了。

而妻子嫦娥的奔月则终于彻底让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沉降到了庸俗的现实之中。之前即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是学生的背叛，后羿最终还有一条升天的退路。但是当他发现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吃掉了唯一的灵药奔月之后，他信仰中那种超然而高贵的意识终于完全地失落了，“他似乎觉得，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地上了”，最终被甩在尘世平庸之中的，终归是自己本人。因此他将自己先前英雄的强烈自我认同转化为愤怒，对妻子奔向的月亮，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里与其说后羿的利箭是射向月亮里背叛他的嫦娥，倒不如说是射向那月亮一般不可把握的英雄功名的自许。

后羿就是这样彷徨中的英雄，他怀着在现世功成名就的决心，有着取得功利的勇气，怎奈庸俗的现实无法承受他英雄的行为。他冀望与强者搏斗，但周围缺少真正的强者；渴望影响他人，改变他人，换回的却只是他人的背叛；甚至于超越现实的渴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这正是20年代后半期“荷戟独彷徨”的鲁迅真实的心理写照。在这里，前一时期“超人”一般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挣扎于尘世之网中无奈的人，他们有所追求，却终无所赖，只得在徘徊之中耗干自己的生命力。

这种超人般的精神追求一旦落空，作者就有了复仇的冲动，因此《铸剑》中眉间尺的复仇故事与其说是向弑父仇人进行报复，倒不如说报复一个把人庸俗化的世界。眉间尺的父亲因为铸剑娴熟被杀，恐怕内里暗示的是现实对杰出者的吞噬。而复仇行动被加上了这样的痕迹，最终仇杀的快感也就被作者放大了，这就有了眉间尺，国王与侠客宴之敖三人的头在金鼎中互相咬噬的剧烈场面。

总的来说，“奔月”时期鲁迅的历史文化观与前一时期相比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之前秉承的“进化论”理想被现实无情的击碎了，这导致了这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具有英雄强健身躯与不屈性格的同时，还带有深厚的自我阴影。这就决定了生于乱世的他们既有对不安现实反抗的一面，又有屈服于强大客观力量的延宕一面。他们在彷徨之中，苦于自己与他人的平庸，而最终依然无法摆脱自己深刻的精神危机。延宕的人物性格也导致了小说书写沉郁迟缓的叙事风格。另外，小说的人物虽然依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却无法独自用神性去实现自己的价值。[⑨]如果鲁迅早期的创作的取道是将知识精英以神话英雄为喻的话，写作《奔月》时暴露的英雄失落可能源于这一时期作者对文化精英看法的变化，“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⑩]。鲁迅逐渐抛弃了之前信奉的“超人”学说，将“超人-庸人”由之前的对立姿态转变为互相依存的状态。因此正如后羿虽然有着强健的体魄和超自然的神力，却依然不能在人间实现自己的价值，知识精英脱离了群众，也无法得到自我的实现。总而言之，《故事新编》写到了“奔月”时期，作者如同思考出走的“娜拉”一样，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三、“采薇”时期：似是实非的凡人

鲁迅经历了人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先后创作了《补天》、《奔月》和《铸剑》三篇指向各异的小说之后，进入到30年代，创作又有了不同于前的变化。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彷徨中走出，加入了“左联”，投入到火热的社会斗争之中。因此这一时期是他的杂文时代，创作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加大了。从另一个方面说，30年代中期的鲁迅生活在身体的病痛之中，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也促进了他对文化，对人生的思考，因此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方面，能够寄托个人对世界人生思考的历史小说成了唯一的实绩。这体现在他的小说之中，就产生了以《采薇》为代表的《故事新编》第三阶段创作。

综观鲁迅在1934-1935年之间创作的五篇历史小说，会发现他选择表现的历史人物逐渐地从神话走向了现实。这五篇作品全部取材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或事，鲁迅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法，来探究现实中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另一特点是小说主人公中知识分子的比重增加了，小说希望通过这些“新编”的历史故事，探讨知识分子在历史和当前社会中的作用，以他们的命运问题来反思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精英阶级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

小说中的人物从神话走向现实，这一点对人物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之前的小说人物，无论是女娲，或是后羿，他们虽然境遇各异，但毕竟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作者从主观上都给与了他们健全的体态与性格，可以说是较完美的英雄形象。可是在后期这些小说里，这种英雄的完美形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缺陷的英雄形象，甚至于将这些历史人物还原为软弱的凡人。《理水》中的大禹是鲁迅塑造的最后一个历史英雄，但他的缺陷透过作品已一览无余。他接近草莽，生活简朴，与人民同吃同住；因地制宜，不墨守先人的治水方法，灵活机动，终于治退大水，保卫了百姓。大体上看上去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英雄人物，但小说在讲述其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像《奔月》一样，将主人公放入尘世之网，将他还原为有烟火气的凡人，这就有了禹太太在禹回家时追至局里，谴责他“过自家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在他治退大水凯旋后，舜爷念其能力，“托他管理国家大事”，并下令“叫老百姓学禹的行为”。这时禹作为凡人虚伪庸俗的一面就逐渐显现出来，他表面坚持治水时期勤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以禁欲式的节制敷衍人的耳目，但本质里也努力迎合上流社会的奢靡风气，努力做到有限度的体面。“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自我的虚荣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他也融入了这个虚伪且华而不实的社会；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禹作为凡人虚伪的一面也由小说中这一刻画向我们展示出来。

如果说禹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治水英雄，有他的英雄事迹，那么鲁迅笔下的那些古代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塑造成了现实中反复挣扎的庸人。在对这些先哲进行“新编”的时候，小说对他们的思想大都给予了冷静客观的评价。《非攻》里面的墨子可能是小说集中唯一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作者透过墨子使楚，智退楚军的事迹，希望向我们证实，在先贤文化的理想之中，依旧存在着应当为我们继承发扬的“中国的脊梁”成分，墨子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仁爱，悲悯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在30年代大环境下作者所欣赏的精神追求，也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自我的象征性比附。但小说的结尾却安排了墨子在使楚归途中在宋国的遭遇“比来时更晦气”：被搜检，被“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被巡兵驱逐。这一方面暗示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庸人生存方式的不满，也含蓄地揭示了作为文化英雄的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荒诞的生存地位。

与《非攻》中墨子形象塑造不同的是，其余几部小说中那些古代的思想家们虽然都有着济世的理想，但作者都对他们做了低调的评价。他们那些理想虽然或高尚、或超越，但无不在混乱的现实世界冲击下漏洞百出、丢怪露丑。这恐怕与鲁迅推崇的尼采哲学思考方式有着深切联系[12]，也蕴含着他对智识阶级在“美好生活”建设中合法地位的怀疑。《理水》里描写“文化山”上学者的生活，堪称是写尽了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起死》中的庄子救活了500年前的骷髅，希望以“无为”的方式解决他的生存问题，怎知却被救活者所纠缠，摊上大麻烦，最后还是依靠自己的名望与巡士的解围才得以脱身。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中国，民族传统中那些非实用主义的、超越的思想因素，每当遇到现实就会露出其巨大的滞后力，最终危害到民族生命力的形成。作者还有意将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原为现实中软弱的凡人，去除他们身上被文化修饰的那高贵的部分。小说《采薇》的主人公，“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和叔齐，小说通过交代他们之前“让帝位”的经历，将两个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遗老形象勾画出来。他们谨遵儒家的“先王之道”，有着强烈的兼济之心，又兼有道家出世的理想，希望在乱世之中远离是非，退隐山林。可动荡的现实使得他们必须面对当时的混乱环境，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选择。因此，他们在看穿了武王战争“不义”的实质之后，努力劝驾，希望阻止武王出兵，但当他们的干谒行为失败，并且听闻了战事的消息后，道家出世思想又制约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愤而离开周国，隐逸首阳山，声称一生“不食周粟”。应当说，与民国时候战乱中的文人心理一样，儒家入世的与道家出世的思想矛盾，是制约他们行为与命运的最大张力。

可是这种“出世”并没有得到世俗的承认。在他们逃亡过程中，无论是半路遇到的“躬行天搜”的强盗小穷奇，还是来到首阳山后围观他们的山民，这些人都不理解他们的行为。人们或者玩笑他们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或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这两位价值观与人向左的“异类”，他们也并没有像古时出世者一样放浪形骸，不顾他人感受，“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因此他们需要分外小心他人的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的出世理想恐怕只是他们为自身行为开托的借口，并非是其信念所至。事实上，探究导致他们行为的原因，我们要摒除文化上的因素，而沉落到人的角度，从人的存在方面去看。生于乱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人们此时往往会有趋利避害的意识。退隐山林对于伯夷叔齐来说与其是为了表达对周王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一种“自由选择”，其目的在于在荒诞的世界之中，通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姿态来实现自身存在下去的价值。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因此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幻想以这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来存活于世界。但当阿金姐用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粉碎了他们“不食周粟”这一让自己能够存活借口时候，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无论如何无法脱离纷乱的世界，因此死亡就成了灵魂上自我实现的唯一选择。从这一点来说，小说实际上透露出了一丝无奈，即在荒诞的世界上，人无论如何逃离都无法摆脱生活的引力，而最终只能宿命般地回到现实之网。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创作中无论是作者文化理想中的英雄形象墨子，还是挣扎在选择之中的孤竹君之二子，甚至似是实非的神话英雄大禹，在他们身上作者先前创作中那种英雄化的神性被消解了，人物不再具有先前创作中出现的那种超自然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普通人形象刻画。一方面作者毫不客气地揭破历史讲述中赋予他们的光鲜文化外表，探求其背后所携带的人性庸俗方面，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置于平庸的社会环境中，使得他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大环境。这恐怕是由于鲁迅晚年受到“左翼”的历史观影响，以及早年进化论理想破灭交互影响的结果。

从以上对《故事新编》人物形象进行的再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在小说中显现出的自己历史人物观的变异。在“五四”时期的鲁迅，强烈地秉持进化论的理想，幻想在中国出现如同女娲一样开天辟地的英雄；而随着“五四”的退潮，他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入苦闷，后羿那样孤独者的苦闷代替了他们身上溢出的英雄气质；而到了人生的晚年，他不再奢望出现力挽狂澜的英雄，历史人物也被他还原为了有缺陷而不完美的庸人。这是一个对文化认识上由超人逐渐向庸人滑落的心路历程，经历了13年的灵魂斗争，鲁迅借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段由理想沉入现实的漫漫长路，而《故事新编》也以它巨大的时间跨度，最好的展现了这位“精神界战士”精神幻灭的发展历程。

[①]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50页

[③]同上文，第449页。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⑤]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7页，第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钱春绮译。[⑥] 同上书，第104-108页。

[⑦] 《淮南子》，第105页。（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⑧]按照鲁迅后来的说法：“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许广平——编者注）……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鲁迅：《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7卷，第321页）。

[⑨]《奔月》中的后羿虽然曾经“上射九日而下杀猰貐”，但由于缺乏世人的理解和终极目标，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而《铸剑》中宴之敖虽然帮助眉间尺实现了报仇的目的，但壮举依然是在眉间尺的配合与信任下完成的。

[⑩] 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52-153页

[11]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118页

[12]鲁迅在其早期所著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经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为指导，介绍了多位西方社会的“摩罗诗人”，实际上尼采的思想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对鲁迅启发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