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12篇）

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一

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介的感想

我们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是非常光荣的，这不仅是因为团的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还因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传统的青年组织。对于我们来说，学习共青团的光荣历史，回顾中国共产主义的简介以及共青团的光辉战斗历程，了解革命前辈的英雄业绩，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三代表领导集体的关怀下发展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全国各族青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族，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自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之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中，共青团团结一切抗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贡献是卓越的。因此党决定将中国共青团组织改造成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青年团体。由此可见我们共青团的贡献有多大。1949年4 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因此新年团的发展又迈向了一个新的起点。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适应国家的发展，满足国家的需要，我们共青团一直在不断地努力着，前进着，创新着。在党的指导下，我们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通过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介不仅是我对青年团的发展历程有了清晰的了解，同时也加深了我对青年团的认识。共青团的组织原则是民族集中制，这就充分的体现了民主。尽力了历史的洗礼，共青团不但具有光荣的历史，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先进青年群众特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突击队。“五四”期间中

国青年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

放的今天，无论是在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艰难苦斗中，还是

在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国家做贡献

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适应青年特点开展工作。中国共青团从它成立之日

起，就公开宣布它是维护青年利益的团体，要为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的利益而奋斗，吸引着千千万万的青年投入革命的怀抱。

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引导青年前进。共青团自成立以来，始终把马列

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要求团的组织和团员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引导广大青年不断

地走上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保证中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

（二）（三）

回顾历史，在20世纪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青团留下用了奋斗的足迹，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贡献；展望未来，面对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 世纪，中国共青团也必将以新的作为开创新的事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继续谱写灿烂的篇章。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已成为现实的决定力量，所以作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必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以及丰富自身的文化知识来为共青团做更大的贡献。同时遵

循党的领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努力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我将全面提升我自己。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二

一、佃农出身做学问, 筹备建党担大任

李达1890 年10 月2 日生于湖南零陵的一个佃农家庭, 5 岁时父亲教会他识字, 天资聪颖的他从此开始阅读了大量古典名著。十年后, 他报考永州府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 由于他个子小、年龄小, 而且还是乡里人打扮, 因而考试时引来了众人围观。考官们费尽了办法才将围观之人赶走。这次考试, 李达的算学成绩为满分, 但八股文却很糟糕。省里来的主考官员不想录取八股不好的李达, 但永州中学的校长再三请求, 才为他争取到了最后一个入学读书的名额。在学校里, 李达每个学期都能考年级第一。在永州中学的求学经历, 让日后参加革命的李达具有非同一般的革命文化素养。

1920 年, 身在上海的李达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 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他不仅花费大量精力编辑由陈独秀主办的杂志《新青年》, 还在建党前夕努力协调陈独秀与李汉俊的紧张关系, 以让共产党顺利组建。然而, 由于这二人分歧太大, 李达从中协调失败。后来李汉俊辞去了共产党筹备小组中的一切职务, 让李达代理总书记一职。所以, 从1921 年初到7 月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 李达一直以代理总书记的身份组织建党工作, 为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共共产党在全国的大范围传播立下了开创性的汗马之功。

二、海外求学寻真知, 回国著述传思想

在李达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中, 致力于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的传播, 开始于其早期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之时。在甲午之后, 大批爱国青年东渡扶桑寻求知识救国之路, 李达正是在此种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1913 年达到日本攻读理科。但正如鲁迅一样, 李达很快认识到只有医治人灵魂的理论才能真正帮助中国民族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因此, 在堺利彦、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早期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的影响和帮助下, 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全部理论。到了十月革命以后, 李达开始投身于系统的学习和绍介马克思主义理论。截至1932 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出版, 李达在11 年间单独及合著了31 种马克思主义著作, 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普罗米修斯, 为中国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性条件。

在李达著作等身的马克思主义译著中,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翻译自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该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维护辩证法,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阐明了维护辩证法的根本内容, 成为了与艾思奇、沈志远比肩的我国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著作。以李达为代表早期马克思主义翻译家,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并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熟悉而开始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三、精益求精详阐释, 弥补不足辨真理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不是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本本主义———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而罔顾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适用的具体社会环境, 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再诠释, 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具体来说,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实践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两部分, 并以《社会学大纲》在1937 年出版为代表[3]26。就实践的唯物论而言, 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上其他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实践的重要理论贡献, 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等其他唯物的彻底唯物主义, 同时通过在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人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极大地促进了在具体的环境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的理论构建。就唯物史观而言, 李达1926 年在《现代社会学》中集中诠释的社会发展的脉络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但由于早期共产主义学者的通病没有明晰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 而进行了分开阐述。但这一缺陷到了《社会学大纲》出版之后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四、贵在实践为革命, 国共合作引分歧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作用而言, 除了前述所谈到的翻译和阐释工作, 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还要求将马克思的普遍真理用来指导中国历史和革命的分析和实践中来。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和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和现实困境, 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实现作出了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在具体的实践方面, 李达与陈独秀就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方面产生具体, 就在于李达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看待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以及民主革命完成后革命领导权的归属。在陈独秀看来, 国共合作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就在于国共两党的根本目标一致, 因此就革命领导权的归属来看, 应当由当时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而在李达看来, 国共合作的前提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构成尽管不同, 但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但由于国共两党的阶级构成从根本上的区别, 决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的成熟之后, 共产党就应该去掌握革命领导权, 将革命从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上来[4]72。这是与陈独秀在理论方面的分歧, 导致李达的脱党, 也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蔓延, 对第一次国内革命起带来危害极为严重的影响, 甚至是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五、勇气可嘉崇科学, 领袖深思闻逆耳

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典型形态, 它是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际国情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结合的产物, 是在吸收了以李达为代表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后形成的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真理。李达由于与毛泽东同志密切的学术交流, 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贡献[5]。

1958 年, 随着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在全国掀起高潮, 很多地方提出了不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有违自然规律和哲学常识的政治与社会口号, 其中有一句“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标语引起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注意。他认为这样的口号是极不科学的, 决定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同年9月, 到武汉视察的毛泽东接见了李达。李达开诚布公地向毛泽东表达了对非科学标语口号的看法。毛泽东说:在成都会议上, 中央决定要爱护和保护革命群众的热情, 领导干部的头脑既要热也要冷, 冷热不均就会出乱子。李达并不同意毛泽东用“冷热观”来看待革命标语, 然而毛泽东也绝不同意否定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积极性。他还向李达具体解释说:“革命口号与世间万物一样具有两重性, 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 这是完全有必要的, 也是有道理的, 但从做事本身来说, 并不一定非要想到即做到。”李达针锋相对地说道:“现阶段一些口号如果说有两重性, 那就是给予了肯定, 就是一重性了。”毛泽东听后有点儿恼怒, 反问说:“一重性怎么样, 就是肯定了, 又怎么样?”李达也开始有些激动地说道:“现在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 你还要火上加油, 这会带来灾难的。”在场的其他同志眼见气氛不对, 从旁示意李达不要再说了, 但毛泽东却挥了挥手, 让李达继续说下去。接下来, 李达正面肯定了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和红军敢想、敢做、做得成功的历史, 但依然坚持人与自然是有极限的观点, 不能无限放大人与自然的能力。说完, 李达愤而离开。当天晚上, 毛泽东夜不能寐, 他来到东湖岸边一边吸着烟, 一边踱步沉思。他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孔子曾说过, 人到了六十就会耳顺, 但我早已过了六十, 还不够耳顺。今天李达说的话非常逆耳, 以后我还是要和他多谈谈革命与建设问题。”

摘要：我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李达思想理论与实践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以及实践至今仍是我党思想理论领域的一笔宝贵财富。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陈独秀

参考文献

[1]刘友红.“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题研讨[J].武汉大学学报, 2004 (5) .

[2]谢红星.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探析[J].中国书画, 2007 (2) .

[3]刘琳琳.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D].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2009.

[4]段启咸.李达学术研讨会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 1986 (5) .

3.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念 内涵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对这个问题既有继承深化又有创新发展。本文就几种学说,作一下综述。

一、结合论

所谓“结合论”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最多的。当然,虽然大家的核心都认为是两者的结合,但结合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像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科学内涵包括按照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两方面。笔者把它叫做运用和提升的两个方面。陈国庆教授认为:“从内涵要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通俗化、与时俱进的当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辨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会受到中国实际与中国文化之“化”,也只有接受中国之“化”,才能获得“中国形式”与“中国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之两面,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辨证统一起来,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式方面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从这个论述中,笔者认为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没有体现出来。而说梅教授的运用和提升理论以及陈教授的两“化”理论都体现了一种互动性,交互性,这比单独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更全面、更恰当。

当然,如果将上面总结为“一个结合,二个方面”,那么还有的人是坚持“一个结合,三个方面”。例如,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有丰富的内涵。它的思想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这三个根本方面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其实,不仅中国人坚持这样三个方面,就是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家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和迈斯纳(Maurice Meisner)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和中国的历史时代、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迈斯纳曾写道:“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时,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引人注目。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融合于历史环境之中,理论和客观实际之间尖锐的对立趋向消失。这三个方面分别就是指历史、实践和文化。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方法和目的可能不同,但是结论却是可以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悠久特殊的历史,中国的丰富社会生活实践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三个因素,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上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二、文化结合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目前学术界正逐渐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从前这些年只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文化相结合”。郭建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

笔者认为,之所以这么多的学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决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兼容并包的开放性,中国文化的特点使外来文化带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同样,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两者是相互起作用的。正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的“不像过去的中国化,即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化和人口,使他们失去原有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自然而然的中华文化吸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作为试纸来检验中华文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它一般文化的不同之处。

三、几化论

薛俊超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蕴涵的本质特征来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袁辉初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对其理论本质的阐释,必须在明确其所指的具体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对这一对象内在基本内容或矛盾的全面把握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

当然,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李君如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解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他着重强调了这“三化”突出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没有内在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突出‘特殊性’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性特点,这是正确的,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会造成理论上的某种片面,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此,我们知道,不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怎么化都必须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普遍的东西的指导意义。否则就不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所以在强调中国化的时候,不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赖大仁教授持转化论,他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理解可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这个转化包括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徐奉臻认为,基于时代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也贯穿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之路,批判包括理论批判和实践性批判,理论批判呈现对已有成果的扬弃性批判和对自身成果的内省式批判,实践性批判表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上和中国现代化践行者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调适中。当然,还有很多人从现代化,现代性,当代化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不同角度的探讨。

四、作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考查一个概念的内涵,最根本的应该从提出该概念的人和提出的背景来看。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毛泽东,他在1938年9月29—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分为八个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就是在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学习”一小节中。毛泽东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对马克思爱情的感想 篇四

--------李哲以（201006014122）、龚洪波（201006014151）

赵旭普（201006014124）、许超琼（201006014143)、郭晨晨（201009014102)、岳斌（201009014105）

前一段时间读到关于马克思对于爱情的见解,他认为,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男女双方基于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彼此相互爱慕，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一种高尚的情感。他还认为，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薛甚至羞涩的态度，而决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

由于爱情是社会阶级的产物也就有了一定的阶级性的，也是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种社会过程。在原始社会中，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低下在这种情况的人类的生活主要是为了生存，人类的客观的认识和思维的能力都是非常低下的，对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时期代表着不同的权利和象征。

马克思所说的爱情：第一，“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商品经济市场化的今天，这个“物质基础”我们把它简单地归结为钱或某种财产或利益。何谓“基础”，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基，好比建设高楼大厦要打牢固的地基一样，若没有牢固的根基，即使建设得再高的高楼大厦也不及风雨就会倒塌。当然这“一定”其实是个不定数，是以恋爱双方的心理来衡量的一个可接受的物质指标。其实，爱情也好婚姻也好，都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结合，而且物质生活和爱情也是一对矛盾，当物质适应爱情时，则促进爱情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爱情的发展。物质生活必须是爱情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爱情对物质生活又具有反作用，在双方快乐时爱情指引物质生活不断地向前发展，在双方不快乐时又会阻碍物质生活的发展。否认物质生活是爱情存在的基础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否认爱情对物质生活具有能动作用则会陷入形而上学，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爱情不要面包或只要面包不要爱情的都是片面的。而恋爱则是人们为实现爱情而实施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检验爱情是否正确、检验自己是否拥有爱情的一个客观标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理想”。其中世界观也称宇宙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生观就是人们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观察、研究、探索人生问题，形成的一些对人生生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生死观、权力观、金钱观、家庭观等。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么爱情也需要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目标，就更不要说彼此间的甜言蜜语或进一步的鱼水愉悦了，那些不真实的欺骗早晚会被暴露。志同道合会产生自然的亲近和互补性，并能产生合力，这对双方的理想实现都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否则会相互排斥。第三，“相互爱慕”。注意前提，它是在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的基础上产生的相互爱慕之情。那你的爱慕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不是上述三者，而是虚拟中的不真实的爱情，请低头沉思，理性对待，否则是一场空想，即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还浪费金钱也可能影响未来。

5.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五

政治理论课程虽然我在本科阶段就有学习，但随着现在阅历的增长加上之前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熏陶，在这学期进一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后，我感觉自己又有了更多的收获和感触。真的感觉一方面学习这样的课程对我们研究生很有必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发展建设和伟大复兴最正确的最应坚持的主义。

中国的发展是靠着一代一代人不断求索奋斗而来，享受着祖国的教育资源，肩负着富强祖国的责任，我们研究生首先要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理论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它。有的同学对政治课持有偏见，认为这是赞歌式的教育，认为老师是一味的称赞社会主义好，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当我们真的坐下来好好听一听课程内容，就会知道这是一门客观的有理有据的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在西方的质疑甚至否定和贬低下，我们党踏实而坚定地坚持这个主义，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用事实证明它能给中国带来希望和繁荣！

记得老师说过我们年轻人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让美国文化侵略得逞，使得我们摒弃自己的文化，怀疑自己的政府，一味觉得美国文化才是优越的，瓦解掉我们的民族自信。在课堂上看过一段关于苏联解体的视频之后，我对这一问题的醒悟更深了。作为一个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强国，无论是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还是世界大战都未能把苏联摧垮，为什么和平建设时期会顷刻瓦解了呢？从根本上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的文化渗透。一方面是美国在与苏联硬实力竞争的同时进行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构成了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苏联自身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日益下降并最终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要有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最简单的要做到不要排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回顾祖国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我越来越相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会形式一片大好。反腐工作持续的狠抓严打；阅兵的红场上中国军人威武的身姿和高亢的歌声；滞留多国公民的尼泊尔机场上首先到来的中国客机；队伍不断壮大的亚投行等等，这些令中国人鼓舞和自豪的消息，都在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一心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祖国强大了人民才会有尊严有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得起实践的历练。

6.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形势，切合实际的。它先后写入党章、写入宪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使全党在思想上有了鲜明的时代标识，使党的团结统一有了思想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思想武装，前行的指南。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7.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七

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新世纪新阶段,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旧没有变,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 我国面临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在这种大背景下,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新形势与新任务面前, 什么是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就成了我党必须攻克的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

2003年10月,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命题, 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树立和落实了科学发展观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一环。2005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以人为本, 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6年3月, 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2007年6月25日,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1]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召开,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概括与论述了科学发展观, 强调:“科学发展观, 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了党章。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它的适用必须以具体实际为前提。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或本本, 不是固步自封的理论体系, 而是极具开放性的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 必须深刻理解其理论精髓, 即实事求是。恩格斯说:“在我看来,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 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 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3]胡锦涛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2006年10月,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召开, 胡锦涛在大会上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新长征的征途上, 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4]

三、提出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体系, 然而它必须与本国、本民族或者本地区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适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只有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适应的地域性特征,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向前推进。毛泽东强调:“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 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5]

实践是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主题的转变中实现发展。只有立足于我国实践的客观规律, 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邓小平对此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好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命题, 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提出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四、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党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 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思想, 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2005年1月14日, 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召开, 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重要概念。胡锦涛在会上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在胡锦涛看来,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不可分割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 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胡锦涛告诫全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7]“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动力, 它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保障, 是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8]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 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着力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力和水平,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凝聚各方面人才和力量,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它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敏锐把握时代特征, 准确反映时代要求,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9]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提出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提出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胡锦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锦涛.把发展观贯彻于发展的整个过程[J].求是, 2005, (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69.

[3]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49.

[4]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卷)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658-659.

[6]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

[7]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N].光明日报, 2007-10-16 (1) .

[8]卢先福.执政能力建设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190.

8.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八

摘要：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当时学家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有其独特的观点，在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这个提法和对这个观点的论述，推进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为理论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后的新发现、新发展，它既有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又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了解中国的自身的情况和我们已有的建设经验，还要知道我们用这些发展深化了哪些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理论，我们用哪些经验取得了胜利，而哪些经验又是美中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进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理解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情况，更好的为以后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一、龚育之认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分区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我们通常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論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思想。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使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得以在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上得到完整。而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第二次的飞跃。这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龚育之在200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访谈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所提出的。依照十三大、十五大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龚育之认为：这一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⑴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取得了胜利，而之后又出现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对于还处在探索性建设国家时期的中国，无论经验是否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这都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第二次飞跃做了量变到质变的储备。在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起写进党章的事实，也正说明了我党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三段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史进程的简单概括”。 ⑵龚育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历史进程时间分区的看法，其一清楚明确的指出了分区，其二这种思想让我们对我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时间分区的明确让我们有更深刻的思考，也使原有的理论在撞击这种新提法的条件下，焕发出了新的面貌，而这，也跟我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碰撞、相融合进而可以不断深化的一种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不止步于此，而是在随着实践的推移而在新时期、新状况的条件下与实代特征和各国的各自情况相继产生新的发展，继而能与时代相并肩起跑。而龚育之也认为：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⑶

二、龚育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问题发现

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才能推动一个民族的发展。因此要使理论能更好的指导实践，进而发展国家，那么对于理论的探索也不应浅尝辄止。理论的不成熟到成熟，从成熟到再认知的过程。龚育之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⑷成熟与不成熟并存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过程之中。成熟的一面指它已经写入我国的党章，明确了大的方向，而不成熟的一面则体现在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状况下实践时，它没有根据时代特征与自身的国情相协调，导致了两次失败和危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产生了巨大的恶性影响。所以，龚育之在这方面在《党史札记末编》中所提及之言论说，仍有不成熟的方面，还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很多困挫折，而最终都是从对自身问题的不断探索继而得以发展，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入和发展过程中也是遇到挫折和难题就逐步进行分析和探索，从自身问题看起，寻找新的出路。因而龚育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也正体现出了他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正是有了前人不同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才能够被不断深化，新的理论才能够像新的产物一样诞生，理论才会有了创新，因为有了创新，这些创新的成果才能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催生出更多的其他创新成果。

三、龚育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具有生命力的，它既能够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并不断推进理论的深度。同时它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让它在时间的考验下焕发出活力，永葆青春。它是个全面性的理论，不只是突显在几个点上。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一种理论，是一种另类的产物。而龚育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造出一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的东西。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的。⑸不同的例子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以苏联的实践为基础进行的探索，形成了苏联所独有的革命经验。在我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道路则是我们的独特革命经验。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及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都是我国所独有的，这些看似“异端”的理论，却是经过了时间与实践的不断检验，在历史的长河中被练就出的真理。因此，我们可知，龚育之对于“异端”中所包含的创新是给予积极的看法的，而也正是他对这种观点的肯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理论家的保驾护航下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发展，最终为学术界所重视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1]⑴⑶⑸《党史札记末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龚育之，第36、29、64页.

9.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九

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肯定首先想到一个人——邓小平，邓小平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稳定和建设的贡献使他成为一代当之无愧的伟人，作为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笔者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学习还比较浅薄，所以笔者要讲的是自身对邓小平的欣赏与看法。

首先笔者在对邓小平事迹的了解中发现他身上有着从革命战争年代带来的乐观，革命先辈们能带领人民走向胜利，除了英明的决策与无畏的战斗，还有就是精神上的乐观积极，作为曾经的革命战争的一大领袖，邓小平的乐观积极一直伴他一生。文革后，新建拖拉机修配厂修理车间的主任陶端缙接受采访时曾说：当时邓小平到我这个车间以后，我想劳动不要让他累着了，这好办，是我能够做到的，可我最担心的是如果老人家心情郁闷想不开，出点事那就不好说了。可是情况出乎我的预料。邓小平并不悲观，更没有丝毫垂头丧气的样子。他每天上班都笑着与大家打招呼。平时言语不多，但与工人相处得很融洽。尤其是时间长了，还常和大家摆摆“龙门阵”。

古今中外不少文人墨客挥笔书写“乐观”。但是在有些人的笔下，乐观被描绘成“清静无为”的消极，超脱尘世的逃避。但当我们解读了邓小平的经历，破译了他三起三落的奥秘时，就会真正理解“乐观”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本色。邓小平曾有过辉煌和胜利：他是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他的政治生涯曾有过一帆风顺，是人民拥戴的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当过国务院的副总理、连续 10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当他被送到一个偏僻的小厂，成为一名普通钳工，位的反差，并没有使他消极悲观。应当承认，多数受迫害者往往不能忍受其辱，但是邓小平却能含笑应对。

1965年，当吴晗遭遇批判时，邓小平就曾对他说，我今年 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是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

还有邓小平一直拥有基于强大责任感和伟大信念的大无畏精神。革命初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但是此时的中央苏区有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因此，邓小平遭到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被撤消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左”倾路线领导者还责令他写检查，交代“错误”。然而，邓小平没有向错误路线妥协，明确表示，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事实求是，秉笔直书，表明自己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持。面对责令，邓小平气 愤地说：“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这就是永不向错误低头，不惧强权的大无畏精神。

文革后，邓小平重掌大局，在长期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邓小平挺身而出，敢于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敢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胆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纠正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可能引申开去动摇和否定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形势下，又敢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敢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样鲜明的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胆略。

邓小平在一生起伏中一直着眼于未来，一直用长远的大局观思考问题和领导做出决策。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了下一个10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可见这位老人一直在将目光放在新中国的未来上，正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在新的时期，中国才没有再次犯错。

10.对近现代中国的感想（本站推荐） 篇十

做了这次关于国情国史的竞赛试题后，我对中国从近代以来的发展有了新的感悟。

昔日盛大辉煌的中国是如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工具，俯首称臣，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极端困苦？随后又如何在激进的爱国分子带领下，重振国威？而共产党又是如何逐渐使中国立足于世界各强国中，使我国日益强大，复兴中华的？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开始了漫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屈辱也从此开始，随之而来的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分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侵夺中国主权和巨额财富，而清政府仍旧盲目自大，即使有爱国人士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却无法抵抗顽固分子的阻挠，一次一次自救的变法都宣告失败。

二十世纪初，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激进的爱国主义人士，发动了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内外多方面的弊端，导致革命果实被窃取。

接踵而来的思想浪潮——新文化运动，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沉重打击，具有新民主主义开端的五四运动，将无产阶级带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传播，而还是青年的毛泽东也受到了熏陶，一大批有为的青年之士奋起救国，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秘密建立，随后，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探讨了目前国内的局势，然而国共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围追堵截共产党，期间，遵义会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始长征，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农村根据地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也逐渐拉开了序幕，毛泽东率先带领共产党，发出八一抗日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联合全国人民一同抗日，并写了《论持久战》等著名文章，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最终，日本宣布投降，好景不长，国内战争爆发，经过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最终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新中国成立。

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逐步提高，外交发展，我国逐渐立足于世界强国间，尽管毛泽东在决策上也曾有一些失误，但他许多正确的抉择对中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随着习近平上台，中国的势头更加迅猛，国内外两手抓，内抓腐败，努力打造廉洁政府，外抓外交，与其他国家友好和平相处。尤其是，最近由习近平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了许多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并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这一举措，一方面对亚洲各个国家有相当大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中国在国际日益重要的大国形象。

1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十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中国化；全球化；综述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08-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以及成果。当然，中国的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都是包括国内实际，同时也包括国际，亦即全球化的实际背景。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全球化的研究和重视总是不能缺席，全球化的宏图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考察其对全球化的研究贡献。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简单说来，毛泽东思想是对全球化进行被动回应；邓小平理论对全球化进行了主动回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全球化进行深入回应；科学发展观对全球化进行理性反思。

一、毛泽东为代表的全球化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全球化是艰难融入的。一方面，在革命问题上，从全球化角度上，毛泽东从根本上确立了革命的努力方向：只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国家才能真正参与全球化。否则，只能是纯粹的殖民化全球化。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并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人士所赞同，但当时人们对此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开始重视了解世界形势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并从全球的角度看问题，把中国的抗日战争跟世界形势紧密结合起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写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问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害归千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在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对待全球化问题有一定的成就，也有较多的局限。他认为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有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但必须首先根本立足于自力更生。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此期间就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新中国发展理论。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最为主要的矛盾，还提出了各种空间的发展问题，如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中国和世界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其中就蕴含和体现了全球化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毛泽东强调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着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加剧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全球化的挑战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产生了接连的冲击。再加上中苏矛盾的尖锐化、公开化，毛泽东开始认识到美苏两极的本质，指出争取独立的落后民族国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可以并且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理论。由此可见，中国此时期的全球化思想，虽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中国国情，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然而，更加强调的消极全球化的“封闭”观念，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理念和实践却弱化了中国面向全球化的进程以及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邓小平为代表的全球化思想

大部分学者都主张邓小平的全球化思想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深刻论述了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二是精辟地概括当代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题；三是鲜明地提出中国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这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战略；四是强调着眼大局，高瞻远瞩，倡议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准则。

也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观念。一是归纳出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根本的时代主题、这两个全球化的基本和首要的问题，始终从全人类最普遍的、基本的利益出发，特别是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思考与解决全球化问题，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与鲜明的时代特点。二是对世界格局的走向作出了极富预见性的正确的判断，真正体现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能动开放的世界眼光。全球化观念具有突出的前瞻性、科学性的特点。三是从世界发展的一体化与多极化、共识性与分裂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高度来辩证地把握全球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从而来解决全球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基本问题，具有鲜明的辩证法特点。四是从全球化发展所具有的风险挑战与机遇二重效应并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式等基本问题，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意义。五是始终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来理解和展望全球化发展的最终归宿问题，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观念所固有的鲜明的阶级立场与坚定的政治信念。邓小平的全球化战略思想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思想旗帜。他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全球化”，但在他的许多讲话和著作中，都蕴含了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邓小平领导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寻求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富强，是对全球化的主动回应的充分表现。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总的说来．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外资”、“利用外国智力”、“国际合作”等一系列论述，都蕴含着深刻的全球化思想，它们都明确指明了中国的方向：中国必须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邓小平的全球化思想意义重大，它对于指导我们自觉运用全球化意识观察全球化现实，促使当代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

中指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助于我们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协调好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总的来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邓小平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把握全球化的进程和实质，以及理清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战略思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虽然邓小平没有关于全球化的直接论述，但在其讲话和著作中，有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它指引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当中国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便已向世人展示，它正在采取重大的步骤，把中国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网络。中国有效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促进了本国的发展，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球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深入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全球化趋势在全方位地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规则，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中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全球化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全球化视角来分析，呼应全球化内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球化思想也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日益巨大，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竞争。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领导广大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增强我国经济实力，这将为我国在世界市场争取主动创造条件，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实践要求和充分体现。

第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和要求。经济全球化：过程必然导致全球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冲突、渗透和融合。一个国家的文化既要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百川，同时又要坚持自身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自己的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因而，代表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正视和迎接世界各种文化的挑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保持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先进性，使其成为世界先进文化，是我国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要求和体现。

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政治全球化的深层意蕴要求。当代国际政治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民主和法制成为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且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力量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的压力和挑战。怎样在全球化政治中，反对和战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的党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主和法律机制，站在人民的立场想问题，为人民利益服务，从而才能广泛赢得人民大众的根本支持，从而才能更加团结和强有力的在全球政治竞争中显示巨大的力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写在党章中，它是在深刻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之后，才作出的对党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它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很多新问题。也因此代表了新的认识问题的角度，指导党带领人民科学正确走向造福于人民的全球化。

四、科学发展观与全球化思想

学术界基本上认为科学发展观既是全球化潮流趋势催生的自觉回应，同时也是对全球化进行的理性反思。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反映了人类向理想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蕴含着丰富的全球性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其反映的全球化观点来看，强调尊重人，人民群众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世界社会发展的动力，全球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全球各国民族人民，全球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利益为根本才能得以实现。

第二，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它反映了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不只单个国家，全球都要团结一致，致力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贫困、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的正确处理，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发展，保证具体某个国家的安定和谐，从而促进全球社会的和谐和全面进步。

第三，科学发展观立足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认为，应以持续和长远的获利作为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科学发展观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全球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既要满足自身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除了注重当前的利益，也要考虑人类未来的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社会关怀地球、善待自然以及对全球人类发展的理性思考，它实现了自然界与全球人类的相互有机系统。

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理论具有放眼世界的全球视野。它们从世界发展的大局中去判断中国的发展形势，确立当今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中国参与和谐世界建设的积极姿态，在全球视野下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明了当今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阻挡，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1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想 篇十二

一、通过多种途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1. 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 并撰写文艺论著。

这一时期, 留日生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撰写文艺论著作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译介的著作来源主要是苏联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 如:1928年, 林伯修译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1929年, 朱镜我、鲁迅分别译卢那察尔斯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底任务之大纲》和《文艺与批评》;1930年, 夏衍译罗莎罗森堡的《俄罗斯文学观》;1931年, 何思敬译耶考芜莱夫的《文学方法论者普列汉诺夫》;1932年, 周扬译卢那察尔斯基等著《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1933年, 任钧译华希里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等。无论是从译介论著还是撰写论著来看, 它们都为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文本基础。

2. 参加文艺理论的论争。

1927年至1936年,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发生了两次大论争, 一是始于1928年1月的“革命文学”论争, 止于1931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二是始于1935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止于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第一次论争主要围绕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性质、重新定义, 文学与政治、革命、阶级的关系, 革命作家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艺术技巧等等, 双方代表人有鲁迅、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郭沫若、郁达夫等。论争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也为左联的成立做好了组织和理论上的准备, 推动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第二次论争, 双方代表人是周扬和胡风。早在1934年, 周扬就第一次从苏联引入“国防文学”口号, 之后在国内受到强烈的反响。1936年6月, 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一度引发了新文学史上的“两个口号”之争。此次争论, 实质上是革命文艺界不同观点的辩论, 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提出的, 是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产物。

3. 批判非无产阶级文艺理论。

30年代前后, 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尖锐对立情况下, 左翼文艺面临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文化“围剿”。另一方面, 为了争夺文化领导权, 各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围攻。为了反击“围剿”, 争夺文化领导权, 左翼文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非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论争中, 双方围绕着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诸方面而展开。鲁迅、周扬等为代表的留日生站在批判的前沿, 承担了大部分的理论批判工作。通过一系列的批判论争, 批评教育了资产阶级文人, 壮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队伍, 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 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

1. 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

20年代, 受列宁文艺思想以及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影响, 国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问题。留日生率先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争论和理论构建工作。1928年, 成仿吾和署名克兴分别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及《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 提出了有关文艺要面向工农大众的问题, 自此大众化问题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之后, 在文艺界掀起了三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始于1928年的第一次讨论, 郭沫若、鲁迅、郑伯奇等人都在不同角度对文艺大众化进行了论述, 但讨论并不深入。第二次讨论始于1931年, 主要围绕如何创作大众化作品展开, 对大众化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技巧等内容作了具体探讨。历经这一阶段讨论, 报告文学等文学形式迅速发展起来, 其他的文学样式还有连环画、电影、摄影术等。最后一次讨论始于1934年, 主要围绕文学形式方面的问题展开, 涉及新旧形式、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等问题, 但受“左”和“右”倾思想的威胁, 此次讨论带有论战的色彩。经过长期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理论体系得以基本建立, 受30年代环境和认识上的局限, 左翼文艺界对文艺大众化的探讨还比较肤浅, 也缺乏优秀的作品, 但为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提供直接的理论来源。

2. 对文艺批评理论进行阐释与实践。

1927年至1936年间, 留日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关于问题、任务、标准、必要性、方法、意义、批评家的培养等方面作了诸多的阐释与实践。鲁迅在《扁》中借用一个乡间故事, 形象地指出当时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只注重术语和不符实际两大方面[1]57, 之后, 他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 针对“左”和“右”的脱离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批评;关于文艺批评的必要性, 鲁迅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 就得用批评来抗争, 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 如果一律掩住嘴, 算是文坛已经干净, 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1]750。对于培养文艺批评家, 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坚实的, 明白的, 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1]146。鲁迅还对批评的任务、方法、意义等进行了论述。除此之外, 胡风侧重于对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作了诸多的探索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鲁迅、胡风、周扬、瞿秋白、茅盾、冯雪峰、钱杏邨等人的努力, 它成为了30年代国内的主要批评流派之一。

3. 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阐释与实践。

1933年, 周扬在驳“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代表苏汶的《文学真实性》一文中, 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 他认为文学的真实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客观的真实之表现……‘表现了社会的真实, 没有粉饰的真实’”[2]59, 现实主义的方法就是“对于社会的现实取着客观的, 唯物主义的态度, 大胆地, 赤裸裸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 揭穿所有的假面”[2]26, 同时, 周扬也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离开阶级性、政治而单独考虑的, “在广泛意义讲, 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2]67。在讲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 他认为政治是居于指导地位, 不可避免滑向了政治功利性的倾向。同年,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是国内最早系统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除此之外, 胡风对此也进行过阐释。1935年, 他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中, 强调了创作过程中现实来源的重要性。1936年, 他在《文学与生活》指出, 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 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生活底脉搏”[3]297;在谈到真实性作品时, 他认为“能够说出生活里的进步的趋势, 能够说出在万花缭乱的生活里面看到或感觉到贯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脉络者”才是真实的作品[3]300, 同时他也注重人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的影响。这一时期, 胡风与周扬在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阐释与实践, 对其后期形成两种不同风格的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领导文艺革命团体, 巩固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保障

1929年6月, 为了推动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宣传部专门下设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 (简称文委) , 之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文总—各文艺团体的组织架构, 这一组织架构领导推动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0年起, 在“文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类文艺社团, 1月份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 、3月份成立上海左翼剧团联盟 (不久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5月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简称社联) , 之后相继成立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简称美联) 和书业职工会、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总同盟、教联、电影协会以及音乐小组等, 涉及的文艺事业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1930年10月中国左翼作家文化界总同盟 (简称文总) 在上海成立, 其后各革命团体加入其中。在这个组织架构中, 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郑伯奇在左联成立之时担任常委 (常委共7人) ;冯乃超、周扬两人都曾任左联党团书记;胡风曾任左联宣传部长以及行政书记;田汉、郑伯奇、沈端先都参与领导了文委。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左翼文艺运动事业取得了不少成果, 包括大量的歌曲、电影、戏剧等作品, 歌曲如《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 戏剧如《上海屋檐下》、《雷雨》等, 这些无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当然, 受当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统治的影响, 文艺运动的组织也犯了不少错误, 主要体现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上。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基本一致的。留日学生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留日生,文艺理论,中国化,贡献

参考文献

[1]林非.鲁迅著作全编 (第二卷)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周扬.周扬文集 (第一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