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史新版

井冈山斗争史新版（精选4篇）

1.井冈山斗争史新版 篇一

《井冈山的斗争》读后感

一直对中国的革命战争十分感兴趣的我花了一段时间读了这本《井冈山的斗争》，我被这段革命战争深深的吸引。《井冈山的斗争》，一书写于1928年，伟大的毛主席当年只有三十五岁，虽然很年轻，但是他的智慧与文采在此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书中他提到的很多当时的情况都符合，并且针对当时的不好的状况他都做出了诸多的解决方法。他在书中写道：“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读到这，我的心里感觉十分的难受，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段战争，但是读到书中的描述，想象着当时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包括之前孙中山的革命他们并没有把握到经济权。这样使得他们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毕竟战争的过程虽然是为了生产力的进步而进行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创造生产力，相反是一个大量消耗的过程，没有经济保障的战争无论是否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其过程都必然是十分困难的。而与对手相比较，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土豪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进行战争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供应是能够有相应的保障。所以毛泽东在当时以及后面的战争所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将敌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这其中不仅包括了经济还包括了人力。在文中，我们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兵源是来自对方的俘虏。另外的一些新的兵源也有来自自募，但是由于队伍的发展太快，使得兵源还是一个很重要并且紧迫的问题：“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在这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很明显就是由于队伍的快速发展，使得队伍的人力出现了大量的断档。而当时红军的发展速度又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土豪的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使得队伍必须不断地扩大才能让队伍能够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有足够的人力与之抗衡。而在经济和人力供给不上的情况之下，便会对队伍的信心产生巨大的动摇，从而导致队伍的凝聚力不足，进而便出现了军队的反水（袁崇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中间阶级的反水，还有投机分子的反水甚至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等等。而这样的反水事件的发生，将使得决策者中间会出现大量的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看法和见解。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会因为失败而上升为内部矛盾和分歧。一旦，分歧扩大，又将出现新的失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队伍扩张的时候，是否要加快速度呢？当一些扩张的速度超过了相应资源供给的速度时，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在经济和教导都跟不上的情况下是不宜快速扩张的，因为这样的扩张很可能使的队伍太大又没有相应的保障陷入被动甚至瓦解：“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趣味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另一方面，队伍的不断扩张，使得自己明显暴露在强劲对手的眼中，如果无法快速发展，那么对手就会在自身发展羽翼还未丰满之时就进行打压，这样就更难发展。“湘赣两省派来的‘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不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的组织大部塌台。”

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幸运的。虽然受到了很多打压，但是最终他还是克服了这样的打压使得自己的队伍能够不断地有效地得到壮大（虽然说不上强大）。至少在内部矛盾的解决上并没有将矛盾和分歧扩大，这样在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上并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毛泽东抓住了当时人数最多的阶级（贫农、中农、工人）。这些人原本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他们只有选择无产阶级统制的方式才能使得他们的利益获得最大化。而相比较，孙中山当时选择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利益既得者，他们选择孙中山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故而，毛泽东在比孙中山还要困难的时候依旧能使得自己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且奠定了后来胜利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到湖南改组省委，并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毅然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和赤卫队。与此同时，经过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至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等县部分地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4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湘南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军第4军。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5月，组成了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接着成立了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红军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下，接连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至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之后，又打破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两次“会剿”。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4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他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楚的感受到红军初始建立时的各种困难，更加了解了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不容易，现在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很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更要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2.井冈山斗争史新版 篇二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井冈山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起点”,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源头”[2], 井冈山时期亦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源头, 在井冈山斗争中, 毛泽东以党政军三方领导人的身份, 总览全局, 这一时期虽然毛泽东领导思想还不成熟, 不成体系, 但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领导方法和艺术鲜明的体现了整个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思想特色, 就其内容而言, 也囊括了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

一、开拓创新, 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道路

毛泽东引兵井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创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作了最卓越的贡献”[3]。

井冈山的道路一直受到各方的严重干扰,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的菱形之间的斗争, 这四方是莫斯科、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湖南省委与红四军军事领导人, 争论时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一个是农村与城市革命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暴动与武装斗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始终认为, “既要枪杆子同民众运动相结合, 又要以枪杆子为主。”[4]“毛的革命策略推进与瞿秋白的暴动方法有根本的区别。瞿认为, 旧的制度可以被未经训练的工农推翻……毛看见的是作为同情与支持革命的蓄积力量的农民———汪洋大海。”[5]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 反对照搬俄国经验, 为了坚持井冈山的道路他同各种反对意见进行了坚决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源自于毛泽东的“上山”思想,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早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 在敌强我弱的形式下, 又果断的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在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 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既定计划, 1927年9月19日, 毛泽东在文家市会议上据理力争, 顶着中共中央既定计划和工农革命第一师市长余洒渡、第三团团长强烈反对的压力, 通过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1927年11月, 毛泽东为此事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1927年10月,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宁冈井冈山, 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 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的斗争, 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为止, 共计两年零四个月, 时间虽不长, 但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极大的鼓舞了革命者的信心和勇气, 最重要的是, 这一创举的示范作用明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显著成绩, 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 提供了完整经验, 并接在广大革命者中燃起了新的希望。”[6]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示范效应下, 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起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赣闽西、左右江等十几块苏区, 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 共十三个军, 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二、满足被领导者的需要, 建立领导力的根基

领导力的深厚来源在于对普通群众的真正热爱与关心, 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必须是一个心系群众的人, 真正从人民的需要出发, 才能从群众的拥戴中获得深厚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从一诞生开始, 就鲜明的体现出了亲民爱民的色彩。

早在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就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开展了土地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 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的问题, 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1928年5月,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1928年12月, 湘赣边界特为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经验, 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共有9大条14款, 详细规定了土地分配的方法和数量标准“ (1) 分配农民个别耕种; (2) 分配农民共同耕种; (3) 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三种方法, 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 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 兼用二三两种。二是一切土地, 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 禁止买卖。三是分配土地之后, 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 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1) 以人口为标准, 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 以劳动力为标准, 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1倍。以上两个标准, 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 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1) 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 老幼如分田过少, 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2) 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 比较简单方便。 (3) 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 但在分得田地后, 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 如任交通等。毛泽东在评价井冈山土地革命的作用是说:“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之一, 就是完成土地革命。我们在井冈山用什么来激发农民的巨大斗争热情!毫无疑问, 这就是分配土地, 你没有听见农民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吗?”[7]

毛泽东对群众的关心, 体现在军队建设上有两点, 一是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 二是严格军队纪律。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 “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 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 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8]军队的民主主义改变了旧军队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对立关系, 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1927年10月24日, 也就是在进入井冈山之前三天, 毛泽东站在井冈山的荆竹山雷打石上第一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第一, 行动听指挥;第二, 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 不拿农民一个红薯。”1928年1月24日, 在遂川县城李家坪, 毛泽东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一是上门板;二是捆铺草;三是说话要和气;四是买卖要公平;五是借东西要还;六是损坏东西要赔。

领导者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领导力的关键是获得被领导者的承认和遵从, 为了获得领导力,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 不同于以往任何领导者, 给予了被领导者真正的平等地位, 而且他从被领导者的自身需求出发, 解决了被领导者的经济要求, 从而从根本上获得了群众的支持, 建立了卓越领导力的基础。

三、思想指引, 为革命事业前进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领导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是对被领导者进行思想的指引。这种思想包括路线方针, 也包括精神的激励与鼓舞, 在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献文稿,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 对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阐述, 成为整个井冈山时期斗争的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回答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弱小的红色区域如何能够生存下来吗, 毛泽东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从中国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两点分析了“一国之内, 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9]的原因, 他还以惊人的预见性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不断壮大。“小块的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 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 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军事斗争, 土地革命, 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问题, 成为其他格局区域学习的经典文献。

特别是在组织建设上, 毛泽东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建党, 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农村环境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色和先进性, “全军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四军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10]毛泽东创造性地吧军队的建设与地方建设, 军事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以反对单纯打仗的军事观点。结合当时军队中官兵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 毛泽东采取多种灵活生动的工作方法做思想工作如办党报、简报、小册子、训练班、看书、谈话、党的多种形式, 把抽象的哲理转化为大众化的语言进行思想教育。“由于许多士兵是文盲, 他开始用民间故事与图画来表达他 (毛泽东) 的主要意图。”[5]

总之, 井冈山斗争时期, 毛泽东领导方法和艺术都体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性和预见性, 体现了一代伟人在领导思想上的惊人高度。在进行革命斗争中, 毛泽东又特别关注普通大众的利益和要求, 给予他们平等的地位, 从而获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

参考文献

[1]黄兆龙.毛泽东领导思想的含义及其特点[J].现代哲学, 1993, (2) .

[2]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简史[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8:123-129.

[3]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107.

[4]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16.

[5]菲利浦.肖特.毛泽东传:中文版[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209.

[6]中共70年[Z], 101.

[7]晓农.井冈山土地革命中的毛泽东[J].党史文汇, 2005, (12) .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5-66.

[9]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G]//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斗争时期的著作选编, 4.

3.井冈山斗争史新版 篇三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群众思想是其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群众思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以外来部队的身份，为当地群众所接受。梳理这时我们党群众思想的起源过程，对了解这支部队如何在陌生的山区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群众思想；起源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14-03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生、发展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既有中共中央一以贯之的重视群众运动的理论指导，也有毛泽东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娴熟经验积累，更有秋收起义余部深入山区，求生存求发展的残酷现实的内在催迫。

一、中共中央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这其中就蕴含了朴素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群众路线思想。显然，这时我们党已经认识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如何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均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一）陈独秀：“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早在1919年，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就指出，五四精神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2]，只有人民直接行动，才能达到推翻社会的国家黑暗，才能享受民主。这是五四运动的抗争精神，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众权利的诉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其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性、坚决性、彻底性。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势力的代表，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因此，陈独秀一度竭力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会削弱共产党信仰的纯洁性，更不利于民众的集合。在建设国家问题上，陈也曾说：“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可见，在陈独秀的眼中，人民无论对于政党，还是对于国家，都是根本的基石。

（二）李大钊：“工农群众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李大钊对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境况了解非常细致，他曾揭示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那种情景，更是可怜”[3]。李大钊还深刻揭露了当时农民的状况，他说：“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却“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4]

李大钊认为：一方面，中国工农群众深受剥削和压迫，过着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从这一实际出发，自1919年8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诸如《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提出群众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实现经济革命的根本途径。他指出：“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5]

（三）瞿秋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920年，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现状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的压榨，甚至比欧美工人所受的压迫还要厉害。他预言，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6]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广大农村的地主阶级势力，以农民协会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力量让瞿秋白十分激动。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号召共产党人到农村去，了解农民，帮助农民，造成革命之势。此时的瞿秋白正在逐渐脱离强调阶级队伍的纯“布尔什维克”化阶段，开始迈向实践，注重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在党的六大讨论组织问题报告中，瞿秋白指出：“争取群众要明白知道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否则，争取群众便是空话”。[7]他说：“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8]当中共在这场革命中被清洗却无还手之力的时候，他认识到：以往我们纯粹依靠工人阶级力量进行革命，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只有造成真正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革命中掌握主动。“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

二、毛泽东深入群众的经验积累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喜欢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

1919年毛泽东发表了《<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两篇著作，就睿智地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9]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时，最为显著。”[10]因此，改造社会的伟业，必须靠广大民众，靠民众的大联合。于是，毛泽东发出了自己的号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1]

毛泽东不但从思想上看重群众、相信群众，在行动上也是积极深入群众。他早年曾组织发起和领导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让他有很多机会和群众打交道，深入了解群众，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也奠定了他一生对于群众的信念，就是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还把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作为求学、获得真知的重要途径，同时又加深了他对群众的了解，增进了他与群众的感情。他在长沙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走向社会，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他和同学喜欢采用“游学”的方式，到处游走，以此了解各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况、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先后走遍了湖南10来个县的乡镇和农村，收获很大，他自己也说：“游之为益大矣哉！”[12]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主办工人夜校时，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思想的雏形。毛泽东主办工人夜校，就是想通过这个机会与工人打交道，学习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学生与“社会之人”相脱离的难题。他指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必须使社会与学校“疏通隔阂”，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13]毛泽东提出的学校要与社会相结合、学生要与民众相结合的思想，寓意非常深远。这为他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进入井冈山地区，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早已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群众思想在永新三湾萌芽

三湾改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年毛泽东和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反而，当地的群众对这支陌生的军队充满了戒备与怀疑——“过去来一次兵，群众受一次苦，经受过反动派的多次烧杀抢劫。这次村里又突然来兵了，群众摸不清底细，不知究竟来的是些什么兵，只听见有人喊枫树坳来了兵，不断线地向村子开来，快跑呀！大家只顾纷纷往山上跑，怕反动派来了再遭殃。”[14]不单是群众，就是袁文才、贺敏学这些地方实力派，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一支队伍也是充满了高度的戒备和防范。“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门。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15]

了解到群众的冷漠、地方实力派的猜疑之后，毛泽东意识到，树立工农革命军的正面形象，和群众搞好关系，对于这支队伍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还提出要“整顿行军纪律，强调部队要做群众工作”[16]。“同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部队要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军队的特点，了解我们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无法存在。”[17]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我们把部队分成许多小组挨家挨户地宣传，向老百姓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打土豪的，并帮助群众挑水、扫地等”[18]。经过部队指战员的耐心宣传和身体力行，当地群众逐渐接受了他们。“这些受土匪惊吓的农民，眼见子弟兵纪律严明，平等待人，处处为群众着想，大家奔走相告，纷纷慰劳红军，村里村外，一片欢腾。”[19]

在进军井冈山的过程中，我们党的部队还与当地群众代表进行良好的互动。“毛泽东同志到了三湾便派人去与袁文才、王佐联系，”[20]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一行三人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泰和祥”店铺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上山意图、政治主张，表示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起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等也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先到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事毕，毛泽东见龙超清三人徒手而来，就送了三支枪给他们带回去。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代表，除了初步落实其“上山”思想，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好头之外，实际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调查，通过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才下定了“上山”的决心，这就使得三湾成为了进军井冈山的起点，也使得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的群众思想开始萌芽了。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

[2]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N].时事新报，1920-4-22，

[3][4]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58-659.649.

[5]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

[6]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67-169.

[7][8]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25.

[9][10][11]魏宏远.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35.145-146. 153-15.

[12]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 [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07.

[13]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71.

[14][16][17][18][19][20]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485.14.197.131.215.487.

[15]江西省永新县志办公室.永新苏区志[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375.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4.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小故事(一) 篇四

就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准备上井冈山的前三天，1927年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一个荆竹山的小山村里召集部队讲了话。

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数百名工农革命军官兵整整齐齐地在站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则站在稻田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毛泽东首先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然后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是建不起来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我给大家宣布三项纪律。”

接着毛泽东掰着手指说：“这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农民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件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事正儿八经地当众宣布，把它当作部队必须遵守的一项纪律呢？原来，就在昨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战士们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又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伙食担子也跑散了，既疲劳又饥渴，只有300人的队伍行进在山道上，稀稀拉拉地摆了二、三里路长。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户人家，不知是谁眼尖，发现离屋子不远的山坡上有一块红薯地。秋天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大家听见这个消息，不由得一涌而上，连泥带苗拔出红薯，也来不及找点水洗洗，用衣袖胡乱地揩一揩，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转眼间，就被挖去了约200多斤红薯。这时，毛泽东随殿后的队伍也赶上来了，看到这一情景，他很生气，忙问在场的几位干部：“你们经过了老表的同意没有？”

连长曾士娥难为情地摇摇头，小声地说：“没有。”

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和旧军队有什么区别？”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大家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又耐心地说：“几个红薯值不了几个钱，看起来是件小事，但体现了一支队伍的作风和纪律。过去旧军队已经让群众伤透了心，我们只有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啊！”说完，他又问战士们，“现在怎么办啊？”

“照价赔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知错就改，一定要赔足钱。”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那时候，2吊500文钱可以买100斤红薯。曾士娥估算了一下，要大家凑足6吊钱，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表，很对不起，没经过同意就挖了你地里的红薯。现赔上6吊钱。——工农革命军。”然后用纸包好，又用一块布裹了一层，埋在红薯地边上。一路上，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由这件事，他想到，一定要制定几项具体的纪律让大家共同遵守，好让大家“有法可依”。于是，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项纪律”就在偏僻的荆竹山应运而生了，那块当年毛泽东站过的、被当地群众称作“雷打石”的大石头，也因此而写进了党史军史中，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稍后不久，根据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又对工农革命军宣布了“六项注意”：

一、还门板，二、还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到乡下搞调查。他问老表：“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这么久了，有没有战士违反纪律，给老表们找麻烦啊？”

老表听了，都竖起大拇指说：“工农革命军真是一支好队伍，自打我出娘胎，还没见过这样的好部队。历来兵匪一家，哪有军队处处为老表作想的事啊！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

“不过什么啊？你放心地说吧，工农革命军本来就是老表的子弟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一定马上改正。”

那位老表说：“有两件小事如果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工农革命军借了我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后来还是还给我们了，但是有时候还的不是我原来的那一块。我们的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有时候战士们还的门板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一块，就上不回去了，我自己得挨家挨户去找，还真有点麻烦„„”

另一位老表也大胆地说：“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给工农革命军摊铺睡觉，用过后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全是散的，弄得我家和牛栏一样，我花了好几天才捆好呢。”

毛泽东听了，说：“放心吧老表，我们马上就改。”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他首先表扬了革命军模范地执行了群众纪律，得到了农民朋友的欢迎，他说：

“农民兄弟都说我们的队伍是‘神兵’，是秋毫无犯之师，可见我们执行的群众纪律是有成效的，农民兄弟也是看得见的。不过，有些注意事项还得改一改。” 接着毛泽东将当地老乡反映的情况通报了一遍，然后说：“比如说原来的‘还门板’就应该改为‘上门板’，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老表家的门框上，才算是真正物归原主了。还有‘还铺草’也应该改为‘捆铺草’，把拆散了的稻草乱七八糟地还给老表，人家不高兴呢！同志们，不要看只改动一个字，恰恰是一字见真情啊。改这一个字就体现了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和其它反动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 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当时，个别战士随地大小便，光着身子在村边小溪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特别是妇女的不满，于是，“六项注意”增添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成为“八项注意”。在这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内容又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内容始终都围绕着群众利益这个中心。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民人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的训令》，从此，“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准则。

泥腿子县长——王次淳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城里人来人往，各乡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打着红旗，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和鸟铳，佩带着红袖章，敲锣打鼓地拥向李家坪广场。

广场上早早地就搭好了主席台，台上方两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几个醒目的大字横挂在主席台的正上方，两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下联是“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上午10时，毛泽东、陈正人、毛泽覃、王次淳、王遂人等人，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台上挥舞着双手，欢呼的人群这才渐渐平息下来。接着，陈正人用宏亮的声音庄严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请毛委员讲话！”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工农同志们，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穷人翻了身，劳苦大众掌了权！现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县长来替大家办事。毛泽东回头叫出身后一位身材结实的小伙子，向大家介绍道：他叫王次淳，是这附近西庄人，前几天他还在地里挑大粪，过去的泥腿子今天要当县长了。

说着，毛泽东把用红布包好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大印郑重地交给了王次淳。王次淳双手接过大印，激动地说：大家信任我，推举我当县长，我很高兴能为大家办事，能为革命出力。但是我也很惭愧，我没什么文化，以后的工作还要大家多支持„„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

就在这次会上，王次淳控诉了大劣绅郭谓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欺压百姓的罪行，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处决郭谓坚的布告上，庄严地盖上了工农兵政府的大印，下令赤卫队员立即执行。

王次淳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工农兵政府县长，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踏踏实实地工作，兢兢业业地群众办事。

1928年4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湘南，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对工商业者实行“大烧大杀”的政策，中小商人不堪重压，纷纷挂起白带子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受其影响，毛泽东亲自开辟的草林红色圩场也冷落了，中小商人忧心忡忡。这时，反动靖卫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也乘机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他们层层设置哨卡，对往返群众实行苛刻的盘查。从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就设立了五道关卡，要抽五道税。他们还四处张贴布告：“谁要接近共产党，跟工农革命军做生意，回来就杀头”。一时间，草林等圩镇上的中小商人也惶恐不安，纷纷关店收摊。靖卫团团总肖家璧扬言，打不下井冈山，也要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井冈山。

看到军民生活困难，王次淳心急火燎，根据上级指示，他召集专门会议，制定解决目前困难的措施。他组织力量配合工农革命军打掉了敌人的关卡，派出工作组到圩镇乡村，广泛宣传保护中小商人政策，使大家解除了顾虑，草林等圩场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以后，王次淳又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凑股集资，开办公卖处。不久，大井等乡纷纷建立了公卖处。

公卖处的建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方便，也给县政府提出了筹集货源等问题。于是，王次淳又组织力量到白区采购食盐、布匹等物资，建立红白区贸易线，用根据地盛产的木、竹、茶叶等产品，换回了军民急需的药材、食盐、布匹等。公卖处生意兴隆，解决了群众的日常用品，凑了股份的人，年终还可以得到红利，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王次淳也随军到了赣南，担任了于都县工农兵政府副主席，1930年2月，重又回到遂川县工作，并提任过红军独立第七团军需处副处长等职。1931年8月牺牲。

“莲花一支枪”

莲花位于井冈山北麓，毗邻永新，是当年湘赣边界六个县之一。莲花县的农民武装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公开和官府作对，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但同时也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深恶痛绝，所以当地土劣一直蠢蠢欲动，想早日铲除这一武装。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于革命遭受挫折，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严厉镇压农民运动，边界农民武装的枪支自然成了地主豪绅掠夺的首要目标。他们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将大部分枪支占为己有。当时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拥有六十支枪，然而，自卫军纠察队的领导人陈朝湘由于禁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反而配合敌人搜走了59支枪。在自卫军领导人陈竞进的带领下，有6位同志脱离了虎口，而其中，只有贺国庆带出了仅存的一支俄国造步枪。为了追缴这支“漏网”的“俄国造”，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贺国庆，形势日益严峻。贺国庆只好和几位同志一起带着枪转移到了深山老林中，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在漫长的等待中，这支枪象火种般被小心地呵护着，同时也温暖着大家的心。

谁知，为了逼迫贺国庆出现，凶残的敌人将贺国庆年迈的父亲抓了起来，并对年已七旬的老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要他说出贺国庆的去向及藏枪的地点。老人或矢口否认，或缄口不言。早已不耐烦的敌人便用棉絮绑在老人的身上，浇上整整一桶煤油，瞬间，熊熊烈火在老人的身上肆无忌惮地漫延„„，贺国庆的父亲就这样死于非命。

不达目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贺国庆的父亲死后，贺国庆的弟弟贺国强又被敌人抓了起来。敌人想利用他的年轻，从他口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面对敌人的丑恶嘴脸，贺国强宁死不屈，最后一无所获的敌人将他杀死在狱中。接二连三的噩耗使贺国庆年老体弱的母亲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从此下落不明。

远在深山的贺国庆满怀悲愤，但面对强大的敌人，却只有将仇恨的种子暂时埋藏在心里，因为他知道，只要保存好这支枪，就意味着发展，意味着还击，意味着壮大。为了不让敌人轻易找到枪，贺国庆把枪拆成三部分，分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敌人的大肆搜捕下，这支枪又被多次辗转藏匿，最后，贺国庆把枪深藏在湘东攸县石桥村一个榨油店的夹墙里，自己则在这一带隐姓埋名坚持斗争，同时密切留意着党组织的消息。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克了莲花县城，决定重建党的组织。贺国庆喜闻这一消息，携枪回到了家乡，并将它慎重地交给了党组织。1928年2月中旬，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在莲花县狮形坳成立，同时，以贺国庆保存的一支枪为基础，成立了莲花县赤色队。1928年4月底，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中共莲花临时县委，并将莲花县赤色队扩编为红色独立团，全团一百多人，设1个连，3个排，9个班，有30多条枪。这支队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成为边界地方武装的主要力量。

目睹了从一支枪的保存到独立团的发展，1928年春节时分，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感慨地写下这样一幅对联：“一根枪支开辟红色政权在今岁；万民团结推翻黑暗统治属当年。”充分体现了莲花一支枪的特殊涵义，讴歌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井冈山第一个女红军——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黄竹岭人。她还在永新县城的福音堂女校读书时就已经得知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4月，当永新一批在外求学的热血青年回城建党建团时，贺子珍成了永新县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9月，北伐军来到了永新，成立了以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主政权，还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奉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被任命为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成为永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那年，她才16岁。不久，贺子珍又到吉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和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

这年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抓捕了贺敏学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吉安的贺子珍得知消息后，立即和其他同志商量对策，很快起草了一份革命宣言，并派人赴省政府请愿，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另外又联络了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县城，救出被捕的同志。

7月26日，宁冈、永新、安福三县农民自卫军攻克了永新城，救出了贺敏学80等多人。这时，贺子珍也从吉安回到了永新。

不久，江西、湖南两省6个团的敌人向永新扑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和永新县委同志一起随着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茅坪，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袁文才等人带着人马在茅坪的步云山迎接，贺子珍也跟着去了。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识别带，个头很高，但很消瘦，颧骨突出，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一种睿智、温和与毅力。因长途行军，草鞋磨伤了脚，走路有点不得劲。当袁文才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时，他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一个年轻姑娘。

见毛泽东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袁文才笑着解释说：“她是永新县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疑团顿释，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爽朗地笑着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此后，她就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一起开展革命斗争。起初，毛泽东住在步云山，到茅坪要步行半小时。袁文才很敬重毛泽东，觉得两人住得远，不便商谈，便请毛泽东搬到茅坪，住进了八角楼。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双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28年5月，朱毛红军会师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军委派贺子珍带领10个红军战士潜回永新。

贺子珍派人分成两队，去了两个村庄。她去的那个庄子较大，地主武装也很强。那一天，贺子珍在一个老乡家里和战士们碰头汇集情报。突然哨兵进来报告说，地主民团带着枪来了。她要大家立即转移，并顺手将桌上的材料塞进灶堂里烧掉。敌人包围了房子，几个战士打着枪硬冲了出去。贺子珍也拔出手枪，顶上了火。准备往外冲。老乡一把拉住她，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说完，把她推到床上的蚊账后面。接着，让妻子用锅灰把脸抹黑，躺在床上装病，又把5岁的儿子抱上床，让他隔着账子坐在床上哭。当时土布做的账子本来就很厚，加上农村的房子窗户很小，屋子里黑乎乎的，从外面跑进来陡然一看，什么也看不清。敌人搜寻了一下，没有发现贺子珍，也就急匆匆地追赶冲出去的战士了。夜深以后，老乡才让贺子珍出来。望着这对豁出自己一家人的性命来掩护她的夫妇，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还想方设法在永新找到这家老乡，把他们接到上海住了半年。

当贺子珍完成任务回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称赞她说：“你工作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小姐，今天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为了搞好边界的土地革命，贺子珍带着一个工作队，来了永新县塘边村。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这里参加试点。在这里，毛泽东的超人的学识和别具一格的工作方法，使贺子珍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朝夕相处的接触，使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爱慕之心。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