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月考总结和反思

2024-07-18

高二月考总结和反思（精选5篇）

1.高二月考总结和反思篇一

10月份月考的总结和反思

十月份月考，作为新学期开端的第一次考试，既是对第一个月学习的摸底与剖析，对接下来的学习也起到安定情绪、定位目标的作用，有人考得好，有人发挥失常。如何理性分析，尽快调整心态，以应对接下来的期中考试?

1.学会为自己鼓掌，每一次的考试都不能丢掉自己的信心

有一位美国作家，他靠为报社写稿而维持生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周必须完成两万字。达到了这一目标，就去附近的餐馆饱餐一顿作为奖赏;超过了这一目标，还可以安排自己去海滨度周末。于是，在海滨的沙滩上，常常可以见到他自得得其乐的身影。

作家劳伦斯·彼德曾经这样评价一些著名歌手：为什么许多名噪一时的歌手最后以悲剧结束一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舞台上他们永远需要观众的掌声来肯定自己。但是由于他们从来不曾听到过来自自己的`掌声，所以一旦下台，进入自己的卧室，便会觉得凄凉，觉得听众把自己抛弃了。他的这一剖析，确实非常深刻，也值得深省。

同样，我们要正确看待自己的成绩，只要我们有进步就是希望，哪怕进步一点点，都要给自己鼓掌，绝不同于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更强化自己的信念和自信心，更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能力和付出。当你做出了成绩，千万别忘了给自己鼓掌：告诉自己“你干得好极了”，让自己被这种内在的诠释所激励。长久会在内心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驱动，驱赶自己勇于超越、勇于进取。

2.养成考后分析、总结、反思的良好习惯是进步的阶梯

每学期的重大考试不少，如何发挥出每次考试的应有作用是每个人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着把自己错误的信息分类。

第一类问题——遗憾之错。就是分明会做，反而做错了的题;比如说，“审题之错”是由于审题出现失误，看错数字等造成的;“计算之错”是由于计算出现差错造成的;“抄写之错”是在草稿纸上做对了，往试卷上一抄就写错了、漏掉了;“表达之错”是自己答案正确但与题目要求的表达不一致，如角的单位混用等。

第二类问题——似非之错。理解得不够透彻，应用得不够自如;回答不严密、不完整;第一遍做对了，一改反而改错了，或第一遍做错了，后来又改对了;一道题做到一半做不下去了等等。

第三类问题——无为之错，

由于不会而瞎蒙或者根本没有答。这是无思路、不理解，更谈不上应用的问题。

经分析统计，这几类错误的比例是2:7:1，得出这个结论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我们知道：做不出和因粗心做错的并不是太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概念理解得并不深刻，这是光靠背诵、练习所无法解决的，并且时间有限自己也不能在短期内完全依靠自己独立解决。所以第二个影响成绩的重要方法就是，求助于老师。

比如，数学可以分为8大部分：函数、数列、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排列组合、不等式、平面向量、二项式定理以及统计。其中，尤其以函数和几何较为难学，同时也是重点知识内容，要弄清楚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对课本上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定理、公式了如指掌，用的时候才能从容不迫，信手拈来。

每次考试有80%的基础题目，只要你花上一点点时间把课本好好看看，要拿下这些题易如反掌;反之，要是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定量都含混不清，不但基础题会失分，难题也不可能做得很好。在老师的指导下，把基础题目进行反复练习，把所谓80%的基础题目反复吃透，深刻理解以后基本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闪失。题目做得多了，就会发现，好多题其实大同小异，所考查的知识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心香一缕

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上，名不见经传的日本运动员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冠军。当记者采访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时，山田先生只说了 “凭智慧战胜对手”一句话。人们对此就是不理解，马拉松比赛凭的就是体力耐力，个子不占优势的山田本一岂不是故弄玄虚?过了两年，山田本一又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他还是一路领先轻松摘取桂冠。同一个记者采访他时问了同样的问题，性情冷谈、木讷寡言的山田先生还是只回答了同样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手。” 十年后，山田本一退役当了教练，在其自传中首次披露了其成功的秘密。原来山田本一每次比赛前自己先驾着车沿着比赛的线路走一圈，并把沿途醒目的标志记下来。比如第一处是银行，第二处是红房子，第三处是一棵大树……一直记录到终点。比赛时，他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完第一段，然后信心百倍地向下一个目标冲去。这样，全程四十几公里被他分成若干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以前比赛，他总把目标锁定在彩旗飘扬的终点，只跑到十几公里他就全身疲惫，被后面遥远的路程吓倒。同学们，我们既要确立末考这一大目标，也重视自己的小目标，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不妨把以后的历次大型考试作为实现自己小目标的标志。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有5 次大型考试，即：本学期两次—— 10月份的期中考试，学期结束时的期末考试，明年三次。我敢保证你每考完一次之后都确立一个下次考试的小目标，到了高考之时，实现自己的大目标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

坚定目标，永不放弃

2.高二月考总结和反思篇二

关键词：中国,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

一、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分析

(一)改革必要性的制度经济学诠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中国市场化道路的性质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然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性质及决定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不过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对过渡过程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就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言,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经济学家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视阈对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这些理论上均认为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是一种交易成本很高的制度安排,而造成这些高交易成本的原因却在于: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利与责任义务的不对等;个人损益与社会损益的不一致等。旧体制的低效率,一方面是由于事实上产权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执行的困难(这主要体现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高代理成本)。产权的模糊性并不仅指每个社会成员切实感受到的权利的模糊,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公有制下,社会成员没有退出权,结果当事人无法惩罚违规者,以致违规行为蔓延,这是公有制低效率的关键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上述结论,发现合作社由于社员被赋予了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做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每一层都会导致代理成本,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换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中初始委托人(老百姓)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每一级工作人员)的工作努力水平会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事实上,此类分析模型就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此外,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了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些条件: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也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二)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

一般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改革的模式。从时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和到位的过程。从空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实行“体制外”改革,即旧体制不变,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第二,在旧体制内,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改变分配契约,允许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或者改变雇佣契约,允许“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第三,试点改革,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第四,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为避免这种浪费,一种办法是承认现有的权利格局是合法的,然后允许拥有权利的人自愿交易权利,此即所谓“计划权利交易”或“买入型交易”,实际上就是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的赎买过程。另一种办法是当旧体制下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分离时,有权利方向义务方支付以换取义务方的同意,此即“买入型交易”。

(三)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原因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改革的初始条件将是决定改革路径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要寻求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就离不开对中国改革之初约束条件的分析。

第一,过宽的“制度鸿沟”。主张“激进式变迁”的人常说:“你不可能分两次跨过一个鸿沟”此话似乎有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鸿沟有多宽?一个国家在选择制度变迁方式之前,完全有必要来度量一下新、旧制度之间“鸿沟”的宽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当然应该鼓足勇气,一跃而过。如果这条鸿沟远远超出了一个人能够跳过的极限,那么仍坚持一步跳跃,便有“落沟”而丧生的危险。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面临着一条过宽的“制度鸿沟”,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就越强,如果这种冲击的强度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那么社会的稳定性将受到威胁,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句话说,为了取得改革的成功一个社会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而这种成本的数量取决于现行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即“制度鸿沟”)以及制度变迁的速度,如果“制度鸿沟”越宽,变迁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越大,则变迁的成本也就越高。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第一个标准,即制度变迁方式的可行性与“制度鸿沟”的宽度密切相关。如果“制度鸿沟”较窄,那么变迁引起的冲击和成本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的“激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反之,如果“制度鸿沟”过宽,那么经济制度的剧变将在短期内给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巨大的成本,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这也是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制度选择总是在一定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无论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在原有制度下的所有资产中,人力资产(这里的“人力资产”是指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劳动力的能力、素质、技能以及他们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将在制度变迁时代中处于所有资产转换的中心,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人不仅是启动制度变迁和决定制度变迁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一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物质资产的处理和重新分配(尤其是在新制度下更有效地利用它),要靠人力资产去完成,原有制度契约关系的瓦解,新关系的确立,以及制度机构的重组都取决于参与的个人和团体的决策。而另一方面,在不同制度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不同的,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人力资产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因此,制度变迁首先要求人力资产随之转化,制度创新究竟有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制度组合与人的因素是否相匹配。就此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因素比人力资产更能确定制度变迁的前进方式了。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产生并给中国留下了奇怪的“制度遗产”:从对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指令性分配,到适合中央计划经济需要的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在所有的这些资产中,人力资产的分配和使用是最不合理的、最不恰当的,不对人力资产进行深刻的改造,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健康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可以取代物质资产,可以复制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没有人(新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然而,对人力资产的综合而又深刻的改造,只能渐进地完成,虽然有可能一下子完全出现新的物质资产,可是一夜之间替换人力资产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把计划经济中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用于市场经济,和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是一个不断需要摸索和花费更多时间的过程。

第三,“制度记忆”的“缺失”。通常,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保留着对某种制度和行为的记忆:即他们今天的利益与他们过去经历的某种制度和行为相关。一般而言,制度记忆具有私人属性,不能转让。对于制度变迁而言,“制度记忆”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已经融入人力资产的制度记忆能为推进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和行为上的线索。当制度变迁具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的进程要顺利的多,因为“制度记忆”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有关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相反,当制度变迁缺乏这类可利用的“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新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在决定和实施时往往会遇到怀疑和犹豫,继而迷失方向。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市场制度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在中国人的大脑中几乎没有关于市场制度的“记忆”,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这也是决定我国经济改革“渐进式”模式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而非激进的大爆炸或休克疗法的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而言之,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改革成功的典型案例。当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首要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其次,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

然而,“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致使许多结构性问题被遗留下来,主要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这里有国内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带给了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的城乡差距;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法律执行困难。

此外,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而且市场很不完善,缺乏正式的制度(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外延型而非内涵型增长,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而不是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缓慢。

中国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尚待解决: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城乡分割;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尚难判断。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对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中,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一直以来都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中国经济学者中产生强烈共鸣。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以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在方法论上秉承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分析精髓,运用了经济人概念、成本—收益分析和均衡分析的静态及比较静态方法,并引入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成果,建构了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框架,即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制度非均衡→初级行为团体出现→次级行为团体提供必要的制度装置→制度均衡再现。

在诺斯的理论中,他的制度创新理论最能凸显其工具理性主义思径取向。在他看来,制度的发明与创新,并非像斯密和哈耶克理解的那样来自市场过程中自发秩序之生成,而是来自当政者或政治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构。就此而言,在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径中,制度变迁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在工具理性主义看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节省征得全体同意的成本,从而提高制度变迁的净收益。不过,现实经验并未对诺斯理论架构所需的政府理性提供充足证据,政府竟然容忍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安排长期存在。为此,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跳出了新古典的框架,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初始的制度安排或选择有可能将随后的制度变迁,长期锁定在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并由此推演出渐进式变迁逻辑。尽管如此,“路径依赖”理论并不表明诺斯放弃了其工具理性的信念,相反,他认为摆脱锁定状态的创新力量和强制力保障仍然来自政府。

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路取向中的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创新,但诺斯在对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时,特别是在涉及社会制度中非正式约束的演变路径时,却采取了一种趋同于斯密和哈耶克在社会制度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并从其中导出了渐进式制度变迁逻辑。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决定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目标。恰恰是这种渐进式改革的现实,又必然要求借助政府强制性介入的制度变迁方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利益格局的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安排。在渐进式改革的逻辑中,对旧利益格局并非一次性打破,而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就导致每个时段新的利益安排都要面临着与旧的利益格局共存的局面。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时间跨度大,进程慢,这种混合的格局会存续很长时间,使新旧两部分利益格局实现“共容”,从而形成一个过渡性利益格局,也造就了一些从这种非均衡体系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格局,新的自发型构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制手段,往往会选择“妥协”,从而导致新制度效率降低,或者完全被旧制度“同化”,出现所谓“体制复归”。

因此,在渐进式改革逻辑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由于具有合法强制力,当新制度安排与旧制度发生抵触时,它可以进行有效的强制性干预,或者利用完备的官僚体系使新制度强制合法,从而覆盖旧制度,改变“锁定”状态。就中国目前的改革经验来看,一旦中国因其初始条件启动了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政府的作用就不可忽视。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进而减少改革成本,使市场化进程顺利推进。这里也可以形象地认为,“双轨制”是新旧利益格局并存的方式,因为“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尊重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而“并轨”则是政府权力强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也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双轨制”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允许自发型构的新制度安排在不对旧利益格局构成本质影响的前提下合法地获取制度外的收益。因此,“双轨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典范之作,它较顺利地解决了旧体制对新制度的激烈排斥而可能导致的改革失败问题。但是,在“双轨制”下,新制度并不能完全脱离旧体制独立运行,它必然要与旧体制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但旧体制不会对新制度予以支持,从而降低了新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国有银行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民间融资尚未被有关法律认可的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资金非常有限从而降低了其效益。更重要的是,由于“双轨制”的存在,一方面,产生了大量可供相关权力集团(包括个人)追逐的“租金”,从而导致寻租行为、腐败现象泛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对新制度不满,使改革阻力增大、社会支持度降低;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在“双轨制”下获取大量“租金”的权力集团(包括个人),构成非均衡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对制度变迁的推进构成来自权力层面的巨大阻力。此时,单纯的市场力量已不足以与其对垒,而勇于改革的最高决策集团,甚至可以说个别有远见的政治家,面对“双轨制”运行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利用政治权力的合法强制性手段,以修改或颁布法令的方式实行“并轨”。尽管这样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政府的利益平衡措施及其权威,很快消除了阻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尽管“并轨”带来经济和社会的“阵痛”,但毕竟在“并轨”后一些更“市场”的规则,可更方便地被制定出来,由此可认为,每一次“并轨”都致使市场进一步完善。

(二)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反思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障碍。

首先,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质疑和削弱。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威性构成了其强制性的基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威其实就是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向信息相对缺失的一方提供信息的行为,或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凭借其信息优势直接提供方案时的被认可性或服从性。信息的不对称导源于信息搜寻成本和对信息感知能力的差异。就信息搜寻成本而言,不论政府如何高效,政治领袖如何杰出,都不能无成本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必须搜寻到大量非大众化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搜寻,政府虽然比其他“社会实体”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需要搜寻的信息范围越大其成本也就相应越高,而且对那些通达渠道存有障碍的信息的获取,政府所付成本不一定更低。就信息的感知能力而言,政府是一个由“有限理性”的具体个体(政府官员)构成的“实体”,而非一个理性而超然的存在。即便从整体上而言,其也无法超越“有限理性”的局限。此外,由于搜寻成本高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备,也属于“有限理性”范畴。基于上述缘由,社会公众就没有理由完全相信政府提供的方案一定是最优的,从而其权威性就有理由被质疑。这样,由于权威性的削弱,政府主导模式所需的合法强制性也必然会降低。

其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将会面临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两方面权衡和选择的困境,以至无法摆脱“诺斯悖论”。不同制度主体的目标函数或效用函数是有差异的。以初级行为团体的自发行动为特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政府的自觉行动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就明显不同。前者完全是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而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的最大稳定、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基于此,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一个存在的经验事实是,当存在高度集权的政体和不完善的政治市场时,制度变迁是以掌握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与制度变迁的基本取向两者一致为前提的,而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则单一化为巩固其政治威信,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这表明,统治者(政府)的效用最大化并不必然同社会财富最大化相一致,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因此,当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等成本因素时,那种容忍和漠视低效率制度长期存续的政府不作为,就不难以理解了。所以,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并非必然拥有长期稳定的动力源。

再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外在制度或正式约束方面作出调整,而内在制度或非正式约束是否会对这种调整给予支持,也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制度缺乏是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因而制度构建就成了迫切的需要。尽管基于制度普适性认知的制度模仿,被认为是可选择的节约成本的方式。但是,不同社会和国度在习俗、意识形态、社会资本构成乃至政治文化底蕴方面是不同的,这也进而构成了不同社会和国度内在制度的差异,这也将会导致具有相似制度的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其制度运行效率方面的截然不同。一种存在的经验性事实是,外在制度的推行,需要借助内在制度构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外在制度的可执行能力取决于其对内在制度的兼容性。中国的内在制度特征显然有别于“制度溢出”的国家。当政府将规范的市场制度在国内推行时,如遇到来自非兼容的内在制度抵触,政府要么借助具有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要么按照渐进式逻辑通过长期“教化”修正内在制度。“双轨制”的运作,为内在制度的修正提供了时间和利益诱导,为以后“并轨”准备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不过,暴力的使用并非是一种持续性的手段,而内在制度的修正,又是漫长且无法确知其方向的社会自发过程。所以,强制性的政府制度变迁推进,必然遭遇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

最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需要借助完备的政府官僚体系和政治机构。因此,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为保证政府主导的可行性,在经济体制改革时,保留了原有的政府行政体制。这实际是渐进式“双轨”理路的延续。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已启动了“市场”思维的经济体制,遇到越来越多来自传统“计划”思维的行政体制障碍,从而构建的市场体制效率必然受损,除非政治体制也进行与经济体制一致的制度变迁。但是,这又无法延续政府主导的逻辑,政治体制变迁的实效也无从保证。这恐怕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为自己设置的一个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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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eong H.Liew.“Gradualism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Role for A Strong Central State”,Eco-nomic Issue(JEI),1995,(9),No.3.

3.高二月考总结篇三

语文——基础知识不好，回家没有认真复习背诵，古诗词默写部分错了几个字。《朝花夕拾》的相关资料课后没有看，没做好充分的准备。作文记叙文写得有点跑题，没有抓住其核心内容，没有真情实感和有些语句不通顺势被扣分的主要原因。对此我对以后学习提出改正，上课要仔细听老师讲课，多复习、背诵等，提高写作水平和能力，多练笔，多读书，多参加有益的活动，扩大知识面，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

数学——这次考试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是倒数第二题，我在抄写时把符号写反了，本来会做的题，为此扣了7分。还有就是X-kxy+9y的那道题，由于我考虑问题不够全面，所以只答了一个6，答案是±6。在以后的考试中，我要细心看题，用全面的眼光看待和思考一个问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且也要认真仔细的完成老师不值得午练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