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歌必背篇目

魏晋南北朝诗歌必背篇目（共3篇）

1.魏晋南北朝诗歌必背篇目 篇一

魏晋南北朝诗歌概况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渐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现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古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藉《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锺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藉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辩地证明他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脁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此后，许多诗人写作时更讲究声律，促使近体诗一步步趋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脁的山水诗，吸取了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健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魏汉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2.魏晋南北朝诗歌必背篇目 篇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动荡,人民生活疾苦,统治阶级的欺压与剥削,使得当时人们的命运就像浮萍一样漂浮不定。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社会背景下,琴的身影频繁出现,受到了文人的大力推崇与喜爱,成为了文人志士宣泄内心情感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由于琴文化内涵的转变,文人与琴达到了空前的默契,琴被引进他们的诗歌中,或作题材,或作吟诵对象,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琴与诗的结合使得琴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空前的开创性。

一、琴的发展史以及琴文化内涵的转变

梁元帝《纂要》曰:“古琴有清角者,黄帝之琴也”。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关于琴的造制都归功于古代帝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推测,而早在《诗经》中有了琴的记载,由此看出它确实有深远的历史。据史料《琴操》记载:“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常御者。”由此证明,在汉代琴已经被赋予了“琴德”、“琴操”。琴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口碑,与它本身中和的音质有关。其次,儒家讲求“修身正己”,通过弹琴可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因此在汉代琴受到了大力推崇。琴在汉代融入了众多的儒家道德思想,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提升,以及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冲击,人们开始摆脱儒家音乐思想的束缚,追求道家清静致远、自然脱俗的意蕴,此时琴融合了更多道家的艺术审美标准。魏晋南北朝时期,琴融入更多道家的思想,被称为“雅琴”,因为弹琴更多地是在乎它的弦外之音,这一点也被隐逸诗人陶渊明所接受。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思想对琴作出了更多的诠释,不再以儒家的礼乐为依据去欣赏它,琴的地位也从政治、伦理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走向艺术与审美的自觉之路。

二、琴排忧思想在诗歌里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国家分裂,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更多地远离政治生活而去艺术中寻找精神的安逸,因此,人们对艺术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文学与艺术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得文人与琴的结合成为了必然趋势。当时琴被文人广泛接受,以及作为写作的对象,从而影响到诗歌的创作与实践。琴所产生的琴曲与诗歌结合有了新的结晶——琴歌。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琴及琴曲具有一定的文学功能,与诗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琴隐逸思想在诗歌中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由于文人的喜好流传下来了许多古琴曲,当我们审视这些琴曲,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许多清高孤洁、视富贵如浮云的士大夫人生观,同时又流露出琴人的愤懑之情,体现出神往或无可奈何的隐逸思想。动乱的社会环境、自给自足的田园经济,以及下层文人的求仕无门,都是隐逸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原因。

四、琴知音思想在诗歌中的体现

魏晋时期的个性主义是以离弃凡俗为代价的。难以排遣的寂寞之情与其并生,士人的知音寻觅弥足珍贵,并不是付出努力就能实现。然而知音难求,也是当时士人的难解情结。魏晋时的文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目标,在书牍中寻不到信仰归宿,此时期的文士比任何时期都孤独,对知音的渴求也更加强烈,琴的出现为文人们带来了许多精神的慰藉。

五、琴求情意蕴在诗歌中的体现

《诗经》中“以琴传情”的意象被后世所凝结,并流传下来,上演了一幕幕凄美的爱情故事。“琴传情”的内涵在中国文学中是很流传的,也在文学上影响到了诗人们的创作与实践。诗人们在诗歌中将琴的内涵加以表现,烘托出了男女相思、爱慕之情。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琴已经成了一种独具内涵的的意象,丰富着诗歌的意境。从以上关于琴在诗歌中的关系可以看出,琴的文学性具有抒情性,琴不仅是为了“排忧”,而且成为了“情”。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琴被染上了悲伤的色彩,作为抒发心志的载体,琴在文学中的意境得到了深化。琴的文学形象具有审美性,琴通过在诗歌中的表现,增加了读者的审美情趣,使得琴与诗歌产生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琴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人志士宣泄内心愤懑情绪的工具,受到了众多文人的推崇和喜爱。

3.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脉络 篇三

摘要：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其突出特点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而其作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玄学、佛学、道教开始兴起，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促进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变化，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诗歌的形式多样丰富，表现领域得到扩大。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异端思想突起，孕育了建安精神和建安文化。建安人在乱世中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珍惜文化，关怀时事，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曹操的《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建安文人在重新认识和思考个体生命价值时，更加关注社会，他们的作品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表现忧时伤乱，将建功立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抒发强烈建功立业的愿望，这就使建安诗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就形成了“悲凉慷慨”的诗风。

与悲凉慷慨的诗风相适应的是建安诗歌的形式，建安文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并加以改造，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建安文人或采用乐府旧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抒写国家大事、个人的壮志和抱负；或以乐府形式另写新题，将辞赋的语言声律带入乐府诗中，使五言诗既具有乐府诗的质朴，又有文人化的升华，将五言诗推向成熟。此外，建安文人还在杂言、七言诗等方面做尝试，如曹丕的《燕歌行》等，这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包括从正始到晋武帝泰始以前，即曹魏后期、魏晋之交的整个历史时期。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争权夺势的斗争异常尖锐，夺权之人以阴谋手段诛杀名士，杀戮异己，翦除宗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避世自全的态度，司马集团为掩饰自己的行为，又虚伪地提出“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面对恐怖与虚伪地现实，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显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政治理想出现了危机和幻灭，人生信仰也发生改变，玄学开始盛行，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建安文学中对理想功业追求的热情和自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抑郁以及强大政治压力下个人失意的悲哀，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遥深，寄托隐晦。正始诗人开始逃避现实，以哲学的眼光理性地观察现实，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为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有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也称“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它的基本主题为忧生忧世，对生命的感化和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如《咏怀诗》第三首以树木由繁华转为憔悴的过程，暗喻了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难以自保的忧患。对生命的忧惧与人生的剧痛，是阮籍产生了隐逸求仙的思想，所以《咏怀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表现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对现实污浊的鄙弃。《咏怀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揭露，他常以比兴、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造成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效果。其语言朴实平易，感情真诚厚重，都是对建安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以五言诗咏怀为题的组诗体制抒写性情，对后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社会状况明显好转。一些文人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很多人成为权门下的宾客，任诞之风有所收敛，个人意识不断减弱。文学表现的范围变得狭窄，缺少充实、激动人心的内容，像建安风骨那样明朗刚健的作品和正始时期隐晦曲折地揭露现实的作品已经很少了。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内容上拟古，讲究藻饰，注重形式技巧，形成华丽的风气，形成太康诗风。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而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左思的作品却独树一帜，其作品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批判精神。其《咏史》八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止咏史事，而是借咏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抱负，情调慷慨激昂，文笔矫健雄劲；语言简劲，虽有工巧之致但不可以雕琢。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的短暂繁荣、安定后，发生“八王之乱”，晋室开始分崩离析。怀弟永嘉年间，因北方少数民族起义而陷入割据局面。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偏安政权，史称东晋。从永嘉起至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言诗”占据诗坛。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

东晋时代，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日益兴盛，文人士大夫普遍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文学失去了艺术而变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了。当时佛学和玄学一样也受到重视，出现了玄释合流的局面。以专述老庄哲理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晋末年，山水诗兴起，陶渊明的田园诗给晋宋之际的诗坛带来新的生机。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不像阮籍、嵇康佯狂任诞，而是出于率真，因而他的诗歌更接近自然化境地。他的诗歌给空虚枯燥的玄言诗坛带来一股清新诗风，其艺术风格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境界。

南北朝是指东晋灭亡到隋统一的一百七十年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期。这一时期，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刘宋至陈，元嘉文学、永明文学、工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1）元嘉年间，代表作家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晋宋之交，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大明、泰始之际，其间“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2）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究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永明体的形式特征为：句式渐趋定性，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配的观念比较明确，但还没有形成粘的概念。此外，用韵由疏而密，押平声韵居多，押仄声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经接近唐人。永明声律论和新体诗的出现，揭开了我国诗歌史上从比较自由的古体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转变的崭新一页。（3）梁中叶至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主要指梁陈时期以描绘女性体态与生活为重要内容，风格绮丽轻柔的宫廷诗。宫体诗发展到陈代更趋轻靡，如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乌栖曲》，江总《宛转歌》、《闺怨篇》等，内容空虚，风格浮艳。宫体诗虽然格调不高，但他的出现拓宽了审美对象的领域，对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具有一定意义，对后代文学体裁的创新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宫体诗继永明体之后，使格律、对偶等诗歌艺术更趋成熟。

北朝文学除民歌外，文人作品比起南朝来，是显得很消沉的，特别是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几乎一段空白。诸游牧民族的长期混乱和野蛮统治，便是造成这段空白的主要根源，但其亦有其特色，北人学南与南人入北的双向交融，使北朝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诗坛别开生面。特别是庾信进入西魏北周，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大变，并在北周形成“庾信体”。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文学发展繁荣。对北朝文学影响最著的是齐梁诗风，北魏诗歌最早透露出南北文风交融的趋势。

东晋及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可分为三类：

（一）吴声歌曲

（二）神弦歌

（三）西曲歌,其民歌内容虽然单调，但由于所写之情极其真实，多从肺腑流出，所以读来仍感到清新可喜。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南朝乐府民歌要丰富得多，而且情调也迥然不同：（1）南朝乐府民歌大多产生于长江流域，其诗中景物多秀美清丽，具有江南秀媚的特点。北朝民歌大多产生于北方，所以诗中景物多具北方雄浑的特点。（2）南方相对安定，统治者沉湎于歌舞、寻欢作乐中，诗中多以情爱为主。北方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所以诗中多反映**带来的凄苦（3）同时爱情诗，南北乐府民歌也有不同，南歌委婉，北歌则爽快直接。北朝乐府民歌还有一些南朝乐府民歌所没有的内容，如反映贫富对立的《幽州马客吟》，也有写汉人反抗匈奴贵族的《杂歌谣辞》。北朝乐府民歌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其慷慨悲凉、刚健豪壮的艺术风格为文人所称道。

参考文献：钟嵘 《诗品序》

刘勰 《文心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