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身份语言

少数民族身份语言（精选8篇）

1.少数民族身份语言 篇一

《皮格马利翁》中的语言危机和身份危机

[摘 要] 萧伯纳的剧作《皮格马利翁》源自希腊神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卖花女伊莉莎如何被训练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本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分析卖花女伊莉莎在学习上流社会语言时遇到的语言危机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萧伯纳；《皮格马利翁》；语言危机；权力—话语理论

一、前言

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可分为两部分的两幕剧，每部分都是皮格马利翁式的神话：第一部分卖花女被训练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第二部分为从淑女到独立女性的蜕变。初读这部剧本，读者会误认为这是一部灰姑娘的故事：出租车是童话故事里的南瓜马车，把戴着鸵鸟毛帽子、穿着粗布外衣的灰姑娘带到了希金斯的实验室。通过语言学教授希金斯对其六个月发音、讲话方式和行为举止的训练，灰姑娘伊莉莎成为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

在萧伯纳的笔下，卖花女是无知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差异，只是着眼于较为肤浅的外在品质，即高贵的谈吐方式和优雅的礼仪风度，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和物质是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经济基础。显然，皮格马利翁式的神话在萧伯纳的笔下，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了社会的不平等：上层阶级的语言及生活方式被用作下层阶级的“正面的”参照，实际上它们实施的是符号权力。社会学家认为权力不是存在于词语或符号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对词语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说出这个语词的人的信仰。六个月后，卖花女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高贵语言，却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记了，就是想用以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从某一层面上说，蜕变后的卖花女伊莉莎成为语言的奴隶，然而她并不是放弃反抗的权利而一味地妥协。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权制社会暗暗地进行着斗争，这种意识源自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拥有话语权力一方的积极反抗。正如福柯所说“：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1]240

二、身份危机和语言危机

Lynda Mugglestone认为，在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前，萧伯纳似乎不仅意识到了口音和阶级明显的共同变异，而且也意识到了R.A.赫德森提出的“主观的语言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2]373就是说，萧伯纳在创作这部剧本时，意识到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造成语言上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第一幕出场时，卖花女说着一口流利的cockney accent：“Ow，eezye-ooa san，is e？ Wal，fewd dan y’de-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eed now bettern to spawl 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athaht pyin.Will ye-oo py me f’them？”（哦，他是您的孩子吗？哼，您做妈妈的要是管教管教孩子，他也不能把人家的花给糟踏完了，就跑开也不给钱。您替他给钱吧？）这样的语言确定了伊莉莎的身份：来自伦敦东区的下层卖花女。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烂菜叶”：“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你该记得你是个有灵魂的，能说人话的人。”语言能够反映说话者的身份，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标记具有社会意义，它可以传递一定量的社会信息，比如说话者所属的社会群体等，同时也阻碍了下层阶级应有的机会与权利。世纪时，伦敦东区人不仅被视为社会上的低能者，他们的土音还成为上层社会的人们在语音学和语言学方面某一失误的范例。卖花女正是来自这样的阶级，因为没有标准的发音，甚至不能去商店里当售货员。而相比之下，说着一口标准伦敦口音的希金斯教授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他利用语言控制着伊莉莎。萧伯纳并不是简单地描写了卖花女如何蜕变成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而是一个卖花女在舍弃了自己的cockney accent，努力学习标准英语过程中面临的身份危机。正如王成兵所说“，身份是指人类在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的确认，主要围绕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差异轴作家作品展开，而身份危机则是指自我身份感的丧失”，[3]18即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

伊莉莎虽属于社会中的下层阶级，但是她善良且会替别人着想，有理想、有追求，这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希金斯不同，他自私自利、对他人和周围的事物极其冷漠。在与希金斯和辟克林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卖花女渐渐对他们两个有了感情，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尽心地接受一项项的脑力劳动训练，为了自己以后能到花店卖花，更重要的是由于她与希金斯和辟克林之间的情谊。然而希金斯只是把她当作一件实验品，一个实现自己规训权力的工具。卖花女伊莉莎的身份危机表现为个人语言感染力的丧失，正如她自己向希金斯抱怨的：“你同我说过的，要是一个小孩子到了外国，几个星期他就能学会当地语言，自己的话就忘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到了你们国家，把我自己的语言都忘了，现在只能讲你们的话了。”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9世纪的西方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女性的行为受诸多因素约束，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语言能力不仅代表着知识，同时也代表着权力和地位，它能够标识上流社会的特权、优越感。希金斯教授就是这一观点的忠实捍卫者，他认为：发音问题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灵魂和灵魂之间的鸿沟。在希金斯眼中，伊莉莎只是一片“烂菜叶”，而她的丽孙林区土音是让她下半辈子仍然只能在贫民区里混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造诣极深的语音学教授，希金斯期望用一些制度化的特殊方式，制造出一个能遵循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伊莉莎。这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是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力。希金斯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是具有话语权的，再加上他的职业，也是被社会认可肯定的。因此，对一个出身卑微的卖花女来讲，希金斯对其具有绝对的约束权力：“不超过三个月，我便可以让她出席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别人一定以为她是一位尊贵的夫人！或许我还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去贵族家中当保姆或店员的差事，那样的差事一般要求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六个月后，卖花女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高贵语言，却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记了，她就是想用从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从某一层面上说，蜕变后的卖花女伊莉莎成为语言的奴隶：“她真可怜，跟谁也不敢顶嘴

了！为了要让自己规规矩矩的，她的气势全没了。”

三、独立与自由的新女性的诞生 萧伯纳的剧作《皮革马利翁》于1914年4月11日公演，其中扮演希金斯教授的Beerbohm Tree改编了原创剧本：最后卖花女伊莉莎与希金斯教授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为此，萧伯纳大发雷霆，便创作了《皮革马利翁》的后序。在这篇散文性的后序中，萧伯纳强调的是最后卖花女自己开了一家花店，并没有与希金斯教授结婚。对于萧伯纳的这篇后序，Nigel Alexander 认为：“萧伯纳认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比一个蜕变的淑女要重要得多。读者不应该只看到卖花女外表的蜕变，更要关注一个独立、自由的灵魂的诞生。”[4]23 经过希金斯教授训练，卖花女伊莉莎被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即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当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及自己面临的语言危机、身份危机之后，这位淑女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男性的思想，相反的，她是在跟希金斯代表的父权制社会暗暗地进行着斗争。这种意识源自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拥有话语权力一方的积极反抗。福柯认为“言说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碍和阻力，是它的反抗点及对立的战略形成的出发点”，即一定的话语言说同时也会创造、加强或削弱、对抗权力。刚出场时的卖花女便突显出了自己追求平等和独立的意识：“咱是个十分正派的人，跟谁比都不差。”[5]68当听到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士对自己的贬低时，她坚定地声称自己和他有同样的权利待在这个地方。福柯强调说，一个话语也可以作为一连串的事件来理解。[6]39 卖花女伊莉莎也通过一些行为事实体现自己的特殊话语。例如在第四幕舞会结束后，伊莉莎因不满希金斯教授对自己的无视，扔了他的拖鞋。这双拖鞋可以被视为伊莉莎决心与过去决裂的一个象征物，也是拒绝自己的灰姑娘式的圆满结局，即嫁给一个王子。她希望希金斯教授能意识到她的存在，尊重她的感受，而不是只把她当作一个毫无感情和人格的赌注。当天晚上，她便离开了实验室，这一举动使伊莉莎的形象更丰富，她的离开也正是她努力追求平等以及独立的意识体现。

四、结论

通过分析卖花女伊莉莎的语言危机及身份危机，读者可以领略到萧伯纳对神话模式的颠覆，这部剧作《皮革马利翁》并不是简单描写一个卖花女的浪漫故事，它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剧作，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在等级秩序充斥着整个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在想尽办法挤进上流社会的同时，却失去了最为珍贵的东西：自我。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告诉我们，在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每个人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通过描写一个普通的下层阶级卖花女的故事，萧伯纳告诉读者要去努力追寻一个自我认识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Mugglestone，Lynda.“Shaw，Subjective Inequality，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Language in Pygmalion”[J].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1993：373.[3]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Bloom，Harold.ed.George Bernard Shaw’s Pygmalion [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23.[5]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6]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理解福柯[M].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少数民族身份语言 篇二

关键词：语言,身份,身份构建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 国内外学者开始对语言与社会身份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有益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人们对语言和身份的认识逐渐增强, 语言选择与身份构建的关系日趋明显。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 探讨语言与身份的相互作用。

一、 语言与身份的相互关系及研究概览

1.语言与身份的相互关系

语言是人类生活和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是一种社会现象, 反映着社会的存在和变化, 这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社会的产物, 是每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身份是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套有意义的系统性规范, 是社会关系网中人及其所处位置的标志。身份是一种抽象的东西, 但是这种抽象的东西能把异质个体或群体区分开来。各种不同身份的确立应该被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构建形成的。

综上所述, 语言与社会身份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语言选择反映社会身份, 身份是在语言的选择过程中构建的。辨别一个人最普遍使用的方法是通过识别他的语言。语言具有身份标志的功能, 因为人们可以用语言进行思维并且可以用来建立某种社会关系。所以, 语言选择与身份构建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两部分, 它们二者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

2.语言与身份关系研究概览

对于语言与社会身份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达几十年的历史。早期的变异语言学家认为他们二者之间是相关和共变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阐释个人语体形成的心理原因在于身份认同和排斥;交际社会语言学认为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 语言构筑了主体的社会身份;发展心理学阐述人生各个阶段及各种关系中的生命身份构建、维持和变化;语用学揭示社会身份的情景性和行为性, 认为身份是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展演合乎规约的语用行为的结果;批评话语分析则进一步揭示语言与身份的辩证关系, 认为人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语体来构建主体身份。各家流派百家争鸣, 均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了语言与身份的互构关系。

二、 语言具有身份属性识别的社会功能

语言是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交际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社会性是语言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语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着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韩礼德认为, “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因此, 社会是语言产生的前提, 无社会便无语言;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 它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语言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语言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 其中一个功能便是语言的身份识别功能。人可以通过语言建构社会身份, 从而起到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作用。很大程度上讲, 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是通过语言行为来建立和维护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使用何种语言或方言, 区别出他生活、成长的地域差别;通过人们交谈时候选择的词句来判断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社会地位等等。Grimshaw 认为很难找到一个社会特征不与语言的变化有关, 即任何社会特征都会通过语言使用的变化反映出来。

我国地域辽阔, 不同的地域拥有着不同的方言语体;同时, 我国也是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 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有时候也使用不同的民族语。因此,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 频繁地在普通话、方言及民族语之间进行转换。例如, 上海人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遇见同为上海人的话, 必定愿意用沪方言与之交谈;而青海撒拉族同乡交际时他们大多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撒拉语, 因为他们共同的民族身份是最突显的部分;与此同时, 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 他们一般在老乡间的交往使用家乡方言土语, 而与其他人交往时多用普通话或所在地方的语言。通常情况下, 根据一个人所持的方言, 也就基本能够判断出该人所处的地域性特征了。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常常利用这种语码转换的方式来标示他们的地域身份和民族身份, 同时以此来构建和强化同乡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些进步的社会交际学派学者认为身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构建, 形成和发展的。身份被认为是一切社会交往的源泉。也就是说, 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事实上, 它是一种动态的, 复杂的社会现象。身份会随社会环境的改变、交际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所以, 作为身份最重要的指针之一是语言的选择, 语言使用的异同反映了身份的差异。归根结底, 语言具有身份属性识别的社会功能, 在交际过程中, 身份的不同是语言选择的渊源, 同时交际者在语言的选择过程中构建着自己的身份。

三、社会身份对语言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身份是社会关系网中人是谁及其所处位置的标志。身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行为, 而这些行为又是由想要在某些群体中建立社会联系和独特性的欲望而促使的。人们表达自己和显示身份的方式包括了他们与其他人通过使用语言交流的方式。换句话说, 社会身份常常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彰显出来。因此, 社会身份对语言的选择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1.身份感影响人的语言选择

在影响语言选择的诸多因素之中, 身份感居于首要地位。比如, 香港人的语言选择一直徘徊于“三语两文” (英语, 粤语, 普通话;英、汉书面语) 之间。自1984年中英签署了联合声明以来, 香港人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香港人始终认为掌握英语技能是其获得西方世界物质利益的手段。而香港人对于粤语和普通话的态度却伴随着他们身份感的不同而大有变迁。在香港回归以前, 粤语在认同因素上普遍高于普通话。1997年, 香港人的“语言焦虑”随着回归的临近日趋严重, 各种普通话教学班大为兴盛。香港的回归使得港人的身份感得以重塑, 普通话持续升温。时至今日, 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越来越多。

2. 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影响人的语言选择

同一种语言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各种语言亦然。有个美国作家曾列举了一系列有关“怀孕”这一说法的幽默例子:

(1) She has cancelled all her social engagements.

(2) She is in an interesting condition.

(3) She is in a delicate condition.

(4) She is knitting little booties.

(5) She is in a family way.

(6) She is expecting.

(7) She is pregnant.

通过上例我们可以看出:对同一事件进行描述, 由于环境、时代、阶层、教育等各种因素的不同, 不同人所使用的语言表述方式也不相同。比如, 受教育高的人往往在说话过程中较多的使用规范语和委婉语, 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会较多的使用俗语。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会说出不同的语言以表明自己的身份。

四、结语

本文从分析语言和身份的概念入手, 通过具体社会交际中的实例分析和研究语言和身份的相互关系。语言与身份的相互关系是与生俱来的, 语言选择与身份构建之间是辩证的关系, 两者互为条件和结果。这样的关系源于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功能, 语言或话语的构建作用是其重要的功能, 所以语言选择和身份构建成为了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综上所述, 语言的选择在反映或保持个人社会身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身份对于语言的选择也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了解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实践中的角色转换, 完善我们的日常交际。

参考文献

[1]R.A.Hudson.Socio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黄国文, 常晨光, 丁建新.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第八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4]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5]赵蓉晖.社会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6]秦晓峰.浅析语言与身份转换的相互作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8 (13) .

[7]乔慧.论语言的社会性[J].科技创新导报, 2008 (10) .

3.语言生活化身份要分清 篇三

我和爸爸挖红薯

（开头最好加上时间，不然有点突兀）吃着香喷喷的红薯，我不禁想起了（是哪次呢？不明确，应该点明）挖红薯的经历。（倒叙的方式开头，很不错，读者很想知道，那次挖红薯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发生呢。）

我们参加了一个活动——挖红薯，（这个活动是什么单位组织的，参加活动的具体时间，都要交代清楚）谁挖的最多，就得冠军，家长和孩子合作完成。（有比赛就有规则，就有奖励，这些都要交代一下。）

开始挖红薯了，我对爸爸说：“您先挖吧！”不是我尊老，其实是我不知道从哪儿挖起，才叫爸爸先挖。可是爸爸却说：“你先挖，我來指导。”我不情愿地拿起锄头，听爸爸的指挥，（“听……指挥”搭配与事实不符，不能光听不干，改为“按照”更好）在这块地（第一次出现“地”，不用“这”字，改为“一”，更合适）挖呀挖，（怎么挖的？动作描写细致些）这块（去掉这两个字，与前面的重复）地已经挖得很深了，可是连一个红薯的影子也没看到。这时一个小男孩高声呼喊道：“呀，好大一个红薯呀！”他举起那个大大的红薯，欢呼起来。哼，有什么了不起，我把气撒在爸爸身上，您指挥的什么呀，真是的，还没一个孩子强呢。（注意语气和措辞哦，人物语言要符合人物身份。另外，说话时的标点不要忘了。）

把锄头给我，看我的。（标点符号要使用正确）爸爸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挖了一会儿，红薯的头露出来了，我急忙跑过去扯，爸爸说：“我先把它周围的挖过去再扯。”（爸爸的语言要完整）太好了，红薯的全身都露出来了，原来是六胞胎呀！我的手也痒痒了，我和爸爸说，爸爸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手为什么痒痒，“我”和爸爸说了什么，这些都要交代清楚。）

我也像爸爸那样做，（怎样做呢？写清楚）挖了好几个呢，有大的，有小的，还有多胞胎。（红薯的样子描写得不够全面。）

有一位采访的记者（“采访的记者”重复，记者当然是负责采访的呀，改成“电视台的记者”）问爸爸：“请问您这次带孩子的目标是什么？”（表达不准确，人物的语言表达的意思要准确、简练）“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多给孩子点机会，让孩子有锻炼的机会。”（注意爸爸的语言要生活化，不要说大话哦）“很好！”记者兴奋地说。

虽然这次我们没得到冠军，但是我知道了做事不能半途而废，不然事情就做不好。（这个道理好生硬哦，可以富有童趣一些。）

【名师处方】

这篇习作，选材很好，写了挖红薯比赛这个独特的体验，能简要交代比赛的时间和规则，能运用对比的手法：前半部分写的是“我”没有挖到红薯很灰心，小男孩挖到了红薯，衬托“我”的失败；后半部分写的是爸爸怎么挖红薯的。但是需要努力的地方：1.爸爸和记者的对话很好，揭示了活动的意义，但是要注意爸爸的语言要符合人物身份。2.第三自然段：“我”的心理活动和语言也要符合孩子的身份。3.结尾“我”的感受也要儿童化，有孩子味，不能用生硬的“道理腔”。

4.云南印象(对少数民族的语言) 篇四

(2011-06-17 13:52:50)

一、实践具体计划(一)前言

云南是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边疆省份，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中缅、中老、中越国境线上，而且，多数与境外的同一民族同宗共祖，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基本一致。

2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水族、满族已转用汉语外，其余的22个民族共使用26种语言，14个民族分别使用着22种民族文字或拼音方案。可以说，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仍以自己的母语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仍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成为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和进行思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主要工具。在党的民族政策中，语言文字平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坚持和执行了语言文字平等，才能真正地坚持和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也才能真正地把《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落到实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9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白皮书中所指出的：“在中国，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

在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思想，更好地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中国政府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给予“倾斜”，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记录、描写、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文字、声像资料，尽量延缓它们的流失。文化部所界定的诸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都与语言文字载体有关，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包括对语言文化的调查。

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源不仅代表着民族的智慧,而且成为自己民族图腾般的象征,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资源。少数民族语言职业和少数民族语言产业的逐渐形成,更加显示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云南经济发展重要的特殊的资源。因此,我们要团结积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最大化的保护和开发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同时,积极创新和投资,让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创造更多新的经济价值。这样新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一旦形成,必将充分展示其特殊社会能量,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整个语言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语言学本身来说，语言资源是发展语言学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来说，积累的语言资源丰富，发展语言学的潜力就越大。以中国为例，中国有许多小语种，至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学术价值极高，其中不少语言保留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许多古老的面貌。有的语言资料，通过深入研究，是揭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因此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它对于开展描写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类型语言学研究，乃至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它对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格局的复杂性，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也是十分有益的。(二)活动背景

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语言的资源、文化的资源、经济发展的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许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一)有利条件 第一,国家政策。我国政府历来都很重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成立专门机构,帮助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国家共为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白、纳西和景颇等民族设计了十几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很受欢迎。

第二,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的传播贯穿于人类传播历史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这种传播方式仍然保留,在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特色的云南文化资源。例如:歌谣,传说,谚语,咒语等。

第三,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竞争性。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都是经历了语言竞争的考验而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中的大多数深深扎根于本民族之中,有很强的竞争性,其功能很难在短期内受外界语言文化的干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就政治经济水平人口分布比例来看,政治经济力量较强、文化水平较高、人口较多的民族使用的语言能够容易开发并且容易影响另一个民族的语言。(二)不利因素

第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与封闭性特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生态环境使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其中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十分丰富并呈现出“隔山不同语,隔村不用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闭塞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第二,云南政治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容易被新的文化所影响,削弱本民族语言的使用与普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青少年接受新事物,学习接受了新文化,母语能力是一定程度会下降。第三,聚居地中散居、杂居,相对闭塞、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更容易被汉族语言文化以及其他聚居地更集中经济更发达的民族语言文化所影响和改变。

第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还不够完善,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少数名族语言文化教育的课程和方向还不成熟和明确,只是在一些民族性的学校有相应的专业并没有从基础学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全面展开双语教学的要求。

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业化发展

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整合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形式必然要走向艺术化和产业化。大量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各少数民族原有的以书画、观赏、娱乐为主旨的各种传统语言文化艺术形式得到更多的发掘、整理、展示和宣传,显示民族语言文化精神风貌、创造活力、生活情趣和理想的审美文化方面转化。

(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纳西、彝、景颇、白、傈僳、藏等少数民族都曾有过各自的书写文字,并在不同程度上被使用着。随着汉语言文字的普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大范围地迅速丧失其实际作用。例如含有东巴象形文字的各种旅游艺术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各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带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服饰、实用工艺品,字画、民族语言文化的音乐光碟,特色语言文化话剧小品,歌舞表演等也日益与日常生活分离而进入旅游市场,各种各样的有语言文化民族建筑和生活习俗已逐渐构成独特的人文景观,其审美文化特质得到进一步提炼和张扬。(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文艺产业中的发展近几年在中央台以及各地方台举办的歌手大赛中,云南少数民族歌曲以独特的原生态音乐元素,以淳朴美妙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达,赢得全国观众的认可和支持。特别是云南原创歌舞“云南印象”,云南各村寨少数民族人民参演,原汁原味的,不加雕琢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歌词和唱腔,给全国乃至世界的观众带去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一些影视公司和摄影公司更是拍摄了纪实片,用艺术的手法记录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拍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演化中的故事等更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新时期文化纷杂交错的时期拥有了独特的地位,同时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教育等产业中的发展

云南特殊的省情使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例如在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产业、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产业、计算机少数民族文字库提供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软件产业等。随着云南省信息化的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性质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经济意义越来越显著。

三、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开发与语言文化产业化研究的措施

首先,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差异性大的系统,因此是在理论体系研究中,要多角度、多方法、多途径,最主要任务是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建库、加工和研究,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语言文字应用情况进行调研、统计和客观的描述,探索民族语言关系,构建和谐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生活。

其次,政府要有政策倾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对于挽救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增强民族和谐及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这就需要有制度、机构、经费、法律等方面的保证。再次,教育部门应加大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研究的投入,例如:建设适合云南省少数民族族情的教育体系,设置少数民族小语种培训机构,加大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出版物的发行,实行双语制教育方式,逐步提高民族素质,大力培养和引进复合型高素质民族语言文化的人才,营造良好的民族语言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民族语言文化产业人才的聚集。

最后,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多元格局中为我国创造更多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在适合的产业中加强语言文化产业的建设。政企合作式或企业投资式或自主开发式,从习惯性的语言文化立场中游离出来,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传统的价值应用基础上与现代信息技术、传媒手段、现代产业投资营销策略等想结合,参与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需求。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大文化背景

2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云南民族文化。由于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正是在与此相应的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居住于坝区交通便利的民族往往比较开放,如白族、纳西族等,他们既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较多地接受汉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二是居住于边远山区的民族则比较封闭,如拉祜族、部分彝族等,他们居住地区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不易接受外来文化;三是一些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化成果较多并趋于定型化,或者表现为物质载体(如建筑、雕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或者表现为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为抽象的思想和性格(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四是一些传统文化积累较浅和后进的民族,如基诺族、景颇和部分佤族,在一定条件下反而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这些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也容易改信外来的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资源得到开发,到当今全新的、自主的得以积极发展的阶段。从总体上来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整合化、现代化、艺术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趋势。(三)活动名称云南印象 • 回忆行走在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四)活动目的中国抢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面临选择 最新研究显示，在有着中**系氏族社会传统的摩梭人中，小于２０岁的年轻人要么摩梭语发音“变味”，要么就根本不会讲。因其语言没有文字，文化传承靠口耳相传，摩梭语即将成为中国正在消失的语言之一。

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国际人类学和社会学第十六届大会的濒危语言专题会上，云南省民族文化专家拉他咪•达石和法国语言学家阿莱克斯•米可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虽然生长于丽江市泸沽湖畔的大于６０岁的摩梭人能够流利地用自己的语言交流，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对原有民族语言的传承。中国５６个民族共使用１３０种语言，其中使用人口在一万人以下的语言占了一半，有的更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２月份将东北地区、陕晋黄河中游地区、西南边境地区列为中国濒危语言最集中的地区。

１９５０年以来，东北地区赫哲语、四川西部的“倒话”、木佬语、阿昌族的仙岛语等都濒临灭绝。其中，黑龙江黑河县南部的“科压卡拉语”语已经灭绝。复活还是仅仅记录，成为中国政府和学者们在如何抢救濒危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上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有专家指出，故事、神话、寓言、诗歌、戏剧等各类文艺作品都依靠语言来表达。语言蕴藏着的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知识。语言的衰亡对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或民族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主任普学旺说，２０年间我们收集保管了３万多册古籍，“这些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民族先民智慧的结晶，但随着掌握民族语言的老人不断去世，抢救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对一个民族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基本的识别标志, 是维系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导致许多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发生着急剧的改变。世界似乎朝着同一种经济模式、同一种物质需求、同一种价值观念发展, 人们忽略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习俗、不同生存价值观等等区别。因此, 对少数民族非语言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研究目的有：

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及研究现状。

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地位、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非主体语言文化正在迅速衰退乃至消失，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作用。

旅游及经济国际化、现代化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以丽江为例。如何看待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当地文化法律机构。在这方面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研究云南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关系。

另外，在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消失的地区进行语言文字交流回忆归根，让大家更能更好地传承自己的语言及文化。(五)活动简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相对较完整的遗产,语言文化成为认识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以及识别、研究历史上文化互动的重要线索。经过历史变迁、更替,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使得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成为新时代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文章从新经济时代如何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使其成为众多文化产业中新型的产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产业化云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是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是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交流工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使用人口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强势语言的交融中能否稳定传播使用和发展?是否会出现语言衰退和语言濒危?在文化日益繁冗的新时期如何开发和利用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否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研究。(六)活动内容实践方案亮点：

1、前期调研准备充实：我们有足够的资料来源及活动的相关机构支持。该社会实践创意从酝酿到筹划、落实，经过了可行性分析、花销预算节省计划制定、实践意义最大化调整等过程，总共耗时1年多。该计划具有较高可行性及成熟度。

2、丰富的经验及时间支持。计划的负责人及策划都为云南人，对当地情况熟悉，并在之前有过实地考察实践经验，使之更为可靠。

3、主题大气，内涵深厚。该实践活动着眼于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是当下受到重视的问题，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观”和“和谐观”，帮助其了解并贴近遥远的“民族文化”。和对外汉语专业契合度高，可称为专业研究素材及思路，增加该专业同学的跨文化素养和文化意识。更切合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及“文化传承”的重要理念。

4、活动新颖有创意。每个研究主题都有相应的子活动，每一个子活动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实践性，重要的是，都有自己的亮点。追求以最佳的创意，最低的花销，最新颖的活动实现最大的收获。

创意内容：

1、现代化与传统元素的冲击：低吟浅唱——丽江纳西古乐的陶冶

步步生花——丽江古城酒吧文化下的摩梭族姑娘

2、一次岁月的回溯： 沧海桑田——东巴百岁老人的回望

飞花点翠——民俗工艺的精髓

3、回归与坚守纯粹的呐喊： 且歌且行——民族语言的学习尝试

洒下微芒——支教，在学习互动中守护民族语言

4.学术与感悟的融合： 初露锋芒——深入云南民族协会的学习

亲行感悟——傣家语言文化的亲身体验 1.活动前期准备

1、策划及筹备：

1）撰写策划书；张贴海报和挂宣传横幅； 2）面向全校招募小分队成员，并通过面试的方式确定最终成员； 3）与相关单位洽谈相关赞助；

4）正式启动语言历史与文化收集整理工作，与云南民族协会取得联系与支持； 5）联系云南电视台，大理电视台，云南民族协会会刊《云南民族》、厂街乡广播台（厂街乡政府文化办公室、有一定媒体支持。

2、“我最喜欢的少数民族语言”收集大行动 活动地点为G3食堂门口。

小分队成员分组到食堂门口征集我最喜欢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祝福，可以是自己知道的，也可以找相关语言来写，组员并用DV拍摄下来做成视频宣传片。

3、开展在校大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了解的调查问卷。（另附）2.中期工作：

一、访问“云南省民族协会”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及研究现状。

前期准备：整理相关资料期刊及专业刊物，整理相关资料，联系协会。

活动地点：“云南省民族协会”办公地点。地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

活动时间：需再具体商定

活动目的：该协会是全省性、群众性、非营利性学术团体。通过采访该协会中的各位少数民族会员，进一步接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了解当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现状。进一步细化活动方向，为下一步的活动提供知识和理解上的帮助与支持。

活动过程：

1、队员整理相关资料，提出疑问，提出问题

2、联系被访协会

3、乘车前往参观访问

4、总结并整理资料

二、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整理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地位、影响。

三、语言文化：我们在行走。

————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作用 活动地点：大理白族语言文化聚居地、丽江纳西族文化聚居地、香格里拉藏语文化聚居地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1、走访少数民族聚集地。观察，走访，调查当地现代化与民族传统化的现状及语言现状

2、入住当地民居，亲身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其本族语言的地位及作用

3、收集音频、视频及图片资料

4、总结和讨论结果

5、和当地人学习浅用，可学的本族语言

活动目的： 通过走访、实践、调查、体验等方法，拉近组员与少数民族文化及语言的距离。并培养出一种尊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的习惯。在平常的生活中，感受文化魅力。并未后期活动收集足够的资料。切身感受并了解到少数民族语言在现代化及世界化大背景下，所面临的地位及作用。活动预算：丽江至香格里拉车费：50元/人

木府及东巴万神园门票：95元/人

四、“一米阳光”

————旅游及经济国际化、现代化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以丽江为例。

活动地点： 丽江古镇、丽江束河古镇、丽江银村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1、活动前的会议讨论，分工

2、参观“木府”，了解纳西文化

3、深度游览丽江古城及丽江束河古镇，对比其商业化和文化的共生及冲突。收集旅游的丽江中的“东巴文”符号

4、调查丽江古镇酒吧文化

5、与“百岁东巴老人”互动聊天，深入了解纳西东巴语言文化及文字的发展与变迁

6、欣赏“纳西古乐”（用纳西语言唱），了解民族神韵及厚重的民族文化。

7、参与当地的文艺活动，跳广场舞，学习“纳西古乐”等

8、参观丽江银村，感受少数民族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及精髓

9、参观东巴万神园，了解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活动亮点：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可行性高，文艺、文化、生活、宗教与语言的多重体验与了解，还原一个立体，真实，纯粹的民族文化。同时与旅游业，现代经济影响下的民族文化做一个真实对比，已实现实践目的。

活动目的： 通过欣赏艺术，将自己作为旅游主体，感受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冲击。鼓励并提供机会使组员欣赏、并参与到纳西族的艺术生活中，拉近组员与少数民族的距离，从而启发大家有所感。收集各种资料，经总结归纳与分析，达到社会实践目的。由此宣传并激发大家关注、发扬、传承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

活动经费预算：大理至丽江车费：40元/人

五、且歌且行——民族语言的学习尝试

————如何看待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

活动地点：云南西双版纳、大理州永平县曲硐回族自治镇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1、时间前了解整理文字资料：云南省傣族人口约106万，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以及耿马、孟连、元江、新平等自治县。傣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为西双版纳、德宏、金平三个方言，使用较多的是西双版纳方言和德宏方言。傣族共有四种不同形式的文字：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和金平傣文。这四种文字都从印度字母脱化而来，经过不同的发展演变过程，逐渐形成不同风格的文字。

2、深入西双版纳，学习西双版纳语言文字及相关文学歌舞文化。

3、走访曲硐回族文化城，回族文化城总体上由礼拜大殿区、文化展馆区、阿文专科学校教育区、特色商贸区、女宾楼及观景长廊等部分组成，中阿合璧的建筑格调把游客引入古老神秘的异域风情里，让人浮想连翩。永平县博南镇曲硐村是滇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落，也是西南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在阿文专科学校学习回文，感受回族文化。

4、记录学习过程，音频、视频剪辑。

5、体验双语教育模式，讨论，了解该如看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

6、得出书面报告

活动亮点：用最直观的方法体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活动目的：将自己作为少数民族语言传播的载体，在感受民族文化的同时，体验汉语民与双语教育模式。双语教育是国家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推行多年的措施。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落后的状态，建立了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实际的双语教育体制和适应各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学模式。

六、我们在行动！

————我国及云南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活动地点：云南民间语言组织、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司法局 活动内容：

1、了解宪法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条例。（我国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将普通话规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同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又规定了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以及在民族地区使用民族语文的具体条款。）

2、与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所的相关人员交流，谈谈他们对现在我国及云南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期望（针对做的不足的的地方）

3、与司法局相关机构调查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的实施状况。

4、研究记录报告。

活动亮点：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席卷之势，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加速走向濒危的现状，从民间到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保护已然不够，抢救刻不容缓。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活动目的：在此建党90周年之际，与党和政府共同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这个可贵财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希望以此得到更多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生更多关注。

七、洒下微芒——支教

------在学习互动中守护民族语言

活动地点：云南省大理彝族自治县乡厂街彝族自治中学

活动内容：

1、双语教育已经成为当下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学校所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我们将亲历当地教育，并参与普通话教学。

2、与当地学生同吃同住，感受少数民族的学习生活

3、与当地学生分享我们小组调查、及收获的语言、文化成果，呼吁大家关注、保护和学习本组语言 活动目的：寓教于生活，感受当地文化风物的同时培养当代大学生吃苦精神及实践精神。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及教育。

活动亮点：以支教为名，亲近生活。既完成了实践内容，提升了实践意义，锻炼了各种能力，也为实践单位提供了帮助。

3.后期工作：

1、活动的总结：

所有成员交流活动中的收获，把在这次实践活动中的所闻所想所感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撰写实践报告）。

2、后期宣传：（1）把我们拍摄的DV及收集到的的资料通过队员带到各自家乡宣传。把我们的报告发给杭州市团委，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领导的支持，也希望把我们的所闻所想所获投递给报社，希望让全社会分享，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保护云南以至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

（2）以报告和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向全校做报告。倡导全校师生“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

杭州至昆明 火车费 150元/人 昆明至大理 火车费 100元/人 大理至永平包车 30元/人 住宿费 10（天）×30×2=600元 伙食费（包含于个小活动中）资料打印费用 60元 彩旗横幅制作费 100元 材料费 50元 药品费 40元

本次经费预算，会在队员招募中做详细细则，除必要车费，活动必须费用、及最基本食宿费外。所有标准皆会降低至最低标准。

(七)注意事项（1）赴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暑期实践团队自定文明公约

一：在云南期间尽量集体行动，有事必须亲自向队长请假，并保证联系畅通，严禁私自外出。

二：遵守大学生日常行为规则，维护量院形象，同时有责任通过注意自己的言行，提升量院形象。

三：与他人相处注重文明礼貌，避免与人争论。

四：调查过程中注意人身安全，杜绝人身伤害。

五：积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尽量减少开支。

六：在交通工具上注意个人财务及相关文件，避免丢失。（2）经费管理条例

第一条：为了更好地使用暑期社会实践经费，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完成，特制定本管理条例。第二条：专款专用，安排专人管理经费开支。

第三条：严格按照预算方案使用资金，做到合理有据。

第四条：如有意外情况需要额外开支，必须经由全体队员协商决定，紧急特殊情况启用应急预案。

第五条：本条例自实践团队出发之日（即2011年7月1日）起实行。第六条: 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归中国计量学院赴云南暑期社会实践队所属。（3）日常生活管理条例

一：由于云南地处高原，夏季气候比较干燥，紫外线较强，应注意防晒和及时补水。行动需携带防晒用品、口罩及常用药品（尤其是防止中暑的药物）。

二：队伍成员须严格服从组织安排，突出个人强项但要讲求团队合作，切不可单独行动或倚老卖老。三：由于实践地为西南小城镇，希望个队员出发前能趁此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多了解云南一些人文、气候等方面的知识，使活动不拘束于活动，提高个人修养。(八)应急预案暑期实践队安全应急预案为顺利应对突发事件，妥善处置暑期实践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防止或减少意外事故对本活动组队员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保障队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暑期实践活动的正常进行，特制定以下安全预案。

（一）全队纪律条例：

1、服从队长统一管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德，防止事故的发生。

2、所有队员均不得单独行动，外出时要佩带手机等通讯工具以便随时保持联系。

3、如若发生意外事件，领队是第一责任人。对于交通事故，要组织学生保护好事故现场，打电话报警，等待交通警察勘察现场。对出现伤亡事故的，首先要与最近医院联系，将受伤学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4、未经组织实践部门批准，不组织学生到实践地附近风景或途中风景区参观、游玩。

5、万一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由队长做调解。如果有任何突发事件，应及时联系当地政府，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采取相应措施。如有未解决的事项，及时指导老师联系。

6、在社会实践期间，不擅自到江河、水库、池塘、海边游泳，不擅自到荒山野岭游玩、野炊等活动.7、有其他情况请及时联系团队负责人。

（二)分类预案：

1、通信：根据此行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出发前对每一队员的通讯录重新进行整理，对能保持漫游的手机号码进行登记并将通讯录复制发给每位队员以使彼此保持联系，对无漫游号码的队员将其编组并严禁单独活动。

2、医疗：在出发前，我队会进行急救培训，请已具备初级急救水平的队员向其他队员讲授急救和自救常识，以备意外事件发生。另外，我们会提醒同学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准备常备药品，队长亦负责为全队准备常备药品。

3、贵重物品看管：在外出进行实践活动时，我们会指派特定队员对小队贵重行李进行统一看护。此行大额现金也会指派特定队员保管，并在行程中时刻提醒队员保管好个人财物。

4、其他：设立行动汇报制度，分散活动时所有队员外出前都需向队长汇报，并规定归队时间。队长对此逐一进行登记。对队员出现意外情况不能随队完成实践的，为其办理离队手续购买车票并上报指导老师。我们在实践中将严格落实“安全第一”的原则，将安全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对每一个实践队员、每一个队员的家庭负责，使大家平安而去，满载而归。

二、附录：

附件1 ：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理论依据

已通过互联网、书籍等途径对当地取得了一定的了解，可以确保不会出现思想、价值观的冲突，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同时，这些理论资源在写策划时给与我们很多的帮助。

二、项目优势 1 前期调查详尽

我们小组在前期做了详细的调查，明确了国人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了解程度，并通过仔细的考虑，确定了实践活动的现实性和有效性，提高了社会实践的效果。2 当地文化种类丰富独特

云南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边疆身份，全省有8个边境州市26个边境县市，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云南拥有全国最多的少数名族，当然就拥有了丰富且各异的文化风情。不仅有利于我组自身的学习和提高，还有利于活动的开展。3 中国国学热的现状

国学现在被国人所推崇，我小组的实践活动正好切合了这个主题。

三、问题应对 在实践过程中，我小组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预计大部分问题可以及时解决，对危机可以做到防范于未然。

四、现有资源

人力资源：已经有了一支优秀的核心队伍，团队人员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团结一心，相亲相爱。其中不乏有过云南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

人脉资源：我组已经与大理、厂街彝族乡广播台、厂街乡政府文化办公室、大理永平县文化局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实践地点已近落实，同时实践的质量亦有所保证，同时将会获得很好的宣传。

5.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 篇五

重视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情况；明确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认识党和国家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教学要点

1.着重讲解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正确理解党和国家关于民族语言文化政策及其含义。教学内容

一、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一）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系 1.我国50多个民族有语言，语言达80余种

在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通用汉语外，其余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2.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

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使用本民族语言、兼通其他民族一种或几种语言；民族部分成员或几乎全体成员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而转用其他民族语言；民族内部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

3.少数民族语言的五大语系

按照谱系分类，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和南岛语系5个语系。比如：我国少数民族中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最为广泛，有29个民族，其中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五个语族，约34种语言。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西南和甘青地区。使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有17个，包括3个语族18种语言，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东北地区。使用南亚语系语言的有佤、布朗和德昂3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南部和南部。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只有属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和属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在我国只有高山族。

青海省5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在方言上玉树、玛多、囊谦三县藏族操康巴方言，其它地区均操安多方言。回族同全国各地回族一样普遍使用汉语，但在内部和宗教生活中还保留一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土族有独立的语言，在语言的系属上，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土族语言内部有互助方言(包括互助、大通、乐都、海西、海北以及甘肃天祝县的土族语)、民和方言(三川地区的土族语)的区别。居住在黄南州同仁县的土族讲着同保安语相似的语言，它是土族的第三方言。撒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周围汉、藏等语言的长期影响，借用了不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汉语单词和术语，也有一定数量的藏语和蒙古语借词。由于宗教的关系，撒拉语中还吸收了一些主要用于宗教生活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蒙古族操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其中除保留了不少古蒙古词汇外，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藏、汉语词汇。

（二）少数民族文字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重视关怀下，各少数民族文字都得到发展

1.20多个民族有文字，文字有39种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如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傣、俄罗斯、锡伯、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苗、彝、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京 等民族。其中沿用至今的传统文字只有12个民族的15种文字，即蒙古文(2种)、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傣文(2种)、景颇文、傈僳文、拉祜文、俄罗斯文、苗文等。

2.民族文字使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帮助壮族、布依族、苗族、彝族、黎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佤族、侗族创制了拼音文字方案，并逐步加以试行和推广；帮助拉祜族、景颇族和傣族改进了文字；帮助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改革了文字；进入80年代，青海土族、广东瑶族、云南白族分别设计和创制了新的文字方案并进行了试点。帮助部分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体现了党的语言文字政策，对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创制的文字大都试行或推行过，或正在试行、推行中，改革和改进的文字，有的在使用，有的停止使用而用原来的文字。

3.四大文字类型

方块文字（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瑶文）；字母文字（藏文字母、朝鲜文字母等）；音节文字（彝族的老彝文、纳西族的哥巴文等）；象形表意文字（纳西族的东巴文等）

（二）党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政策

1.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

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文字的任何歧视和限制，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列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

2.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斯大林指出，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民族语言能够保证少数民族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民族意思，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充分权利利用这种语言。列宁也指出，少数民族根据平等原则，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自己语言的权利。

3.主张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多民族国家内的各民族人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这种互相学习民族语言文字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不能强制推行或强迫学习某种民族语言。社会经济和各民族交往联系的发展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往更为广泛，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学习汉语汉文的程度和广度比以前强就是一个明证。

（三）党和国家制定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依据

1.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

语言文字的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重要标志。因此，尊重不尊重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就是尊重不尊重一个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决不能以民族的大小、经济发展的快慢来主观判断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优”、“劣”，更不能从这一判断出发，对某一民族的语言文字加以歧视和限制，绝不允许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字凌驾于其他民族语言文字之上而居于特殊地位。

2.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共同的语言是促使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构成民族的特征之一。只有大致相近或相同的语言作为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才能使一定范围的人们沟通思想、密切关系、加深感情，才能为一个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基本的条件。其次，民族语言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进行思维、交流思想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民族成员从生产生活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等一切领域，一刻都离不开民族语言文字这一工具，它同本民族的发展和斗争紧密相联，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就怀有深厚的感情。再次，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遗产的继承，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宝贵经验的传播，都要依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最后，民族语言文字是促进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的一种重要力量。正因为民族语言文字同民族成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民族发展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各民族对其语言文字始终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对民族语言文字是否尊重，往往被看成是否尊重一个民族，是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个民族的一把可视、可感知的尺子。民族语言文字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对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民族关系是否健康发展的晴雨表之一。

3.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文字是语言的符号，随 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民族语言文字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在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词汇逐渐丰富、更替，并吸纳、借用别的民族的词汇，语法结构逐渐严谨，民族语言文字逐步完善起来。民族语言文字随着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而经过一定发展后，随着民族的融合将被全人类共同语言所代替。民族语言文字也将消亡。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制约，但是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发展有其客观规律。

（四）建国以来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成就

我国广泛进行了民族语言文字普查，创造和改革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字，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门机构，帮助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思考题：

6.语言与民族认同 篇六

语言与民族认同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且帮助塑造了人自身.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它使人们得以将客观事实进行分类、记忆、思维和总结.语言又是传播文化的.载体,人们借此传播信息、介绍经验,表达感情.而民族语言的认同又是各个民族集团最有特征的行为,因而经常成为分辨不同民族的基本标志.

作 者：高梅 Gao Mei 作者单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社会科学部,宁夏,银川,750021刊 名：满族研究 PKU英文刊名：MANCHU MINORITY RESEARCH年，卷(期)：“”(4)分类号：H2关键词：语言 民族 认同 文化

7.少数民族身份语言 篇七

文化身份又称为文化认同, 主要研究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具有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烙印的文化本质特征。它包含了两重含义:首先是文化身份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即人们通常将文化身份视为某一种特定文化所特有的, 带有本民族与生俱来的特质;其次文化身份带有结构主义的特征, 即文化身份可以通过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构建”并获得“认同”。

全球化时代使得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更加突出, 很多人提出质疑:全球化是否会使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 是否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同化最终使其沦为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附庸。这种质疑不是没有根据的, 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将其文化思想传播到中国,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在中国随处可见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而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则越来越被人遗忘。西方文化已经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吃、穿、住、行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古国, 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然而, 令人尴尬的是, 近代西方文明向前行进的同时曾傲视世界的东方文化却一片沉寂。全球化时代, 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挑战, 不免产生文化焦虑感,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向往引发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二、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与认同

全球化拉近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 使得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多种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使得文化主体面临文化身份选择, 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困惑、焦虑、痛苦等主观体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反应了国民对于中国文化现状的不满, 如何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国民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塑造良好的国家身份和形象。

“国家形象”的塑造关系到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也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国家机构要进行改革创新, 政府要加大法治建设,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提升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 提高国际影响力, 在世界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公民要增强国家主体意识, 支持国家本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良好的国家形象需要长久的多方面的努力。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的精神文明却举步不前,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软实力, 我们必须以国家为主体, 找准文化发展的定位, 重塑中国文化大国形象。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塑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政府对国家的有效管理能力, 切实保护公民的权益。在利比亚撤侨行动中, 中国政府做的就很漂亮。这件事情中, 政府极力确保中国公民国外安全, 外国人对中国政府的评价很高, 形象也就跟着提升。

第二, 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文化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过去中国在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时总是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宣扬“去传统化”, 如五四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与批判, 极力宣扬文化西方化、现代化, 丧失了对民族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二是回归传统, 及彻底地文化本土化, 拒绝和排斥其他民族文化, 这种文化上的闭关自守行为只能使中国民族文化越来越边缘化, 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方法、批判的态度全面地、与时俱进地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只有充分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文化建设才具有民族特征, 才能使我们获得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感。

第三, 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

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我们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全球化时代, 多元文化共同发展, 我们必须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 消除非此即彼, 你死我活的文化对立思想, 承认文学的多样性, 实现文化的多元化选择, 在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合理的利用并吸收使其成为滋养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养料。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思想, 为我们科学地、合理地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要做到和而不同, 兼容并蓄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 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其次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 遵循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再次文化改革与文化创新要面向世界、海纳百川, 博取众加之长、以世界优秀文化为养料、根据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王宁.全球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问题[N].中华读书报, 2002.

[2]生安锋.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J].外国文学, 2002.

[3]李晓东著.全球化与文化整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4]赵旭东著.反思本土文化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少数民族身份语言 篇八

关键词：《名字》 语言 语言崇拜 身份认同

《名字》（The Names，1982）是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最重要的五部小说之首”（Giaimo 67），因其“扩张主义的主题，有组织犯罪渗透的主题……殖民主义主题，剥削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主题”（德里罗 300）而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同时，小说通过“恐怖主义叙事策略”（方成 86）探讨“名字与命名的虚构性以及语言的规定性对人的思维模式、政治概念和现实建构”（李公昭 101）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所构筑的符号图腾将自我逐渐驱离现实世界，人们在仿真的现实之境追寻符号的踪迹，试图寻求自我救赎的路径。小说由“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四部分构成，在时空交错中围绕邪教组织、婚姻关系及国际政治三条线索展开，开启了一段追踪、探秘、辨决与救赎的旅程。

一.神秘的语言

自由撰稿人及风险分析员詹姆斯·埃克斯顿（James Axton）和妻子凯瑟琳（Kathryn）的婚姻濒于破裂，凯瑟琳带着九岁的儿子泰普（Tap）来到希腊进行考古发掘。之后詹姆斯也来到希腊库罗斯岛看望妻儿，这期间他们听说一个“无名”邪教组织用棍棒将一些年迈的流浪汉打死。为了揭开真相，詹姆斯和考古学家欧文·布拉德马斯（Owen Brademas）、电影制作人弗兰克·沃德拉（Frank Volterra）一起，开始对这个邪教组织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受害者的姓名首字母恰好与被害地点的地名首字母相同。在途经安曼时，詹姆斯得知安曼城坐落在七座山坡上，阿拉伯语中表示山或山脉的词叫杰贝尔（Jebel），也就是说，杰贝尔·安曼（Jebel Amman）的首字母与自己的名字首字母一样，这让他愈加感到恐惧。詹姆斯与儿子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座无名小镇时，偶然看到一块十英尺高的红色落石，上面刷着“Ta Onómata”，即“名字”，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离邪教组织越来越近了。

邪教组织之所以吸引了詹姆斯一行人，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偶然遭遇的“按名杀人”事件充满好奇。“名字”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喻示着某种隐晦而错乱的秩序——某种不同于自己内心或隐或现被驱动着去相信或怀疑的固有秩序。“有一种结构，一个无可避免和疯狂的东西，某个封闭、恐怖的逻辑，这个邪教就被封闭在这种逻辑里头，变得精神失常，但却十分镇定、十分耐心”（德里罗 224）。这一不可思议的结构和逻辑激发了人们的窥探欲，却又拒绝解读。仅从语言/文字出发，人们似乎无法获知邪教成员的身份以及他们杀人的动机和方式。正如邪教成员安达尔（Andhl）所说，“我们的计划所引起的事情你好像明白，并且觉得熟悉，但却无法去分析。”（德里罗 234）在德里罗看来，语言/文字只是这类结构和逻辑的表征之一，除此之外，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非自然的声音、影像、建筑、比例和行为方式也都具有同质化的符号特性。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窥探外界与自身时最直接的感觉材料——“自指的世界，一个无处逃逸的世界”（德里罗 333）。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目的性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是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不再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事物，只有拟像。（Baudrillard 120）

“Ta Onómata”既是一个名称，又指向邪教组织，但除了相互指涉的关联外，其背后的秘密却无法被识解，因为“能穿越符号的边界并向符号提供基础的独一无二的词实际上只是达到了表象本身。”（福柯 129）符号的自我指涉与拟像使得固有的表征方式发生扭曲，能指代替了“真实的意义”，不断滑向符号的重组与泛滥。邪教组织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封闭、恐怖的逻辑”建构出一种与现实脱离的虚构性，将杀人行为神秘化。

二.符号的踪迹

在这个神秘的自指世界里，邪教组织割裂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使人们无法立即获得在场的意义，所有表征成为暂时无意义的空壳。（Derrida 20）在詹姆斯和欧文等人的追踪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与意义的延宕发生了偶然的重叠。从希腊到也门，再从约旦到耶路撒冷，他们越来越接近并最终与邪教组织接上了头。“秘密”虽然很难仅仅通过语言来破解，却可以通过其他表征来寻找踪迹，正如欧文所说，劳力森这样的东方学家们“为了符合或找到某种模式，或是为了把某种模式的不同成分拼到一块儿，”可以“不顾一切”（德里罗 91）。这些“模式”或“模式的不同成分”恰恰就是仪式化的表征。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人们遵循着“科学、理性、和谐”的原则，力图建立秩序、创造意义。无独有偶，邪教组织的杀人活动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模式”——学术考查与邪教杀人——事实上具有同样的内在构成。如果将这一仪式化的杀人活动看作一系列意指活动的话，“模式”或“模式的不同成分”就是这些意指活动留下的“踪迹”或“碎片”，并可能成为人们寻找暂时意义的线索。

按照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詹姆斯得到一个与邪教成员安达尔见面的机会。詹姆斯希望通过他把这个组织的杀人动机和具体方式弄清楚，但安达尔碎片式的回答似乎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他声称他们干的事“极端、疯狂……不可避免、完美、正确”（德里罗 235）。邪教成员其实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言说方式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疯狂是有结构的。也可以说疯狂就是所有的结构。我们还可以说结构包含在疯狂之中。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德里罗 236）在此过程中，邪教组织假托语言及语言的结构，获得了行动的“名义”。这里的语言已经被工具化、非理性化，是一种被绑架和滥用的秩序与法则，因此是某种前语言（preverbal）（DeLillo 208）——既是语言又不具备语言的稳定结构和规则，一种为了任意操纵而被打碎了的表征方式。

这是一个用现实物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即借助其操作的双重性来延宕任何现实的运作，是一种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描述的机器，它提供了现实物的一切符号，它阻止了一切变动。再也不需要生产现实物了，这就是死亡系统中模型的重要功能。（Baudrillard 166-167）

对邪教组织而言，这一潜藏着暴力内涵的“语言因而不是弃绝意义，而是弃绝被规定的意义。”（周敏 84）他们在解构语言被规定的语法（法则）的同时，又构筑了一个“意义不确定”的充满混乱与暴力的“秩序”，如果说“按名杀人”背后的动机是反叛上帝对万物的命名权，通过擅自肢解“神圣的法则”来实施暴力，那么弃绝被规定的意义，构筑虚拟的现实，就成了各种利用看似合法的权力体系来进行操纵、掠夺和欺骗活动的内在动机德里罗由此设置了一个隐喻系统，借此讽喻资本主义霸权，也暗示了恐怖主义孳生蔓延的源头正是这种后现代权力关系。

事实上，语言的暴力不仅为邪教组织所独有，它根植在所有的权力关系中，因而也根植在所有人的无意识里。关于这一点，安达尔在于詹姆斯刚见面时即已表明：“我们方法里有种东西在你大脑的无意识中扎下了根。这种奇特的认识是不能有意识去揣摩的。”（德里罗 234）这种“东西”或许就是人渴望秩序、害怕混乱的天性，而当人们建立起这些秩序并置身其中时，也失去了“有意识去揣摩”它的必要和能力。因此，揭秘的途径其实就在我们自身。

三.自我的重塑

在詹姆斯等人对邪教组织产生好奇并一路辗转去寻踪揭秘的行为背后，是某种无意识的追寻本质、建立秩序的本能。正是循着这条线索，他们慢慢从向外窥探转为向内的审视。

詹姆斯的自我审视与他在小说开头列出“二十七条劣迹”以警示自己不同，后者更多的是发自妻子凯瑟琳“不肯原谅”自己的“内心的呐喊”，列出清单则是为了表现自己“有知她之明”（德里罗 20）。也就是说，詹姆斯试图站在他者的立场观察自己，同时将这种观察的结论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希望从由此获得的他者的确认中取得自我的认同，因为：

在亲密关系的层次，……原初的认同多么需要重要的他者给予承认，同时多么脆弱地受制于这种承认。……爱的关系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现代文化所强调的它们对日常需要的满足，还因为他们对内在生成的认同而言至关重要。（Taylor 36）

显然，作为一名情报及风险分析员，詹姆斯对语言/文字似乎有种习惯性的偏好，希望从这些文字构成的“情报”中寻找到控制婚姻风险的蛛丝马迹，甚至获得自我救赎。吊诡的是，“这一条条的罪状”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自我毁灭般的快感”（德里罗 20）。几乎与此同时，一件偶发的杀人事件打破了詹姆斯的生活，破解“按名杀人”的动机渐渐成为他逃离这一充满混乱与不确定的生活的途径。

然而，发现受害人的名字与地名首字母相同这一事实并没有为他提供更多更直接地解决迷局的线索，相反，那不过是“一种被空虚与恐惧束缚的知识”（德里罗 191）。同样地，后来与邪教成员安达尔的碰面不仅没能解决他的疑惑，反而从更广泛的层面加深了他内心的混乱和不确定感。

所有这些都如此“具体可感地真实”，逼真生动的形象只被用来掩盖这样的现实的缺失，因为现实被认为比形象更权威。随着现实“被融入”其表面性的表征之中，生活的广教化几近实现。由于“不为真实”如此广泛地变成“为真实”的标准（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分界线变得空前地难以界定），在人类互动的世界里，适合于游戏和娱乐世界的审美标准也许完全取代了现在不相关的道德标准。（Bauman 150-151）

詹姆斯的得意和疑惑看似矛盾，但都同样来自他内心的“不相关的道德标准”——为发现“按名杀人”这一具体可感的真实性而感到得意，也为无法将被融入表征之中的杀人（邪教组织的生存法则）动机从“现实”中离析出来而感到困惑。对邪教组织来说，“秘密的名字是逃避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一条通往自我的路”（德里罗 237），但对詹姆斯而言，这种方式再次给他带来了“自我毁灭般”的感受，此时却没有了“快感”。如果说“二十七条劣迹”代表的是普通人的恶习，那么工具化的语言所催生的修辞极权主义就成了更具普遍性的人之恶;后者是前者的极端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由“语言游戏”所建构，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自我则是我们发疯和死亡的地方。”（德里罗 333）

个体如何能够逃离这一悖论，重建“不相关的道德标准”并藉此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德里罗将希望寄托于语言的重建。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德里罗认为语言并不仅仅是由无限递归的能指链所构成，语言的神秘性蕴含着某种神圣的东西（Cowart 5）。在小说第三章的末尾，德里罗将视角转移到儿子泰普的写作上。泰普的书写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拼写错误”，“他把这些字重新写过，让我明白它们是如何组成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古代的东西，隐秘、可塑。”（德里罗 351）在最后一章“草原”中，德里罗终于打破了前三章叙述的晦暗与混乱，将泰普的“儿童游戏”（德里罗 375）以一种明快的方式呈现出来。“草原”是泰普创作的小说的名字，叙述了欧文幼年在家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与方言或语言有关，其中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描写和天真烂漫的想象。

在泰普游戏般的写作中，存在着一种类似邪教成员安达尔所说的“前语言”的形式。两者都拒绝解读，都有一种文字成形之前的不确定性，都蕴藏着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不同的是，泰普的写作“似乎包含了某种对字本身的奇特感觉，一种第二层的、更深刻的、最早的含意”（德里罗 352）。这与那些充满了精神病态与阴谋暴力的语言完全不同，一个孩子充满错误拼写和破碎句子的书写还原了言说的本质，传递出作者的自我表达，将语言与蕴含在其中的某种“神圣的东西”联系起来。人类主体既可以通过构筑语言的牢笼来束缚自我，也能够通过“封起老语言，放出新语言”（德里罗 376）来重建自我，因为“语言是人类主体性赖以建构的‘牢笼’，也是人类主体挣脱束缚、走向自由的必经通道。”（姜小卫 95）当探索意义的人类本能回归日常，我们就能“通过某种无名的途径感受自身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每样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德里罗 37）因此，小说的结尾同时也是一个开始，一个重建秩序从而重塑自我的开始。

四.结语

《名字》是一部探讨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小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后现代语境下变得模糊，现实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而变得神秘;他者与自我的互构在后现代的语言游戏中变得混乱，真实的自我被仿真的现实所消解而无迹可循;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成为命名的工具，也成了被主体滥用的客体。而德里罗意在向我们表述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祭品。同时，“语言不仅仅是自我的一种附饰，不仅仅是人类交际和表达的手段，而且是主体性得以建构的主要媒介，是主体位置的母体。”（姜小卫90）因此，与其说我们在使用语言，不如说我们是在语言中思考、表达自我、聆听他者、阐释世界。

参考文献

[1]德里罗.《名字》.李公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方成.“论唐·德里罗小说《名》的恐怖主义叙事策略”.《外语研究》.2014（2）：86-91.

[3]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姜小卫.“‘语言的供奉’：通过语言之途认知自我”.《国外文学》.2010（2）：88-96.

[5]李公昭.“名字与命名中的暴力倾向：德里罗的《名字》”.《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100-103.

[6]周敏.“语言何为？——从《名字》看德里罗的语言观”.《外国语》.2014（5）：81-87.

[7]Baudrillard，Jean.Selected Writings. ed.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Bauman，Zygmunt.Life in Fragment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5.

[9]Cowart，David.Don DeLillo： The Physics of Language.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10]DeLillo， Don. The Names.London： Picador， 1999.

[11]Derrida，Jacque.Positions.tr.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2]Giaimo，Paul.Appreciating Don DeLillo：The Moral Force of a Writer’s Work.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1.

[13]Taylor， Charles.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基金项目：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小说主题研究”（项目编号：XKJS201410）和2014年云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唐·德里罗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14Y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