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通用8篇）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篇一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先验主义因素

康德历史哲学与其先验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既想继续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又想打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立,在这些尝试中,康德哲学流露出新的`走向并对后世哲学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康德历史哲学又难以摆脱其哲学固有的矛盾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作 者：作者单位：刊 名：合肥联合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ON UNIVERSITY年，卷(期)：12(4)分类号：B516.31关键词：自由和必然的调节 政治和道德的贯通 历史哲学中的二律背反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篇二

一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

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哲学一直在围绕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而进行的松散探究,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什么? 社会科学到底该如何定位? 这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社会科学首要思考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的定位其实质上是对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在早期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应该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方法、规律和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相同问题域中,并且和“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契合在了一起,这样能够提升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地位’,”［3］这也成为20 世纪前半期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目标定位。其主要表现在以纽拉特( Otto Neurath) 、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等人为代表的“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思想。

纽拉特是“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他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论区分,归根到底是形而上学的残余,一切科学都应该还原来物理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要使用物理语言,将社会学概念还原为物理学概念,将社会学规律还原为物理学规律,从而消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实现科学的统一。在此,纽拉特着重强调了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与社会定律之间并无基础性差异,其主要理由是人类个体和社会不是别的,就是复杂的物理系统。他将一个活着的人表述为这样更加精确的定义: “个体细胞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展现出的是大规模电子的潜在差异,而在脑和身体之间的温度差异表现出的是明确的波动。”［4］另外,纽拉特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精神科学”,也不是“心灵科学”,与其他某些科学相比较而言,它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作为社会行为主义社会学,它是统一科学的组成部分。

与纽拉特类似,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观点,同样坚持所有科学术语都可以用物理术语来定义,所有不同学科的语言都可以翻译成物理学语言,对于任何经验科学的句子来讲,在物理语言中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句子,这种翻译并不总是单独的以逻辑的或者分析的真理为基础,而是主要依赖于经验定律。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在时空中表达,即使是心理学的句子也可以转化成物理句子。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中期,统一科学和物理主义观点表现出了宽容性或者弱化的趋向:

首先,在心理学句子的意义的认同以及物理转化认同的问题上,亨普尔认为,这种物理转化的认同是在根据外在事件观察句子所表达认同的真理- 标准的范围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有动机的行为事实上是意向行为,我们不能将心理属性理解为严格的物理的或者行为主义的意向。”［5］8因此,这种有意向性的心理术语并不能还原成物理术语。

其次,卡尔纳普接受了亨普尔的思想,认识到对于心理学和社会学术语来讲,最初将所有科学语言都应完全翻译为物理学语言的要求过于狭隘,因此卡尔纳普放弃了将所有科学术语转化为物理主义定义,也拒绝了在物理的语言中的所有的科学的陈述的可译性,形成了最终的物理主义思想。

最后,纽拉特接受了卡尔纳普对于还原论的放宽,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中的社会行为主义”［6］256。对于纽拉特来讲,行为主义仅仅意味着物理学陈述的界限,即发生在时空中的人类活动陈述的界限,而且他自己的科学陈述论明显的参照了使用“语言思维”、“思维的人”之类的短语来表达意向性现象,纽拉特曾写到“在原则上,物理主义可能根据人们的计划和意向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的人类行为,但是个体行为主义和社会行为主义的实践表明,如果人们不过度地依赖这些产生于‘自我观察’的因素,而是依靠我们用不同方式所观察到的其他大量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实现更远的和更好的预测。”［7］由此可见,纽拉特并没有要求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运行,统一科学的纲领并不是把物理学看作其他所有科学的典范,社会科学拥有与众不同的说明原则,“社会科学通过物理学而达到标准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忽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将会给一般的科学理论带来严重的后果,”［6］259纽拉特多次反对还原论,这反映了他对于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认可。

逻辑经验主义后期,考夫曼( Kaufmann) 对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则有新的思考。类似于卡尔纳普和纽拉特,考夫曼的社会科学主要是在行为主义和物理主义之间展开,但与前者有所不同的是:

首先,考夫曼认为,心理学的句子不能转化成物理句子,其主要原因在于“物理主义像行为主义一样,由于‘内省经验’不能进行外部观察,是主体间不可控制的和非科学的,”［5］9具体来讲,物理事实和外部经验是相对应的,心理事实和内部经验是相对应的,然而,外部和内部经验总体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内部经验的内容是外部的事实或者一个人自己身体的( 感情的) 事实,比如记忆和幻想,通过预先假定对象的认同和差异,而外部经验预先假定了内部经验。那些通过心理断定而可以控制的陈述并非只是物理主义的陈述,即有关物体行为的陈述,因此,通过将心理学的句子翻译成物理句子,心理学的句子并不能从科学的命题的体系中被消除。

其次,考夫曼将经验的概念和行为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即在经验的语境下可以感知观察的、物理的和心理- 物理的( 社会的) 事实,“在处理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之间关系问题时,需要加入关于‘经验的社会阶层’以及它们的联合的含义的分析。”［5］9

最后,考夫曼将‘理解’( verstehen) 的概念放置到他的方法论分析的框架下。考夫曼虽然反对将心理的和社会的事实的句子还原成物理的事实,但是他承认心理事实和物理事实之间有规则性的关联,对于心理- 物理句子来讲,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都是必要的,并且需要‘理解’( verstehen) ’将二者联系起来,这既接近维也纳学派的精神,也没有疏远当代舒茨( Alfred Schutz) 的‘现象的社会学’追随者。考夫曼试图以现象学为原则作为哲学奠基,并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追溯社会科学的根底,直指意识生活的基本事实,”［5］10这些都确保了社会科学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社会科学规律的多元化认识

社会科学是否存在规律一直是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社会科学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发现规律的基础之上。逻辑经验主义早期,认为社会科学存在规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够概括和表述出具有经验内容的普遍规律,并且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规律正如自然科学中那样具有同样的职能。这主要体现在亨普尔和纽拉特对社会科学规律的认识上:

亨普尔是典型的自然主义代表,他主张社会现象也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可由普遍规律和先决条件来解释,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发现规律,并做出解释和预测。亨普尔认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具有非常相似的作用,他们成为历史社会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们甚至构成了常被认为是与各门自然科学不同的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基础”。［8］亨普尔论证了规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具有相似的作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规律,指出我们应该通过探求社会现象的规律以便对社会发展作出某种预测。

纽拉特则认为,社会科学规律并不一定还原成物理学规律。尽管纽拉特也主张统一的科学观,认为“社会规律作为狭隘的特定社会领域里的规律,可以根据物理规律来构造社会规律。”［9］47但是与亨普尔所不同的是,他拒绝将社会科学规律还原为物理学规律,也就是拒绝把社会科学的单个术语还原为物理学术语的模仿,纽拉特最终得出结论是: “社会学定律是依赖于狭义的物理学定律建立起来的,但是可能会根据后来发现的物理结构的增加而改变”。［9］47也就是说,“根据物理主义,社会学规律并不是应用于社会学机构的物理规律,把它还原到原子结构的规律是可能的”。［9］48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中期,齐塞尔( Zilsel Edgar)认为科学统一应该有规律性的基础,只有找到能够将所有社会科学整合进自然科学的实实在在的规律,才是真正的科学统一。对齐塞尔来说,“历史-社会学规律像气体定律一样都是‘宏观规律’,它们都不符合于描述单个分子运动的微观规律。它们都是统计性的并可以和历史规律或社会学规律相吻合。而且这些‘规律’都是不完全的,所有的这些历史规律只能算作是可能的断言”。［10］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后期,对于社会科学规律的争论依旧存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但不再是早期发展中所认为的社会科学规律和物理规律之间的相似问题,而是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波普尔关于社会科学规律的思考,即反对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历史规律,认为不存在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

波普尔反对“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历史规律”,认为“规律是严密的普遍性命题,具有不受时间和场所限制的普遍的妥当性。那些主张社会规律对历史有依赖性的人,只不过是错误地理解了规律,把规律当作随着某种场所或者在某种期间之内而成立的趋势或倾向”。［11］11波普尔认为社会历史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存在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一切都处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某种恒定不变的虚假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也没有一种与社会结构变化相一致的基本趋向。“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大胆地尝试详细陈述构成社会发展基础的一般性过程的假说,以便人们能够通过从这些规律中推论出的预言,调节自己适应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11］12由此可见,历史决定论者所谓连续不断的规律,只不过是单一事件或者过程的单称假说,它并不具有普遍性。

三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演变

早期的逻辑经验主义在统一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统一,认为社会科学的进步需要汲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我们必须通过因果证明、普遍规则和经验观察来说明人类行为,倾向于将自然科学中的演绎规则的说明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亨普尔,他几乎最完善的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亨普尔认为,科学解释就是运用科学规律,对现象进行论证和解释,他将这种科学解释模型称为覆盖律解释模型,并且将其解释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任何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处理方法都显示出: 亨普尔的“演绎———推理法则( 也称覆盖法则) ”模型所代表的是通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成功的自然主义途径。对于亨普尔来讲,这个一般的模式对所有的经验科学来说都是相同的,并且在经验科学( 例如历史学和心理学) 的说明中,这个一般的模式得到例证。

但是,亨普尔的定律解释也受到反自然主义者的批评,这些反自然主义哲学家认为,这个模型对涉及意义和意图的人类行为领域是不适用的,的确我们承认亨普尔的解释模型确实有它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的大趋势下,探讨这种科学化的解释模型对于社会科学的解释还是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中期,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和解释不再局限于自然主义的解释模式,有了多元化融合的趋向,主要表现在考夫曼的社会科学解释。考夫曼对于社会科学的解释参照了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的观点,即将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的解释路径和孔德( Auguste Comte) 的实证路径做了协调,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既强调自然科学方法在揭示社会事件之原因方面的作用,又强调解释学方法对于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重要性”。［12］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模式的相似性时,考夫曼的观点和亨普尔的观点是相似的,二者都同意韦伯的观点: “社会规律( 即解释的方案) 的操作,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对理想定律的操作,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将社会规律应用到现实中,也就是说如何使用社会规律来做出预测,并且社会规律是否需要补充。”［13］207

其次,考夫曼将社会的概念定义为“一个社会关系解释所应用的领域”,［13］191马克思·韦伯引入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概念,充分的确认将要发生的一种特定的社会行动。在重新组织这个概念时,考夫曼再一次将对现象的关注结合到解释和真理- 标准预测的经验主义问题中,通过解释,物理的行为变成一种行动,事实上,这是在一个经验语境下的结合: “在这种相互定向的存在的假设下,有问题的行为能够恰当的被解释,而合适的解释的最重要的标准是预测基于这种解释的未来行为过程。”［13］191

最后,当纽拉特拒绝‘理解’( verstehen) 作为一个方法时,考夫曼摆出了事实并且用形式重新表示了‘理解’,对于考夫曼来讲,定律是推断的规则,并不能被应用到社会事实。而考夫曼定律的原型是韦伯的理想的类型,韦伯的理想的典型的解释模式是“对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行为的合理建构”。因此,考夫曼在宣扬“统一科学”立场的同时认为,应该修改科学统一的方式,声称‘理解’和‘解释’的相似性。“意义- 解释的所有的形式预先假设了人的存在,对于思想的理解也预先假设了人的存在,但是理解的具体的证据并不能为有关社会事实的科学的句子提供一个真理- 标准。”［13］229因而,‘理解’和‘解释’的基础应该合并到经验的普遍语境的事实中,如果没有一个对事实的‘解释’,就没有对社会事实的‘理解’。

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后期,随着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多元化发展,许多社会科学家拒绝任何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给社会科学建模的尝试,并且建议放弃普遍解释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希望对于社会事件有独特的说明。而解释学的方式或者诠释学的方式很明显在社会调查重占有一席之地,在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有一些普遍解释力量的社会模型开始重建,波普尔的情境分析便是其一。波普尔不在一直捍卫社会科学的科学还原主义的观点,而是开始探讨解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波普尔的情境分析解释方式。波普尔第一次明确地将情境分析应用到他的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中,希望通过断定“解释带来属于第三世界的对象的理解,而对诠释学做出贡献”,这标志着对于诠释学的传统的理解的“激进的分离”。［14］66

传统的诠释学认为: “理解的对象主要属于第二世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15］455而波普尔认为“理解并不是在于揭露一个人的主要的心理状态,而是在于说明阐述,也就是解释一个人所遇到的世界3 的实体,而这样的世界3实体将包括理论、标准、观点、猜测以及语言自身。”［15］486

波普尔认为,与处于情境分析模型中行动者有关的是对世界3 的环境的一个描述。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将不得不解释属于模型的一部分的世界3 实体。当模型被检验时,也就是当社会科学家试着证伪模型时,主要关注世界3 的环境。威廉·A·戈登( William A. Gorton) 在《波普尔和社会科学》中“假定一个世界3 的目标的特殊的意义,但是并没有通过检验自己的理论来反对一个独立的、外部的和客观的现实。相反,通过在意义网络上的其他世界3 对象的整体一致性,评价推测意义的有效性,通过建立一致性来服从于所谓的诠释学的学派”。［14］68也就是说,世界3 对象的意义将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而个体部分的意义将取决于整体的意义。举个例子说明: 为了理解在文本中的特殊的一页,我们必须理解整个文本的普遍的意义。但是为了结论整个文本,我们必须理解构成它的每一页。为了寻求一个对于文本的完全的理解,我们也可能争取纳入到意义的更广泛的网络中,比如说,一个传统或者社会实践。因此,“这里并没有反对检验意义的理论的超文本( 在文本的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 ,而是在判断理论中的这种差异。”［16］

波普尔承认诠释学派的存在,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的描绘出诠释学的含义来检验世界3 问题情境的推测的重建。

另外,波普尔的情境模型提供一种将解释和说明结合起来的方法。情境分析不仅可以对于形成人类行动的制度、信念、标准、传统和习惯进行充分的说明,也可以用来解释特殊的社会事件,用来加强我们对于典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理解,比如革命、经济周期、和选举、腐败、政党以及大学; 揭示如何通过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来产生某些典型的现象,比如意料之外的结果等。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观点主要是单纯的分析哲学传统,到了中后期,逻辑经验主义基本纲领和立场有了弱化的趋向,并且在朝着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融合的方向前行。这主要体现在:

( 1) 从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理性重建来看,早期是纯粹的物理主义观点,到中后期出现了宽泛化的发展趋向。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和科学统一运动掀起了高潮,这与社会科学的迅速扩张处于同一时期,逻辑经验主义给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答案,并把这些结果应用于社会科学,“在那个社会科学急切想成为科学的时代里,逻辑经验主义中关于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论述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能否成为科学的方法论的关键”。［17］但是,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发展后期的考夫曼的物理主义观点中,试图以现象学为原则作为哲学奠基,并且将‘理解’( ver-stehen) 的概念放置到他的方法论分析的框架下,更是看到分析哲学的“说明”方法和解释学的“理解”方法之间并不仅仅对立的,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

( 2) 从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规律观点的发展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发展的早期、中期、晚期对社会科学规律各执一词,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看法,而对于社会科学是否存在规律,社会科学的规律具有何种特征,至今仍在争论,从整体上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社会科学规律的争论并没有随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趋势而消解,但是经历了弱化其基本纲领的过程,并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 齐塞尔认为历史- 社会学规律像气体定律一样都是“宏观规律”,但是纽拉特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社会科学定律还原为物理定律,这实际上表明是在放宽物理主义的界限。波普尔则反对自然主义历史论者的“社会科学规律就是历史规律”,认为社会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存在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社会规律更不会是物理定律,这表明波普尔在社会科学规律问题上,已经超越了分析哲学思考问题模式的界限。

( 3) 从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来看,早期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解释模式,到了中期,考夫曼将‘理解’融入社会科学解释,用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基本的准则和手段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这丰富了现象学本身,也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为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了一条发展路径。后期,波普尔的情境分析在坚持解释学方法对于分析哲学中的科学逻辑的作用的同时,强调解释学方法的客观性特征,从而使二者形成一种辩证的中介。情境分析法不仅提供了一个能够增加我们对社会世界理解的真正满意的解释,也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条高度暗示的方法,更提供了一种逾越长期在社会研究解释方式和自然科学模型化之间分裂的一种方式。情境分析不仅适用于人文科学,而且适用于自然科学,不仅适用于人类行为,而且适用于科学理论,这也突破了当代主流的哲学释义学仅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局限,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西方释义学以及西方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对于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早期主要受制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是纯粹的自然主义模式,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点的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传统,到中后期的发展逐渐表现出反实证主义的意识,有了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欧洲大陆科学哲学传统的影子。事实上,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后一类传统介入前一类传统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中所发现的英美哲学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碰撞,为后期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概念。因为,“一旦科学哲学家接受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 文化转向,从社会的视角来理解和阐述科学家的活动,实质上意味着两大传统正在趋向于殊途同归的发展方向,这也充分说明了科学哲学本身思维的连贯性和逻辑的一致性。”［18］逻辑经验主义寻找统一性之处,正是社会科学哲学新理论发现复杂性之处所在; 逻辑经验主义寻找理想化的社会科学观点,正是社会科学哲学新理论真正的实践之所在。

摘要：逻辑经验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其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以下特征:(1)通过提出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对社会科学进行理性重建,实现了对社会科学的定位;(2)通过对社会科学规律的多元化认识的发展,显现出弱化自身纲领的趋向;(3)在对社会科学解释模式演变的过程中,触碰到现象学和诠释学等学派思想。事实上,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中,不仅表现出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而且也触及欧洲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为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重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篇三

一、怀疑主义的源流和核心思想

一般而言，怀疑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流别，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普罗泰戈拉。他接受了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流变的思想，认为变动不居的感觉现象是真实的，万物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但是他从这种素朴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断言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可靠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根据各自的感觉作出不同的判断，无所谓真假是非之分。因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是怎样。由此又断定“知识就是感觉”，主张只要借助感觉即可获得知识。他根据这种观点，对传统宗教神学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普罗泰戈拉把感觉看成是真理的标准，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不过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与后来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区别。他看到了不同人的感觉有对立与差异，触及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表现了人类认识的深入。他强调人在现实中的地位，在当时有破除传统神学观念的启蒙作用。他把人作为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向后一阶段过渡的重要标志。古希腊晚期的皮浪则是怀疑主义学派的首个集大成者，皮浪的生存时期是希腊衰落之际，希腊基本是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皮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于古典希腊时期流行的理性主义产生了怀疑，强调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觉，其核心思想是“一切不可知，肯定是得不到的。”

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人文主义含有非常浓厚的怀疑主义的特质。早期蒙田奉行禁欲主义，后来逐渐转向怀疑论。他认为怀疑的原因在于人的判断。人的判断能力有非常大的限度，人不可能认识自然界的奥秘，所以，人对自己不理解的事物进行判断是很轻率的行为。最好的态度是不做判断，保持怀疑。他认为，求知难以达到真理，我们应该保持怀疑。他站在怀疑论者一边，批驳自以为找到真理的人荒唐可笑，并断定找不到真理的人太仓促。人只能怀疑，“什么也不肯定，什么也不保证”。对于历史，蒙田的历史观具有典型的相对主义色彩，相对主义否认事物本身及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和客观性的思维方式，其特征是强调现实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坚持认识的主观性和对历史条件的依赖。蒙田强调世界的变动性，他的随笔中随处可见对变化思想的描述。伯克就谈到，蒙田对变异的探寻，几乎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在蒙田看来，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变化时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他认为，存在在变化，我们的思维在变化，所有的一切都不停地在变化。此外，他强调命运的安排是不可违抗的，“人世间的事，做起来要粗枝大叶，大而化之，大部分的事留给命运来操作。” 总之，蒙田强调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在他的历史观里，差异永远存在，变化始终是个常数，因而一切是千姿百态的，万事万物从来没有静止过，他没有为历史的发展设置什么所谓的方向和规划，只是强调它的运动和变化。他的怀疑论并没有形成一种哲学体系，但是后来的人都从他那儿不断吸取营养，即怀疑以前笼罩人类的诸观念，寻求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如狄德罗说到自己的思想变幻莫测，和蒙田属于具有同样思想特质的怀疑论者。

休谟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一般将其哲学思想归结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他只承认感觉经验的存在，把感觉经验统称为知觉，然后又把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所谓印象是指现时发生的各种内外感觉。休谟把印象当做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的来源。观念则是通过记忆和想象这两种官能对以前产生过的印象在头脑中的再现。休谟把这称为对印象的模仿。还有就是对于因果性的怀疑主义，他在因果性问题上否认人们所具有的因果观念的实在性，把因果观念的获得看做完全是人为的，并不具有客观基础。他提出，人的因果性观念完全来自实际感觉经验中对相似性例证的观察。所以，对于历史，休谟怀疑理性史学，认为政治信念和忠诚乃是长期社会演进的结果。它们不是出于人们的意愿，而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们，因为习俗是理性无法操纵的。他认为他的哲学观点可以通过历史事实而得以阐明，认为历史是心理活动的记录，研究历史旨在发现人性的普遍性，为现实提供借鉴。他的这种经验主义怀疑观在当时显得很是独特，和当时启蒙时代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史学带有明显的不同。正如卡西勒说：“18世纪只有一位思想家不管流行思潮，即使在历史领域里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态度。休谟很少同意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一般类型，就像他很少同意它的认识论或宗教哲学一样。” 对于休谟的怀疑主义，罗兰斯特龙伯格这样评价：“哪里能够摆脱成见和偏见、让心平气和的批判智慧一展身手，哪里就有休谟精神。有人说它具有破坏性，有人说它令人振奋。很显然，他兼有这两种作用……它在瓦解其他各种信仰的同时也瓦解了启蒙运动的绝对信仰。” 休谟的怀疑主义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料，奠定了批判哲学的基本框架。

总之，不管是希腊时期的怀疑主义者普罗泰戈拉、皮浪，还是近代以来的蒙田、休谟、笛卡尔等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核心，都是在于通过各种感观现象呈现的实质和理性推断的结论而进行研究，研究后对其结果仍存有怀疑心理。马克思曾经做过评论：“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是进行比较，因而也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先前阐述过的主张。他们以平均调和的学术观点看待以前的体系，这样来揭露出矛盾和对立；他们方法的一般原型包含在埃利亚派、诡辩派和学院派的辩证法中。” 古典的怀疑主义是通过直截了当的否定来怀疑，而近代西方的怀疑主义把一切事物当做是相对的，当做是历史现象，强调的是切身的体验以及对历史的直觉，他们注重直觉，消除理性，在他们看来，任何所谓的一般标准都是滑稽可笑的，只有个人的感觉才是判断是非的依据。这些对于斯宾格勒的写作方法——观相，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观相及其怀疑主义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的开头中就谈到，西方的怀疑主义是历史的，“西方的怀疑主义，如果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是我们精神的秋天的象征，那就应当是心理的，它的解决方法是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它的解决程序是心理的，怀疑论在希腊主义的内部的兴起乃是对哲学的否定——它声称哲学没有目的——相反，我们认为，哲学史最终将成为哲学当中最重要的题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怀疑论”，因为希腊人是通过蔑视心智的过去而走向放弃绝对的角度的，可我们是通过把过去理解为一种有机而走向这一步的。” 在斯宾格勒看来，“一切真正的历史著作都是哲学，除非它纯粹是一种蚂蚁搬家。” 一切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是“发展一种哲学”，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哲学研究，史学家在本质上就是哲学家。因此，史学研究要像哲学研究那样，要有批判性的反思意识。他甚至声称自己创立的哲学为西方历史上最后的哲学，“我自己的哲学，只能够表达和反映西方的（不同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够表达和反映现存的文明阶段的心灵，其有关世界的概念、其实践的范围以及其效用的领域，都将由此获得说明。”

斯宾格勒的这一著作的写作时间是西方处于一战的前期，在史学思潮上，虽然理性主义史学占据主导的地位，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之持有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在德国，它的启蒙运动本来就带有很多的本国的色彩，如康德。斯宾格勒在书中谈到，是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作为悲观主义者的尼采，他的那句“重估一切价值”对斯宾格勒的影响在书中处处可见。斯宾格勒对于文明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反思、对于道德现象的思考，可以说都深深浸染着尼采的怀疑精神。他把怀疑主义看作是对自己思想的一个证明，“我们的怀疑主义不是对我们的思想和著作储备的攻击，而恰恰是对它的证实。它要进一步证实过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为它把它在各个特殊领域所发现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倾向——不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都整合在一起。” 而斯宾格勒的观相法，就是基于怀疑主义而形成的。观相的研究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直观的方法。他认为，研究历史和自然的方法不能等同。“前者通过类比、描述、象征，后者则靠公式、规律、体系。我们用学习来体验已成的事物，而对于方成的事物，我们只能通过生活，通过深刻地、不可言传的理解来体验。”通过对人类历史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体会，去把握其背后的生命形态的特征与命运。它不仅要求我们对现象进行直观的、直接的把握，而且要求我们设身处地、以内视之眼去体验。他强调的是对历史的直觉，强调生命对整体的历史意义的把握，要以想象和象征的方式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文化产品做通盘的俯瞰，去透视真正的历史图像。“历史，若加以正面处理的话，并不是纯粹的生成：它是一种意象，是从历史学家的醒觉意识中发射出来的一种世界形式，在那一醒觉意识中，生成主导者即成。” 所以，这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灵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斯宾格勒看来，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才具有，这类人的这一才能，是天生的，也是后天训练不出来的，“自然研究者可以教育出来，但明识历史的人却是天生的。他一下子就能抓住和穿透人与事的要害，且凭的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是学不来的，是说辞所不能训示的，而且只有在其极其强烈的时候才能有些微的显示。” 历史是在一瞬间就被捕捉了的，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历史是一种“几乎无法描述的感觉官能”，由于感观印象的不断变化，历史于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所以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的图像，即人类的历史，是有机的世界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和蒙田的历史观有着惊人的相近之处，即强调历史的变动性，要通过历史学家的感觉，去瞬间扑捉历史。

在斯宾格勒看来，观相是研究历史的最主要的方法，而只有文化才有灵魂，才能够用心灵的直觉去感受。文化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是人类心灵表现自身的方式，而历史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形态组成的多元的世界，各个文化皆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产生、发展和衰落，各自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特质。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生命或心灵的独特样式，这心灵为了表现自身的世界感，就要选定一些基本的符号来代表这一心灵的独特的生命感受。如阿拉伯的文化心灵就是麻葛式的心灵意象。“一种深刻的同一性在某一文化的名义下把心灵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形成明确的生存……”文化是一种心灵的自我表现的总体，是生命以象征意义的方式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实现，所以文化的发展如同生命的进程一样，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文明则是这一有机过程的最高和最终阶段。总之，文化的核心—文化灵魂只有通过观相的办法才能够获得。

怀疑主义的另一个要素就是相对主义、即比较和对比。而在斯宾格勒的观相学里，类比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之中，只有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心灵进行“同时代”的对比，才能够从各个文化心灵出发，而不会产生孰轻孰重的想法，可以克服以往史学满足于只就一些已知的方面来排列过去的事实的毛病，而是能在一种文化的片段中推出该文化的过去和未来，就可以对世界历史有着整体的把握。所以，在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当中，强调观相的方法就可以和传统的世界史框架既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这一模式划清界限，因为这种模式把西欧或西方的历史置于中心地位，把其他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伟大历史和悠久的强大文化仅仅看作是环绕着这个中心来旋转的一个不出众的点。而采用观相的办法，就可以从各个文化心灵，即各个文明出发，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缺点。所以，斯宾格勒认为，用来指认死形式的方法是数学定律，而用来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类比。“首要的是，这一哲学在那里发现了历史和自然的对立，唯有通过这一对立，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本质。”

总之，斯宾格勒的观相法，是基于怀疑主义的一种历史哲学方法，它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进行透视的直观，去把握不同的文化灵魂的图像。另一方面，要对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对比，从整体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

三、小评

斯宾格勒的观相法，是理解整本书思想精神的一个关键之一。

这种方法，是对理性主义史学的一种反思，试图从形态学的角度去构建另一种世界历史的划分方法，以打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的史学构建框架，确立各大文明的独立的历史地位。这对于当时的史学界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但是，观相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历史哲学方法，它以内视之眼、文化灵魂、直觉等作为其研究历史的关键渠道，带有浓厚的主观性的意味，和传统的客观主义史学的方法和态度显然格格不入。加上他一再强调这种感觉只能是少数人拥有，把大多数人排挤在历史研究之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总的看来，斯宾格勒的观相学虽然带有种种的非议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创作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4.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篇四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角度，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目的是探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要义则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挑明了自由市场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在近现代，政治哲学讨论的正义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正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式理解”。康德给自由概念以最高的表达，并在其中注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因素;黑格尔则以更全面具体的方式，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综合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思辨结构中，表达了现代性问题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问题直接承接着康德和黑格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的理论工作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这一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为现代政治奠定合理的基础，解决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即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康德先是以无与伦比的道德激情高扬最纯粹的普遍性理想，并将其上升到先验问题界面，贬抑“特殊性原则”，然后又在法国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渐领悟到“特殊性原则”的不可回避。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作了进一步揭示，提出只有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贯彻普遍性理想，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的自由”。马克思则提出了否定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全新政治目标，以此彻底解构和超越了主导整个现代的“特殊性原则”;同时，通过强调“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而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议题推向顶点。

康德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在于，康德最早把握到了人类建立知识和社会规则的主体性原则，这为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主张“全体自由的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则把康德的“绝对善良意志”落实为一种绝对善良的制度。

黑格尔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一，黑格尔把亚当·斯密的劳动抽象置入逻辑学的概念框架，揭示了著名的“劳动的辩证法”论题。黑格尔的这一劳动论题对马克思解说劳动的本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另外，黑格尔也开始注意到劳动的某些异化现象，这为后来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准备了思想素材。第二，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论题对马克思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两个观点：一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意味着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二是“贫困是由针对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的不法所导致的”——这揭示出普遍贫困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黑格尔这两个观点触及现代性批判中最尖锐最激进的一个主题，它们将黑格尔与卢梭、蒲鲁东和马克思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话语。马克思革命性的新创见是：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即无产阶级的权利)问题，现代人的自由必须从普遍人权扩展到穷人的财产权。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阶级政治建立在财产权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实现了自卢梭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而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则可以看作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先声。

黑格尔通过他的概念哲学(逻辑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先验本质对于文明世界的创造关系，从而启发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构建。正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获得“改变世界”即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的哲学立场。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又是从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开始的。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尚未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对话，但他已经注意到黑格尔哲学的唯灵论性质造成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上的封闭性和实践上的专制倾向。马克思中后期的作品延续了这一批判思路，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人道理想和正义理想充满了虚幻色彩，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仍然是对这一理想的合理化辩护;只有从现实的资本支配关系和阶级冲突出发，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变革动力。马克思由此超越了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等级和分工的理解，最终在个人全面发展、自由活动以及共同控制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图景。

高一政治难点解析

高一经济常识在讲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时，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在讲产业和劳动者时，又说“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善于联想的同学会问：国民经济怎么有两个主导?其实这两个“主导”是从不同角度讲的，有区别，也有联系。

区别：

1.二者分析的角度和参照系不同。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是从所有制结构角度讲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又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

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所有这些类型的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从产业结构角度讲的，相对于农业和第三产业而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2.主导作用的具体内容不同。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主导”是指起导向作用，指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第二，国有经济要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引导和影响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壮大。因此，讲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主要表现在它

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和推动力。可见，它侧重于生产力方面。

联系：

1.在现代化建设中二者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得怎样，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决定着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

2.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5.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异同 篇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

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篇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无外乎要分析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其次是如果有，那么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又如何。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先来看看中西方学者们的看法。西方学界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列奥·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当中。”传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就如郁建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解释传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另一种解释传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理性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显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有一个同样明确的终点，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一的分歧在于，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首先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但同时又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的，即同时涵盖了现实性维度与理想性维度两个层面。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原型的，尽管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但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背景并不相同，我们应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同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本就无需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当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就清楚了。谈过了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以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来谈一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政治哲学兴起的，也就是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或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也就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已经形成共识，但在研究方式上却还存在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人手。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的意见是趋向统一的，如韩庆祥教授、王南湜教授及孙正聿教授等人都认为应该从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切入，着手构建中国的政治哲学体系。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哲学是一门高雅的学科，哲学的本质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研究现实就是对哲学本性的背离。在笔者看来，这只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理解，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认识，马克思早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还有学者把它称为“用所谓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来贬低和否定现实斗争中发生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和思维的特异性，这就无异于要把马克思变成完全脱离实际而仅供少数哲学精英在书斋里作学院式探讨的纯学术偶像”。

实际上，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研究都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密切相关，政治哲学的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用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会丧失哲学本性，而远离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它是现世的智慧，它要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哲学承载着思想，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必须要反映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的批判特性所决定的。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就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谁尝到了‘批判’的甜头，谁就会永远讨厌一切教条主义的空话。”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实际上，每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预示着不能抛开时代背景去孤立地看待问题，而应该到问题的发源地——现实中去挖掘。

哲学研究一旦离开了现实生活，脱离了时代和实践，也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其研究成果必然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注定要被时代抛弃的。而“真正的哲学，决不能‘封闭一切价值通道’、‘中止所有是非判断’、‘从情感的零度开始’，而必须以炽热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使命感’。真正的哲学，也决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达’、‘总结和概括’，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思和表征’、‘塑造和引导’。哲学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新问题的新的求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义之所在，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生活价值之所在-[10]。任何学科，都不应仅局限于对发现的问题作简单的描述，而哲学，更应该有自己特有的方式。就如黑格尔所言，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知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哲学的本质就是在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的同时，还要批判性地反思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引领时代发展的理念。不仅要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还要成为引领时代的“高卢雄鸡”。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所在——“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时代出发，从时代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出发，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应该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人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因此，从权力及权力结构入手，来进行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深化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

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韩庆祥教授提出了“中国问题”的概念，他指出在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应由只注重“词句革命”的哲学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这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诚然，对概念和范畴的分析也是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只在琢磨词句上下工夫，而不去关注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及实践的发展，哲学研究最后也只能流于空谈。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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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

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篇七

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前提基础。具体来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由抽象转变为具体、由深奥转变为易懂, 用通俗的大众语言, 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传播, 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 内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内在共识, 成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使群众能够自觉地把理论运用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去, 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简单来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就是要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从传播三要素 (传播者、媒介、受众) 角度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内涵还可概括为:传播者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 借助各种传统或现代化的媒介, 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和多种传播模式,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这一讯息, 使大众理解、接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并逐渐自觉地内化为自己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 其中传播者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组织、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及社会团体和一部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传播的讯息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成果;受众则是大众, 即广大人民群众。 (1)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遵循传播学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关于传播者、媒介、受众三个方面也必须遵循传播学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主体大众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由于受到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限制, 一般群众不能实施传播, 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者主要是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等思想领袖, 因为他们作为传播者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表的言论、出版的书籍,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愿意相信, 愿意参照去做, 这极大地引领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然而, 在现代传媒高速发达的今天,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主体已经从政府、国家、统治阶级等精英阶层主体逐渐以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向传播主体大众化进行演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受众大众化。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在我国普及之前, 纸媒只是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而今天这一缺陷得到了克服,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 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群众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受众, 并且声音与图片的传播比文字印刷的传播更加能吸引受众, 传播效果更佳显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媒介大众化。传统媒介如广播、电视和报纸, 它们与受众间仅仅是单向的传递关系, 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 然而网络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 网络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受众通过网络不仅可以有选择性地主动获取信息, 还能够对传播内容提出反馈意见、跟信息传播者做实时的交流与对话。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受众只要有一台能连通网络的电脑, 就能够从网络中得到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大量理论信息, 并跟外界研讨马克思主义。

3 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传播学新的思维视角

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 从哲学角度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往往能有新的认识。传播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 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发展, 传播理论越来越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和指导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多次使用“交往”、“精神交往”、“交往形式”等概念, 虽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交往”范畴简单地与今天传播学中“传播”概念划等号, 但是他们对人类交往的探索却完成了对人类传播现象的一种独特解读。 (2)

国内关于传播学的定义有:“信息的交流和分享”, “所谓传播, 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3) 等等, 但这些定义都是依据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得出的, 都缺乏对人主体性的关注。所谓人的主体性, 是指人的主体意识和倾向以及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属性的总和, 它主要表现为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主导性和意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传播活动也是一种实践方式, 是构成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实践方式, 是客观的, 需要各种物质基础, 但更是精神性的, 是主体的一种意识性。 (4) 与动物之间的传递“信息”不同, 人的传播是具有能动性、意识性、主导性和创造性的传播活动, 尽管这样的传播活动也必须依赖于各种物质基础, 比如传播手段、技术等, 但这些是次要的, 人际传播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主体性的传播需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传播学, 让我们知道了传播中的人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机器, 而是有着丰富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的人, 是在主动地接受和传播信息, 并用传播来构建社会的人。但传统的传播理论都忽视了这一点,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大众化, 更多的学者愿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指导传播学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传播学新的思维视角, 从哲学思维看传播问题会使我们的理论更全面而深刻。

4 结论

当然,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语言, 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 不光只是理论创新、语言通俗化, 还涉及不断提高国民素养和理论认识水平, 需借助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传播手段和技巧, 因此, 就有必要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而且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还欣喜地发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了传播学新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 哲学与传播学相互交融, 共同促进提高。

科技视界Science&Technology Vision

摘要：本文简要概述了当前传播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并从传播三要素:传播者、媒介、受众这三个视角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过程中遵循了传播学原则的事实, 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赋予了传播学新的思维视角, 从而也充分证实了在实践过程中哲学与传播学是相互促进, 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哲学与传播学,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黄晋华.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11.

[2]李庆林.传播的逻辑体现了资本的逻辑[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料学版, 2005.

[3]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M].新华出版社, 2003.

[4]袁光锋.运用现象学方法建立马克思主义精神传播哲学的初步设想[J].湖南大众传媒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8.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 篇八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论说历史哲学意义

【中国分类号】A71

马克思曾经很多次的提出过关于社会形态理论方面的论说，并且每一次论说的语境、时代背景、社会形态名目和历史指向都是不同的，但是共同点是，每次都是在大体上讲述历史例证，阐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每一次的论说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文本和核心内容

马克思第一次论说主要关于德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掌握了丰富的西欧地区的历史知识，并且归纳出了西欧地区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发展顺序，认为第一种形式是原始部落的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国家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第三种是封建所有制。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论述是不完善的，但是事实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做出这次论述的时候，是充分的结合了当时的语境和历史背景的，这次论说主要是驳斥青年黑格尔派和机械唯物论的唯心史观，提出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而不是想象的演化史。

马克思的第二次论说，提出了三大阶段和三大社会形式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最初形态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基于这种状态，个人的生产力是有限的，只能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展。第二大形态是基于物质基础的个体独立性，社会物质普遍变换，不同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关系体系得以形成。第三个阶段的特点是，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能够和谐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的第三次论说，主要内容是，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几个时代。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社会形态发展最完整的论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马克思针对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一部分是欧洲的历史，并不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阶段。论述中的亚细亚，在亚洲真正的发展演变是与欧洲不同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只能代表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含义，并不具有实际上的第二层含义。

马克思的第四次论说，是在给朋友写的信中提出来的。这些论述包含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理论认识的重要内容。基本上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重新表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的论述，十分明确的将运动的必然性限定在西欧范围内，反对将这一概述转变成普通发展道路的有关历史方面的哲学理论。第二，这是第一次清晰的表明了东方社会的特征，例如俄国，将集权专制的制度凌驾在整个公社的上面的国家，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将两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将第四次论说和之前三次论说紧密的联系起来，这样对于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理论，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

二、历史哲学意义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具有统一性的特点，而各个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的四次论说将这两方面紧密的融合到了一起，同时将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科学理性的结合在一起，升华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具备了充足的历史条件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性并不是宿命的、抽象的必然性，而是具有了充分且必要的历史条件的。西欧社会是在特定客观条件下，才出现了农奴制和基于农奴制的西欧社会封建制度，它为竞争的演变、贫富分化和积累私有财产创造了很大的空间，社会生产力在相对宽松的空间内可以自由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就形成了阶级力量，可以打破阻碍发展自由竞争和私有制的力量，并且逐渐发展壮大到其他阶级的力量无法压制的程度，这样就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所以最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规律只是局限于西欧内部的各个国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社会发展的道路与方式就会和西欧极大不同，发展现状与未来基本上也是有区别的。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发展规律包含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具有能动选择性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实际体验决定了人们的选择意识。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这样，对于日常生活的感受不同，做出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一部分人由于崇拜资本主义，主张俄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派则反对这种观念，认为应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实际可行的道理，但是究竟做出怎样的选择，需要由普通百姓的支持来决定的。

（三）民主主义革命者具有成功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革命者做出的选择，虽然具有实际可行性，但是如果想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就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必要条件。第一，必须通过革命才能拯救俄国的人民公社。第二，应该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充分运用到人民公社上来。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是铁路、轮船和机器等物质条件，还包含整套的交换体制与机构。所以，马克思构建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是需要经历市场经济的时期。第三，马克思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仅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所有积极成果，还要消除公社的孤立性。第四，马克思虽然赞同俄国的民主革命主义者有机会充分利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有利条件建立不經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也可能会失去一个最好的历史机会，而造成灾难性的转折。

结语：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论述，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洗礼和沉淀，但是依旧散发着魅力，对于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依然具有着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绝对不是空想的，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科学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一定要充分吸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活运用，从而促进理论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有军.“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真正含义及其实质[J].社会主义研究，2009(05).

[2]张丽红.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J].学理论，2011(16).

[3]高飞乐.马克思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思想历程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