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人诗新（精选2篇）
1.东汉文人诗新 篇一
李白妇女诗新探
在《李太白全集》中，描写妇女的诗歌共有130余首，约占全部诗歌的1/9。这与历代诗人作品中反映妇女生活的诗作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反映妇女问题的广度、深度上。都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与李白相媲美。李白通过对妇女题材的诗歌处理，从不同角度为这些妇女呐喊、为这些“卑贱者”讴歌，控诉着整个社会的不公。
孤独寂寞，相思成疾――商妇吟
盛唐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相对稳定，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工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吸引着许多男人外出经商，商人重利轻离别。很多商人为了谋取商利，远离家乡，从而使商妇遭遇离别之苦。
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李白，曾两次漫游大江南北，对商人阶层的生活、思想感情了解颇多，他怜悯商妇的悲苦。为她们写下了不少诗篇，替她们倾诉内心的苦楚。如《长干行》：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濒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衰。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诗中以商妇自述的口吻，抒发对远出经商的丈夫的相思之情。诗人用年龄序数法和四季相思的格调，巧妙地把一些生活片断连缀成完整的艺术整体。商妇与她丈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是自结婚以后，丈夫常常外出经商，使得她寂寞寥落。这与童年朝夕相处、嬉戏共乐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中充满着商妇的离愁别恨和青春虚度的悲哀。
他的《江夏行》将一位商妇的思念与寂寞心情写得淋漓尽致：谁知嫁商贾，夸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合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商妇看到与自己丈夫同时出发的东邻西舍很快就回来了。唯独自己的丈夫没有遵守诺言。看到别人夫妻团圆，自己却形单影只。不禁伤心地流下泪来，因此她得出一个结论：“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其内心的苦楚溢于言表，情调凄凉。
离愁别绪。哀怨惆怅――征妇吟
如果说嫁作商人妇是一种不幸。那么当了征人的妻子就更加痛苦了。商人还有可能回来的一天，还有见面的一线希望，而征夫一去，恐怕生离亦即是死别了。
李白描写征妇的这些诗篇，飘着硝烟，燃着烽火，流着泪水，带着哭泣，写得异常辛酸哀怨，充满了对穷兵黩武的当权者的不满，对征人之妇的关心与同情。
如《关山月》就反映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离别之苦。诗中这位孤单而苦思悠长的.征妇面对久经征战不归的亲人思绪万千。她等待丈夫重返家园的一线希望已显得十分微弱，几乎已接近绝望，“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她将永远在绝望中叹息。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诗人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相思之情，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把眼前的思乡别离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揭露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的牺牲给无数征人及家属带来的痛苦。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北风行》全篇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气氛：大雪纷飞，凛冽的北风怒吼着，阴霾密布整个天空，一个忧心忡忡、愁肠百结的征妇由眼前的过往行人，想到远行未归的丈夫;由眼前的苦寒景象。引起了对远在长城的丈夫的担心。“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纹金。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征妇不忍再见丈夫留下的遗物，在矛盾的心情下将遗物焚毁。可是哀思与忧伤却是有增无减，于是在极度悲痛之中发出了“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的呼号。这惨痛的呼号是诗人也是广大人民，特别是战祸蒙受者对穷兵黩武的战争所发出的抗议。
爱的荒漠。凄婉悲凉――弃妇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只能充当丈夫的附属品。封建伦理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把妇女压在社会的底层，她们根本不被看做是一个“人”，而只是男人的玩物。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她们不仅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婚后往往遭受到被玩弄、被遗弃的痛苦。
如《白头吟》描写的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之间的故事。卓文君抛弃豪富的家庭同司马相如逃往成都，卖酒度日。而当司马相如升官发财后。便对卓文君的爱情产生了动摇，准备纳茂陵女为妾。诗人从婚姻悲剧的主要承受者女子的角度，表现被遗弃的悲哀。诗歌末尾两句“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点明题旨。既写出了女子的悲怨和痛苦，也对朝三暮四的轻薄者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含蓄中吐露出压抑不住的愤慨不平之气。
爱情的悲歌不仅在民间可以听到，就是在深宫长殿里也隐约可闻。封建社会的女子是十分不幸的，即使她们当了宫娥嫔妃，也像笼中的鸟儿一般，没有生活的自由，没有爱情的欢乐。她们被玩弄、被摧残之后，随时都可能遭到抛弃。李白对这些宫中“弃妇”也投去了无限同情的目光。
如他的《妾薄命》描写了陈皇后由得宠到失宠的不幸下场。“汉帝宠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诗中用比喻说理，用比兴议论，“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作比，比中见意。全诗不仅体现了诗人对失宠后阿娇的同情，也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爱驰的悲剧命运。
侠肝义胆，勇武刚毅――勇妇吟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不仅有对“商妇”、“征妇”、“弃妇”的深刻同情，还有对一些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秩序的“勇妇”的大胆歌颂。尽管妇女在当时的地位低下，但她们并非全是哀怨如诉、缠绵悱恻的弱者，其中的一部分妇女，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忠肝义胆甚至在一般男子之上，她们耍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努力。
如《东海有勇妇》刻画了一位“损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刚烈女子形象。她武艺高强，剑术通神，心胸磊落，大义凛然。她面对仇人“十步两踵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诗篇洋溢着对勇妇侠义精神的歌颂和赞美之情，读来令人激情振奋。
再如《秦女休行》：“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诗人以热烈赞颂的感情塑造了一个为父报仇的女英雄形象。讴歌了她刚直无畏的豪侠本色。
通过这些描写勇妇侠女的诗篇，我们不难看出李白对侠女勇妇行为的描写，不是盲目的歌颂，而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像《秦女休行》和《东海有勇妇》中的女主人公，都是负有不共戴天的冤仇而又无法伸冤血恨、不得已而采取复仇的行动。因此，李白歌颂含冤奠伸而能不畏强暴的弱者，实际上也是对封建社会秩序大胆的挑战。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庸俗的“携妓”类的作品。如“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这些描写实际上正是唐代风气的真实写照。因为在唐代，携妓歌舞乃是一种时尚。就连杜甫亦有《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之作，何况不拘小节的李白。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而对此类作品大惊小怪，视为李白道德上的污点。
李白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强烈的思想感情和对劳动人民的赤诚，为我国妇女的自由平等、思想解放，唱出了自己的歌声。真正做到了与“卑贱者”同呼吸、共命运。李白的妇女诗，也将与他的其他优秀诗篇一样，与岁月长青，与历史永在!
2.东汉文人诗新 篇二
关键词：文人诗,东汉中后期,悲观色彩,社会动荡
一、东汉文人诗中的悲观色彩
东汉中后期社会动荡不安, 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 百姓生活艰难, 文人生活凄楚。反应在诗句里, 诗句也带上了时代悲剧的烙印。赵壹的《疾邪诗》是东汉文人诗中的悲愤之作, 借诗中“文籍虽满腹, 不如一囊钱。”一句批判贿赂公行, 取士用人看重钱财而轻视学问;写“伊优北堂上, 抗脏倚门边。”揭露取士用人不注重品德, 致使谄媚之徒受重用的社会现实;用“势家多所宜, 颏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 兰蕙化为刍。”毫不掩饰地控诉了唯权势至上的扭曲的社会价值观, 以及现实中善恶颠倒、正义曲直不分的反常现象。全诗感情充满愤怒和对东汉王朝的绝望。而东汉末期被称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更是伤感诗作的代表, 其中有对生命的感慨和死亡的恐惧, 有对身世飘零的感慨, 有对情感失意的痛苦, 有对自然时序交替更迭的伤感, 是东汉乱世时代的政治缩影。
纵观整个东汉中后期, 诸多文人诗少了《诗经》中现实劳动生活、民风民俗的描述, 少了歌功颂德之作, 也没有了西汉诗赋的大气恢弘, 而是明显地带有了强烈的悲观颓废色彩。
二、东汉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对文人诗的影响
东汉中后期社会动荡, 政治腐败, 外戚专权, 宦官干政, 引起了大批有志爱国文人智士的担忧和抗争。尤其是东汉中后期, 宦官专权更甚, 决定士人能否入仕的“选举”和“征辟”之路都受其爱憎决定。士人上进无门和官僚大夫结合形成了一支反官宦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 掀起了著名的“清议”之风, 清议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但却也招来了宦官的诬陷, 由此产生了后来的“党锢之祸”, 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 士大夫和太学生在心灵和身体上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越来越多有志之士开始选择隐居山野, 教书讲学, 不过问政事。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是出仕的理想和黑暗现实冲撞下文人的妥协, 但对现实妥协后的他们, 虽保全了生命却让他们放弃了“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宏愿, 也让他们陷入了无限的痛苦和无奈之中。
三、东汉士林风气与文人诗
1. 东汉士林风气
“士风”指的是士人的风度;书面化一点, 是指士之人格精神、心态作风的一般趋向。士风的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促发的结果, 所以研究士风要从多方面考虑, 既要考虑它的政治因素、社会思潮、当时哲学, 又要考虑士人本身的因素, 如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生活环境、所受教养、个人心理因素。东汉的游学之风盛行, 一直持续到东汉中后期, 几乎没有终止或改变过, 但是东汉中后期政治上的“士风”却先后产生了两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由“去就之节”到“婞直之风”;第二次转变是由“婞直之风”转向“退身穷处”。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有一处记载了第一次东汉士风的转变:“至王莽专伪, 终于篡国, 忠义之流, 耻见缨绋, 遂乃荣华丘壑, 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 汉德重开, 而保身怀方, 弥相慕袭, 去就之节, 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 主荒政缪, 国命委于阉寺, 士子羞与为伍, 故匹夫抗愤, 处士横议, 遂乃激扬名声, 互相题拂, 品核公卿, 裁量执政, 婞直之风, 于斯行矣。”[1]由此可以看出, 东汉士风之所以转向“婞直之风”是因为“主荒政缪, 国命委于阉寺”。
东汉桓帝、灵帝年间, 宦官势力强盛, 肆意横行, 毁坏朝纲, 阻塞士人进仕之路, 镇压异己力量, 残害正直之士。太学生为了“涤清污浊”, 故而掀起了一股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 这股“清议之风”又在游学的助长下进一步加强。一时之间士林舆论成为了朝堂之上颇具影响的力量, 但事态却并没有如他们期望的那么美好, 这股“清议”之风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让他们招来了残酷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后, 强烈的落差令他们日益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无穷无尽的黑暗和死亡的阴影, 让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婞直”的悲惨结局转而隐身不仕, 士风由此从“婞直”转向“保身怀方”, 即《后汉书·荀悦传》所说“士多退身穷处”。
虽说是隐身不仕, 但也分不同的情况, 有些“隐士”是真的看破了世事, 打算从此做一个超脱物外, 放情山水的隐者, 表现出的是一种“安苦节, 甘贫贱”的性格特征。但另一些“隐士”却并没有这种超脱物外的想法, 他们是被迫退隐, 实际上是对朝廷的不合作和无声的反抗, 伴随着他们隐身不仕的是失败的痛苦和理想破灭后的彷徨。这些不甘隐却不得不隐的人才是推动士风转变的主干力量。
2. 士风转变与文人诗
东汉中后期士风的转变在改变社会风气的同时, 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文学。
东汉文学发展受士林风气及其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东汉士风多样化带来了文人文学题材的拓展。儒学极盛在东汉前期, 但到了东汉中后期, 儒学开始式微, 儒家在士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社会道德观念也由儒家独尊转向多元化, 个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抒发, 表现在诗歌体裁上, 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少了以儒家规范为原则的歌功颂德, 少了为统治阶级而作的政治历史诗, 多了抒发个性和个人情爱的诗歌。文人对个人情感和情爱不再掩饰, 这无疑是对人性的回归, 是对情感的复苏召唤, 引情入诗, 增加了文人诗的抒情性。只是这种抒情来源于东汉中后期的社会背景难免带上时代的悲情色彩。二是东汉士人的游学之风盛行, 士人们不辞劳苦地周游而学, 为的无非是建功立业, 步入仕途。但是游学宦达的成功几率很低, 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漂泊在外, 又功业不成, 各种悲观的情绪随之产生, 悲情难排时就转而采用其他的慰藉方法, 用以保持心态的平衡。于是, 他们“荡涤放情志” (《东城高且长》) , 去追求燕赵佳人。《驱车上东门》也写道:“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这是说要以美酒华服来消磨人生, 同样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 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 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 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 话语虽达观, 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东汉游学的风气引发了文人诗的悲情, 同时游学的艰苦和游学者的失意, 也为文人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四、东汉文人诗悲凉哀怨下掩藏的进取精神
东汉中后期的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 精神家园的坍塌, 甚至是“党锢之祸”的多重打击, 表现出了恐惧忧虑, 甚至是避世心理。对政局心灰意冷之下把生命的价值由国家、社会、民族转移到个人和自我的方向上。但是经学衰落后少了思想的束缚, 他们在复归人性、忧患人生中也在积极寻求新的人生出路和精神皈依, 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一面。
一提到东汉文人诗,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古诗十九首》。确实,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诗的代表作, 也是东汉政治的缩影, 它最早收录于《文选》, 总共十九首的抒情短诗却有八首充斥着各种矛盾情绪的“人生”体裁诗。八首诗中或感叹人生无常, 或宣扬及时行乐, 或怨愤世态炎凉, 被视为“消极颓废”之作, 但也正是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 展现了人性鲜活真实的一面, 越是关注内心的诗, 越能体现作者对人生、现实、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越能体现作者对生命的执着和探寻。
纵观东汉中后期社会现实, 文人们承受着现实的冷酷, 人生的凄惨, 情爱的缺失, 世态的炎凉, 面对这种种境遇, 文人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主导的权利, 出于本能的, 人很自然会生出悲观失落恐惧, 所以在他们对现实人生体验的抒发的作品中, 难免流露出凄楚和焦虑不安的悲情色彩。但是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自暴自弃, 醉心于享乐, 而是转向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改造。如果没有这些文人的积极寻找和努力探寻, 就不会有后来魏晋精神的高度发展。所以对待汉末文人诗, 不能只看到悲情的一面, 也要仔细关注它们悲凉哀怨下掩藏的进取精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