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精选4篇）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篇一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论述》心得体会

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线的重要论述，使我深刻认识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认为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必须做好三个主动。

一、主动深入群众，了解社会现状和人民期盼，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更重要的是解决各级干部的群众观点、宗旨意识和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问题。通过专题辅导学习，使自己深刻地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工作指导方针。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政治立场和政治优势，是有效应对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在工作上是我们提高财务管理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方针和有效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主动深入群众，了解社会现状和需求，懂得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期盼，防止工作脱离群众和偏离方向，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各项工作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主动深入基层，虚心听取基层意见，关心和支持基层发展。

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切实感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了解基层实情、掌握基层干部所思所想，关心基层期盼，解决基层实际困难，支持基层发展所需;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必须主动到条件比较艰苦、困难比较多的基层单位，摸实情接地气，排忧解难办实事，确实十分必要，非常必要。要通过多种方式，认真倾听基层的真实想法，对照检查个人思想和工作情况、切实整改提高。要把问政于基层、问需于基层、问计于基层，作为基本工作方法，在具体工作中，谋划发展思路向基层求教、落实发展任务靠基层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基层评判，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开创质监工作新局面。

三、主动作为，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提升工作水平。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教育活动中，要结合本职工作，不断增强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意识，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进一步加大孕前治理力度，将治理融入服务之中，通过服务加强治理，确保计生率达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利用人口学校对育龄群众进行培训，举办以计生为主题的文体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转变群众的婚育观念，提高群众的计生知识知晓率;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工作，为育龄群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高群众的满足率。以依法行政为手段，着重解决目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执行法律法规要严厉，执行政策要严格，工作纪律要严明，工作态度要严谨，不断提高依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工作水平。

请党组织相信，我会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事。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篇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三大发现”

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西方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早就用自然科学来论证哲学理论的正确性, 或者用哲学来说明自然科学的理论。只不过, 他们的哲学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方面立足于批判、继承以往哲学, 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 从作为基础地位的实践出发, 从现实的人出发, 观察和审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能客观、科学地对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 并利用这些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 存在着共同立场:客观。

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进化论体系就已建立。从中世纪哲学到近代以来的机械唯物主义, 在世界的起源以及发展问题上, 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更强的力量冲击着以往的哲学思维。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 这种革命很容易导致人们观念上的重大转变。1687年, 牛顿发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虽然在物理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是当最终深入到宇宙的动力时, 牛顿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动因。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在牛顿这里的融合反映出, 人类在自然观上具有混杂的倾向, 人类在面向自然时产生的认识上的困惑, 进而影响到哲学上的变革。伴随着自然领域中科学研究的不断进行, 人们越来越发现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为唯物主义自然观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 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这方面有力的说明。

万事万物是联系和发展的, 这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被冠以唯心主义的联系。1838年德国施莱登教授提出的细胞学说验证了有机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细胞由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这体现出生物遵循一定的共同规律, 体现出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变化和发展。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说明, 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存在着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种原理在形而上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不合情理的。

二、恩格斯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

19世纪80年代, 恩格斯总结哲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时提出:“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 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恩格斯对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述在《反杜林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杜林认为, 人类认识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 而是某些“原则”。从这个基本点出发, 杜林主张先有思想后有物质, 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 把人的意识看成是纯粹思维的产物。恩格斯指出, 思维和意识所具有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意识一旦产生, 就有相对的独立性, 然而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东西。思维、意识来源于实践, 它们也必须同实际情况相结合, 如果离开实践, 它就会成为不可想象的东西。通过对杜林谬论的批判, 恩格斯简明地论述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阐明了包括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在内的认识辩证法, 论证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在世界的统一问题上, 杜林提出“世界统一于存在”。按照杜林的说法, “精神”、“上帝”都是“存在”的。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只有这个科学命题, 才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世界上的现象无论多么千差万别, 都是根源于物质的统一性, 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 都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列宁的物质概念与物理学革命

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唯物主义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但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对唯物主义造成了强烈冲击。列宁在反思以往成果的基础上, 对物质进行了经典的界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牛顿物理学在当时已经达到了顶峰, 被认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可是, 人们发现有些问题似乎牛顿物理学也难以解释, 如迈克尔孙一莫雷实验的“零结果”。迈克尔孙和莫雷实验的失败, 意味着有人已经开始怀疑经典物理学的适用范围了。但更多的人还是沉浸在对经典物理学的认识上。所以, 当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出现时, 质疑的呼声就更加疯狂了。

1905年6月, 爱因斯坦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洛伦兹收缩和“地方时”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数学上的技巧, 也不是物理上的幻觉, 而正是触及到了人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不仅仅是一场物理学革命, 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革命。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物理现象的认识, 打破了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思维限制, 对于扩展人类认识以及不断推动哲学向纵深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量子理论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1900年12月14日, 普朗克发表《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沦》—文, 这一天被视为量子物理学诞生的标志。量子理论与通常的认识也存在巨大反差。

四、结语

通过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可以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 丰富研究成果, 提供一条良好的途径。将之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相比较, 更能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 从而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35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343。

3.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 篇三

一、科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诞生之前，很多的哲学家、文艺家对文艺的基本问题和复杂的文艺现象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作过种种的阐释和论述，其中不乏宝贵、精辟的见解。但是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文艺理论都未能科学地阐述文学艺术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问题何在？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譬如，中世纪的文艺理论以宗教神学作为理论基础；启蒙时期的文艺学说以理性作为理论基础；近代哲学大师黑格尔则以“绝对观念”作为其文艺学说的理论基础。直到马、恩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才为科学地理解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提供了一把钥匙，并为观察和认识文艺现象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恩广泛研究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从而为解决文艺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使这些历来复杂的文艺现象得到了透彻的说明，进而使文艺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和吸收了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又加以批判地改造，是最高层次的综合概括。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对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不能采取科学的态度，其主要障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学家们力图“从人类某些思想中引申社会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马、恩则恰与此相反，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们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原始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思想是受物质的社会关系制约的。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图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变革。”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又歪曲马克思主义，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变成现成的公式，用来裁减各种历史事实，在理论上造成极大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写给约·布洛赫和符·博尔吉乌斯等的回信中，又着重论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的曲折复杂关系。恩格斯在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恩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经典表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个原理的提出为人们把握认识包括文艺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为解决文艺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供了可能。马、恩始终以此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之一，并对众多的作家作品展开评论，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文艺领域的重要基本问题，而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

二、重要的批评方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是解决文艺问题的基础，而且也为解决文艺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即唯物辨证方法、历史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等等。其中唯物辨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始终贯穿马、恩文艺批评实践之中。运用较多的还有历史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等方法，并根据不同的批评对象和实际需要而有所侧重。

十九世纪后期，以易卜生为代表的一批挪威作家，一反北欧文学长期以来脱离实际的倾向，非常关心社会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一时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思潮。如何评价易卜生以及整个挪威文学呢？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文艺批评家保尔·恩斯特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号称“易卜生问题”专家。他虽然也认识到妇女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却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错误地认为纯粹被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会使妇女问题自动得到解决。恩格斯为此写下了《致保尔·恩斯特》一信，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用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身的对立物。”紧接着又指出保尔·恩斯特在研究易卜生及挪威文学时，把易卜生戏剧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简单地归为有赖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割裂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犯了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在这里，恩格斯对易卜生戏剧和挪威文学采取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从德国和挪威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阶级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出发，具体分析了易卜生戏剧和挪威文学中所描写的“小市民阶层”同德国“小市民阶层”的不同特点，从而得出了两国小市民具有“天壤之别”。恩格斯在充分赞扬易卜生作品的同时，指出易卜生戏剧的不足之处在于：易卜生戏剧在不断宣传人的革命精神、个人对环境的精神反叛的同时，却把改造社会的理想寄托在这些抱着与社会对立的少数人身上。从这一事例可看出，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不仅对作家作品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也及时击中了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症结所在。

历史主义方法要求我们在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时，都要把它当作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去看待。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方式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从而也就不可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评论家格律恩发表了《从人的观点论歌德》，鼓吹用超现实、超历史、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歌德，通过对歌德的歪曲来宣扬所谓“真正社会主义思想”。格律恩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歌德创作“过去和现在都和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歌德本人是超时代、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性”的化身。恩格斯同格律恩针锋相对，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歌德创作中的现实二重性，即一方面作为“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出现，敌视抨击德国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作为“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出现，对封建制度迁就、妥协。恩格斯还指出造成这种矛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根源，“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从而对歌德做出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评价。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恩的独创，它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甚至被掩盖得十分严密。阶级分析方法在文艺领域的运用，是马、恩文艺批评的一大特征，也是马、恩创造性地解决文艺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小说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并博得青年黑格尔派施里加等的喝彩和竭力吹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小说并没有揭示造成贫穷和堕落的社会原因，相反，却掩盖着这种原因，抹杀阶级矛盾，宣传阶级调和。它一方面向被压迫者呼吁忍让、克制；另一方面又向统治阶级呼吁救济和施舍。小说并没有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质，作品所宣扬的是已经过时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在马、恩文艺批评中运用也相当广泛。马、恩常常运用这种方法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中阐述带有一般规律性的问题。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说：“……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在这里，既用“席勒式”概括拉萨尔创作中存在的缺点，又用“莎士比亚化”提出要求，同时，“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又是对两种创作倾向的高度总结。恩格斯在分别致敏·考茨基、玛·哈克耐斯等信中，在对他们的作品分析评价的过程中，也提炼出具有经典意义的“倾向性”、“真实性”、“典型化”等新的理论命题。

三、最高的批评标准

马、恩在批评实践中总结出文艺批评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特别指出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责备他。”十二年之后，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又一次提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这一杰出见解是马、恩在研究了大量作家作品和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并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明确提出在马、恩著作中虽仅有几次，但这一观点的基本思想却贯穿马、恩文艺思想和批评实践的始末。当然，这一观点也有一个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前期并不是那么明确和具体，但在早期著作中确已有了这一观点的雏形。马克思早在1842年写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里，就指出：文学批评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看什么样的批评。批评是有标准的，这标准应当直奔真理，批评和批评标准都有基础。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里对《巴黎的秘密》的评价已开始初步运用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由于作者把思辨唯心主义当作了创作的基本原则，这就决定了小说在主要方面不能不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同时，还针对性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历史剧《济金根》的评价是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光辉典范。从历史观点出发，他们对拉萨尔抽掉济金根骑士暴动具体的、社会历史的、阶级的内容，把垂死阶级的代表美化为德意志的伟人和人民的救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揭露了济金根“在统一和自由的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特别强调指出：作者要写出农民革命的积极背景，才能把自下而上的通过革命统一德国的思想表达出来，才能揭示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妥协、背叛的实质。从美学观点出发，他们既批评了拉萨尔创作中的“席勒式”不良倾向，又提出了“莎士比亚化”的正面要求；既批判了作者的唯心主义悲剧观，又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悲剧观；既批评了作者的错误创作倾向，又实事求是地赞美了戏剧情节的曲折生动和某种感人的艺术效果。

美学——历史的观点是马、恩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在运用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相互统一，要求把美学的分析和社会历史的分析结合起来，把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统一起来，对文艺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美学方法要求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复杂而完整的审美现象，进行艺术美的深入分析和文艺发展规律、美的创造规律及鉴赏规律的研究。历史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具体运用，它要求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作具体的历史分析，揭示出文学艺术这一复杂的审美对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现实性。

马、恩在文艺批评中一贯强调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我们对此不能教条地理解，即并不是说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时不可以有所侧重。纵观马、恩一生的批评活动，由于他们特别强调那些被人忽视或被人故意掩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涉及到真实性问题，因而马、恩常常侧重从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家作品。马、恩在提出美学和历史观点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时，虽然坚决反对单纯从“党派的观点”、“政治尺度”去评价作家作品，但并不是否定文艺创作的政治倾向和对此所做的评价。

四、独特的批评风格

马、恩散见在其他著作及书信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不仅以见解深刻而著称，而且也以风格独具而闻名于世。仅仅从马、恩文艺批评中所显示的艺术才华来看，我们也毫不怀疑，如果他们毕生致力于文学艺术活动的话，肯定会在世界文学史上形成两座难以企及的高峰。的确，马、恩在青年时代都曾酷爱文学，都曾有过一些创作实践活动，并且有一段时间也认真考虑从事文学活动的志向。但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德国社会思想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是要从事科学的和革命的实践活动。这表现出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极其伟大的科学良心，他们意识到自己一生的真正职责是推动人类的进步。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马、恩为什么没有写过专门性的文学论著，而往往以文艺批评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从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恩文艺批评的形成和发展。

马、恩的文艺批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马、恩在批评中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而且许多观点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的，迫于实际需要而提出的。在这一点上，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与两位革命导师极其相似，既然我们不难理解鲁迅先生为什么会写那么多杂文，而不去刻意创作长篇小说，也就可以理解马、恩大量的附带性文艺批评产生的历史原因。这也就决定了马、恩仅能就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作扼要论述，没有更多的精力对更具体的问题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更不可能去完成专门性的文艺论著。这样，就形成了马、恩文艺批评鲜明的风格特征：没有完整的文艺批评专著，却不乏系统的见解和观点；大量附带性的短评却蕴藏着巨大的内涵，负载着极其重要的美学和历史使命；批评实践始终以坚实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同时也往往在批评实践中阐述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就要明说。”两位革命导师在毕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当需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时，总是力求做到这一点。当然，有时为了革命的需要和广泛团结同志，马、恩在批评中也不得不从策略上考虑，但在涉及原则性问题上，他们从不妥协和迁就。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保尔·恩斯特曾写信给恩格斯，企图借助恩格斯来驳倒巴尔。恩格斯虽然对巴尔很厌恶，也明确反对巴尔的观点，但是对恩斯特的观点也不能苟同。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很遗憾，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而给您写一封您可以用来反对巴尔先生的信。”并在信中委婉指出了恩斯特的错误观点和倾向。

马、恩都是杰出的语言大师，非常重视语言的表达，力求做到语言精纯、准确、生动、幽默。他们对欧洲文学特别熟悉，直接或间接评述过的作家有六百多位，全部论述可以汇成一部欧洲文学简史。他们特别喜欢的文学大师有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狄更斯等。马、恩从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也往往借助作品中的人物、甚至作家本人来设喻，把见解同文学形象融为一体，赋予所熟悉的事物以特定的涵义，并用来传达他们真实的体验。这种借用同马、恩特有的颠倒句式手法结合起来运用则更能达到出乎意料的讽刺效果。

在马、恩的著作中，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或引证莎士比亚作品的地方比比皆是。保尔·拉法格证实，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想使自己的英语更趋精纯时，“他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语句都搜寻出来”。所以，不足为奇，马克思在撰写政治报道时，莎士比亚的语句不断涌现在笔头，从陈腐的“仁慈的乳汁”到《亨利八世》中很少为人所知的一句话：“像偶像那样镀了金”。在马克思看来，有谁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更适合于给我们提供投向敌人的风雅或机智的辱骂呢？马克思不仅把莎士比亚的独创性的词语作为用以向读者表达自己对当代事物观感的最理想的手段，还把莎士比亚剧中人物投射到过去的历史中，后来成为英皇天治四世的皇家亲王就曾被马克思称为“皇家的凯利班”。歌德笔下的靡非斯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柯德以及狄更斯笔下的不少人物都经常出现在马、恩的批评论著中，供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进行变形、装扮和漫画讽刺。

五、杰出的典范意义

马、恩文艺批评以见解精辟而著称，早已成为文艺批评史上的光辉典范。从形式上看，马、恩文艺批评是附带的、不系统的，似乎是马、恩其它学说的“副产品”；但就内容而言，马、恩文艺批评是连贯而系统的，他们在对众多作家作品的评论过程中阐述了文艺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正确深刻地阐述这些问题时丝毫没有影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客观分析与评价。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过程中，我曾试图分清那些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那些部分是阐述基本理论。而两者总是天衣无缝般融为一体，总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在具体的批评之中有对一般性问题的深刻概括，而所有的理论问题都从批评实践中来，又指导批评实践。

马克思早年有句名言：“形式如果不是表达其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理解了这句话的涵义，我们就不会再为马恩没有写专门的文艺论著而遗憾，甚至认为他们那种独特的批评方式也具有典范意义。我们知道，马恩的许多有关文艺问题的见解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论战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些观点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领域，但又多与文艺相关。马、恩在批评那些错误倾向或反动观点时，当然也就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还要揭示其错误的根源及哲学基础。这样，马、恩的精辟见解也就通过他们那特有的批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形式未必逊色于批评专著，甚至比其他方式还要优越，因为马、恩既擅长这种形式，也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再说，当时的欧洲文坛也曾流行各种空洞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马、恩对那种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陈腐的思想感情等特别厌倦，故采用那种独特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

我们很有必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理解马、恩的文艺批评。许多资料表明，马、恩在早年也曾试图把文学艺术组织到他们完整的“人文学科”体系中去，一系列附带性的文艺批评的出现也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马、恩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他们是站在全部学说的顶峰上高屋建瓴地把握文学问题，在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来考察文学现象，所以能在最高的层次上，以最高的批评标准来分析评价作家作品。马、恩把文艺看作其全部学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没有忽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就马、恩全部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来看，本身也构成一个独特的体系，可以看作马、恩学说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涌入，有人试图用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我曾对西方的存在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等理论有所涉猎，这些学说在文学研究的某些方面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但是这些理论也仅能在有限的范围、适应于某些个别问题。客观地讲，这些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囿于篇幅，本文仅略提一笔，附志于此了。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篇四

赞成的方面：在他的描述中恩格斯说：“废除了私有制的社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不同的相对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社会互不相容的。”我认为但社会发展到那样一种高度发到的阶段，没有了私有制，也就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同样的社会各个阶级也就会消失，所有的人享有同样的平等，也就不会允许有特别的阶级出现，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不会容许有不平等的。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也是很支持的。

怀疑的方面：恩格斯在书中又说：“由于整个社会共同的和有计划的经营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的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分工将会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的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个人的爱好，轮流的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读后感《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之共产主义原理读后感》。不会再有一类人从事农业，一类人从事工业，一类人从事其他事业的想象”。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现在的人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整个大的生产系统，在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智力的增加就一定能够使人完全了解共产主义的生产系统?即使教育水平发展了很多，就真的能使每个人完全了解掌握共产主义的生产系统能力?一个是教育的不可能性，再有就是人本能的不可能性。教育在于培养整个人类在普遍学识上的共性，而在专业方面的额特性，教育在于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而不是全能的天才;人不是一部只用来储存的机器，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知识，要是人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的话，那就违背了客观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切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真是可以那样的话，只要少量的人就可以使整个生产系统在全球运转起来，何必来那么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共产主义不是分工的消失，而是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