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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3

戏为六绝句其六,戏为六绝句其六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的意思,戏为六绝句其六（精选3篇）

1.戏为六绝句其六,戏为六绝句其六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的意思,戏为六绝句其六篇一

戏为六绝句（批评史的题目可能会用到的，长点见识也是好的）

杜甫

㈠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㈡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㈢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㈣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㈤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㈥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能表现于其他诗体的，他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

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之作；也缺乏被诸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读之情味盎然，有如围炉闲话，剪烛论心；无论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骂，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

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则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是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

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健笔凌云”，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无所不师而无定师。这话有好几层意思：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无定师，不囿于一家，虽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自己的创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此其二。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无定师，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所扬弃。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而自铸伟辞，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乎此，这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也就不烦辞费了。

2.杜甫《戏为六绝句》创作缘起试论篇二

摘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写在一个复杂文学背景下，当时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一种是沿袭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否定六朝文学，嗤笑前人，另一种则追随唐初史学家的观点，对六朝文学进行辨证的批判与继承。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总结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批判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力图端正当时学诗的态度。

关键词：杜甫诗歌理论盛唐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把它编在唐肃宗上元二年，解题云：“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指出了杜甫的创作缘起，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后生为什么会讥诮前贤，有什么样的文学背景？这还要从隋初的文学思想革新说起。

隋朝统一南方后，南朝的绮丽文风很快影响到中国的北方并占据了优势。这引起了当政者的警觉，隋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说：“江东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窗，唯是风月之状。”在这里，李谔指出了南方淫丽浮华文风的积弊。隋末的王通在李谔的基础上又延伸一步，他把文学回归到经学的附庸，从而对六朝文人进行了低劣的评价。他在《中通•事君篇》中说谢灵运、沈约是“小人”，他们一个“其文傲”、一个“其文冶”；鲍照、江淹是“古之狷者”，“其文急以怨”；吴均、孔稚圭是“古之狂者”，“其文怪以怒”；徐陵、庾信是“古之夸人”，“其文诞”等等。延至唐初，王通的孙子，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甚至把淫靡之风的渊源追溯到屈原与宋玉，把崇尚词章、文采看作是导致国家**、败亡的根源，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

这些论述是从偏向政治的角度粗暴地对六朝文学进行简单的否定，不免失于片面。与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不同，唐初的一些史学家在批评六朝文学时则显得有分寸而不过激，以魏征、令狐德促、李百药、姚思廉等为代表。他们的基本思想是要兼取南北之长而避其所短，主张文学作品既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又应当有华美的文采。他们对六朝文学成就有切实的评价与肯定，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说：“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不同于李谔、王通、王勃等人，魏征对屈、宋、枚、马之流给于了充分的肯定，在《隋书•经籍志》中他又讲到:“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可见他对六朝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的成就也是充分肯定的。魏征对六朝文学也有批判，但只限定在梁大同以后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宫体诗一类创作范围之内，可对萧氏兄弟、徐陵、庾信也不简单的全部否定，尤其对庾信在入北朝后的作品还给于了很高的评价。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时的诗坛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一种是沿袭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否定六朝文学，嗤笑前人，《戏为六绝句》解题所云“后生”是也。另一种则追随唐初史学家的观点，对六朝文学进行辨证的批判与继承，李白，杜甫是也。

其实，在陈子昂之前，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多少还集中在思想层面，涉及到创作上，齐梁文风仍有很大影响。《新唐书》陈子昂本传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陈子昂是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重整体审美形象塑造两个弊病，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论”和“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同时也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但他自己的创作则显得过分古朴，文采不足，明显对南朝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和技巧上的成就重视不够，皎然在《诗式》中批评说：“复多而变少”就是说他复汉魏的传统多，而吸收齐梁新变的成果少。

随后的李白、杜甫对陈子昂的不足就有所克服。他们不但不卑视六朝文学而且善于学习六朝有益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杜甫，他虚心向所有前代诗人学习。学习宋玉则谓“风流儒雅亦吾师”；学习苏、李则谓“李陵苏武是吾师”；学习曹植、刘桢则谓“赋诗时或如曹刘”；学习陶潜、鲍照、二谢之诗，则谓“焉得思如陶谢手”，“熟知二谢将能事”，以至“往往凌鲍谢”；学习阴铿、何逊则更是“颇学阴何苦用心”。

可当时的诗坛经过“艳薄斯极，将复古道”的洗礼，形成了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所说的“好古者遗近”的偏激复古暗流。“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这里的“数公”即指庾信、四子。《杜臆》卷四云：“但看翡翠於蘭苕，未掣鯨魚於碧海，採春华而忘秋实，此文人通病，其轻薄前辈以此。” “好古者”不加分析，对庾信前期诗赋的华艳和四杰沾染的齐梁遗风加以讥笑、否定，引起了杜甫的强烈不满。杜甫讥讽他们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在杜甫看来：“今人才力，未及前贤，以其递相祖述，愈趋愈下，无能为之先者”，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即“上亲于风雅，始知渊源所自，前贤皆可为师，是转益多师，而汝师即在是矣”。[3]

[2]

[1] 庾信早年作诗与徐陵齐名，虽陷于轻艳，但晚年则风格一变，纳南北之所长，自成一家。四杰的创作虽侵染了六朝遗风，但在唐初的诗歌艺术改革方面还是有很多贡献的，一些“尔曹”对他们的嗤笑和过低评价就撕裂了六朝以来有益的艺术传承。杜甫虽不愿接受齐梁的糟粕，“恐与齐梁作后尘”，但要“清词丽句必为邻”，主张学习齐梁有益的艺术成就。

本着这样的文学思想，杜甫把目光集中在庾信身上，在他看来。庾信的诗既有“风骨”、“兴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又有清词丽句（“清新庾开府”杜甫《春日忆李白》）。故杜甫在诗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充分看到了庾信是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的人物，是把南朝诗歌的写作技巧和北朝民歌的质朴风格相结合的代表作家，所以用“凌云健笔”来赞扬庾信后期的诗歌成就。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也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肯定了杜甫的看法。

杜甫对初唐四杰的诗歌创造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在诗中用欲扬先抑的笔调，一方面称他们的创作是“当时体”，即浸染着六朝骈偶文的遗风，所以招致了嗤点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尔曹”笑话别人自己却身名俱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长的反是四杰的诗作。可见杜甫很看不起当时那些“轻薄为文”的人，他们自以为很了不起，而实际上远远赶不上初唐四杰的成就。他指出四杰作品虽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但都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形成为“当时体”，故是“龙文虎脊”，“不废江河万古流”。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杜甫历史地对待文学现象，能从当时四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出发，给予四杰诗作以特别的关爱，杜甫引用了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而加以驳斥，冠以“纵使”一词，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汉魏文章近风骚，但却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光彩焕发，超轶绝群，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杜甫的对四杰的这种独到的观照又绝非出于一己的偏爱，而是一位大诗人兼容的视角、冷静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则当

［4］时文体如是，非固四子这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故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

［5］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杜甫的文学批评中透露着相当强的辩证的思想，既反对因袭守旧，也反对割裂历史、一概否定。杜甫认为，风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是非主观的时代规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已属不易，后人不应求全责备。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总结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批判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力图端正当时学诗的态度,就是“不薄今人爱古人”、“ 转益多师是汝师”。这也是他的诗能“贯穿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的原因。其实继承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绵延的整体，不继承，就无从创新，不创新，就无从发展。要抛开偏见，打通古与今的界限，才能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