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新型城镇化

解析新型城镇化（共8篇）

1.解析新型城镇化 篇一

我市召开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

采编：巴中市政府办公室 2011年08月10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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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作重要讲话 周喜安主持并讲话 彭耀学熊光林出席

为奋力推动追赶跨越、加快发展，8月9日，我市召开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全省“两化”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促进“两化”互动发展工作，分析当前全市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今后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李刚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他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加快推进巴中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高水平的认识、高强度的工作，主动务实的作为，推动“两化”大突破、大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喜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耀学，市政协主席熊光林出席会议。

李刚指出，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巴中迈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我们巴中而言，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包含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一是“加快”，二是“新型”，三是“互动”，这三个层次是有机结合的。要着眼于“快”，做大工业总量和城市规模；要立足于“好”，按照“新型”、“互动”的发展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创新驱动、集约节约、民生优先，更加注重“两化”互动、“三化”联动，统筹协调发展；要着力于“跨越”，利用后发优势，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高端切入、高端发展。

李刚指出，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巴中追赶跨越、加快发展的战略举措。对我们这样的传统农业地区、连片贫困地区，实现追赶跨越、加快发展，就要在工业上实现突破，将抓发展“第一要务”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转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城镇化是我市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载体和平台，必须加快推进，实现与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李刚指出，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是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深刻变革。我们一定要有清醒头脑，从思想、行动到制度上做好充分准备，破除一切思想桎梏、制度壁垒、能力缺陷，大力破除“唯生态论”、“唯条件论”、“唯规定论”，坚定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决心和信心，主动适应发展形势，积极争取发展先机，努力开创巴中“两化”互动发展的新局面。

李刚要求，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十二五”末形成工业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的主导和支撑格局，加快从传统农业市向新型工业市转变。要积极承接国内外重大产业转移，在工业招商上有大突破，围绕重点产业和产品，强化开放合作和招商引资。要加快园区载体建设，在促进工业集聚集约上有大进展，按照“一县（区）一园区、一园区一主业”，科学规划定位，积极推进多形式的园区建设，加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能，优化园区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机制。要以优势产业、骨干企业、拳头产品为抓手，在工业经济实力上有大提升，围绕巴中优势资源，做好资源大开发大转化文章，推动资源项目化、资源资本化，立足巴中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加快推动特色优势农产品精深加工。要大力引进和培育各类龙头企业，对我市已有的骨干企业，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要抓重要产品，梳理一批有市场前景、有知名度的拳头产品，积极打造成高端产品，支持拓展市场、壮大产业、培育品牌，增强巴中工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注重科技引领和自主创新，树立“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落后的产业”观念，加强落后工业技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要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避免工业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李刚要求，要加快推进巴中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城市定位要符合巴中区域特征、经济特征、文化特征、生态特征，彰显巴中鲜明的个性和特色、适应时代潮流，体现“经济富裕、环境优美、城乡一体、宜居宜业宜商”的新型城市核心理念。要拉大城市框架，城市的拓展、新城的建设要围绕交通条件和产业发展来进行，加快构建市域城市主骨架。各县（区）要拓展新区，拉大城市框架。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区、中心镇、中心村和产业聚集区集聚，形成巴中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不断提升城镇品质，深入开展“五治三化”，以创建国家和省级森林城市、模范环保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目的地“五创联动”为抓手，市、县城市每年打造几条特色街区，各县（区）每年抓好重点镇、中心村的建设规划，已建的要完善功能、提升品质，新建的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多元投入融资”，开门搞城建，吸引民间资本特别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李刚要求，要统筹推进“两化”互动发展。坚持“三同步、三聚集、三统筹”思路，在推进上同步定位、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在方向上企业向园区聚集、土地向业主聚集、农民向城镇聚集，在保障上区域统筹、产业统筹、管理统筹，实现“两化”互动发展。要以城乡一体的全域规划为引领，坚持“全域巴中”理念，综合考量人口增长、综合交通、产业发展、环境承载等重要因素，合理确定市域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

按照“基础先行、适度超前、功能完善、配套协调”的要求，加快交通、水利、电力、环保、社会事业、民生保障等重大基础设施规划。要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坚持园城结合、产城融合，科学布局建设一批园区，并把各类园区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中，推进产业园区化、园区城镇化。要处理好工业与城镇的空间关系，在城镇建设规划中，为工业发展留足空间，工业发展规划中，引导人口和产业向四级城镇体系聚集，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联动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产业发展，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推动“两化”互动、“三化”联动，以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以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加快实现巴中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现代服务业。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切实解决好土地、资金、人力资源要素问题。要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扎实推动“扩权放活”，充分激发基层基础发展活力，加快农村综合改革，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各种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李刚要求，要为加快推进“两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必须围绕新的发展要求，在新理念、新活力、新作风、新能力上掀起一场深刻革命。要增强学习能力，引导干部自觉加强对现代工业、城建、金融、科技和国际化知识的学习，围绕新的发展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促进干部树立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创新意识，更好地适应加快“两化”工作的需要。要提高创造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敢闯敢干、开拓创新、攻坚破难。要强化执行力，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深入践行“四个特别”，超常思维、超常举措、超常付出，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李刚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创新实干、攻坚克难的过程。全市上下要不断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团结奋进、真抓实干，为实现“两化”互动发展的大突破、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巴中而努力奋斗！

周喜安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在下半年着力抓好五项工作。一是推进“两化”互动发展。要科学规划，做到多规衔接、全域覆盖、相互支撑；要联动推进，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引擎带动新型城镇化，以园区为载体促进产业聚集发展；要强化保障。二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抓紧新开工一批项目，加快在建项目实施进度，力争投资额度和时序进度均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切实搞好项目储备，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加快规划布局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和城镇基础设施项目，为“两化”互动提供强力支撑。三是切实抓好招商引资工作。要加强基础工作，夯实发展载体；创新招商方式，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瞄准相关领域、相关行业、相关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招商、小分队招商互动，点对点登门促进，提高引资实效；突出招大引强，以大带小，延链配套，集群发展，做大产业，做强产品，做优品牌；要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四是进一步改善民生。深入实施“十项民生工程”，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扎实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切实抓好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做好物价稳定工作。五是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周喜安希望，各级各部门要对照目标找差距，增添措施抓落实。同时要严格督查，努力确保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早竣工、早见效，努力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各县（区）、巴中经济开发区、市经信委、市住建局在会上作了经验发言。

市领导陈延荣、李晓春、明亮、李树海、谭红杰、周茂琦、谭启汉、张玉策、经伟宪、魏文通、陈兴国、涂虹、何长洋、鄢永都、李茂群、蒋兴权、欧文宇、杨白华、曹华、任小娟及巴中军分区司令员李友贵、巴中军分区政委补鹤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魏战海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委室负责人，中央、省驻巴单位、民主党派、各县（区）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解析新型城镇化 篇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很快。1978至2013年间, 我国城镇化率由17.9%提升到53.7%, 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8个, 建制镇已达20113个。目前,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 诸多负面影响正在逐步加大。

首先, 生态环境压力着日趋加重。全国有近90%的大中城市在大气、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治理方面有待提高。有近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流经城市的河流有近90%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各种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 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快速发展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其次,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目前, 许多地区出于地方利益保护等因素, 产业结构调整及节能减排的进展不快。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并且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2012年, 我国单位GDP能耗水平是美国的3.3倍, 是日本的7倍, 比世界的平均水平高2.5倍, 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另外, “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纷纷依托生态学相关理论开展“生态城市”建设, 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符合“生态城市”建设要求。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 土地集约利用不足、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低及相关体制机制缺失等问题较突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和实践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城镇化建设要破解人口与资源、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就业等方面的发展难题, 需更新发展方式和理念。我国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中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等。要实现上述目标应充分注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 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注重软实力的培育

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硬实力主要指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基础设施等方面, 软实力主要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及体制机制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目前, 世界各国日渐注重“软实力”的作用。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软实力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所起的作用日渐突出。在城镇化建设中应尊重城市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延续, 注重培育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新人文精神及价值文化体系。应逐步完善城镇的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和环境舒适力等软实力建设。

(二) 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创新城市管理机制

城镇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及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及广大民众等各方的具体利益, 如何平衡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 取决于各级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对各个群体利益诉求的整合程度。在城镇化建设工作中, 政府部门几乎主导着所有方面的工作, 应通过深化社会管理机制改革, 逐步改变过多依赖于政府的工作状态。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提出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 从而建立有序高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截至2013年底, 我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 比上年增长9.6%, 涉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及法律服务等诸多领域,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各级政府部门应通过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社会组织构建参与城镇化建设建立平台, 逐步实现政府正由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

(三) 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目前, 我国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 由于农村的经济组织的规模普遍较小, 很难和大市场要素去对接。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要素的集约化经营, 以适应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模式的发展要求。据农业部统计, 截至到2013年11月底, 我国农民承包土地中, 仅有26%实现了经营权流转。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城镇化建设必须注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及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 以上措施的完善对加快农业的其它生产要素的流入, 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还应进一步创新农村及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体制, 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城市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

(四)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把注重“生态效率”贯穿始终

生态效率主要是指生态资源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效率 (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影响) 。目前, 我国城镇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比仅为8.7%, 我国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筑的比重仅为2%。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效益统筹兼顾, 逐步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就必须讲求生态效率。首先, 政府部门应在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时应该正确处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 按照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及经济发展要素合理的安排城镇化的发展布局。其次, 通过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单位GDP能耗、城区人均建设用地、城市的绿化覆盖率等生态效率相关指标的约束,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再次, 由于政府部门在城镇化进程中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应把生态指标纳入政府部门的工作绩效评价、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等指标体系中。另外, 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注重水、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利用, 鼓励利用新型节能建材型建设节能降耗型城市。

(五) 新型城镇化应注重发展的“内涵”和“质量”

具有关部门统计, 2013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是7.3亿人, 虽然统计城镇化率为53.7%。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6%左右, 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大量驻留城市的农民工及家属, 没有进入城市的住房、社会保障等综合保障服务体系。2012年,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 (不含16岁以下人员及在校学生) 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66.9%。众多常住人口在医疗、社保及教育等诸多方面没有融入城市发展体系中。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发展核心, 要注重人口的素质的提升及社会综合保障水平的提升, 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涵”。

3.青岛城镇化解析 篇三

工业创造供给，城市创造需求；农业社会人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工业社会人与人聚集在一起；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工业社会分工明确。

伴随着产业的狂飙突进。人与土地的脐带被切断。人聚在一起，城市应运而生，它又为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提供职业、方便其生活。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看来，21世纪有两件大事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另一件便是中国的城市化。

正因为城市因人而生，所以，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并不是城市的核心，人，才是城市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彰显出本轮城镇化的特点：不单纯追求规模，不盲目崇拜数字，更注重农村向小城镇的产业升级，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3%，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更遑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这其中有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镇化。

在本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作为重塑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之时，各地面临着不同的纠结和困惑。山东的难题在于：尽管经济总量长期位居全国前三甲。但城镇化水平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一个经济大省内。也不乏一些城镇化试验较为成功的样本，或依托产业引进，或得益于民营经济，这些样本城镇，在各自寻找着城镇化的求解方式。

产城一体化：自觉性VS规划性

城镇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从经济学上说，城镇自发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城镇的核心是“市”，而非“城”，城镇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市”，先有“市”，再有“城”。实际上，在城镇化过程中最难解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社会保障上的各项投入，都离不开资金。产业，是带来资金和财富的法门，也是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大体便是沿着这样的—条路径由农村变为城镇，又向着小城市逐步进化。现在的李哥庄镇，街道干净整齐，楼房美观宜居，俨然一个安逸的小城市，走在这里，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在改革开放之前，这里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靠着大沽河的滋养，人们种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谓的第二产业，也就仅限于稻草加工。

先有产业推动，进而形成城市，这是在珠三角、江浙一带较为普遍的现象。依托发达的民营经济，将农业人口转移出来，非农就业，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李哥庄镇的做法大体一致。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引进第一家生产发渣制品的外资企业以来，李哥庄镇一直遵循着通过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路径，这个小镇集聚的200余家制帽企业以及发制品等其他相关企业支撑起它“中国制帽之乡”的美誉，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也聚集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人气。目前，全镇75平方公里，总人口10万人，有50%是外来人口，而镇建成区面积仅13平方公里，聚集了人口6.5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65%。

尽管产业支撑城市发展是各地的共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做法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李哥庄镇这种“自觉性”的城镇化得益于当地民营经济自然而然的带动，那么胶州市铺集镇和莱西市的姜山镇的产业集聚，则多了些“规划性”。

历史上有着“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的铺集镇，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因为地理位置不占优势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在胶州长期处于落后的位置。要发展，必须依靠项目，铺集镇政府合理规划，沿着朱诸路布局了三个工业园区，通过大力招商引资，近年来共引进内外资项目117家，规模以上企业36家，投资过亿元内资项目26家，过1000YY美元外资项目4家；销售收入过5000万元的企业22家，过亿元的10家。

同样的思路也在莱西市姜山镇得以体现。“建楼很容易，但是光建起楼来没有产业，城镇化就是空谈。”姜山镇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国师如是说。据了解，目前一个姜山镇，落户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了440家，其中投产开始纳税的企业296家。这些企业在2013年，为姜山镇带来了2.29亿元的财政收入，也带来了数万个工作岗位。

产城一体的“规划性”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园区建设。工业园区为落户企业提供统一配套的基础设施，统一管理，园区内部资源统一共享，对外提供统一平台，这种模式能够提高投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率，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园区建设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哥庄镇的“自觉性”与铺集镇、姜山镇的“规划性”并不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城镇化的过程，也需要正确处理“市场”和“市长”的关系。“自觉性”的产业集聚，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规划；而“规划性”也不是政府包办一切，适度简政放权，开放搞活，“市场”和“市长”各自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才是城镇化的前途所在。

人的城镇化：速度VS质量

城镇化率，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根据城镇化目标，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使“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到了十八大则提出要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意味着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谈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

若论质量，相关数据并不令人满意：就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比较来看，据统计，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

另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也并不匹配。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我国在一个较低的城市化率下就支持了一个较高的工业化，这固然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工业多停留在低层次加工制造业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并没有市民待遇，此外，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实际上，这已经是导致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顽疾”。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21216336万人；而2013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总量就已达到了17392万人。这个身份尴尬、规模庞大、生在夹缝、居无定所的特殊社会群体，大部分在城市无法享受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方面长期处于既难以“市民化”又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

有工作机会的发达地区，家乡的中心城镇和原来的乡村，这是农民工生活的三个主要维度，其中的难题就在于：有就业的地方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而物价低的地方没有就业。

城镇化的质量，关乎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是否能够实现城乡一体，这是核心，是内涵。而速度与质量的矛盾，根本上还是内生动力的不足。以李哥庄镇为例，凭借着遍地开花的民营经济，该镇目前务农的人口只占1%，算得上完成了农村向小城市的华丽蜕变：就业有保障，不但本地人口就近实现非农就业，还吸纳了与本地人口大致相同的外来人口；医疗、养老有保障，在企业上班，有社会保险，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不同于其他农村，劳动力都涌入大城市打工，难以融入城市，李哥庄镇人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无须承担大城市高企的房价。山东省唯一的一家在镇上的数字影院，昭示着它不俗的经济实力和相对超前的“内涵城镇化”。

对于姜山镇来说，“人”的问题似乎也不构成问题，全镇8.3万户籍人口中，有两万人被为数众多的企业吸纳；每年都在相应提高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解决了后顾之忧；在建设中的“姜山新城”中，投资1.5亿元的教育中心，将中心小学、中学全部迁入，大企业在当地投资兴建的学校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未来村庄搬迁将探索实行的“35+8+1”（人均楼房35平方米、商品房8平方米、土地入股）模式，也有望解决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后的住房和后续发展问题。

然而，即使如李哥庄、姜山、铺集这样城镇化率达到了60%以上，在青岛数得上先进的地方，与江浙、珠三角等地也有着较大差距。尽管李哥庄镇、姜山镇均在2013年被确定为青岛市小城市建设的试点，但在权力下放、产业引进和发展方面，也面临着资金、土地等这样那样的瓶颈。在数量更多的欠发达县、落后县，城镇化的发展更是步履蹒跚，甚至误入“房地产化”的歧途。农村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缺失，这依然是巨大的困境。

归根结底，“人的城镇化”内涵便是让人们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正如铺集镇宣传委员徐永治所言：“城镇化不能停留在盖楼、让农民上楼这个层面，城镇化就是人性化、民生化。”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李克强总理的话为本轮城镇化定下了基调，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将带来数以万亿元的GDP，更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口转移到城镇，如何兼顾速度与质量，获得GDP和“人”的共同发展，获得经济、社会效益双赢，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农村现代化：失落VS再造

2000年，中国有370万座村庄，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260万，这就意味着，每天大约有300座村庄消失。

数十年来，人们自愿离开土地，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令一方面，悬殊巨大的城乡二元体系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将村里的年轻人带走，让故乡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举棋不定的土地政策，让故乡的田园和老宅被挖得千疮百孔；粗放式经济模式，又让乡村的山变得丑陋，让乡村的河变得污浊。

“好像挺矛盾的，一方面想要发展，想要跟上时代，想要大商场，想要高楼，想要坐上现代化的马桶，想要有大的抽油烟机。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小时候的记忆，一张石凳，门口的一棵树，想要看到炊烟袅袅，想要夏夜的星空，冬晨屋瓦上白色的霜，春天滴答落雨的屋檐，秋日踩上去喀拉响的落叶，怎么办呢？”网友的纠结，也是农村的纠结、农业的纠结。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中的表述，略带诗意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生态上改善生活条件。

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中心村、集镇和中心市集中，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各地普遍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值得思考的是，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山野之趣之间，如何寻找一个更加平衡的点。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被城镇化裹挟着飞速前进的乡村里，已经难寻踪迹。然而踏上姜山镇小村庄里干净的硬化路，望着静静伫立的农家小院，与门前晒着太阳的老人们随意拉几句家常，在乡村学校的操场上看看儿童嬉戏，“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颇有几分田园牧歌的意境。

这当然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在姜山镇，传统的农业已经很少，取而代之的是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规划1000亩，已建成400亩的晟仁果蔬；规划5000亩，一期1000亩的气雾培生产基地；已经开设了51家连锁奶吧的榕听牧业等，以及在李哥庄镇的鸿飞农场，飞机喷洒农药，高科技培育果蔬品种等，已经让农业脱胎换骨。

而农村环境的改善也是再造乡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消失的农村无法安放乡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道路泥泞的乡村更加不是诗意的栖居地。如今的姜山镇，村庄硬化、绿化、亮化工程使农村环境大为改善，全镇规划建设12个社区服务中心，已经有3个建设完成。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尊重先有“市”后有“城”的规律，以人为本，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少一些GDP崇拜，多一些科学思维，这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正途。在这个充满想象的空间中，除了欢呼，更加应当审慎。

链接

数字丈量城镇化

90%：美国是当今世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截止到目前美国城镇化率已达到90%以上。

35%：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官方公布的中国城市化率53.73%的数字中超过10%是半拉子的城市化。

2.5亿：统计局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

2.3亿：人口计生委2012报告，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

67：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

3/200：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

10%：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国民收入差不多，但城镇化却落后10%。

1%：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增长约15%，年均增长1%

2.26倍：“环京津贫困带”问题依然存在，北京农民的收入是河北农民的2.26倍。

8%：2011年，仅8%的农民工享有失业保险，大部分仍没有保障。

10%：全国仅10%左右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700万：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本地儿童，中国有2.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跟随他们的流动儿童有2700万。

4.新型城镇化 篇四

加快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出发点。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他国城镇化的成功经验，以新的发展理念和合理的价值导向规划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一，我国应走科学发展的城镇化之路，这不仅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也能为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我国是人口大国，只能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三，现代国际竞争要求我国必须“又好又快”地完成城镇化，以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第四，我国的国家性质不允许国家的城镇化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所以，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之路的基本思想。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现实可行性。

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具备相当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物质基础。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教育扩大的规模以及城镇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也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之路，实现城镇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与城镇的和谐发展以及城乡统筹发展，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主要举措：

一是着力打造特色城镇集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中心城镇意识，大力实施中心城镇带动战略，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城镇发展条件，切实抓好县城、小城镇建设，组成较为完善的镇域城镇体系。要加大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力度，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的互动战略，按照“规划先行、适度超前”的思路，突出优势，彰显特色，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进一步提升城镇承载力和辐射力，同时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要进一步加快县城与小城镇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根据发展基础和环境容量通过扩容提质，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围绕重要交通干道和产业园区，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切实打造吸纳农村人口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要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

二是扎实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和切入点，要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统筹我镇城乡发展战略的节点和平台，推动农村人口向集镇和新型社区、示范村集中。要按照“规划引领，群众自愿、就业为本”的原则，通过科学规划、集聚发展，逐步建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社区。要积极引导条件成熟的集镇适时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积极探索企业带动、城郊改造、小城镇依托等多种建设模式。

三是不断提升产业支撑能力。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要按照“大体系构筑、大城镇带动、大园区承载、新农村示范”为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坚持产城互动，把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与加快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布局合理、各具特色、节能环保、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5.新型城镇化建设 篇五

一、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伴随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逐渐转移这一结构性变动。城镇化也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城镇化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人的智慧和劳动。城市的形成、扩张和形态塑造，人的活动始终贯穿其中。另一方面，城市从它开始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对人进行了重新塑造，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型城镇化概念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二、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简列）

1，以人为核心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2，新的观念、体制、技术下的新型产业模式

著名城市生态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院士：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应该贯彻到城镇化的生态文明过程与行动上，首先要改变的是人的观念、体制和行为。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处理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

1和整体、效率与公平、分割与整合的生态关系，强化和完善生态物业管理、生态占用补偿、生态绩效问责、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控制性详规等法规政策。

推进产业生态的转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将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这需要以城市带农村、工业融农业、公司带农户、生产促生态。要在弄清资源和市场、机会和风险的前提下策划、规划、孵化新兴园区、新兴产业、新型社区和新型城镇，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改变为招贤引智模式。

3，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

比如汽车交通将转向生态交通，以最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物流，实现城市流通功能的便利通达；将耗能建筑变为产能建筑；通过地表软化、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等生态工程措施，实现对生态占用的补偿，使建设用地兼有生态用地的功能。

三、中国城镇化历史背景

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有1.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5%左右的城镇化率。

四、中国城镇化过程有哪些问题？

1,农民土地物权基本形同虚设

“土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保持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和谐以及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要素。”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并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过去三十年，中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为建立和完善土地财产的现代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存的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和真空地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和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各种需求。

“中国城乡土地制度持续二元性以及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一特征带来的问题是：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城市土地比农村土地拥有更完整的权利制度，享有更完善的权能，二者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和管理体制是分割的。

这一基本特征导致了四个主要问题：农民土地权利弱化；地方政府(市县一级)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与土地相关的融资；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和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低下，和与此相关的耕地占用和流失；土地法律框架不完整。

农民土地权利弱化，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物权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严重制约了农民通过土地物权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成果的权利。征地程序与补偿标准不公平，土地征用成为社会不满的一种来源。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的土地融资，一次性收入的做法使长期的收入来源不可持续，也使土地相关收入缺乏有效管理和监控，因而缺乏透明度与责任，可能会导致金融部门的风险。

按农业产值的原用途补偿和经营性用途的招拍挂出让，激励了城市土地的粗放式利用，导致宝贵土地资源大量浪费。突出表现为各类城市的形象工程以及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目前中国城市的容积率只有0.3—0.6，远低于发达国家1以上的水平。而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持续减少会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最终危及社会稳定。

按照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没有对两种所有制土地平权的制

度规定，这不利于对土地权益拥有者的切实和充分的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与城市房屋均属私人物权，征收私人物权采用不同标准势必重新引入城乡征收法律的二元体制。

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基本的财产制度，土地政策和管理制度要有效地在多样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竞争的土地各种功能中寻求一种平衡，需要一套综合、完整的措施。专家分析，土地政策改革的目标应该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促进农业的发展，包括对农田进行保护，通过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支持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有序的城镇化。

第二，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和房地产部门的发展，在一个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规划框架下，通过市场机制为城市的扩张提供土地。

第三，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以土地资产作为可持续的公共收入的基础，为公共服务和投资提供资金。

第四，完善利用土地作为抵押来获得资本的政策工具，增加可抵押资产的选择，支持金融部门的成长。

第五，提高土地利用规划决策与快速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并把生态文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第六，促进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权利安排的协调、一致、完整和保障产权的稳定。2，户籍制度让1.6亿农民工被城镇化

“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农业部新闻发言人毕美家表示，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

1.6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理应要享受城市公民一样的待遇，这是新型城镇化需考虑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专家认为，现在所谓超过50%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绝大部分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实现永久定居。

3，盲目造城运动致城镇化效率低下

我国城市化在加速，现在从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直到地级、县级城市，都在建造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但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结果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城市运营，都效率低下，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受到了成本过高的阻碍。

首先，土地资源大量浪费。中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浪费非常严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万元GD P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而且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大量虽然进了城却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于是出现了双重二元结构。

其次，用摊大饼式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因为专业混杂，所以并不能够发挥专业集聚效应，导致了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很低，这样就很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变得非常长，交通拥堵，城市运行的效率变得很低。

为什么会发生低效率的问题？一是由于价格扭曲，使得土地被大量浪费。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城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我国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是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的。一般而言，市场自发地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化，形成了相关行业支脉繁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集中在大城市，行业间关联度不高的制造业集中在既能发挥专业化的集聚效应，又能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小城市的格局。而在我国，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规模愈大的城市行政级别愈

高，支配资源的权力愈大，行政级别愈高的城市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动用资源来扩大城市规模。这种体制推动了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摊大饼式“造城运动”。

五、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什么？

方向一：土地流转试点

新型城镇化将启幕农村新一轮改革，土地流转乃大势所趋。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用地“瓶颈”，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征地补偿被置于首位。”北京大学著名法学专家姜明安认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将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农村的土地改革提供法律保障。

推进城镇化的一大难题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1992年，广东省南海市下柏村农民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以股权形式，流转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统一经营。

而最近的一轮土地改革始于2008年，当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成为此轮改革的主题。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农村城镇化方面，很多地方的土地改革试点“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不同的经验：重庆的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流转、广东佛山的股权分红、天津宅基地换房，不同的地方做法不同，但都为全国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鉴。

比如成都在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中提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这样的改革赢得农民的支持。但在取得经验的同时，确权、监管、收益和小产权房等棘手问题也暴露无遗。

在北京打工5年的农民工杨雄称：“政府如果不把土地和就业解决好，将户籍迁离农村的农民就会觉得不踏实，还不如留下土地种庄稼更有保证”。

这已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农业部最近就明确表示，2013年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

方向二：户籍可能是新型化城镇推进的突破口

“户籍改革看似简单，但要落实与城市户口相挂钩的利益却很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分析，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就是因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且继续和居民户籍密切相关，进城的农民很难同步获得社保、就业、教育的机会。资料显示，全国将近2亿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如此一来，城市空间扩张过快，而农村人口由于户籍、购买力等限制，被拒于城市大门之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而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正是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主要壁垒。

“打破户籍肯定是未来城镇化改革的方向，但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各省差异很大，只有逐步试点逐步推开。”党国英表示，2020年若要达到50%以上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关键在于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到位。

大力推进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中国要依靠改革实现没有水分的真正发展，而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

方向三：实施“城市群”战略

十八大之前，对于城镇化建设，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的进一步补充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业内人士普遍的说法是，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了“转型”的“新信号”。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按照这样的算法是已经突破了50%，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官方统计的数据是，在城镇打工的2.6亿的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决策层就释放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号，其中最为明确的是提出了要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在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化开发的同时，形成三个特大城市群，在哈长、江淮、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并将于全国两会前后颁布的《规划》，就是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的更为长远、更为清晰的战略布局。

六、我国新型城镇化主要模式（试点城市）

成都

天津

6.新型城镇化-文章 篇六

----地方投融资平台未来转型方向初探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强力推进，地方投融资平台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浪潮，数量与规模均呈现膨胀之势。在三十多年快速城市化后，原有“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中央政府适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这必然对以服务地方建设为主要目的的投融资平台产生深刻影响。“新型城镇化”到底有什么内涵，地方投融资平台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呢？

一、中国城镇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中国城镇化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造成很多“空城”，占地过多。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

“人的城镇化”滞后。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诸多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差甚远，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我国的城乡之间严重不平衡，比如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能达到6比1或更多。我国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同样严重，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

“城市病”困扰城镇化。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二、新型城镇化的涵义

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和不健康的问题，中央极力提倡“新型城镇化”，并于2014年3月由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

总结《规划》以及中央领导层在不同场合对新型城镇化的阐述，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具有明显的区别：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型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本，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实现城镇化推进与社会事业发展同步，城镇化成果充分惠及人民群众，在强调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改进公共服务、优化人居环境，实现质量提升。

大、中、小城市及农村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协调发展，不以损害乡镇利益为代价而保城市经济。新型城镇化要求城镇乡统筹发展，总揽发展全局、兼顾各方利益、有序安排时空、协同推进进程。在城乡关系上，既发挥城镇的拉力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又通过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来协调城乡关系，形成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长效机制。在城镇化推进的道路选择上，发挥不同规模城镇的优势，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

城市布局更加合理。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发展主体更加多元。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以“自下而上”市场主导的方式为主，同时以“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方式为辅地推进城镇化。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发挥引导、协调和支持作用，而其他主体则主要承担城镇化的建设投资和产业发展等微观层面的任务。

更注重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注重城镇功能提升、历史文化传承、个性品位塑造，力求高效、可持续、协调发展。

总结来说，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三、新型城镇化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影响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向上，事权向下”导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的不合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背景下，对各地的城市建设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过去急速膨胀的城市建设需要，地方投融资平台普遍存在“大干快上”的现象，重速度轻精细管理、重主体工程轻配套工程、重建设轻经营维护。由于基础建设存在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也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本身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地方投融资平台投资主体与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存在依赖土地经营、过于依靠政府信誉（银行借贷、发债等）等问题，再加上工程前期评估不到位、经营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足等因素，使得地方投融资平台普遍面临负债率高、盈利能力差，可持续经营面临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中央“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地方投融资平台必须适时转变经营思路。

1、围绕城市定位，明确发展策略

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的核心。科学和鲜明的城市定位，可以避免陷入“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聚集资源，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从而最有力地提升城市竞争力。

不同城市应根据其所处城市群的状况、其自身在城市群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产业结构特色及历史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确定其城市定位。城市定位及城市发展目标不是越大越大，也不是越时髦越领先越好，而是要结合其实际。长三角是国内较发达、内部协调相对较好的城市群，主要的十六大城市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位，如上海市（长江经济带龙头及中国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宁波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区域经济中心）、台州市（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大城市、中国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舟山市（海天佛国、渔都港城、海上花园城市）。而全国不少城市却脱离其实际一窝蜂地要建设所谓的国际大都市、或者要成为新兴产业基地，必然浪费资源且难以实现。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发展策略应与城市定位相匹配。如定位于旅游城市，则必然需要重视景观、绿化、交通、食宿、购物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定位于工业城市，则必然需要重视热电能源、给排水、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发展策略还应与城市层级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匹配。国家在《规划》中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也就是说，东部城市群当前的重心不是继续发展规模，而是优化；中西部城市群尚处于培育阶段，规模与质量并重；大城市应适当限制规模，而应提升与周边区域的交通通讯等互联设施；中小城市、小城镇尚可放开手脚大力发展。

根据城市定位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地方投融资平台应明确自身的发展策略，明确应将资金重点投入哪些领域，明确应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等。

2、从城市拓展转向拓展与经营并重

城市化速度将由快到慢。过去2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有超过5亿中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由于农村适龄劳动力已经大量向城市转移、人口红利已经基本耗尽，未来不可能继续有这么多农村人口向以这么快的速度向城市转移。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从2013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加6.3个百分点，而在过去七年中，这一增幅是9.4个百分点。事实上，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开始放缓，2013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增加2.7%，为1996年来最低增速，远低于2000-2010年4%的年均增速。

投资重心将由基础硬件到配套设施及民生与服务。随着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下降，城市房地产等最基础的硬件的建设压力将大大舒缓。城市的功能也将从让更多的人能在城市生存转变为让更多的人能在城市生活得更好。新型城镇化要求更多地关注“人的城镇化”，这就要求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投融资平台也应更重视景观园林、轨道交通、医疗教育、节能环保等配套设施建设。

收入来源将由过度依赖土地到以经营性收益为主。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性资金注入、土地收益、国有资产存量以及赋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对融资平台进行扶持，在地方政府承诺、地方人大同意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确保还本付息前提下，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打捆贷款。

在地方可支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土地收益是这一基本融资模式最主要的基础。土地一方面有储备抵押和贷款融资的功能，另一方面，土地的深度开发是土地资产增值的主要渠道，土地增值收益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以及城市“摊大饼”式圈地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可预期的土地收益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地方投融资平台“土地开发-增值-受益”的传统盈利模式的局限性将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不少民生与服务性项目（如轨道交通、污水处理等）却可以产生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未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盈利来源将更多地倾向于项目经营本身。

3、从单一关注城市到城乡统筹发展

过去，城市是地方政府发展的绝对重心，对农村发展相对忽视。而新型城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是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通过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未来广大农村区域将在政府工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势必要求地方投融资平台也比以往更关注农村发展，更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来说，一是要着力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如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推进土地平整和大规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等。二是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基础设施。三是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积聚功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四、结语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求转变投资重心、转变盈利模式，对地方投融资平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又为地方平台提供了改变盈利单

一、盈利难的发展契机。

7.解析新型城镇化 篇七

关键词：协同发展,路径,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1)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是实现“新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路径, 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 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

1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

新时期、新阶段, 中国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 也面临着新的发展瓶颈。以投资和出口带动中国发展明显后劲不足,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 合理配置城乡资源迫在眉睫。通过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协同发展来推动投资、消费、出口同步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概念, 而是“新型”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1.1 新型城镇化的“新”

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传统城镇化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单线发展城市, 新型城镇化重视城乡统筹发展;传统城镇化只注重片面发在而忽略全面发展, 新型城镇化重视推动人口、自热、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传统城镇化只注重社会的发展而忽略人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既重视社会的发展, 更重视人的发展和人的城镇化, 强调以人为本;传统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问题, 而是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问题。

1.2 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新型农业现代化成为破除这一障碍的主要着力点。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 新型农业现代化更是建立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结果。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紧密联系,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 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新型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也是农民的现代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农村自身的发展, 而是和城镇协同发展,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新型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 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中国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 以新型工业化为支撑, 以信息化为链接, 以现代农业科技为基本内容。

2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关系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时期, 二者有着更加紧密的“新”关系。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也对工业化和信息化产生影响。

2.1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共有的“新”

面临“新”时代条件。在面临全球化和信息化新环境的同时, 中国还存在着“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 , 这是促进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中国的文明发展之路步入崭新的阶段,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 要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发展, 摆脱片面、单一、局部发展的困境。

产生“新”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与科技要素的渗入, 新的社会阶层诞生。一部分走出农村的农民转化为市民阶层, 面临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既是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新型农业现代化面临的课题。不是所有到城市务工的农民都能够实现市民化。同时, 留在农村的人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 最终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因此, 新型城镇化开始注重人的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农业现代化也要重视人的现代化。

遭遇“新”生态困境。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都面临着新的生态困境。自然资源、能源的耗损、气候的恶化、环境的破坏、国土资源的流失、耕地面积的减少等都是当前生态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新型城镇化要应对的难题, 也是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 新型城镇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必须探索一条可行的绿色发展道路。

2.2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辞旧迎新”

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自发展, 单向运行, 协调性差。发展不但互补性少, 反而有冲突。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固有矛盾促使城乡发展极不均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无序涌入城市, 增大城市承载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倾斜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城乡差距拉大。新时期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迎来“新”契机。一方面,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有利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 新型农业现代化能够释放大量农村劳动力, 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劳动力资源, 同时, 新型城镇化则通过合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用城市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有利于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既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转移剩余劳动力, 也有利于推动城市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3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新型城镇化是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高效的城镇化是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城城之间、城市内部优化配置, 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实现城镇化的集聚效应, 这就要求城乡协调发展;包容的城镇化是让全体人民公平参与发展、公平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可持续的城镇化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形成绿色消费模式, 增强绿色保障能力,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面临共同的生态困境, 城市和农村要在各自的领域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共同进退、协同发展。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必须实现技术在农业上的大规模应用, 而实现这种发展的技术绝大多数来自城市;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必须实现农业的信息化, 这就要求加快农业信息化和城市信息化进程;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要推动农业经营向产业化发展, 实现农业经营的产业化与城市工业的产业化协同发展;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要求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合理配置资源, 不能单纯的在城市或者农村, 必须统筹发展。

3.1 政策路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政策支持

国家政策是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宏观路径。一方面, 科技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先进化、机械化、信息化发展, 有利于农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 从而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因此, 科技政策的推出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另一方面, 财政政策的支持对农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在协调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时, 可以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在增加农业财政支出, 增加农民财政补贴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 扩大城镇公共服务面, 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发展体系。此外, 财政政策要向农村倾斜, 给与农民自主创业的财政支持, 发放小额信用贷款, 合理配置资源, 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3.2 制度路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保障点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难题,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的困境。城乡二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这就构成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制度障碍。因此, 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 首要的就是克服制度缺失, 从制度上入手。

加快推进相关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制度困境。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指出,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要在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因此, 二者的协同发展不是某一方面的制度改革就能完成的,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解决的是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落户问题, 此外, 还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相关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农村的土地占用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扩张土地的需求, 但要基于一定的政策和制度, 合理、有效的占用农村土地。土地问题一直是各方利益集中体现的焦点, 城市扩张, 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尤其是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必然要提高土地的使用率, 形成规模效应。但是, 土地征用、占用等问题常常出现, 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因此, 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在保护耕地和节约土地资源的前提下,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妥善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需的土地问题, 通过租赁、拍卖、转让等方式, 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 或以入股的方式使农民充分享有土地增值的收益。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 首要的问题就是能否享有和城市人员一样的社会保障。根据国家政策, 鼓励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养老保险。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也应让其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此外, 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一个人渴望享有的待遇。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在城市落户农民, 应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要求尽快拓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

3.3 主体路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主体要素

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人是主体要素, 只有实现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 才能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因此, 培育新型主体, 既是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人。无论是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还是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者之间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只有实现人的城镇化, 才能推动整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同样, 人的城镇化有利于推进人的现代化, 只有这样, 才能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只有通过人这一主体的自身发展, 才能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硬件条件可以由国家和社会提供, 软件要素则必须依赖于人自身的发展。无论是转移到城市的农民, 还是留在农村的农民, 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到城市的农民面临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留在农村的农民面临的则是自我素养提升的问题。农民在转为市民的过程中, 发生最大变化的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思想观念, 而这些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农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 无论是来到城市的, 还是在留在农村的, 因此, 有必要针对他们的选择, 采取适当的措施。一方面, 城市要提供适当的岗位, 结合城镇的绿化、环保、卫生、交通、便民服务等事业, 形成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良性互动;另一方面, 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的机会, 整合教育资源, 增强农民的就业技能与科技能力。

3.4 推动路径: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动力平台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这就要建立二者协同发展互动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要实现与农村的良性互动, 就要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地发展相关产业, 如旅游、物流、加工等。当然, 农业的发展也要配合城镇的发展, 从而加快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实现, 必须找到二者良性互动的动力支撑, 因此, 要建立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动力平台。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工业化进程中,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制造了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形成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 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提供动力, 用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带动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提高农业产业化品质;另一方面, 工业产业升级为城镇化良性发展提供动力, 以产业升级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注释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Z].人民出版社, 2013, 11:11.

8.新型城镇化破题 篇八

7月初，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被解读为是在投石问路。舆论普遍认为，下半年国务院会公布城镇化的细则和具体规划。

这份报告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持续涌入已经让城市面临严峻的挑战。残酷的现实是，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

发改委提出的思路是“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此外，发改委开出的另一剂药方是城市群，发改委内部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解决城市病最好的办法是建城市群。

发改委称对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将哈长、呼包鄂榆、太原、宁夏沿黄、江淮、北部湾、黔中、滇中、兰西、乌昌石等10个区域性城市群纳入规划。这10个城市群中，中西部地区占据大半名额。

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来说，毫无疑问，城镇化已经被寄予厚望。在过去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城镇化一直由政府主导，还发展了一种新型的政府平台加土地财政的模式。地方政府靠出售土地获得收入，而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涌入地方城镇建设了一座座的楼房被认为是城镇化的一种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

但问题也很快随之而来，一方面，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被粗放式开发，土地以及由此而来的商品房价格高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农民工们并没有伴随户籍改革的完成而被接纳。相反，他们成为了城镇化过程中最尴尬的一环。农民工这一新型城镇化地区的大部分居民，其实并没有完成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与我们所谓的“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摒弃以往粗放型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正在考验各级政府的执政智慧。政府一方面要当好“主脑”，一方面又要防止自身因利益驱动强势主导、控制包办，让GDP导向和政绩思维把新型城镇化导向错误的方向。那种用牺牲农村、农民利益的方式发展城市，让发达的城市与凋敝的乡村并存，有违城镇化的本义，也正是新型城镇化待破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