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现以来工作总结

任现以来工作总结（精选3篇）

1.任现以来工作总结 篇一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和迁徙, 这主要是受当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约。建国之后, 在几乎没有外部支援的情况下, 中国必须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的资本积累, 以快速实现工业化 (林毅夫等, 1994)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管理的需要, 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城乡之间的流动进行严格控制, 将城乡进行人为的分割。

改革开放以前,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 几乎人人都有工作, 不存在失业问题。然而,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的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在户籍制度下, 劳动力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都不能自由流动和实现有效配置;加上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其他一些缺陷等因素的影响, 到上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除了改革, 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作为改革先锋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试验, 其实质就是让农民有决定生产的自由, 极大地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 回顾改革过程的初始动机和出发点, 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克服旧体制下人的惰性, 从而充分发挥全体劳动者的工作热情, 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从全球的观点来看, 中国对外开放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 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全球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将中国富余的廉价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

虽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到户只是在旧的农业生产体制下劳动制度改革的一小步, 然而, 这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不久就得到中央认可, 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并被推广到全国农村。到1984年底, 全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100%, 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农户也达到了97.9% (蔡昉, 2008) 。

家庭承包制引起了农村劳动供给的巨大变化。第一, 改革初期, 家庭承包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农民劳动投入大幅增加, 劳动生产效率也显著提高。第二, 农村劳动力发生了结构变化, 改革之前, 农业生产以集体或生产队为基本单位, 而实行家庭承包制后, 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因此, 除了青壮年劳动力以外, 许多家庭里的未成年人口和业已退出生产的老年人口以不同形式也加入到了家庭生产中去。第三, 农民的劳动时间安排也更具弹性, 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可以根据农活的需要自己决定。另外, 农业技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节约劳动力。

上述因素使得农业中的“隐藏失业”在实现家庭承包制之后不久就开始显现, 富余农民开始积极自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转移渠道。可以粗略地将农民的转移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方式是在农业内部转移, 即留在农村, 但从事非种植业;一种是向农业外部转移, 即向城市转移。

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的第一种渠道是开展农业多种经营。除粮食作物外, 农民还从事林、牧、渔等行业, 以此提高家庭收入。第二种转移渠道是发展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例如, 一些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或经营日常用品等。个体和私营经营在农村蓬勃发展, 打破了农村合作联社等国有或集体单位的商业垄断经营, 既方便了农民的生产生活, 又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进入乡镇企业。改革初期, 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还相当紧缺, 乡镇企业作为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补充应运而生并异军突起, 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开始时所未曾预料到的一个结果。

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改革初期, 中国农村劳动力除了向农业内部转移之外, 还逐步向城市转移。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根据转移的动因可以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类农民是农村富余人员, 当地农业发展空间狭小而人口众多, 只能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因此, 这一部分农民是被“逼”向城市的。第二类是农民中一部分具有一定创业精神或具有一定就业门路的人, 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 因此, 他们积极到城市找工作或从事个体商业, 这一部分农民是“主动”转移到城市的。许多流行的观点认为, 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都是农村的富余人员, 但事实并不如此。本文认为, 转移到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更具有创业精神的人, 而且大多数是充满活力和有闯劲的年轻人。其实农村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人, 他们并不是农村的“富余人员”。

中国农民向城市转移初始阶段的重要特点是, 这种转移并非政府有意为之, 而是农民自发的行为。当时而言, 农村改革本身就是一次尝试, 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政府首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后来逐渐因势利导, 并从政策上予以支持。1984年, 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到小城镇打工;1988年政府允许农民进城经商 (蔡昉, 2008) 。农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 户籍制度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社保等福利制度是主要障碍。在一些地方, 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通过支付所谓的“城市建设费”或投资、购房等获得一个城市户口。但直至今天, 由于城市户口所蕴含的各种福利使得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尤其是大中型城市, 这又导致大城市进一步严格户口控制。

尽管如此, 随着经济发展, 农民进城意愿进一步加强, 他们仍然在顽强地向城市转移。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并且政府有意无意地实行一种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 (陈钊和陆铭, 2008;陆铭和陈钊, 2004) , 这使得务农的比较利益低, 而城市工作机会多、收入高, 农民必然涌向城市。二是城市基础教育质量显著高于农村, 大学在城市招生数量也高于农村。但同一所大学在城市的招生分数线却低于农村。农民选择城市, 实际上也是在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未来。三是城市户口所包含的福利待遇, 特别是其中的医保和社保福利对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四是城市生活质量也高于农村。包括生活用水更洁净、卫生条件更好、交通和娱乐等方面更方便等等。

三、农村劳动力的区域转移

传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过程, 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向现代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 当然也在经历这种过程。但中国劳动人口的转移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 中国劳动力还存在大规模的区域转移, 主要是从内陆省份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前期以广东的“珠三角”等为主要流入地, 而2000年以后“长三角”也成为内陆地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之一。

中国劳动力区域转移的驱动力主要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高的就业收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 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大,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受不同优惠政策的影响, 加上各地改革进程也不同, 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广东濒临港澳地区, 吸引外资具有先天的历史和地理优势, 因此, 广东在全国改革中一马当先, 外资蜂拥而入, 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带动了广东经济的腾飞。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为中国富余劳动力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机会。

但目前, 中国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的主要地区是广东, 而广东经济主要依托出口贸易, 这对全球经济形势依赖性较强, 以外需为基础的区域劳动力转移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今后以内需为基础, 或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区域劳动力转移模式可能更具有发展潜力。浙江和江苏的经济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 虽然目前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规模和广东比还有不小距离, 但今后它们有可能成为与广东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广东成为吸引内陆省份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地区。

其次, 大城市应该发挥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 减少对民工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障碍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性歧视。同时, 考虑到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在市政公用设施和环境的支撑能力方面已经达到极限, 今后可以考虑建设卫星城市群、发展环保型的中小型城市或发展农村小集镇来转移农村劳动力, 改变单一发展大城市的政策, 从而将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保持生态环境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基本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历程, 有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一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突破中央计划经济的束缚, 让城乡劳动者在生产上有充分的分散决策的自由。农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可以自由迁徙到城市或沿海等发达经济地区。改革所焕发出来的亿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总量的增长。

今后应进一步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 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加快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二是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初期中国单一公有经济到目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有力地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多元化,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蓬勃发展, 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中国目前须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 以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渠道。

三是对外开放就是将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 对外贸易发展和FDI的引进为中国富余劳动力发挥其优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由于沿海产业升级的需要, 现在中国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市场化手段向内地转移, 进一步提高开放度, 让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分工。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农村改革30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8 (6) .

[2]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 2008 (1) .

2.任现以来工作总结 篇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引进国外智力(以下简称“引智”),坚持“派出去”和“请进来”有机结合,通过聘请海外各类人才、选派人员出国(境)培训等方式,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科学技术、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一、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的发展历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揭开了新时期引智事业的崭新篇章。30年来,引智工作经历了从注重引进外国专家和技术到强调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全面开创、积极推进的时期。在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外国智力的重要思想,作出利用外国智力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谈话明确提出了外国智力的概念和利用外国智力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在联系,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从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全局的高度,将引进国外智力确定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引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目的和方式,构筑了新时期引智工作的基本框架,为引智拓展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道路,同时开拓了对外开放新领域。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党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指导引进国外智力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期引智事业蓬勃发展的宣言书。1983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姚依林同志任组长。以此为标志,引智事业进入全面开创、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引智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以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吸引华裔学者回国工作、选派工商企业人员出国(境)培训、聘请外国退休专家学者等方式组织实施引智项目,有效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经验不足、知识不足和人才不足的问题,以及能不能大胆利用外国智力的问题,为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扩大对外开放和加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二)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取得突破、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任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和智力。”这一时期,引智工作围绕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借鉴国外人才资源开发的有益经验,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向纵深发展,通过合作办学、利用跨国公司培训资源等方式培训人才,以吸引和聘请海外人才参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了有力的海外智力支持。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不断创新、深入发展的时期。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3年12月召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引进国外智力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强调“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要求“坚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这一时期,引智更加注重积极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不断完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引智格局,着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和培训各类急需人才,示范推广重大引智成果,形成引智分类指导的实施机制,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海外智力支撑。

30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引智思想的创新发展、重大贡献和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期引智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

二、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開放成就新时期引智事业,引智事业为改革开放铸就辉煌;改革开放为引智工作提供广阔舞台,引智工作昭示改革开放形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全面展开、扎实推进,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引进国外智力从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到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实现了引智发展格局和管理方式的跨越,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30年来,引智规模不断扩大。境外来华工作专家,由上世纪80年代末每年不足万人次到2007年当年达48万人次,其中2/3为外国专家,港澳台专家占1/3;出国(境)培训由每年600多人次到2007年近7万人次。30年来,从第一位“洋厂长”德国专家格里希,到日本著名水稻种植专家原正市等;从第一位国际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出任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到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境外优秀专家积极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交流渠道不断拓展,与国家外国专家局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著名大学和民间团体,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10多个外国专家组织,发展到遍及欧、美、亚、非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99个。引智领域不断拓宽,由过去侧重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工业、教育文化等领域和部门,发展到遍及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引智地域日益宽广,由最初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等少数地区的局部示范扩展到今天的全国各地。引智主体日益多元化,由起初的政府主导到现在的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协同联动、竞相引智的局面。市场机制在国际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引智管理职能不断创新,由以项目为主的计划管理到以宏观指导、示范引导、提供服务为主的依法行政。

(二)引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到构建和谐社会,从推进自主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第一,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在农业领域,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坚持引进专家、派出培训和示范推广相结合,实施新农村建设引智工程、“一村一品”、“千村引智示范”项目;引进水稻旱育稀植等国外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加拿大燕麦、以色列柿子椒、樱桃等优良品种,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的农业节水保水增产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户安全储粮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有力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民增收、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日本著名水稻专家原正市20年60次来华传授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总推广面积达2亿多亩,亩产提高了10%,降低成本约50元,还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已在冀鲁豫陕等北方地区推广的美国渗灌技术,节水效率提高50%,增产幅度达30%-50%。联合国粮农组织安全储粮新式粮仓在川、湘等地应用,仅四川每年可减少因储备不当造成的粮食损失约20亿斤。在工业领域,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软件和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国有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一些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典型工业引智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已在钢铁企业广泛运用的“溅渣护炉”技术,使得转炉炉龄大幅提高,由1200炉提升到1.5万炉,仅此一项全国累计效益超过1.2亿元。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品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在服务业领域,大力支持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软件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第二,为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做出新贡献。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海外智力西进工程、援疆工程、中部崛起工程、东部率先发展工程以及滨海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引智项目。加大对社会事业支持力度,实施“和谐之光”引智工程,制定《引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实施意见》,实施应急管理引智项目、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培训项目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引智工程,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等引智项目实行倾斜。“智力拥军”和“引智扶贫”工作成为全国拥军和扶贫工作的新亮点。

第三,为推进自主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总体要求,实施自主创新引智工程,大力支持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和各地“高科技园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建设。通过引智培养重点学科带头人、科研管理人员和科技企业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引智还重点支持装备制造业,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如,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公司“300公里铁路动车组(CRH3)”项目,成功研制的世界最先进动车组技术,其中也凝聚着外国专家的智慧和汗水。

第四,为服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25年前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思想开拓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引智也始终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引智始终紧紧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服务。先后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健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系、法律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为重点,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深入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积极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经验、方法和运行规则。2001年加入WTO,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为适应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新形势,通过聘请专家、国内培训和国外培训相结合,重点培养尽快熟悉WTO规则的各类专业人才,参与制定各类标准和规则,努力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开拓国外市场,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大力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例,连续组织国内人员出国培训,开拓国际市场,目前,机电产品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50%,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

第五,为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服务不断打开新局面。围绕“三支队伍”建设和“两类人才”培养,实施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引智工程。通过出国(境)培训,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驾驭全局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研发创新能力,一些重点培训项目,如“高级公务员海外培训项目”(哈佛大学培训项目)、“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项目”、“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等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教育部、科学院合作加强重点学科和创新团队建设,实施“高校学科创新”(“111计划”)、“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项目”,支持创建一流大学和学科,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推动学科知识更新,培养适应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有重点地引进了一批活跃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领军人物。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也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

基本经验

30年来引智工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是在中央领导集体引智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广大引智工作者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取得的。它符合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也符合中国特色引智工作发展的规律。

(一)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正确的方向,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創事业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引进国外智力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是中国特色的开创性事业。只有高举旗帜,充分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才能立足国情,趋利避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二)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突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发挥引智的独特作用和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大局。30年来,引智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大局,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战略的眼光,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视野想问题、办事情,坚持把引智工作放在大局中思考和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和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工作定位,才能大有作为。实践证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引智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握了这个根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把引智工作融入到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互利共赢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和谐社会之中,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才能发挥引智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增强引智工作的协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前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海外智力支持。

(三)必须坚决贯彻“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紧密结合国际人才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和国内人才需求,实现引智效益的最大化。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人才竞争激烈,国内引智需求日趋多元化。只有认真研究分析我国人才资源分布情况和结构特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贯彻上述方针,真正把握引智的着力点和重点对象,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不断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国外智力需求;做到注重效益,狠抓成果,强化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引智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四)必须与时俱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提高引智质量和效益的不竭源泉,找准突破口,创新工作模式,不断提高引智能力和水平。

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引智工作保持蓬勃活力和强大动力的根本要求。30年来,引智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作为思想解放和创新的产物,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对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真研究涉及引智工作全局性、前瞻性问题,深刻把握引智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提出加强和改进引智工作思路和對策,才能不断提高引智的能力。

(五)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才能凝聚更多的国外优秀人才。

各国专家是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智力优势为我所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在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依法加强管理。30年来,我们始终注重加强引智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引智行政许可制度,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引智工作电子政务,建立应急管理机制,使引智管理更加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努力做到依法行政。同时建立以“友谊奖”为核心的多层次表彰激励体系,激发他们来华工作热情,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和合作。

(六)必须树立大局观念,协调各方,密切配合,形成引智工作合力。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政策性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众多、服务领域宽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只有树立大局意识和观念,加强与经济社会各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注重服务,争取各方支持,才能充分整合资源和力量,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提高引智的效率和质量,才能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引智的效能。

3.任现以来工作总结 篇三

关键词：江苏丰县；棉花；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回顾

中图分类号：S5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5-3143（2014）06-0023-04

0 引言

江苏丰县光热资源丰富，土质肥沃，有利于棉花生长，植棉历史悠久，早在民国时期就是苏北植棉先进县。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突飞猛进。特别是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县棉花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棉花成为丰县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丰县1986年经国家批准为第一批优质棉基地县，1990年被评为“国家先进优质棉基地建设”和“全国棉花生产先进县”。 为了显现技术推广在棉花生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引导技术集成和生产，现对改革开放以来丰县棉花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作一归纳回顾。

1 新品种的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60年丰县首先引进“斯字2B”棉花新品种。1961～1978年，徐州18-18、岱字棉15号棉花品种在县内发展起来，并成为主体品种。1978年改革开放后，不断推广早熟、抗病、抗虫、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实现了丰县棉花品种的4次更新换代。

1.1 产量大幅提高时期

1978～1984年丰县主要推广应用徐州514、鲁棉1号。该两品种均表现早熟、适应性广、结铃性强的特点，在1984年该两品种全县种植面积达到5300 hm2，占植棉总面积的70%；平均单产比岱字棉15号增产30%以上，使丰县棉花生产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1.2 突出优质、抗病时期

1985年以前推广的品种主要是提高产量，品质上也只是考虑绒长，因此存在纤维粗、短绒多、纤维强度低等问题，不能适应气流纺纱对纤维品质的要求。另外枯萎病和黄萎病蔓延，严重影响了棉花产量。因此，1985～1998年丰县推广了徐州553、中杂028等优质、抗病新品种，有效地控制了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的危害。之后又推广了综合性状更突出的泗棉3号、苏棉14、石远321等新品种，平均单产比徐州514、鲁棉1号提高10%左右，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棉花品种的第二次更新。

1.3 转基因抗虫常规棉的应用时期

1992年丰县棉铃虫大爆发，给棉花生产造成巨大损失。棉农谈虫色变，3～5天打一次药，棉花生产成本显著提高，严重制约着棉花生产的发展。1996年自美国引进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33B试种，表现出的抗虫效果好，蕾受害率降低80%左右，铃受害率降低50%以上。尤其在虫量猛增的情况下，对虫害的抑制更为显著。美棉33B其产量与泗棉3号相当，纤维品质符合纺织工业要求，可减少农药使用量60%～80%，减少农药投入750元/hm2。美棉33B于1999年开始在丰县示范推广，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3730 hm2，占全县植棉面积的40%左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80万元。之后又推广了美棉99B、中棉所41等抗虫常规棉品种，基本上淘汰了以泗棉3号为代表的常规非抗虫棉，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棉花品种的第三次更新。

1.4 抗虫杂交棉普遍应用时期

利用杂种优势是提高作物产量、品质、抗逆性的一个有效途径，棉花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在抗虫常规棉成功种植的基础上，1998年高品质抗虫杂交棉新品种科棉1号问世，该品种最大的特点是产量和品质均十分突出，成为取代常规抗虫棉的首推品种。据1999～2000年江苏省棉花品种区域试验与生产试验结果，科棉1号平均籽棉产量3818.55 kg/hm2、皮棉产量1523.25 kg/hm2，分别比对照泗棉3号增产18.06%和9.53%。并且经农业部棉花品质检测中心测定，平均绒长31.8 mm，比强度27.2 cN/tex（ICC校准水平），马克隆值4.2，气纱品质2193。科棉1号的纤维品质达到了高品质棉的要求，是适合纺高档纺织品的优质棉花品种[1]。2001年开始在丰县试验示范，2003年大面积推广，当年应用面积3460 hm2，籽棉总产增加2080 t，2003年平均籽棉价格6.9元/kg，净增经济效益1435万元。之后又相继推出科棉3号、科棉6号、徐杂3号、南抗3号、鲁棉15、国欣8号等一批抗虫杂交棉新品种， 2013年丰县抗虫杂交棉品种种植面积达11300 hm2，占植棉面积的95%以上，基本取代抗虫常规棉，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棉花品种的第四次更新。

2 新技术的推广

2.1 化肥投入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化肥生产很少，以后化肥开始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到1978年止，棉花生产已普遍施用化肥，但主要以氮肥为主，且品种单一，以硫酸铵为主。1983年，中国磷肥的生产量大幅度提高，磷肥开始在棉花上大面积应用。丰县由于土壤中磷元素的严重缺乏，磷肥的使用效果十分明显，植株生长健壮，叶色深绿，铃重增加，一般施磷肥比不施磷肥增产15%以上。1990年开始注重钾肥的投入，提高了棉花的抗逆性和纤维品质。现在化肥品种繁多，尿素、二铵、氯化钾、硝酸钾、过磷酸钙、微量元素肥料、稀土肥料、腐殖酸肥料等肥料品种达十几个。棉花的肥料投入连年增加，现丰县棉田施用化肥折纯氮为247.5 kg/hm2、P2O5 为130.5 kg/hm2、K2O为 120.0 kg/hm2，同时搭配微量元素施用。

2.2 脱绒包衣种子

1987年以前，丰县棉花种子处理一般不进行脱绒，而是把毛籽温汤浸种，摊开晾干后直接播种。这种方式分不清种子的好坏，且发芽率不高，用种量大，同时毛籽上携带的病菌，也会传播到棉苗上。棉花种子脱绒包衣技术就是把毛籽经硫酸脱绒、分级精选、用含有杀虫剂和杀菌剂种衣剂包衣，这样提高了发芽率，苗期病虫害也得到有效控制，节省用种量50%，增产皮棉75～120 kg/hm2。1987年国家支持丰县建起了棉花良种轧花厂，当年就加工优质脱绒包衣棉种25 t，在全县推广应用包衣棉种的棉田有2000 hm2。第二年结合统一供种，全县包衣种子应用面积占植棉面积的90%以上。之后全县普遍应用，杜绝了毛籽播种。

2.3 营养钵育苗

江苏省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棉花营养钵育苗移栽技术，但应用面积不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塑料工业的发展，薄膜覆盖营养钵育苗移栽在江苏有了迅速发展。丰县1980年开始大面积推广，1983年得到普及。棉花营养钵育苗移栽技术是棉花生产的一次技术革命，直接推动了棉花栽培制度的改革。该技术将堆肥、厩肥、化肥和表土充分混合，利用制钵器制成营养钵放在苗床中，然后再将种子播入营养钵中进行小拱棚覆膜育苗。其优点，一是营养钵育苗比露地直播播期可提早15天以上，能充分利用光热资源，使生育进程提前；二是集中育苗有利于控制温湿度和防治病虫害；三是大小苗分开移栽便于管理；四是营养钵育苗比露地直播一般增产10%以上，霜前花率增加10%左右。

2.4 化学调控技术

随着新品种、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以及棉田投入的不断增加，棉花的无限生长习性得到发挥，容易造成营养生长过旺，反而减产。丰县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示范推广化学调控技术，到1990年基本普及，应用面积占植棉面积的95%以上。据试验结果，密度在45000株/hm2时，蕾、花期各喷一次缩节胺纯品60 g/hm2可增产20.36%。目前棉花生产应用化学调控普遍，棉花生长期使用次数已达到4次，缩节胺纯品用量也提高到120 g/hm2。

2.5 高效立体种植技术

2.5.1 麦棉套作技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丰县就开始了麦套棉的小面积试种，但因受生产体制和生产条件的限制，未能获得大面积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植棉政策的落实和生产条件的改善、植棉技术的提高，丰县的棉花栽培制度逐步由一熟春棉向麦套棉两熟发展，1990年种植面积已占植棉总面积的90%以上，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达到增粮增棉、粮棉双丰收的目的。麦套棉全年效益比一季春棉增加1395元/hm2，丰县1990年的麦套棉就种植9150 hm2，净增经济效益1276万元。

2.5.2 大蒜（或洋葱）套作技术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大蒜、洋葱等蔬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的移栽期和腾茬时间与大蒜或洋葱的生长期正好衔接，是最适接种茬口，以大蒜与棉花、洋葱与棉花为主的种植模式和间套作技术得到迅速推广。2000年前后套作棉田已占全县植棉面积的70%，麦套棉种植面积占25%。近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麦棉套作不利于机械化收割，面积逐年萎缩，现已完全改为大蒜（或洋葱）与棉花两熟种植模式，2013年全县种植面积11890 hm2，占植棉面积的100%。据2002～2013年的统计结果，大蒜（或洋葱）与棉花间套种植模式平均全年净效益达75120元/hm2。

3 棉花生产成就辉煌

30多年来，丰县棉花生产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不断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使棉花产量逐年提高，纤维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皮棉单产由1980年的665 kg/hm2提高到2013年的1308 kg/hm2，提高了96.7%（见表1）。为不断提高的人均纤维消费量和棉纺企业用棉量的猛增提供了物资保障。

4 发展方向探讨

如今丰县的棉花生产以技术投入来提升单产的空间越来越小，作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发展，才能达到稳棉增效的目的。一是突出品质，重点推广以科棉6号为主的高品质棉系列品种；二是规模化种植，目前农村强壮劳动力转出明显，棉农的文化水平和身体状况下降，只有规模化种植才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三是实行机械化生产，目前农村劳动力工价逐年提高，如果扣除用工成本，丰产且价格好的年份平均纯收益也只在6000元/hm2，歉收或价格低的年份植棉户的纯收益甚至出现负值，所以实行机械化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减少用工成本是棉花生产长久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