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精选7篇）

1.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篇一

浅谈世界能源危机及中国的战略抉择

介绍了世界能源危机及中国的能源现状.提出只有制定切实的能源政策,开发新能源,降低能耗,加强国际合作,才可能将能源危机遏制在摇篮中,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 者：白少成 BAI Shao-cheng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刊 名：实验科学与技术英文刊名：EXPERI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4(z1)分类号：F416关键词：能源危机 矿物燃料 新能源 电力需求 侧管理

2.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篇二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呈快速上升之势,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能源问题更大的关注。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气候威胁论”等论调也时常见诸西方报端。借此机会,笔者谈几点个人看法,希望能有助于增进大家对中国发展,特别是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及能源政策的了解。

1 中国的能源问题

能源是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确实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能源挑战,主要体现在能源需求迅速增大、能源效率偏低、能源结构不合理、环境压力增大等方面。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对能源的需要仍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英国石油公司(BP)发表的《2030年能源展望》报告认为,未来20年,世界能源消费将增加40%。新兴经济体占世界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2增加到2/3,特别是中国未来20年对能源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同时,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接近70%,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多,而石油、天然气和核电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种结构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导致的环境压力较大。有数据显示,中国消耗了全球16%的能源,但却仅创造了全球8%的GDP。毫无疑问,能源问题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同时,也必须指出:

1.1 中国能源消费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但就人均而言,尚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也是能源消费的增长阶段。过去100年时间里,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消费了地球上大量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其能源消费量高达同期全球的60%。尽管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很低,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仅为美国的1/5。石油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能源署副署长理查德·琼斯不久前曾表示,就人均能源消耗量来讲,中国并不算多。

1.2 中国的能源需求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中国的能源需求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深陷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2010年亦达到20%。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的产业重组和资本流动,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70多家在中国安家落户。它们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增加了中国在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换言之,中国是在以自己的能源、资源为代价,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1.3 面临巨大压力取得显著成果

中国既在能源、资源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也在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中国已经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将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制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十一五”节能减排计划,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等强有力政策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耗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11.2%的增速。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1%,SO2和COD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4.29%和12.45%,扭转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上升的势头。通过提高能效,中国减少标准煤消耗6.3×108t,减少CO2排放14.6×108t。同时,中国也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在这一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风电大国,累计风电装机4 450×104k W。中国水电装机总容量超过2×108k W,达世界第一。过去5年新增水电装机容量0.96×108k W,也是世界第一。在太阳能热水器方面,中国2010年的新增安装量占世界的80%,累计安装量则占到世界的65%。中国所做的努力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也体现了负责任的态度。

2 能源问题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理解能源问题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正在加速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着力在缓解能源资源压力和保持发展势头之间谋求平衡。1个时期内,中国在能源问题上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会有大的改变。针对这一形势,中国确定了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互利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大力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中国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制定了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其中,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科学发展。

2.1 增加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

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最大特点是以煤为主。近年来,中国始终在努力改变这一情况,将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放在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安永公司最新“再生能源国家吸引力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已超过美国排名第一,中国是再生能源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先者”。未来5年,中国将继续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6台、2 871×104k W,在建规模占全球40%以上。受到日本核泄漏事件影响,中国核电发展规划会采取更加稳妥的战略,但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仍是未来中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具体目标是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目前的8.3%提高至2015年的11.4%,再到2020年实现向国际社会承诺的15%。

2.2 大力推行节能减排

在增加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的同时,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下决心做出调整和改变。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例如,在过去5年淘汰了7 200×104k W之多的小火电机组,相当于英国或韩国全国的装机容量。中国不会止步于此,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节能技术研发、提高能源效率,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节能型的产业体系。具体目标是未来5年单位GDP能耗和CO2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至10%,2020年实现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过去,中国搞投资建设注重的是能否产生经济效益,现在首先要看是否符合环保要求。中国提高能效、发展清洁能源的决心和努力是巨大的,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欧盟委员会气候变化行动委员赫泽高不久前曾对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有关措施及目标予以高度肯定。

2.3 只能也必须在发展进程中解决能源问题

必须指出,中国只能也必须在发展进程中解决能源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总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 300美元,仍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仅占美国的1/10。中国还约有1.5×108人的生活达不到1美元/(d·人)的联合国标准。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首要选择,也是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肩负的重要责任。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而是在发展进程中不遗余力地解决好能源问题,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中国深知自身在世界能源安全方面承担的重要责任,愿意本着建设性态度,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能源问题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既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是世界性问题。工业革命以来,能源一直是人类发展进程中面对的1个突出问题,世界在面临能源问题压力的同时,也在解决能源问题的进程中得到发展。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3.1 共同探讨应对全球能源问题的对策

中国愿意本着开放的态度,与各国就能源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共同探讨应对全球能源问题的对策。中国认为,世界能源问题只有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方案,而在此过程中,各国均应体现理解、信任和合作的态度。中国本着这一精神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东盟10+3能源合作、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大会框架下的对话磋商机制,与国际能源机构、石油输出国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久前在中国海南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五国领导人还就全球能源安全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达成了重要共识。双边方面,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等许多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建立了能源对话与合作机制,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环保、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在能源政策、信息数据等方面开展广泛的沟通与交流。1994年以来,中欧之间还定期举行能源合作会议。

3.2 促进国际能源开发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中国愿意本着负责任态度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在促进国际能源开发、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将积极鼓励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参与能源合作,参与境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发展能源工作技术服务合作。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需要指出的是,中非合作涵盖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人文等众多领域,而绝不仅是能源和资源的简单交易。当然,中非合作也包括在能源和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但即使现在,中国在非洲能源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也远远落后于欧美。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大约只占非洲石油出口的13%,中国在非洲油气投资不到全球在非总投资的1/16,中石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其在非洲的年营业额还不及美孚公司的1/3。应特别指出,作为中非合作的一部分,中非能源资源合作始终遵循国际惯例和市场准则。中国以市场价格从非洲购买资源,让非洲有了平等选择的权利,有了谈判价格的地位,并帮助将非洲国家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造福非洲人民,这与旧殖民主义统治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从不寻求在非洲建立所谓“势力范围”,无意同其它国家在非洲恶意竞争。

3.3 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大合作空间

中国愿意积极推进与各国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合作,在应对能源问题进程中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大合作空间。对中国的能源需要,应坚持从两方面看,既看到带来的压力,也看到带来的机遇。中国稳定的能源需求增长,不仅为本国能源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国际能源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将推动国际能源资源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配置,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繁荣和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科技创新,无疑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为各国提供了新的机遇。美国最新能源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清洁能源投资大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已占全球清洁能源发电总量的25%。未来几年,中国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和需要都是巨大的。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新的机遇。包括荷兰在内的西方国家在此方面优势明显,双方互补性强,能抓住机遇,发掘潜力,扩大合作空间。

摘要：叙述了中国能源消费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能源需求促进着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以及中国既在能源、资源方面既面临巨大压力,又在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等方面的情况,指出了中国能源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3.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篇三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能源短缺所引起的能源竞争是造成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2014年中国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目前仍保持中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增速虽有所下降，但是总量逐年上升，原油进口大幅度增加，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14年达59.5%。然而，需求增加的同时获取油气资源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重要原因之一是进口油气通道深受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恐怖袭击和海盗活动猖獗、大国因素干扰之苦，其运输安全性令人担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今能源运输安全已经演变成一个关乎国家稳定、地区和谐、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解决能源运输安全等问题带来契机。“一带一路”战略从宏观层面对能源合作、能源安全、能源运输安全给予指导、规划和部署。微观上，又有具体的建设项目可供操作。“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为解决我能源运输安全问题提供难得的契机和强有力的保障。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中国能源运输路线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陆路油气进口通道。到“十三五”末，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我国将建成陆路油气进口管道共9条，总里程達13119千米（境外部分），年输送能力分别为7200万吨和1350亿立方米。毫无疑问，这些通道的建成，对我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肯定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威胁到我油气输送安全石油管道和天然气进口通道大都途经多个国家。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海上油气进口运输通道。中国海路油气运输主要依靠以下三条航线：中东航线：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非洲航线：北非—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东南亚航线：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

目前，我国80%的原油和相当数量的LNG进口来自中东，且90%的海上船运由国外油轮承担，存在较大的贸易风险。波斯湾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运到中国，这条通道对我国来说举足轻重，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石油生命线。

中国“一带一路”地区能源运输安全隐患

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东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石油资源极为丰富且开采条件适中，生产成本低，是各国关注的焦点。中东也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的后遗症、大国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宗教派别矛盾、种族冲突、贫富差距等等都是干扰能源供应，影响我原油运输安全的潜在因素和地缘危机。1980年伊朗就因其内部革命导致石油生产中断，引发石油危机，致使无油可运。

而中亚—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未来能源生命线。这一地区涉及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利益，也吸引了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外部力量的极大关注。存在的潜在地缘政治危机主要包括美俄对峙威慑、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对俄—中双遏制策略。

恐怖袭击和海盗活动猖獗。中东是国际恐怖活动和反恐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各东突势力作为国际恐怖主义重要组成，其大本营均设在中东，它们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另外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为达成其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不惜用极端手段对抗国际社会，攻击中东这个“世界油库”。2013年8月的连续几周内，基地组织多次袭击伊拉克输往土耳其的石油管道，意在切断世界工业的能源生命线。

大国因素干扰。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倾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安全事务中制衡中国影响。一些美国学者建议美国在军队部署、军事技术、能源等方面加强美日同盟以制衡中国。由此，美国以“亚太再平衡”为名在中国周边地区排兵布阵，强化军事联盟。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刺激个别国家在领土海洋争议中不断对华挑衅，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破坏了推动地区能源合作的政治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能源运输安全的积极意义

增强现有通道安全、多元化油气进口运输通道。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供给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每年都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过高的依存度使油气进口的生命线显得十分脆弱。近60%的石油和超过30%的天然气依赖进口，而且来源和运输线路相对单一，使中国国家能源安全系数大打折扣。

实现大国合作保障能源运输安全。“一带一路”战略增强了我国海外战略布局的主动性，战略调整和全新的布局为我国海外油气合作带来新机遇。加强与改善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保障我油气进口通道的安全。

完成我国由能源消费大国向能源中转大国角色转换。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6%，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油气过高的进口的依存度使得我能源安全存在极大的隐患。“一带一路”以经济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可以建立陆路和海路两条能源运输通道，将沿线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的多个经济圈联通起来[赵旭颖，沈娟，龙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能源安全与国际合作[J].赤峰学院学报，2016，37（2）：76-78]，形成网状结构，“一带一路”内的各经济体（包括我国）都是这个网状结构中的一个点，都成为能源流动链条中的一环，大大提高能源运输抗风险能力。

4.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篇四

上一页【问题提出与解析思路】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与变化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中国能源的可持续供应问题，以及可能给世界能源形势带来的影响，一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争论的议题．并一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国内各界对能源的改革与发展也日益关注，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论调。中国的能源形势到底如何？能源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应采取什么战略和措施从容应对这种严峻的能源形势?本题对此进行一个详细些的解析。

【问题解析】

一、关于本世纪前2 0年中国能源问题的主要结论

过去2 0年中国能源发展成就巨大：一是实现了GD P翻两番而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l980年—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而相应的能源消费量年均仅增长4．6％，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二是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一方面，单位GD P能耗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主要高耗能部门的产品单耗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耗能产品的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三是取得了相当大的环境效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实现经济翻两番。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届时中国的人均GD P将超过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反映到能源领域，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和能源结构快速变化特别是石油需求比例快速上升的过程。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日盛的国际背景，中国面对的情况要比发达国家曾经历的时期要复杂得多。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多少能源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面临何种挑战和压力，既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取决于采取何种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中国国家能源综合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组对不同情景下，2000年到 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并做出了如下重要判断：

1、如果采取正确的能源战略和相关的政策措施，未来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有可能保持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的需求在25—33亿吨标准煤之间，均值为29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的2.2倍。这就意味着还有可能利用较少的能源投入支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有可能在远低于目前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量的条件下，进一步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在保持相同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提下，由于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将出现能源结构和能效提高的差别，从而导致2020年的一次能源需求仍可能有约8亿吨标准煤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能源发展战略，虽然均能满足经济发展目标，但对能源供应、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能源的需求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交通部门、建筑物的能源需求增长率将高于同期全社会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这两个部门的用能增长在全部当年新增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从目前不到35％上升到2020年的57 —75％，逐渐成为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快速增长的用能部门的能源供应和提高能效，以及石油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结论：中国的能源发展确实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和挑战，特别是为保证2020年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能源的供应形势将非常紧张。但从国际国内能源形势，中国能源领域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政府将实行的一系列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来分析，中国仍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能源的可持续供应。关键是中国必须坚持加强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二、本世纪前20年中国的能源战略目标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应对能源长远发展遇到的严峻挑战，中国采取正确的能源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具体国情，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和环境保护日益加强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

1、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

本世纪头20年，中国的能源战略将着眼长远目标，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转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供应要从简单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为目标，转向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重视环境效益的目标，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式由政府计划和行政管制，向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的方向转变。三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 O的背景下，我国的能源发展应从依赖国内资源的“自我平衡”转变到国际化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2、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

实现可持续发展己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而对中国来说，具有更大的特殊性和挑战。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才能保证在“能源消耗最少，环境污染最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水平的提高。根据战略转型原则和着眼解决能源发展遇到的严峻挑战，未来2 0年中国应实行“节能优先、结构多元、环境友好”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将依靠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实行能源国际化战略，力争实现GD P翻两番，能源消费翻一番的目际；优先满足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生活的能源需求，有效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生产转换利用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初少形成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3、2020年中国的可持续能源发展理想目标

中国在2000年的能源消耗总量是近1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达907亿标准煤，占 69.9％：石油达324亿吨标准煤，占25％；天然气和一次电力分别是36亿吨和29亿吨标准煤，分别只占总量的2.8％和2.3％。从这组数据可以得知，中国的能源结构仍是以煤为主，而且根据中国的能源禀赋条件，这种结构今后20年不可能有太大变化。这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将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希望通过实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到2020年达到如下理想目标：一次能源需求少于25亿吨标准煤，节能达到8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比例控制在60％左右，可再生能源利用达到5.25亿标准煤(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达到1亿千瓦)；石油进口依存度控制在60％左右；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率为 45％—60％。

三、中国实现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低成本的能源供应对实现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非常重要。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驱动力，将使能源可持续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并可能出现一定的反复，所以，应该从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认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以保证。

1、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节能和提高能效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可能，中国能否以较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能的潜力能否被有效挖掘，因此，应将节能放在能源战略的首要地位，也就是说，要以最小成本向终端用户提供优质能源服务。为了确立节能的重要战略地位，可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共同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基本国策。

2、通过政府驱动、公众参与、总量控制、排污交易实施环境友好的能源战略

正确处理能源和环境的关系是实施环境友好的前提。由于受环境容量、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以及中国环境小康需求等的制约，环境友好将成为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实施环境友好战略需要通过政府驱动、公众参与、总量控制、排污交易四个方面加以落实。并采取如下政策：一是按空气质量要求，对主要污染物实行更为严格的总量控制。二是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实行排放交易。三是实行环保折价，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即为了鼓励清洁电源和可再生能源多发电，优先上网，价格竞争不仅要考虑财务成本，还要考虑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即全成本竞争。四是控制城市交通环境污染。五是取消对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补贴。六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3、实施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的政策

从未来走势看，由于对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消费增加迅速，将出现由需求侧推动的结构性变动。根据中国能源的禀赋条件，可以采取如下方案调整和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依靠国内外资源满足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基本需求，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先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年20的时间，初步形成结构多元的局面，使优质能源的比例明显提高。

4、加大能源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

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的新突破是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落实的关键。应尽快完善能源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有利于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加快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垄断，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构建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技术创新应在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道路上发挥重大作用。可通过加大政府在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显著提高能源研发投入所占的比例；根据终端能源需求选择国家关键技术，动员产学研各方的力量组织攻关；通过建立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不断推动企业创新的有效激励机制，使技术创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5、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石油安全

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确切地说就是“石油问题”。石油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一种商品。几乎所有国家都把石油安全置于能源战略的核心位置。而所谓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数量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油供应。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其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预警机制等。

综合分析，国内外石油资源、供需状况以及石油安全对策共同构成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三大因素。应在准确把握现代国际石油市场和石油地缘政治特点的基础上树立我国正确的石油安全观，并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石油安全。首先，将实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提高能源效率放在第一位。除此，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快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快石油科技发展；二是尽可能加入到国际合作架构中，全面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积极参与期货和现货交易，将市场作为获得石油产品的主要手段；三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和预警体系。

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府监管

为保证能源战略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措施的落实，今后中国将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依法监管的现代监管制度，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为我国能源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石，但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律建设却非常滞后，己经影响到能源的改革和发展，尽管先后颁布了《电力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和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和海上石油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体系，但大部分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制定的，历时太长，己不符合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修订和完善。还有很多重要的法律法规亟待确立。首先，为促进全国能源的综合规划和利用，保证能源效率的提高，应从法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角度出发，制定涵盖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法》。其次，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能源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将是行业内的垄断经营和区域市场分割等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应抓紧制定和修订《反垄断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维护公平竞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最后，加快制定《石油法》和《天然气法》等行业法，将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可持续供给，维护行业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能源体系的一个最大缺陷就是法律法规不配套。为促进节能，应根据需要完善《节能法》，并加快制定《节能法》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用能行为，其重点是制定《节约石油管理办法》和《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等。为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应加强执法，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健全执法体系，加强监督检查，依法实施管理。

2、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能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政府无疑必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的职能要重新定位，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朝着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变。要集中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职能，将仍保留在企业中的行政职能分离出来，建立综合的能源政府管理部门。政府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制定宏观发展政策；实施综合能源战略管理；制定有关促进竞争和反垄断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发挥规范、协调企业行为和督促企业自律的作用；进行市场预测和提供信息服务等。

相应的监管机构，按照依法监管的原则建立现代监管制度。应逐渐淡化行政审批等行政管理能，在进行经济监管的同时，加强技术、安全，环保等社会监管手段。建立集监管性、技术性、专业性、服务性于一体的监营机构，不仅可加强政策执行的力度，也能使政府主管部门集中精力做好制定政策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能在监管机构与政府决策机构之间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

【问题拓展】

5.朝核问题的性质及中国战略 篇五

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07级国际政治

学号：2074050264

姓名：朴香玉

时间：2011-4-3

朝核问题的性质与中国的战略

【内容摘要】 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对中国外交构成直接挑战。如何认定问题的性质，不仅对了解问题的症结至关重要，更直接关系到具体的应对战略。目前学界绝大部分观点似乎都本能的认为朝核问题是一种危机，明确将其定性为冲突的观点较少。笔者认为，危机的认知对于即时性的应对是有益的，但考虑到朝核问题的历史延续及复杂性，应当从整体上把握朝核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对朝核问题属性的分析界定其具体性质，并对美朝当事方的战略分析，为中国的外交应对提出个人的思考。

【关键词】属性 性质 战略 选择

一、朝核问题的属性及其性质的界定

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发生了多次危机。自2002年10月，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新一轮的朝核博弈再次展开。对于美朝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该如何理解？如何看待跌宕起伏的朝核问题？它具有什么属性，性质如何界定？笔者将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阐述。

〈一〉线性：朝美核问题的历史及延续

朝鲜核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冷战的直接产物。朝鲜开发核技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援助朝鲜开发核技术开始，朝鲜核问题经历了整个冷战时代，并延续至今。1985年，美国官方首次透露朝鲜秘密建造核反应堆消息，随后开始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监督与核查。美朝双方在此问题上矛盾不断。1990年4月，美国军方正式提出朝鲜核问题，质疑朝鲜正在研制核武器。在随后的核查过程中，美朝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美国以军事压力威吓朝鲜，企图迫使朝鲜接受强制性的“特别检查”。但是朝鲜却于1993年3月12日以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其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

经过艰难谈判，美朝双方于1994年10月21日在日内瓦正式签订了《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基本缓解。但是，框架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协议签订之后，朝美在履行《框架协议》的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朝鲜指责美国没有按协议规定在2003年前提供轻水反应堆，美国则一再要求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核查”。尤其是在小布什上台后，对朝实行强硬政策，这再度引起朝鲜方面的激烈反弹。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后宣布朝鲜已经承认推进浓缩铀开发计划，于是美国废止《框架协议》，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朝鲜指责美方违反了《框架协议》，使这一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同年12月12日，朝鲜决定解除对核计划的冻结，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再次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系列事件终于酿成了第二次朝核危机。

之后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启动了六方会谈。经过艰苦谈判，最后达成《9·19共同声明》，美朝就弃核及提供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但随后朝美双方在谁先采取行动落实共同声明的问题上又出现分歧。美国更是对朝实行金融制裁，导致六方会谈陷入僵局。而朝鲜在2006年7月5日进行导弹

试射并于10月9日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再度将朝核问题推到危机的边缘。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1695和1718号决议，对朝鲜实行制裁。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引发的新一轮危机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随着第五轮六方会谈的重启，与会各方在第三阶段会议上达成《2·13起步文件》，由朝鲜核试验引发的新一轮危机才有所缓解。

危机突发性和紧迫性的特点使得其只是一个“点”的概念，冲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反映的是由于竞争而引发的矛盾和敌对的持续性。通过历史考察可以看出，朝核问题的发展是线性的，而不是非线性的。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敌意自朝鲜战争之时就已经开始积累了，朝核问题更是朝美敌对的直接产物。所以一定程度上，朝核问题的本质不是核问题，而是朝鲜半岛残存的冷战结构。从孤立的角度观察，历史上朝美之间的每次对抗都可以称为“危机”；但从线性的角度看，危机是国家间矛盾由量变转为质变的关键点，而冲突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朝核问题不单单是几次孤立的危机，而是历史上朝美持续的冲突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激化。

〈二〉对立性：朝美双方目标的互不相容

其一、冲突有三要素，具备了三个要素的矛盾对抗都可以称之为冲突。而美朝对抗具备了这三个要素：第一，目标的不相容性：长久以来，朝鲜追求获得核武器或者以核武为威慑手段维护自身的安全。在“先军政治”的政策下，核武器直接关系着朝鲜的国家安全；美国认为朝鲜获取核武器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构成对美东亚安全秩序的威胁，力图阻止朝鲜的这一企图。第二，双方的对抗态度和敌对行为：双方都以排他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生存问题。自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和美国就表现出了对对方的敌意——美国妄图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方式颠覆朝鲜的现有政权，实现朝鲜的政权更迭，建立自己主导的东北亚安全秩序；而朝鲜则通过发展自身的威慑能力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应对美国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第三，双方的直接对峙状态：美国通过实行金融制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等手段对朝鲜进行遏制，要求朝鲜以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核武器计划；朝鲜则发展核威慑来应对美国的包围与封锁，并要求美国彻底放弃对其的安全威胁，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朝美双方的追求目标互不相容，两国采取的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直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

其二、冲突不能简单的以武装暴力为唯一特征。从冲突三要素的角度来看，武装暴力只是冲突的一种形式而非全部。符合冲突三要素的任何对抗在性质上都属于冲突，冲突也有软性和硬性之分。

虽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之后，朝美之间的武装冲突行为得以停止，但两国间的冲突状态却一直持续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朝美关系龌龊不断，冷战结束后更是危机频仍。所以，虽然从行为上来讲，朝美之间还没有发生武装暴力；但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双方却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根据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的评估，朝鲜问题属于非暴力冲突，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软性冲突。由此看来，朝核危机只是朝美之间软性冲突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三〉摇摆性：朝美矛盾的复杂及久拖不决

朝核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1、植根于朝美两个主要当事国之间的敌对和相互间的极度不信任；

2、朝美在核问题上的对立根源，涉及双方复杂的利益关切；

3、朝核问题涉及面太广，牵动世界主要大国及东北亚有关国家的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威望。

从根本上讲，朝美之间的冲突不仅在于朝鲜的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冲突源于非物质层面的因素。在这种冲突中，利益的客观标准往往为价值观或自我认同所笼罩，这使得冲突变得棘手并难以解决。在这种冲突发生改变之前，冲突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转化的，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是无法解决的。朝美冲突的根本原因部分即在于此。

源于物质需求不相容的冲突会由于物质利益的满足或可替代资源的出现而得到解决。而这种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牵连到核心身份观念的冲突却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动力。敌人意象一旦形成，就变得难以改变。同时意象本身也加重了冲突并使之永久化。由于这种冲突的复杂性是由冲突的自身动力激起的，除非双方对彼此的认同基于基本的信任开始发生变化，才能打开冲突方关系良性互动的阀门，否则恶性循环的强大惯性会阻碍冲突的解决。而朝核冲突将物质性因素融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导致朝美冲突具有持久性。

而在朝鲜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美朝双方的基本立场更加尖锐对立。朝鲜在获得核威慑力之后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的考虑与美国难以接受朝鲜核地位的考量更是直接制约着矛盾的解决。美朝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核武器的刺激下会更加难以消除，这无疑为双方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美朝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将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

朝核问题的这三个属性决定了其性质，即朝核问题是朝美双方由于历史上长期敌对而形成的、集意识形态或认知性冲突和安全利益矛盾于一体的软性冲突。这场历时半个世纪的冲突虽然没有再度演变为武装暴力行为，但其复杂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演化，时起时伏，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二、美国与朝鲜的战略

朝核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冷战的遗留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朝核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美朝的矛盾性不仅源于冷战结束后的核问题，更是1950年朝鲜战争后双方极度不信任的产物。朝核问题的凸现只是美朝之间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作为冲突当事方的美朝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冲突呢？

〈一〉美国的战略

总体而言，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应对战略已经远远超越了朝核问题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冷战期间，朝鲜半岛是国际政治角力的重心之一，原因不仅在于朝鲜半岛的战略位置，而在于这是美苏争霸的最前沿。冷战刚结束之时，朝美之间冲突激化导致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美国还没来得及重新审视其对朝战略，所以与朝鲜进行了双边谈判，最终与朝签署了《框架协议》。冷战后，美苏争霸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朝鲜半岛对美国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美国开始对朝鲜的战略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而2002年朝核问题的重现以及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的彻底瓦解更加坚定了美国重新制定对朝政策的决心。对于美国而言，冷战后的朝鲜半岛已经由国际战略层面下降为地区安全的层次。所以在朝美冲突由于核问题再度激化为第二次危机时，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以一般的地区冲突问题来定位。相应地，美国的外交战略也就转为通过多边的地区方式来应对，即要求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与美国分担朝鲜发展核武器带来的后果，共同为朝核问题埋单。所以，美国拒绝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已经不再将朝核问题看作是双边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也不仅仅是美国的责任。

固然，朝核问题的凸现给美国造成不小麻烦，但在美国看来并没有触及到其核心利益。因而，朝核问题在美国外交议程中并非位于最优先的位置。美国的算盘是通过朝核问题“地区化”的扩散效应加大相关国家的危机感，迫使相关国家组成“孤立”朝鲜的联合阵线。所以美国才会在谈判中采取僵硬的立场，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向朝鲜施加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明白，对朝的任何单边军事行动不仅会疏远与韩国的关系，还可能造成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而通过“地区化”的多边方式处理朝核问题不仅可以维持自身的领导地位，还有利于借助其他国家的能力杠杆制约朝鲜的行为。所以，从宏观上来讲，要求地区的“利益攸关方”分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成本是美国的一项长远战略。但“地区化”并不意味美国将放任其他国家主导朝核问题的进程，美处理朝核问题还从维持美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即预防崛起大国（尤其是中国）夺取地区领导地位。

9·11之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成为美优先关注的领域。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威胁的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对美国而言，朝核问题并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根本威胁，预防中国的崛起才是美国的长远关切。如何处理朝核问题是涉及到美国能否继续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地区充当领袖还是被其他崛起大国边缘化的重大问题。允许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对于遏制冲突升级有积极意义，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对美国而言，这种允许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危及美国在该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美国不会坐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钥匙落入别国手中。所以，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基本上对朝核冲突形成制约之后，美国开始显示自己掌控六方会谈进程的能量，防止中国扩大影响力。对朝实行金融制裁以及美朝柏林会晤，甚至希尔邀请金桂冠访美都表明美国开始夺回处理问题的主动权。“2·13起步文件”的达成其实只是对美朝柏林会晤成果的背书，而第六轮六方会谈无果而终更是美国在解除对朝鲜金融制裁问题上“耍花招”的一种结果。美国希望六方会谈能按照自己所设置或所能控制的步骤进行。

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将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转移到防止朝鲜进行核扩散上。布什总统在朝鲜核试验之后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或许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在美国看来，防扩散现在是最现实、也是最重要的目标。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认为，朝鲜核武器本身并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的利益在于防止核武器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或许也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加紧了与朝鲜的双边接触，但是其坚持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的总体方向不会改变。

〈二〉朝鲜的战略

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瓦解使朝鲜失去了赖以依靠的后盾。如果说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尚为朝鲜的生存提供了一丝呼吸空间，其发展核武器计划姑且还是小心翼翼的话，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的世界格局则对朝鲜构成直接的压力，迫使朝鲜认为通过发展核武器，迅速增强自身的威慑力实行自保是维护安全的首要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朝美冲突会在冷战结束后以核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的一个原因。

固然，朝鲜希望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承认，但是历史上长期的敌对以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朝鲜一时难以找到与美国对话的合适渠道。通过激化核问题迫使美国让步，或者由此构成对地区的安全压力迫使地区各国向美施压，从而获得安全保障与经济援助，最终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是朝鲜的最终目的。

试图实现与美的直接对话一直是朝鲜追求的目标。即使是冲突爆发后举行的中美朝三方磋商，朝鲜也认为这是朝美之间的双边会谈，而不是美国所谓的多边谈判。一定程度上，六方会谈并非朝鲜最中意的外交途径，只是当时迫于现实的困境与各方压力才采取的“次优”选择。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一定程度上不仅是朝鲜向久拖不进的六方会谈表示不满的信号，也是其寻求与美直接谈判的一种方式。

在核试验之后，朝鲜加大利用核武牌的力度，充分利用了核武器的威慑效应，成功地让相关国家意识到冲突升级的危险性，并迫使美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实现了朝美双边会谈。

可以看出，朝鲜也并不认为核问题只是一场危机，否则朝鲜也不会提出包括安全保障、朝美关系正常化以及经济援助等一系列要求了。朝鲜只是借用这场核危机凸现出长达半个世纪的朝美冲突，以此彻底解决这种软性冲突长期以来对其造成的无形和有形的压力。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朝美冲突的日益严重，突显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即在朝鲜战争停火五十年之后，东北亚地区仍然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在冷战结束已逾十载之际，世界上最后一处的冷战遗迹还处于对抗中。这个地区还远未完成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朝鲜核问题的激化使地区各种潜在矛盾凸现出来，不仅牵动着东北亚安全的全局，还关系着东北亚今后长期的稳定与发展。

尽管美方一再兜售这样的观点，即“朝鲜核危机问题与其说是美国问题，倒不如说是中国的问题。无论怎样，这场危机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但是朝核问题毕竟是美朝双方的问题。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既不置身事外又不过度介入、为别有用心的国家所利用，是事关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问题。

首先，通过对朝核问题的属性分析及性质的界定，我们应明确，朝核问题是朝美之间的软性冲突。而经过对美朝当事方的战略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双方是从冲突的角度看待这次核危机的。因此笔者认为，从冲突的角度而言，忽略了朝核问题历史上的连续性就忽略了朝核问题的本质；忽略了朝核问题当事方的对立性就会影响外交应对中的自我定位；忽略了朝美矛盾的持久性就容易模糊中国的战略思考。

具体而言，第一，朝核问题线性而非非线性的属性以及朝美双方目标的对立性表明，朝核问题是朝美基于历史上的敌对而产生的软性冲突，而不仅仅是一场危机。中国不应当局限于“点”的危机管理，而应制定长期的冲突管理战略。通过逐步落实工作组机制，维护六方会谈机制的持续运作，将朝核问题稳定在外交解决的轨道上，实现朝核问题冲突管理的延续。

第二，朝美双方的对立性以及朝核问题的摇摆性决定了朝核问题的解决不会一蹴而就。六方会谈作为冲突管理的一种机制，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朝核问题不仅涉及到朝美双方的利益关切，还直接影响到未来东北亚地区的格局演变。中国要用战略的、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朝核问题，将朝核问题的解决与推动东北亚未来安全机制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维护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第三，朝核问题的性质以及美朝各自的战略还要求中国要准确定位、审慎应对朝美间冲突。美朝双方都有应对问题的长期的或即时的冲突战略，中国应当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问题。朝鲜与美国是冲突的主要当事方，也是解决冲突的关键因素，中国的角色定位就是充当“诚实的调解人”，这就要求中国要以“软性战略”来应对朝美之间的“软性冲突”：中国不仅要维持冲突管理的动力，努

力实现朝鲜方面核问题的“软着陆”，避免局势的进一步紧张；还要谨慎看待各方的战略变化，并理性评估自身实力，适时调整政策，做到灵活而有弹性。

正是鉴于以上几个原因及考量，笔者认为，中国应采取冲突管理战略应对朝美之间的核问题。

所谓冲突管理，即是对冲突进行管理的应对策略与方法。与危机管理不同的是，冲突管理是一种过程性的应对战略，即通过在对由于不相容性引发的冲突进行协调和管理，采取谈判、调停等第三方介入的手段和冲突管理的框架性机制等一系列方式和途径对冲突予以引导性管理，防止冲突演变成剧烈的暴力行动，从而缓和冲突的烈度、降低冲突的危害性。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对矛盾的不相容性进行管理来缓和冲突的爆发性，给冲突各方提供重新寻求外交解决的机会与空间，促使冲突各方互动方式由毁灭性向建设性转变，从而为冲突的最终解决奠定基础。

在具体操作上，冲突管理是管理者在一定框架内，对冲突进行分析、评估并对其管理进行可行性研究；确定管理的目标、设定计划及程序安排；调动可采用的资源对实施管理计划，并对各方进行引导和沟通；对冲突管理进程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和控制，保证操作运行与管理目标相一致。

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通过启动并主持六方会谈介入朝核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把朝核冲突纳入到冲突管理的轨道，奠定了外交解决问题的基本架构。随着朝核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中国适时地对六方会谈机制进行深化与扩展，将朝核问题的解决细化为五个工作组，利用朝核问题的契机，全面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朝核试之后，虽然“2·13起步文件”极大地缓和了一度升级的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朝鲜核试验所引发的巨大冲击，但朝鲜核试验引发的后续效应却正在慢慢扩散。朝鲜也初步关闭宁边核设施，启动了无核化的第一步。但长远来看，朝美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随着谈判程序的进行，问题的实质会越来越敏感，变量的增加也会导致问题日趋复杂化。除非其中一方做出重大政策转变，否则矛盾还有可能会再次激化。基于这种客观而务实的判断，采取冲突管理的战略，将朝核冲突维持在一个相对缓和的水平上而不至于升级甚至失控，无疑是现实情况下中国外交唯一理性的选择，因此，中国应坚持不懈地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向前发展、将朝核问题稳定在外交解决的轨道不仅对遏制冲突升级、缓和美朝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保持地区稳定，并最终为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考虑到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及长期性，中国应做好长远的战略打算。当务之急应继续对朝核冲突进行冲突管理，稳定六方会谈作为冲突管理的现实有效手段，并使之成为构筑东北亚新格局的重要内核。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相关各方的利益。

注释：

[1] 徐纬地：《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李敦球：《朝美，六方之外谈什么》，载《世界知识》2007年第4期。

[2] 参见高辉：《朝鲜核问题的症结与解决前景》，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4期。

[3] 张琏瑰：《六方会谈：新起步 新检验》，载《世界知识》2007年第5期。[4] 时永明：《朝鲜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

[5] 郑永年，《外刊论朝鲜核爆综述》，载《国际展望》，2006年11月，第8页。

[6] 崔立如：《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国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

[7] 有关朝核问题与危机管理的精彩论述可参见：林利民，《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

6.论中国对外战略与世界能源 篇六

1 中国目前的能源现状

众所周知, 目前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中国是世界能源储藏大国之一,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居世界第一、九和十六位, 但人均能源拥有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能源自给率高达94%, 超过经合组织国际70%的平均自给率, 总体能源对外依赖度仅为6%, 但石油对外依赖度却越来越高, 已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5年的40%。据估计, 到2020年将超过60%。

同时, 作为世界能源生产大国, 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23.5吨。石油可采储量约198.5亿吨, 目前仅探明69.31亿吨, 人均可采储量只有2.6吨;天然气可采储量约1.95万立方米, 人均可采储量约1500立方米;煤炭可采储量约1886亿吨, 人均可采储量约145亿吨, 按年产19亿吨煤炭计算, 也仅可开采一百年左右。但令人欣慰的是, 煤炭还有3317亿吨基础储量和6827亿吨资源量, 可以留待后人勘探开发。

中国也是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 除了煤炭自产自销外, 石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已经上升为22%-23%。从1993年开始,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目前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从生产和进口情况来看, 2004年中国生产原油1.75亿吨, 净原油进口1.17亿吨, 占世界原油贸易量的6.31%, 花掉430多亿美元;2005年生产1.82亿吨, 净进口1.815亿吨, 又花掉500多亿美元。据估计, 到2020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将会急剧增加, 届时成品油需求量约5亿吨, 石油缺口将达2.5亿吨至2.7亿吨, 能源短缺现象还将持续35年。能源生产和进口状况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至关重要。

2 建立多元的能源合作体系

为保证石油能源安全供应, 中国必须继续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战略, 确定和优化重点国家和地区, 与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南美形成能源战略关系—油气供应国 (生产国) 和油气消费国之间的互动。目前, 中国海外石油的投资项目已经遍及亚、非、南北美洲的12个国家, 经国家批准已经中标和签约的有28个勘探开发项目, 涵盖了油气勘探开发、地面建设、管道铺设、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油品销售等业务领域, 形成合力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和亚太南美三个战略区。

首先是中东和北非地区。中东是中国石油进口最主要来源地, 占石油进口总量的50%其中伊朗最多, 占18%。目前中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480亿欧元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以5.74亿美元从加拿大石油公司购得叙利亚油田37%的股权;与沙特启动了200亿元的联合储油项目等。另外, 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5%来自于非洲国家, 其中最重要的伙伴是苏丹, 占7%。中国已经拥有苏丹最大的石油公司40%股份, 取得了年产1000多万吨的石油开采权等。其次是中亚和俄罗斯。中俄在经历了一系列石油管线安 (加尔斯克) 大 (庆) 线、安纳 (霍德卡) 线的变故后, 已开始修建泰 (舍特) 纳 (霍德卡) 线, 2008年已完成一期工程, 年输油量达到8000万吨;同时, 俄增加通过铁路向中国北方地区供应石油的数量, 2005年达到750万, 2006年达到1200万吨以上;并与2006年3月21日签订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石油和电能的长期合同, 包装好以后每年向中国提供600-8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再次是亚太和南美地区。中国在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占15%。2002年, 中海油以12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尼的三大油气田, 以5.85亿美元从西班牙手中购取印尼的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资产的。在拉美, 中国以委内瑞拉为桥头堡发展石油产业, 扩大投资项目。

另外, 在中南半岛地区, 中国积极筹建中缅石油管道, 即将来自中东的石油从缅甸实兑港上岸, 通过输油管线抵达云南昆明, 要比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原油运到广东湛江减少1200公里的路程, 而且要相对方便和安全。

3 应对多方的能源安全威胁

目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 对石油的急需直接影响到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 而且涉及到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 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中国的石油进口正面临着世界其他国际力量的威胁和压力,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美国全球战略的压力。

政治上,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不稳定因素”, 制造“中国能源威胁论”, 担心中国与中东非洲国家进行“武器换石油”的交易, 打乱其全球反恐和打击“无赖国家”的战略部署;军事上, 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等地派有驻军, 直接威胁着中国主要石油进口产地和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贸易上, 美国控制着中东、非洲、拉美等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 通过跨国石油公司垄断着石油公司海外业务的拓展;加上中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中国能源安全受制于美国, 国家安全的风险性进一步增加。

第二, 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权衡。

中俄能源合作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贸合作问题, 正演变成一场政治、外交、利益和安全等错综复杂的大国外交博弈。俄罗斯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 尤其是在远东能源开发问题上, 把亚太视为战略利益区, 在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同时, 不忘诱导日本加入, 以扩大讨价还价的余地, 增加了中俄能源合作的压力。

第三, 日本能源外交的抗争。

日本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 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 从各个方面与中国展开争夺, 尤其是在能源方面, 可以说世界上凡是有能源的地方, 就有日本和中国的竞争。

第四, 马六甲海峡的风险。

中国90%以上的进口石油通过海上运输, 其中80%经过马六甲海峡, 据证实全球60%的海盗袭击都发生在这里, 仅2004年就发生了169起海盗劫船事件。可以说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困局。

4 探索全新的能源外交战略

中国对能源的消费急剧增加使得能源问题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立足国内解决能源问题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与美日俄印等大国关系, 制定新一轮外交战略,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第一, 对美外交扩大共识。

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许多互补性, 尤其是在对待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上, 双方应扩大共识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通过能源交流与合作, 可以共同应对能源供需方面的突发事件。

第二, 对日外交增加透明。

中日两国不应将政治分歧渗透到经济贸易领域, 在能源问题上坚持“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原则, 中国从而打破美日所谓“岛链”的封锁, 牢牢掌握远洋战略的出海口, 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第三, 对俄外交加强合作。

中国应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上, 加强同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建立有效地能源供需渠道, 促进政府间的政治互信, 加强军事上的合作交流。

第四, 对东南亚加强沟通。

中国应进一步发挥亚洲大国的作用, 充分调动海外华侨的爱国力量, 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交流, 积极筹建“东南亚能源共同体”, 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扩大能源合作与开发力度, 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 重新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

摘要：能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主要对象, 熟知中国目前的能源现状, 简历多元的能源合作体系, 应对多方的能源安全威胁, 探索全新的能源外交战略, 是新一轮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能源,石油,战略,安全

参考文献

[1]江红.为石油而战.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2]石东明, 张金凤.中亚石油地缘经济与中国地缘战略.学术交流, 2004 (12) .

7.中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篇七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成就卓然。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却是中国难以承受的高能耗。这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能耗较高的重化工业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源自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2003年，中国GDP达到1.4万亿美元，世界的4%，但为此消耗的各类资源经折合后约为50亿吨，其中，钢材2.7亿吨，石油2.67亿吨，煤炭16.67亿吨，水泥8.62亿吨，分别相当于2003年世界消费量的27%、7.4%、31%和40%。去年中国的GDP增长占世界3%，却消耗了占世界40%的原煤；中国的电解铝生产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20%～30%，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不少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则高居世界榜首。

高耗能发展模式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资源禀赋较差，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由于国内资源供给约束性增强，中国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03年，约有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34%的原油依靠进口解决。资本、资源匮乏，却要支撑以高投入、高消耗为支点的快速增长，这样的发展当然难以持续。去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缺电”现象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将遭遇资源瓶颈的重要信号。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消费煤炭、钢铁、铜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和电力消费国。统计显示，中国每创造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造成许多隐忧。从2003年来看，尽管增长速度达到9.1%，但由于消耗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煤电油和交通运输全面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如果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到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约60亿吨标准煤，2002年这个数字是14.8亿吨。按目前的能力，是难以保障能源供应的。矿产资源保障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中国虽然有些矿产资源储量较大，但人均矿产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58%。到2010年，中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只有11种能依靠国内保障供应；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9种；而铁矿石、氧化铝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矿产资源更将长期短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能源翻一番的条件下实现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仅从能源消费来看，如果比2000年翻一番，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就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将达到22亿吨。中国煤炭资源丰富，虽然国内资源保障不成问题，但也面临精查储量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和环境容量不足等四大压力。目前，煤炭的精查储量只有600多亿吨，要保证年产22亿吨，其精查储量至少应有1250亿吨。要新建100万吨级大型煤矿1000座，新建7条大秦线。此外，环境容量也是大问题。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的国内保障程度将大幅度降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中国进口石油大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经过马六甲海峡，面临很大的运输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增长，资源约束日渐明显，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尽管中国是世界石油生产大国之一，但石油消耗增长过快，产量远远赶不上用量。现在中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原油数千万吨以上，今后依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石油是一种为国际大资本操纵的具有高度投机性、垄断性的特殊商品，其价格若出现剧烈波动，将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能源产品提出了不断增长的需求，石油化工产品首当其冲。目前，美国、日本、中国GDP规模大致为8万亿美元、4万亿美元和1万亿美元，而原油消费分别为4.8亿吨、2.4亿吨和2.4亿吨，中国产值能耗相对较高。据有关部门披露的数据，2003年，中国乙烯需求量1500万吨，而国内产量只有611万吨；合成树脂进口1907.3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55.9%；合成橡胶进口100.6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45.7%。高消耗带来了产品和原材料的短缺和高价格，而高价格更加剧了各种资源的紧缺，进而引发市场供求的失衡。

特别是作为石油化工最重要资源的石油，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需求呈强劲增长态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自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的10年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6.66％；而同期中国石油的产量年均增速仅为1.75％。国内有关部门预计，到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约为3亿吨，石油消耗与生产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20年，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存度将达到50%左右。巨大的需求缺口，必须通过海外供给获得。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源稀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国家间将围绕资源问题展开激烈的竞争。

石油产品的紧迫形势只是国家整个能源高耗与能源紧张状况的一个缩影。石化行业所依赖的重要资源之一的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所有的信息都说明：中国的能源高消耗正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力”问题迅速凸显，资源短缺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石油化工业的发展。

实施国家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2004年8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学习讲座并发表讲话，强调油气资源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把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证油气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和有效利用，为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保障。

温家宝指出，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石油天然气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与能源、国内与国外、开发与节约、消费与储备、当前与长远等方面的关系。一是坚持立足国内，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立经济、稳定的油气供应渠道和石油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既要加强石油勘探开发，搞好储量和产量接替，更要注重节约使用油气资源，发展替代能源。三是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大力提高油气资源开发、加工和利用效率。

温家宝强调，要正确制定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努力增加国内石油天然气的供给能力；大力开展石油天然气节约和合理使用；继续发展国际石油贸易和合作开发；加快发展石化工业，有效利用油气资源；逐步建立石油储备制度和风险规避体系；完善石油天然气开发、节约和有效利用的保障措施。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油价的走势，认真研究对策。当前特别是要切实抓好石油天然气的节约和合理使用。要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广泛运用技术手段和加强科学管理，努力降低油气消耗，提高利用效率。各行各业都要制定节约使用油气的具体目标和措施。生产、建设和消费等领域都要挖掘节能潜力，全面厉行节约。真正把开发特别是节约能源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建立有利于节约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经济体系，发展节能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全面建设中国石油安全战略体系

所谓石油安全，就是在数量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油供应保障能力。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石油安全已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课题。面对国际石油市场变幻莫测的形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探讨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未来将会呈现如下若干基本走向：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

控制石油消费量增加的主要途径就是走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节约用油作为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节约型的石油消费模式。为此，必须积极加快技术进步，节油降耗；改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压缩高耗油产业，淘汰高耗能设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和消费者使用其他清洁能源。同时，面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需要高度重视完善石油安全管理体系，有必要建立一个协调能源政策、主管能源的机构，也迫切需要出台一些协调一致的针对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鼓励节油，抑制无效、低效的石油消费。这方面，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中国应力争早日推出一部完善的、缜密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石油法》，以克服石油工业监管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实现依法监管石油工业。

积极开发替代能源

石油安全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国家整体能源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从整个能源战略的角度出发，统筹兼顾石油与其他能源的比例關系，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中的石油比例，大力发展天然气和其他替代能源（如核能、风能、水能等），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逐步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缓解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发替代能源，不仅可以增强中国能源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可以保证在未来的国际能源产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新的替代能源还可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能源需求，减少森林过度开采和植被破坏。

目前，中国替代能源的开发发展还是薄弱环节。中国虽是水力资源大国，但目前的开发率仅为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核能是发达国家重要的替代能源，目前仅占中国能源结构的1.2％，而日本、法国都超过了30％。因此，中国应积极发展核电能源，力争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4％。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资源基础雄厚，但因成本高、规模小、缺乏激励政策而发展滞后。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远期可以替代石化燃料，近期还可以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边远和农村地区的用能问题。

建立石油安全储备战略体系

为减少石油不安全因素造成的影响，增强抵抗可能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应对能力，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将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起步阶段宜采用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结合的方式，发挥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三方面作用，实施以国家为主、企业共同参与，以国内石油储备为主、以国外石油储备为辅的石油储备战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时间发生时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同时也能起到部分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而企业商业储备则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石油储备的平均库存，还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市场供应，稳定人心、缓和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作用，况且，企业商业储备是在自筹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能减轻国家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方面的巨额财政负担。

中国的石油安全储备总量，须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并借鉴各国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式来确定。资料显示，美国实际储备原油的能力已达7.5亿桶，可满足158天的消费。日本的石油储备相当于160天的进口量。欧盟国家则建立了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对此目标，可由小到大、分阶段逐步实现。

充分利用国际石油市场，组成多元化海外石油供应体系

中国原油进口大部分来自中东和非洲。预计未来几年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然而，中东和非洲地区正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主要地区，武装冲突连绵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如此等等，不能不对石油市场产生严重影响。目前中国进口的原油大部分是通过海上运输，海运量占进口量的98%左右。中国必须寻找和形成多元的石油供应市场，把从其他产油国进口能源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应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利用中国的技术、资金到非洲、南美等国家去开发石油，赚取外汇，然而拿这些外汇去购买运输风险比较小的产地的石油。目前，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利用，除由政府指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现货及期货交易外，也应在勘探、开采等领域与外方加强合作。